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 记“文革”期间的几件身边事
——献给没有经历过“文革”的朋友们
杨明远
一、辩论会
文革期间有不同意见除了可以写大字报阐明自己的观点展开辩论外，对于重大事情在决策前都要开辩论会。萍乡是个小地方，文革的进程要比外地慢半拍。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见了红卫兵，煤校的师生员工才掀起上北京见毛主席的高潮。全国兴起走长征路，学习革命传统的步行串联活动时，煤校才开始议论这一问题。当时学校出现了支持和反对两种意见，因为走长征路要翻山越岭，考虑到只有16-7岁的学生, 寒冬腊月的步行串联人身是否安全等因素，学校领导犹豫不决，就决定开辩论会听听大家的意见。辩论会在学校一个能容纳400多人的小礼堂举行。会场里座无虚席，没有任何布置。主持人只简单讲一下：“现在外地已开始步行串联重走长征路活动，我们学校要不要组织这一活动，请大家发表意见。”讲完就站到旁边作记录。然后想表态的师生，都可以自由上台发言，我也上台发表了支持的意见。辩论结果，赞成步行串联走长征路的意见占了上风，学校决定组织步行串联活动。会后，64级学生组建了“星火” 长征队，65级学生组建了“ 燎原” 长征队。“星火”队邀请我参加，我欣然接受了邀请。
二、走在“长征”路上
1966年11月12日是“星火” 长征队出征的日子。校园内举行了盛大的授旗与欢送仪式。锣鼓喧天，爆竹声阵阵，等我背着背包来到集合地点时，学生已经排好了整齐的队伍，我走到了排尾。
重走长征路第一站是安源。安源是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煤校学生入校后首先必须去参观的地方，因此，我们都很熟悉。今天重上安源是为了在毛主席来安源的像前举行一个宣誓仪式，向毛主席表达我们踏着红军足迹，排除万难，走好长征路的决心。
因为中央支持步行串联，各地都设置了红卫兵接待站。红卫兵所到之处，都有人免费安排吃饭和住宿。我们在安源煤矿吃了午饭继续前进，下一站是吉安专区莲花县，去坊楼拜访甘祖昌将军。
为了逐步适应负重行军，第一天我们走得比较慢，到下午五点了才走了不到三十里路，还在萍乡境内。
11月13日。目的地是莲花坊楼访问甘祖昌将军。我们谁也没有去过坊楼。从进入莲花县后就边走边问路，在好心人的指点下，很快就找到了通往甘祖昌将军家的指路牌，顺着指路牌顺利到达了将军家。将军家是一栋红砖瓦结构的两层楼房，他家人多，房子比周围农民的房子要高大一些。去将军家拜访的红卫兵很多，大厅里坐不下，只能分批接待。将军身体不太好，一天讲到晚根本吃不消，所以将军要向红卫兵讲的话，都录下来了，我们听到的就是由接待人员放的录音，很难见到将军本人。将军的家人也很忙，夫人在中学教书，儿子要上学，也见不到。拜访将军也就是由莲花县安排的接待员，向我们介绍一下将军及其家人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家务农，与乡亲同甘共苦的事迹，然后领着我们看看将军的住宅，听听录音。从将军家出来，下一个要去的地方就是井冈山。
11月15日，我们走到了永新高溪进入了井冈山。17日，我们来到了宁冈。18日，我们上了茅坪。19日，我们终于来到了茨坪。这几天我们参观了红军会师的地方，了解了“三湾改编”，参观了毛泽东同志住过的“八角楼” 和毛泽东同志坐过的“读书石” ，看见了朱德的“扁担”，也见识了“娃娃鱼”，品尝了接待站为我们预备的“红米饭、南瓜汤”，我们也来了一个“ 餐餐吃个精打光” 。我们登上了“黄洋界”，站在红军的炮位上，大声朗诵毛泽东的“西江月。井冈山”。“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久久的在大山中回荡。
11月22日，我们离开了茨坪向瑞金进发。我们走过了遂川、经过了万安、赣县沙地、赣州、于都，30日来到了会昌。会昌在江西省的南部，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的城市之一。位于红色首都瑞金的南面，东接福建，南通广东。1929年1月毛主席率领的工农红军在这里开辟了赣南根据地。我们先要去瑞金，选择了往北走。
12月1日，我们来到了瑞金。我们参观了中央苏维埃旧址和瑞金的红军纪念碑。走到瑞金，我们已在江西省境内走过了宜春、吉安、赣南等三个专区和井冈山管理局的十二个县、市，行程已近千里。
12月4日，我们离开了瑞金，开始正式沿着红军长征的路线前进!但是红军北上抗日，也不都是走的一条道，怎么办?我们就问接待站的同志，接待站的同志说：“红军经过的路线上，都设有接待站，你们就沿着接待站走下去，就没错。”我们每天以40-60里路的速度继续前行。
12月6日再次路过会昌。“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我们即将朝广东方向行军了，将要深入“五岭” 腹地，又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景象和感受呢。
经过安远天心、信丰。越走人烟越来越稀少，山越来越高，一路上已经见不到其他步行串联的红卫兵了。我们已经是“孤军”深入，讯息越来越闭塞，为了能及时了解国内外的大事，我要妻子买一个袖珍收音机寄到湖南宜章邮局，待我走到宜章去取。
12月11日路过大余。进入大余就开始了翻越大庾岭的行程。路越来越难走，天气也越来越不好，阴雨连绵的日子越来越多，山区人烟稀少，接待站相距较远，我们行军的速度也越来越慢，走夜路的日子也越来越多，我在大余买了一盏马灯。斗笠、背包、马灯，活脱脱的一个红军战士了。12日特意访问了大余西华山钨矿，参观了矿山，并听取了他们“抓革命、促生产”的报告。
12月13日，我们从江西进入了广东仁化，开始了翻越南岭的行程。连日阴雨绵绵、雾霭蒙蒙，看不见天空，我们走在山间小道上，一步一步的往上走，越往上，树木越来越矮，最后变成了草地，雾也越来越浓，在头顶上形成了厚厚云层，继续往上走，穿过云层，登上山顶，壮观的一幕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往下看密密的云层，缠绕在半山腰，形成一片灰白色的云海，被我们踩在脚下，就像在腾云驾雾;抬头看是一片清晰的蓝天，一望无际;环顾四周，小小的山尖就象一个个孤岛散落在云海里，又象朵朵四溅的小浪花，在云海里荡漾，美极了。攀登高山带来的疲劳，顿时一扫而光，同学们欢呼雀跃。此时，我大声朗诵起毛主席写的《十六字令》：“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接着，我组织同学们集体朗诵了毛主席写的另一首诗《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二十几个人高吭嘹亮的声音在云层上飘拂飞扬，宣告着我们的决心和信心。
休息了几分钟后，我们开始下山了。贴着地面的都是草，又湿又滑，我穿的胶鞋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行军，底都磨平了，我刚走了不到五步，咣的一声，就滑倒了，摔了个脸朝天，招来同学们一阵欢笑。这一路下山来，三十分钟内我摔了五次。
12月15日。我们来到了广东乐昌的麻坑。那天下着雨，走到山脚下时，天就快黑了。附近没有接待站，只有山顶上有一个林场，可以住宿。我鼓励同学们以红军长征精神摸黑走上山去。待我们来到林场的时候，天早已伸手不见五指，林场职工已经吃完了饭，围在一起烤火聊天。看见我们一身湿透、又冷又饿，食堂马上给我们做饭，其他人在屋子里烧了两大堆柴火供我们烤衣服。由于屋子里火很大、温度高，与室外温差大，有一位学生外出方便，一开房门，冷风一吹，就摔倒了，吓了同学们一跳。
12月16日，我们专程来到广东乐昌九峰岗向庆云公社戊青大队，向张戊青同志学习一心为革命。
12月18日，我们进入湖南来到了宜章，我取到了收音机，从此天天都可以收听新闻了解国家大事了。经过了湖南临武的汾市、嘉禾、宁远，1966年12月26日我们来到了湖南道县。这一天是毛主席的七十三岁生日，我们在住地开了一个毛主席诗词朗诵会。
12月28日，进入广西，经过灌阳文市、全州两河和石塘，1967年1月1日，我们来到了广西全州韶水迎来了新的一年。
1月4日，途经广西资源。天气越来越冷，山区更冷，大伙儿都有点坚持不住了。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能继续坚持走下去，经过商量，向当地政府求援，借棉大衣。1月4日下午与当地政府联系，1月6日上午20几件厚厚的、崭新的蓝色棉大衣，就交到了我们的手上。工作效率之高、速度之快，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有了棉大衣，我们继续前行。经过广西城步的长安，再次进入湖南来到通道。
1月21日，进入贵州黎平境内，就有人栏住我们长征队要求帮助他们夺权。这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我们只是路过的，对当地的具体情况不了解，我们也没有过多的时间来介入当地事务。我跟学生商量后决定先了解情况再说。我带着学生到少数民族头领家里了解情况。最后我们做通了他们两派之间的和好工作。这样我们在黎平呆了七天。
离开黎平，我们向凯里行进。一路上，遇到步行串联的人越来越多，三三两两的走，像我们“星火” 长征队打着红旗，排着队伍行军的，却看不到了。一打听，他们原来出来的时候，也是几十个人一队，由于意见不一致，边走边散，最后就成了三五成群各走各的了。从路上遇到的红卫兵获得了各种各样的讯息。有的说：“遵义的串联者太多了，出现流感，中央要红卫兵不要去了。”有的说：“雪山、草地太危险了，已经禁止徒步串联者进入，有解放军把守。”有的说：“中央已经下达通知，停止串联，返回原单位去闹革命。”等等。不久接到学校正式通知，要我们停止走长征路，到贵阳等学校派人来接。于是，我们联系地方政府，派出汽车，从凯里将我们送到了贵阳。在贵阳呆了一天，与学校来人一起乘火车返回萍乡，结束了这次重走长征路的步行串联活动。
毛泽东同志领导的长征，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壮举，在世界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我这位30岁的老师跟着20几个16-7岁的学生踏着红军的足迹，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途经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五省行程也有好几千里，受到了一次很好的革命传统教育，接受了一次革命的洗礼。
这一路走来，当地政府都有接待站负责接待，而且吃饭、住宿、交通、伤员的医疗等等，所有的一切都有专人负责，也都是免费的。
三、三年农村生活
1968年11月2日我收到了萍乡煤矿学校革命委员会送来的“喜报”。喜报的上端是一条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大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喜报中的内容写道：“杨明远同志：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精兵简政’‘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伟大号召，经批准光荣的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希更高的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为人民立新功。”
煤校撤销，教职员工下放，大家早有思想准备。下放地点，可以自己找地方，由学校通过市里去联系安排，也可以由萍乡市统筹安排，集中在几个公社。我自己找了一个山青水秀的山区。
下放是分批次的，我是第一批。我到源并大队报到已经是1968年12月了。大队干部在源并小学楼上安排了一间12平米左右的房子让我住下，并告之我在附近的一个生产队参加劳动，我的“五七” 战士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源并大队老百姓称其为源头，可能是因为这里是麻山河的发源处而得名的吧。“江西是个好地方”，源头也是个好地方。山好，水好，人更好。
源头四面环山。那时管理得很严，实行封山育林，社员需要木材家用，要自己写报告，经过层层审批，拿到批条，再到指定的山头、按批准的数量，实行有计划的采伐，严厉禁止乱砍滥伐，所以周围山上都是郁郁葱葱，特别是那些封山育林的坡地整整齐齐的林海，更是好看。
这里溪水湾湾，两山之间都会有一弯清水流过，清澈见底，用手捧起来就可以喝，清甜可口，比什么饮料都清醇。
这里的人都很纯朴、善良、勤劳。我参加劳动的生产队队长是位四十来岁的共产党员，更是淳厚、平易近人，事事处处都能起带头作用。我既受到了社员们的关怀和照顾，更看到和体会到社员们的艰辛。社员们早起要在自留地里管理菜蔬，白天要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傍晚有时要上山砍烧柴，晚上要开会学习。现在有些人说：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高，培养了懒汉，这样说对当时的农民是很不公平的。
源并小学面向的右边，靠着学校墙壁建了几间屋子，住着祖孙三人，是五保户。一位瘦小的奶奶，带着两个不到10岁的孙子和孙女。孙子不高但很壮实，人们都叫他“矮子乃” 是哥哥，孙女不壮但很秀气，人们都叫她“细妹几”。 生产队按时给祖孙三个送来粮、油、生活费和其他物资。两兄妹也很勤劳，自己种了菜，自己砍柴烧，不愁吃、不愁穿，一家人有说有笑，生活过得也挺惬意的。他们也很好客，不几天我就和他们混得很熟了，矮子乃还告诉我到什么地方去砍烧柴，怎么样烧柴火做饭。
刚下放的两个来月，我干过农活，修过水利，也在林场干过。后来安排我做的事情就越来越多了。公社要搞展览，大队就要我制作展品;市里要举办农民篮球赛，公社就要我组织篮球队到市里比赛;源并小学老师病了，就要我去代课;中心工作一来，又抽调我去参加工作组或宣传队;萍乡市举行篮球联赛，湘东区也抽调我和我原来的煤校同事夏老师共同组建湘东区男女篮球队，进行集训参加比赛;……我很忙也很充实，很快乐也感到幸福、惬意。每当我骑着自行车在苍松翠竹的丛山峻岭中的盘山大道上飞驰而下的时候，会情不自禁的唱起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打虎上山” 的唱段：“穿林海，跨雪原，气冲宵汉……”。
1971年8月公社将我调到了“麻山公社高中” 任体育教师，从此我离开了源头，又开始从事自己酷爱的事业了。
四、妻子调动工作
我妻子1964年江西农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内蒙古包头市郊区农技站工作。下放后，社会上谣传过：下放干部将取消工资及一切福利待遇。心里也有点着急。1969年5月的一天，我从萍乡市人事局联系妻子调动之事无果，顺便到市文教办公室看望从呼和浩特市刚调回来的一位朋友，聊了一会各自的近况后，我带有点牢骚的口气说：“唉!妻子调不回来，将来我没有工资了，就只有离婚了。”这时，旁边的一位同志插话了。先问了一下我妻子的情况，然后对我说：“你找错了地方。”我说：“我不找人事局找谁呀!”“找我呀!”“你可以帮我解决?”“可以，但有一个条件。”“只要能调回来，什么条件都答应。”“条件也不高，只要服从分配。”我说：“行!”一个星期以后，妻子调动之事就办妥了。后来朋友告诉我，这位同志姓刘，是文教办公室管人事的。那时的文教办公室是统管文化、卫生、教育这一块工作的，总共才十来个人，就挤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人员不多，效率可是够高的。
当时妻子已有孕在身，就在她办完手续准备离开包头的前一天，突发急病，住进了包头市人民医院。首先住进内科，查不出病因，转妇产科，妇产科查不出病因又转内科，最后又转外科，外科说先生了小孩以后才能开刀，又转回妇产科摧产。孩子早产夭亡。转回外科后，妻子单位领导，虽然挨了批判，还是亲自出面要求医院找正在劳动改造的原医院院长包头市最好的外科大夫主刀。医院革委会和这位院长答应了，成功的为妻子做了手术。当我赶到包头时，妻子已经做完手术，尚处于麻醉状态之中。妻子出院又调养了几天后，我们才离开包头。妻子从抬进医院、到出院，所有的费用都由原单位报销了。
回到萍乡向文教办公室刘同志报到时，才知道，要妻子到距离萍乡城区近百里的一所“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萍乡分校”去当教师。地点虽然偏远了一点，总比包头近多了，二话没说，学校开学前就送妻子去报到上班了。我来往的差旅费也都由煤校报销了。
五、重新选择
后来煤校复办，很多老师选择了回煤校，我选择了留在普通中学。这一决定让我损失了两级工资(煤校属江西省煤炭工业厅管，有两级浮动工资), 没有了宽敞明亮的住房，也没有了舒适安逸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但通过自己的辛勤工作和劳动，我获得了社会的认可：1983年评为了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先进工，1990年评为了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优秀会员，1992年评为了全国优秀体育教师，1993年评为了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工。1996年我从教40周年的时候，萍乡市体委将我公开发表的论文结集出版了。从1987至1996我是萍乡市第七届、第八届政协委员。
我一生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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