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使命（中）

　　（按：本文摘自王庆人30万字雄文《王庆人：中国当代问题乃主义之争！》第八章：《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使命》中的第四小节和第五小节第一小节。

　　该文于12月24日于本站首发，全文刊出。为方便读者阅读，本站拟分章节刊出。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持续关注乌有网刊。）

　　4. 社会主义四届人大和一九七五年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后共有四部宪法，现行宪法是1982宪法(及其各版修订)。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一项成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会议，在1975年制定了第二部宪法。为展示其深远意义，我们从1954年的第一部宪法谈起。

　　1) 1954宪法草案讲话和全民讨论

　　毛主席1954年6月14日在中央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作宪法草案讲话。第二天开始了三个月的全民讨论，搜集、归纳全民讨论意见，决定取舍后才定稿，交人大正式会议讨论通过。按照新中国当时的文化条件，这是极其民主和认真的制宪过程。

　　A. 毛主席宪法草案讲话

　　资产阶级宪法和社会主义宪法

　　“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但是，现在资产阶级的宪法完全是不好的，是坏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宪法尤其是欺骗和压迫多数人的。我们的宪法是新的社会主义类型，不同于资产阶级类型。我们的宪法，就是比他们革命时期的宪法也进步得多。我们优越于他们。”

　　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

　　“我们的宪法草案，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的原则贯串在我们整个宪法中。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原则。我国现在就有社会主义。宪法中规定，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这个宪法草案公布以后，在国际上会不会发生影响?……中国人高兴，他们也高兴。资本主义国家中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如果看到了，他们也会高兴的。当然也有人不高兴，……我们对蒋介石很熟悉，他决不会赞成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也不高兴，也要说它不好。他们会说我们这个宪法是一条清楚的明确的但是很坏的道路，是一条错路，什么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是犯了错误。”

　　搞宪法是搞科学并非彰显谦虚

　　“有人说，是由于有些人特别谦虚(指毛主席坚持在草案中删掉了肯定毛泽东的条文)。不能这样解释。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不是本来应当写而因为谦虚才不写。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是搞科学。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B. 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

　　在毛主席讲话两天之后，开始了全民宪法草案讨论，从6月16日至9月11日持续了3个月。党和政府组织讨论的过程极为认真，人民群众参加得极为踊跃：

　　à 各地普遍成立宪法起草讨论委员会，培养报告员和辅导学习讨论的骨干分子，有组织地进行宪法草案的讨论和宣传工作。

　　à 据统计：许多地区听报告和参加讨论的人数都达到了当地成年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有些城市和个别专区甚至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à 参加初步讨论的各界人民约有103万5千余人，参加逐章逐条讨论的约有55万2千多人，对宪法草案提出的意见有14万3千5百65件，其中序言部分占总数的22.1%，总纲部分占32.3%，国家机构部分占19.1%，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部分占20.7%，国旗、国徽、首都部分和其他意见占5.7%。

　　à 全国人民在三个月的讨论中共提出1,180,420条修改和补充意见，汇总后被宪法起草委员会认真考虑，那些被采纳的或涉及内容、或涉及文字和修辞。

　　要知道：我国在1949年的5.5亿人口中有80%是文盲。新中国在1952年、1956年、1958年相继开展了三次大扫盲运动才使亿万工农摘掉了文盲帽子;而且那时连城市里绝大部分家庭都还没有收信机。可以想象，在1954年发动全民讨论宪法草案会有多大的困难，而新中国的党政军民们，对于行使人民民主权利又是多么严肃和真诚!

　　2) 四届人大代表和1975宪法亮点

　　1975年初召开了全国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1975宪法。这是在新中国第一次做到了，也是历史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唯一曾经做到的，以国家政体上的社会主义大民主，来保障国家宪法中所规定的社会主义的国体。

　　A. 工农兵代表高比例空前绝后

　　国家政体上的“社会主义大民主”，在1975年四届人大中具体表现为工农兵代表比例高达72%，其中工人代表比例达到了28.2%，农民代表比例达到了22.9%。

　　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四部宪法都确认的社会主义国体，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即自毛主席1954年宪法草案讲话中就明确了的，“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这种“社会主义大民主”国家政体，无疑是社会主义国体，即人民民主专政的最可靠保障。这只是在1975年全国第四届人会和1975宪法才第一次做到。

　　B. 保障人民群众四大民主形式

　　1975年宪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

　　大鸣、大放、在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这也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第一次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以国家宪法来保障了人民群众所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民主形式。

　　C. 增加了公民“罢工的自由”[1]

　　比起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还在第二十八条增加了公民“罢工的自由”。这是毛主席早在1956年八届二中全会上主张的(未见官方公布其他领导人或领导机关明确响应的资料)，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才作为运动的成果写入1975年宪法的。

　　3) 毛主席1956年就讲过的大民主

　　毛主席1956年的两段讲话，将“工人罢工”作为无产阶级大民主的一个方面来讲。其中每一个方面都反映了社会主义时期，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而毛主席总是站在人民群众一边，总是充分相信人民群众，而且要求党政官员依靠人民群众来克服官僚主义，千万“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为了阅读方便，笔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将毛主席这两段讲话分为四个小段，每小段前加了小标题，摘引如下。请读者用毛主席每段讲话，来对照文化大革命做了什么，以及改开以来不做什么、甚至反对了什么。这对于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民主、什么是资产阶级民主，对于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都是极为有益的。

　　大民主对付敌人和官僚主义者

　　“……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农民闹事有道理党要接受教训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

　　学生上街工人罢工有利解决矛盾

　　“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

　　几十万县委以上干部不要成贵族

　　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讲话全文在第313至329页

　　4) 改开人大工农兵比例低的可怜

　　1975四届人大的工农代表合计占51.1%。这个比例在文革后、改开以来逐年下降，至2003年的第十届人大，一线工农代表所占比例已经不足4%!

　　第十一届人大的代表总数为2987人，其中工农代表的比例只有7.6%。特别是，1.5亿农民工只有3名代表，只占代表总数的0.1%，千分之一!

　　这种比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制宪修宪时还能给普通大众保留或恢复“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力，保留或恢复工人“罢工”的自由吗?

　　再请对照毛主席1956年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现在这样的比例组成，哪里还有可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充分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来克服官僚主义，警惕‘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呢?

　　毫无疑问，全国四届人大的代表组成(和四届人大的其它许多方面)，以及1975宪法的原则和精神，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次再也无法说，毛主席在1956年讲话中所表述的毛泽东思想，“是集体创造的”了)，都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如果声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主义的原则，如果声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那就必须恢复全国四届人大和1975年宪法的原则与精神(当然还有很多改进空间)，不然就很难说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是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与本章所有各节有关的内容将在本文集第六篇章《意识形态必作怪》和第八篇章《文革剑指走资派》中讨论;与本节有关的将在第七篇章《人民大众当做主》中讨论。

　　5. 一九六六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

　　本节前言

　　现在仍然有很多人对文化大革命持全盘否定意见。全盘否定者们总是无法接受“文革破坏秩序、乱哄哄”、“文革破坏传统文化”、“文革打到一大片”、“文革派性武斗”等等，而断言说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但是，他们从不分析这些现象的性质及其背后的原因，更不去分析现实的社会矛盾，因而根本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

　　à 仅仅在前奏曲姚评《海瑞罢官》，以及《二月提纲》、《五一六通知》和《八届十六中全会十六条》三部曲之后，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够发动亿万人民(甚至包括全盘否定者们自己)以空前绝后的热情积极投身于运动之中呢?

　　à 如果没有现实的社会矛盾以及广泛的群众基础，难道毛主席一个人、即使再加上四人帮，就能发动起来这样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吗?

　　全盘否定者们于是求助于历史唯心主义，给出了这样回答：

　　à 因为毛主席权力太大了、独裁：但“证明”毛主席独裁的史料，讲的都是毛主席在高层的抗争;而且近年披露的史料越来越多，却证明了毛主席并无那样大的权力，连“节制”刘少奇、林彪一意孤行都很困难。尤其是，毛主席一贯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多数人通过决议后，毛主席只能等待实践的评判。

　　à 因为其他领导人“违心”行为：哪里有可能千千万万、乃至几十万的中上层干部都“违心”行事呢?即使干部们全部“违心”，难道亿万民众(包括否定者自己)也都是“阿斗”吗?果真如此，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如何能从1949年只有19万吨钢产量的工业出发，到文革结束时有了大小三线、两弹一星核潜艇以及中国至今所有的最高科技奖成果(包括反文革者袁隆平的成果)呢?

　　谁若坚持“亿万人民是阿斗”，那就请阅读本章附录中的群众运动语录。

　　这就必须给出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回答。毛主席说：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91页

　　文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全盘否定者们避开“无产阶级”，也不分析文革在意识形态领域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却绕着弯去找那些无法自圆其说的“答案”。

　　本开篇在这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以下述3个小节结尾：

　　1)毛主席评价文化大革命的谈话

　　2)文革挽救了马列主义社会主义

　　3)1966文革使人类史进入新阶段

　　如同以前各章各节，每一小节也许会分为若干大小段落，在点题之后简要论证。

　　1) 毛主席评价文化大革命的谈话

　　“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毛主席1966年10月25日这样说。

　　A. 大众与党内走资派矛盾总爆发

　　为什么文革及其重要标志红卫兵运动，来势会这样猛烈，连毛主席都没有预料到?大约在九年之后，毛主席的一次谈话好像给出了答案：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文革群众运动来势这样猛烈，就是因为一些领导干部在获得地位和待遇之后，就只想维护自己利益而不想前进了，甚至反对革命、变成走资派了。但是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广大群众还要革命，十七年下来，积累的矛盾就越来越多了。

　　大多数领导干部固然并不是走资派，但他们何曾站出来与走资派斗争?因为没有坚持改造世界观，他们即使读到《五一六通知》也还是对走资派浑然无觉。再等聂元梓大字报一广播，人民大众与走资派的矛盾总爆发：一边是走资派敌视群众运动，派出工作组到处灭火、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另一边是群众高呼造反有理、奋起斗争——广大群众如何能区分谁是走资派、谁是浑然不觉走资派的，两类领导干部被一锅烧也怪不得群众。历史上的群众运动都是这样的，未来的群众运动也还会是这样的。但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看到群众的首创精神和潜力，看到群众能够在运动中教育自己、提高水平、涌现领袖——这就要向革命导师马恩列斯毛学习了(本章附录)。因此1966年的矛盾总爆发，这本身就证明了文化大革命是必要的。

　　B. 毛主席评价文化大革命三七开

　　就在上述谈话的同期，毛主席另有一段著名谈话，对文革功过做出了评价：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毛主席讲“三七开”并非机械计算，而是说成功中也有失败，应该抓紧研究解决“有所不足”的方面了。例如“打倒一切”就是要解决的主要矛盾，要给那些被打倒过的干部做出正式结论，要争取更多的干部理解文革、保护文革成果。而相对于保护文革成果，其它的事都是次要矛盾，不然的话就会给否定文革的势力留下可乘之机。

　　毛主席还讲了“看法不见得一致”，这也是客观的：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或者到了很久以后，对文革的评价也不会完全一致、甚至还可能两极分化。但是，在经过了前后两个三十二年、正反两面的大规模社会实践之后，懂得毛主席的人越来越多了。文革理论本身的对与错，已经不再是个理论问题了。正如马克思早年指明的：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想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此岸性”即可通过能动的社会实践来检验、否定神秘性)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C. 毛主席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出自毛主席在1975年4月23日所写出的一份批示[2]：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什么才算“真懂马列”?就是阅读和研究马列(毛)、并在与工农相结合的社会实践中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毛主席说过：

　　“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共产主义世界观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不是任何别的阶级的世界观。”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了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毛主席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就是指在党内、尤其是领导干部中，真正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不多。刘少奇和林彪曾先后在七大、九大被选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但他们的悲剧恰恰是在这样要害的位置，却仍未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

　　刘少奇给续范亭讲的什么人生观

　　国军抗日将领续范亭在九一八事件后力主抗日，因遭蒋介石拒纳而于南京中山陵剖腹明志、轰动全国，这在第五章第2节第3)小节已经述及。续范亭在延安养病期间曾经参加延安整风，刘少奇在1943年6月28日给他写了一封讨论“人性”问题的信件。毛主席给刘少奇的信稿加了大量批语，指不但“缺乏唯物的历史的观点”，而且还在人性、是非、善恶诸问题上有二元论、庸俗唯物论、形而上学等错误倾向。网上有一篇署名sglljw的文章，“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份必读文献——毛主席《在刘少奇给续范亭信上的批语》”[3]，将毛主席的批语归纳为十二个方面。这里仅从中选择五条多数人都容易懂的，用作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例子：

　　à 刘认为，人与其他动物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有思想的。而毛主席则指出，最基本区别是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不是有无思想的问题，这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水岭。

　　à 刘认为，“人为万物之灵”，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而毛主席认为，这是唯心论的社会观。人是物质发展的一个高级形态，不是最终形态，它将来还要发展，不是什么万物之灵;人首先是社会的动物，资产阶级总是强调人的理性(精神)，我们不应如此。

　　à 刘认为，食色之性，好好色、恶恶嗅之性，不独是人有，其他许多动物也是有的。而毛主席认为，人的食色是社会的，与动物的食色有根本区别，这是两种不同范畴的好恶，把它们等同起来，就是庸俗唯物论。

　　à 刘认为，人的社会性与人的自然性有区别、有矛盾，但是又凝合在一起，并且在基本上是保护着(人类共同的)自然性的。而毛主席则指出，人当作人，它只是社会的动物，人分成阶级后，只是阶级的人，再也不能多一点，无所谓人类共同的自然性，更无所谓以社会性去保护自然性。

　　à 刘认为，说人性无善恶，只是就人的自然性来说才可以。而毛主席认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把人性分为自然性社会性两个侧面，并承认自然性是无善无恶的，就给唯心论开了后门。

　　刘少奇比毛主席年轻五岁，历史上是白区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以及白区工作反对王明路线的代表。抗日时期，他还曾经先后担任华北、中原、华中各局的领导和皖南事变后恢复新四军的工作，因为能坚持正确路线，于1943年后到延安、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军委副主席。因此，在给续范亭写这封讨论人性的信件时，毛主席应该已经将刘少奇按照接班人来培养了。但上述批语证明，毛主席肯定完全明白，刘少奇尚未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或者说还应抓紧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因为毛主席不仅在晚年，即使在早年也完全明白“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这说明毛主席在真心培养刘少奇。

　　后来的历史证明，刘少奇的世界观改造总是跟不上中国革命的发展，毛主席才不得不放弃的。但即使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不再做第二把手，毛主席还曾与刘少奇谈话，向他推荐了三本关于辩证哲学、或者世界观的书，仍然在希望他能前进[4]。

　　林彪文革四次暴露了世界观问题

　　毛主席1970年8月底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表《我的一点意见》批评英雄史观：

　　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为保护林彪，毛主席只批评了陈伯达】

　　但林彪就是不肯检查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错误，毛主席才又在1971年8、9月份巡视大江南北，开始批评林彪、陈伯达以“天才论”突然袭击，其中有这样几段：

　　“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指两个常委林彪和陈伯达，先瞒着毛主席、康生、张春桥三个常委，后搞突然袭击】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直接批评林彪的天才论不符史实，是英雄史观】

　　“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对照列宁的文章和《国际歌》批判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就是将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相比照】

　　从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出发，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起突然袭击，这是林彪因其资产阶级世界观而在文革期间第三次犯下明显的错误。

　　林彪第二次犯错误是1969年与陈伯达(又是陈伯达)拟草九大报告时搞唯生产力论，被毛主席否定了(后来请林彪念的九大报告，是改由张春桥和姚文元写稿的)。

　　林彪第一次犯错误应该是他在1966年的5月18日的讲话(是通过《五一六通知》后的第三天)，将无产阶级政权的要害混淆于历史唯心主义的政变经。毛主席于7月8日自韶山滴水洞写信给江青，对林彪的这次讲话有过批评(或表示过不安)：

　　……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

　　第四次应该是九一三之后所暴露的林彪世界观的长久问题，即1972年春节前在林彪的毛家湾住所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1969年手书的“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条幅 [5]等——原来他是崇尚孔孟之道的，只不过长久以来有意地掩盖了。

　　谁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人民日报》在1964年7月14日发表了重要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其中有毛主席提出的“革命事业接班人”五项条件：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这五条中最重要的是放在首位的，“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在刘少奇和林彪先后因被证明并不真懂马列而被放弃之后，毛主席就不再致力选定个人接班人了[6]，而是着眼于：1)党代会、人代会代表的结构改革，使得工农兵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妇女代表占到绝对多数，使他们能代表党内外的绝大多数来参与党和国家大事讨论以及政策制定;2)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在宪法中除规定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之外，还明确国家保护公民罢工的自由，以及保障人民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超越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

　　本章第4节曾简单回顾这两点：这也是毛泽东思想自1954年到1975年之间的一项重大发展，即毛主席根据唯物史观判断，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工农联盟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他们将在群众运动中教育自己，而绝不会背叛马克思主义。

　　[1] “罢工自由”在1982年宪法中被取消。据蔡定剑教授著《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3年初版，2006年6月第二版)：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长胡乔木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明，由于工人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罢工不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所以，罢工自由的规定不予保留。笔者以为这样的说明忘记了，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存在着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其必然要反映到党内而出现官僚主义、官僚主义者、甚至“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毛主席1956年讲话语)。

　　[2] 叶永烈著《“四人帮”兴亡》(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引用了带有此话的批示，并根据认定的相关事件评论道：“毛泽东的这段话，就是在批评张春桥和姚文元‘不懂马列’”。此评论广泛流传，但有明显矛盾：毛主席批示“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应该是对被批评者的希望。当时如果张春桥和姚文元是被批评者，那他们的对立面就更有份了，因为那时谁都知道哪个学马列更多一些。

　　自大约2011年9月6日以来，很多网站或博客(例如中华网·中华论坛，天涯社区·天涯问答，360DOC我的图书馆等网站，以及诸多新浪博客等)，在登载或转载项观奇文章时给出“介绍”，引用了这段批示的后一部份却道出了不同的背景：“各地情况不同”是指在姚文元的报告中，各地发生了很多类似项观奇在山东省挨批判的事，而毛主席批示的“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是指类似于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那样的人。白如冰在听到毛主席批示之后，也确曾打电话要求解放项观奇。

　　[3] 例如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830/11/1564433_233165467.shtml。使用与文章标题类似的词汇或短语在百度上搜索，还可以找到很多其它登载该文的网页，也有的署名05txlr。

　　[4] 只要用“毛主席推荐刘少奇读的三本书”或类似的短语，就能在百度上搜索到很多这类文章，所推荐的三本书应分别为海克尔的《宇宙之谜》、拉美特里的《人是机器》和《淮南子》。不过们对推荐这三本书的原因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毛主席仍然在希望刘少奇反思世界观问题。

　　[5] 本开篇着重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不讨论九一三事件，而只讨论林彪作为高层领导或接班人，是否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克己复礼”条幅正是值得讨论的线索，但《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3年11月11日11:13上载了署名黄瑶的文章“林彪夫妇为何互题‘克己复礼’”，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将互题“克己复礼”条幅的事圆成了诸多件事“合理碰撞”的巧合，所有引用皆未注明出处，最后还极不严肃地“揣摩”毛主席心理才把故事讲圆，实难令笔者苟同。尤其是，即使真如该文所圆的故事，若林彪、叶群也曾注意过世界观改造，至少也该明白克己复礼是孔夫子欲恢复旧制的意识形态，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怎么能如该文所想象的，互题这种条幅来提醒“挽回”错误?

　　[6] 在1976年北京天安门事件之后，毛主席曾经重用华国锋，令人误以为华国锋是毛主席最后选定的接班人。但据章含之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中披露，乔冠华亲身所历证明：华国锋所炫耀的毛主席手书“你办事、我放心”与所谓“传位遗诏”毫不相干，而是在抓捕四人帮的半年之前，毛主席就他所汇报四川、贵州造反派团结问题解决方案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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