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文革”屡屡被“特别是”恶意中枪
——评:“ ‘文革’不幸又中枪:学者称反思文革有助于防止出薄熙来似人物”
“文革”过去三十多年了,仅仅是持续了十年时间,并还被当时社会一些别有用心的权柄操持者作恶意误导,被“特别是”以后的权力当局作彻底否定,被某些人出于一己私欲而主观臆断为所谓“浩劫”,被无耻文人与所谓主流煤舆定向轰炸、不遗余力作持续妖魔化长达三十多年的一次遍及全社会的大运动,文革仿佛挖了谁的祖坟似的,总会让一些人耿耿于怀、铭记于心。
对于后来“特别是”习称“浩劫”的文革,都已如此被翻翻拣拣污蔑、谩骂、诅咒于置之死地了有人心里感觉还不会后快;都已被反复声讨、被一再重复妖魔化了有些人心里还犹有后怕之感;还害怕“文革”或与其相似的社会化大运动再次复来,所以,才不惜总是以别有用心的枪口瞄准了被歪曲其意的“文革”运动,依仗强势于一时的后台背景势力,以信口开河、受鼎盛私欲左右而无妄作别有用心歪曲与不遗余力妖魔化言论为险恶子弹,肆意扣动丝毫不受限制与约束的扳机,对几十年前的那次社会化大运动屡屡疯狂枪击……更借此以捍卫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更以此来打击、压制、抹杀一个特定社会的意识与思想觉醒之火。
所以,总有一些无聊、无耻、无良的丧却良知之辈抑或是狗屁不通、人云亦云,唯威权为是的利欲熏心之辈,总是不忘时不时地要拿“文革”作文章,借以声讨与再批讨“文革”从而来达到一种既定目的;也以此来竭力维护一个特定社会的那样一种貌似稳定的所谓不变势态;更还一石双鸟借此做政治“站队”向威权献媚、摇尾乞怜,还借此打击社会弱势群体的意识复苏。
即如该文开篇所说:【《新京报》1月25日发表专访美国教授徐贲文章,称“对‘文革’做深入的反思,不仅有助于防止出现像薄熙来这样的人物,而且也有助于警惕‘文革’幽灵死而不僵,一有风吹草动,便借尸还魂。”2013年,“文革道歉”层出不穷,2014年刚一开始,“文革”又中枪了。为何“文革”会成为主流媒体和精英们的众矢之的,为何“文革”频频中枪?引人思考。】
……
我们明白,所谓“文革”之所以屡屡中枪的深层之因,就正在于“文革”是取缔与打击少部分人因无尽贪婪之心所致的利用职权所能而多贪多吃多占之歪风邪气,而“文革”旗帜鲜明维护的就正是占社会最多数底层人民的利益。也正因了这个根本所在,“文革”在一开始就受到别有用心者的误导,而正是由于上述别有用心误导,才导致“文革”出现局部变乱,出现一些本可避免的负面因素,也由发起之初的“文斗”演变为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武斗”,也才由发动人民斗体制内当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走资派”势力被翻云覆雨误导为社会底层间互斗。从而才出现了一些惨绝人寰的人间惨案发生。谈及“文革”,反思“文革”,上述之因都是绕不过的必谈之处。但“特别是”以来的声讨与所谓反思“文革”者,却不约而同的、彼此心照不宣刻意绕过这些导致“文革”作偏航发展的深层之因,只用“特别是”以来所谓主流煤舆蓄意蛊惑、喧嚣的“文革”真相,只以极少数个例事件为所谓反思依据,其深处用心还是将错就错,借以所谓个例“浩劫”来彻底否定“文革”。企图竭力维护一种依靠高压态势与军力维稳而勉强促成的一种貌似河蟹社会态势,企图不变固化一种社会分配格局,企图永远压制社会底层的思想之火萌发。
中国还有句古话,叫贼不打三年自招。但有时候连三年也用不了的。即如上述那段话里,称对“文革”做深入的反思,不仅有助于防止出现像薄熙来这样的人物,而且也有助于警惕“文革”幽灵死而不僵,一有风吹草动,便借尸还魂。且不谈什么“文革”幽灵死而不僵令有些人深感忧心恐惧,只看这句话前面关于薄熙来的类比,我们就应明白原来薄熙来之所谓贪腐并非导致其步入秦城之因,而薄熙来之任上的一些做法让有些人不免联想起“文革”了,他更伤及或威胁到某些既得利益者的切身利益,所以,名曰贪腐,实为“余孽”入罪才是薄案被铸成的根本之因。
“新京报”的受访者徐贲,据该文透露,其曾读于复旦大学,乃是马萨诸塞大学文学博士,曾任教于苏州大学外文系,现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新京报”在此采访的又是一个神马东东?一大串颇为绕口的地名与学院名称表明其虽是土生的华人,但已与时俱进出去用身体与外作接鬼了。但身在外域心里尚惦念国内,仍不忘攻击“文革”以表明其政治立场。据其自表的个人著作如《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等等,恕笔者孤陋寡闻,非但不曾读过,甚至于还是第一次听说。但遑论其怎样的高谈阔论作“信仰”、“政治”还有“良心”等等话题,单以其生于中国,受教于中国(曾读于复旦大学),却飘洋过海服务于美国(现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我们就能明白他的所谓“良心”还能幸存几何。他选择了美国居住与工作,其首要条件与美国为其提供优厚报酬大约不无关系。如此趋炎附势之徒,还大言不惭奢谈什么良心?试问,中国人的良心他又还有多少?
看一个国家是否兴盛,看一个政权是否有凝聚力,看一个社会是否孕育了无穷希望,从一些不起眼的事件即可得出结论。建国初期,新中国百业凋零,百废待兴,一个饱经战乱、战争伤痕累累的苦难民族,一个被后来精英们极力诟病为没有经过选举而来的所谓不合法政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却呈现出欣欣向荣、万物复苏的喜人景象。那时候,许多在海外就学、工作的知识分子,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毅然抛弃了国外优厚的经济报酬,并冲破境外阴谋势力与国民党的人为设阻,历尽艰难都要回到祖国建设新中国。那时候,是为“特别是”精英极力污蔑与妖魔化的所谓“专制”“落后”甚至于“濒临崩溃”局面的一个社会,但为什么那样的社会却能有那样大的吸引力?而“特别是”据自称是进步、发展甚而还是更民主与人性化,但为什么大量的人才都作外流?学业有成的出去,“先富”了的出去,高位特权者自己不便于却让亲属子女都出去,倘以表象化眼光看,一个社会的所谓精英群体都争先恐后出去了,非但人走,连财富、知识一起带走。那么。留下的又是什么?一个怎样的社会环境?一个怎样矛盾此起彼伏、四处萌发的社会?
还好意思谈“文革”?还好意思不加任何限制地听任控诉与妖魔化“文革”?
一句话:“文革”不利于持权掠夺。“文革”不利于高高骑在人民头上肆意挥舞皮鞭。一旦“文革”再来,他们又焉能再持续今日人上人的骄奢淫逸生活?
当然。“文革”之运动,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观察,是存在许多值得改进与能够避免的负面之因。即如该文图示的标语之下的三个女青年作出那样一副姿态图,说实在的,对其我也甚感厌恶的。即使宣传画,也不至于要弄成这样的作做之态?要表达对领袖的忠心,难道就依靠如此一种矫揉之态的表达?难道毛泽东同志真的喜好这样?而以毛泽东同志当时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威望度,难道不跳“忠字舞”,不唱诵“语录歌”就有损于毛泽东同志的形象?
这样的形式主义又是谁才是始作俑者?
单论清廷退位之后的社会大事件,可谓多矣。即以所谓“浩劫”而论,无论是中华民族还是中国人民,受到的社会荼炭可谓多矣。即如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血腥杀戮,即如旧社会剥削阶级对工农阶层的残酷压榨,其导致的社会恶果远甚于“文革”多矣。但对于日本侵略者,有人都一再声言不延续仇恨;对于旧社会的剥削阶级以及维护剥削与压迫制度的国民党,都与时俱进为相逢一笑泯恩仇,有说法是“向前看”。但惟独对于“文革”,有人却总是要不时地翻拣出来,总要将这一有人别有用心误导才导致的社会之疮一再晾晒于世人面前,其最终居心又是什么?
敢公开了讲吗?
倘以“浩劫”论者观点,无非“文革”让他们受苦了,难以为人上人之生活了。我们还可以看出,对“文革”作出“浩劫”论者,其实还不是在“文革”中最惨的。最惨的只能是社会被误导的最底层,而那些曾经被批得当权“走资派”,“文革”时也不过被下放至工厂、农村,过了最普通人们常过的日子。但就此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最不能容忍的大事件,就必须置“文革”于万世不能正名的地步。我们也不否认,“文革”之武斗确实有打死人现象,但与日本侵略者、与国民党当初对革命者的手段相较,究竟哪一个更为惨绝人寰?而为什么独独“文革”被有人紧抓不放?
以“特别是”精英对某一事的惯常表述之法,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可以视为“缴学费”,而解决之道就是于持续深化的改革中作解决;但为什么对于“文革”中出现的问题,不能于持续深化的“文革”中作解决?
说到底还是以“文革”划线的利益使然。有人清醒地明白,彻底否定“文革”,为“文革”压上一座无形的“五行山”,就是出于保全某个特殊阶层,特殊社会群体的政治、经济等切身利益而言。同时,也必然要持续无视、剥夺与瓜分某一社会群体利益的。
无论是此前被渲染一时的高调“道歉”风潮,还是不遗余力的声讨与控诉,都是出于此既定目的。由此看来,“要发大”了,号令做梦了,有人又习惯性意淫入梦了,但依旧有人清醒着。而清醒的最明显标志就是依然听任持续的否定“文革”大潮。再或是有意怂恿、推波助澜,以使得其以一种既定观念深入人心,从而为特定的政治目的服务。
为什么“文革”屡屡被“特别是”恶意中枪?因为有人有意无意地下发枪支,提供足量弹药。为此,不惜以“官二代”、“假洋鬼子”等等一起入围。人们呵,还做无谓看客吗?
其实我们都是戏中人!一直以来被导演,被入戏。甚至于被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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