附一：汪晖序
附二：高默波：文革十年是黄金十年
这本1999年出版的英文《高家村》终于在十四年后有中文版了。
感谢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承担出版本书中文版的项目，因为内地和台湾的出版社都拒绝了。
根据我模糊的回忆，那个台湾出版社拒绝的理由是，一个小小村庄的个案研究对整个中国的理解意义不大。那怎么样才会意义大呢?把整个中国农村作为研究对象很难避免宏观和抽象化。很难想象出一本可以用实证材料全方位地描述或分析整个中国农村的书，因为中国太大，区域差别太繁杂。宏观和抽象的整个中国描述和分析似乎限定在某一学科范围内更可行，比如宏观经济学，或是宏观政治学。
本书试图做的是：以丰富的实证资料和跨学科的方法来全方位地描述和分析一个村庄。《高家村》既是高家村的历史，也是高家村的政治，是高家村的社会学，也是高家村的人类学，同时也是高家村的经济学。除了用跨学科的方法解剖一个村庄，为读者提供洞见，使读者有一叶知秋的理解这一特点外，这本书还用每一章围绕一个主题的方法把高家村放在中国的大背景里来描写和分析。本书的主题包括人口、土地、教育、健康、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生活水准、改革、文化和风俗的传统与变迁、高家村与外部世界等等。这样读者可以得到以点到面，从特殊到一般的理解。
内地的三联书店曾考虑出中文简体版，结果放弃了。估计是因为其中有一章是专门讲文化大革命的。网上有传闻并登载高默波为《高家村》中文版写的序，说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那所谓《高家村》中文版的序言实际上是我2001年为《读书》杂志写的小文，被人误传了。《读书》那篇介绍《高家村》的文章一出来就引起了《南方周末》的注意，并发出一个版面的文章，登了几个公知的批评。我猜测，他们几个人那时候没有一个看过原著。公平地说，他们不需要看原著就有理由和原因批判《高家村》，因为从《读书》的那篇文章里就可以看出，本书不是为批判而批判毛泽东时代的集体制而写的。更使他们不能接受的是，本书没有采取否定的态度去讨论文化大革命中的农村教育和卫生健康情况。
大陆官方自从毛泽东去世后一直全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在这个官方定调的话语框框里，我们不少的政治和知识精英把1966到1976这段时间定义为“十年浩劫”。按照官方定的话语来构建历史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发明。但是我们不允许不同意见人说话的态度很彻底。说是“不争论”，实际上是不让不同意见的人争论。我们这些写官方历史的政治和知识精英认为，他们把握着真理的钥匙;他们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只有他们的经历才是历史的实质和原形;只有他们的意见才是历史最正确的解释。而且他们还毫不迟疑地宣称，他们说的故事代表中国，是全中国人民的故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躬身自省，使自己明白：相对于大多数的中国工人和农村人来说，我们确实有写历史的特权和资源;但这不等于历史仅仅就是我们写的那样或这样。
中国寻求“真理”的“先知”们，包括共产党人，从五四运动以来总体上是强调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传统;后毛泽东时代的一些“后知”们因为掌握“真理”而否定毛泽东，且进一步批判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这种为中国现代化而作的知识努力当然是有其原因和道理的。但是如果这么一刀切地否定过去，中国人还剩下什么呢?
有国人抱怨说，中国在世界上到处受抨击，天天在挨骂。中国在世界上没有话语权。中国没有个说法。明显的是，在既否定自己的过去传统又否定自己的现代实践、抱着怨天尤人的文化和价值虚无主义态度的土壤里，是很难发展自己的话语的。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者，我们的研究目的不应该是媚权媚党，不管是过去的还是当下的权威和党派;但也不必因此就为反对而反对做研究。不管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如何，他或是她很难反驳的是，中国革命是几代人奋斗而选择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过许多错误和悲剧，甚至有过后看来是犯罪的行为。但同时也有宝贵的奉献，积极的建造和由此带来的人类条件的改善。人均寿命大幅度上升，教育和健康水平的全面改善，妇女地位的急剧提高就是例子。这是中国人为现代化而努力的结果。这些努力和成果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一点也不逊色。怎么能就因为一时达不到历史上西方殖民国家在现时的人权和物质生活标准就全盘否定自己几代人的努力呢?
《高家村》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写的：不为反对而反对，也不为辩护而辩护。不为哪家主义做脚注，也不为哪门理论找证据;更不服从谁的政治需要。是问题就写问题，有成绩就说成绩，并尽量找出事件背后的根源。我不否认我写本书时有我的立场。没有立场和观点是不可能的。我争取做到的立场是底层的，观点是草根的。也就是说，我想站在高家村人的立场上，以高家人的观点来讲高家村的故事。我不想也没有资格做他们的代言人，但我想而且希望能做到从高家村的农村人立场和观点来看待和理解身边发生的事。我希望这么做的第一个原因是，我是在高家村出生和长大的。第二个原因是，我认为这立场和观点与城市人，与中国精英文人的观点和立场是不一样的。
《高家村》所写的时间跨度是从1949年到1996年。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出现很多新的矛盾和问题。比如，农村的教育和健康条件每况愈下，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沉重地压在农民的肩背上使他们喘不过气来。这些在《高家村》里反映出来了。但是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情况大有好转。其中最有象征意义的是取消了农业税。这可是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上的第一次。这也同时堵塞了地方政府以任何名义征税的路子。更可喜的是，对农业生产开始了有系统的补贴和资助。同时，中国政府对农村的教育、卫生和社保的改善采取了措施，进行了投资。《高家村》英文版1999年出版，所以中国农村情况后来的改善没反映出来。2007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再版简便本的时候还是保留了英文版原来的时间跨度。没能反映后来的变化是不理想的。再者，很多《高家村》的读者都想知道高家近期的情况。为此，《高家村续》正在写作之中。
最后让我借中文版出版的机会鸣谢。首先要感谢的是高家村的乡亲们。没有他们就没有这本书。他们一辈子过着沉重悲辛的生活，但是却态度坦然，乐观向上。书中提到的他们虽然大多是文盲，但他们的智力和聪明一点也不比我所认识的中国精英差。他们过去有，甚至现在还有很多我并不以为然的习惯和行为，但他们的“素质”丝毫不比我所知道的“先进”西方国家里所谓文明公民的低。我还要特别感谢我弟弟高常献，因为他实际上做了我研究高家村的助手。我也得感谢将原本英文翻成中文的章少泉教授。读者一看就会同意章教授的译文无懈可击。不但行文流畅，而且保留了原来英文的风格。我也要感谢同时兼职于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的何吉贤博士。何吉贤博士不但在2011年组织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社科院的一些年轻学者和研究生的读书班通读了《高家村》，还帮我做了中文版的译校工作。刚刚在阿德莱得获得博士学位并得到研究生院院长优秀论文奖的谢葆辉也抽出时间为本书的最后定稿做了细致的工作。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谢茂松和林骁的敬业精神为这本书的出版出了大力。当然还有中文大学出版社的其他同仁们，在此我一一衷心感谢。最后，感谢出版社邀请的两位评审学者对本书的肯定和推荐出版。书中有根据他们宝贵意见作出的修改，但是如果书中有错的话，当然是我而不是他/她们的责任。
2013年4月24日
附一：汪晖序
大概是在2000年，我偶然地读到高默波的一篇英文论文，对至今仍然流行的关于“文革”的十种观点一一加以辨析。集中于一些根本问题和基本事实的辨析，探索被装扮成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所遮蔽的真相，却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得出了天经地义的结论。他的勇气、坦诚和明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托朋友找到他的电邮地址，冒昧地给他写信，建议他将这篇文章翻译为中文。默波很快回信，并将翻译好的论文寄给我，但当我拿到这篇文章后，才发觉在出版了各种有关“文革”的思痛录的中国，默波的思考是无处发表的。我心有不甘，转请他写一篇关于他的英文著作《高家村》的文字，他爽快地答应了。2001年初，《读书》杂志第一期发表了默波的《书写历史：〈高家村〉》一文。在此前后，《读书》杂志正在展开有关“三农”问题的讨论，默波的文章从历史叙述的脉络讲述了当代中国乡村问题的来龙去脉，引起许多读者的关注。2001年3月29日，《南方周末》以“质疑《高家村》”为题，发表了徐友渔、党国英和焦国标的三篇文章，将高默波从他的切身经验中提炼出的有关历史叙述的反思，提升为“文革究竟好不好?”的问题。这场在南方媒体产生的轩然大波，终于将远居海外的默波卷入了中国知识界和媒体的混战之中。
十多年过后，有关《高家村》的那场风波只是与此后《读书》的遭遇一起偶尔被人提起，但读者们对于《高家村》的兴趣却没有像围绕它的风波那样黯然消失。这不是偶然的。在当代中国研究中，《高家村》一书是一部独特的、对于历史叙述抱有高度自觉的著作，一部带有鲜明的论战性却以亲切的、直接的描写展开叙述的著作。默波选择了鄱阳湖畔的高家村作为历史描述的中心点，分两个时期，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到1978年的毛泽东时代和1978年至1990年代初期的改革时期，详细探讨当代中国的农村变迁。综合了人类学的“深描”、历史叙述、个人故事和宏观历史的方法，从一个村庄的历史出发，从许多不同的方面挑战了在当代中国和世界流行的关于中国的诸多主流叙述。高家村是的家乡，这为对这个村庄的奥秘进行反复的、多层次的描述提供了方便，而早年负笈海外，谙熟西方的中国研究和中国的各种主流叙述，他对这个村庄的描述也因此被置于一种特殊的辩论之中。这种辩论没有采用抽象的理论讨论的方式，而是以对具体经验的“深描”呈现的。全书共十四章，除了第一章有关中国农村研究的一般概述外和第十四章结论之外，对高家村的历史背景、水土资源和农村政治、人口和政治、农村生活状况、农村医疗卫生、农村教育、文化风俗等等给出了极为生动、具体、丰富的描述。正是在这样丰富具体的描述之上，从中国农村及其变迁的角度，对于当代中国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尤其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经济改革——的动因、过程和影响，进行了诚实的、独辟蹊径的分析和描述。概括地说，《高家村》对大跃进的描述澄清了许多流行但并不可靠的说法;在为数众多但视角单一的“文革”著作中，这是一部立足于农民命运和农村经验的作品。珍视农民的经验、感觉和判断，但也并不缺乏宏观的判断。在某种意义上，他熟悉论辩对手的套路和角度，而针对他的批判者却缺乏理解他的讨论和视野的能力和愿望。从《书写历史：〈高家村〉》一文发表，有关中国乡村转变的争论就没有停息，这部著作对于当代中国乡村两个时期的变迁的描述、比较和判断，直接地回应了有关乡村改革的主导论述，至今仍然能够提供有益的启发。无论是读默波的书，还是听他谈话，那种对于历史和历史叙述的敏感，最让人印象深刻——默波无疑致力于提供一种立足于经验和思索的“人民的历史”，但也因此，他对于各种以客观性、反意识形态相标榜的叙事保持着难得的、始终一贯的警觉。
总之，这是一部文字流畅、生动、亲切而不失学术严格性和客观性的著作，一部提供了理解共和国历史的独特视角和洞见的不可多得的著作。
2013年4月20日于清华大学10公寓
附二：高默波：文革十年是黄金十年
2005-06-20 高默波
书写历史：《高家村》序
鲁迅说过，地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其实，历史何尝不是如此。历史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有人写了，读的人多了就成了历史。世界上没有先天的、自然的、超越视觉角度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这样说就涉及到历史学中的两个理论问题。一个理论问题是，一些简单的所谓事实并不构成历史。比如说谁什么时候死了或地震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了，这样的事实孤立地看并没有什么意义。流水账记录不是历史，历史是一种知识。另一个理论问题是，不同的人写不同的历史。历史是由胜利者写成的是人所共知的，但真正理会这一点的人并不一定多。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以及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的说法都与不同的人写不同的历史的理论有关。
让我先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个理论问题。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去世，唐山大地震发生于1976年7月8日。但是，对这两个简单的“事实”也是有争辩的。台湾当局会说事件发生在民国八十七年;按照中国的阴历这两件事是发生在龙年……按照藏历是……等等。但这仅仅是史学方法问题的开始。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以上提到的两个日子本身孤立起来只是数字。这两个日子本身也可能提供一些信息，比如地震提供人命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信息，重要人物毛泽东的死亡将导致中国政局不可预料的变化的信息。但是，即使是这样简单的信息也需要进一步的阐述或接受数字的人已经有足够的知识。比如对后一种信息来说，至少要对毛泽东有一定的了解。对毛泽东一点儿不了解的人是感受不到毛泽东的离世影响中国政局这一信息的。所以简单的事实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有当有人把毛泽东去世与唐山地震这两个日期连在一起并用一种理论来讨论的时候，这两个日子才有意义。比如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民间有人说，怪不得唐山地震那么厉害，它预兆了毛泽东的死亡。解释这两个事件的内在联系的理论就是中国传统的天命论。这样一解释就成了知识，我们也就为这两个事件写了历史。中国历史书上有很多这样的写法。
《高家村》
拙著《高家村》也是一种历史。我也在制造知识。本人不是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在写《高家村》的时候用了超学科或是多学科的方法，既有人类学的方法，也运用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和理论。算是为平民写历史。本书先简略地介绍了西方英语著作中研究中国农村的一些主要论著，然后介绍了高家村的地理环境和时代背景。从内容上来看《高家村》是讨论高家村从1949年到90年代中期的变迁，本书的主要内容都是根据主题而写的，每个主题自成一章。这些主题包括：土地、水域与地方政治，人口与政治，生活水平，农村卫生，农村教育，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移民打工，风俗习惯的变化和延续，高家村与外部世界。
《高家村》的写作有助于说明第二个理论问题，即不同的人写不同的历史的问题。因为我是在农村出生长大的，也因为我的父母一辈子是贫困农民，我写《高家村》的时候是站在贫困农民的立场上来写的。这就不同于地主和富农出身的人所写的历史，也不同于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人的立场和观点。同样的道理，这也不同于过去的或现在的，受过打击的或没受过打击的中国共产党当权派的立场和观点。
自从80年代以来，国内外许多中外文写成有关那段历史的传记、自传和回忆录陆续出版。国内出版的太多，所以这里只举几个国外的例子。有从知识分子立场和观点出发的《失去的一代》;有从农村地主的立场和观点出发的《阁楼》;有从受过打击的当权派立场和观点出发的，发行量多达五百万的《鸿》。如果说，这些著作都反映了当代中国历史的话，那《高家村》的历史与这些人写的历史是不同的。再以《高家村》为例。
当代中国农村和农民
首先从农村居民生活水平说起。从物质上看，高家村人的生活水平在80年代以前确实很低。在最困难的时候比如1960年高家村人的生活比1949年以前任何人们可记得的年代还差。我自己在高家村住了23年，一直买不起做梦也想买的一双雨靴和一个手电筒。但我一脱离农村户口时就可以买得起了，而那时我已经不需要这两样东西了。80年代以后，我的乡亲的生活水平确实有很大的提高。现在高家村人不但穿雨鞋，还穿皮鞋。年轻人穿西装，扎领带，戴墨镜。自行车、手表和电视机也不稀罕。那么我们应怎么解释这种对比呢?也就是说我们怎么写这一段历史呢?
最流行的解释就是，农民生活水平在80年代以前低是人民公社制度的必然结果。因为大锅饭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这实际上是说农民偷懒的学术词。这种解释很逻辑地下结论说，80年代以后生活水平提高了是因为改革开放分田到户解放了生产力。著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就是这么说的。这种解释的理论基础就是经济理性主义。这种解释是多么方便和轻松啊。
问题就在于太方便太轻松了。我的解释与这不同。人民公社制度挫伤了高家村人的积极性了吗?经济理性主义的一个假设是，只有产权分明才能带动生产投人的积极性。即使我们同意这假设，什么是产权分明的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根据我对高家村的观察和研究，对一个只有十几户的生产队里的农民来说，他们对生产队的拥有权意识是很明确的。生产队里有一整套的评工记值和质量监督措施。在熟悉了这一套机制且能预料自己行为后果以后，高家村的人干活是努力的。有没有平均主义?每个人都是评工记分、评投入(包括能力和努力的程度)记值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没有平均主义的。只有从生产队每个成员都必须分到同样的基本粮食(叫作口粮)这一点上来说平均主义是存在的。
那么投入多与投入少的生产队员之间的差别是怎么处理的呢?到每年年终结账的时候，投入多于所得的家庭叫长钱户，投入少于所得(比如说主要劳动力长期生病或孩子太多)的家庭叫短钱户。一般情况下是：短钱户的家庭付给长钱户一些钱或实物(比如用来过年的猪肉)，如果生产队年终有钱就分给长钱户而不给短钱户。但在不少时候，短钱户拿不出钱，而生产队也没有现金给长钱户。在这种情况下，长短户的账就都挂在那儿，这叫无法兑现。在这种情况下就似乎存在“免费午餐”的问题，但高家村的农民并不一定是这么看待挂账的。长钱户把挂账看成是投资;短钱户把这看成是借债。这个账挂在那儿，有时一挂就是几年。因为长钱户说不定明年会变成短钱户，谁能保证你家人不生病?短钱户的孩子大了就会有更多的投人。还有其他的办法处理长短钱户之间的差别。比如长钱户平时可以向生产队借些现金买东西什么的，短钱户就不能借。还有如村前的水塘里抓的鱼只分给长钱户而不给短钱户，因为鱼不是基本口粮。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没有简单的大锅饭，也没有简单的产权意识，因此也没有简单的理由说在公社制度下的农民不积极投入。那么怎么解释80年代前后生活水平的差别呢?怎么解释80年代前的定量供应和80年代以后的物质丰富呢?基于我对农民的了解，我认为农民没有偷懒，所以不认为大锅饭的理论是令人信服的解释。我立足两个问题来解释。一个是资源与人口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国际环境与中国经济发展策略问题。
先讨论第一个问题。高家村的资源除了人力以外只有土地和水域。从1949年以后，这两种资源不但无法扩大反而逐步缩小，比如生态环境的破坏使水域资源减少。可是同时人口却增长了一倍多。也就是说，仅仅保持1949年同样的生活水平，产量就要提高一倍多。高家村是这样，全中国也是这样。高家村要依靠越来越少的资源来养活本村越来越多的人。不但如此，由于中国城市人口也在成倍地迅速增长，高家村的人和全中国的农民一样还要为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提供粮食。为了做到这一点，国家强行规定，不管高家村生产多少粮食，除了每人的定量外其余全部以国家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于是，农民投入是多了，生产量也提高了，可生活水平却没有提高。
当然，我这样解释还远远不够。有人可能会提至少三个问题。第一，80年代以后每年有近亿农民出外打工，而农村生产倒比80年代以前好。这么多剩余生产力只能说明大锅饭没有发挥农民的积极性。第二，80年代以后总的来说全国农产品年产量是比80年代以前多。如果不是分田到户解放了生产力，原因是什么?第三个问题是，全中国的资源与人口的关系并没有在80年代以后变得更好，可物质丰富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个怎么解释?
我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首先，我认为80年代以前的剩余劳力并没有现在这么多。因为高峰时期出生的孩子那时还没有长大。其次，毛泽东时代的大兴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利用了大量的剩余劳力。再者，就高家村的情况来看，现在留在村里的老幼妇“残”对农作物的时间投入大大地多于同类农村居民在公社时期的投入。因为年轻力壮的人出外打工了，他们不得不日夜苦干。所以，80年代前后农村居民对农业的工时和精力投入并不如我们想像的那么简单。
谈第二个也就是农产品年产量的问题。从两个方面来说，80年代以后产量比前期多是不能同前期的发展和努力分开的。第一个方面是，前期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后期的产量提高打下了基础。第二个方面是，80年代后期产量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靠新的技术投入，即化肥和农药的投入。一直到80年代初，高家村的化肥和农药都是要靠国家计划定量供应的。而现在呢，只要有钱，要多少有多少。我们不要忘记，中国几个大型化肥工厂都是在80年代以前建立的。这说明，80年代后期沾了前期的光;同时也说明，如果公社时期有足够的化肥的话产量也会更高。
以上这一点正好与回答第三个问题有关。在中国人口与资源关系并不是更好的80年代以后却为什么物质丰富呢?这是两个时期不同的经济发展策略的结果。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国家环境和中国经济发展策略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949年，中国是个一穷二白几乎没有什么工业的国家。在朝鲜战争后的冷战世界环境里，中国不但得不到西方先进国家的援助，而且还受到各种各样的制裁和排斥。与苏联交恶以后情形更为严峻。在这种形势下，尽快地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是最容易被选择的经济策略。发展工业的资金从何而来?来源于对农民最大限度的剥夺。这剥夺是靠一整套措施来实行的：户口制度、商品的定量配给、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等。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工人的劳动力而又不需增加工人工资，国家为城市人口提供了一整套福利措施，包括廉价粮油供应、免费住房、医疗和卫生、终身职业、职工退休金及全部就业。
到8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环境的改变，更由于国内重工业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经济发展的策略很容易有新的选择。这就是大规模发展轻工业的同时吸引外国投资和技术。于是国家为发展工业而对农业的剥夺就可以减轻了。于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开始缩小，这表现在80年代初对农产品的大规模和大幅度的提价。这种经济策略的战略大调整马上带来两个明显的后果：一个是生活日用品的越来越丰富，一个是农民的收人提高。这种战略大调整的经济后果可以说与分田到户这种不伦不类的私有化没有关系。
正因为这样，农村的好景不长。1985年以后，由于其他生产资料产品价格随着上升，农产品提价的好处很快就被抵消了。加上农村基层官员对农民的剥夺和各种类型的苛捐杂税，现在在农村靠种田已经无法生活下去了。那么，高家村的人是靠什么维持着比80年代前好的物质生活水平呢?是靠出外打工的年轻人的血汗钱。在《高家村》一书有关农民外出打工的一章里，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打工农民生活是多么辛酸，他们的汇款对他们老家的经济又是何等关键。
我在对高家村的研究中还发现了一个表面看来很矛盾的现象。那就是，在当地农村物质生活水平比毛泽东时代提高很多的情况下，不论是基层官员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很怀念毛泽东。对这现象，自由主义的精英教导我们说，那是因为农村人封建愚昧。农民不知好歹，不知什么是自由，他们需要皇帝来效忠等等，等等。
其实，情况正好相反。我的研究和我的经验证明，“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多过激的愚昧的行动既不是农民发明的，农民也没有跟着去做。高家村的人没有跳“忠”字舞，也没有搞早请示晚汇报。打老师也是所谓受教育的人干的，农民是反对的。农民对村里的地主富农也是同情的。他们对阶级斗争要么是不理解，要么是消极抵触。他们对从城里下放去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非常地尊重。另一方面，在毛泽东时代他们也吃了很多苦。比如，农闲时寒冬腊月他们被动员去搞水利建设;他们的风俗习惯被称为封建迷信而受压制;他们的家族宗谱被烧掉;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多少，而且在大跃进时闹了饥荒。高家村虽然没有死人，但那饥荒却是史无前例的。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怀念毛泽东呢?因为他们的生活从来没有好多少。世代贫苦的生活使他们知道世界上的事情不总是那么顺利的。跟精英相反，他们不觉得他们理所当然地得过好日子，好日子是靠辛苦劳动所得的。所以他们看问题看得比较全面。毛泽东时代给很多人带来了尊严。在毛泽东时代，很多下层贫苦人社会地位提高了，妇女地位提高了，教育水平提高了，健康水平提高了，国家意识提高了，社区意识提高了(因为人民公社体制使他们知道，人们可以组织家族以外的生活)，文化意识提高了。
这一切跟精英们的历史是不同的。在精英们制造的历史中，“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可对高家村的农民来说，“文革”却是毛泽东时代的黄金时期。“文革”是教育的最好时期，因为正是在这时高家村第一次办起了一至三年级的小学。于是这个村历史上第一次全部学龄儿童人学。“文革”时也是卫生的最好时期之一，因为赤脚医生制度使农民看病方便且便宜。血吸虫病第一次有效地得到了控制，婴儿死亡率第一次大大地下降，人均寿命大幅度提高。对精英来说，“文革”使中国变成了文化沙漠。但对高家村一带的农村来说，“文革”是当地文化的史无前例的最好时期，因为农民把样板戏翻了个版，用本地的传统曲子和语言来改造样板戏，并自己登台表演。他们自编自导自演自己设计服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来丰富当地的文化生活。村民也能第一次参加有组织的体育活动。村与村的年轻人组织篮球之类的体育比赛，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在民兵训练的时候农民第一次拿到了真枪实弹。年轻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自由地、不需要介绍人地谈恋爱，因为集体生活为他们提供了在一起生活并互相了解的机会。
所以，农民对过去的怀念不是因为他们比精英们愚昧。他们的思想感情是根基于深刻的社会基础的，他们没有受到“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那样的打击和迫害，他们的思想感情当然不一样。同样，他们对80年代以后的思想感情也是根基于深刻的社会基础的。的确，80年代以后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比以前高，而且农民现在有更多的行动和宗教自由。但随之而来的也有更多的新问题。比方说，越反越厉害的官员腐败，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而制止不住的苛捐杂税，令人不安的社会治安问题。农民是这些问题的直接受害者。他们有出去打工的自由，可那是一种没选择的自由。十几岁的孩子远离家门，很多在没有安全和卫生保障的条件下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而挣得十几或二十块钱。这是什么样的自由?
在这篇文章里，我先讨论了写历史以及与之相关的两个理论问题。一个是什么是事实的问题，一个是历史由谁来写、为谁而写的问题。对第一个理论问题，我的观点是，写历史从来就不是把事实找出来然后记录下来，因为世界上没有不包含理论假设的事实。对第二个理论问题我的观点是，对同一个事件，不同的人由于出发点不同会写不同的历史。然后我介绍了拙著《高家村》。此书虽然不是正宗的历史书(就像很多目前流行的传记和回忆录不是正宗历史书一样)，也算是为中国农民写历史，算是“草根”历史的一种努力。接着，我以农民80年代前后生活水平对比为出发点，就生活水平差别的原因、人民公社体制、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产品产量等问题提出不同于主流经济学所提出的解释。我的解释是基于人口与资源的关系和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策略这两点的分析而成立的。由此我就谈到了高家村农民对毛泽东时期，对“文化大革命”不同于知识分子及政治精英的态度和思想感情。这种不同也反映在目前打工农民的遭遇上。最后我要说明的是，我所说的精英是要有界定的。对“文革”的态度和思想感情是指受过打击和迫害的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对中国农村形势的估计(包括人民公社和现在打工农民的遭遇)是指一些知识分子、政治官僚和主流派经济学家。我们必须看到，很多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包括受过打击的)也为农民说话。
本文是学者高默波2003年的新书《高家村》的序言，高默波现在是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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