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了的一年，上演了许多竭力吸引眼球的大戏。其中尤以文革作孽者几十年之后又高调所作的所谓“道歉”之风令人甚感好笑。这些所谓中共元老、开国将帅的子女们，文革时由于其特殊出身与社会地位使然，更还出于借所谓“造反”从而以保全其家庭利益与属于一个社会特殊群体利益必要的使然，从蓄意将水搅浑的别有用心企图出发，对那场遍及全国的政治运动作了竭尽所能、不遗余力之误导。也从而造成一个特定社会的抹不去之疮疤。而今次他们又摇身一变，成为一些所谓文革运动的反省者与悔悟者，仍借助其“红二代”的特殊标示招摇过市，喧嚣于世，借以对几十年之前那次运动中所作罪恶仅以所谓口头道歉之高调喧嚣与卑劣演艺，在一博眼球效应的同时企图再次捍卫与固守一个特殊阶层的既得利益。
道歉了，就能抹平遭受伤害者遗属的心理之永久伤痕吗？就能以此告慰遇害者的在天之灵吗？仅仅一次极其廉价的口头道歉，再借以极力绕过真相对导致其作出疯狂悖行之初衷而闭口不谈的所谓反省与悔悟，就能让文革的受伤害者以及遗属从心里真正原谅你们？
收起你们那一套卑伪、拙劣的把戏吧！明眼人一眼即可看穿所谓道歉背后的真正用意。几十年了，你们享受了父辈的政治遗产，利用父辈的社会资源，在一个特别是社会里，或是抢先进入了所谓的“先富”群体，或是抛弃中国标识假道西去，但无论怎样都掩饰不住你们这一特殊群体昔日所作罪恶，今日又避免了所谓法律之究而依旧过着普通人们根本无法及其的那样一种优越生活。昔日文革之时，你们因了特殊身份居高临下左右了一次运动的大方向，而今依旧利用这一不变身份标志，又以所谓道歉再次风靡于世，仍旧还想永久地固守一种利益所得。此非但是对当世之众的极其蔑视，更还是对昔日被你们所伤害者以及饱受痛苦煎熬的家属、遗属们那样一种更深的无视与蔑视。
而通过此前一段时间的无尽喧嚣与演艺，非但饱受社会质疑与批驳，更还连道歉针对对象都作出拒绝接受的决绝之话，所谓文革“道歉者”的内裤已被扒下了。可笑不？愚蠢不？一件事情，本来费尽心力，作尽文章，不料反倒是弄巧成拙，为什么？
2014年02月01日 “凤凰网”：
“文革受难女校长卞仲耘丈夫拒绝接受宋彬彬道歉”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wenge/content-3/detail_2014_02/01/33522519_0.shtml
“已故中共元老宋任穷之女、文革时全国闻名的红卫兵宋彬彬(即宋要武)，上月曾就文革期间批斗老师行为，向母校老师和校领导致歉，惟当年被批斗致死的校长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近日发声明痛斥道歉虚伪，拒绝接受。”
“现年九十三岁的王晶垚周一发表声明，指摘宋彬彬等人掩饰当年恶行，强调在妻子卞仲耘死亡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他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还有比此更为尴尬之事吗？当年别有用心的作恶者，在时过几十年后名利双收、衣锦还乡之时，也许不否认是有可怜的一丝天良发现，但更多成份还是为持续稳固一个社会既得利益阶层利益的用心促使下，煞有介事般作出对文革的所谓道歉之举，但孰料他们针对的具体对象明确表态拒绝接受。是否该问这是为什么？
真相！真相比什么都重要！真相远比一些口水性质的道歉更为重要！即如该文所提及的：
“1966年8月18日之后，北京市又有1772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
“卞仲耘同志遇难已经48年。但是，‘八五事件’的策划者和杀人凶手至今逍遥法外；‘八五事件’真相仍然被蓄意掩盖着。”
而卞仲耘老师的丈夫态度鲜明表示：“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
“一九六六年八月，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校长的卞仲耘，遭红卫兵批斗及毒打后死亡，宋彬彬当时是该校红衞兵组织主要负责人之一……”除过宋彬彬，还有那些隐藏不住的当年的纵恶者，他们今天仍在自由自在、悠哉乐哉的生活。除过其中真正的反悔者会有良心的谴责，他们都统统逃脱了所谓法律的惩处。不是全面否定文革之后有了清理“三种人”的社会清洗运动？但为什么惟独他们能得以漏网？
一个特定社会的诡异由此可见。
无论是怎样的高调道歉，还有此前的所谓促使反思，再是针对“余孽”入罪的顾左右而言它，都清晰无比反映一个问题，有人、有势力是如此惧怕文革，又是想方设法一再揭文革之疮而企图再次妖魔化文革，从而以使得将文革这样的社会运动彻底置于万劫不能复生之地步。又是为什么？
如同每一次大的、遍及全社会的一次运动，它的发起一定有着既定的社会目的。即使我们不否认，由于误导、由于少数人蓄意使坏捣乱，文革出现了许多负面社会效应，也伤及本不该伤害的一些无辜人们。但任何一件事，能得到全社会的广泛响应，能得到执政集团的首肯，它一定有着值得肯定的客观因素。如果采用唯物辩证观点来看，文革虽有着不能掩饰的巨大负面创痛，但同时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果依照后来“浩劫”论观点释义，文革是完全乱了社会秩序，乱了自己队伍，导致内斗不断，老干部全面被冲击，社会几乎到了濒临崩溃的最边缘等等那样多的负面之因，那么，能否解释通文革发起初衷是什么？我们知道毛泽东同志是文革运动的首倡者，而他更还是当时社会的最高领导人，难道说毛泽东同志蓄意要将他领导的一个社会全面搞乱？让一个社会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最边缘？从而人人自危、民不聊生、官不聊生，再从而收获社会全面的，自上而下的反对面？有这样的国家领导吗？
难道毛泽东同志带领全党同志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牺牲而建国的目的一旦实现，再接着就是又以自身发起的一次社会运动的冲击而再将亲手建立的一个政权完全颠覆？将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搞得民不聊生？再从而收获昔日并肩作战、共同奋斗过的战友们集体反对？而自己成为众矢之的？
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普通人都不会从事的事，难道伟大如毛泽东同志对此却不能避免？我们讲，自毛泽东同志诞生以来，举整个中国国家，直至现在，也许还有可以预料的未来，可有比毛泽东同志更为优秀的人？可有比毛泽东同志更能体恤民意的最高统治者？可有如他那样最能娴熟驾驭政治的一代政治大家？如果客观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又怎样解释毛泽东同志毅然发起的文革大运动？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以来，广泛影响与作用于中国国家以及人民的重大事件有三：革命，文革，改革。革命称得上是最深刻影响与改变一个国家政治面貌的最为深刻事件。正是由于上世纪那场影响深远的革命，中共才得以走上新中国政治舞台。而众多革命参与者与各级领导者，也才得以改变其人生轨迹。从此点意义而论，从一个貌似继承性政权的延续而言，对革命持否定论调者不多；而于文革则不然。正是由于文革，虽则是短短十年的文革，但无可否认是深刻改变了许多人们的人生轨迹，许多在文革中受迫害者，还有许多文革的获利者，在当下都不约而同对文革持否定态度。我们讲，无论怎样的反思，怎样的高调道歉风波，都还是出于再否定目的而作的。我们还应明白，文革发起的初衷是为揭批当时体制内客观存在的修正主义与走资派势力。从今天的现实看，无论打着怎样的虚伪旗幡，已无法否定私有制在中国得以全面回潮，那么，文革发起的必要性是否具备？而再竭力否定文革又为了怎样一种目的还不明显吗？
单纯的借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刻意导演的个例血腥事件来开始反思文革，以所谓道歉来企图为一种利益的捍卫再做文章，如果不是有意之为，也一定程度而言起了巨大的反作用。必将为一些阴谋势力彻底否定中共领导，以便在中国策划改旗易帜做了马前卒之用。
卞仲耘，1941年即加入中共组织。1945年，她和丈夫王晶尧一起去了共产党的解放区。建国后，1949年，卞仲耘调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工作，历任学校教导员，副教导主任、主任，校中共党总支副书记、书记，副校长。由于当时该校没有校长，在文革开始时，卞仲耘实际上就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最高负责人。以卞仲耘老师之经历，她解放前就参加了共产党，建国后从事教育工作直至被害。如前所述，文革运动的初衷是为斗党内、体制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势力。那么，再以此衡量， 卞仲耘老师是否属于当时的揭批对象？即便是她有走资的心思，以她的副校长资历，又能产生多大影响力？而为什么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组织要将斗争矛头对准卞仲耘？难道说毛泽东同志发动文革的宗旨乃是要先从肉体上消灭学校老师？难道是打死了卞仲耘老师就能终止社会上的走资之风？而如果不是，又为什么会有卞仲耘之死的惨案发生？时隔几十年的今天，难道不触及事件真相，单就致死一事作出廉价的道歉，就能抚平死难者家属的心理创伤？就能再杜绝此类惨案再发生？
从死者丈夫的拒绝接受道歉可以得知，宋彬彬等高调道歉并不能也没有抚平死难者家属的心理创伤，也不能获取他们的谅解。那么，想以此再来企图杜绝此类事件重演，依然难以做到的。
革命是用暴力手段推翻一个奉行剥削、压迫制度的腐朽政权，而通过革命过程，许多昔日的被欺压被剥削者也从而走上一个新政权的政治舞台。他们本人以及家人的命运被天翻地覆改变。文革正是从力避社会再重新恢复欺压与剥削制度的意义出发，而当时社会的一些既得利益者以及他们的子女家人，为维护其被本身所拥有利益，尽其所能、手法使尽也要对文革名曰拥护实则诱导、误导，再是颠覆，以便维护其自身既得利益。革命的初衷意义是消灭剥削压迫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人民当家做主地位的全新社会环境。文革便是对这一制度的最大维护与捍卫。而私有化改革，无论被“特别是”御用文人与精英作以怎样的言辞掩饰与美化，其实都无法否定是，国民党搞私有化不行，我们必须推翻重来。而再由一些身披共产党外衣的进行私有化，就是改革的现实。所以，对革命不能作以否定的意义在于权力的承继，而对文革不遗余力要全面否定的意义在于依旧保持与维护一个特定阶层的现实利益。
譬如再结合道歉者宋彬彬的自身条件来谈，她后来选择居住美国，并在美国政府体制内任职。是否说明革命的终极意义就在于甩掉自身的中国标识，用其自身所具备的优势资源来到国外享受更好的生活条件？革命者的目的是消灭剥削与压迫制度，但革命者子女却纷纷抛弃意识形态之争，为了自身享受而为资本主义国家服务，这是多么绝妙的讽刺？但若宋彬彬之父没有当初的革命之举，没有后来的体制高位，即使新中国成立了，宋彬彬还能有后来的一切？她的人生轨迹是否依旧？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岂不说明她以用自身行动彻底否定了中国革命的意义？无论是国家出钱培养还是后来在国外从业，都说明只要是能追求生活的最大化优越，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怎样的社会制度，只要能让自己过得好些，就一切都可以置之不论？而再以此论定，是否当初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推翻一些社会上层，以便自己进入上层中去？至于什么信仰、共产主义理想，都不过是为了裹挟更多社会大众参加革命，以便尽快达到自己目的而进行的最大忽悠？
高调进行过的宋彬彬道歉，还有此前的陈小三道歉，是否都将落入这样一个被蓄意设置的政治陷阱？
先是对文革期间致死命案进行道歉。接下来又将发展导致怎样？倘使依照阴谋论者观点，会否由文革之惨案道歉衍变为继而再对革命进行否定？与文革想比，革命所导致的社会伤害才更为剧烈。文革之时被伤害者应该道歉，那么，同样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对由于革命而伤害的那些个体生命又该怎样道歉？难道他们的死就没有了道歉的意义？而以此论定，是否连上世纪那场革命也要被否定？那么，GCD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
话已至此，无论是陈小三还是宋彬彬们，他们道歉的初衷且先不论，而由此又将导致怎样的社会恶果难道就可以忽视吗？
所以要说，对文革要进行真正反思，要对受难者作出道歉，还是必须还原文革真相，决不能将错就错，只以个例悲剧事件来作幌子，企图达到一种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借此再来维护一种不能明言的既得利益，那样，将不具任何积极意义！非但如此，还将把本已浑浊不堪的一池水搅得更浑，以便别有用心者以此来作更阴险的文章。
卞仲耘老师的丈夫拒绝接受宋彬彬们如同演戏的所谓道歉，已将那些虚伪的文革“道歉者”的内裤无情扒下。我们是不得而知道歉之风是出于宋彬彬、陈小三等的本意还是背后另有始作俑者，但无论怎样讲，倘若一个继承性质的政权，对此置若罔闻，或再是利用此以证明自己比前朝更为正确与高明，利令智昏、浑浑噩噩之下，其实无异于为自己挖坑。最终再必将自己彻底埋葬！
……
为什么那些文革期间的暴力始作俑者没有被追究？
是否因为他们“八旗子弟”的特殊身份？几十年后的“特别是”今天，我们依然还能看到他们逍遥境外或特色商场与官场。那些所谓的文革期间“三种人”都基本被无情作政治清洗，然而，面对当年的血腥秋后算账，“八旗子弟”却能得以被幸免。于是，我们不由想起了《西游记》的故事。没有身份背景的妖魔鬼怪无一例外被以“擒妖斩魔”名义灭掉，但深具背景势力的妖魔鬼怪，无论是谁，无论曾做过怎样的罪恶，却都能完全被幸免。
呵呵。江湖，风云难测的险恶江湖，无比诡异的一个社会……而今又拿文革说事，高调导演一幕幕道歉风波，其实内心所指是什么？你我都明晰的。此处无声胜有声，且待于无声处闻惊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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