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人：中国当代问题乃主义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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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为阅读方便，除马恩列斯和毛刘周朱邓孔孟之外，其他人姓名和某些地名添加了下划线。为强调或与读者交流重点体会，笔者在正文及引文中选择地添加了下划线。

　　3.本开篇共分八章，每章均分为若干节，以1.、2.、3.编号;每节又分为若干小节，以1)、2)、3)编号。每小节有可能再分若干大段，以A.、B.、C.编号;每大段还可能再分若干段，分别使用黑体字标题、不再编号;段落可能下设小段，或视小段顺序的重要性以a.、b.、c.编号，或干脆使用不编号的段落符à 等。

　　……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马克思，1872年3月18日于伦敦，《资本论》第一卷法译本序

　　……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条条大道小路一向通往，而且还会通往无产阶级文化，正如马克思改造过的政治经济学向我们指明人类社会必然走到哪一步，指明必然过渡到阶级斗争，过渡到开始无产阶级革命。……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列宁选集》第四卷

　　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 一卷

　　中国当代问题乃主义之争！开篇·前言

　　当年忠贞为国筹，何曾怕断头?

　　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

　　业未竟，身躯倦，鬓已秋。

　　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这首词在互联网上广泛流传多年，被网民们普遍地认为是毛泽东主席在1975年12月26日，他82周岁生日时的绝笔词《诉衷情·赠周恩来同志》[1]。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开始发动，到那时已经将近十年。周总理在文革中长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包括主持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参与和领导九大后反对林彪集团的斗争，团结第三世界国家、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对美、苏两霸的斗争，领导党的十大及全国人大四届会议的筹备工作，以及分别在这两次大会上做主要报告等。“斗、批、改”和“抓革命、促生产”，在文革中、后期也都获得了丰硕成果。让我们沿着网民们的思路来想象：在临近周恩来总理逝世两周之际，毛主席在担心什么夙愿会付与东流呢?

　　毛主席和周总理肯定担心过，中国红色江山在他们身后能否保持社会主义本色，因为他们最清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历史证明这担心并不多余：亿万人民真心和踊跃投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居然因为三分错误就被全盘否定。为什么?就是因为上上下下多数人不明白“文化革命”、不懂得资产阶级能借“意识形态”还魂，不明白必须要“改造世界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待祖国社会主义江山再遭资本主义的侵蚀和重创，人民才越来越明白文化大革命是十分必要的。

　　有人还费尽心机地编造了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不可原谅的错误”，却又无法解释周总理为什么支持并全身心地投入文化大革命。他们为此编造谬论、散布流言、传播谣言，说周恩来并不同意文化大革命，只是不得不做了“违心”的事。为了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居然不惜如此贬损周总理的高尚人格。但是，三十二年过去了，他们拿不出任何经得起考验的“真凭实据”来证明这些流言和谣言，哪怕一丁点儿也拿不出来!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时日，周总理仍然在吟诵毛主席的反修防修诗词《鸟儿问答》和决心发动文革时所发表的《重上井冈山》，而且直到最后时刻，周总理仍然在随着唱片哼唱《国际歌》!

　　我们再来看，人民敬爱的朱德总司令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他在去世前几个月，应邀在《诗刊》2、3月号上发表了他一生最后的两首诗。朱德：毛主席76年词二首发表，聆，读再三，欣然不寐。呤咏有感，草成二首。诗刊索句，因以付之。

　　一

　　昔日上井岗，革命得摇蓝。千流归大海，奔腾涌巨澜。

　　罗霄大旗举，红透半边天。路线成众志，工农有政权。

　　无产者必胜，领袖砥柱坚。几度危难急，赖之转为安。

　　布下星星火，南北东西燃。而今势更望，能不忆当年。

　　风雷兴未艾，快马再加鞭。全党团结紧，险峰敢登攀。

　　二

　　鲲鹏九万里，直上云海颠。伟哉大宇宙，壮志充其间。

　　可笑蓬间雀，称霸欲吞天。倏尔控于地，仙阁化为烟。

　　文革号炮响，帝修心胆寒。春风化红雨，新枝壮且繁。

　　老中青一体，路线共瞻前。阶级斗争纲，纲举目豁然。

　　掌握辩证法，统一宇宙观。真心搞马列，地覆又翻天。

　　这两首诗证明朱老总认为，毛主席领导中国党和人民所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反修斗争和最后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以贯之的。

　　还有人说“毛泽东独裁像皇帝”——毫无根据!现已披露的正式文件和严肃的回忆录均证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军事、外交以及政治运动，尽管存在着毛泽东革命路线与另一条对立路线的斗争，但决策过程都是遵循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的。那些在当时因畏惧广大人民而隐蔽了真实面目的人，当然会在毛主席去世之后出来造谣。本开篇将引用所披露的文件和严肃的回忆录，选择关键谣言给予戳穿。

　　毛主席和周总理自1971年起所主导的中美接近世界格局，所开创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路线，被一群别有用心者篡改成“左灯右拐”、“补资本主义课”，篡改成官商勾结的私有化，篡改成“韬光养晦”、“三合一少”的外交路线。在中共十八大接任总书记之后，习近平于正式场合明确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不但要用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来检验三十二年来的改革开放，而且更要反对有人“打右灯、再右拐”、在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尤其要留心有人鼓吹“宪政”、编造资产阶级宪法，以便赦免自己在三十年来大搞资本主义的违宪之罪。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有了资本主义，但最先起家的是靠五口通商、三口通商不平等条约侵入中国的外国资本和依附于它而生的“买办资本”，以及靠洋务运动起家的官僚资产阶级。在封建势力、官僚买办势力和外国资本的联合欺压之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极其缓慢，而且“官僚买办”和“民族”资产阶级从来都是伴随相生的：

　　孙中山所代表的第一代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鲜明的革命性，但因弱势和脱离工农而将政权拱手让给袁世凯所代表的第一代官僚买办(权贵)资产阶级。

　　国共合作发动工农大众，但北伐胜利果实被蒋介石代表第二代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篡夺。第二代民族资产阶级或向右追随蒋介石、或向左支持共产党。

　　改开后的新生资产阶级既有第三代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也有第三代民族资产阶级(很多已不及前两代“干净”)，但民族资产阶级仍然受治于官僚买办。

　　历史证明，中国的资产阶级总会有官僚买办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后者总会受治。欧美资产阶级为何没有这种结构?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早就有答案：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全球的资本趋利避害、连成一体。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势必将中国资本与国际资本“接轨”，就像将黄海和东海混入了太平洋，结果只能是太平洋“大老板”说了算，即国际资本、欧美资本说了算。中国内部的资本因此分出高低贵贱：谁离国际资本越近，谁就越占便宜。结果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帮助国际资本侵占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剥削中国人劳动的剩余价值。

　　在这一百多年的巨变中，中国无产阶级从自在的阶级成长为自为的阶级，有了自己的政党和领袖，有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毛主席去世之后，真懂得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人反而与日俱增，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中国走向未来。

　　这是笔者将以“中国当代问题乃主义之争!”为题发表十六个篇章的开篇前言。笔者希望在结束此前言时，对照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一句话，与读者共同体会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革命中前无古人的伟大地位：

　　“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否则的话……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

　　作为奴隶制时代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是难以避免英雄史观的。但他强调领袖人物哲学思想的至关重要性，则是说中了要害。人类历史只是到了苏俄1917年十月革命，才有了列宁作为哲学家的7年掌政史，以及毛泽东作为哲学家先后于1931年中国地域政权中心瑞金、1935年于半壁江山政权中心延安和1949年后在全国政权中心北京的连续45年掌政史。但与柏拉图的奴隶制“理想国”不同，这两段“哲学家成为国王”的真实历史，是列宁和毛泽东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家，分别代表无产阶级领导自己国家的农民、小资产阶和(或)民族资产阶级来掌政的历史。而作为哲学家，毛泽东主席总是最全面地观察世界，参与和领导最大规模的社会实践，包括从最广阔的地域来分析三个世界的复杂矛盾、为第三世界制定策略并亲自参与和领导各种斗争运动;以及从最久远的人类历史，来考虑中国和世界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肯定有朋友向我挑战：难道毛泽东就没有犯错误吗?笔者即刻回答：当然犯过错误，而且参加和领导的社会实践越多、历史越久、规模越大，犯的错误也就越多。但是，毛主席所犯的错误，都是在通过社会实践认识真理、又用这样的理论指导社会实践、再根据实践发展真理的过程中，必然要犯的错误。毛主席一生坦荡荡，发现犯了错误总是带头检查、从不敷衍，并将纠正错误当做发展真理最好的机会：他和他的战友就是这样领导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文化革命的。谓予不信，请朋友们阅读本开篇至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最后一小节，笔者在那里还将回到毛主席犯不犯错误的问题。

　　中国当代问题乃主义之争！开篇

　　本开篇按照中国近代史的大体顺序，以长短不一的八章概述中国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主义，证明近代以来，中国任何根本性问题的解决，都绝然离不开马列毛主义。

　　目 录

　　开篇·前言.................................................................. 4

　　第一章. “问题与主义”再争论.............................................. 8

　　第二章. 三民主义到新民主主义............................................. 15

　　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 28

　　附注·中国封建社会特殊历程............................................. 39

　　第四章.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设............................................. 41

　　第五章. 污蔑中国革命史的谣言............................................. 67

　　第六章. GDP大跃进是什么主义............................................. 80

　　第七章. 与私有制传统观念决裂............................................ 113

　　与私有制传统观念决裂·前言...................................... 114

　　第1节 “两个决裂”中的第二个决裂...................................... 116

　　第2节 孔孟之道意识形态的发展历史...................................... 119

　　第3节 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发展史...................................... 141

　　第4节 中国民主革命的意识形态斗争...................................... 161

　　第5节 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和一般意义...................................... 174

　　第6节 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知识分子...................................... 181

　　第7节 社会主义文化革命·领导干部...................................... 207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使命............................................ 234

　　附录·马恩列斯毛论群众运动............................................ 280

　　开篇·后记................................................................ 283

　　问题与主义之争·总目录.................................................... 284

　　第一章.“问题与主义”再争论

　　“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毛泽东1949年3月25日“进京赶考”见到北平城垣时的谈话见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第125页，1991年版

　　“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们的全部政策中所实际遵循的，也就是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

　　毛泽东1963年11月《对周扬〈哲学社会科学工的战斗任务〉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

　　自从“资本主义补课论”在祖国大地泛滥以来，自从“打左灯向右拐”在官民间上行下效以来，中国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愈演愈烈，令“改革开放”遭到了普遍质疑。

　　本章分为如下4节：

　　1.越演越烈“改开”无共识

　　2.九十年前问题与主义之争

　　3.马列主义解决了中国问题

　　4.问题与主义之争再次登场

　　1. 越演越烈“改开”无共识

　　自从毛主席、周总理所开辟的改革开放道路遭到扭曲以来：

　　1)官商勾结、国企和集体制遭私有化

　　“民企”、外资与不良官员内外勾结，不但非法地攫取了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和集体所有制社队企业的资产，而且迫使全国几千万工人下岗，还以最坏的资本主义方式剥削农民工，使得中国从最平均的社会蜕变为贫富两极化的社会，劳资矛盾直追全球各国之冠。但他们千方百计地掩盖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别有用心地转移目标：

　　A. 一方面，他们依仗权势制造舆论说“国有企业垄断”，不是去纠正现在国有企业中“老总”比员工高出千百倍的不合理工资，却打主意进一步拆分那所剩无几的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将资本主义一路走到黑。

　　B. 另一方面，他们在解散人民公社、制造了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之后，反而又以“城镇化”为借口，或搞大规模土地流转、或搞大规模的强征土地和血腥拆迁，不惜在中国上演二十一世纪版本的“羊吃人”。

　　五百年前的英国版羊吃人确曾造就了世界上第一个日不落国，但他们的中国版“羊吃人”，却是在二十一世纪“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2)国际化、中国霸权红利损失最严重

　　任何人无论他忽悠“改革红利”、还是相信这种忽悠，都必须正视这严酷的现实：

　　中科院国家健康研究组于2013年1月8日发布第1号《国家健康报告》，研究欧美国家依靠“霸权红利”剥削其它国家的体制，以及我国国民经济和劳动者健康因“霸权红利”损失而受到的伤害。“霸权红利”是指欧美霸权国家通过在全球建立的经济霸权体系，直接或间接获取的超额垄断利润，其本质上具有掠夺性、寄生性和腐朽性。美国从全球攫取霸权红利的途径五花八门，主要包括铸币税收益、国际通货膨胀税收益、债务收益、海外投资收益、流动性收益、不公平贸易收益、汇率操控收益、金融衍生品收益、大宗商品期货收益、知识产权收益等十个渠道。

　　根据《国家健康报告》，在中国加入WTO第十个年头的2011年，美国在全球攫取的“霸权红利”超过7万亿美元;中国则损失“霸权红利”3万6千多亿美元，是全球损失最多的国家!这些损失相当于中国劳动者全年工作量的60%!现在不是有很多人批评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11月宣布的两年救市计划吗?但那样的救市计划即使执行十一年所花的钱，也达不到中国在2011年这一年的“霸权红利”损失额!

　　一方面，中国这样巨额的经济损失全部转变成了美国垄断资本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中国劳动者还因被压榨而付出了巨大的“健康代价”，包括“肌体过量失血”、“根基营养缺乏”、“成长动力失调”、“生存本钱耗竭”四大病灶。

　　3)旧社会一切污泥浊水再泼祖国大地

　　毛泽东主席生前早就警告过：“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但是：

　　从上至下的住房、教育和医疗“市场化”即资本主义化，在中国人民头上压上了新的三座大山。官员腐败、物价飞涨、食品毒害、环境恶化、资源糟蹋、妓女二奶、强盗拆迁、吸毒贩毒、黑白两道等等，旧社会各种丑陋现象又在中国大地重演了。

　　不但如此，为与国际接轨而发展低端代工、低端外包，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和今年冬春之交的雾霾，覆盖黄淮平原和京津唐地区，历史上从未有过。到秋冬之交，雾霾笼罩全国近半国土长达一周，从华北到东南沿海、甚至到西南地区，已攻陷25省份、100多大中城市人口稠密地区。国务院9月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将要投入17500亿元治理——还是纸上作业，前景堪忧(见新华网北京12月8日电)。

　　全国范围内这样普遍而严重的问题必须解决，但所有的方法，包括年复一年的“和谐维稳”、“八荣八耻”、“反腐倡廉”、“加强监管”等等，非但不见成效、反令问题越演越烈。说到底，中国的这些问题都只能从根本上解决，只能坚持真理、依靠主义来解决。这就令人们人想起了1919年那场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2. 九十年前问题与主义之争

　　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刚接任《每周评论》时就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那时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八年，大量的社会实践证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并未打到，中国原有的问题非但未解决、而且越发严重。胡适写道：

　　“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什么是“主义”?主义就是当时的仁人志士们为解救中国而苦苦追求的真理。但是，胡适却反对谈主义，而且还嘲讽和挖苦这些追求真理的人们：“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

　　在读到胡适的这篇文章之后，李大钊马上致信表达了完全相反的意见，即后来发表在《每日评论》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

　　社会问题的解决总要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那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和主义。如果没有主义、没有多数人的参加，什么研究都解决不了社会的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李大钊还特别提出了其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张：

　　要解决经济问题，就必须进行阶级斗争，进行革命;如果不重视阶级斗争，如果“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因而其它“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也就都无法解决了。

　　3. 马列主义解决了中国问题

　　在与胡适辩论“问题与主义”之前的一年期间，李大钊先后发表了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Bo1shevism的胜利》。就在与胡适辩论问题与主义的同时，李大钊正在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向中国人全面地介绍马克思主义，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奠定理论基础。

　　除了传播和研究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之外，李大钊还特别重视工人阶级的革命先锋作用，并直接从事工人运动;特别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并积极发动和组织农民斗争。李大钊的理论和实践，教育和影响了整整一代早期共产党人。

　　1)毛泽东的道路

　　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毛泽东，先是搞学生运动、工人斗争、农民运动、国共合作，继而举起了工农武装割据大旗。他所靠的，就是李大钊所说的“共同的理想和主义”：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1931年早春

　　从井冈山斗争到瑞金中央苏维埃，从告别中央苏区到长征遵义会议、再到延安陕甘宁，从转战陕北到西柏坡三大战役、再到北平·北京天安门，毛泽东终于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在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也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在三十年前的那些问题。因此，毛泽东称李大钊是“真正的老师”。

　　在即将建立新中国之际，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四篇评论，批驳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国务卿艾奇逊信件。其中发表于1949年9月16日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对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过程，给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回顾和总结：

　　“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对英国鸦片侵略的战争，反对英法联军侵略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国战争，反对法国侵略的战争，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都失败了，于是再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这就是到辛亥为止的近代中国史。艾奇逊所说的‘西方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中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在这个影响或改造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需要买办和熟习西方习惯的奴才，不得不允许中国这一类国家开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给中国‘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随着也就产生了中国这类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时并使农民破产，造成了广大的半无产阶级。这样，西方资产阶级就在东方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

　　“在这个反抗运动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2)胡适的选择

　　1919年宣扬“不谈主义”的胡适，后来却选择了与“大谈主义”的蒋介石同舟共济。以下的史实证明，胡适那一类人，就是毛主席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就在东方造成”的那类少数人，那类“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

　　在1948年3月29日召开所谓“行宪国大”时(即蒋介石假孙中山“宪政”名义所搞的把戏，或时下有人要以“宪政梦”名义所搞的货色)，蒋介石欲擒故纵，先装作自己不竞选总统、请“外交部长”王世杰出面劝进胡适。经过三劝两劝，胡适还就当了真、答应要竞选总统。蒋介石却在幕后策划通过了《请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给了总统远远超出“宪政”的无限权力，然后又一改面孔说要亲自出马竞选总统了。此时的胡适非但毫不知尴尬，却心甘情愿地继续帮助蒋介石唱完这场“宪政”双簧，包括在四轮副总统竞选中出任主席，以及在选举结束后的5月1日，再以“主席”身份主持仪式，欢迎“总统、副总统莅会接受当选证书”。

　　此后，胡适又先后两次涉入蒋家王朝的行政院长提名事项。直到辽沈战役蒋军47万被歼之后，胡适仍然再三表示：“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我一定与蒋先生站在一起。”再到淮海战役大局已定的12月16日，胡适还在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含泪长谈，试图说服美国帮助蒋介石将内战继续进行下去。胡适为此甚至当面表示“决心放弃学术事业而为国服务”——历史事实证明，胡适对自己的“主义”还是很坚定的，只不他所选定的那个主义，在中国是彻底地失败了。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间(本文集将统一简称“改开以来”)，国内外反动分子制造谣言、篡改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本文集第一分册第三篇章《独立解放曾伏虎》将深入讨论与这里第2、3节有关的内容，澄清中国人民新民主主义革命、包括新中国奠基之战抗美援朝的有关史实，并且以史实和证据批驳改开以来的这类谣言。

　　4. 问题与主义之争再次登场

　　那么，胡适一生坚持的到底是什么主义呢?

　　胡适口说“只解决问题、不谈主义”，但这主张本身就是一种主义、一种哲学，那就是从他的美国导师杜威那里趸来的“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毛泽东语)。

　　实用主义是一种唯心主义，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不问真理如何、甚至不承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只求依据经验来追逐一己私利，或者追逐自己所属的、所代表的那个资产阶级的目标。胡适下面这段话，就是他的实用主义“真理观”：

　　“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理’美名的。我们所谓真理，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真理和我们手里的这张纸，这条粉笔，这块黑板，这把茶壶，是一样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工具。”

　　胡适《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第1集第2卷第102页

　　以这样的真理观来衡量，改开以来的“摸论”、“猫论”、“不争论”、“左灯右转”，都不过是胡适“美国牌实用主义的哲学”六十年后的再版。任何时代的实用主义都是反对追求真理的，都是依靠几千年来形成的、在社会上仍然占有巨大优势的旧式意识形态来误导民众的。现代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为什么能够利用旧式意识形态来阻碍社会主义革命、来复辟资本主义，以及为什么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本开篇将专辟第七章“与私有制传统观念决裂”深入讨论。

　　“实事求是”在改开以来被叫得山响，但却有很多人假实事求是之名、行实用主义之实。老革命家薄一波在1986年4月参观毛主席韶山故居时，曾应工作人员的要求题写了“永远按照您所诠释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前进”。笔者认为，薄老的题词表明他认为，很多人所诠释的“实事求是”，并非共产党的思想路线、而是实用主义。

　　毛泽东主席早在《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实践论》(1937年7月)以及六届六中全会讲话中(1938年10月14日)，就多次引用这一成语，明确提出共产党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在《改造我们的学习》(1942年5月19日)中再次全面地归纳了“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态度：

　　“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对照毛主席“所诠释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谁再假实事求是之名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应该受到追问：你那个“是”到底是客观事物规律性、还是你心中的资本主义呢?你说的“实事求是”还与“有的放矢”相连、还是马列主义的态度吗?

　　胡适一生还不遗余力地主张他从美国舶来的西方自由主义，“全盘西化”。而当下的“自由市场经济”、“宪政民主”、“普世价值”论者们，也都奉胡适为自由主义的鼻祖，其目标就是干干脆脆地、痛痛快快地“打右灯、向右转”。因此可以说：

　　à 九十四年前的那场“问题与主义”之争，实质上就是以李大钊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与以胡适为首的实用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争[2]。

　　à 时下针对中国乱象的各派论剑，则是二十一世纪版本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一方面是普世价值论者喧嚣改旗易帜，另一方面是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奋起搏斗，回击资本主义复辟、回归社会主义道路。

　　笔者对社会主义的胜利充满信心，并将在第四分册第十六篇章《风雨再迎红烂漫》中，与读者全面讨论这场斗争的理论、实践与前途问题。有关的哲学和主义，本文集还将在第一分册第二篇章《辩证唯物世界观》中深入讨论。

　　第二章.三民主义到新民主主义

　　毛泽东在访苏期间，曾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共中央派一位理论上强的人帮助看看他过去发表过的文章，看可否成集。斯大林当即决定派主编过《简明哲学辞典》的理论家尤金来华。……在过了八年之后，毛泽东曾当面对尤金作过解释：

　　“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你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朝鲜战争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兄弟党和其他各国党对我们的怀疑。”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

　　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在1905年提出了三民主义，1924年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之下发展了新三民主义。毛泽东从1924年就诚心诚意地并卓有成效地支持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并最后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新三民主义的目标。

　　本章分为以下3节：

　　1.毛泽东支持孙中山新三民主义

　　2.蒋介石搞假三民主义败走台湾

　　3.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得胜利

　　1. 毛泽东支持孙中山新三民主义

　　孙中山从1894年起发动资产阶级革命，并先后提出和发展了三民主义。

　　1)孙中山提出旧三民主义

　　孙中山于1894年11月在檀香山组建兴中会，首提“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口号，并组织过多次反清武装起义，但均遭失败。1905年，孙中山又联合华兴会和光复会在日本东京组建中国同盟会、被选为总理，并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即旧三民主义革命纲领。

　　同盟会创办《民报》呼唤反清革命，但组织和发动的多次武装起义同样归于失败。

　　辛亥革命成功后，袁世凯篡夺了政权、并指使刺杀了国民党人宋教仁，孙中山被迫发动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后又发动护法战争反对段祺瑞，身后却遭到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终于看到，不能指望欧美各国政府，因为他们口头上讲自由、民主，却与中国各派系军阀相互勾结，反对中国的民主革命。

　　2)孙中山发展新三民主义

　　孙中山最后从苏俄那里、从列宁那里看到了希望，并且通信互相致贺两国革命的胜利和希望。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认识到发动工农参加革命的前途。

　　孙中山与廖仲恺等于1923年下决心改组中国国民党，并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之下于1924年1月召开了国民党一大，所通过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为三民主义充实了反帝、反封建内容，即“新三民主义”，包括了“反帝”的民族主义，包括了“平民所有”的民主主义，尤其是包括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这些已经大大地超越了欧美的自由资本主义。

　　国民党一大还确立了国民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包括李大钊、毛泽东在内的10名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被推选为国民党中执委委员或候补委员，占到这一级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

　　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在北京逝世，留下了《家事遗嘱》以及另外两份文件：

　　à 《国事遗嘱》：包括孙中山致力革命四十年的结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发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指出要按他“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其中《建国大纲》所设想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显然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

　　à 《致苏俄遗书》：阐明孙中山实行三大革命政策、坚持反帝爱国事业的坚定信念，并表示：“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3)毛泽东支持新三民主义

　　《唤醒中国》(费约翰著，李恭忠等译，三联书店2004年10月北京版)转引了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上支持孙中山、反对欧美自由主义派的史实(第281页)：

　　孙中山和廖仲恺“以俄为师”、重建国民党，在1924年1月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坚持“所有党员将个人自由交给党”，以保证“党的自由”、保证革命党的战斗力。但是，来自欧美的代表们主张在国民党内实行西方的自由主义，如北美代表黄季陆主张采用美国的“比例选举制”，即类似企业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的那种制度，使得持各种不同政见的派别(包括少数派)均能按照比例分别选出自己的代表和委员，以便在委员会中保护反对派的意见。另一位北美代表刘庐隐表示支持，并要求在大会上议决。毛泽东则发言反对就此议决，明确支持孙中山和廖仲恺：

　　“现时的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笔者注：指国民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摒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人以机会也。”

　　毛泽东进而一针见血地指出：

　　“此制很有害于革命之本身。盖以自由給予反对党，革命事业便十分危险。”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1:58-60

　　双方斗争的结果是，国民党中的左派，以及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联合起来战胜了北美自由派。

　　《唤醒中国》第284页还转引了这样一条史实：北京学生在1925年示威活动中分别举起国民党的和共产党的旗帜来反对北洋军阀，《时事新报》于11月29日以“可骇的示威”为题发文批评此“乱局”：“学生执广州旗(青天白日)，工人执红旗，未见国旗(北洋五色旗)”。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以笔名“润”在《政治周报》第2期上发文“向左还是向右?”，热情地欢呼这样的“乱局”：

　　“假如将来真会组织什么‘国民政府’，在那政府的门上高挂起‘广州旗’，岂不又闹成了广州一样的‘乱局’?(笔者注：意指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战胜了北洋军阀的政权)不但如此，这‘乱局’也许蔓延全国，到处仿照办理，多数人起来‘自由’，硬把少数人‘不自由’。”

　　这些史料证明，共产党人不但诚心诚意地接受，而且还热情地支持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与国民党左派共同排除了自由主义派的干扰，发动和领导广大工农和爱国学生踊跃参加推翻北洋军阀的斗争。这是形成第一次大革命轰轰烈烈局面的根本原因。

　　2. 蒋介石搞假三民主义败走台湾

　　在1927年四·一二叛变革命之后，蒋介石仍然以三民主义旗帜来欺骗群众。但蒋介石代表的是官僚买办阶级和大地主、大资本家，这就决定了他搞的肯定是假三民主义。早年不遗余力宣传三民主义的老同盟会员于右任，就曾有言：蒋之三民主义是他自己的三民主义(《蒋介石：1887-1975》上册第154页，华文出版社，2011)。

　　在败走台湾后的国民党七大上(1952年10月13日)，蒋介石代表“中央改造委员会”做政治报告，检讨国民党失败的八大原因，其中被他排在第一条的就是“三民主义信仰不纯”(同上，下册第116页)。那么，“蒋之三民主义”到底是什么主义、或者怎么不纯了呢?在1932年至1935年间，蒋介石不但授意和扶持大批书局、杂志社连篇累牍地鼓吹“三民主义+法西斯蒂”，而且还亲自发表了这样的讲话：

　　“……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信仰一个贤能的领袖。除他之外，再没什么第二个领袖或第二个主义，就是完全相信一个人!……决没有第二个思想和第二个精神，只有这一点，我们才可以真正叫做一个法西斯蒂!”

　　“外国有法西斯蒂，现在我们中国也有法西斯蒂，但是中国的法西斯蒂有其名，无其实，人家说一定不会像外国的一样成功的。”

　　蒋介石：《如何做革命党员》

　　原来“蒋之三民主义”就是“完全相信蒋介石一个人”的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只是到了1936年，因为继续扩大侵略华北的日本发生了二·二六法西斯化事变，蒋介石才不得不藏起了“法西斯蒂”这并不光彩的旗帜。

　　只有中国共产党继续地坚持着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目标，并高高地举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旗。“新民主主义”的“新”字，一是因为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大都追随了蒋介石、当然也就放弃了民主革命，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就不得不担负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全部重任;二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样的民主主义革命在胜利之后，就将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

　　毛泽东主席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革命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即指导中国革命的毛泽东思想，最终打败了蒋介石的假三民主义，于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历史的发展还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思想不但是中国人民追求独立和解放的真理，而且也是世界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追求独立和解放的真理。正是出于这一明显原因，美国学者施瓦兹(Benjamin Schwartz)早在1952年就率先使用新术语“毛主义(Maoism)”，开启了世界范围内的毛泽东思想研究。

　　3. 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得胜利

　　比施瓦兹首次提出“毛主义”整整晚了三十年，改开的“理论家”们居然武断地说毛泽东思想是“集体创造”的。但是，毛泽东思想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包括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国际共运、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以及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国际关系的完整思想理论体系，尤其是包括了：

　　à 为在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断向马列主义请教，又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和教训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完整思想体系;

　　à 为在中国这样的国度内完成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不断向马列主义请教，又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经验和教训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完整思想体系;

　　à 为在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新形势下，以及又出现了现代修正主义、甚至社会帝国主义的情况之下，正确地划分三个世界并制定和实践正确的国际主义斗争策略时，而不断向马列主义请教，又结合当代国际革命运动的经验和教训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完整思想体系;以及

　　à 这三个革命的相互关系和三个体系之间相互联系的完整思想理论体系。

　　那些改开“理论家”们从来就没有讲清楚、也根本不可能讲清楚，像毛泽东思想这样庞大、完整、复杂并且其各部分既充分相容、又相互支撑的思想体系，都经过了哪些人之手、经历了怎样的复杂过程、有过怎样的挫折和反复，又共同做了那些努力而能达到这样的充分相容和相互支撑，而在众多的头脑中“集体创造”出来的呢?

　　这里要特别强调“政治、经济、文化”中的文化：革命阵营中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革命群众，很少有人理解“文化革命”的含义，很少有人自觉于《共产党宣言》中的“第二个彻底决裂”，即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大多停留于1942年延安整风时就已达到的水平，包括“工农武装斗争、革命根据地建设、农村包围城市”、“与‘左’右倾路线的斗争、马列主义的中国化”等等。其实延安整风就是毛泽东所领导的，新民主主革命时期的文化革命。中国1966年至1976年所发生的全国范围大规模社会实践，则是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队伍已经足够壮大之后，毛泽东所领导的第二轮、即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革命;而且正是因为有了比较成熟的客观条件，才有可能出现“文化大革命”之“大”。

　　斯大林在成功地领导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抗击德日法西斯的残酷斗争，但也有失也，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未能将党内斗争按照实行“第二个彻底决裂”来处理，也未能开展列宁在其去世前一年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而留下了从赫鲁晓夫至戈尔巴乔夫的后患、最终酿成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东方早报》2005年04月26日专稿“普京称前苏联解体是20世纪政治上最大灾难”(http://news.sina.com.cn/w/2005-04-26/10396495753.shtml)。现在有网民声称，普京的这篇咨文中没有这句话。但无论如何，苏联解体给其各加盟共和国与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痛苦，是无法掩盖的历史事实。毛主席在1966年所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苏联解体证明了重大的历史意义，却被81决议所全盘否定。这样鲜明的对比，恰恰证明毛泽东思想并不是什么“集体创造物”。

　　马克思在创造马克思主义时，还有不可替代的恩格斯参与其中，而且也确有大量的文字书著证明了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不可替代的贡献。正是恩格斯谦虚地说，马克思主义属于马克思的创造，后人才一致公认恩格斯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可是在“自以为是毛泽东思想集体创造者”们的支持之下，这些“理论家”们却从来无法指明：到底谁是参与了创造毛泽东思想的那一位、或者那几位不可替代的“中国的恩格斯”?那一位、或者那几位“中国的恩格斯”又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哪一部分上不可替代?那一位、或者那几位“中国的恩格斯”到底有什么著述传世证明了他或者他们那不可替代的贡献呢?以下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此回顾暂时超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毛泽东思想”从其萌芽到成熟、以及其后的每一阶段的发展中，可曾出现过一位或几位“中国的恩格斯”、可曾被“集体创造”过?

　　1)萌芽阶段

　　五四运动的伟大旗手陈独秀，在李大钊宣传马列主义之后就选择了新的世界观。中国的早期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在1921年建党之前就先后接受了马列主义。但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来认真分析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和现状的文章，当属时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在1925年12月1日所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即使今天读来，仍然令人感到毛泽东那穿越历史的深透洞察力，感到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解决中国问题的巨大潜力。

　　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不但在国共合作上下了大功夫，而且更加着力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的实践。他在1927年3月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最终找到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那就是能与无产阶级可靠联合、接受无产阶级领导又蕴含着巨大革命潜力的农民阶级。这一点，在随后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一化三改以及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被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但在1927年，党内只有毛泽东最清醒：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毛泽东选集》1991年6月第二版，第一卷第15-16页

　　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两点：

　　a.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分析农民阶级的“革命性”时，将其归入“中间等级”、并指出该等级按社会发展潮流看甚至具有“反动性”：

　　“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共产党宣言》是根据欧洲、主要是西欧各国率先进入资本主义时期的现实情况，而对农民等中间等级做出这样阶级分析的。因此这句话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基本原理，在欧洲、尤其是西欧革命形势分析中的一个应用，而并非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本身。

　　b. 与欧洲封建社会仅仅经历了不到千年(其实仅几百年)的“领主·农奴”阶段完全不同，中国的封建社会形态经历了大约500年的“领主·农奴”阶段和2500年的“地主·佃农”阶段，在后期甚至还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地出现了“地富·佃农·雇农”式生产关系。尤其是，中国3000年封建社会是极其发达的，远非欧洲封建社会可以比拟;而且在这3000年中，中国爆发过千百次农民起义，其中大、中规模的就有四、五十次，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主要推动力。

　　面对中国这样悠久的历史和农民的革命性问题，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们均以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将原来在欧洲农民革命性分析上的“应用”当做不变的原则，生硬地套用到中国的革命，不但看不到中国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更看不到那才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毛泽东(几乎一人)率先解决了这个理论问题，并继而带领全党成功地解决了其革命实践问题的。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中共可曾有哪位早期领导人，哪位革命教授或者留日、留法、留苏的革命家，早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达到了毛泽东这样清醒的认识?现在有些人或以“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或以“资产阶级老爷”的面孔露头，将毛泽东贬低为农民革命的领袖，大谬不然!毛泽东是最早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最早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寻找最可靠的同盟军、亦即中国革命主力军的中国共产党人——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萌芽阶段。

　　2)成熟阶段

　　这一阶段应该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八七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了著名论断：

　　“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瞿秋白在会后主持中央工作，并邀请毛泽东留在上海中央。但毛泽东去了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开始了革命军事工作，从井冈山斗争到扩建中央苏区，胜利地领导了工农武装割据并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与苏联十月革命完全不同的道路。但毛泽东先后受到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排挤和打击，最后只得转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但仍密切注视和扑捉革命的转机。

　　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在与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以及1937年12月会议上再受孤立、不得不与王明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再进行的斗争中，毛泽东主席继续全面地发展毛泽东思想。1939年秋冬完成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以及《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9日长篇演讲)三篇著作，标志了毛泽东思想臻于成熟，其思想理论核心包括有：

　　A. 中国革命包括当时正在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未来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两重任务。这两重革命任务都必须由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即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否则就不可能成功。

　　B.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就一直将这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之上。积十八年流血牺牲的革命实践经验与教训，中国共产党才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层面及其总体上，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革命根据地建设、农村包围城市之路、最后夺取全国政权)。

　　C. 这两重任务关系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因此，当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准备在具备了一切必要条件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一切共产主义者，都必须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绝对不能半途而废。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时的发展高峰。它不但指导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也在其它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革命中获得了普遍的应用。

　　此前的三次左倾路线和第二次右倾路线的领导者们，或者是只会死记硬背教条的“留洋马列主义者”，或者是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的“理论家”，其“杰作”就是导致30万红军损失90%、导致白区组织损失几近百分之百。历史证明了毛泽东针对这类“理论家”们所下的论断：“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而且在阅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编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毛泽东还曾感叹地写下了这样的批注：

　　“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45页

　　在1940年代动员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就提出了要反对主观主义(首先是教条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而且也正是因为这场整风运动，才将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才使得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在抗日战争后期、在三年多的解放战争中、以及在不到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所向披靡，使中国的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大踏步前进。

　　在抗日末期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大，最终正式地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的地位，其过程除了上述19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之外，除了对几次“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之外，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细节。让我们来看这两个例子：

　　刘少奇[3]于1943年7月6日在《解放日报》著文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的概念。

　　王稼祥在同一天《解放日报》上著文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毛泽东在创立毛泽东思想时，当然会就中国革命的复杂问题以及共产国际所出现的领导偏差，与他的战友们反复地探讨过并且有过思想上的交锋，甚至在路线斗争中分分合合。但上述两个细节足以证明：在中国共产党于1940年代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时，党内谁也不曾有过“毛泽东思想是集体创造的”、“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之类的主张或者妄想，因为毛泽东的战友们在那时都真心地认为，毛泽东的马列主义水平以及他对马列主义的贡献，都远远在全党其他同志之上。

　　毛泽东主席还根据中国革命的丰富实践，认真地从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写作和演讲。他在1937年写成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包括节选出来的哲学名篇《实践论》和《矛盾论》，以及大约在1941年9月后成稿的《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胡乔木回忆)，不但用唯物辩证法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而且还提升革命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主席在1939年12月21日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段最精彩的讲话：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造反有理”，毛主席早在1939年就总结出来的这四个字，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道理，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鼓舞亿万群众奋起“就干社会主义”的战斗口号——对此，81《决议》的起草者们当然毫无资格说他们曾参与过“集体创造”，因为这些人就是根据“造反无理”来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

　　《实践论》：总结了在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实践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教训，并沿着辩证唯物主义路线提炼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

　　《矛盾论》：深入分析包括中国革命的复杂现象，证明和发展了列宁有关辩证法只有一条基本规律的论断，即对立统一规律，将恩格斯所沿用的黑格尔“辩证法三大规律”中其余的“量变质变”和“否定之否定”，划归范畴。

　　对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最深入的分析和论证：其中对矛盾特殊性的认识特别源自中国革命的实践，又反过来指导了中国革命;而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和曲折教训，又在世界范围的革命中具有其普遍意义。

　　有关马克思“自由王国是对必然王国的认识和改造”的更深刻和更为辩证的论述：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

　　尤其在新中国即将建立之际，毛主席对历史唯物主义给出了广大群众最容易理解的，在哲学发展史上也最精辟的阐述，令中国共产党人感到自豪：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1949年8月14日

　　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之中，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主席，继续总结中国人民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伟大革命运动，运用并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提出“一分为二”、批判“合二而一”，提出“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才能有最后的质变”，提出“出了修正主义还会再出马列主义”的否定之否定，以及“自由王国是对必然王国的认识和改造”等概念及论证，早就萌芽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例如：

　　A. 在1960年年初阅读和讨论苏联科学院经研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曾经说：

　　“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到来。”

　　这既是用对立统一规律来阐述量变与质变的关系，也是对他所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即主动自觉地从革命根据地建设、抗日边区建设、解放区逐步连片直至走向全国解放的过程的哲学概括。

　　B. 毛泽东批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方法，说道：

　　“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

　　毛主席还说：

　　“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那么整个社会的普遍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

　　这些显然都是毛泽东在进一步发挥，他早就在《矛盾论》中所深刻阐明的矛盾特殊性与矛盾一般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C. 毛主席在51年前就说过：

　　“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

　　这是根据辩证法“否定之否定”(毛主席认为应属范畴、而非基本规律)，对共产主义运动的预测，而且已被证实，详见第八章第5节第2)小节C大段分析。

　　本文集第二篇章《辩证唯物世界观》中将详细论述这方面的内容。

　　现在多有论者采用“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提法，但这种提法显然没能充分认识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普遍意义，也无法正确地评估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应有的位置。其实毛泽东本人早在1949年的七届二中全会总结报告中，就明确表示不应该这样提了：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应该这样提法，这样提法较好。而不应该像王明同志的提法，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这种提法不妥当。因为照王明的提法，则有点划分‘市场’的味道。……那岂不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市场’分割了吗?……另外，如果是真理那它就有点普遍性，就不能不超过一定的范围。”

　　《毛泽东文集•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1949年3月13日

　　毛泽东的这段话表明，他本人在七大召开的四年之后已明确表示，不同意将“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了，因为那样一来，就将马克思主义按照地域分割，而与真理的普遍性相违背了。即使早在延安整风及其准备期间，在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时，毛泽东就明确说过，“相结合”应该是“双向”的结合：一方面理论要联系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具体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实际问题，这是理论向实际的结合;另一方面也要对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将其上升为理论，成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实际向理论的结合。毛泽东在1941年“九月会议”的讲话中这样强调：

　　“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是为了提高理论，而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水平，“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374页

　　毛主席在这里所讲的“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就是“实际向理论的结合”，就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即在中国革命的丰富实践之中认识和发现真理、发展马克思主义。毛主席说“如果是真理那它就有点普遍性”，这点“普遍性”成分当然就有适用于其它国家革命的原理或原则。显然，这种“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是无法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来涵盖的。

　　3)社会主义

　　毛泽东思想在1950、60年代的继续发展，不但包括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在社会主义阶段的经济建设、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而且还包括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如反对修正主义和避免本国出现修正主义的斗争，在第二次大战之后的国际(包括冷战)环境之中联合马列主义政党和第三世界国家民族民主革命力量，利用西方国家集团的内部的矛盾，开展针对帝国主义的以及针对社会帝国主义的国际斗争，等等;并且根据解决这些新问题和特殊问题的丰富实践，继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解决这样复杂多样新型问题的大规模社会实践中，毛泽东思想继续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并在解决这些新型问题的社会实践之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继续作出多方面的重大贡献，包括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贡献(见上一小节“成熟阶段”有关哲学发展的回顾及相应脚注)。例如下述论断就是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发展：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九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的节录，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194页

　　显然，对人类阶级社会历史如此精辟的概括和总结，肯定不是什么“集体创造”或者“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且如所周知，中共八大并没有再次重提毛泽东思想，当然也就不曾提出过什么“集体创造”或“集体智慧”之类的主张。

　　4)继续革命

　　81《决议》提出的所谓“毛泽东晚年错误”，其实就是指责毛主席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及这一理论所指导的大规模社会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是这一理论有什么错误吗?让我们来看马克思是怎样说的：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480页

　　马克思在这里提出要改变的“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就是指剥削阶级为了维护和强化他们的私有制经济关系和私有制政治关系，而发展出来的、并且还长期和无孔不入地腐蚀了劳动者的私有制的意识形态。

　　根据马克思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一基本原理，根据苏联出现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的教训，并根据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国内、国际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毛主席在1960年代中期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包括在社会主义阶段仍然可能出现新生的资产阶级，而最危险的新生资产阶级可能就在共产党内;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要最广泛地发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避免出现这样的新生资产阶级，并随时准备和他们进行不调和的阶级斗争。

　　这样的理论显然不是什么“晚年错误”，而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尤其是在81《决议》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后的三十二年中，中国出现了庞大的新生资产阶级，而且其中最危险的成分恰恰就在共产党内。这种产生恶劣效果的大规模社会实践，足以从反面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毛泽东“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证明了这一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重大贡献。

　　鉴于这是81《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的结果，当然毛泽东思想的这一个部分，就更不可能是“集体创造”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了。那么，为什么至今还有很多官员和学者仍在喋喋不休地谈论什么“集体创造”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呢?那是因为他们想从根本上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及其大规模社会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说这一时期是毛泽东的晚年，晚年的错误就算毛泽东思想了——这不过是他们妄图阉割毛泽东思想的伎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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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决议》30年之后更出现了如此咄咄怪事：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大会上，国家某领导人的讲话从回顾孙中山直接跳到了推崇邓小平，中间居然只字不提毛泽东主席!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甚至连新中国所有的敌人都承认：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人类史上最为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向胜利，才使得中国实现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革命目标。没有毛泽东，就不可能有1949年的新中国!邓小平如果仍然在世，也绝不可能同意在纪念辛亥革命时这样虚无历史呀。

　　与此第二章有关的论题，将在第一分册第三篇章《独立解放曾伏虎》深入讨论。该篇章将澄清有关中国人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键史实，并批驳有关的无耻谣言。

　　第三章.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

　　“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

　　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中宣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1953年9月

　　在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宣布了将要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的目标，并且指出：中国将逐步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国内的主要矛盾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本章分为以下5节：

　　1.解放初期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

　　2.新民主主义必将走向社会主义

　　3.“资本主义补课论”篡改马列

　　4.复辟的资产阶级更加腐朽贪婪

　　5.用科学社会主义重新审视改开

　　1. 解放初期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主席于1951年10月23日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作了题为《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的开幕词：

　　“在过去的一年中，在我们国家内展开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个大规模的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即将基本肃清。土地改革，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以外，即将于1952年全部完成。全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空前广泛地团结起来，向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中国人民的伟大意志，与朝鲜人民军一道，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企图侵占朝鲜并进而侵入中国大陆的狂妄计划。

　　……

　　“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这些胜利，是依靠了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巩固团结。在国际范围内，是依靠了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巩固团结以及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

　　这篇讲话是对新中国最初两年的最精辟的概括和总结。毛主席说到了人民民主专政业已巩固，说到了全国各界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巩固团结，这些就是新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的有利条件。与毛主席这篇讲话有关的内容，将在本文集第三篇章《独立解放曾伏虎》的后一部分详细讨论。

　　2. 新民主主义必将走向社会主义

　　早在1940年1月9日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时，毛主席就已经指出，这个革命的当前目标是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但革命的前途不是资产阶级专政、而是社会主义。

　　在1945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又提出，新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将转变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一预言不但被解放初上海不法米商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的行为所验证，而且也被全国性三反、五反群众运动所揭发的，大量资本家腐蚀党员干部、不法经商的证据所证明。因此，理论上和大范围的社会实践都证明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

　　1) 社会主义一化三改

　　但是，很多领导人在建国初并不理解这一转变。有的中央负责人指示说，中国因为经济落后，首先是要“巩固新民主主义”，至于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那将是“很遥远的事”，这就如同现在有的领导人说要先“补资本主义的课”。针对农业集体化，该中央负责人指示说，那要等到工业能够提供足够的农业机械之后再说。这显然是在机械地模仿苏联1929年农业全面集体化的模式，但却完全没有汲取苏联模式的教训：苏联早期试行农业集体化规模很小，是到十月革命胜利十二年之后、有条件机械化时(如果中国也等待这样的机械化，恐怕两、三个十二年也等不到)，才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全面集体化过程。但到那时，敌视农业集体化的富农阶级已经壮大，迫使苏联不得不在集体化期间将富农阶级驱离农村，致使集体化伴随了十分消极的后果，以至于苏联的粮食产量在集体化过程中无法达到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最高水平[4]。

　　但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先进农民们迫切要走互助合作道路，并且已经行动起来。如果继续拖延农业集体化的进程，也将与广大先进农民的集体化积极性发生矛盾。这时，毛主席耐心地分析了西方资本主义初期曾经历过的“工场手工业”来说服他们：

　　“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这符合七届二中全会和政协共同纲领关于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经济的决定。”(薄一波的回忆录)

　　这就说服了有关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和华北局领导人薄一波、刘澜涛等，支持了山西省省委书记赖若愚、陶鲁笳等人领导农民率先试验农业集体化的报告，也就支持山西省委、山西农民为全国的农业集体化做出了榜样。

　　此后，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根据“消灭私有制”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制定了一化三改总路线(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领导新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

　　2) 农业手工业集体化

　　社会主义一化三改是从农业集体化开始的，经过了互助组、初级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是先搞试点、再做推广，强调要保护牲畜、要增加生产，反对强迫命令、坚持以集体化的优越性来吸引和鼓励农民自愿加入。毛主席在农业合作化试点时期就强调，一定要接受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教训，务必保证增产、务必保护大牲畜(见时任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的回忆)。因此与苏联迟至1929年到1936年才开展农业全面集体化相比，中国农业集体化的整个过程，不但要早得多、快得多，而且还平稳得多。尤其是中国农业总产量，在整个集体化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增长势头。

　　在获得农业集体化的丰富经验之后，手工业集体化进展十分顺利。很多手工业集体，又在短期内进一步发展为工业化企业，其中还有些后来发展成为全国著名企业。

　　3) 私营工商业的改造

　　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甚至比农业集体化还要顺利，其主要原因有这样两条：

　　第一条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制定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赎买政策，包括在一定时间内发给资方人员“定息”，并且根据资方人员的业务能力给本人安排工作，甚至根据实际需要给资方人员的家属安排工作，这些都降低了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阻力。

　　第二条是新中国没收了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和官僚资本企业，将全国近百分之八十的现代工矿企业资产收归全民所有;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兴建了大批工矿企业，包括苏联援建的大量重点工程;党中央再依靠工人阶级和工农联盟，顺利地推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集体化：这三大因素使得私营企业赖以生存的原料和市场，全部都被社会主义国家所掌控。在这样的社会主义经济环境中，私营企业主已经无法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自由经营”了，已经无法控制利润率了，因而其社会主义改造势在必行。

　　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过了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掌握原料和市场，向私营企业提供订单和原料，按计划给私营企业留有合理利润空间)、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以及全行业公私合营三个阶段，到1956年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资本家“为公私合营而敲锣打鼓报喜”的局面。这不但保护了社会生产力，而且还保障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既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首创。

　　社会主义的一化三改，大大地激发了工人、农民、个体劳动者和广大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也保护了原私营工商业者及其家属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使得中国极为平稳地完成了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大大地解放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

　　设想，如果中国不能在共产党领导下于1956年顺利地完成了一化三改，中国就无法保障在八年之后成功地试爆第一颗原子弹，就无法保障在其后的若干年内(即文革中)先后搞出实战型的两弹、一星、核潜艇，也就无法支持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大国地位。因此，一化三改的重大历史意义，无论如何估量都不为过[5]。

　　本文集第一分册第四篇章《姓资姓社是关键》，将详细讨论与本第2节有关的详细内容，并澄清有关中国社会主义一化三改运动的史实，澄清一化三改大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的史实，同时批驳那些违背史实、污蔑一化三改的谣言。

　　3. “资本主义补课论”篡改马列

　　赵紫阳以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身份，在1987年10月做十三大报告发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说这是中国处于“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据说这也算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因为马克思只说过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却不曾说社会主义本身也有个“初级阶段”!

　　但赵紫阳所发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上是指什么社会呢?在退下职位之后，赵紫阳私下对其同乡、挚友、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宗凤鸣说了实话：

　　“所谓改革的理论，就是落后的国家革命胜利后，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是走‘过了头’，必须退回来。……或者说只能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发展资本主义”如何如何……

　　赵紫阳1992年7月5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真相大白：赵紫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原来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表面上还说在走社会主义，但实际操作上已经“退回来”“发展资本主义”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大批不良官员和御用文人纷纷跟进，说中国“生产力落后”，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说[6]“补资本主义的课”。三十二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这些人干的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口头上却说是“中国特色”。

　　那么，这些人所说的“生产力”到底是什么呢?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生产力既不是企业的利润、也不是国民经济的GDP。他们于是发明了这样的排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这种见物不见人的“生产力排序”，从根本上违背马克思主义原理，而据此所提出的“补课论”，当然也就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1)“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违背了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曾经说过“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但毛主席说“也是”，而不是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个根本性区别。革命导师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无产阶级的领袖无论是毛主席、还是周总理，他们全都一致地说“作为劳动者的‘人’才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以下是他们的原文、原话：

　　“最强大的生产力是劳动阶级本身。”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7页

　　“全人类的首要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

　　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第843页

　　“在世界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宝贵的。”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

　　“……作为劳动者和生产工具的创造者、使用者的人是社会生产力中的决定性的要素……”

　　周恩来，《伟大的十年》一九五九年十年国庆讲话

　　显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与“作为劳动者的‘人’才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直接抵触，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列宁、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著名论断。中国人民作为劳动者的“人”，就是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领导下，充分地发挥了其作为“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的作用，才使得中国以人类历史上最快的速度发展了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和国防科技，与欧美国家逐步缩小了差距。这一史实无容置疑地证明了，社会主义极大地解放了中国人民生产力!

　　改革开放以来因为这一概念未被澄清，使得上上下下普遍地将“引进技术”误解为“提高生产力”之路。这是《共产党宣言》第三章早就澄清过的概念：

　　“……我们要消灭的只是这种(资本主义的——笔者注)占有的可怜的性质，在这种占有下，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

　　改开以来的“技术引进”，往往是中国企业(多已具备资本主义性质)花钱买进西方人制造的生产线和制造设备，驱使中国工人来为世界市场生产产品。尽管这样也能“赚钱”，但那仅仅是花钱从西方企业买到了“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而中国人的“活的劳动”只是像《摩登时代》里卓别林那样的工人，在为中国企业增殖其手中“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这与“提高生产力”又有何干呢?

　　如果闭眼不看作为劳动者的“人”的创造力，而只一位地迷信科技水平，那么美国的“纯科学技术生产力”本来比中国发达，中国就只能跟在美国后面爬行、不停地“补资本主义的课”，中国工人就只能像二十世界30年代的卓别林那样永远受中外资本的盘剥，那就不是“补资本主义的课”，而是沿着资本主义道路走到黑了!

　　赵紫阳的“资本主义补课论”就是这样破坏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见第六章)：

　　à 中国不但再无《鞍钢宪法》那样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以群众性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来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高潮;

　　à 不但再也没有出现过两弹一星、核潜艇那样的先进武器研制速度(以钱学森、邓稼先为代表的科学家，就是与大批工人群众和年轻技术人员摸爬滚打，才搞出来两弹一星的);

　　à 不但再也不曾搞出一项能够评得上中国“最高科技奖”的成果(十多年来所有这样的奖项，全部都被毛泽东时代的科技项目工所获得);

　　à 而且就连中国1970-80年试制成功的那种运十大客机，也造不出来了!

　　现在的中国工业，反而以台商富士康的“二十二跳”为代表(见第六章第7节第4)小节C大段)!就是说，二十二名富士康活生生的年轻员工，宁肯跳楼自杀、也不愿意再做那里的工作了，这样血淋淋的事实，难道还不足以证明：

　　A. “补资本主义的课”极大地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

　　B. “补资本主义的课”反令中、美的科技差距日益扩大;

　　C. “补资本主义的课”，就是要把中国的发展带上绝路。

　　2)“资本主义补课论”歪曲了五种社会形态学说

　　不良官员和御用学者们还振振有词地援引马克思、恩格斯的五种社会形态说，来“证明”他们的“资本主义补课论”。

　　出生于普鲁士王国莱茵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当然知道日耳曼民族的历史：日耳曼人就在其氏族社会的末期，在征服了奴隶制(并已出现农奴前身“隶农”)的罗马帝国之后，跳过奴隶制社会发展阶段而径直发展(领主·农奴)封建社会的制度。但是，日耳曼民族从来没有“补奴隶制的课”(参见本开篇第七章第3节第2)小节C大段“罗马隶农制”段落的解释)，这一史实最有力地证明了这样三条：

　　a. 即使是基于西欧历史的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从来没有说过，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必须顺次地经历这五种社会形态中的每一个形态。

　　b. 而且，同一个社会形态，在各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历史中所经历时间长短不一，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哪一个形态必须经历多么长的时间。

　　c. 其实一个民族或国家，在什么样的生产力下进入哪一个社会形态，是否必须进入这一个社会形态，以及在这个社会形态下要经历多长时间，都是由历史、地理、文化和阶级斗争条件，以极其复杂的必然性和偶然因素来决定的。

　　例如很多学者因为硬套“铜器 =》奴隶制”、“铁器 =》封建制”的欧洲公式而将中国的封建社会大大推迟，结果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但是，历史学家徐中舒教授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发表《耒耜考》(音“磊似”)一文证明，3000多年前的周族所使用的农具“耒耜”，其实是捆绑了横木、允许二人同时下踩的农具木把“耒”，与前端镶嵌铜刃的“耜”(“犁”的前身)所合成。使用耒耜，周族人就能在铜器尚不太发达的时代，在黄土高原地带实现二人操作的土壤深耕、甚至实现埋草木成肥，使其农业生产力大大超越了同一时期铜器十分先进、政治军事也很强大的商族。在接受了唯物史观之后，徐中舒教授又于1955年在《耒耜考》的基础上研究了周族以及周朝的田制，证明在武王伐纣之后，周武王和周公确实在“天下”推行了封建制度。徐教授的研究，难道不是远远胜过那些硬套欧洲公式的学者们吗?

　　以下的中西文明发展史比较，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上述三条原则：

　　A.中国从不曾去“补奴隶制社会的课”

　　史学界曾有过著名的争论，其焦点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始自西周(西周封建论)还是始自战国(战国封建论)?近三十年还出现了严肃的“无奴派”，认为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了奴隶制、但不曾形成过奴隶制社会。无论怎样争论，几派学者均承认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社会，远远没有像古希腊、古罗马那样典型那样发达。

　　王玉哲教授的晚年宏著《中华远古史》在2000年他87岁高龄时出版，全面地综合了我国几代学者、包括他本人在整个二十世纪有关夏商周的研究成果。他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以多领域、多形式的证据(史料、考古、传说、古文字、声韵)，证明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只有从盘庚迁殷到武王伐纣之间那273年[7];相比之下，西方奴隶制社会则从苏美尔或古埃及开始，沿着阿卡德、巴比伦、亚述、腓尼基、小亚……希腊、罗马的顺序从东向西传播，持续地发展了长达3000多年。

　　但尽管奴隶制社会如此不发达，中国从来都不曾去“补奴隶制社会的课”;而且在短暂的奴隶制之后，中华民族却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无比辉煌的封建社会文明。

　　B.西欧从不曾去“补封建制社会的课”

　　西周封建论派认为西周是领主(贵族)·农奴·庶民制封建制社会，到战国、秦汉时就向地主·佃农·自耕农制封建制社会演变了，整个封建时代持续了3000年。即使是战国封建论派也至少认为：中国的封建制社会自战国渐废诸侯卿大夫世袭制开始，再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以及宋辽金元明清共几个阶段的不断进步，持续发展长达2500年，创造了人类史上无比辉煌的封建时代文明(详见本章后面的附注“中国封建社会特殊历程”)。

　　相比之下，欧洲的封建制社会主要经历了领主·农奴制阶段，从日耳曼人打败罗马到十五世纪领主·农奴制衰亡，几近千年停滞——远远不像中国的封建制社会那样悠久、那样发达、那样辉煌。但是，西欧各国在历史上从来不曾因此而去“补封建主义的课”，反而因各种必然的和偶然的因素而率先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8]。

　　C.中国和西欧如同人类左、右脚向前进

　　如果将东方中国与西方欧洲分别比做人类的“左、右脚”，则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并非所有民族、所有国家全部按照五形态的顺序整齐划一、双脚捆绑地蹦跳前行，而是(中国)左一脚、(西方)右一脚交替地发展前进。

　　任何“唯生产力论”的“补课论”，既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也完全不符合人类文明社会几千年来发展的史实。

　　总之，赵紫阳等不良官员和御用学者们的“资本主义补课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五种社会形态学说中找不到任何根据——他们强词夺理，只不过是要复辟资本主义。

　　3)“补课论”掩盖了中国资产阶级历史上的无能

　　如所周知，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完成的，新中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以工农为主体的中国人民所创建的。为什么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能像英国的、美国的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那样，领导本国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完成自己国家的民主革命呢?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是软弱的、“两头怕”的、甚至连本阶级都凝聚不起来的，在中国条件下是无法成大事的。毛主席早在1925年所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对民族资产阶级这种矛盾的态度做过最透彻的分析：

　　“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

　　“但是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

　　历史已经证明：资产阶级在4·12政变之后就大都占到了蒋介石一边、与广大工农对立起来。因此，领导和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重担就全部落到了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肩上，中国民主革命也就只能以“新民主主义”的方式完成了。

　　赵紫阳等人要“补资本主义的课”，就势必要依靠资产阶级、发展资产阶级。他们不但无视中国广大工农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也完全掩盖了中国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无能——建国三十二年之后，靠“补资本主义课”所发展(实即“复辟”)出来的资产阶级，难道就比历史上的中国资产阶级更加高明吗?他们在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面前能够直得起腰来吗?他们又有什么资格来领导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呢?改开以来的贫富悬殊和阶级矛盾日益加剧，早晚要令这样复辟起家的资产阶级垮台!

　　本文集的第一分册第一篇章《中华文明源与流》，将详细讨论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在发展过程上的巨大差异，并分析其主要原因，力图辩证地解释为何中国奴隶制社会史那样短暂，为何封建制社会史又那样漫长，尤其是中国为何在新民主主义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就直接开启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时期。

　　4. 复辟的资产阶级更加腐朽贪婪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编写未完稿《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曾经写道：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

　　这是马恩在1845至1846年的文稿。那时他们以“意识形态”专指剥削阶级用来维护和强化剥削阶级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的文化，而改开以来的“资本主义补课论”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评的这种意识形态。它曲解甚至完全撇开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史，目的就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以这样的复辟舆论鸣锣开道，以这样的意识形态保驾护航，终于在改开以来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新生资产阶级。这就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就是中国当前一切发展问题、一切社会问题以及一切丑陋现象的主要根源，而作社会主义阶段中复辟出来的阶级，新生资产阶级要比历史上的资产阶级更加贪婪、更加反动、也更加腐朽：

　　1)生产关系的复辟倒退

　　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早在1956年就已经终结了。帝国主义侵华资本自鸦片战争后诞生，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官僚买办资本在洋务运动中诞生，二者都在1949年就被新中国的工农政权所没收，其寿命分别为90年至110年。民族资产阶级在晚清开放民间投资时诞生，至1956年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为止，寿命更加短暂。

　　与中国历史上的三类资产阶级相比，新生的资产阶级是一个复辟的阶级。

　　2)新生资产阶级发家史

　　中国的新生资产阶级，无论是官僚资产阶级，还是很多具有规模的所谓“民营企业家”们，几乎都是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过程中，靠着侵吞全民所有制资产或集体所有制资产而获得其第一桶黑金的。

　　这种侵吞公有制生产资料的“发家史”，决定了新生资产阶级的本性必然更加贪婪、更加反动、也更加腐朽。

　　3)“最坏的”资本主义

　　尽管现有的企业法、合同法、投资法、劳动法、税法、社会救济法等等，基本上都是抄自西方欧美国家，都是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法律(因而也分别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违宪的问题)，但在中国的新生资本主义企业中，很少有像欧美国家企业那样，认真对待这些本质上抄自西方欧美国家的法律。

　　中国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和所谓的“民营”资产阶级，除了按《资本论》所揭示的规律榨取雇佣工人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之外，很多都以“官商勾结、非法经营”的方式继续攫取国家利益和公有资产，或者非法欺骗顾客，或者非法欺骗股民，或者非法欺诈工人等等，并且年复一年地依靠这种非法手段来攫取超额利润。

　　4)“把权力关进笼子”

　　“官商勾结、非法经营”才是中国出现大面积官员腐败的根本原因。现在提出了要“把权力关进笼子”——这个口号不错，但在回答用什么样的“笼子”来约束什么样的“权力”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答案是有着根本区别的：

　　A.欧美国家的“笼子”

　　欧美国家对政府官员的监督，的确比中国当下的要好。“普世价值”派于是说，那是因为欧美国家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将权力关进了“笼子”，中国也应该学习。但这种说法掩盖了本质问题，那就是西方国家并非由“人民”、而是由“资本”来选择执政党，由“资本”来来决定国家的权力结构，资本才是约束权力的“笼子”——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答案，只不过他们用“人民”一词来掩盖了“资本”的本质。

　　但是中国的“资本”已经握在“官、商勾结”的那些利益集团手中，他们只会利用自己的权力来攫取更多的利润，怎么可能再“把自己的权力关进笼子”呢?

　　B.中国人民的“笼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人民用来约束权力的“笼子”就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只有充分发挥人民民主专政的作用，才有可能不但把“权力”、而且把“资本”也通通都关进笼子!

　　因此，只有依靠“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只有发动以工农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才能把“资本”和“权力”全部都关进笼子，才能破解官商勾结、治理官员腐败，也才能使中国的其它问题全部迎刃而解!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这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马列毛主义。

　　5. 用科学社会主义重新审视改开

　　毛主席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里的“社会主义”是《共产党宣言》早在165年前就已写明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这就是不但要与私有制决裂，而且还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与旧的封资修意识形态决裂的社会主义。因此，毛主席说的社会主义，不是什么诸如西北欧社会主义、加拿大社会主义、印度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也不是任何其它“特色”的社会主义。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接任总书记职务后明确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现在改革开放出现了这样多的问题，我们必须以“科学社会主义”全面认真地审视改革开放，其中哪些过程、哪些步骤、哪些举措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而哪些则“丢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成了修正主义。兹事体大、必当认真，因为毛主席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9]!

　　在1964年1月下发的《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徐冰起草)中，下面这段话是毛主席曾经亲笔改写过的：

　　“阶级社会在我们国家存在了几千年，资产阶级的存在也有百多年，花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消灭阶级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差别来完成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对世界也会发生伟大的影响。”

　　其中毛主席所改写的“花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表明毛主席早在50年前就充分地估计到社会主义阶段将是多么长久的历史时期。毛主席还特意增加了一段：

　　“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现在中国出现了庞大的新生资产阶级，这正是毛主席在五十年前就曾预料到可能发生的事情。为此，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人民大众做了充分的准备，包括被他称作“大演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要中国共产党内和党外的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坚持斗争，科学社会主义就一定会在中国再次胜利、再次回归。

　　与本开篇第三章第3、4、5节有关的内容，将纳入本文集第十六篇章《风雨再迎红烂漫》，笔者希望与读者全面讨论社会主义阶段的反复以及人民斗争的前途。

　　TTTTTTTTTTTTTTTT

　　附注·中国封建社会特殊历程

　　西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式的“领主(贵族)•农奴”经济形态，自春秋战国起逐渐衰微，自耕农大量出现，地主•佃农式封建经济兴起。但在此后的2500年封建史中，只要有了适当的条件，总会有某种变形的“贵族•农奴”式的封建经济一再复辟。

　　“贵族•农奴”式封建经济复辟的条件，首先是封建王朝的腐朽没落、豪族地主兼并土地(弱干强枝)、农民不堪租赋徭役，其次是北方游牧民族带着奴隶制或农奴制入主中原、尤其在入主初期，最后是贵族封建割据破坏中国大一统、尤其在秦汉至宋代之前：而且，这三大条件往往又“祸”不单行。每当旧王朝腐朽没落时，自耕农就会大量减少、并与大批佃农同样沦为农奴、甚至奴隶，农民只有起义打倒贵族、官僚、豪强地主及其总代表腐败王朝，战胜复辟的“贵族•农奴”制;然后地主•佃农•自耕农式封建经济才能以或多或少改进了的方式恢复和发展，相对地解放了农业的生产力。这样的朝代更替在古代中国重复了多少次，但总是合多分少，其中又可分为“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和“宋辽金元明清”两个阶段。

　　与西周类似的“世袭贵族•农奴”制，在宋代以前曾多次复辟，且势力很大，其中“贵族”先后表现为皇室宗亲中占有领地的“王”(如汉、晋两朝先后作乱的七王、八王)，因战功获类似“公侯伯子男”爵位的世袭贵族，中原和北朝旧贵族的残余“世族”，获封品级大官僚并有权荐举官员不避亲的“士族”，以及唐代拥地方军政大权的“节度使”等等。自隋文帝兴科举之后，新式文官逐步替代旧式“官僚荐举的”官僚，寒族地主随之兴起，上述各形式的“贵族”才在隋唐三百年间逐渐衰亡。

　　自宋代开始至清末的“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式封建社会形态，远比西欧封君封臣式封建制先进得多(因而剥削率也更高!)贵族势力在辽金元清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初期尚很强大，但分别都在本朝代之内就已衰弱。除此之外，这一阶段的主要大地主既不再是“世袭贵族”，也不再是掌地方军政大权的“节度使”，而是依靠政治和经济势力兼并田亩的“官僚•豪族地主”。例如明代“应天十府巡抚”海瑞，就是站在“朝廷与中小地主”的立场上，希望以打击有权庇荫农户、却能豁免赋役的官僚豪强，来保障朝廷的税赋(《海瑞罢官》历史剧将海瑞歌颂成海青天有违史实，见第八章第1节所叙述的文革导火索)。宋代伊始的封建制度，到清代前期发展成“摊丁入亩”，比之明代抑制了土地兼并，尽管仍有大量奴婢和“贱民”式农奴，但中国的社会形态已经大大超越西欧那种封建制度了。(中国未能就此进入资本主义并非因生产力、生产关系因素，而是因为孔孟之道意识形态过于强大，见第七章第2节)

　　当下大批唯心史观论者将源自西欧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法治”当做普世和永恒的标准，拿来指手画脚地评判中国历史，却不懂得历史发展规律从来不以少数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中国一方面因地域广阔而得以从中原扩张，另一方面因文化延续最为持久(至少有信史可考4000年，如《论语•为政》篇载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加上因汉藏语的特点而得以统一汉字并稳定传承两千多年，因而才在随后的历代王朝兴衰、北方民族入主和农民大起义几大力量相互作用之下，于康熙朝将多民族大一统疆域扩展至1,300万平方公里。尽管近代在与西方的较量中败下阵来，但中国终因继承历史文化遗产而避免了印度、非洲、拉美和伊斯兰等国家在近代沦为“全殖民地”的悲惨命运，并且也为新中国的改天换地准备了广阔的沃土。相反，欧洲、北非、西亚则因其文明发展史断断续续，以及在空间上受到地中海的居中阻隔，至多曾被罗马帝国全面征服过，但纯武力征服却无法达成语言、文字和行政统治上的统一。在日耳曼人崛起、击败和肢解西罗马帝国之后，这一片地区又分解为一圈碎片国家，从来未曾统一。(见第七章第3节)

　　历史上所形成的大一统，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又有什么不好!本文集将在第一篇章《中华文明源与流》，从人类走出非洲开始，对比西方来讨论这一系列问题。

　　第四章.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设

　　“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

　　毛泽东1953年9月12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

　　改开以来，不良官员和学者们振振有词地指责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外行领导内行”，是“不尊重专家”、是“极左思潮”。有的人甚至还大言不惭地说“毛泽东不懂经济”!所有这些批评者们通通都忽略了、或者有意地掩盖了下述最关键的事实和最基本的道理：

　　1) 毛泽东时代搞的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建设”;尤其是要在一个饱受帝国主义掠夺和新老军阀百年战火，极度贫困落后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而且是先有以美帝为首的西方集团在海上封锁，后又加上苏修帝国主义在北方陈兵百万。要在这样困难的国际环境之下，进行这项史无前例的建设，这对于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人民，对于无论是旧中国留下的专家们，还是留学西方或留学苏联的专家们，都是一项全新的挑战和艰巨的使命。

　　2) 批评者们所谓的“专家”们，可曾有哪一位参加过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建设?他们所谓的“内行”们又有谁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内行呢?没有，一个都没有!

　　3) 只有在大规模的社会实践中，包括不可避免地屡犯错误、纠正错误、积累经验和总结教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才有可能认识和驾驭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无论什么样背景的“专家”或者“内行”，只要他不与广大工农一同积极地参加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那他就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专家”和“内行”。

　　因此，改开以来无端指责毛泽东时代经济建设的学者和官员们，只不过是拿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尺子”来“丈量”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只不过是在暴露他们自己那根本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这些人在改开以就毫不迟疑地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并且还自我欣赏，这就更加证明了毛主席早年的著名论断：

　　“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6月19日

　　因此，以下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节文字，必然都离不开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

　　本章分为如下6节：

　　1.学习苏联建设经验问题

　　2.自己摸索经济建设理论

　　3.人民公社和农业学大寨

　　4.鞍钢宪法和工业学大庆

　　5.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

　　6.六二六指示和赤脚医生

　　1. 学习苏联建设经验问题

　　修正主义分子们借助西方帝国主义的造谣和宣传，利用苏联社会主义事业难免的错误和教训，先是编造和污蔑所谓的“斯大林模式”，然后再用来污指毛泽东时代是他们所谓的“斯大林模式”。但是，他们这套说辞全部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1) 苏联斯大林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还令帝国主义胆战心惊。否则的话，英美等西方国家就不必处心积虑地将德日意法西斯祸水引向苏联，苏联也不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跃而成为打败德日法西斯的第一主力。

　　2) 苏联仅仅是因为在革命成功后遭到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长达二十几年的恶意包围，包括处于第二次大战风雨欲来之势，才不得不加紧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当然，这样的国际环境势必影响苏联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也伴随了某些策略失误。

　　3) 但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党和人民全面地汲取了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根据中国情况走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路，不但平稳地完成了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且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长期地保持了举世无双的高速度。

　　就在新中国刚成立时，美国纠集西方和亲西方的十六国以“联合国军”的名义侵略朝鲜，并威胁我国东北地区的和平建设。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全国军民同仇敌忾，不但赢得了三年抗美援朝战争，而且还克服了现在的中国人难以想象的艰巨困难，全面地恢复了工农业生产并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好水平。从此时起到文革之初，中国经历了两个五年计划和一个三年调整期;在文革中又经历了两个五年计划的发展。在1965年至1981年期间，中国不但保持了农业十几年的持续高幅增长，不但建成了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还为备战备荒和根本改善沿海、内地工业布局，完成了大规模的大、小三线建设，从一个旧式农业国转变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国。

　　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速度，不但远远地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代，不但大大地超过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记录，而且也超过了前苏联最好的时期。在学习苏联经验并汲取其教训方面，毛主席和党中央几乎做得恰到好处：

　　1)汲取苏联农业先搞机械化、再搞集体化的教训

　　苏联试行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策略，将农业全面集体化推迟出现贫富悬殊、富农阶级业已壮大的1929年至1936年间，因而不得不承受一系列消极后果，以至于苏联的农业生产在集体化过程中一直未能达到沙俄时代的最高生产水平。这就拖了轻工业发展的后腿，而且还影响了经济建设所需资金的积累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中国共产党汲取了苏联的教训，领导广大中国农民逐步从互助组发展到初级社，在劳动和生产资料都参加分红的初级社形式下，又不断地提高劳动分红的比例，在建国后短短的六年之内就掀起了社会主义高级社的高潮。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不但完全避免了苏联集体农庄化那样的消极后果，而且一直在保持着农业的持续增长。

　　2)《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和第一个五年计划

　　毛主席亲赴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坚持原则并与周总理缜密策划，在1950年初签订了既维护中国主权、又争取到苏联经济技术援助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

　　中国勇于承担国际主义义务，不但在抗美援朝中保卫了中、朝两国，而且还赢得了苏联更大规模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使得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展得相当理想。

　　3)赫鲁晓夫毁约撤专家、中国摸索出自力更生路

　　但苏联专家在援建一百几十个现代化骨干企业的同时，也将苏联“一长制”的企业管理模式带到了中国。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掌政后，苏联改变了其社会主义方向(这本身也证明工业管理中的“一长制”对社会主义制度造成了根本性的伤害)，引起了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警惕。

　　尤其是赫鲁晓夫在1959年6月撕毁了原子弹合作协议，在1960年又突然全面撕毁了经济建设合同并撤走了全部的苏联专家，更令中国党警觉起来。这反而促使中国党和人民下定决心，摸索出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

　　2. 自己摸索经济建设理论

　　就是在西方帝国主义禁运、苏联修正主义集团逼债[10]的国际环境中，毛主席领导中国党和人民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并在这一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

　　1)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

　　早在中国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接近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已积累了三年经验之时(亦即赫鲁晓夫刚刚暴露其修正主义嘴脸之际[11])，毛主席就在1956年4月25日的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讲话，分析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最重要的十大辩证关系，并就正确处理这十大关系提出了中国党的基本策略：

　　01. 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防止片面发展重工业;

　　02. 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为平衡工业发展布局，要大力发展内地工业，也要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

　　03. 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把军政费用降到适当的比例;

　　04. 处理好国家、单位和个人的关系，统筹兼顾、以利于无产阶级专政;

　　05. 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06. 处理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07. 处理好党和非党的关系，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08. 处理好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要区别情况、给生活出路、给自新机会;

　　09. 处理好是和非的关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10. 处理好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又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搬照抄。

　　这篇讲话汲取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教训，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六年以来的经济建设经验、尤其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三年多的经验，确实成为我国自此之后二十多年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套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但是，可能因为这篇讲话中对斯大林功过三七开的评价在1956年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时还不宜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全文，是在二十年之后毛主席的1976年冥诞日才发表的。

　　在结束本节之前，我们以《论十大关系》“之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的选段来展示，毛主席早在1956年春就辩证地告诫党和人民不要迷信洋人、要走自力更生之路：

　　“我认为，中国有两条缺点，同时又是两条优点。

　　“第一，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象《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第二，我们的革命是后进的。虽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国早，但是那时没有共产党，那次革命也失败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几年。在这点上，也轮不到我们来骄傲。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

　　“我们这两条缺点，也是优点。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

　　很有意思：毛主席首先批评了我们自己人，“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象《法门寺》里德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就是说，我们的人要像革命年代和战争年代藐视敌人那样，藐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要鼓点劲、提高民族自信心，不要被洋人所吓倒。“洋人”是谁呢?毛主席在这里指苏联人，还与我们自己比较：

　　“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我们自己是一穷二白的，但正好“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

　　那时中苏友好气氛尚佳，苏联还在大规模援助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科技事业时期，但是毛主席就已经告诫国人要“鼓点劲、提高民族自信心”，要“打倒贾桂思想”。

　　《论十大关系》的辩证思想和战略原则全面指导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长达四分之一世纪，所获巨大成果包括工农业生产的长期高速发展，包括建成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包括以两弹一星核潜艇所奠定的国防现代化，包括自2000年设立国家最高科技奖以来的全部奖项(相比之下无一奖项为改开以来的成果)，包括新中国人均寿命在三十年间翻一番(令世界上所有国家望尘莫及的速度)，包括在一个80%文盲的国家里建设城乡均衡、学科齐全的高、中、初等教育体系，包括运十大客机的研制成功，等等。《论十大关系》在八十年代继续指导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即使在大搞市场经济的九十年代之后，仍然在很多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

　　2)六次中央会议纠正“五风”

　　在完成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并顺利地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党中央于1958年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尽管在那之后碰上了三年自然灾害，碰到了苏修挑起争端、撕毁大批合同并蛮横地地逼债，还遇到了领导人和广大群众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普遍头脑发热，但党和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逐步纠正了自己主观上的错误、认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坚持三面红旗并建立和完善了工农商业、科技文教等各方面的制度和方针政策。中国就此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发展之路，超越了历史上所有国家现代化的速度。但自改开以来，很多上层领导随便抹黑三面红旗，并掩盖了最关键的文献和史实，甚至默许敌对势力造谣中伤，致使社会上出现了思想混乱。现在已经明白，这些上层人物其实早就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就是要借助否定三面红旗来否定中国成功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其在改开中走资本主义道路制造舆论。

　　以下的白纸黑字历史记载是无法篡改的：

　　A. 六次召集中央会议

　　很多领导人在1958年头脑发热，也影响了毛主席，在8月31日结束的北戴河政治局会议上接受了高指标的建议。但毛主席自在10月分视察河北、河南时就发现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混乱现象，继而又发现了工业计划冒进的问题，认识到必须开会“压缩空气”。为此，毛主席自北戴河会议两个月后就连续地召开了六次中央会议：

　　à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

　　à 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且紧接着于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召开了八届六中全会;

　　à 转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

　　à 3月25日至4月1日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且紧接着于4月2日至5日召开了八届七中全会。

　　B. 着重纠正五风问题

　　在1958年11月2日至转年4月2日共五个月的时间内，毛主席频繁地召集了六次中央会议——两次中央全会、三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及一次中央工作会议。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那么毛主席底都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毛主席认为，党的高层领导人一方面必须按照马列主义来分析和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另一方面又必须将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当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天赐良机。

　　毛主席在第一次会议上率先做了自我批评(那时，“头脑发热”的北戴河政治局会议才刚刚过去两个月整)。在这些中央会议上，毛主席要求必须压缩空气、压缩工农业指标、缩短基建战线;要求必须坚持人民公社现阶段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性质”，并将人民公社化中所出现的问题既精辟又形象地概括为“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生产瞎指挥风)，其中特别强调要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纠正其它四项歪风。为了教育各级干部、尤其是高层领导人，按照价值规律办事、坚持等价交换原则，不得无偿占用、更不得无偿剥夺农民，毛主席在1959年2月27日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还讲过这样的话：

　　“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推动了我，我就想一想。现在的问题是跟公社特别是公社这一级，要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我们对农民唯一的办法是等价交换，买卖关系。公社内部买卖关系，三级之间买卖关系，社与社，队与队，买卖关系，做生意，等价交换。”

　　看，毛主席是怎样看待“农民瞒产私分”的!如果党的领导干部们也都能向毛主席这样相信农民，不怕农民瞒产私分，反而从农民瞒产私分的现象中抓到问题的本质，那“五风”早就及时地纠正了，人民公社也就能更快地走上正轨了。

　　C. 给六级干部公开信

　　在频繁召集六次中央会议之时，三年自然灾害尚未出现，苏修也还没有撕毁合同和无理逼债。但是，毛主席认为纠正“五风”刻不容缓，因为“五风”违背马克思主义原理、势必损害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且“纠正五风”恰恰是党内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大好机会。为了将“纠正五风”一贯到底，毛主席生平第一次于1959年4月29日亲自执笔“党内通讯”，下发至党内六级干部(省、地、县、社、队、小队，简称“六级干部公开信”)。这里简述其要点如下：

　　a. 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b. 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

　　c. 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

　　d. 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e. 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

　　f. 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g.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主席为何做出中共党史上如此空前绝后之举呢?显然是因为毛主席担心高、中层领导层层阻碍、令“纠正五风”无法贯彻。根据《毛泽东传(1949-1976)》有关章节，毛主席在1961年5月21召开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又回忆到两年前的六级干部公开信。毛主席非但没有批评其他领导人，反而自责没有教育好干部、没有领导好：

　　“1959年4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1960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一提‘五风’，说是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所以，今年……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者难逃。”

　　根据现在已经公布的史料，在1958年11月至三年困难时期结束，中国共产党不曾有第二位领导人像毛主席这样不余遗力地为纠正“五风”而奋斗。

　　D.正确评价三面红旗

　　在1958年11月2日至次年4月29日间的六次中央会议和六级干部公开信，以及其后在各级干部中的贯彻，是毛主席在“纠正五风”方面所做的第一轮努力。毛主席还就所发现的农业问题和人民公社问题，分别在1959年底至1960年初以及1960年秋做出了第二轮和第三轮“纠正五风”的努力。但是改开以来，居然有大批不良官员和御用学者不但隐瞒了毛主席三年三轮持续“纠正五风”的过程，不但抹杀了毛主席为纠正五风而做出的巨大努力，反而居心不良地造谣说什么“毛主席大搞五风”!

　　关于人民公社，根据大跃进和纠正“五风”的经验教训，毛主席最早于尚未出现三年自然灾害的1959年3月25日就提出了要规范人民公社各级的组织形式，后来还具体委托邓子恢等人起草《农业六十条》。毛主席还在1961年6月提出了“城市也要搞几十条”，并委托邓小平等人起草《工业七十条(试行)》。这些条例尽管各有某些时代的局限性，但在帮助各级干部和广大农民克服“五风”和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以及在其后长期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在工业方面：各种统计数据都表明，1958年后因自然灾害、苏修逼债以及国内纠正“五风”不及时等原因，而被迫收缩或缓建的大批工业工程项目，在1963年至1965年的三年调整期间又都恢复了起来，并最终发展成为国家骨干工矿企业，加上1964年启动的大三线、小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工业基地建设，中国独立自主地建成了基本完整的和布局合理的工业体系。

　　总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是党和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不断认识和掌握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过程，是党和人民坚持和高举三面红旗，因而在工农业生产、文教科技卫生、国防现代化以及这些方面的基础建设方面，独立自主地取得了长时期伟大胜利的过程——这是绝对不能随便冠以“斯大林模式”而横加否定的。

　　3)五风屡禁不止谁应该负责

　　在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期间，党的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普遍存在头脑发热问题。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党和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普遍高涨，真心实意地甩开膀子大干;二是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骨干都还欠缺马列主义的学习，都还不懂得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认识其客观规律，或者说还不懂得将社会主义热情与科学的态度结合起来。毛主席最早发现了这个问题，并且坚持以三年三轮的“纠正五风”、再“降温”和“压缩空气”，但这有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收到效果。

　　A. 出现集中饿死人事件

　　前述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亲笔撰写和发布了六级干部公开信，但很多地区将此公开信截留不予下发(官方尚未公开有关文件，说明那些地区为何截留公开信)。

　　个别地区虚报产量、“放卫星”，实际上达不到，却不顾农民基本口粮的需要而强迫超量收缴粮食，捅出了饿死人的篓子，其中最典型的是河南信阳地区。在六级干部公开信下发了半年之后，在1959年10月至次年2月，信阳若干个县发生了大规模饿死人事件，其首要原因并非缺粮，而是有关省、地、县委领导以反对“瞒产私分”为名从农民手中强征过头粮，后又安排民兵阻止农民外出讨饭!

　　设想：如果河南省、信阳地区及其下属各县都能原原本本地将毛主席致六级干部公开信传达至生产小队(一个小队才有20上下农户)，那么信阳地区各县的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肯定会大胆反对地、县领导的胡作非为，也就肯定会杜绝信阳地区的集中饿死人的悲剧。更加严重的是，信阳事件还向上级隐瞒了一年。是毛主席在1960年10月23日至26日，在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大区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农业汇报会上，即开始第三轮纠正五风时，才在会上听到河南省委汇报信阳事件实际情况的，其中真实的文字材料是迟至汇报会结束那一天才送到毛主席手上的。

　　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到底是如何能将信阳事件隐瞒了这样久的，或许是否他那一级曾向哪位上级领导汇报、又被那位上级领导隐瞒了的，现在均未公布。

　　在得知信阳事件真实情况后，毛主席马上气愤地定性：“信阳事件是阶级敌人的猖狂报复，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进行阶级报复，实行阶级复辟，是敌人篡夺了领导权。”毛主席和党中央还及时委派李先念、陶铸[12]等领导人去处理，对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及下辖几个县的责任领导干部分别給予严厉的撤职查办和刑事处置，煞住了这股恶风。吴芝圃本人也在1962年1月份的七千人大会之后被调离了河南省委。

　　B. 毛主席纠正五风最力

　　当时，即使党中央的领导干部，也大都对“纠正五风”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根据目前已经公开了的正式文件、讲话记录和知情领导人的回忆：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毛主席不但是头脑最清醒的，而且也是唯一提出要“纠正五风”、并决心将其贯彻到底的。这显然也是纠正五风经历了比较长时间的重要原因，甚至是首要原因。

　　正是因为毛主席本人以及拥护毛主席的周总理等领导人的努力，才得以基本上挽回或补救了因“五风”而造成的经济建设损失，不但保护了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且提高了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使得我国农业自1962年得到全面恢复，并在其后二十年间几乎保持了年年增产。但有的领导人改开后却反思“大跃进”、指责“毛泽东头脑发热”，这是违背甚至颠倒了历史事实的。

　　有人说刘少奇在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讲不能总是说成绩和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讲到“天灾和人祸”的问题。有人说毛泽东因为听到这些话而不满刘少奇，其实那些话都是毛主席早在一年之前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就讲过的话：在那次会议上(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毛主席四次听取汇报时的插话表明，以他为首的党中央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规律已经达到基本正确的认识。例如在1960年12月20日第三次听取汇报时，毛主席有这样的插话：

　　a. “光讲‘一个指头’好不好?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关于成绩和缺点)

　　b. “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不是矛盾吗?庐山会议时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右倾又压下去了，加上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原来估计1960年会好一些，便没有估计对。196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1958年还厉害，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从农业上调劳动力过多。”(关于天灾和人祸)

　　刘少奇在一年之后的七千人大会上有关成绩和缺点、天灾和人祸的讲话，几乎就是在重复毛主席的上述插话。这恰恰表明，中央至此基本上达到了一致的正确认识。

　　C. 庐山会议与反右扩大化

　　有人说“五风”问题和个别地区饿死人问题，是因为毛主席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而在庐山会议上错批了彭德怀，但这种说法与毛主席全力“纠正五风”的历史事实明显矛盾，尤其是与毛主席早在尚未出现三年自然灾害的1959年3月，就提出要规范人民公社各级组织形式的历史事实相矛盾。其实彭德怀在7月庐山会议期间的所谓“万言书”，还远远达不到毛主席三个月前那封六级干部公开信“纠正五风”的力度。

　　事实上是彭德怀等在前几次中央会议上都没有跟随毛主席努力纠正五风，却在6月访苏时听了赫鲁晓夫骂中共、骂毛泽东的话后不予反驳，在尚未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的情况下，就带着特殊情绪参加庐山会议，引发了两个立场、两条道路的争论。

　　毛主席主动承担了足够多的责任。现在出现的争议，实为某些领导人要否定社会主义、要掩盖历史事实、要栽赃毛主席。此外在毛主席去世后，官方为维护以后的某些领导人的声誉，至今尚未公布“庐山会议”的完整档案，证据如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前副主任的李捷，在中国社科院纪念毛泽东诞辰111周年的会议上做了报告。在报告后回答记者的提问时，他明确地说出了这条原因：

　　李捷：我们单位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大量档案材料都有复印件在我们单位(他说原件都在中央档案馆)，……，受现在各种各样的情况的限制，有些东西不太好写。不好写的原因主要还不是因为说出来以后有损于毛泽东，而是说对现在有些人不利，这还是有一些禁区的。但是，我们保证一条：凡是写出来的东西都是真实的。……

　　提问：您刚才说，把有些材料写进《毛泽东传》，会对现在有些人不利，请问具体是指哪些方面的材料?

　　李捷：前面那个不利也只能说到此为止，我不能再说，再说就犯错误了。……

　　李捷显然是在向记者表明：改开以来的某些头面人物，虽然在很多事件上负有责任，但为继续维护他们这些人的声誉，就不得不在《毛泽东传》中隐去有关的事实。

　　就目前已正式公开的文件来看，关键事件如反右斗争是如何扩大化的，大跃进刮五风的为很么迟迟难于纠正，1959年庐山会议是怎么回事，会议后为何还要在中下层“大反右倾”，等等几乎都有未公布的隐情，符合李捷的解释。

　　李捷曾因参与撰写《毛泽东传(1949-1976)》而获得了相当的好评，是因为他那时比其他的官方学者都更加客观一些。但他因为避免“对现在有些人不利”而无法碰“一些禁区”，那就势必掩盖了史实的一个侧面。根据唯物辩证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相互联系、互为因果又互为表里的。因此，即使李捷参与编写并获一定好评的《毛泽东传》，也仍然因掩盖部分史实而影响了对毛主席的正确评价，甚至给了别有用心者以可趁之机。但是根据越来越多的亲历人回忆，有些事多少也能看出一些端倪。

　　反右扩大化隐情

　　邓力群曾经对反右斗争尽心分析，应该是得住脚、并被历史证明了的：

　　“在反右斗争中，毛主席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提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根据历史的经验看，反右派斗争是一个思想战线、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我认为毛主席这些观点是符合马克思的观点，符合列宁的观点的。作为党史，……而思想战线、政治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一字不提，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点。”

　　邓小平也说过，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在《》举行的纪念119周年大会上，胡乔木的儿子胡石英说：

　　“我是出生在主席身边，我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他身边度过的。他在我心目中，是比我父亲更像我父亲的人。今天在这个环境下，我也很激动，就是刚才唱《东方红》的时候，我都有几次唱不下去，想掉眼泪。为什么?是今天我感觉到一种很多年没有遇到过的这种感情，在坐的都是我的家人，都是毛主席的家人。

　　“刚才有同志讲到反右的事情，我想补充一下，就是主席曾在文件中明确批示，全国范围内打成右派的，人数不得超过3千人，后来形势发展得太厉害了，主席再次修改了这个数字，改成了6千人。事实上打了多少呢?这个反右扩大化的责任确实不应该由主席来负。”

　　《毛泽东传(1949-1976)》在有关章节写道：

　　1957年6月29日，又发出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指示时加了一段话，涉及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问题。他提出：“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四百人左右，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

　　事实上打了55万右派，比上面所说的3000、6000、4000高出了100倍!尤其是其中90%以上，居然不是57年反右、而是58年3月才被打成右派的(包括后来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那时激烈的反右斗争已经过去八个月了!当然还有很多细节，例如毛主席在1959年秋天与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谈话后，知道右派打得太多了，曾经给刘少奇写信，要计划分批给右派分子甄别或者摘帽，这事做了、只是中途停止了。

　　即使在对待“具体右派分子”的态度上，例如林希翎、例如李慎之，根据他们本人或他们朋友的回忆，毛主席也比其他领导人做得都更为合理，那就是注重世界观改造，而不是将人一棍子打死。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网上搜索到有关的回忆。

　　李悦在庐山会议

　　李锐自改开以来就以“庐山会议受害者”身份，外加沽名钓誉的“毛主席私人秘书”身份，讲了毛主席很多坏话，影响恶劣。与他同在庐山会议受到严厉批判的周惠，在2004年去世之前接受采访时道出了一些未予公开的实情(简述)：

　　除彭德怀的“万言书”之外，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周惠和李锐多次在背后开小会，也对庐山会议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几位在7.23晚开了很长的会，议论内容包括背后指责毛主席“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

　　这个小会被人发现，受到了追究。李锐自作聪明，给毛主席写信撒谎说，7.23晚上的小会内容正常，并下重誓“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李锐这封信在会上传阅时，黄克诚却诚实地承认了7.23小会确实谈了“斯大林晚年”等，顿时引起轩然大波。

　　到了8月11日前后，李锐又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先是到毛主席住处“跪在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以及“彭老总和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和“串联”的内容等等;然后又发言“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宗派关系”、尤其是“军事惧乐部成员”等等。

　　最后，彭黄张周和周惠分别只遭到降职处分，例如彭德怀不再做国防部长，但仍然保留了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只有李锐一个人，除了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外，还被开除党籍——唯一被开除党籍的!

　　尽管李锐遭到了最重的处分，但周小舟还是最不能原谅他，骂他是周佛海那样在政治上一再出尔反尔的人物。

　　这篇采访以张杰名义和“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为题发布多年。未见任何人反驳周惠的采访内容。李锐至今也不敢证明回答网友的追问。

　　4) 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之风

　　但在七千人大会之后不久召开的、毛主席没有参加的“西楼会议”上，很多上层领导未经任何深入调查，就坐而论道地轻易否定了七千人大会已经通过“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形势估计，并以此为根据提出要大搞“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上层有人要分田单干

　　根据已公布的文字材料，周总理在西楼会议上仍然坚持七千人大会的形势估计。其他领导人，有的认为漆黑一片，有的提出“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单干”，就是因为他们一不认真学习马列、二不去下面调查研究，没有继续改造世界观。其实差不多也是这些人，在1958年推动建立人民公社时就犯过“头脑发热”的错误，其原因同样是这样两条。陈伯达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回顾了自己在1958年头脑发热的错误，毛主席还插了话，能够证明笔者的这一判断(见《毛泽东传(1949-1976)》)：

　　陈伯达在讲话中还提起一九五八年大办人民公社时，他去河南嵖岈山调查的往事：

　　“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错误。当时有一股风。我跑到河南嵖岈山走了一趟，那里都是预先布置了的，干部已经说好了的，有些农民跟我谈话，也是已经说好了的。我以为就有那么一些事情，生产了那么一些东西，做了调查，结果是一个完全失败的调查。回来又在主席那里胡说八道了一通。主席当时就顶了我。”

　　毛泽东说：“我就批评他。”

　　陈伯达说：“主席那个时候已经非常清楚地了解这些情况，说我那些看法不对。”

　　毛泽东：“还有吴芝圃。”

　　陈伯达：“这事实上都是吴芝圃在那里布置的。”

　　毛泽东：“那个时候我在一个会议上就批评了你们两个同志，一个是陈伯达同志，一个是吴芝圃同志，就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一章。”

　　毛主席开会纠正右倾

　　在1962年秋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以及随后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说：

　　“权力下放，实行大包干后，生产队三十户是否大了?可以搞十几户。山区里三户五户的怎么办?二十户规模就是大的。”

　　“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牲口就不会死，农具破坏也不会那么严重。大平均主义六年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有人说，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不是退步，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有共产主义因素。还有积累，还有征粮，有了前途。这是整个人民的利益。”

　　可以看得出，毛主席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主张以小队为核算基础，目的就是从整个人民的利益出发，解决了人民公社制度上最根本的问题。但毛主席特别强调：

　　“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

　　1962年夏粮增产较大，证明了七千人大会说做的形势判断。那些在西楼会议上和会议后判断悲观、甚至提出“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上层领导们，在事实面前都做了检查(有的还是很严肃的书面检查)。所以在形成《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后的会议上，毛主席在总结这场斗争时说：

　　“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中心，这一次文件上表现了。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文件，讲巩固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

　　设想，如果不是毛主席在1962年力挽狂澜、煞住了“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之风，就不会有1962年至1964年的经济全面好转，农村就不会出现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高潮，人民公社就无法获得全面的大发展，中国后来也就不可能有两弹一星核潜艇!

　　3. 人民公社和农业学大寨[13]

　　广大农民于1958年创造了人民公社，毛主席和党中央及时发现、給予鼓励并在几年间摸索出其合理的组织形式和集体经济的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中国农村自1964年又掀起了十几年持久不衰的农业学大寨的运动，最终不但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穿问题，而且还支持了中国工业、科技、文教、卫生和国防建设等各个领域的健康发展。

　　1) 人民公社制度建设

　　毛主席自1958年10月就率先调查研究，然后又倡导领导同志调查研究，并在总结1958年以来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之上，于1959年3月25日提出要搞人民公社章程，规范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形式[14]。在1961年1月13日结束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亲自指导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各自领导一个七人调查“大组”，深入浙江、湖南和广州三地分别调查人民公社问题。毛主席指示每大组分为两个小组，一个小组调查搞得好的生产队、另一个调查搞得坏的生产队，中间的暂时不要花功夫。毛主席随后分别与这三个大组以及相应省份的负责人开会研究，最后又与三大组调查研究人员在广州汇合，讨论和总结。毛主席说：

　　“民主革命经过了长期艰苦的道路，从鸦片战争算起，到一九四九年，有一百零九年，中间犯了许多错误，到七大才一致起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很多人没有精神准备，很多人不是为社会主义而参加我们队伍的。……总是要变的，现在正在变化，到了一定时期又要变化。像细胞分裂一样，不断变化。要抓紧干部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这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自留地是个人所有制的尾巴，并不危险。不懂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道理，就会死人的。”

　　毛主席在这两个多月的调查研究之后，又召开了多次中央会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终于在1961年3 月29日正式下发，即《农业六十条》第一版。

　　毛主席不但坚持要广泛征求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意见，还要求将修改稿再放回到实践中去检验，发现问题后再进行修改。这个调查研究——征求意见——反复修改的过程又整整进行了三轮，第二版《农业六十条》于1961年6月15日正式通过，第三版于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通过。毛主席称这是“向群众寻求真理”的过程。

　　毛主席这种“向群众寻求真理”的过程，在《毛泽东传(1949-1976)》相应章节有过详细的介绍，例如毛主席指导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在1961年1月至3月调查研究人民公社的全过程，例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也于4、5月份开始了调查研究。书中还引了毛主席因为见不到李井泉的报告，而在5月初催促他开展调查研究的信函，说明毛主席对领导干部开展调查研究极为重视。正是因为这些领导干部们在那一时期的调查研究，中国共产党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获得了基本正确的认识。《毛泽东传》还引述了毛主席在1961年1月重新发现他大约于1930年所写《调查工作》一文之后的大量谈话，帮助领导干部们明白如何做调查研究。

　　《农业六十条》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中指导了人民公社的健康成长，保障了我国粮食等农作物持续增产，大大支持了轻重工业、国防工业和教育科研等事业的正常发展。

　　毛主席所设想的人民公社组织形式，除了发展农林牧副渔之外还要不断发展队办、社办企业，并将这些社队企业发展成广大农村地区走工业化道路的生长点。毛主席和党中央设想的正确合理性，被文革中、后期大批社队企业蓬勃发展的实践所证明。

　　反观改开以来，上层领导人们往往以为真理在自己手中，谁还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向群众寻求真理”呢?谁还像毛主席那样，为了确定一条政策而几轮反复地进行艰苦的调查研究呢?没有了，人民群众多少年都没有看到这样的领导了!

　　2) 农业贯彻八字宪法

　　毛主席研究了中国农业发展史和农业集体化经济的特点，亲自制定并反复修改了农业八字宪法，指导农村干部和广大农民发挥集体经济优势、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八字宪法最早出现在1956年最高国务会议的文件中，后来写在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的一项决议中。以后的党政文件都曾长期地、频繁地引用八字宪法，使其在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中深入人心。

　　八字宪法的具体内容是：土(深耕，改良土壤，土壤普查和规划土地利用)、肥(增加肥料和合理施肥)、水(兴修水利和合理用水)、种(培育和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工(工具改革)、管(田间管理)。

　　八字宪法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土”;毛主席还特别强调“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即第三位的“水”(有的文件将“水土”调位)。也就是说“土”和“水”是八字中最根本的，是其它六个字赖以发展的基础，因此合称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显然，只有坚持和依靠农业集体所有制，才有可能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才有可能贯彻和实施八字宪法——这不是书斋里的“推理”，而是历史事实：

　　让我们以《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简称《纲要》)的数据来证明这一点。《纲要(草案)》是党中央在1956年1月提出的，经过一年多的实践于1957年下半年修改和补充，再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讨论初步通过，最后由《人民日报》发表、组织农民和全体人民讨论，其引用数据的态度十分严肃。《纲要》在提出农业生产发展目标时，以这样一组数据开头：

　　“…从1956年起的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

　　这说明，我国黄河、秦岭以北地区的粮食亩产量，在1955年时只有150斤。这几乎是中国早在北宋末年就已到的生产水平，为什么会停滞了千年?就是因为旧中国的农业千年来一直是个体单干，根本搞不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生产水平上不去了。

　　这也是新中国为什么必须搞农业集体化的根本原因。在农业集体化之后，毛主席和党中央马上制定《纲要》，依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全面贯彻八字宪法，使得我国北方很多地区的农业单产，都在一、二十年间提升了几倍。

　　毛泽东时代在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之后，在八字宪法指导下所搞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保障了农作物稳产、高产和国家粮食安全。即使在今天，那时搞的农田水利基本设施仍在起着重要作用，中国农业仍在受益、而且将世代受益。

　　3) 全国农业学习大寨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农业生产大队，地处七沟八梁一面坡，历史上粮食产量很低。在合作化、公社化之后，社员们在两代党支书陈永贵、郭凤莲的领导下以治“土”为核心，开山凿坡、修造梯田、战胜穷山恶水，发挥集体经济的优势，发扬改天换地的精神，将农业生产搞了上去，粮食产量每亩大平均增长了7倍。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报导《大寨之路》，介绍了大寨人的先进事迹，并以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还是在这年3月28日听取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汇报时，毛主席才第一次知道大寨的情况。毛主席还特意向陶鲁笳询问，陈永贵这名字是哪三个字?他随后就与周总理通电话，要周总理也特别注意大寨的情况。此后毛主席几次肯定大寨人所走的道路，并于1964年年底正式向全国发出“农业学大寨”的指示，大寨遂成为我国农业战线的光辉榜样。

　　与大寨类似的，全国还涌现出了很多其它的“治土”先进社、队典型。

　　例如河北省遵化县岳各庄公社沙石峪大队地处远近闻名的穷山沟，人称“土如珍珠水如油，漫山遍野大石头”。沙石峪的社员们在老支书张贵顺的带领下，硬是在石头缝里取土，青石板上造田，以“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功夫，终于将400亩荒山变成了良田。周恩来总理在1966年4月29日、1967年2月9日先后两次陪同阿尔巴尼亚贵宾飞抵沙石峪视察，称赞沙石峪人是中国当代的“活愚公”。

　　不消说，自改开解散了人民公社以来，农村经济集体所有体制遭到破坏，就再也不可能涌现出大寨和沙石峪这样的治土先进典型了。

　　4) 河南省林县红旗渠

　　1965年11月11日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办了学大寨展览会，周总理和邓小平、彭真、陈毅、谭震林等国家领导人到场参观。展会共展出了52个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学大寨典型，其中就有河南省林县人民刚刚完成了总干渠的红旗渠。林县人民治“水”，与上述大寨和沙石峪人民治“土”综合起来，正好就是八字宪法中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也正好是八字宪法中其它六个字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林县位于河南省安阳地区，地处晋冀豫三省交界的太行山东麓老解放区，1944年就已解放。那时在林县500多个较大的自然村中，有300多个要远道取水，180多个要跑2.5公里以上取水，94个要跑5公里以上取水，最远的甚至要跑20公里远。林县因此有这样的歌谣：“水缺贵如油，十年九不收，豪门逼租债，穷人日夜愁”。

　　为了改变严重缺水和贫穷落后的面貌，林县人民在县委书记杨贵的领导下，从1960年2月开始修建红旗渠，其总干渠穿山越壁、全长70.6公里，将太行山山腰的浊漳河上游水引至林县，于1965年学大寨展览之前的4月5日建成、通水。总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于四年后的1969年7月全部竣工，包括总干渠以及到达林县后再分叉的十条干渠和分干渠，向下又分为51条支渠、290条斗渠和4281条农渠(或称毛渠)，连带394个水库和塘堰，以及“长藤结瓜”式的无数排灌站和小型发电站。红旗渠整个工程所完成的土石方，若垒筑成2米高、3米宽的墙，则可连结哈尔滨·北京·广州而纵贯祖国南北。红旗渠通水后满足了林县60万人口吃水和54万亩农田灌溉，也使粮食产量从修渠前的每亩100斤增长到了通水后的每亩475斤!

　　像红旗渠这样宏伟的工程，不但要有杨贵这样的县委书记，要有河南省级党政的积极领导和大力支持，要有山西省党政和人民的无私支援，要有人民公社这样一大二公的集体经济组织，而且还要有广大农民社员战天斗地的精神和干劲——这一切一切，都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有可能做得到。

　　红旗渠只是毛泽东时代人民治水的一个典型事例。那个时代还对中国常年遭受洪水泛滥的河道和水系，例如海河水系、例如淮河水系，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综合治理，并新建了和扩建了布局合理的水库，基本形成了、并且常年维护着成套的泄洪、储存、灌溉水利体系——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时代所完成的水利工程总量，超过了中国历史上，自大禹治水传说以来各代水利工程量的总和。

　　但自改开解散人民公社以来，红旗渠又因年久失修而成为全国的“新典型”：其灌溉面积从最初的54万亩逐年下降到20多万亩，引水量则降至刚建成时的四分之一。任羊成、张买江等几名当年的修渠劳动模范于2010年9月得出的调查结论是：

　　“除总干渠、三条干渠完好以外，51条支渠有不同程度的损毁，有很多支渠常年无水，有的支渠严重破坏后，其下属斗、农、毛渠已经不复存在。”

　　2011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一号文件出台，提出要大兴农田水利建设，力争经过5年至10年的努力，根本扭转水利建设明显滞后的局面……。有些人以为一号文件给了红旗渠恢复活力的机会，但更多的人心里明白：人民公社不复存在，如果不回归社会主义路线，就无法再将农民组织起来，单单一纸中央一号文件又靠什么力量来贯彻、又如何能恢复红旗渠的活力呢?

　　红旗渠还算受到国家重视的标杆，还曾在改开之后获资金修补，其它的水利工程就更不乐观了。有统计显示，毛泽东时代修建了八万六千座水库，但在改开破坏了农村集体所有制之后，三十年只修建了八百七十座水库——百分之一!中国为什么GDP上去后，却再也没有毛泽东时代那种兴修水利的能力了?停止了挖河、停止了维护、也停止了修复，河床上种庄稼、河道搁浅、河床淤高、河堤变矮……即使还有河道，水库和灌溉毛渠也大都荒废了，这样的河道、水库和毛渠还如何泄洪、如何蓄水、如何灌溉!太令中国人民痛心了!这才是2011年《一号文件》被迫出台的背景原因。

　　总之，自改开以来从上到下地拆散人民公社，破坏了农村集体经济。“联产承包”、“包产到户”的个体农业不但不可能再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而且还令毛泽东时代业已建成的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功能日衰。除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八字宪法的其它六个字也都因农业集体经济的破坏而无法落实了。现在的农业生产一方面是在吃毛泽东时代的农田水利老本，一方面是花钱买化肥、农药、种子来“换”粮食。再加上资本控制了大农机(人民公社时期大农机属公有，这个留在下一小节讨论)、对农民又多了一层盘剥，种庄稼是赔本不赚钱的。这些才是“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

　　大规模的社会实践证明，只要抛弃了社会主义，中国就会出现无法解决的“三农”问题，或者说胡适那套“少谈些主义、多解决问题”的实用主义，在中国行不通。

　　5) 粮食长期高速增产

　　在毛泽东时代，农村逐步完善了人民公社制度，八字宪法得到全面贯彻，包括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搞农家肥和高产良种，大搞农机具等等。农业机械的使用数量在文革期间猛增，大型拖拉机增加了将近十倍，小型拖拉机竟增加了四十倍，加上各种配套农机具，令田间耕作大为改观(注意：这时的大中型农机是集体所有的，农民并不因使用农机而受资本的盘剥)。八字宪法不但保障了中国粮食总产量在1966年至1976年期间的高速增长，而且还在此后五年间维持了农业继续增产的势头。

　　解放后历年粮食总产的年均增长记录，也证明了农业集体化和农业八字宪法对我国农业生产增长的巨大贡献(见《中华网论坛》【中华史林】2011年2月2日载文“我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农业丰收的六大因素”)[15]：

　　在1952-1957年农业合作化时期的5年期间，农业生产年增长率高达3.523%，这是此前中国小农经济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高速增长。

　　1957-1982年人民公社时期，其中尽管包括三年困难时期以及人民公社制度必须不断完善的时期，25年间的年平均增长仍然高达2.425%的高速度。

　　1966-1976年10年为4.72%：这是被“改开派”污蔑为“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文革时期，但却是人民公社制度比较完善的时期。结果呢，十年平均增速高达4.72%——这是有历史记载以来，中国农业生产的最高速增长时期!

　　1982-2004年大包干时期，22年间年平均增长只有1.284%：这是1982年后实行大包干、即恢复单干、被迫停顿八字宪法核心“农田水利建设”的时期，也是新中国粮食增长最慢的时期，只及其它三个时期中最低增速的一半!

　　1982年开始实行农业大包干，中国的粮食进口马上猛增至从未有过的300多亿斤，“跃居”世界第二大粮食进口国(1990年11月15日《参考消息》转德国《科隆新闻报》文章)。总之，改开以来再也不曾达到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样的高速增长，其中最主要原因是在集体经济遭到破坏后，农田水利建设完全停止。但修正主义者居然歪曲历史、说1976年时经济濒临崩溃，其实就是在为其走资本主义道路制造舆论。

　　6) 社队企业蓬勃发展

　　在文化大革命的中期好后期，农村的大批农民转变为工人：

　　à 一方面，城市里的全民所有制和大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职工总数增长了将近4,000万，其中有一半新增职工来自农村人口;

　　à 另一方面是更加重要的，即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社队企业”职工总数有了更大比例的增长，在1978年时达到了2,826万人;这个增长势头又保持了五年，到1983年达到了3,235万人。

　　在文革中后期和稍后，两项加起来共有五千万农民转变为工人!很多当年的基层干部和社员，对那时的农村高速工业化都还保留着美好的回忆，并曾对其前途充满信心。笔者还曾参观过大批显示对办企业，将在第十一篇章《还是人民公社好》讨论。

　　社队企业的方向是“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为大工业服务”，一般利用当地资源兴办粮食和农产品加工，兴办小化肥厂、小机械厂、小水泥厂，承接大工业的辅助加工订单等，效益都很好。如果按照这个势头继续发展下去，毛主席和党中央有关将社队企业发展成农村地区工业化增长点的设想，就会在不远的将来实现。

　　但改开以来社队企业也都私有化了：先是解散人民公社，后来又将社队企业改为私人承包，再以后鼓励私有化、将集体所有制社队企业产权私有化。到了1984年3月，中央文件已经将私有化的社队企业统称为“乡镇企业”了。这乡镇企业实际上变成了新兴资产阶级剥削工人、农民的工具，变成了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马前卒。

　　毛主席和党中央原来将“集体所有制社队企业”变为“农村地区社会主义工业化增长点”的宏伟设想，在毛主席、周总理生前已经形成一条农村工业化的光明大道。但是这条光明大道，在主席和总理逝世八年之后，就被修正主义者们切断了!

　　这一中断，一方面堵住了农村工业化之路，那些因农业生产发展而不断出现的剩余劳动力，就只能背井离乡、去城市里当“二等公民”——农民工，这是只在改开中国才有的庞大而特殊的阶级。另一方面，集体所有的“社队企业”被私有化为“乡镇企业”，也在腐蚀和侵吞国营企业方面，起到了十分恶劣的作用(见第六章)。

　　4. 鞍钢宪法和工业学大庆

　　在总结大跃进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我国工业战线经济建设在理论上、制度建设上和实践上都有了新的重大发展，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鞍钢宪法和工业学大庆。

　　1) 鞍钢宪法和民主管理

　　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毛主席和周总理等领导人就强调要让职工参加企业民主管理、参加工业技术革命。1959年，周总理在他的长文《伟大的十年》中写道：

　　“人民群众，这正是一切帝国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不可能了解或者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力量。我国有极为广大的人力，而作为劳动者和生产工具的创造者、使用者的人是社会生产力中的决定性的要素，是最宝贵的‘资本’。”

　　请注意周总理的这句话的结构，“作为劳动者和生产工具的创造者、使用者的人是社会生产力中的决定性的要素”，可以简化为“劳动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要素”，这是与改开以来所宣扬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相径庭的!

　　半年后，毛主席在1960年3月22日批转了以“两参一改三结合[16]”为特点的《鞍钢宪法》，纠正了苏联“马钢宪法”、“一长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但找到了依靠工人阶级来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模式，而且也找到了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路。

　　《鞍钢宪法》开始还主要在国家骨干企业试行、积累经验，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就在国营全民所有制工矿企业中，甚至在某些集体所有制的企业中，大面积地开花结果了。一方面，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努力去掉骄、娇二气，在生产过程中向工人学习实际的生产知识，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另一方面，广大工人积极参加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积极参加企业管理和规章制度的改革，同时提高自身的文化知识水平和社会主义觉悟，使得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解放。

　　2) 自力更生工业学大庆

　　中国历史上不但石油产量低得可怜，而且还被西方专家认定为储量贫油的国家。

　　黄汲清院士根据他长年研究大地构造所提出的陆相生油论，于1954年提出了将华北、松辽、鄂尔多斯和四川盆地四个地区作为藏油的普查重点。他的建议获得了谢家荣、李四光等地质学家的支持。黄、谢提出的普查计划，于1955年3月获得批准。

　　从1955年到1957年，黄汲清制定了相当完整的工作蓝图。以后，中国石油勘探队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辽河等大型油田，这就完全证明了黄汲清的理论、计划和蓝图。其中大庆油田，就是中国石油勘探队在陆相沉积的松辽盆地第三号探井喷油时所发现的，因正值新中国10周年国庆而命名为“大庆”。

　　大庆油田建设是全国各石油工业单位的工人、干部、工程师，于1960年3月集中到大庆以“会战”形式开始的。其中铁人王进喜等大批职工，主要来自玉门油田。

　　玉门油田早在1939年就已开发，在旧中国10年间累计生产原油52万吨，占那时全国原油产量的95%。玉门油田产量在大跃进期间大幅增长，单单1959年这一年的产量就达到了旧中国10年累计产量的三倍(这一史实也是大跃进成果的铁证)。

　　以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带着大跃进的精神从玉门油田等地汇集到条件极为艰苦的大庆油田。他们根据油田党委的指示，以毛主席《矛盾论》和《实践论》等著作为指导，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热情与科学的态度结合起来，终于将大庆建成了现代化的石油化工基地。

　　在产油多年之后，大庆油田出现了油层压力下降、油井产量下降、原油含水量上升的被动局面。王进喜于1970年3月11日到北京向石油部汇报，石油部再上报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在3月18日的报告上批示大庆“要恢复‘两论’起家的基本功”，并接见了铁人王进喜。在周总理批示之后，大庆油田的广大职工再鼓革命热情，以科学的态度寻找解决方案，迅速地解决了难题、恢复了原油的生产水平，并在此后保持了5000万吨原油的年产量，多年没有下降。同时，以大庆为首的全国各油田每年的原油总产量，也在1978年达到了一亿顿的水平，使新中国跨进了石油大国的行列。

　　《人民日报》早在1964年1月25日就以头版头条通栏刊出了毛主席“工业学大庆”的号召;4月20日，再以《大庆精神大庆人》为题刊发了有关大庆石油会战的长篇通讯报道，向全世界公布了大庆油田，报道了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人的英雄壮举，宣布了中国人民依赖“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就在全国掀起了多年持久不衰的工业学大庆热潮，中国工人阶级也终于在全国范围内、在各地和各个工业领域中创立出了一大批学大庆的优秀模范企业。

　　3) 完整均衡的工业体系

　　什么是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不仅是毛泽东时代的“工业产值”，更不仅是改开以来的工业GDP，而是工业的能力，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形成“完整均衡的工业体系”。

　　A.什么是完整的工业体系？

　　完整的工业体系是指包括资源采集、金属冶炼、装备制造、机械生产、轻工、纺织、电子设备、信息系统、民用消费等等工业部门所构成的可以自我循环发展的工业体系，其中不但各工业部门之间构成了十分复杂的供需关系，而且在每个工业部门的内部，那数量庞大的工业企业之间也要构成极为复杂的供需关系：

　　à 例如前文提到“工业学大庆”中的大庆油田，就是“资源采集”部门中石油行业的一个企业群体，没有石油工业部门，国家的现代工业就转不动。

　　à 再例如前文提到《鞍钢宪法》中的鞍山钢铁公司，就是“金属冶炼”部门中黑色金属行业的一个企业群体;制造现代工业机器用量最多的材料，即这个部门和行业所生产的各类、各型钢铁材料。

　　à “装备制造”必须能造出其它工业部门所需要的全套机器，因此很重要、又称“工业母机”部门，其中又按应用这些机器的工业而分为很多行业，如矿山机械行业、冶金机械行业、化工机械行业、建筑机械行业、轻工机械行业、陶瓷机械行业、纺织机械行业、食品机械行业、农业机械行业、机床行业等等。

　　在1970年代，只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到了今天，也许只有美国是唯一这样的超级大国了：因为这种体系实在是太难建设了，而且在它建成之前的相当长时间之内，国家和私人部门都必须持续地长期投入而又得不到任何回报。

　　在中国这样一穷二白的国家里，加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和禁运，以及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出于其修正主义路线，在新中国建国十年后中断了援助，要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就更是难上加难了。但是，建成一个完整的、或者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对于支援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业化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加强国防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保障中国独立于世的国际地位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毛主席和周总理提出了建成“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目标，而且领导全国亿万人民在新中国前三十二年真的就建成了这样的工业体系，使得原本极其落后的中国，排在了美、苏之后的第三位。

　　B.什么是均衡的工业体系呢？

　　本文主要强调工业地域布局的均衡性：一方面要能充分调动全国各地人民的积极性，充分利用全国各地的各类地质、水文和矿产资源条件，以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又要以均衡的地域布局来保护国家的现代工业和集中的人口，提防敌对国家对我新中国实施突然袭击——这就是毛主席、周总理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

　　中国自鸦片战争失败、被迫五口通商以来，有了帝国主义资本工商业;自1860年代洋务运动起，有了官僚资本主义工商业;自1870年代开放民间投资起，有了民办工商业。到1949年建立新中国时，中国的工业不但在一百多年间发展得极为缓慢，而且企业几乎全部都集中在沿海和东北的大、中城市以及长江中游重镇武汉。显然，这种带有殖民地性质的工业布局，既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利于备战备荒。

　　新中国自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尚有苏联友好援助的时代，就注意了现代工业建设的合理布局。在出现了美帝、苏修联合夹击新中国的局面之后，中央自1964年起就全面部署了大三线、小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其中西南三线包括四川、云南、贵州、湘西、和鄂西各省和地区，西北三线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豫西和晋西等省和地区，小三线则包括某些省份如河北、广西的腹地，共涉及十三个省份。

　　全国几百万工人、知识分子和干部参加了艰苦的三线建设，若自1958年前期建设算起，三线建设前后共延续了二十年，建成了四十五个工业产品重大科研、生产基地，形成了包括煤炭、电力、冶金、化工、机械、核能、航空、航天、兵工、电子、船舶工业等门类比较齐全的战略后方基地。这不但在当时有效地阻吓了美、苏两国任何以武力相威胁的企图，而且也为中国的中、西部更长远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C.基本完整均衡工业体系的建成

　　到了1976年，我国已经独立地建成了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基本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并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大、小三线建设，全面地改善了中国沿海和内地的工业分布，使中国工业布局在历史上首次全面地消除了殖民地的痕迹。若以工业门类齐全和工业体系的完整性来衡量，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第三大国。

　　为了工业体系的完整和均衡所付出的代价是十分巨大的，却创造不了多少GDP——因为GDP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用来衡量所创“价值”的指标，是对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经济环境的一种量化表述。但“完整工业体系”和“大小三线建设”目的是“备战、备荒、为人民”，而不是资本获利;其成就只能用人民和人民国家的当前和长远需要来衡量，或者只能用满足人民和人民国家需要的“使用价值”来衡量。

　　能在前三十二年建成了基本完整均衡的工业体系，就能令新中国长期独立于世，这是意义最为重大的经济建设成果。但改开以来的不良官员和御用学者们根本不懂这条道理，却敢信口雌黄地说什么“毛泽东不懂经济”!他们难道要毛泽东按照“资本剥削劳动的剩余价值”的目标来建设新中国吗，按照GDP来建设吗(毛泽东时代根本就没有GDP这种统计指标)?那是“建设资本主义”而不是“建设社会主义”，那是将中国变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附庸国家的道路，而不是新中国自力更生的道路!

　　本开篇第六章将要讨论，改开以来的GDP挂帅就在一定程度上走了附庸国家之路。

　　5. 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

　　全民熟知的两弹一星、核潜艇以及其它主要的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重大成果，绝大部分都出自毛泽东时代。即使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成果，也都利用了毛泽东时代所奠定的坚实基础。例如我国2013年1月27日再度成功地进行了陆基中段反导拦截试验，意义十分重大[17]。这就是以“640工程”反导弹研究的积累为基础的。为什么称作“640”?因为我国反导弹研究源起于毛主席和钱学森在1964年2月份(那时尚未进行首次核试验)的谈话。毛主席当时把导弹比作矛、把反导弹比作盾，说道：

　　“有矛必有盾，搞少数人有饭吃，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的。”

　　毛主席的这次谈话被称作“640指示”，“640”也就成为早期反导研究的代号。

　　除上述毛泽东时代所研制成功的两弹一星、核潜艇等重大系列成果之外;

　　而且还要除去在毛泽东时代做出重大贡献、但已去世的著名科学家之外;

　　中国自2000年起，由现在的科学家们评选，每年向一至两名有过重大贡献的科学家颁发国家最高科技奖。时至今日，已经有近二十名科学家获得该最高奖。

　　但目前的所有国家最高科技奖，竟然清一色地出自毛泽东时代的成果[18]——相比之下，在1976年、尤其是79年之后，居然连一项最高科技奖成果都没有!这就证明，现在的科学家评委们认为，与毛泽东时代相比，改开以来的科技成就实在拿不出手!

　　改开以来的生活条件、科学实验设备以及信息开放条件都要好得多，怎么会出这样的怪事?原因就是现在的科技人员，从其接受中等、高等、甚至初等教育开始，就不曾与工农兵相结合，在科研中也都不懂得必须与工农兵相结合，那还能有什么发明创造呢?谓予不信，就请查阅钱学森、邓稼先是如何与工人和技术人员摸爬滚打的!

　　6. 六二六指示和赤脚医生

　　1)六二六医疗下乡(自《百度名片·六二六指示》节选、改写)

　　毛主席在1965年6月26日发出了“六·二六指示”：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大批医务工根据六·二六指示下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农民家中或田间地头“巡回医疗”。很多知名专家纷纷下乡，一面为群众看病，一面手把手地辅导农村卫生人员，培训出大量的“赤脚医生”和卫生员、接生员。到1975年底，全国农村有了150多万赤脚医生，390多万卫生员、接生员;还有70%以上的高等医药院校毕业生分配到了农村。全国5万多个农村人民公社，基本上都建立起了卫生院。

　　在1968年底，毛主席批转了湖北省的一个合作医疗经验的报告，并称赞“合作医疗好”，促成了1969年在农村大办合作医疗的高潮。到1976年，全国的合作医疗普及率达到90%以上。合作医疗制度，包括专业医生巡回医疗和赤脚医生长驻农村，基本上满足了农民医疗需求。中国因此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中国模式”还在发展中国家中获得了推广。

　　2)人均寿命大跃进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均寿命从1949年建国时的35岁猛增至1976年的65岁，并持续增长至1979年的接近70岁，三十年翻番、令所有国家望尘莫及。相比之下：

　　a. 在1949年时，印度人均寿命本来比中国还高出几岁。但是到了1978年，印度就被中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b. 印度人均寿命达到68岁左右，比中国达到该水平的1978年晚了三十年!

　　c. 中国人均寿命高速增长的历史，几乎全部集中在毛泽东时代的前三十年。

　　改开以来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谣言，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说得一无是处。只要看看上面这几行数据以及它们之间的强烈对照，就知道那都是歪曲历史事实的谣言。他们制造这种谣言的目的，就是要否定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

　　3)改开再抛弃农民

　　自改开以来，农业集体所有制遭到破坏，各地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纷纷解体：

　　1) 农民再次陷入“看不起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困境。据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中国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在农村一些地区的贫困人口之中，有三分之二是因为疾病而致贫的。

　　2)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农村医疗卫生1990年代以来处于缓慢、停滞、下滑状态。例如1998年政府投入医疗卫生经费587.2亿元，农村只得到92.5亿元，不及16%：这比毛主席1965年6·26指示所批评的“城市老爷卫生部”问题还要严重。

　　3) 横向比较，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在全球191个国家中，将中国卫生部的总体政绩排在了倒数第4位。这与中国因合作医疗普及率在1976年达到90%而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的情景，形成了无以复加的强烈对照：中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4) 在2002年国务院第一次主持召开的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上，温家宝在会议总结中强调要“切实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但是十多年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温家宝直至自己下台，也不曾有一天“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

　　这再次证明了，胡适的“少谈些主义、多解决问题”，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与本开篇第四章有关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制度建设论题的更深入讨论，将纳入本文集第一分册第四篇章《姓资姓社是关键》;其它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实践和理论的深入讨论，将分别纳入第十一篇章《还是人民公社好》、第十二篇章《更把鞍钢宪法赞》、第十三篇章《教育革命话百年》和第十四篇章《科技创新无贵贱》。

　　第五章.污蔑中国革命史的谣言

　　“……如同一九四九年以前在中国发生的情形一样，国民党制造谣言，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公妻，多数人不相信，一部分人怀疑。曾几何时，真相大白，共产党被人们认为最有纪律，最有道德，具有最适合人民愿望的路线和政策，而国民党则是一个最坏的党。……”

　　“我劝同志们，对于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国家的反动分子半反动分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半修正主义分子，对于所有这三类分子，要有分析。第一，他们人数极少。第二，他们反华，损伤不了我们一根毫毛。第三，他们反华，可以激发我们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第四，他们势必搬起石头打到他们自己的脚上，即是说，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善良人民面前，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丑恶面目。”

　　毛泽东，《关于反华问题》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二日

　　(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份报告上的批语)

　　改开以来，大批不良“学者”和官员们编造了越来越离谱的谣言，首先是污蔑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思想政治斗争，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行为制造借口。其次是进一步篡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妄图把大小“蒋介石”们再请回来。最后是甚者还对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对更早的义和团爱国运动以及太平天国反清反帝农民起义极尽污蔑造谣之能事。本文集第三篇章《独立解放曾伏虎》至第十五篇章《知识分子有清浊》的十三个篇章中，将分别就与每一篇章内容有关的最恶毒谣言給予揭露和批驳。作为样例，本章第1节先对改开以来的首恶谣言，即所谓“大跃进、困难时期饿死几千万”的谣言，給予认真的分析、批驳和揭露。

　　本章分为如下4节：

　　1.驳斥改开以来的首恶谣言

　　2.批驳有关蒋氏抗日的谣言

　　3.政治谣言追溯至文革后期

　　4.改开以来政治谣言的共性

　　1. 驳斥改开以来的首恶谣言

　　《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于2009年5月出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9月9日刊载孙经先教授的文章《“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摘录如下：

　　最近三十年以来，国内外广泛流传着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000万”的重大谣言。在这一谣言的传播过程中，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一书起了重大作用。该书认为1958年至1962年中国饿死3600万人。

　　在研究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反复阅读了《墓碑》，并对该书提供的每一个重要的“饿死人数”都逐一进行了查证和分析，发现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都是虚假的。

　　孙经先教授举出三方面、十多个例子，这里只选几个最容易懂的：

　　《墓碑》说《常熟市志》、《溧水县志》、《高邮县志》、《江口县志》、《临夏市志》分别记载了这些市、县在1950、1960两年各自合计饿死多少万人。但经核对，这些县志、市志上面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记载。

　　其中最可笑的是《墓碑》说贵州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但据《江口县志》记载，三年的死亡总数只有5105人，只是人口总数的4.6%;又说甘肃临夏市“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但《临夏市志》的死亡记录只有1230人，差了32倍。

　　总之“饿死3600万人”太不可思议了!笔者经历过“震亡”30万的唐山大地震，那次对全国很多地区的影响长达一年多。3600万就是120个30万，如果全国发生了120个唐山大地震，那将会是什么情景?杨继绳当时所在的天津就是受影响地区，而且天津本地就有大量震亡人口。尤其是，杨继绳还在《墓碑》序言中写他七十岁的老父亲如何奄奄一息饿死，但在杨继绳所说他父亲死的年月，大饥荒还没有发生[19]!

　　1) 谣言违背人民的生活经验

　　其实，新中国凡具备规模的官方的和民间的事件，在文革中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环境中根本就无法保密!尤其是在文革中有几千万红卫兵以及其他身份的民众在全国大串联(光毛主席在天安门八次接见外地红卫兵就有一千一百万)，哪里还可能将“全国饿死3600万人”事件隐瞒起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尤其是在文革期间，红卫兵曾经对集中饿死人的事件严加追究。吴芝圃等人在红卫兵追究下所做的检讨，包括他交待的他与刘少奇、刘子厚等人的谈话，现在都还放在互联网上供大家查阅。“全国饿死3600万人”这种事如果存在，早在文革中就被广大民众发现了。绝不可能在那时谁也没发现，非等八十年代改开才被“突然发现”!

　　最后是，这个谣言是在全面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之后，是在全面抹杀毛主席大力反“五风”的历史功绩之后，才开始出现的。如果没有这些违背历史事实的铺垫，也就不会出现“全国饿死3600万人”这样的谣言了——因为造谣者的目的就是攻击坚持社会主义的毛主席。如果人民群众早就知道毛主席大饥荒之前就纠正“五风”，后来的饿死人事件另有人该负责，那么这些造谣者也就不会编造和使用这个谣言了!

　　2)谣言基于一条根本性错误

　　国家统计局于1983年公布了我国1949年至1982年期间的“户籍登记人数”(即在户籍管理部门登记上的人数，而非实际人口数)，其中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户籍登记数有大幅度异常减少情况，最突出的是1960年比1959年减少了1000万人。

　　A.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等人口学者在利用这些数据时，误将“户籍登记人数”当做了人口统计数字，估算出我国在1958至1963年期间“超线性死亡人口约为2680万”。其中“超线性”是个学术词汇，不一定是真实死亡、更不一定是“饿死”。但这样的结论，还是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B. 我国1985年下达了国家人口研究课题。承担此课题的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先生，“估算”出我国该时期“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蒋正华因此不但获得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而且还担任了第九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的估算尽管比科尔少了1000来万，但他却随意地大胆地将“超线性”升级为“非正常死亡”——其实是毫无根据地又进了一步。

　　C. 某些权威部门认可蒋正华的研究结果，党史学家胡绳在《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将1960年的“户籍减少”说成“人口减少1000万”、“大量非正常死亡”。

　　D. 一群记者和作家如金辉、曹树基、王维志、杨继绳等也跟风发表“研究”，将此数据不断扩大为3000万、4000万、甚至更多……。这些记者和作家比蒋正华的胆子更大，除了信口扩大数据，还干脆将“非正常死亡”直接说成“饿死”了。

　　E. 尤其是，2011年出版的党史第二卷，直接将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户籍登记数据”硬说成人口的“正式统计”，得出结论说“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连权威出版物也与造谣者为伍了!

　　但是，这些“研究结果”以及借机发挥的恶意夸张，与在那一时代生活过的亿万人民的普遍经验有着根本性的矛盾，在全国学术界和民间引发了大规模的强烈质疑。

　　此外，在《1982统计年鉴》数据中，1959年出生人数为1650万，1960年出生人数为1391万，比1959年少了260万!但民间普遍地注意到下述无法解释的矛盾：

　　à 《1982统计年鉴》中1960年出生的那1391万人，即使40年来一个都没有死亡，到2000年顶多还是1391万人。但2000年人口普查发现，1960年出生的那1391万人凭空增加到了1468.5万人，这样的普查不是活见鬼了吗?

　　à 而且《1982统计年鉴》说1960年出生的人口比1959年的少了260万，但2000年人口普查发现，1960年出生的人口实际上比1959年的多出了162万!

　　从这样两个荒谬数据可以看出：如果不是国家统计局《1982统计年鉴》的数据有问题，就是上述那些“人口学家们”误用了《1982统计年鉴》的数据。数学教授孙经先(发表这类研究时，孙教授还使用笔名“孙景泽”)经过细致的社会调查和严格的数学推导，证明国家统计局《1982统计年鉴》并无错误，但《年鉴》里的数据是“户籍登记数据”而非“实际人口统计数据”。这些“人口学家”们所犯的共同错误，就是错将《年鉴》数据当做“人口统计数据”使用，并且完全不顾当时中国户籍登记的各种社会因素，而武断地得出了错误、荒谬和不负责任的结论。

　　3)孙经先教授对谣言的批驳[20]

　　孙经先教授首先根据中国在1958年建立户籍制度的真实历史，以及1954至1979年间的执行情况，给出了“户籍登记重报·漏报模型”，而且还用《1982统计年鉴》验证了这个模型。孙教授再利用这个模型和严格的数学推导，交叉验证和解释了《年鉴》的主要数据，并在此基础上找出了科尔和蒋正华等人研究工作中大量的和根本性错误。他对科尔、蒋正华研究工作的批判，已经构成对此首恶谣言最有力的批驳。

　　孙经先教授的推算比较复杂，读懂的人不太多。笔者系60年代数学科班出身，希望在此给出两页半的直观解释，向读者说明孙教授的研究结果是最为令人信服的。

　　A.户籍“重报”和“漏报”实情：孙经先教授从大多数人的经验出发，加上自己的社会调查，特别注意到：我国户籍制度是在1958年建立、在其后各年逐步完善的;但在1954至1979年间有大量的“户籍重报(虚增)”和“户籍漏报”现象。在初期，很多人从乡村进入城市时并未从乡村原籍“迁出”户籍，却因在城镇找到工作又“新建”户籍而造成“户籍重报”;在1960至1964年间，很多人被动员离开城镇回乡，但从城镇“迁出”户籍后，很多年都没有在乡村“迁入”户籍而造成“户籍漏报”，即那时人们常说的“口袋户口”;“户籍重报”大多在1960年至1964年“被注销”;“户籍漏报”又大多在1965年至1979年“被迁入”了。

　　“户口重报”、“户口漏报”和“被迁入”决定了，国家统计局1983年所公布的“户籍登记人数”，在相当多年份中远离了中国相应年份实际人口总数。

　　B.必须使用《年鉴》的四类数据：上述“重报”和“漏报”主要发生在乡村进入城镇以及从城镇返乡的人群中，因此要从“户籍登记人数”来估算“实际人口总数”，就必须充分地并合理地利用到国家统计局《年鉴》中的以下四类数据：

　　a. 每年年末的“登记在册人口总数”、亦即“户籍登记人数”;

　　b. 每年的“登记在册出生人数”，以及“登记在册死亡人数”;

　　c. 每年的“城镇户籍迁出人数”和“城镇户籍迁入人数”;

　　d. 每年的“乡村户籍迁出人数”和“乡村户籍迁入人数”。

　　但科尔和高正华因对“新建”户籍、“被注销”、“户口重报”、“户口漏报”和“被迁入”等等全然无知，因而也就根本不曾使用c和d!

　　注一：前面所说的“大规模异常”，实际就是上述a(户籍数)和b(生、死登记)这两类数据之间所表现的“户籍登记表面矛盾”。科尔和高正华硬说这个矛盾应该用“隐瞒非正常死亡”来解释，杨继绳等人则硬说是“隐瞒饿死人”了。但是，孙经先教授特别给出了十分简单的证明(略)：

　　这是“户籍登记表面矛盾”而非“人口统计上的矛盾”，因而既与是否“隐瞒了死亡人数”毫无关系、也不可能用“隐瞒了死亡数”来解释，而只能用户籍“重报数”和“漏报数”来解释!

　　——孙经先教授的这一证明，同时也证明了：杨继绳等人在尚未搞明白这些数据的性质之前就来编造“饿死3600万”的谣言，却从来不曾把谣言“编圆”!

　　注二：若要估算实际人口，就必须估算各种“重报数”和“漏报数”，这就必须使用《年鉴》中的c和d类数据;而且c和d类数据，恰恰能帮助估算出中国在那一个时期的实际人口及其真实变化——这正是孙经先教授所出色完成的部分。

　　C.科尔、蒋正华、杨继绳的根本错误：这些真假“人口学家们”全部都犯有根本性的、也是最为严重的错误，那就是他们对1958年前后的“户籍重报”和“户籍漏报”全然无知，因此谁都不曾使用过上述B.c和B.d两类数据。

　　D.这些人此外还是其它几项重大错误：

　　à 科尔不加验证，就以1982年人口普查的抽样调查妇女生育率，代替其它年度的生育率。孙教授证明，这样的代替在各年龄段造成20%至90%以上的误差。

　　à 孙教授曾专门著文指出蒋正华的重大学术错误，其中包括数学模型的根本性错误，以及多达三十处的推演错误：但是三年来，蒋正华一直不敢回答!

　　à 更加令人无法接受的是：蒋正华的“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研究，在1987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并在我国政治生活中造成重大恶劣影响之后，居然从未公布其计算过程!而且在二十年后被人追问时，蒋正华本人居然回答说“许多计算结果都压在手稿等资料堆中”、待“有机会再来整理”!

　　这种连计算结果都不曾整理的“研究结果”，是什么人有这样大的权威，就敢于在二十六年前评审、颁发其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

　　E.孙经先教授严格推导所得重要结论：在使用了反映“户籍漏报”和“户籍重报”实情的数学模型后，孙教授认真使用B段所列四类数据、严格推导出如下结论：

　　1956年至1959年(从乡村到城镇)人口大迁移时产生的重报户籍人口数合计为1144万人，导致了该期间我国户籍人口的大幅度异常增加1144万人。

　　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真正落实是在1960年。在1960年至1964年期间，这1144万重报户籍的人口，按照1958年颁布的《登记条例》被注销。

　　在精简工业企业和城镇人口的1960年至1964年间，反向(从城镇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时发生的漏报户籍人口总计1510万人。

　　1960年至1964年期间，因b和c两条因素使户籍统计人口异常减少2654万(注销1144万加上漏报1510万)——这才是我国这一期间户籍统计人口异常减少的真正原因，证明户籍统计人口异常减少2654万，与死亡毫无关系。

　　其它来源的有关统计也表明：我国从1960年9月起启动大规模精简职工和市镇人口的工作。当时统计自1961年1月至1963年6月，全国市镇人口共计减少了2600万人。显然：在“市镇”里减少的这2600万人不可能是“饿死”的，而此数恰与上述估算的尚漏报和已注销户籍的总数2654万高度吻合!

　　在我国经济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后，工业战线和城镇又要补充大量职工;在1960年到1964年期间漏报了户籍的那1510万人中，大多数要求重返市镇。此时各级政府在1965年至1979年(尤其是70至79年)着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这1510万人口中的多数又返回城镇并办理了户籍迁入;其余的人也因种种原因而在农村办理了户籍手续。或者说：1965年至1979年期间，上述1510万人中的绝大多数重新登记了户籍，导致这期间的户籍人口大幅度异常增加。

　　孙教授特别列表计算了1954年至1979年间户籍重报、注销、漏报、补报所造成了户籍异常变动代数和。若以1954年为零，则到1979年几乎又碰零了——这一方面验证了，国家统计局1983年所公布的户籍统计数据，是高度可信的;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孙经先教授的数学模型以及数学推导，是极为严肃的。

　　结论是：关于我国困难时期人口的论断，科尔、高正华、杨继绳、胡绳、党史第二卷通通都是毫无根据的——如果不是学术上的无知，就是有意造谣!

　　F.我国困难时期的人口发展也很健康：这是孙经先教授依据上述推算的结果，又合理地调整了各年度的死亡率(略)，再与其它公开数据比较所得的结论：

　　我国1958年至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情况大致与1950年到1953年相当(1950年至1953年期间的死亡率为14‰-18‰)。

　　我国在1958年到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率远远低于民国时期的最低水平(民国时期的平均死亡率高达25‰-35‰)。

　　我国在1958年到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率远远低于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发展中国家1950年至1955期间的死亡率平均为24.2‰左右)。

　　我国在1958年到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率甚至与二十一世纪的俄罗斯基本相当(俄罗斯2002年到2005年的人口死亡率为16‰-16.4‰ )。

　　这些估算也证明了国家民政部所编写的《中国灾情报告》是可信的：我国1959年至1961年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04万(其中1959年1.8万人，1960年37.5万，1961年64.7万，“非正常死亡”也不仅仅就是“饿死”)。

　　4)1960年户籍减少千万原因

　　孙经先教授还按照严格、合理的推算步骤，证明国家统计局1983年所公布数据中，1960年为何反而比1959年“减少了1000万”，只与户籍登记有关，而不涉死亡人数。这里我们仅仅列出孙教授主要的推算和证明步骤：

　　A. 首先是异常变动的695万源自“漏报”，与死亡无关;

　　B. 其次是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证明1960年的出生人口显然有大量漏报;

　　C. 利用有关数据估算，1960年出生漏报户籍总数高达420万(略);

　　D. 再根据前述合理调整的死亡率，1960年死亡人口应减少约500万(略);

　　——因此按照最合理的估计，即使1960年的人口总数也是上升了600万的。(尤其是，这一点已经被2000年人口统计所证明!)

　　注：以上第3).F段、第4).C段和第4).D段中标明“(略)”的三处，都不是最要害的推算。哪位读者若有兴趣深究，请翻阅孙经先教授2011-10-19发表的文章《彻底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或他在此前发表的更详尽的推算。

　　2. 批驳有关蒋氏抗日的谣言

　　改开以来，没有任何机构追究那些污蔑毛泽东时代的造谣者们。蒋介石的遗老遗少们因此受到鼓舞，也纷纷出来造谣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其中数量最大的谣言，就是什么“蒋介石是抗日主力”、“共产党游而不击”，什么因为共产党“保存实力”、国民党因此才失去了大陆，等等。但是，所有这类谣言都有一个无法解释的矛盾：如果“国军”也曾像八路军、新四军那样英勇(甚至更英勇)地抗日，那么它的战斗力就应该比八路军、新四军所改编的解放军强呀!尤其是抗战结束时，解放军仅有百多万、装备也很落后，“国军”装备精良、430万之众，在美国人出钱、出枪支持下又扩充至800万。为什么兵员和装备对比这样悬殊，解放军居然只用三年半就全歼了800万国军呢?铁的史实证明，“国军”的战斗力实在无法与解放军相比，其绝大部分部队，都没有经受过、或者没能经受住抗日的锻炼和考验。

　　但这样经不住史实验证的谎言还被编导成了大量不伦不类的“国军抗日电视剧”。

　　至于说蒋介石本人如何抗日，那就更站不住脚了：读者应该记得去年那场声势浩大的九一八反日大游行，并无官方出面组织，参加者又都以80后90后青年人为主，游行队伍清一色举着毛泽东照片!为什么没有一张蒋介石的照片?因为毛泽东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民兵和广大抗日民众。至于蒋介石的“国军”，哪些是英勇抗日的，又有哪些逃离了战场，史实俱在、哪容编造。

　　1)九一八事变对日不抵抗

　　日本在发动九一八事件之前就与东北军频繁摩擦，但是蒋介石反复强调“攘外必先安内”，这已为近年公开的蒋介石日记所证明。正是据此精神，张学良才在九一八之前下令东北军刀枪入库的。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要东北军冷静、等待国联调解，张学良忍让、退却，20万军不做抵抗就让出了东三省，自己背上“不抵抗将军”骂名。

　　某些大陆学者抓住张学良晚年“护主”孤言，证明“不抵抗”是张学良的错、而非蒋介石之令。但到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也从未下令“抵抗”，却去全力争取“国联”来“主持公正”、“以公理战胜强权”，证明蒋氏仍然是“不抵抗”呀!

　　在这样的史实面前，另一些大陆学者干脆改口说“不抵抗是正确的”，因为日本太强大了，抵抗也要失败。他们这样为蒋介石开脱，是大错特错的：正是因为蒋、张不抵抗而放弃东三省，日军就毫不费力地占据了中国重工业基地和重要粮食产地、获得大量军事物资，反过来大大削弱中国实力，才造成以后抗日战争的巨大困难!

　　就连台湾高中历史教科书(王仲孚主编、下册第110页)都这样写道：

　　“事变爆发时，蒋中正考量国内外情势后，决定攘外必先安内，因此下令了不抵抗原则的指令，于是东北迅速沦陷。”

　　连台湾教育界都在讲实话，这些大陆学者何苦要费尽心机地美化老蒋呢?

　　张学良后来还是命令马占山将军接替黑龙江省代主席，组织抵抗日本侵略军。这支部队杀伤了大批日军和投敌伪军，一直坚持到1932年初，只是因为得不到中央政府和其它方面的支援，才不得不撤离齐齐哈尔的。蒋介石也曾嘉奖马占山，但就是不给他拨发抗日所需武器和粮草，致使东北此后再无国军抗日武装。马占山作为第一位奋起抗日的中国将领，还曾在延安受到毛主席的大会欢迎。他后来不愿打内战，与蒋介石渐行渐远，在平津战役中又帮傅作义出主意和平交出北平，为新中国做出了贡献[21]。

　　自马占山退出东北之后至抗日胜利近14年间，国军竟无一兵一卒在东北抗日!在八年抗战期间，国军还几乎退出华北地区。中国北方只在西北地区还有胡宗南的大军，但那支部队从不开拔抗日前线，而是在伺机给共产党和陕北抗日根据制造麻烦。

　　2)蒋氏破坏察哈尔省抗战

　　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在九一八后力主抗日。在日军侵略矛头指向察哈尔省之际，冯玉祥在大约300名共产党员的协助下，联络方振武、吉鸿昌等将领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并呼吁非蒋系军政人物“速图抵抗”、“群策群力”、“互相提携”。在日军进占察哈尔省多伦等地后，抗日同盟军于1933年6、7月击败日军、歼敌1000余，解放多伦并将日军赶出察哈尔省全境。此时，蒋介石竟然下令何应钦组织16个师，勾结日伪军合击抗日同盟军，并下行政命令断绝粮草，最后迫使冯玉祥离开抗日同盟军。

　　方振武将军是辛亥革命时的讨袁将领，1929年曾因反蒋入狱。他参加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任前敌总指挥、收复察哈尔省失地。在冯玉祥被迫离开抗日盟军后，方振武于1933年8月16日出任抗日同盟军总司令，与总指挥吉鸿昌共同“讨贼”，但遭蒋、日、伪联军重重包围而被迫放弃，于10月16日脱离军队、流亡欧洲。1935年，方振武在法国著文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八一宣言》;1936年又在巴黎发起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同盟”抗日救亡团体，创办《国人公认》刊物。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方振武将军于年底回国参加抗日，却在广州遭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

　　吉鸿昌将军是在蒋介石逼迫其围剿红军时，反而在暗地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参加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后担任军长兼北路总指挥，激战五天五夜攻破多伦城。在冯玉祥离开抗日同盟军之后，吉鸿昌与方振武合力“讨贼”，但因遭蒋、日、伪联军重重包围而放弃。此后，吉鸿昌争取一切抗日机会，并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开展抗日统战工作。吉鸿昌在1934年11月9日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刺杀受伤，并在11月12日被蒋介石杀害。临刑前，吉鸿昌将军用树枝在地上写下了著名的悲壮诗篇：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3)力主抗日将领往往投共

　　除了前面简述的马占山、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将领的抗日事迹之外，还能举得出其他国军抗日将领，但他们都因为蒋介石不抗日而先后投奔了共产党：

　　老同盟会会员、讨袁儒将续范亭，大革命期间曾受聘于冯玉祥。后一度归隐，但在九一八事变后出山练兵，反对妥协、呼吁抗日，却遭蒋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拒纳。续范亭将军于1935年在南京拜谒中山陵时悲愤书写《哭陵》诗，并在陵前剖腹自戕，要求抗日，轰动全国。续范亭经抢救脱险后，阅读到大量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共产党宣传抗日救国的材料，决心推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共产党人合作创建山西新军后，续范亭任总指挥。西安事变后，山西新军完全由共产党领导，续范亭任八路军晋绥军区副司令员，以及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1939年参与指挥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战斗，1940年任晋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和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百团大战后，续范亭因连续转战而病倒，于1941年春到延安养病，期间又大量攻读马列。续范亭于1947年9月病逝于山西临县，临终前写遗书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正式申请入党，次日被追认为中共党员。毛主席为他写下了挽联：

　　为民族解放，为阶级翻身，事业垂成，公胡遽死?

　　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典型顿失，人尽含悲。

　　东北军将领吕正操于1933年受张学良命，拟进军热河省、赶走日本侵略军，但因蒋介石逼迫张学良下野而作罢。西安事变时，吕正操在张学良左右，并于事变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吕正操带领所率东北军部队参加了八路军，以后担任著名的“八路军冀中军区”领导人，与日寇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包括著名的反日军五一大扫荡，直至抗日胜利。解放后，吕正操成为解放军开国上将、铁道兵司令以及国家铁道部部长。

　　国军上将卫立煌在抗战初期与八路军密切合作，并曾给朱德司令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发电高度赞扬八路军英勇抗日的战绩。在八年抗战中，卫立煌将军指挥大部队与日军激战无数，尤其是1944年5月指挥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先后攻克松山、腾冲、龙陵，收复西南失地，成为了日本战败的转折点。

　　但因辽沈战役失败，卫立煌成蒋氏替罪羊：“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卫立煌后来寓居香港，蒋氏曾遣人拉他“归队”，但他下定决心于1955年回到新中国，站到了当年山西抗战的八路军一边。

　　4)蒋氏迟迟不敢对日宣战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共产党领导人早在1932年就分别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央红军对日宣战了，中共后又在1935年长征时发表了抗日救国《八一宣言》;红军在长征后借道山西、东征抗日，却被阎锡山晋绥军和蒋介石中央军挡住了去路。

　　相反：蒋介石不但在九一八事变后从不对日抗战、放弃了东北全境，而且还容忍日军蚕食我华北地区，已如前述。即使到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在直至珍珠港事件的四年零三个月时间内，中日之间已有十多次大型会战和大量游击战争，蒋介石仍然在与日本边打边谈，居然从来不敢向日本侵略军宣战!

　　只是到了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在珍珠港事件第二天(1941.12.8)已经对日宣战之后，到了九一八事变已有十年零三个月之后，蒋介石政府才第一次对日宣战!

　　而且，这份宣战书竟然这样指责：“你日本不但昔日侵华、而且还今日侵美”!

　　5)国军靠武器打败仗、共产党靠人民打胜仗

　　根据记载，蒋介石的国军在1937年至1941年从苏联获得了数量极为庞大、价格极为低廉的军事武器援助，在1942年至1945年又获得美国更大规模的军事武器援助。但国军在战场上却节节败退，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几乎不曾收复过什么失地。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民兵和广大民众，既得不到苏联的、也得不到美国的任何军事援助，只能以血肉之躯与日伪军拼杀，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坚持抗战、逐步扩大战果。但在毛主席《论持久战》思想的指导与精神的鼓舞之下：

　　“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武装队伍和人民大众，在敌后建立了一亿多人口的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游击区，从开始的两、三万抗日武装发展到了一百二十万抗日大军!

　　6)全世界胜利大反攻、唯独蒋军豫桂湘溃败

　　自从希特勒闪击苏联、日军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之后，中苏美英等国发起组成了26国反法西斯集团，于1942年1月1日在华盛顿发表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决心反击德日意法西斯侵略，各国坚持不到侵略国无条件投降、决不与敌国单独议和。

　　美军于1942年6月赢得了中途岛海战的胜利，使太平洋战场形式发生转折。

　　苏军在1942年7月17日至1943年2月赢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开始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成为苏德战场、乃至整个二战的转折点。

　　英军于1942年10月在阿拉曼一带向德、意军队发起反攻，于次年打败了北非的德、意军队，意大利也在1943年7月投降。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埃及首都开罗会晤，签署了《开罗宣言》，声明将坚持对日作战，直至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

　　但就在反法西斯阵营捷报频传之际，蒋介石的国军却打出了个豫桂湘大溃败：

　　1944年4月，日本出动51万军队向130万国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第一阶段，日军15万对国军35万至40万，结果是日军攻陷郑州、洛阳，国军丢失河南省。第二阶段日军攻陷长沙、衡阳，国军丢失湖南省。第三阶段日军攻陷桂林、柳州，国军再失广西，日军于1944年年底彻底打通了华北至华南、印支的通道。

　　国军装备这时已与日军旗鼓相当，而且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国际反法西斯盟各国的军队，均已进入节节胜利的反攻阶段。但日军在8个月中、以7万伤亡打得国军损兵折将70万，中国再丢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146座城市、7个空军基地以及36个飞机场。只有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腐败成风的国军，才会有豫湘桂这般大溃败!

　　7)国民党军投日变伪军、创下二战各国记录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大批国民党军队整建制地投降日本，组建并继而扩充为200多万伪军，其总数一度曾超过侵华日军——这是二战各反法西斯国家中仅有的怪相!

　　当然，很多国军将士是真心抗日、流血牺牲、保家卫国的，贡献绝不可磨灭，我们作为后人必须敬仰和纪念。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如大量白纸黑字史实所证明，这样多国军将士奋起抗日，往往不是蒋介石的功劳、而是要突破蒋介石的各种阻挠!

　　3. 政治谣言追溯至文革后期

　　改开以来，类似上两节所举例的“饿死三千万”谣言以及“蒋介石是抗日主力、共产党游而不击”的政治谣言，数量很大、而且越来越多。那么，这些政治谣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的呢?这就要追溯到下述已被戳穿的几条最早的政治谣言了：

　　1)“约法三章”流言

　　该流言是自文革后期的1975年开始流传的，那时江青还在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文革小组副组长。流言说，党中央在1938年就对江青与毛主席的婚姻有过约法三章，包括江青不得从政、不得担任要职等等——现已证明，这是百分之百的政治中伤性谣言，但这样容易澄清的谣言，又是什么人、为了什么目的而将其掩盖了三十多年呢?

　　2)“红都女皇”谣言

　　该谣言说江青在1975年与美国女学者维克多谈话时自吹自擂、并泄露了党和国家的大量重要机密。香港于1975年出版了一本书《红都女皇》，使人联想是维克多将这些机密进一步泄露在公开出版物中。这事甚至使毛主席和朱老总在1975年都对江青极为恼火。但是，维克多后来发表的《江青同志》一书证明，江青根本没有泄露党和国家机密，而且《红都女皇》一书既非维克多所著、也未从维克多那里获得任何信息。显然，香港的这本书纯属有人策划、故意为之，属政治性谣言。

　　3)“总理遗嘱”谣言

　　在周总理于1976年1月8日去世后，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所谓《总理遗嘱》，给人造成周总理与毛主席、江青等人对于文化大革命有着根本性分歧的假象。这在当时就已经被查证为政治谣言，造谣者和有些相关人员均被公安羁押。这条谣言，与前述两条共同构成了酝酿1976年四·五事件的社会气氛。但在给四·五事件平反之后，该谣言的编造者以及那些相关的人员竟然被全部释放、不予追究了。

　　4. 改开以来政治谣言的共性

　　谣言的数量和种类自改开以来大幅度上升，但仔细分析就能归纳出它们的共同点：

　　1)都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

　　那些不良官员和学者们编造谣言，先是污蔑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而污蔑社会主义时期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斗争，目的都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有些人还不满足，进而给义和团反帝斗争、甚至太平天国以来的所有人民斗争造谣，污蔑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美化和吹捧蒋介石、汪精卫以及一切反动派，妄图制造舆论颠覆新中国的建国之本。本开篇部分就不再列举和分析这类谣言，而是将它们留在第三至第十五各篇章分别反驳和批判。

　　2)或为死无对证、或为有意掩盖

　　那些不良官员和学者所编造的谣言，除去“饿死3000万”这样复杂的之外，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谣言是在关键当事人均已去世之后才开始流传，即使曾有白纸黑字史实记录和政治结论，但因死无对证，造谣者就敢于随心所欲了。另一类谣言所涉史实本来是有据可查的，但相关文字因某种原因(例如本开篇第四章2.3)C段引用李捷所说的，为了维护某些领导人的信誉)而未予发表，因此也增加了反驳的难度。

　　那些不良的官员和学者们以为采用这两种策略编造谣言，就可以瞒天过海了。

　　3)用历史唯心主义揣摩历史人物

　　恩格斯曾在1859年致斐·拉萨尔的信中写道：

　　“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

　　列宁在1894年批判民粹主义时也曾写道：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从一定阶级的观点上进行批判，就是说，批判不是建立在‘个人’的道德判断上，……”

　　总之，政治人物都是一定阶级的代表。但是，那些不良的官员和学者们所编造的谣言，往往都塞进自己大量的无端揣测和有意扭曲，完全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这些谣言，尽管在那些对资本主义抱有幻想的小资产阶级人群中还有一定的市场，但只要认真分析，那些被唯心主义揣测所扭曲的环节，都是很容易被识破的。

　　为了鉴别一条流言，我们可以先在互联网上，从几个角度搜索并积累大量正面的以及反面的信息，再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为武器，对所掌握的材料和信息做一番科学的筛选和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那些谣言往往都是不难识破的。

　　如本第五章开头所述，本文集将在第三篇章《独立解放曾伏虎》至第十五篇章《知识分子有清浊》的十三个篇章中，分别就有关的最恶毒谣言給予揭露和批驳。在那些篇章中，笔者还将向读者演示如何进行网络调研、如何分析信息和鉴别真伪。

　　第六章.GDP大跃进是什么主义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毛泽东《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谈话》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如果单纯拿权威部门统计的GDP相比，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了，不但超过了英国、德国和日本，而且据说很快就将超过美国而位居世界第一了。但是，这种GDP大跃进靠得住吗?为什么GDP跃进幅度这样大，社会问题反而更多了呢?

　　本章分为如下7节：

　　1.别被GDP光鲜迷惑而失去判断力

　　2.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能富强吗?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澄清

　　4.“先富带后富”变成贫富两极化

　　5.80年代推行小岗村道路合法吗?

　　6.90年代国企破产、变卖合法吗?

　　7.抛弃社会主义盲目入世贻害无穷

　　1. 别被GDP光鲜迷惑而失去判断力

　　中国官员曾经普遍靠GDP升迁，所以很难用GDP衡量改开的什么真实成就。正如本章第7.3)B大段将要引用的北航大学李成智教授谈话，GDP也有质量上的巨大差别：

　　做8亿条裤子和造1架飞机的GDP是一样的。但是造飞机的是富国，做裤子的是穷国。国家的穷富不是看GDP多少，而是看GDP成分。要论GDP，大清国是当时日本的4倍，但是大清国的GDP是茶叶、瓷器和裤子，日本的是大炮、轮船。

　　除去巨大的质量差别，GDP还因其统计上的各种水分，而掩盖了经济发展的本质。

　　1) 首先GDP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统计指标

　　GDP又称“国内生产总值”，但要注意所谓“国内生产总值”与毛泽东时代的“工农业生产”根本不是一回事：

　　à “国内生产总值”是按照“价值”来计算的，是资本主义体系用来评价“资本(或资本家)”获取“利润(即盘剥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宏观环境的数据。因此，GDP并未反映工农业是否满足了人民生活所需以及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所需，因为反映这些需求的是“使用价值”，而非GDP的“价值”。

　　à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不允许剥削，因而也就不使用与资本盘剥劳动者相关的GDP。所使用的“工农业生产(还包括交通运输、国防建设)”是按照“使用价值”来计算的，它直接反映了人民生活所需以及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所需——因为这些“需求”本来就以“使用价值”表现在统计数据之中。

　　让我们举些例子来做比较：GDP计入住房销售总额、医药营业总额、教育带动的各类营业总额以及其它一切道德的和不道德的营业收入额。具体举例，十年来房价上涨了五倍至十倍，GDP中相应住房这部分的统计值也就跟着“虚高”上去五倍至十倍。但在毛泽东时代，哪里有依靠涨价把“工农业生产”提升五倍至十倍的神话!

　　现在北京、上海等地的房价已经高得超过了美国，也就使相应的GPD“虚高”到超过了美国的水平。但你能因此就说我们的经济比美国还要发达吗?

　　说到底：GDP作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指标，是以“价值”为基础的，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提供给资本家集团，用以观察和判断如何从劳动者人民的身上剥削“剩余价值”的经济指标。“工农业生产”或者其它本质类似的社会主义经济指标，是以“使用价值”为基础的，是在社会主义体系中提供给劳动人民和人民的国家机构，用以观察和判断如何满足国家和人民的生活、生产、科教、卫生和国防建设等需求的指标。

　　2) 其次，中国境内的外企“生产总值”一律计入

　　只要是在中国境内，即使是外资企业的生产值也一律计入中国的GDP。例如中国GDP中出口的部分，往往超过50%(以前曾高达三分之二)是外资企业实现的。但统计GDP时，这50%也与中国民族企业那50%同样地计入中国出口部分的GDP——就是说，出口额中至少有一半是被外企老板攫取剩余价值的，但也都统计在中国的GDP中。

　　我国各地招揽了大批外资企业，这就相当于将相应的未来赢利空间让给了外国人，而不给我国的民族产业保留发展的机会——这不是在搞“经济卖国”吗?那么，为什么各地官员还是那样热心地“招商引资”呢?原因是，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以GDP的增长速度来评估官员的政绩、来决定其升迁的。于是，即使是引来的外企所创造的GDP，也给官员带来了同样的升迁机会，谁还管它是否“卖国”呢?

　　3) 再次，GDP从不扣除发展经济带来的任何破坏

　　本章将在相应节或小节介绍，我国人民在毛泽东时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地建成了基本完整均衡的工业体系(例如运十大飞机的研制体系)，完成了大量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例如86000座水库、包括最著名的红旗渠)。如所周知：改开之后，那些工业系统和农田水利系统，因各种原因而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甚至根本性的破坏。

　　但是在统计GDP时，这些损坏、或者根本性的破坏，并不因其造成的经济损失而对GDP有丝毫的扣除。相反，如果采取某种措施来挽救这类损失，那么因“挽救措施”而发生的“营业额”(未必真有实际效益)可是都要计入GDP的。

　　4) 瞄准低端出口破坏了中国资源环境和金融平衡

　　进入WTO之后，中国自觉地或被迫地定位于低端产品的生产与出口。尽管低端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带来国内各地GDP的大幅攀升，但就是这些低端产业，又造成了触目惊心国内环境污染(如雾霾)，以及超量的能源和矿产资源损耗，等于在吃子孙饭。

　　但是在统计GDP时，这些影响当代人和后代人生存发展的环境损失和资源损失，从来都不会折算成经济性损失而从GDP中扣除——因为GDP永远都是只加不减的。相反，如果采取了某种措施来挽救环境的或者资源的损失，那么因“挽救措施”而发生的任何的“营业额”(未必真有实际效益)可是都要计入GDP的。

　　更加严重的是：改开以来所发展的瞄准低端出口的中、外资企业，虽然也为国家赚取和积累了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但却与中国人民自己的需要(即现在所称的“内需市场”)完全无关。其中大批外资企业所赚取的外汇，以及进入中国市场投资并购的外国资本，还有投机型的外资热钱，都必须换为人民币在中国流通。专家估计，中国央行所发行的大约25万亿人民币(M1)中，约有70%是用于兑现这几种类型的外资的，其余能够用于国家、人民和民族企业流通所需的，反而只占央行所发行人民币的一少部分。这一极不健康的比例，使得中国的金融系统极易被国际资本所撼动和掠夺——最近出现的“钱荒”与“通胀”并发的矛盾现象，就是这种危险的迹象。

　　即使扣除了上述种种的虚假因素，中国的“GDP大跃进”还是有很多问题。要想正确地做出评价，就必须遵从李大钊在九十四年前所说的原则，即首先要考察指导经济发展的“主义”、考察社会上多数人在GDP大跃进中的受益状况，因为经济发展：

　　“……总要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那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和主义。”

　　那么，改开以来人们还有什么“共同的理想和主义”吗?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只看那些套话连篇、不知所云的官样文章。我们将在以下第2、3、4节分别考察那些产生了重大社会效果的指导思想，看看它们是否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2. 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能富强吗?

　　在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李慎之于2003年去世后，很多学者或者借回忆李慎之的机会、或者借引用他人回忆的机会，写文章或发表谈话说，国家领导人早在1979年1月就说过“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并以此来论证要走欧美之路、甚至要搞“中美国”。就连《百度名片》李慎之词条也这样记载：“慎之向小平请教为何要开放，开放为什么主要向美欧开放，小平回答说，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见李郁回忆文章)”，其中的“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那句，自该词条于2006年6月20日创立至2013年9月18日的29版，版版都有这句话、至今未见修订[22]。

　　需要指出，多家网站自今年7月以来登载文章《关于1979年邓小平解释对美开放理由的考证》(http://www.szhgh.com/article/history/25589.html)，署名黄卫东。黄文在认真地分析了有关学者的7、8篇引证之后，得出结论说领导人这样讲的可能性太小，这样多学者都说谎了的可能性也不大，反而是李慎之说谎的可能性最大[23]。

　　无论当初是否有领导人讲过“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这类思想总归在改开之初就干扰了正确方向，而且还被后来的领导人发展成了“中美国”概念，并且至今也未受到任何明确的批判。总之，以为“中国跟着美国也能富强”确曾在官民中变成了“开放意识形态”。但是，“跟着美国走”真能富强吗?那就让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中国领导人”蒋介石，“跟着美国走”都得到了什么。有一篇文章至迟在2012年7月1日上网，已经流传一年有余，其标题为“蒋介石及中华民国与美国签订的一系列卖国条约”。该文列举了在1945年11月21日至1948年8月5日之间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蒋介石政府与美国所签订的十六项不平等条约，并简单地介绍了美国根据各项不平等条约，分别从中国攫取到了什么权利、甚至主权。文章总结说：

　　“美国扶持的‘中华民国’，实际上已成为美国的殖民地。把这些条约合在一起，美国从蒋介石手中取得了中国领土权、领空权、领海权、内河航行权、铁路管理权、军权、财权、警察权、司法权、国家秘密权、农业权、工矿权、商业权、海关权、文化教育权、内政“最后决定权”，外交指挥权等等。真是从天上到地下，从海上到陆上，从政治到经济，从物质到文化，从现在到将来，无所不包，应有尽有，所有‘中国’主权云云，实际上尽成美国主权了。”

　　毛主席不但总结过这些历史教训，而且还在1965年5月25日对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进一步讲道，“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但是，那种以为“跟着美国的国家都富强了”的改开领导人们，早把毛主席的警告丢到脑后，“仰人鼻息”而犯下了重大的战略性错误!正如前文所引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美国2011年在全球攫取了超过7万亿美元的“霸权红利”;相反，中国却是全球“霸权红利”损失最多的国家，超过3万6千亿美元!结果是中国劳动者全年劳动的60%，都被以美国垄断资本为首的西方资本攫取了;相反给中国留下的都是劳动者疾病、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等等，足以证明：中国跟着美国走，是不可能富强的!

　　改开以来的所谓“经济成就”，恰恰掉进了西方帝国主义垄断资本所设下的圈套。西方资本主义给中国改开设下了什么圈套?本文集将在第三分册第九篇章《欧美世贸计多端》给出宏观的分析和微观的案例，并证明毛主席1965年的断言英明无比。

　　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澄清

　　在1979年11月会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时，邓小平就说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就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概念的记录。他以后还在80、90年代多次提及这个概念，其中解释得最清楚的是1992年南巡的那一次：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话不错。但是，绝不能因“也有市场”就说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是英文“Market System”的无歧义翻译，是指按照“自由市场交换原则”所建构和运行的经济体系。相反，社会主义的“市场”只允许按照“社会主义的条件”交换商品，而“自由市场交换原则”所允许的许多交易行为，在社会主义体制中都是必须受到限制、甚至完全禁止的。

　　西方资产阶级学界就是将“市场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词来使用的，认为二者是同一个概念。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西方资产阶级则断定那是自相矛盾的词汇，只有中国官方才这样使用。请看《维基百科》对这两个词条的解释：

　　“市场经济也被用作资本主义的同义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改革开放后来描述其经济制度的官方术语。”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全面研究和批判的，恰恰就是这个“市场经济”。或者说，“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也是同义词!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汇，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作家，是不可能接受的。

　　1) 限制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交易

　　那么，社会主义商品交换的“社会主义的条件”是什么呢?

　　在1956年至1958年(包括纠正共产风等“五风”)期间，毛主席对此做了发展性的阐述，其要点也反映在陈云同志和周总理的同期讲话中，以及中央此后所发布的有关文件中。其中最具体和最容易鉴别的两个条件，就是下述两样东西不得自由交易：

　　a. 劳动力不得在市场上作为商品“买卖”或自由交换;

　　b. 生产资料只能在公有制(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经济组织之间交换。

　　但是“市场经济(MarketSystem)”则没有这两个“社会主义的条件”的限制，因此资产阶级学者和马列主义学者在这一点上持相同看法，即这两大对立阵营的学者，均将没有“社会主义的条件”限制的“市场经济”认作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或者可以说，两大阵营的严肃学者无一例外地认为，谁若讲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就等于是在讲“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这种令人不知所云的“概念”。

　　我国现行宪法是1982宪法，但在1982年制定时，其第十五条明确写道“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但是在1993年修宪时，这一句就径直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关键的“市场经济”一词，就借助其修饰词“社会主义”而进入了中国宪法。同样是在1993年的宪法修改版中，“农业人民公社”被取消了，“国营企业”和“国营经济”也分别以“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所代替。

　　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也从1994年开始组织起草《破产法》。虽然对于破产法出台时机多有争议，但其指导思想(如2004年所宣布)还是明确的：

　　“统一适用于各类企业组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我国出现了公司、合伙企业与个人独资企业等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形成多种企业组织形式共存的局面。企业破产法既要适用于新的企业，也要适用于原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等各类企业组织。”

　　指导思想第2条(即第1条实质性指导思想)

　　毛主席、周总理和陈云同志早在1956年至1958与1959年相交之际，就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商品交易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条件”，即1)“劳动力”不得自由交易，2)“生产资料”只能在公有制的经济组织之间等价交换。但上述《破产法》指导思想，显然已经将这两条“社会主义的条件”完全破除。那些仍然在硬说这样的《破产法》是社会主义的人，实际上已经从经济基础上根本地抛弃了马列主义。

　　让我们再来看看九十年代的大规模社会实践：

　　A.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大力提倡、鼓励和培植劳动力市场，即提倡和鼓励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自由买卖。这样，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家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自由地雇佣劳动力，而劳动者也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自由”地出卖劳动力——这样的“市场经济”明明就是资本主义么，怎么能够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呢?第5、6节将分别在农业方面和工业方面讨论改开以来的要害问题，其中将包括“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关键和危害。

　　B.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与国际接轨”为名，大面积破产和变卖原工业国营企业(1993年修宪改称“国有企业”)和农业集体企业(1984年下文件改称“乡镇企业”)，并在中国全面移植西方资本市场机制，使得生产资料，包括企业的资产、企业股票以及企业“自身”，全部都可以作为“商品”在资本市场上自由交易、甚至以掠夺公有资产的方式“交易”——这样的“市场经济”明明就是资本主义、甚至是比欧美更坏的资本主义(欧美法律至少不准掠夺“国有”资产)，怎么能够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呢?第5、6节将分别在农业方面和工业方面讨论改开以来的与国际接轨等要害问题，其中将包括“资本市场”形成的关键和危害。

　　在建立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并实行“自由贸易”之后，被马克思《资本论》所分析和批判的资本对劳动的剩余价值的剥削，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名义下全部复活了，中国就是这样走上“打左灯、向右拐”道路的。

　　2) “市场化”造成新三座大山

　　并无权威部门给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任何科学的、严格的和经得起考验的定义。但广大人民还是从改开以来的社会实践效果看明白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开以来，一些领导人听信资产阶级“专家”的“市场万能论”，自以为什么问题都可以“交给市场”去解决。“专家”们还帮助领导们编造了很多词汇，如“医疗改革”、“医疗市场化”、“住房市场化”、“教育产业化”等等：一切由钱说了算。但是，将医疗、教育、住房这三个领域“交给市场”的社会效果是是，医疗、教育、住房三大改革令老百姓们不堪重负，造成了压在人民肩上的“新三座大山”。

　　A.医疗市场化

　　这在1992年启动医疗改革时就引起争论。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殷大奎在1993年5月会议上强调医疗的大众性和公平性[24]、明确反对医疗服务市场化。但他和他的支持者们马上被反讥为“思想保守，反对改革”，医疗改革最后还是走向了“市场化”，公立医院借机乱涨价、医药产品借机虚抬定价、药品销售和治疗服务环节腐败重生，连医生都要根据开药方带来的药品销售额来分发奖金，有意混淆脑力劳动与腐败之风，结果是医疗费用飞涨、民众不堪重负，因病致贫、无钱看病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B.教育产业化

　　2006年10月8日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教育产业化”的口号，因为在这一口号的误导下，很多优质公办小学、初中和高中乱收借读费、择校费、赞助费等，教育界也都以赢利为目的、变相出售公共产品、追求利益最大化，引起了人民群众极为强烈的不满(见《百度名片》“教育产业化”词条)。但在九十年代提出“教育产业化”的那些领导人，不肯出面承认自己的错误，不肯帮助纠正这一口号的负面影响，而是抵赖说政府从未讲过这句话。其实，网上的证据是赖不掉的：

　　《中国共产党新闻》2011年05月14日在其“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历史资料·历年课题指南”拦下刊登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99年课题指南》，其中“经济学·甲：经济理论”以及“国际问题研究”两部分都包括有以下这样的课题指南：

　　“第7条.我国教育产业的发展及教育经济学研究”

　　网上还能查得到实为该《指南》所引导的大量研究论文，例如：

　　a.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1)《中国教育产业发展中的金融问题研究》(吴顺达)

　　b. 华中科技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我国教育产业发展问题研究》(蒋海鸥)

　　c. 首都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我国高等教育产业发展问题研究》(杜白)

　　这些论文就是依《国家社科项目课题指南》开展的，该《指南》不但承认“教育产业化”、而且承认“教育已经产业化了”，指导学者直接去研究“教育产业”的各个方面。领导人如果面临这样的白纸黑字证据，还不承认自己当年的指导思想有误，那又如何纠正错误呢?难怪“教育产业化”的恶劣影响仍在继续扩大!

　　C.住房市场化

　　政府提供地皮、银行提供贷款、与地产商结成铁三角，不断将房价推向新高、令万民怨声载道(见《城市房产·北京(http://bj.cityhouse.cn/market/)》)：

　　a. 北京四年前住房均价每平米12,760元，2013年3月涨到了35,302元，平均每年涨价29%。一年前每平米均价24,996元，2013年的涨价比率高达41%!

　　b. 北京海淀区一年前住房均价每平米32,467元，2013年4月涨到了49,872元，2013年的涨价比率高达58.2%!

　　这样高的住房价格已经超出了美国那些房价最昂贵的大地区平均值一、两倍，而且近年还在超常速上涨，这样的经济还能称得上什么“特色社会主义”吗?

　　医疗、教育和住房市场化的后果证明了一条真理，即所谓“交给市场”就是“交给资本”，就是让资本(或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剥削劳动的剩余价值和广大人民群众。将这些统统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实际是在搞“最坏的”资本主义。

　　4. “先富带后富”变成贫富两极化

　　本节要讨论的是，邓小平谈“先富带后富”、却造成了“贫富两极化”的问题。但这样的讨论，完全无意指责是邓小平有意的、或直接地造成了“贫富两极化”。

　　1) 邓小平多次反对两极分化

　　事实上，邓小平在其晚年的几次谈话中都曾明确指出，要利用社会主义制度，要采取各种手段或方案，来控制不要出现贫富两极分化。这些表明他仍想坚持社会主义的谈话，主要搜集于《邓小平文选》第三集，让我们列举一些如下：

　　“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第111页《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

　　“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第111页《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

　　“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的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

　　第208页《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来说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第229页《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

　　“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第364页《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

　　“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使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

　　第374页《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

　　邓小平在晚年这样几次三番地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应该避免两极分化”、而且也“能够做到”，为什么中国还是出现了不可否认的两极分化呢?是邓小平的权威不够吗?显然不是!是有什么阴谋集团用武力推行两极分化吗?根本没有这样的证据!

　　那么是在哪里出了问题呢?就是这“先富带后富”理论出了问题，因为这理论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因的，这将在下面第2)小节分析。但理论错误还是理论问题，造成贫富两极化的直接责不在邓小平，而在他身后的某些领导人：

　　这些领导人已经没有邓小平那样的权威，那样的手段来纠正贫富两极化了。尤其是，他们已经长久不讲群众路线了，哪里还有力量推行社会主义?相反，他们却被新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所包围，被资本主义的力量所左右了。

　　2) “先富带后富”理论错误

　　邓小平在1985年提出：“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985年)

　　于是，“先富带后富”不但成了邓小平理论的组成部分，而且还让大批“等待后富”的人们做了三十年的梦。大家醒来才知道：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如果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另一部分人就永远也富不起来了。为什么呢?马克思早在146年前发表《资本论》第一卷时，就给出了无可辩驳的证明。中国现在的改开只一个最新例证：

　　à 那些“先富者”们，肯定会在“市场经济”中将个人财富转化为资本;

　　à 那些“等待后富者”们，却只能在“市场经济”中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à 即使没有意外病灾，劳动力出卖者的平均工资，也只供“劳动力的再生产”之用，即包括本人劳动力再生，以及其上、下那两代人的生活开销;

　　à 劳动力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即“超出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那一部分，则全部被资本、或者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即“先富者”)们拿了去。“先富者”们除挥霍其中的一部分之外，其余部分将作为扩大再生产的新资本投入市场，以便将来赚取更大份额的剩余价值。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再明白不过的了。“马克思主义者”怎么能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主张“先富带后富”呢?这无疑在客观上欺骗了老百姓!

　　3)社会实践后基尼系数剧增

　　中国改开是否“先富带后富”?这还可以用一个各国通用的社会统计系数，即“基尼系数”来回答。这是一个数值在0到1之间的小数：当其为“0”时，表示该社会是“绝对平均”的;当其为“1”时，表示该社会的全部财富都归一个人所有、其他的人全部都是一无所有的穷光蛋。显然，处于这两种极端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但基尼系数越是接近于0、就表示贫富差别越小，相反若越是接近于1、则贫富悬殊就越大。

　　以下有关中国改开之前、之后的基尼系数对比，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à 中国在改开之前1978年的基尼系数是0.16，是全世界最为平均的国家!

　　à 改开后砸“大锅饭”、“让一些人先富起来”，中国贫富差距急剧上升，基尼系数到1985年增至0.24，到1995年升至0.434、2000年再升至0.458。

　　à 联合国曾预期，在2012年2月报告2011年度基尼系数时，中国将突破0.55，处在全球倒数第四位，只比南部非洲三个全球最贫穷的国家好一点。

　　à 世界银行报告《国内生产总值与中国》第23页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到2011年急升至0.57!横向比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两极化的国家了!

　　(注：西南财经大学的报告认为，中国基尼系数在2010年就已升至0.61)

　　作为更直观的比较：世界银行报告还指出，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美国则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相比之下，中国的财富集中度已经远远超过了西方贫富最为悬殊的美国，当然肯定是全世界贫富两极化的国家之一。

　　4)基尼系数证明剩余价值论

　　中国的“基尼系数大跃进”和“贫富悬殊大跃进”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学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在“市场经济”中，“先富者”们不可能“带动后富”;否则其他人也都富了，那么“先富们”又从谁那里去剥削“剩余价值”呢?

　　“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两大基石。谁若宣扬市场经济可以“先富带后富”，那他就是在否认剩余价值学说、他就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

　　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效果，包括“先富不可能带动后富”，本文集将在第一分册第四篇章《姓社姓资是关键》及其它有关篇章再做详细和深入的讨论。

　　5. 80年代推行小岗村道路合法吗?

　　中国的改开是从农村开始的，而农村改革则是从推行小岗村“大包干”开始的，到1987年，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八实行了大包干，最终导致人民公社解散，令中国又退回到小农经济时代。现已发现，历史上真实的小岗村，根本不是当初为了推行“大包干”而打扮起来的那个小岗村。这就让所有肯动脑筋的人们，都怀疑当初糊里糊涂地推行小岗村“大包干”模式、并进而在全国解散人民公社，是否合法?

　　让我们先从权威部门所不曾阻止的《百度名片》词条开始。

　　1)《百度名片·小岗村》的原文

　　“1978年冬，小岗村18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冒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按下鲜红的手印，实施了“大包干”。这一‘按’竟……掀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小岗村……当时仅仅是一个有20户、115人的生产队，以“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而闻名。“大包干”第一年，小岗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全队粮食总产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粮食产量总和……(……也就是说从1955年到1970年这15年间，小岗村年均每亩耕地生产粮食133000/517/15 = 17斤。目前的生产水平小麦每亩需种子15~20斤。数据参考扩展阅读《风起青萍末》)”

　　笔者核对过：该词条自2006年6月20日建立至今共83版。上述两段文字，在2010年1月7日第15版至2013年4月6日的第83版，三年多以来无丝毫修改。

　　2)《百度百科》名片的巨大漏洞

　　小岗村位于淮河中游的东南侧，离淮河大约20公里。1957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早就为淮河南北地区规定了努力方向，那就是：

　　“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

　　可见，无论《1957年纲要》后来是否实现了，淮河以南1955年时年均亩产就已达到400斤;淮河以北地区年均亩产也已达到208斤。但小岗村离淮河约20公里：

　　a. 淮河附近社队的年均亩产，即使在1955年时也应该为208斤与400斤之间的300斤左右，为什么小岗村的亩产在此后十五、六年长期停留在17斤上呢?这还不到附近社队平均亩产的十七分之一，只够第二年的种子。那么全村农民在这些年间又是吃什么活过来的呢?《百度百科》是否在隐瞒事实、或者干脆在撒谎?

　　b. 也许小岗村还有什么比“沈浩之死”更加蹊跷的难言之隐?那也必须向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讲清楚，让广大党内外干部和群众明白真相，而绝不允许在全国推行这不明不白的小岗村“大包干”，甚至悍然违宪地解散了全国人民公社!

　　《百度百科》“小岗村名片”的数据大有问题。它在解释小岗村的“年均亩产17斤”时，还指明是在引用“数据参考扩展阅读《风起青萍末》”。但在网上根本就查不到这篇《风起青萍末》——这只能证明“小岗村名片”的谣言有多么低劣!

　　这里要说明的是，1982年宪法第六条写明：“农村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该第六条是在十一年之后的1993年，即人民公社在全国范围根据小岗村的假经验解散十年之后，才修宪取消的。

　　3)2000年采访就发现了弄虚作假

　　《中国教育华夏论坛》等网站发表或转载了陈窗和曾德方两位在2000年采访小岗村的文章《小岗村：一条越走越窄的小农经济“老路”》(2001年3月整理、5月修改)，披露了小岗村及其上级领导在宣传“大包干”模式时大量的弄虚作假行为：

　　a. 小岗村在历史上十年九旱，解放后走上了集体化道路。在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下，小岗村农民与附近农民共同修建了燃灯水库，使粮食产量逐步稳定在十八、九万斤，好年成还达到了二十万斤。1978年只打了3.5万斤粮，主要是因为当年遇到了大旱。小岗村虽然在1979年采用“大包干”打了13万斤粮，但与集体化时期相比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可是村队领导和上级、直至省级领导在宣传小岗村1979年成绩时，都有意地掩盖了小岗村在集体化时期远为辉煌的成就，欺世盗名地向全国人民说，小岗村因为“一包就灵”而“脱贫致富”了。

　　b. 司机抗玉兵说：“1998年，江泽民总书记来视察之前，县里派我，还有另外一个汽车司机，把两卡车饲料粮拉到小岗村去，说这是任务。可等江泽民一走，又让我们把饲料粮拉回来了。”这是小岗村及其上级领导长期欺骗党中央的证据!

　　c. 小岗村老农严立坤接受采访说：“就说1998年吧，江泽民到小岗村来视察，人还没有来，镇上早早就打招呼，说有意见，有问题，先不要谈，你们放心，以后一定解决。镇上打过招呼以后，县里又来第二次打招呼。县里打过招呼以后，地区还不放心，又来第三次打招呼，说不要讲。”这是县、镇领导欺骗党中央的证据!

　　d. 采访中还发现，收藏在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的“十八个血手印”生死契约书，居然是弥天大谎。村长严宏昌说：“那是包产到户多年以后的事，当时，有一个名叫王影东的大记者，来小岗村拍电视。王影东说，要搞一个按手印的条子，并说北京的大领导很重视，中国革命博物馆要陈列展览。”但那个按手印的条子早已不见了(也许根本不存在)。于是，严宏昌按照记者的意思编写了前言和正文，并且一人代签了十八个名字，再找人乱按了十八手印，结果按出来二十一个手印!

　　e. 发财致富后，严宏昌就与小岗村的大多数贫穷农民不一心了。他的亲弟弟严福昌在采访中被问到：“村长对你家搞先富帮后富，你家大概也像‘展览室’说的那样，已经脱贫致富了吧?”严富昌直摇头：“村长没有帮过我家一分钱。现在一家一户各顾各，哪有什么先富帮后富。实话对你说，我家没有脱贫致富。……你们看这就是江泽民来视察之前公家给我家安装的电话(盒子)。没有想到，不打电话，一个月也要交八、九元钱。我家用不起，已经把电话机送给别人了。”这既是对党中央的欺骗，也是对全国人民的欺骗，说什么“先富带后富”，全都编瞎话!

　　f. 这次采访发现，小岗村的农民到2000年已分化成穷、富两派了。严宏昌和其他几家富裕户的农民发了财，都不愿意再走集体化的道路了。

　　g. 其中最严重的是，“那个背着凤阳花鼓要饭的现象又出现了。缪夕五家……因为今年歉收，生活过不下去，只好让老婆背着花鼓出去要饭了。我们在缪夕五家看了看，屋里空空荡荡，床上乱七八糟，连一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h. 但严宏昌作为村长，在江泽民总书记视察时却隐瞒了缪夕五家的情况，而仅是代表那几家富户表示“农民怕变”，并且还主张进一步私有化。他的态度证明了：

　　严宏昌事后编造的所谓“十八个血手印”生死契约书，只不过是按照他本人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愿望对真实历史的篡改，是用来欺骗领导和人民的。

　　4)沈浩猝死、小岗村骗局大爆光

　　上述这篇报道早在2001年春就上网了，但是影响还不够大。到2009年11月，小岗村党支部书记沈浩在其任上以身殉职后，为了宣传这位真正共产党人的事迹，小岗村分田到户之路走不通的真相，才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有些文字摘自网友评论)：

　　a. 小岗村多年来不停地向国家伸手要钱，得到了那么多次资助也没有发展起来。安徽省派出了省财政厅的处级干部沈浩到小岗村担任支部书记，显然也有财力支持的意图。纪念沈浩的电视剧《永远的忠诚》，讲的几乎都是沈浩不停地为小岗人要钱、要贷款、要援助、要投资，并且沈浩也因这样奔波、操劳过渡而以身殉职。

　　b. 沈浩说过：“2004年2月，村里为欢迎我写标语的墨水、纸张都是借钱买的。村集体没有一分钱，还欠4万多元债。‘大包干’展览馆陈旧不堪，村小学门窗桌椅破破烂烂。国家投资办起来的自来水、有线电视也停了……。”

　　c. 沈浩努力争取到50万元款项，要为小岗修一条发展经济之路。但身为“红手印”之一的村主任贾治国盯上了这笔钱，非要承包修路。另一位当年的“红手印”道出了真相：“这条路要是包给那帮人，非给你弄成豆腐渣工程不可。”

　　d. 小岗村“红手印”的另一位带头人余本福，在担任村主任期间以权谋私，用作假手段占有小岗村的八间房。沈浩要以法律手段收回村有财产，余本福则动用媒体发表《小岗要重走集体经济之路?》，以此来抗衡沈浩的决心。

　　从严宏昌、贾治国、余本福这些“红手印”带头人的作为就明白“小岗村道路”为何走不通了，因为这些人要带头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哪肯帮其他村民致富呢?

　　5)推行大包干违宪违反中央精神

　　在带领小岗村干部参观大寨、看到大寨兴旺发达之后，沈浩对郭凤莲讲：

　　“你们大寨是‘干’出来的，我们小岗是‘按’出来的”。

　　这话道出了要害：大寨人是“干”社会主义的，小岗村是“按”资本主义的。

　　在毛主席提出“农业学大寨”后不到一年，1965年的学大寨展览会就展出了全国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52个学大寨典型，例如河南省林县红旗渠，例如河北省遵化县沙石峪，个个都令全国广大农民心服口服。但是小岗村是个隐瞒真相、弄虚作假和欺骗全国人民的典型，仅仅依据这样一个假典型就敢于在全国推行“大包干”、破坏农村人民公社制度，这就从根本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人民公社的法条，既违反了1978年刚刚通过的第三部宪法，也违反了在1982年通过的第四部宪法。

　　除了违宪之外，这一行为也违反了当时中央领导和中央文件精神的下述精神：

　　a. 在讨论“包产到户”或“包产到组”的大包干时，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以及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都态度鲜明地反对。其他中央领导人中也没有明确支持大包干的(《小岗村的故事》)。

　　b. “大包干”还违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条列重申“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切实保护”等。

　　c. “大包干”甚至违背了时任国家总理赵紫阳的1982年4月19日谈话：“这几年农村形势很好，主要是因为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国农村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农民组织起来，都成为人民公社社员，这条路是完全正确的，是必由之路”。

　　因此小岗村“大包干”既违背了宪法、也违背了党中央精神，推行这样的假典型就是鼓励资本主义势力违宪和对抗中央精神。因此不难理解：从1984年人民公社几乎全部被迫解散或瓦解之后，到2003年共计二十年间，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不升反降——这样长时期的人均产粮停滞和下降，是自1949年建立新中国55年以来的第一次!

　　6)社队企业私有化冒出乡镇企业

　　邓小平在1985年6月29日谈话中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乡镇企业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持续了几年，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实际情况如何呢?

　　A.乡镇企业绝非一夜之间突然冒出来

　　这些“乡镇企业”的前身都是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是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下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到1983年已经发展到三千几百万职工的规模了。它们早就是分布于各种行业、各种商品经济的各类小型集体所有制企业。这些社队企业在文革中、后期已经相当发达，有粮食和农产品加工的，有小型农机具维修制造、农业机械和动力机维修、小型化肥生产、小型水泥和建筑材料生产的，也有接受大工厂加工订单的。

　　社队企业不但将大批农民转变为工人，而且还给社员们分红。只是各地发展不均衡，靠近中、大工业城市的社队企业因有城市工业和工人老大哥的支持，发展得更快一些。这些社队企业，就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为农村地区工业化所播下的“种子”。

　　B.乡镇企业被扶植为资本主义带头羊

　　是在推行“大包干”、解散人民公社之后的1984年3月，中央文件才将“社队企业”改称“乡镇企业”的。此后，政府对乡镇企业給予了大力扶植，包括各种优惠政策，例如土地使用的，能源配置的，以及税收优惠的政策等等。

　　这些乡镇企业大约经历了“私人承包”、产权改制(私有化)以及资本主义完善化几个阶段。乡镇企业刚开始多由供销人员来承包，其实主要是雇佣本村的农民。农民员工没有劳动法保护，没有停业、失业保护，也没有合理的休息时间。乡镇企业就是依靠剥削这种高额剩余价值而起家的。乡镇企业“改制”，比较多的是将企业的产权转到了村支书、村长等权势者及其亲朋厚友，企业利润就由这些人来瓜分，再也不分给原来的社员们了。“社员们”从此变成了乡镇企业中被剥削的雇佣劳动者!

　　乡镇企业一方面中断了我国农村地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又成为80年代腐蚀国营企业的资本主义马前卒。大批中小“国有企业”在九十年代中、后期也“改制”私有化，与乡镇企业同流合污、狼狈为奸地榨取中国工人的血汗。在以各种形式引进外资之后，这两类企业或其变种又变成国际资本掠夺中国市场的帮凶。

　　C.乡镇企业的特殊演变值得人们警惕

　　à 乡镇企业沿着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受到了某些高层领导的放纵和鼓励：

　　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人们应该还记得，在乡镇企业高速发展期，广大国营企业职工还保持着社会主义道德。资本主义性质的乡镇企业，在向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招揽业务时，往往采取了“给回扣”等不正当手段，在人民群众中遭到了普遍的批评。但是，时任国家领导人的赵紫阳居然在讲话中说乡镇企业给回扣“是搞活经济的正常活动”，肯定和鼓励了不正之风——要知道，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使用回扣手段收买客户采购人员也是违法的。单单这一条就能帮我们理解，为什么毛主席在六十年代就曾预言：在中国如果搞资本主义，就将是“最坏的资本主义”!

　　à 乡镇企业非法经营毒食品、地沟油等等，受到了地方政府的纵容和包庇：

　　很多乡镇企业或其衍生企业，参与了制造和销售地沟油、毒奶粉、有毒医具、废旧假药、旧鞋胶囊以及其它伪劣产品和有毒食品，还严重地污染环境、糟蹋不可再生资源。它们的这些违法经营受到了地方政府广泛的纵容和包庇，其原因包括：一是鼓励乡镇企业干这些事，也能增加地方的GDP，为当地官员升迁增加资本;二是这些乡镇企业为了获得支持，往往也将部分非法经营所得，用来贿赂当地官员。

　　à 英国《每日邮报》网曾报道，英国每年有1200万吨垃圾被倾倒到国外：

　　其中中国是最大受害国。此外，美国、日本等国每年也将大量垃圾运往中国处理，严重地污染了中国的环境。这些“洋垃圾”，往往就是私有化的乡镇企业或者其衍生企业所处理的。这样的有害“经营”，也受到了地方政府的纵容和包庇。

　　社会主义的社队企业蜕变为资本主义的乡镇企业后，其资本主义性质决定了乡镇企业为追求利润而不择手段地做出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政府官员再以“经营效益”和“发展生产力”为借口支持这样的企业，那当然就是名符其实的资本主义道路了!

　　7)中断农村工业化农民背井离乡

　　改开以来，各级政府机构将大笔外资、内资吸引到沿海大、中城市，迫使农业发展所释放出来的劳动力背井离乡、大规模地去沿海省市和大中城市打工，却又得不到当地的户口;结婚、育子仍然得不到城市户口，子女也不能在当地就读——他们干的是工人的活，却得不到工人的社会待遇，所以被社会和政府称作“农民工”!

　　农民工目前已经占中国工业和服务业就业人数的三分之二，成为世界各国工业化中最奇怪的一景——请对照《资本论》来分析改开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连马克思都不曾想到，改开的中国居然会创造出这种“劳动力再生产”的模式——在城市遭到剥削的劳动力，却被迫回到农村去廉价地再生：十足的“超”剩余价值剥削!

　　6. 90年代国企破产、变卖合法吗?

　　“改开精英”举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旗帜，声称要将全民所有的制的国营企业，改造成“能在市场经济中生存发展”的企业。但如已经分析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改开精英”实际是要将国营企业改造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私人企业。

　　可是，国营企业在毛泽东时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老、中、青工人有着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加上现代工业要比农业复杂得多，使得“改开精英”们无法用小岗村那种假典型来“骗”出个国营企业私有化。因此，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的蜕变过程，延续了整整二十多年之久。本开篇只选择几个关键点，来论述这一蜕变的非法性。

　　1)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逐步提升地位

　　毛主席在1959年底至次年年初曾针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写了如下批语：

　　“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第275页)

　　毛主席在这里批评斯大林忘记了工人阶级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权利，即管理国家、文化和企业的三大权利——失去了这三大权利，工人阶级的其它权利就都没有保障了。工人阶级在新中国地位提升的历史，就是不断地获得这三大权利的过程。

　　A.废除封建把头制和企业民主改革

　　党在解放初领导工人开展的民主运动，分为民主斗争、民主团结和民主建设三个阶段。例如，那时镇压了或者斗倒了像北京“粪霸”那样的“三霸一虎”，像电影《六号门》中马金龙那样的天津封建把头，像上海纱厂里“那摩温”那样的工头等等。工会在运动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工人积极份子队伍随之壮大，工人们树立起做国家和企业主人翁的信心和勇气。运动后期，各企业普遍建立起至少包括一半数量普通职工的“工厂管理委员会”(相当于企业行政机构，私有企业暂时不设)，以及由职工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会议”(相当于工人群众监督机构)。企业内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队伍，成为以后三反、五反、一化三改等社会主义运动的主力军。

　　B.职工代表会议改为职工代表大会

　　在完成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党的八大于1956年提出要贯彻群众路线、要将企业“职工代表会议”改为代表常任制的“职工代表大会”;党中央又在第二年下文规定了职工代表大会的四项基本职权(审查厂长报告、审查企业各项计划、审议并决定奖金和福利基金的使用方案，以及必要时建议上级撤换行政领导等)。因此从1957年起，职工代表大会制就成为国营企业中最重要的民主管理制度。

　　C.国企试行《鞍钢宪法》民主管理

　　为了消除斯大林一长制忽视工人阶级管理权利的消极影响，毛主席在1960年3月22日批转了《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即强调国营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鞍钢宪法》;要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即“两参一改”;要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要搞出中国企业的社会主义管理制度。

　　这些原则先后纳入了中央在1961年制定、1965年修改的《工业七十条》。但文革前《鞍钢宪法》还仅仅在一些国家骨干企业中试行，并未在工业战线全面推开。

　　D.文革中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一般研究者往往以为，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破坏、或者遭到了搁置。但真实情况是，当初建立健全职工代表大会民主管理制度的初衷，借助文革中充分地调动工人积极性的大民主形式，获得了更为圆满的兑现：

　　首先，在文革时期作为企业行政权力机构的“革命委员会”中，已经有了大批生产经验丰富、觉悟高、有才干和领导能力的工人，使得工人最为充分地参加了企业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有些革委会的负责人本人就是来自生产第一线的老工人或者劳动模范——以陈永贵为首的一批工农劳模，甚至还进入了国家最高层管理机构。

　　只要对照上述所引毛主席1959年有关工人三大管理权利的批语，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出：文革时以三结合(最初是两派群众、革命干部和支左军代表三结合)方式建立起来的“革命委员会”，以及工人劳模进入国家和企业管理机构，应该是1956年至1966年十年间“职工代表大会”的进一步发展，而绝不是其遭到了什么破坏。

　　其次，被“三结合”的革命干部，都是首先通过工人群众认可了的，而且又是在文革期间最能听取群众意见的(即使曾被“打倒”，也都能正确认识和对待群众运动的人，绝非改开以来将自己曾被“打倒”通通说成是“文革受迫害”的那种人)。这些领导绝不像文革前学习苏联“一长制”时期那样的官僚化领导，更不像改开以来自以为是的“企业家”们——“企业家”居然还敢要求工人称自己为“老总”[25]!

　　再次，企业中包括技术人员在内的知识分子群，大多数都能与工人、干部“三结合”(注意，这是《鞍钢宪法》术语的“三结合”，不是革委会的三结合)，或者按照厂部车间的安排、或者自由组合成“技术革新小组”，搞出了大批技术成果，使得《鞍钢宪法》获得了全面的推广——就是在那一时期，我国既搞出了两弹、一星、核潜艇等重大国防科研系列成就，又搞出了最大批量的高水平民用技术成果。这一史实证明，当时的生产关系和劳动关系的调整，使得生产力获得了最大的解放[26]。

　　最后，很多企业还创造性地在厂部、车间和班组这三级分别成立了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工人管理小组”(或使用其它名称的类似组织)。前法中友协主席夏尔·贝特兰在1974年曾经发表《中国的文化革命与工业组织——管理以及劳动分工的变革》一书，其中以著名的北京针织总厂为例，报道了厂革委会成员所介绍的该厂“工人管理小组”：这些不拿额外待遇的小组，不但监督企业的领导，而且还在思想政治工作、生产技术革新、财务成本物资和投资、劳动安全以及一般福利等五个方面，在工厂职能管理部门和工人群众之间穿针引线，成为十分有效的管理实体。

　　以上这些归纳，都是基于有文字可查的生动事例。笔者将在本文集第十二篇章介绍与《鞍钢宪法》和文革期间有关企业管理的史实，其中还包括本人的经历和见闻。

　　2)改革开放使工人阶级不断丧失地位

　　改开以来的领导，从上向下地贯彻了如下步骤来剥夺工人民主管理企业的权利：

　　A.排除群众代表、消弱企业民主管理

　　中国工商企业的革命委员会在1975年写入宪法，在1978年宪法中仍然保留。但到1981年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革委会中很多群众组织代表被当做“三种人[27]”审查和打击，堵死了广大职工通过革委会行使企业民主管理权利的渠道。再进一步，原来在企业中保障工人管理权利的革命委员会，在1982年宪法中干脆被取消了。

　　尽管文革中出现的革委会作为新型民主管理机构，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尽管积极参加文革的所谓“三种人”，有可能在文革中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他们作为组织和人群都曾是保障企业职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载体。在掀起审查“三种人”高潮并解散革委会之后，职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瑰宝，也就干脆就被完全抛弃了。

　　国务院于1986年9月15日 又正式下发《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其本意是在革委会被取消之后，仍然维持职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利。但历史证明：文化大革命遭到全盘否定，职工参与民主管理的权利也就有名无实了。

　　B.《鞍钢宪法》同样也遭到了冷处理

　　改开时代虽然还维护《鞍钢宪法》的声誉，但官复原职的领导们普遍不相信群众、甚至害怕群众，自己当然也都不再“参加生产劳动”了，也不可能让广大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了：他们早把《鞍钢宪法》抛弃了。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虽被捧为“工人阶级一部分”，大部分却不再“与工人相结合”了，也不再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了。

　　因此，再也没有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的“三结合”了，当然也就没有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了!通通都没有了!官方虽然还会发文“正面肯定”一下《鞍钢宪法》，但却从来都不准备实行，其实不过是在摆摆样子、安抚群众而已。

　　C.以“市场经济”名义搞劳动力市场

　　企业的“领导”、或者后来被称为“企业家”和“老总”的那些人们，先是有权安排工人“减员增效”，进而有权安排工人“下岗”，最后干脆就能随意解雇工人了。另一方面，企业家和老总们又可以随意从劳动力市场聘用工人，于是工人变成了名符其实的“雇佣劳动者”，当然也就百分之百地失去了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利。

　　D.最后搞点法制门面却从不准备实行

　　先是1986年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然后是宣布自1988年8月1日起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这些法律和法规中所写明的职工代表大会民主管理权力，比1956年的八大文件和1960年代的《工业七十条》都更加详细、更加“好听”。但是“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本身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与市场经济根本冲突的。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者们从来也没有认真面对这一根本性冲突，因为这些法律和法规，是谁都不曾准备实行的。不然的话，为什么二十五年以来，从来也没有见到过，有关根据这两部法律、法规，追究侵犯全面所有制产权行为的、或者侵犯职工民主管理权利的任何报道呢?

　　正如毛主席1959年批语早就指出的那样：在失去“管理各种企业”这种最大的、最根本的权利之后，中国工人的工作权、休息权以及其它权利，就都没有保障了。

　　3)改开市场经济腐蚀和挤垮国营企业

　　“资本主义补课论”以及背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市场经济论”，早在八十年代就在社会上泛滥，并从各个方面腐蚀和破坏了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的正常运行。

　　A.国营企业内部：进一步剥夺工人企业管理权利

　　八十年代开始的一系列国企改革，包括利改税(与私企“平等纳税”)、拨改贷(像私企一样靠银行“贷款”融资)、砸三铁(砸掉国营企业中的“铁交椅、铁饭碗、铁工资”)、减员增效(名义上抓利润、实际上由企业领导决定谁上、谁下、谁留、谁走)，目标都是“变企业为市场经济主体”(变相废除全民所有权)：这一切的一切，全部都由企业领导说了算——工人既无监督权、更无决定权。

　　八、九十年代所进行的这一切“改革”，都是在尝试走资本主义道路。但从经营效果来看，每一项“改革”都失败了，都令国营企业的经营状况越发糟糕。国营企业到了90年代末竟然普遍被三角债缠身，动弹不得了。无论这些“改革”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国营企业都已经改由“企业家说了算”——但这些企业家们不但不必为改革失败而负责，反而获得了在优化组合、减员增效中随意让工人“下岗”的权力，各项“改革”失败的后果通通由工人来承担。因为在国营企业中失去了民主管理的权利，工人们的其它权利就都没了保障，企业的全民所有性质也就开始发生变化了。

　　B.国营企业外部：制造腐蚀和破坏其经营的环境

　　小岗村支部书记沈浩以身殉职事件惊动了全国上下，使得国人方知“小岗村样板”原来是一场骗局。但是，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在1980年1月视察时，居然与某老干部发生了这样的辩论(见光明网•读书频道《后来者小岗村》)：

　　à 某老干部责备万里脱离了社会主义;

　　à 万里问该老干部：“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

　　à 该老干部答曰：“我要社会主义!”(回答得对：因为那些与社会主义对立的少数“群众”肯定与广大农民不一心，那就不可能是党的依靠对象)

　　à 万里却回答到：“我要群众!”(其实就是自私自利的少数“群众”)

　　在这段对话中，万里居然发问“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这表明他认为“社会主义”与“群众”是对立的。那么万里所宣称的“群众”，到底都是些什么人呢?现在已经真相大白，原来就是小岗村“红手印”中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严宏昌、贾治国、余本福们!“小岗村”典型后来又被援引来解散人民公社，同时还将本来健康的“社队企业”改制为私人承包和私有化企业。这样，个体化的农业，加上私有化的乡镇企业，就构成了最初腐蚀和破坏国营企业的外部环境：

　　a. 为了争夺国企的订单，或者抢夺紧俏的原材料，乡镇企业几乎一律施以“回扣”、“佣金”、“红包”、“提成费”、“好处费”等来收买国企有关领导和供销人员。这不但腐蚀了国营企业的管理人员，侵犯了国营企业的利益，即企业职工的和全民的利益，而且还形成长期的恶劣影响、至今无法清除。

　　b. 很多乡镇企业还用高薪从国营企业挖走关键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盗用该国企的技术图纸和工艺经验，开发产品再反过来与这家国企直接竞争。这不但破坏了该国企的生存环境，而且还令其无形资产大量流失。对于这类严重问题，官方不但不予追究，还在报纸上表彰“第二职业”、“星期天工程师”!

　　c. 私有化的乡镇企业与国企内受贿人员这种相互勾结、破坏国企生存环境的行为，不但损害了全民所有制的利益，而且也损害了企业广大职工的利益。但是，企业内工人竟然完全无力抵抗，因为他们不但丧失了企业内的民主管理权利，而且在政府主管部门、或者国家司法系统那里也找不到任何支持。

　　C.放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也将国企带入了困境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按照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原则，独立自主地建成了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建成了基本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而且在长达二十年的三线建设中，在十几个内地省份建成了四十五个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基地。这是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巨大成就，其核心部分就是“构成复杂产业链关系”的大批国营企业群。

　　但是改开以后搞“市场经济”、利润挂帅、金钱挂帅，势必会走上刘少奇“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那条邪路，势必会破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三十二年所建成的独立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势必令大批国营企业陷入了困境。

　　例如，本章第7节将讨论运十大飞机下马的惨痛教训：它不但使得我国痛失了发展大飞机的机会，还严重地影响到有关的复杂产业链中的大批国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这种因为产业链关系而大面积影响国营企业的问题，普遍地存在于我国所有的重要工业领域之中。这方面的详细史实将在本文集第三分册有关篇章中论述。

　　4)“国营”变“国有”、再抓大放小

　　1993年修宪，将1982年版宪法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修改为“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第五条);将整部宪法中所有的“国营企业”一律修改为“国有企业”(第八条、第十条)。

　　A.“国营”改“国有”、法理讲不通

　　毛主席、周总理和朱老总都是终生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人民领袖。他们在有关的全国人大上从来都是用“国营经济”和“国营企业”来表示全民所有制经济和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而且获得了全体代表和亿万人民拥护的。

　　“国营”在字面上表示“国家”只是经营者而不是所有者，全体人民才是所有者，因此“国营”与“全民所有”的搭配符合法理。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告诉我们，“国家”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和产物，是阶级对阶级专政的工具和机器。因此，在使用“国有”一词时要特别小心，不要因这一字改动而改变了企业“全民所有”的性质。为此，我们要向1993年修宪的起草者们以及举手表决同意的全国人大代表们发问：

　　à 你们认为有什么必要，将宪法中的“国营”全部修改为“国有”呢?

　　à 你们又根据什么理论，将宪法中的“国营”全部修改为“国有”呢?

　　à 按照我国宪法写明的指导思想，你们在将“国营”修改为“国有”之前，到底查阅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哪篇经典著作了呢?

　　你们不曾拿出任何理论根据，那就让我们举出一条来和你们讨论：

　　“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股份公司)也嫌不够了：资本主义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我说‘不得不’，……。但是最近，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一种十足的奴才习气，直截了当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也说成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捏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

　　“但是，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

　　—— 恩格斯 《反杜林论·社会主义》

　　可见，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也有国有化，但其资本主义性质不变。或者说，恩格斯认为“国有”并不能表明“社会主义性质”。因此，1993年修宪就有了疑问：“国有”还能像“国营”那样保障“全民所有”性质吗?那就要考察大规模的改开实践了。

　　B.国有企业完全剥夺职工民主管理权

　　按照马列主义的最基本原理，国家是阶级斗争产生出来的工具和机器。但另一方面，国家作为工具和机器，又是由国家机构各个部门的官员来掌握和运行的。因此，1993年修宪在并未澄清基本法律概念的情况下，将“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改名为“国有企业”，就给“全民所有制企业”变为“官有企业”留出了运作空间：

　　1993年修宪将“国营企业”改为“国有企业”，有改为“官有企业”之嫌：一方面将企业职工丧失民主管理权利的事实以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另一方面还在“企业主体经营”的名义下加大了“官”权以侵蚀其“全民所有”性质。

　　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在修宪后的“国有企业”中，企业高管可以随意解雇普通员工、招聘新员工、甚至以高待遇安排自己的亲朋厚友。企业高管的待遇也比普通员工高出几十乃至千百倍，而且即使企业亏损高管也照拿高待遇。

　　最严重的是在国有资产交易、国有企业股份交易以及其它产权性质或金融性质的交易中，没有职工代表和“全民”的代表进行任何监督，使得企业高管有了为个人、为亲属以及为其利益关联者捞取国有资产的可乘之机。

　　今年春节发生的“潘任美”事件，就是上述c条的最好事例：

　　四川大学法学院陈界融教授等十四人早在2009年10月10日，就在网络上实名举报，根据事实证据怀疑“国有”地产商任志强和“民营”地产商潘石屹相互勾结、输送利益、收买官员、令高额国有资产流失。但无奈，所有有关的的官员们三年多来毫无作为，仍令任志强、潘石屹高枕无忧。

　　今年春节，司马南、吴法天等学者再次追究此举报案，引起民众的大规模响应。但是，任、潘二人除在微博上谩骂司马南等人之外，从来不敢正面地回答民众的质疑。网民因此质疑。任志强、潘石屹、以及潘氏的美籍妻子张欣是否形成了一条渠道(这也是“潘仁美事件”称呼的来源)，只在一笔生意中就将价值几十亿人民币的高额国有地产，攫取到了美国公民的户头上去了?

　　陈界融、司马南、吴法天等人和广大网友所质疑的，就是“国有企业”在“潘仁美”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事前是否经过了企业员工代表大会、以及代表“全民资产”的负责机构的审判?事后有没有任何可予追究整个变卖和转移过程?是否放任“国有企业”老总为所欲为?直至本文发布之时，仍未见报道任何政府部门或者纪检部门，曾经从任何角度追究或者“过问”。

　　“潘任美”事件之所以会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原因之一就是任志强、潘石屹这两位地产商，多年来在市场上和媒体上过于高调亮相。人们怀疑，在那些低调“闷头发大财”的“国有企业”老总们里，以及与之相互勾结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和外国资本主义企业中，具有共同侵吞“国有资产”嫌疑的人，到底会有多少了呢?

　　C.借助改制、官商勾结侵吞国有企业

　　改开派在工业领域一直并不成功，致使大批国有企业在九十年代中、后期“三角债缠身”。这时，改开派就从上向下贯彻“抓小放大”的“改制”，允许中小型国有企业走破产、重组之路。很多国有企业的高管们心有灵犀，先设法自行搞垮企业，然后再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卖给自己的亲朋厚友。如果这些“购买者”连这点收购资金都掏不出来，那么这些高管就通过政府或银行，帮助其亲朋厚友获得贷款。大批中小型企业的原工人反映，这些国有企业的破产、重组过程，从来都不经职工代表大会审判和“全民资产”代表的监督，造成国有资产无妄流失、企业职工们也丢掉了饭碗。

　　《环境与生活》杂志2009年第七期报道了一桩自九十年代后期，贱卖集体所有制企业、贱卖国有企业、并造成国有资产和国有自然资源大规模流失的举报案：

　　山西省沁水县位于中国无烟煤、化工用煤和炼焦煤最大的供应基地，其中沁水县嘉丰镇的南凹寺村煤矿是1976年全镇27个行政村的农民在镇党委的带领下，历经五载，创办的乡镇集体煤矿，1983年正式投产，1998年达到相当的规模：可开采量1260万吨，年设计生产能力15万吨，资产总值达65亿元。

　　1998年2月20日，吕中楼勾结原嘉丰镇党委书记马刘勤，以60万元的超低价承包年产15万吨的南凹寺煤矿，无偿取得总资产65亿元和年利润2000万元的南凹寺煤矿的永久经营权，并以该矿为基础注册了他个人的煤炭实业公司。

　　2001年初，吕中楼又瞄向沁水县国有煤炭骨干企业“三矿一站”(永红煤矿、永安煤矿、侯村煤矿、嘉丰煤炭集运站)。“三矿一站”资产精良，占沁水县国有资产总额的80%，其经济收入占沁水县财政总收入的70%，总价值(含探矿权、采矿权、土地使用权)800亿元。吕中楼再次伙同马刘勤、并暗中勾结原县委书记申会，利用2003年“改制”的机会将账面额5.2亿的国有资产低估为1.27亿;吕中楼再施诡计、以1250万元拿到“三矿一站”的75%的股份。

　　2004年2月，吕中楼的“沁和煤业有限公司”又以超低的价格先后将沁水县永安煤矿、南凹寺煤矿、端氏镇曲堤煤矿、中村镇北庄煤矿以及刚刚改建的中村煤矿一并吞入，使20万沁水人民的根本利益乃至国家资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因此，各方质疑这起国有企业“改制”非法地造成800亿国有资产流失。

　　2009年6月10日，山西省沁水县39名党员干部联名举报了现“晋城中嘉煤炭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吕中楼，先后与原嘉丰镇党委书记马刘勤、原沁水县县委书记申会，通过非法的国有企业改制等手段，在6年时间里，连续将沁水县8个国有煤矿转为个人资产，造成金额高达800亿国有资产流失的事实。

　　2009年7月8日，《环境与生活》杂志记者在沁水县收到了《山西省沁水县39名党员干部关于吕中楼等“官煤勾结”侵吞巨额国有资产举报材料》，并对这39名举报人(包括沁水县的在职领导干部、退休的老干部和其他老党员)进行了采访，以上a至e即为举报的内容。据新华社披露，包括温家宝等领导人都批示要调查，但问题没有得到任何解决。相反，这39位举报人反而被监听电话、被监视本人和家人、遭受恐吓甚至遭受陷害。据记者的报道，被采访者都说，就是因为吕中楼上边有人。

　　一位反对“三矿一站”改制的人大代表说：“当时‘三矿一站’的财政收入应该占沁水县的70%，如果将如此大资产改制给个人，就必须要向人大汇报，并且通过后才能算成立。可是他们不但没有经过审批，并且连职工代表大会都没有召开，不顾干部员工的反对意见，一意孤行。”前任矿长接受《了望东方周刊》采访说：“矿权是资源型企业最核心的资产，但是沁水县将国有煤矿改制为混合所有制、民营占75%股权的企业，却根本没有涉及采矿权变更问题”。这种改制应有违反国家根本大法之嫌。

　　结论：沁水县吕中楼侵吞800亿国有资产的举报案，至今毫无解决的迹象。现在，又有人在制造“国有企业垄断”舆论，叫嚣要“深水区改革”。根据上述历史经验，这些人实际上是要“官僚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和“外商资本主义”三联手，对国有资产进行最后的瓜分和打劫，并最终改旗易帜、搞垮社会主义的中国!

　　7. 抛弃社会主义盲目入世贻害无穷

　　【注：此段文字记取了运十大飞机研制成功却遭下马的惨痛教训，并借机分析了中国当时挤进WTO的指导思想。其中有关运十的文字与数据源自采访运十总设计师程不时的报道“谁折断了国产大飞机翅膀?”，以及其它相容的采访报道，例如“国产大飞机下马的原因”。目前尚未见到与本段文字有根本冲突的报道】

　　1)研制运十大飞机立项过程和成就

　　新中国在1954年成功地试制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飞机和引擎;1956年又成功地试制出歼五喷气飞机，进入了世界上少数能够成批生产喷气式飞机的国家之列;文革中又在1968年成功试飞轰六之后。这时，周总理提出了中国也要试制大型旅客飞机。根据毛主席的建议，国家计委和国防工业领导小组于1970年8月向上海市下达了试制运十大飞机及其发动机的任务，取代号为“708工程”。

　　运十大飞机的研制采用了近百种新材料，过百项新标准、新工艺，机体国产化率达到100%。除发动机需部分国外配套件之外，航电和机械系统国产化率超过96%。运十客舱最大178座，最大起飞重量110吨，最大巡航速度974公里/小时，实用升限高达12000米，最大航程8300公里，与美国的主流机型波音707属同一量级，但既非707的翻版、也非707的“引进”。运十的整个研制过程没有依赖过一个洋人，全部依靠我国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研制，是我国拥有完全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飞机，给我国航空科研设计带来了质的飞跃。西方研制一架民用大型客机的费用一般是15亿至20亿美元，但运十的研制费用总计5.8亿元人民币，经济效益绝对领先。

　　运十大飞机一共试制了两架，一架用于静力强度试验，完全符合设计要求;另一架用于实况飞行试验，自1980年9月起，先后飞到过北京、哈尔滨、乌鲁木齐、郑州、合肥、广州、昆明、成都等地，尤其是曾经七次飞抵拉萨。至1985年2月停飞为止，运十总累计共试飞130架次，170飞行小时，没有发生过问题，试飞完全成功。

　　以下是记者采访运十总设计师程不时的对话，生动地描述了运十的成功试飞：

　　记者：西藏好像飞了不止一次?

　　程不时：不止一次，我们是在春节期间飞西藏，国务院值班室国务副总理，我们向国务副总理汇报的时候，国务副总理一看到这个飞机的照片大吃一惊，怎么这么大一架飞机，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这么大一架飞机。后来正好遭遇雪灾，西藏有很多东西运不进去，他说你飞机既然已经飞西藏，就把救灾物资运进去，结果我们救灾又飞了六次，每天起落，以至于成都机场的一些老飞行员都很奇怪，说这个试飞的飞机怎么就像我们航班的飞机一样执行任务。

　　记者：实际上当时已经用上了?

　　程不时：就是救灾用上了。

　　记者：中间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程不时：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708工程由中央直接指挥，中央各部委、军队及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共262个单位协作会战。成功试制运十，使我国拥有了自已设计制造大型飞机的复杂技术，不仅填补了我国民航工业以前不能制造大型飞机的空白，而且使我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掌握了制造100吨级喷气式飞机的国家。在研制运十的同时还试制了与其引擎性能相当的915发动机，并装在美国波音707上进行了成功的飞行试验。

　　最重要的还在于培养和锻炼了队伍，为进一步发展我国民用飞机工业打下了基础，这才是我国航空界最宝贵的财富。路透社报道时评论说：“在得到这种高度的技术时，再也不能视中国为一个落后的国家了。”波音一位副总裁看了飞机，了解了情况之后说：“如何研制大型喷气式运输机，你们也毕业了，我们不过早毕业而已”。美国道格拉斯一副总裁看了飞机之后说：“你们航空工业一下子赶上来了15年”。

　　2) 运十大飞机这样成功为何下马?

　　在运十试飞成功之后，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上海会议两次明确“自主研制干线飞机”的方针。国家领导人在一九八一年也曾两次发出“今后国内统统用国产飞机”的指令。但十分奇怪，运十大飞机项目竟然在没有一条摆得上桌面的理由、也没有任何正式文件的情况之下，就被无声无息地下马了，这就使得标志中国航空工业前途和希望的、已经试制成功的运十被活活地饿死在摇篮中了!

　　这是为什么?让我们听听记者对程不时的采访。

　　记者：后来怎么就下马了?

　　程不时：后来没有钱了。后来经过专家一起论证，论证以后得了三条结论，第一条结论工程不能停，成果不能丢，队伍不能散，然后提出一个方案，要六千万，就把这个飞机继续飞下去。然后第三架飞机已经装配了60%，把它装好，然后再做一些补充的工作。当时上海地方说这个型号已经交给中央了，这不是地方的型号，已经交给航空工业部了，但是为了使它继续下去，我们预备承担一半，上海预备承担三千万。那么还有三千万又向国家要，因为早就是国家的了，上海已经是表示这样的姿态。然后就跑到北京要三千万，没有要来，航空部没有给，没有钱了。没有任何文件，说这项工程停止。因为这项工程开始是有文件的，1970年8月份，国家文件，上马的文件有的，没有一个文件说它下马，悄悄地就没有了。

　　记者：那么大的项目就因为三千万吗?

　　程不时：当时确实是卡在三千万这儿就没有了。那么所以我始终认为，“运十”没有下马的文件。“运十”是被搁置了，它被放起来了，放在架子上了，为什么呢，要腾出地方来装美国飞机。

　　这是为什么?原来是放弃中国的运十大飞机，改走组装美国大飞机的路：

　　1985年，上海从美国麦道公司拉到生意，组装其DC-9超80型民用大型机。

　　à 此前在1984年6月4日，上海飞机研究所219位同志联合上书，呼吁继续发展运十、千万不要花巨额外汇去组装DC-9超80，但爱国者不被接受!

　　à 西方《财富》杂志后来写道：“因为上海搞过运十，我们才与上海合作，如果不扳倒运十，美国飞机就不好打进中国”——原来是美国麦道的阴谋!

　　国务院于1992年11月下文决心研制150座以上的干线飞机。但这次已经不是继续研制运十大飞机了，而是与国外合作研制的大支线飞机AE100了。主管部门根据此文提出了个“三步走计划”：

　　第一步，中美合作制造装配MD80/90(就是1985年上海组装的DC-9超80);

　　第二步，中外合作研制AE100，约在13年后的2005年服役;

　　第三步，自行设计制造180座飞机，在18年后的2010年实现。

　　“三步走计划”的执行结果：

　　第一步因为麦道被波音兼并、上海麦道装配线走上绝路而失败，并因此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原准备做第三架运十的价值数千万元的材料，已经加工了一半又全部报废，而且还给试制运十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以沉重打击。

　　第二步改与欧洲空客公司合作，但又因对方毁约而再次遭受损失和打击。

　　整个“三步走计划” 到1998年全部落空，中国航空工业的最高成果仍然是20年前独立研制成功的运十大飞机——但它已经躺在库房中被遗忘了20年!

　　一句话：在“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思想的指导之下，放弃了自主知识产权的运十大飞机;在“中国跟着美国也能富强”的崇洋媚外思想指导下，抛弃了自己的工人和技术人员;转而仰人鼻息，结果是国家上当受骗、大飞机计划全盘泡汤。

　　3)运十下马令中国遭受惨重的损失

　　来自台湾成功大学航空研究所，以及来自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及其航空中心的教授和专家们，曾在1993年分三批访问了上海。他们在看到了运十飞机及其试飞录像之后表示：70年代，国内自行研制大型喷气客机的成功，表明了中国在民机研制方面的巨大潜力。在此基础上，改进成中国的A300系列(空客)是顺理成章的事。

　　其中，台湾工研院院长在1993年3月31日看到运十后，还特别说道：“我们为中国这一航空工业的重大成就感到自豪。”

　　但是，国务院在八十年代改走仰人鼻息的技术发展道路，不但输掉了自主技术的发展机会，不但输掉了抢占国内、国际大飞机市场的时机，不但输掉了大笔的资金，而且还搞散了自己最为宝贵的科技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队伍。此外，我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而形成的航空工业，包括拥有几十万职工、200余家企业、20余家飞机和航空发动机制造企业以及30多家研究院所，都面临着转产民品、自身难保、没有出路、下岗分流、发不出工资的空前严峻的困难局面(请读者对照我们在本章前面第6节、第3)C大段“放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也将国企带入了困境”的分析)。

　　2007年1月8日，国防科工委新闻发言人黄强明确宣布：中国正“积极论证”大飞机专项，并将在两到三个五年计划里，通过军民统筹来推进大飞机的研制。这在中国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为什么呢?让我们选两条专家评论：

　　接受新华网采访的资深专家说，大飞机研制和生产涉及空气动力学、材料学、航空电子学等大批学科领域，以及化工、电子、冶金等大量工业部门，被称为“现代工业之花”。因此，至今也只有美国、俄罗斯和欧盟能够做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更将大飞机制造业列于知识经济产业的首位。

　　北航大学李成智教授接受采访时强调，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大飞机产业。他说，单纯比较GDP多少是没有意义的。做8亿条裤子和造1架飞机的GDP是一样的。但是造飞机的是富国，做裤子的是穷国。国家的穷富不是看GDP的多少，而是看GDP的成分。要论GDP，大清国当时是日本的4倍，但是大清国的GDP是茶叶、瓷器和裤子，日本的GDP是大炮、轮船。

　　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廖全旺接受采访时说，据预测，未来20年中国航空市场将呈现爆炸性增长，民用客机数量将达2194架，市场容量大约在1800亿美元左右。过去二十年，我们把国内市场通通都送给了美国波音和欧盟空客，以后还能这样吗?而且，我们有了大飞机，还可以开拓国际市场么。

　　例如，我国自制的长征三号火箭，自1990年4月7日接受委托发射“亚洲一号”卫星起，在到2010年4月8日的共20年时间里，就进行了30次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发射了36颗商业卫星，提供了6次搭载服务。长征火箭到那时也已飞行了123次，成功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大飞机为什么就不能做到呢!

　　但是，运十大飞机在1985年被无辜下马，使中国丢失了二十几年的时间，丢失了整整一代科学技术人员和高档技术工人的队伍，甚至丢失了一大批骨干国营企业，这是极其惨痛的教训!其它类似的教训数不胜数，在在证明了在抛弃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之后，中国在世界上的科技实力排名已经远不如七十年代了!

　　4)从运十下马教训看入世指导思想

　　运十大飞机于1985年2月停飞，到1986年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重新研制国内干线大型飞机”时，改走“与欧美国家合作、以市场换技术”的道路。二十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条“仰人鼻息”的彻底失败道路，是毛主席早就预见到了的：

　　“……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这两段话均为毛主席1958年在井冈山向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所讲

　　八十年代的领导人在作出运十大飞机下马决定之时，肯定是以为中国只要搞“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就能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自由贸易，就能以市场换技术。这显然是忘记了毛主席的深刻分析，或者根本就不相信毛主席的至理名言。

　　中国于1986年7月10日递交了入世(或关贸总协定•GATT)申请书，恰恰也落在国务院正酝酿中断自主研制运十大飞机、改与欧美国家合作的那个时间段里。这就决定了，介入中国加入世贸·WTO(简称“中国入世”)过程的那些官员和学者们，同样也抱着“改与欧美国家合作”、“以市场换技术”的幻想。

　　A.“仰人鼻息、以市场换技术”证据

　　在中国入世的2011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备忘录”为题发表了这样两段话，说明了介入中国入世过程的官员学者们的指导思想：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所言，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经济，中国肯百折不挠地争取入世，从根本上讲是国内市场化改革必然导致的抉择。从更深广的层面来看，WTO是中国加入的最后一个重要国际组织，这是我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后一次重大政治经济行动，……”

　　“WTO规则的‘内核’是尽可能地保护市场公平竞争，……加速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强化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我国企业将有更多机会走出去开拓市场，从事贸易和投资，同时也将把更多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来，特别是开展与跨国公司的深入合作。”

　　众所周知，吴敬琏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拥有一大堆学者、顾问头衔。分析《人民日报》对他的引用，就知道吴敬琏以及国务院那批官员们的指导思想了：

　　中国无疑要走市场经济之路(即本章开头所分析的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为此必须入世，因为WTO就像天堂里那样公平，“保护市场公平竞争”、“开展与跨国公司的深入合作”、“强化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在那里，中国就能“公平地”“以市场换技术”了。

　　中国入世完全不须警惕西方国家，因为这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后一次重大政治经济行动”：总之“仰人鼻息”、“跟着美国就能富强了”。

　　其实中国入世有利有弊，只要我们保持毛主席、周总理所提倡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警惕性，就能趋利避害、将WTO为我所用。但那批推进中国入世过程的官员和学者们，显然违背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教导。他们抛弃了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结果非但得不到西方的“公平”对待，反而使中国连连吃亏、甚至伤及根本。

　　B.中国产业链遭破坏行业市场遭控制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根据大量研究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因此，莫里斯·迈斯纳称道“毛泽东的那个时代……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

　　八十年代运十大飞机下马、改走仰人鼻息之路，不但搞散了中国最为宝贵的科技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队伍，而且迫使二十几家飞机和航空发动机企业、三十几家研究院所、二百几十家参与合作的企业以及几十万职工转产民品、下岗分流、甚至发不出工资，破坏了我国三十多年来所发展的航空工业。直到本文发稿之日，中国仍然没能再次研制出运十那样的大型客机[28]，航空工业的市场全部被西方资本所垄断——读者不难想象，这件事也令我国国防科技与国防工业的发展，面临着类似的严重困难!

　　其它很多工业的产业链，也都因仰人鼻息而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坏。就以机床和精密机床工业为例：这是两弹一星、核潜艇、建造第二汽车厂以及其它主要工业工程都离不开的基础工业，我国到1979年已经达到80%以上的自足率。但改开以来，中国不再继续发展机床行业，致使中国数控机床系统的市场被西方资本垄断了70-90%。

　　除了上述产业链遭垄断之外，西方资本还利用WTO的“强化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有计划地参股、收购中国企业，以达到控制、垄断我国行业的目的。在我商务部于2009年3月18日根据中国《反垄断法》宣布禁止可口可乐收购汇源之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

　　过去我们都是以大力吸引外资为自己的成绩，改革30年了，我们才意识到保护民族产业的重要性。他说，以前中国有关部门放得太松了，把自己的东西那么轻易地给别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中国28个主要行业已经有21个行业被外资垄断或者控制了。比如南孚电池就卖给了吉列，双汇火腿卖给了高盛。这些案例说明我们一度很傻很天真，觉得这样就很国际化，就是和国际接轨了。现在我们才意识到别人都是在保护自己的民族品牌，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中国28个主要行业已经有21个行业被外资垄断或者控制了”，这是令人吃惊、又极其危险的信号!不过商业部有关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不同意这样的判断，他的根据是“市场份额大不等于垄断”——但即使采用他这样的说法来批驳对“外资垄断”的指责，王志乐仍然还是承认了，外资确实以大市场份额控制了我国很多行业的市场。无论如何用词，国人都要提高警惕了：一方面必须防止外资进一步侵蚀我国各行业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必须进行反击、夺回社会主义祖国的行业市场。

　　C.中国制造被欧美服务贸易占尽先机

　　入世后，中国出口额猛增、外汇储备持续攀升为第一大国。于是就有日本、欧美等国媒体称中国为“世界工厂”，甚至拿中国与十九世纪的世界工厂英国相提并论。国内某些学者不去分析中、英两国的本质差异，也沾沾自喜于“世界工厂”的称道。

　　事实上，在中国入世之前，世界贸易的结构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这样两项重要变化：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其金融垄断地位大力发展金融服务贸易，二是信息等领域的技术革命成果使得服务贸易结构日益向知识技术密集型转变。美国在这两方面独占鳌头，在1984年商品贸易逆差高达1140亿美元的情况下，其服务贸易居然还有140亿美元的顺差。

　　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急切打开其它国家的服务贸易市场，要就服务贸易自由化谈判和修改关贸总协定。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坚决反对，因为在服务贸易中的银行、保险、证券、通讯、信息、咨询及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西方国家的优势要比发展中国家大得多，全部自由化必然令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领域遭受“自由贸易”的严重冲击，甚至令国家的主权、机密和安全都遭受损害。于是就有了三轮乌拉圭回合谈判。经长达七年的讨价还价，谈判各国才形成了这样几个重要协议：

　　à 《服务贸易总协定》于1994年4月15日签署、1995年1月1日生效(关贸总协定组织于同日易名“世界贸易组织”)。

　　à 《信息技术产品协议》于1997年7月1日生效。

　　à 《全球基础电信协议》于1998年1月1日生效。

　　à 《金融服务协议》于1999年3月1日开始生效。

　　这就是中国2001年11月加入世贸时的最重要背景。据1997-2006年统计，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主要集中在旅游、运输、其他商业服务三大传统部门，但在作为乌拉圭谈判“成果”的信息、电信、金融三大领域中却极为落后。欧美国家在新领域已占尽了先机，在这种世界贸易格局中，怎么能够拿中国与十九世纪的英国相提并论呢?

　　更加要害的是，欧美企业早就利用其服务贸易优势“再造”了各重要制造产业。

　　这种“再造”是利用全球市场将重要制造业的“价值链”大幅改造，想方设法将其中的“加工”环节“拆分和剥离”成为多数发展中国家企业都能胜任的小块，而欧美企业自己则掌控着该制造业的骨架。在经过这样改造的制造业中，一家中国企业若要争得这些“拆分和剥离”成小块的“加工订单”，就必须与其它的中国企业、甚至其它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血拼竞争，就给了欧美企业利用一对多的谈判优势，得以大幅压缩“加工订单”价格，使之逼近加工原材料和劳务的成本。此时加入WTO的结果必然是“中国制造”产品充斥世界各地，却只留给中国企业极为稀薄的利润空间。

　　但无论利润多么稀薄，中国出口业的“企业家(资本家)”们都要千方百计去抢定单——只要能抢到订单，他们就能想办法在从自己的中国员工身上“榨”出利润——资本家就是资本的人格化，而中国的资本家就是帮国际资本压榨中国工人的附庸。

　　下面就以台商富士康承接美国苹果公司的iPhone手机制造为例，来说明这条道理。网上流传着一张“图解苹果供应链成本：富士康利润仅分2%”，系根据美国科技博客网站(Business Insider)所列苹果公司iPhone生产供应合同商的成本比例所绘制[29]。这张图所给出的iPhone各家生产供应商成本、利润数据如下。

　　各生产供应合同商成本比较：

　　à 三星(SANSAM)16%;

　　à 和硕(Pegatron)5.2%;

　　à 英特尔(Intel)2.7%;

　　à 广达：2.3%;

　　à 富士康：40.86%。

　　——富士康的生产成本在所有的合同商中所占比例最高，一家就达到了41%!

　　苹果和各合同商的利润分配：

　　à 苹果公司：58.5%;

　　à 美国其它公司：2.4%;

　　à 欧盟公司：1.1%;

　　à 日本公司：0.5%;

　　à 富士康台湾本部：0.5%;

　　à 中国劳动力：1.8%。

　　——富士康却只获iPhone整体利润的200分之一、苹果公司的117分之一!

　　这些数据表明：尽管美国苹果公司所有的iPhone手机全部都是由富士康的中国工人来生产的，尽管iPhone手机所用原材料几乎都是富士康自己购进的，尽管生产手机的大批主要设备以及厂房都是富士康自己添置的，但美国苹果公司的利润却是中国劳动者总收入的32.5倍，是富士康公司利润的117倍!

　　即使想维持这样稀薄的利润，富士康公司也必须想尽办法压迫工人增加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这就是那样多富士康工人选择跳楼自杀的根本原因：富士康2010年1月8日至2013年5月11日共二十二跳，就是说二十二条年轻的鲜活生命，因为实在不堪忍受富士康对他们的非人压榨，而选择了跳楼自杀(见《百科名片•富士康跳楼事件》第167版，2013年5月19日更新，至5月21日晚共阅览949,741次)。

　　请读者想想：盲目加入WTO的结果，就是苹果公司这种欧美企业得以在全球赚取高额利润，却将压榨工人跳楼自杀的“脏活”留给了富士康这种中国企业[30]!

　　结论：中国入世有利有弊，但若按照“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补课论”运作，就必然将中国工人阶级置于国际资本与中国资产阶级相联合的残酷剥削之下：

　　à 在加入WTO时坚持“市场经济”错误路线，只能帮助国际资本肢解中国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将中国企业降为国际产业链末端的“加工出口”企业。

　　à 走“市场经济”之路就是走资本主义之路，将领导权让给了中国资产阶级。

　　à 但中国资产阶级天生软弱，而复辟了的新生资产阶级更加软弱：他们只可能成为国际资本的附庸，帮助国际资本反过来无情地剥削和压榨中国工人阶级。

　　à 本开篇第一章第1节第3)小节谈到，笼罩全国近半领土、25省100多大中城市人口稠密地区大面积、长时间的空气雾霾，也是新生资产阶级为国际资本低端代工、低端外包所造成的，只图那点稀薄利润，却于国于民百害无穷。

　　本文集第四、九、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各个篇章将对照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来分析所谓GDP大跃进的本质，以及它给中国产业和中华民族所带来的伤害。

　　第七章.与私有制传统观念决裂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与私有制传统观念决裂·前言

　　在本开篇中，这第七章(与私有制传统观念决裂)花费了笔者泰半精力，因为笔者希望能与读者深入探讨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曾在二十世纪高歌猛进的社会主义事业，会在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中获得那样的成功之后，竟然于上世纪的91年、92年间顷刻瓦解了呢?不但出现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而且在中国也出现了大批的新生资产阶级。这绝不能只用个别人、个别集团的阴谋来解释。

　　在积累了众多领域的实践经验之后，在阅读了大量的马列毛和现代文字，又对比了国内外社会现实之后，笔者认为既有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因、也有国际环境的外因。

　　a.国际环境的外因

　　本开篇第六章第7节、第4)小节第C大段(中国制造被欧美服务贸易占尽先机)刚刚提到：在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上世纪七十年代，第三世界业已形成、老殖民主义溃败已成定势。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所谓的“第三浪潮”，其实就是利用金融手段和信息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解析和重组行业价值链，甚至解析和重组企业价值链，改以经济手段为第三世界国家“下”了低端代工、低端外包之“套”。然后，西方国家就全力宣扬“地球村”、“全球一体化”意识形态，以WTO诱惑第三世界国家，但条件是必须确立“市场经济地位”，实际就是必须“走资本主义道路”。

　　第三世界国家若都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地球村”中的产品、服务、金融、资本就都自由流动起来，谁资本多、谁说了算，美国当然就成了“地球村村长”。

　　b.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因

　　中国恰逢此时改革开放，如果毛主席在、周总理在，他们会如何利用国际市场?

　　但是改开派们不这样想，他们只要“发展生产力”，觉得崇美、媚美无所谓。毛主席1963年11月就在周扬《哲学社会科学工的战斗任务》的讲稿上写下过这样的重要批语和修改(全文见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

　　“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们的全部政策中所实际遵循的，也就是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

　　改开派们当然放弃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了，不问姓资姓社、随便听信资产阶级专家学者的鼓动，就盲目地“与国际接轨”、“以开放倒逼改革”。谈判了十几年，承诺“市场经济”才进入WTO。这条路虽然增长了GDP，却丧失了诸多经济技术领域的自主权，社会主义道路就更难坚持了。说到底，还是外因通过内因起的作用。本文集第九篇章《欧美世贸计多端》以及第十篇章《第三世界是焦点》再做详细论证。

　　本开篇主要认真研究内因，那就是因为在社会主义事业内部，私有制传统观念仍然极其强大，而除了几位革命导师之外，恐怕没有谁看得出私有制传统观念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竟然有如此大的威力，因此毛主席早就警告过：

　　“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

　　“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之一，即熟知的“两个彻底决裂”中的第二个决裂。本章还将根据语义环境交替地使用“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文化革命”这些词汇，力图正确掌握马列主义中的这些基本概念：

　　à 私有制传统观念是在几千年私有制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中所长期形成的，由当时的统治阶级主导其逐渐积累和不断强化过程的思想文化观念;

　　à 私有制意识形态是指在相应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将私有制传统观念渲染和夸张为“天经地义”、“不分阶级”、“普世永恒”的思想文化，是他们用来忽悠广大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安于现状，以维护和强化现行私有制度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从社会结构角度分析意识形态时，还将其置放在基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之中;列宁在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又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即无产阶级党性的概念[31];

　　à 世界观是指一个阶级在宣扬或顺从旧意识形态的过程之中，或者在反抗这种旧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之中，所形成的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总体认识，往往有哲学形式的表现;世界观不但影响本阶级的个体，也会影响到其他个体;

　　à 文化革命[32]则是革命领导阶级(现在是无产阶级)带领革命群众破除旧的意识形态、树立革命的(现在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的群众革命运动，因而也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大规模阶级斗争。

　　列宁在晚年明确提出了“文化革命”概念(《论合作社》1923年1月《列宁选集》第四卷第774页)，这里暂不引用，而留待本开篇第八章的开头引用。

　　恰恰是因为斯大林忽视了、或者没有来得及开展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才最终导致了苏联以及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取得了巨大成功后却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顷刻瓦解。中国因为有幸发生过毛主席所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尽管文革仍然失败、仍然出现了大面积资本主义复辟，但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大众有条件比较文革的改开的成果和教训，自觉地开始了坚持社会主义旗帜的斗争。

　　现在，中国正有越来越多的人起而斗争，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保卫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保卫着马列毛的旗帜。他们坚信，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终将回归，而中国也必将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在那一天到来之前，中国的无产阶级、劳动大众以及与他们患难与共的知识分子，都至少要搞明白，这几千年来的“私有制传统观念”给现代人类所留下的两条最重的划痕(孔孟之道和普世价值)，到底都是些什么;都至少要总结一下，毛泽东时代波澜壮阔的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其成果、经验和教训分别都是什么;都至少要将这些成果、经验和教训与现实斗争相对照，因为只有借鉴革命前辈的理论和实践的光辉，才有可能在回归科学社会主义中获得胜利。

　　TTTTTTTTTTTTTTTT

　　本第七章“与私有制传统观念决裂”分为如下7节：

　　1.“两个决裂”中的第二个决裂

　　2.孔孟之道意识形态的发展历史

　　3.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发展史

　　4.中国民主革命的意识形态斗争

　　5.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和一般意义

　　6.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知识分子

　　7.社会主义文化革命·领导干部

　　1. “两个决裂”中的第二个决裂

　　1)马克思恩格斯的教导

　　早在提出科学社会主义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里明确地指出：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裎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2月21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一段中断言，任何私有制时代的“统治思想”都是那一时代统治阶级、剥削阶级的思想，即统治阶级、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维护剥削阶级根本利益的，是适应、维护和加强那一时代剥削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剥削阶级总是用尽其手中的经济力量、政治权力和文化优势，一方面将其本阶级的意识形态宣扬成天经地义的，另一方面又将这样的意识形态宣扬成“全人类”的和“永恒”的，千方百计地将广大劳动者群众也“侵润”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之中。

　　后一段所提出的“两个最彻底的决裂”，其中第二个决裂指出要在整个共产主义革命中、即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中，“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即同所有的私有制意识形态做最彻底的决裂。因为在建立公有制社会之后，所有的私有制意识形态都将作为私有制的尸体而长期存在，而资本主义时时刻刻都将设法借尸还魂。

　　但是，这第二个彻底决裂，往往被绝大多数革命者和领导干部们所忽视、甚至忘记，因为大家都还没能掌握好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都不明白意识形态何以对经济政治制度反作用，也都没有在社会实践中认真尝试过实行这第二个彻底决裂。

　　红军老干部曾志[33]在“谈谈我知道的毛主席”一文中回忆道(摘自1993年版《缅怀毛泽东》)，在她1939年底去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时，毛主席就曾对她讲过：

　　“《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

　　《新民主主义论》于1939年底完稿，在次年1月9日的演讲中面世。毫无疑问，毛主席那时肯定也不下几十遍地反复阅读过《共产党宣言》“两个决裂”中的第二个决裂，并针对中国革命的目标和实践进行过比所有其他领导人都更加深入的思考。

　　2)列宁的教导和遗愿

　　“……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条条大道小路一向通往，而且还会通往无产阶级文化，正如马克思改造过的政治经济学向我们指明人类社会必然走到哪一步，指明必然过渡到阶级斗争，过渡到开始无产阶级革命。”

　　1920年10月2日在俄国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讲话《青年团的任务》

　　这是在十月革命后、刚刚击退外国干涉和白匪军叛乱时，列宁强调要对人类全部的现有文化进行改造、要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讲话。但在讲了这段讲话之后仅仅三年多，列宁就去世了，没能领导一场复杂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斯大林在领导苏联时，因为不够理解文化革命、也从能达到列宁这样的自觉，而留下了一大堆遗憾。但是，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都领导了文化革命，尤其晚年既遵循了《共产党宣言》第二个彻底决裂的原理，又按照列宁的遗愿实践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阶级斗争的全部历史，包括苏联修正主义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包括中国改开以来新兴资产阶级复辟的历史，都证明了剥削阶级、尤其是当代资产阶级还特别强大!剥削阶级的人数要比劳动阶级的人数少得多，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强大?就是因为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在各个领域中，从国内外、从海内外各种渠道，不停地侵润着劳动者阶级，使任何失去警惕的人们都迷失了斗争的方向。

　　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全过程中，毛主席曾经领导中国共产党党和中国人民“同所有的私有制意识形态做最彻底的决裂”，“决裂”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借助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复辟资本主义，就是要构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底。

　　1966年所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生前所领导的最后一次，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向着私有制意识形态所进行的最大规模的群众性斗争。毛主席在文革中提出了“要斗私、批修”，而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中，“私”首先要数3000年来所形成的、影响力最大的封建阶级意识形态，即孔孟之道;其次才是一百多年来西学东渐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即现在某些御用文人和西式精英所推崇的“普世价值”;“修”则是国际共运中的现代修正主义，从伯恩斯坦、考茨基到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集团一脉相承，以及在中国也造成重大影响的修正主义思想，其本质还是借助仍然强大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来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为退回资本主义道路而寻找各种借口。

　　3)毛主席言“孔学名高实秕糠”

　　在文革后期、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之前，毛主席曾经写过《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下简称《呈郭老》)，现已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周总理在听到这首诗的传达之后，曾经在1973年8月7日亲笔写信给毛主席：“江青同志在昨晚政治局会议上已将主席读柳子厚的封建论和呈郭老的诗以及有关问题给我们传达了，我们也议论了一下。”这表明，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批判孔儒传统思想都是十分认真的，并且在文革中还特别安排了批林批孔运动。

　　中央办公厅的一名前机要人员，说他在1973年夏天曾经听过吴德同志传达毛主席的这首诗，并且回忆道：“事后我向主席请示其他工作时，顺便说了吴德同志在市委常委会上给我们传达的主席的一首诗。于是我就背给主席听。主席非常认真地听着。当听到‘孔丘学高实秕糠’时，主席忍不住笑了出来，并一直微笑着听完。我问老人家：‘主席，这是您写的吗?’主席对我笑笑，点点头。”

　　这位机要人员回忆道，毛主席听到‘孔丘名高实秕糠’这句时还忍不住笑了出来。这证明毛主席并非因诗兴而作《呈郭老》，而是要借批评郭老三十年前所著《十批判书》之题，在文革关键时刻提出评价秦始皇和批判孔孟传统思想两个严肃问题。

　　但是，现代红学家邓遂夫先生脱离了那时的政治背景，以学究方式考证毛主席向来作诗认真，而《呈郭老》“不合平仄者竟达十七处之多(由改变格律而造成‘失粘’等差错还忽略不计)”，进而推断该诗系伪作。针对邓先生的推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在《北京日报》上著文反驳，并澄清了诸多历史事实[34]。

　　本章在第2、3节，分别概述孔孟之道和西方普世价值这两种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的关节，其分别在历史上的局限性以及后又走向腐朽反动的过程(与此有关的中西文明对比，拟在本文集第一篇章《中华文明源与流》中补充论证);在第4至7节将简单回顾，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革命阶段，针对这两种剥削阶级意识形态以及二者的相互结合所开展的斗争。

　　2. 孔孟之道意识形态的发展历史

　　本开篇曾在第三章、第3节、第2小节以及第三章附注中，概括了中国2500-3000年封建社会史中影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主要阶级力量，但并未谈及意识形态的演变和阶级斗争。历史上，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封建王朝和封建生产关系，还选择并不断地发展了始自2500年前的孔孟之道(包括孔学克己复礼、汉儒三纲五常、宋儒存天理去人欲等)，构建了中国所特有的、“博大精深”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中国的修正主义分子在得手之后，理所当然地要大力宣扬这样的封建阶级意识形态。

　　孔孟之道束缚并禁锢中国人思想长达两千多年，致使中国错失北宋末年、晚明以及清朝中期三个商品经济极其发达的时代，资本主义萌芽三次临门均遭压抑，反而比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滞后了三百年。袁世凯、张勋先后再借其恢复帝制，使辛亥革命共和宗旨又遭失败。终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们举起“打倒孔家店”[35]的旗帜向孔孟之道宣战，中国人民才开始了长达一甲子的思想解放过程。

　　孔孟之道在20世纪前半叶有过几次大复辟：一是袁世凯在称帝之前要将“孔教”立为国教;二是张勋、康有为复辟清帝制，再次张杨和借助孔孟之道;三是蒋介石在“统一中国”之后大肆宣扬孔孟之道，于1934年将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确定为“国定纪念日”、大办“孔诞纪念会”，希冀借以维护其官僚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但中国人民恰在此时觉醒，使得所有这些逆历史的潮流通通归于失败。

　　新中国发动人民群众对孔孟之道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人民精神面貌也因此大为改观，社会主义制度得到了巩固，生产力获得了大解放。只举一个小例子：中国妇女在旧时代裹小脚，恐怕在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中是社会地位最低的了。解放后的中国妇女却能顶起半边天，特别是国际体育赛事中的成绩，反而总比中国男子更加出色。

　　但自改开以来，上上下下都放松并放弃了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新兴资产阶级得以挟孔孟之道卷土重来，居然曾将孔夫子塑像立在了天安门广场(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下，才又偷偷挪走的)——这样打扮孔夫子，真如鲁迅先生早在三十年代所道破的剥削阶级伎俩：

　　“孔夫子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1935年4月29日，日本日文杂志《改造月刊》

　　1)孔子仁礼在于恢复周礼

　　毛主席评价历史人物，首先要看他的主要主张和行为是在推动历史前进，还是企图拉动历史倒退;但除此之外，毛主席还要评价这一历史人物的其它重要方面。

　　就拿孔夫子来说，毛主席一向批评孔学逆历史潮流的主张，“复”周公之礼、即西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人”和“君子·小人”政治经济制度，这不但于1973年写《呈郭老》时明确地表达在与祖龙秦始皇的对照之中，而且还表现在更早的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闭幕式讲话中，以及其它许多场合上的类似批评之中。但在另一方面，毛主席却十分推崇孔夫子为中国人开创的，“有教无类”的平民教育，“因材施教”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思想，以及“阳刚式”的教育实践。

　　即使在批判孔子的政治主张方面，毛主席也只是说及“孔学名高实秕糠”，而并未断定孔夫子有过什么“罪恶”，因为孔子生前在政治上并不得志，其主张就不曾产生过什么直接的政治后果。早在抗日战争前期，毛主席谈到正确对待孔子文化遗产：

　　“学习我们的文化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

　　读者请注意，毛主席对中国文化遗产讲了两条：一条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当然就是毛主席经常讲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封建意识形态”是糟粕，但这种意识形态之外的、包括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则是精华;另一条才是“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当然也是毛主席经常讲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那么封建意识形态是什么呢?就是以“孔学”开端的“复古倒退”核心，被汉代以来的各朝封建主所借用，发展成为统治和禁锢中国人思想两千多年的意识形态。

　　但是有些著名学者并不理解文革，却主动将批林批孔的调门提升了八度，不是去批判封建意识形态，而是将矛头指向孔夫子个人，编造其“恢复奴隶制社会的罪恶”。巴金的风光之作《孔老二罪恶的一生》(笔名萧甘，上海人民出版社精制连环画，1974年6月1日)，印刷总量达250万册，对群众运动的负面影响不可谓不大。巴金在文革后一改立场，追问“在‘文革’的油锅里滚了十年，为什么不让写那个煎骨熬心的大灾难?”但却从未反省，自己那高八度调门的误导对他人的“煎骨熬心”。

　　A．孔子兴办教育传承夏商周

　　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孔子列入三十世家，与名诸侯为伍、是“高山仰止”的“至圣”。太史公肯定了孔夫子以布衣身份传“六艺”，“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但太史公这里所说的六艺，是孔夫子兴私学所教授的“礼、乐、射、御、书、数”，并不等同于后代尊孔者们所宣扬的“仁、礼”之学。

　　首先，孔子在中国历史上首开私人讲学，“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将教育推广至“庶民”，就好像现在所说的“开门办学”。这是打破贵族教育垄断的创举，很多人也曾据此颂扬孔夫子“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肯定其伟大的历史功绩。

　　其次，孔子述而不作，在讲学之外还“删定”夏商周以来的诗、书、礼、仪、春秋、乐经“六经”，在传承三代及“春秋”的文化传统方面，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但学者多认为，“删定六经”不仅保存了古籍，而且也借“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传播了孔子的政治(儒家)学说，因而必然宣扬了他所主张的政治秩序和政治伦理。因乐经失传，自汉代起所传扬的“五经”，也因此而充满了这样的儒家思想。

　　再次，孔子的弟子们，在孔子去世之后将师生对话和谈话编辑成《论语》，流传至今。《论语》留下了孔子及其主要弟子如颜渊和曾参等人的名言警句，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五日三省吾身”。这些语句即使在今天，若能在其“抽象形式”之下添加现代化内容，大多仍有积极意义。但若将《论语》通篇贯穿起来，再考虑到孔子所生时代的政治背景，很多语句就不能这样随心所欲地推崇了。

　　毛主席在1964年2月23日专门召集了有党内外十六名重量级人物参加的“春节座谈会”，就我国教育思想和教育体制改革发表了长达6000字的重要谈话·对话。其中，毛主席(也只有毛主席)特别称赞了孔夫子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现摘选如下：

　　“现在书念多了害死人。现在的课程太多，负担太重，使中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中小学生近视眼成倍增加，这样非改不行。”

　　“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出偏题，出古怪题，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彻底改革。”

　　“孔子教学生的课程只有六门：礼、乐、射、御、书、数。就这样还教出了颜回、曾参、荀子、孟子等四大圣人。学生只是成天读书，不搞点文化娱乐，体育活动、游泳，不能跑跑跳跳，又不看课外读物，那是不行的。”

　　“孔夫子可不是这样，我们丢掉了孔夫子的主流，他只有六门课：礼、乐、射、御、书、数。

　　……

　　“应该下去。现在有些人不重视下乡劳动。明朝李时珍就是跑来跑去，上山采药。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中学、大学。孔夫子出身贫农，放过羊，也没有进过中学、大学，是个吹鼓手，他什么都干过，人家死了，他给人家吹吹打打，也可能做过会计，会弹琴赶车，骑马射箭，“御”是驾车，就是当汽车司机。教出了颜回、曾子等七十二贤人，有弟子三千。他自小从群众中来，了解一些群众的疾苦。……

　　“孔夫子的传统不要丢了。我们的方针正确，方法不对。现在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有不少问题，这一套都要改。这是摧残人的。”

　　毛主席在这些段落中特别推崇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为我们做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一分为二、“古为今用”的典范。顺便提醒读者：当前的教改老是不成功。但若将毛主席的谈话以及孔夫子的教学方法和实践，与当下的教育问题相对照，能不能找到比现在的教育部要高明得多的教育改革方案?

　　孔子开创平民教育，汉代开创官学教育，隋唐开创科举取仕，宋明开始新私学教育，清末废科举、民国行新学教育，毛泽东时代的教育方针和教育革命，以及当下实质上的“科举教育大复辟”，我们将留待第十三篇章《教育革命话百年》详细论述。

　　孔子被后人所称颂的“万世师表”四字，首见清康熙帝亲书匾额“万世师表”，下诏挂于孔庙大成殿梁。但这可不是表彰孔夫子开门办学，而是褒扬以孔子“克己复礼”政治主张为开端的，经汉儒董仲舒、宋儒周敦颐·程朱(此时才连称“孔孟”)传承和发扬的，在两千多年历史中所形成的维护和巩固封建经济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我们先在以下第B至D大段，讨论孔子在政治秩序和政治伦理方面的几条主要主张。

　　B．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就曾有些尊孔学者提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腐朽落后并不能怪罪孔子，而应该归咎于汉儒、宋儒对孔学的误解(当下也有大批海内外学者这样说)。对于这些尊孔的意见，胡适和陈独秀当时就给出了有力的反问和反驳[36]。这样的反问和反驳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孔学思想中确实包含有汉儒、宋儒、孔教的“基因”。

　　孔子所处的春秋中后期时代

　　中国在西周至春秋时代是“贵族·农奴制”社会[37]，贵族又分为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阶层几个等级，每等级贵族分别拥有自己的“王畿”、“国家”、“领地”或“食邑”。劳动者分为农奴和庶民：农奴是人身被束缚于“王畿”、“国家”、“领地”或“食邑”上的农民，每年除了向贵族上缴高比例的实物税租之外，还要承受兵役徭役之苦。庶民是“自由民”劳动者，但也要服兵役徭役，缴纳实物税赋。

　　西周统治基础最先为周厉王一朝“国人暴动”所动摇。“国人”是指在天子国都或诸侯国都之内的平民和社会下层民众，也包括贫困的士及贵族的远房后裔，以及百工、商贾等工商业者。在周王室财源渐趋枯竭时，周厉王为敛财维持奢靡生活而收取山林湖泽捕鱼、打猎的营利，严重地侵害了国人的利益。国人因不满而于公元前841年(共和元年)暴乱、围攻镐京的周王宫，连兵士也参加其中，周厉王只好逃走。

　　七十年后西周衰败、周平王东迁，开始了东周春秋。孔子生于春秋的中后期，领主农奴制度正在向地主佃农制转变。一方面，各诸侯争相变法图强、相互兼并、并向周天子挑战，卿大夫、甚至其“家臣”兴起后也分别向诸侯或卿大夫挑战。另一方面，各诸侯国内频发国人暴动、役人骚乱、兵民溃散、盗贼遍野等农奴和平民造反事件，春秋末期的田氏代齐和三家分晋等重大事件，就都有国人暴动力量介入[38]。面对这样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如此“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采取了什么样的政治态度呢?

　　孔子魂梦周公、“克己复礼”

　　《论语》共有11,705个汉字，其中“仁”字共出现了109次，频度仅仅排在“子”、“曰”之后;“礼”字出现了75次，频度又仅在“君子”和“道”之后。

　　世所周知，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和“礼”。但“仁”是抽象的，其实质表现于“礼”的制约。什么礼?周礼，即周公所制西周统治制度和行为规范的总称。

　　《论语·为政》篇载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八佾》篇继而载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证明孔子对夏商周礼均有深入的研究和比较，其中又特别推崇周礼，即西周以来的政治礼仪制度。现值春秋中后期，礼崩乐坏，《论语·述而》又载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表明了孔子对恢复周礼的迫切心情和虔诚态度。

　　仁是什么?《论语》通篇处处有弟子问“仁”，孔子作答不一。但《论语·颜渊》篇所载最重要：孔子在回答颜渊对“仁”的发问时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居四大圣人之首，因此可以确认，孔子就“仁”对颜渊的回答，是孔子最关键的政治主张，即他认为只有恢复周礼，才能将当下的乱世变为治世。

　　《论语·季氏》篇讲得更明白：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孔子在这里用“十世希不失矣”、“五世希不失矣”、“三世希不失矣”表示，如果不行周礼，则世道连十世、五世、甚至三世都维持不下去。在紧随这句之后，孔子认真地批判了鲁国公室被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因皆源于鲁桓公而称“三桓”)三家大夫所分，说现在三桓的子孙也该衰微了。孔子用这样的判断，来从反面证明自己在这段话之前所坚持的行周礼的政治主张：“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

　　但历史的发展与孔子的政治主张恰好相反：孔子生前就看到春秋五霸、天子衰微;身后则是战国七雄、地主阶级兴起、秦灭周朝，秦始皇统一中国、行郡县制、废除了分裂中国的诸侯·卿大夫·士阶层贵族世袭制，“地主·佃农·自耕农”制逐步取代了“贵族·农奴·庶民”制。在以后的历朝历代中，贵族·农奴制虽然时有复辟，但都随后趋于衰亡，到清朝中期就已不存在了。因此毛主席说“百代都行秦政法”。

　　C．孔子开启万世纲常名教

　　如何才能恢复周礼呢?孔子认为必须从“正名”做起。

　　在《论语·子路》篇中，子路问孔子：卫国国君要您去帮助治理国家，您打算从哪些事情做起呢?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即君子必须定下名分，必须言之有据，必须言之可行，马虎从事则民无所措。

　　孔子正名，首先就要为君臣、父子定下名分，因为周礼就是根据家国同构来规定贵族等级的，而天子·诸侯·卿大夫·士阶级之间的关系，恰好就是根据贵族内部的父子关系和大小宗关系来确定的。因此，当齐景公问政于孔子时，孔子对曰：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

　　齐景公马上就明白了：“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即“若不如此正名，即使有粮食，他们也不给我吃呀”!

　　“必也正名乎”加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孔子给贵族统治阶级制定的策略，并自汉代而演变成著名的“纲常名教”，束缚了中国人思想长达两千多年。清康熙帝书写匾额“万世师表”，其实就是在感激孔子首倡的纲常名教传万代。

　　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还有个副产品传至民间，那就是在《论语·子路》篇中，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直译是：叶公告诉孔子，说在我们那里有一人正直，出面作证其父偷了人家羊隻。孔子说在我们那里可不是这个规矩，父为子隐瞒、子为父隐瞒，才算作正直呢。孔子的这句话经《论语》流传，其腐朽本质被改开以来的腐败行为放大而暴露无余[39]。

　　D．唯心主义英雄史观之源

　　在孔子看来，人民是不懂什么的，只应该为贵族统治者所驱使。他这一判断和主张，在《论语·泰伯》篇中表露无余，即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翻译过来就是：“国家统治人民，只须指使他们去做事，但不可让他们明白在做什么。”

　　可是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恰恰是在说：孔夫子呀，你这话才是幼稚可笑的!

　　另一句名言见《论语·阳货》篇，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知”即“智”，所以孔子是在说：“高贵者最聪明，卑贱者最愚蠢，这是无法改变的。”

　　可是毛主席在1958年5月18日为丹东市五一八拖拉机配件厂亲笔题词“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与孔夫子的这句话恰好相反!两相对照，就明白什么是剥削阶级意识形态、什么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了。

　　《论语·阳货》篇另有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在《阳货》篇里，孔子通篇都在谈“君子”如何、“小人”如何，好像是在教育弟子们将君子与小人对照，争做君子、不做小人。但问题不那么简单：只要看孔子在整部《论语》中将人分等级的执着态度，就知道被他称“君子”和“小人”，均指高低贵贱，其中“君子”即他所谓“不移”的高贵者，而小人则是“不移”的卑贱者、亦即前一句“不可使知之”中的“民”。在《论语》全篇的背景之下，《阳货》这句特别将“女子”与“小人”并论，正说明孔夫子认为女子要比男子更为卑贱。

　　《论语》还有很多这种句子，句句都反映了孔子鄙视人民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因为孔子名声大，影响深远，这些名言就成为中国人唯心主义英雄史观之“源”。我们并不是要苛求于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他这种世界观既是难免的、又是必然的。问题是当下很多学者歪批《论语》，说靠发扬光大孔子思想就能实现现代化，那我们就不得不严肃地指出：要想现代化，就无论如何不能再发扬孔夫子这种唯心史观了。

　　E．刻意包装尊孔违反历事

　　上面第B、C、D大段引用了《论语》的少量名句，来分析孔子思想的封建阶级性质。但自改开以来，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兴风作浪，有些学者也跟风歪解《论语》，实际是在为始自孔子的封建阶级意识形态张目。我们这里仅选两个例子来提醒读者。

　　《百度百科》新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个新解可以在《百度百科》的相应词条中查到。新解这样说：

　　以前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断句有错误，应该重新断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新断句对应的解读为：“对于民，其可者使其自由之，其所不可者亦使知之。”

　　就是说，新解在耍了个断句伎俩之后，就将孔夫子打扮成了2500年前的民主主义者了，既考虑到了使民“自由”、也考虑到了使民“知之”。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就都是无的放矢了吗?中国人民的百年反帝反封建斗争不就毫无意义了吗?而且稍微有点历史唯物主义常识的人，也不会相信孔夫子那么早就已经是民主主义者了。

　　在1993年10月出土了“郭店楚墓竹简”，其中的《论语》版本也有这句：

　　“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

　　但是，这一版本比常见版本多出来一个“而”字，而恰恰是这个“而”字，证明了新解的断句是错误的：因而也就根本无法将2500年前的孔夫子打扮成民主主义者!

　　新解“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一篇网络文章引用了名为杨子彬[40]者的解读，说这个句子中的“女子”系“特称”而非“全称”，就是说孔子讲“女子与小人”难养，并不是指所有的“女子与小人”都难养，而是专指这句话中，后面那种“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的“女人与小人”才是难养的。按照这样的“特称”理解，孔子的原意就“变”了：

　　妇女中，只有那些“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的才是难养的;同样，

　　“小人”也不是男人中的体力劳动者，而只有那些“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的男人才是难养的。

　　但是这种解读，等于在笑话孔夫子，竟然在只有十个字短句之后，又增加了“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九个字，来与前面“难养”二字同义语重复。难道孔夫子的讲话会有这么啰嗦而又毫无意义吗?如果真如杨子彬所解释，那么这句话怎么可能被孔夫子的七十二贤弟子们收录于语言极其凝炼的《论语》之中呢?

　　署名杨子彬者的新解“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难服人也!

　　改开以来，像上述这样耍伎俩来褒扬孔子的学者实在太多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们举这两个例子就是想指出：很多学者以极不严肃的态度“新解”《论语》，其实不过是要复辟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来帮助新兴资产阶级维护资本主义道路。

　　2)汉儒君权天授纲常名教

　　要理解汉儒，就必须先理解秦王扫六合。

　　A．秦始皇废分封行大一统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在短短的九年执政期内废除世卿世禄、设立三公九卿，废除世袭贵族、委派郡县命官，命平民自报田亩、实行土地私有和发展地主·佃农·自耕农经济，这三条为以后各朝各代所奉行。秦始皇还拆除了各诸侯国相互攻歼的界防、将各段旧长城连结扩充为统一的国家防卫，联通各诸侯国的道路、统一了全国交通，开通修浚多条河渠、联通重要水系，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基础，并将国土向东西南北四方扩张，其中东向和南向均达于海，为汉唐元明清所继承。九年执政就以如此宏伟的成就推动了历史前进，实在令后人难以想象。

　　史载秦始皇统治残暴，也留下了很多遗憾，其中“焚书坑儒”因涉及“知识分子政策”以及违反“思想自由原则”而遭历代文人口诛笔伐——但每一代又都有论者持相反意见。史载刚刚统一全国时，丞相王綰就和群臣建议秦始皇“法先王”，照西周办法分封各个王子。但是，秦始皇却听信李斯所讲“诸侯更加相诛伐”的历史教训，将六国十二万户贵族从原领地迁徙至咸阳地区，在全国推行郡县制。秦始皇在这样做时，以及在八年之后“焚书”之时，均未惩罚或贬斥任何崇儒官员。

　　《史记》的初次记载并未称“焚书坑儒”，而只是记载了皇太子扶苏的一句话“诸生皆诵法孔子”，不但不曾说明遭坑害之人皆为儒家学者，而且也没有记载任何受一位害者的真名实姓。司马迁在“坑儒”68年之后出生于太史公世家，为什么竟然无法在《史记》中讲明原委，而给后世留下了两千多年的争议呢?

　　其实南宋郑樵《秦不绝儒学论》所持论证比较客观，也更符合逻辑：

　　“陆贾，秦之巨儒也。郦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召，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余而问其故，皆引春秋之义以对。是则秦时未尝不用儒生与经学也。况叔孙通降汉时，自有弟子百余人，齐鲁之风亦未尝替。故项羽既亡之后，而鲁为守节，礼义之国则知。”

　　郑樵这段引述史实指出：秦代不但不曾镇压崇儒官员和学者，例如陆贾、郦食其、叔孙通等，而且还向他们问政;他们及其弟子们也都平安入汉，哪里有过“坑儒”?

　　“秦时未尝废儒，而始皇所坑者，盖一时议论不合者耳。其所焚者，一时间事耳。后世不明经者，皆归之秦火，使学者不覩全书，未免乎疑以传疑。然则《易》固为全书矣，何尝见后世有明全《易》之人哉?臣向谓：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绝，盖为此发也。诗有六亡篇，乃六笙诗，本无辞。书有逸篇，仲尼之时已无矣。皆不因秦火。自汉已来，书籍至于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学者自亡之耳。”

　　这段说道：所谓“焚书”也只是一时之事，并未影响古籍传承。各类古籍存失传绝的史实反而证明，“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绝”。

　　秦末有陈胜、吴广起义和刘邦、项羽楚汉相争，其中刘邦代表了新兴中小地主，陈、吴代表新式地主封建制下的农民，项羽则代表了旧式贵族或豪族。项羽在灭秦后自命西楚霸王，恢复分封制，但却败给了刘邦，足以证明他拉动历史倒退的路是走不通的。当初鼓动秦始皇袭用西周分封制的崇儒群臣们，在意识形态上所代表的恰为项羽这种人，他们或为已被推翻的六国贵族、或为从旧贵族衍生出来显贵豪族。

　　因此，很难说秦始皇所推行的秦政“错”在哪里。其实，只要将《论语》中“复周礼”修改为“崇秦礼”，孔学照样可以在原有形式下，冠冕堂皇地为秦政所用。只是秦始皇和李斯都没有想到这样修改，或者想到了也来不及修改，因为秦始皇不但要在九年间完成统一中国的繁重使命，而且还要向满朝文武的旧贵族意识形态作斗争。

　　B．汉儒修正孔学君权天授

　　到了董仲舒就有条件帮助汉武帝将“周礼”改“汉礼”、修正孔学来为西汉大一统服务了。汉武帝和董仲舒之所以能修正孔学，主要是因为到秦始皇死78年之后，已经有过汉高祖封异性王、再封同姓王来灭异性王、以及景帝一代平刘姓七王之乱，加上汉初从“无为”到“有为”共几十年的经验，而且各种客观条件也都一应俱全了。

　　董仲舒在文景两朝任博士官，擅《春秋》公羊派，在政治上无为，却私授生徒“以百数”，其中很多后来成为名臣，包括著名大史学家司马迁。他密切观察政治现实、广泛研究百家学说，以图一日构建兼容诸子的新儒学。待憎恨儒学、崇尚黄老的窦太皇太后于汉武帝即位六年后去世、儒学获得复苏机会之时，董仲舒才于次年(前134)应汉武帝之问而对“天人三策”，推出其天人之应、帝王之道、大道之要。

　　董仲舒提出：“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即一般认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情况比这八字复杂得多。

　　首先，董仲舒的“儒术”并无《论语》、而专指孔子的教材“六经”，如他所说：“《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

　　其次，董仲舒对六经所含三代的思想以及孔学的思想做了根本的改造，那就是将“周礼”改为“汉礼”，其关键理论工作就是将“仁为核心”改成“天为主宰”。

　　最后，董仲舒新儒学以“天”为主宰，将孔子的“仁”降至“五常”。后面这两条就决定了董仲舒不肯，也无法将集中反映孔学的《论语》纳入经典。因为：

　　à 《论语》中“仁”字出现109次，皆不符“汉礼”所需。“天”字只出现49次，其中23次为“天下”之“天”，接近董仲舒所说“天”的不过20次。

　　à 在这20次中，还有很多是“五十而知天命”、“小人不知天而不畏也”、“知我者其天乎”、“不怨天、不尤人”、“天生得于予”“天之历数在尔躬”等等，凸显孔子积极待“天”的态度，根本不符合董仲舒的新儒学。

　　à 最后是，孔子及孔门弟子们居然在《论语•雍也》篇讲“敬鬼神而远之”，在《论语•先进》篇讲“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在《论语·述而》篇讲“子不语：怪、力、乱、神”，简直像在几百年前就预防董仲舒搞“神学儒教”。董仲舒当然不可能接受这些说法，也就不可能弘扬《论语》了。

　　顺便说一下，董仲舒的新儒学几近神学儒教。后来曾从其中衍生出迷信的、影响恶劣的谶纬之学，在两汉之后不得不禁。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实际上是以怪、力、乱、神“欺君”：《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在对答汉武帝“灾异”题时解释“天人感应”说：“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董仲舒吓唬汉武帝说：“根据《春秋》的案例，凡天出灾害，均是在事先谴告国有失道之败;再出怪异，是在惊惧你为何不知自省;若再不改，伤败乃至”想想看，孔夫子能够同意董仲舒这样用怪力乱神来解释“天”吗?找找看，董仲舒所编造的这种神秘之“天”，能够在《论语》那一万两千汉字中，获得任何支持吗?

　　事实上，董仲舒是将战国时邹衍的阴阳五行学(本来具有朴素唯物论因素)拿来改造，加入神秘因素私货，证明“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汉礼”。这也是有利于“大一统”“帝制神学”理论，显然不如李斯当年力辩群臣、说服了秦始皇的“诸侯更加相诛伐”历史教训，那样科学、那样正确地反映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但是，董仲舒的“屈民而伸君”正是封建阶级需要用来巩固其统治的意识形态，因此被历代封建阶级采纳、传播和宣扬，腐蚀和麻痹了中国人两千多年!

　　C．屈民而伸君、纲常名教

　　在董仲舒的新儒学中，第一层面是“屈君而伸天”，用来宣扬“君权天授”;第二层面是“屈民而伸君”，并进而扩展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第三层面纳入了孔子的“仁”而成五常(仁、义、礼、智、信)。因董仲舒倡导以三纲五常为内容来“审察名号，教化万民”，第二、三层被后人合称“纲常名教”。

　　董仲舒还提出“性三品论”，即上品圣人生而知之，中品可教之人学而知之，被瞧不起的劳动者则是“学也学不会”的下品。这是比之孔子更甚的封建英雄史观。

　　总之，董仲舒编造“君权天授”、“纲常名教”、“性三品”理论，虽然比之孔学更加迷信封建，但却将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推向了更高的阶段，为汉至隋唐五代、宋的封建阶级服务了一千多年。他还说这些都是天经地义的，其根据是“道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样的意识形态更束缚和压抑了中华民族长达两千多年。

　　在维护汉王朝封建阶级统治方面，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扩大封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三条建议，均被先后采纳：

　　1. 立五经博士(因乐经失传，只设其余五经);

　　2. 开设太学(从官宦子弟中培植官员的教育);

　　3. 确立察举制(允许官僚再推举官员候选人)。

　　第1、2条即始自汉代、延至隋文帝之前的“官学教育”，第3条则是典型的“官僚栽培官僚”机制，三条联合运用，在两汉魏晋间逐渐生长出新式贵族“士族”。汉武帝及其后朝代虽然废诸侯、行秦制，却因士族而长久不安宁。是到了隋文帝开科举、又经隋唐两代三百年的演变之后，士族才最后衰亡的，中国为此费去了整整一千年。

　　3)宋儒理学存天理去人欲

　　宋儒以理学家面目为儒学创立哲学体系，其中最突出的是宋初五子(周敦颐[41]、张载、邵雍，和周的弟子程颢、程颐)，程颐四传弟子、集理学大成者朱熹，以及与朱同代的“心学”创始人陆九渊。这些学者人品、才学出众，广为后人称道，堪称一代宗师。但宋儒理学在两宋时并未成为官学，而是到了元明清三代才被朝廷钦定为科举取仕的依据，并被权威部门在教育、伦理、政治和其它领域大力推广，成为封建意识形态的最后形式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甚至到21世纪还在为新兴资产阶级所用。

　　宋儒理学为何会被元、明、清三代朝廷所选中?

　　第一个原因是，这些理学家生于两宋，却通通在其论著中回避了、甚或有意地掩盖了那一朝代当属封建时代最为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民族斗争，说到底也是阶级斗争)——只有这种学问家的哲学，才有可能为趋于没落的腐朽封建阶级所接受，成为帮助其延续长期统治的思想工具。

　　第二个原因是，宋儒理学的哲学，既把握住了儒家之根本，又吸收了佛、道两家之营养，已经可以完全抛弃汉儒倡言怪力乱神的“天人感应”[42]。这种更与孔学顺畅、更显形而上之高雅的“学问”，何乐而不用?

　　第三个原因是，宋儒理学的世界观满足没落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基本条件，那就是其自然观的唯心性，或即使自然观有些唯物性、历史观也是唯心的。

　　时下介绍和论述宋儒哲学体系的出版物和网络文章如汗毛充栋，但大多引文繁琐、立场殊异、却无助于意识形态分析。为避免争论，本开篇决定主要从现代哲学家兼新儒学泰斗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43]中选材，然后再引出对意识形态的讨论。

　　A．宋初宇宙发生论简介

　　宋儒理学的开创人，就是北宋初年的三位“宇宙发生论”创始人周敦颐、邵雍和张载。他们的理论皆源自《易传》，但分别构建的宇宙发生模型则不尽相同。

　　《易传》系孔学后代弟子，在战国时期本孔学解说、又发挥《易经》的论文集。其《系辞传·上》篇有句话：“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隋唐间儒家经学家孔颖达将“太极”解释为“太初”或“太一”，指“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的状态，这就是五百年后宋儒理学家“宇宙发生论”的根据。

　　周敦颐

　　à 周敦颐曾接触佛、道而获得一些道教秘密图，又在孔颖达阐发太极的基础上研究和发挥两仪和四象、并塞入了阴阳五行，再据此将道教秘密图修改成了《太极图》，著有《太极图说》来解说其宇宙发生论，大意是：无极生太极，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阴阳两仪)，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行)，行而成四时(四象)。此亦即五行归于阴阳、阴阳归于太极、太极本无极。

　　à 周敦颐这里还没有说明太极是物质的还是观念的。但他在其第二篇著作《通书》中主张圣人“无欲”时，讲了动静(阴阳)：“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可翻译为：心无欲则处于静虚、心如明镜，因而针对外来刺激就能“直”而无杂念地反应。因此，他的动静、阴阳、进而太极皆属观念，可知周敦颐认为宇宙系从观念发生，是唯心的。

　　邵雍

　　à 邵雍根据《易传·说卦传》中的“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认为“阴阳柔刚”是“四象”，而不能将阴阳单独抽出、置于“两仪”高位。他于是构造了比周敦颐更加细腻的宇宙发生论：两仪为“动、静”;四象为“阴、阳、柔、刚”，其中动生出“阴、阳”、静生出“柔、刚”。四象再分别增添“太”或“少”而成八卦。

　　à 邵雍只是给出更细腻的宇宙发生模型。他不但不反对周敦颐主张的宇宙从观念发生，而且还将宇宙引向了八卦、而非五行，其从观念到观念的路线更加唯心。尤其是，邵雍据此模型还算出宇宙在公元前二十四世纪的尧代是黄金时代，现在则是万物开始毁灭的时代。因结论如此荒谬，邵雍后继无人。

　　张载

　　à 张载字横渠，曾参加过很多方面的社会实践，如中进士后参与军政，独立研究边防、医学、天文等并有独立成果，甚至还像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那样去实验过井田制[44]。可能是因为在这些社会实践中长了见识，张载构建了朴素唯物观的宇宙发生论，比之周敦颐和邵雍从书本到书本、从观念到观念更为先进。

　　à 张载引入了“气”的概念，按冯友兰解释或为组成宇宙的“质料”、或为物理学中的“物质”。张载认为太极是“气”、即“气”之全体;阴阳为“气”所受之二性，浮、升、动为阳性，沉、降、静为阴性;“气”在永远的聚、散之中，聚而成万物、散而万物消亡。张载说：“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张震反对佛道讲的“无”，说即使是“太虚”也非绝对真空、而是“气”。这同时就否定了周敦颐的“无极”。

　　à 张载在自己书斋的西墙上写有一段座右铭(“西铭”)，大意为：宇宙万物都是一气，所以人和其它的物都是同一个伟大宇宙之一部分，因此我们应该将一切人当做自己的兄弟。如果一个人爱他人仅仅是因为二人同在一个社会，那么这还仅仅是在尽社会义务、在事奉社会;如果因为懂得了大家都是宇宙的孩子而去爱他人，那就是在事奉父母般的整个宇宙了：张载劝导人们以宇宙般宽广的胸怀去“抽象地爱他人”!但可惜此抽象的爱仍使他陷入历史唯心主义。

　　à 张载还说：“循是出人，是皆不得已而然也。”圣人因解觉了宇宙之性，“生无所得，死无所丧”。他写下了千古名句并身体力行：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被冯友兰先生誉为“横渠四句”[45]。

　　宋儒理学家在十一世纪所构建的宇宙发生论，不但达到了当时中国哲学的最高水平，而且在世界哲学史上也拿得出手，我们现代人实在不能求全责备。但这些理论还有高下之分，那就是张载的宇宙发生论显然最接近现代科学和唯物主义;而周敦颐和邵雍的，只要一追究“无极”和“太极”什么的，就都露出了唯心主义的馅。

　　B．程朱宇宙发生论简介

　　程颢、程颐二兄弟合称二程，周敦颐是二程的老师，张载是二程的表叔，而且二程也常同邵雍切磋学问。因此二程与他们的师辈三人合称“宋初五子”。

　　哥哥程颢虽然也说“万事皆出于理”，但更强调万物本属一体、人生最高境界即发明本心，强调内心静养而轻视外知：“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仪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心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程颢的“以诚敬心存之”修身之道被南宋陆九渊和明代王阳明发扬为主观唯心主义的理学分支“陆王心学”，也曾“火”了一阵，但却不曾像程朱理学那样成为官学，以下不再讨论。

　　弟弟程颐认为太极是“理”，据此后世统称他们为理学家。朱熹在程颐去世22年后诞生于南宋初年，是其四传弟子。他将程颐的“理”充分发展并讲解得详尽透彻，被公认为理学主流，即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在元明清三代钦定为官学：

　　程颐

　　à 程颐发挥《易传·系辞传·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认为既然存在某物，则必有该物之原理;但有了某原理，却未必有该原理相应之物;他将原理称作“理”，而将“物”中体现该“理”的材料称作“气”。

　　à 程颐的“理”概念中有两条最关键：一是理在总体上是永恒的、百理具备的、不需要也不可能增减;二是“形而上”的世界中充满着全部的理，不管在“形而下”的世界中有没有它(们)的实例，(这些)理都在那里永恒存在。

　　à 任何有点辩证唯物主义常识的人，都能一眼看穿：程颐从《易传》的言辞出发所发展出来的这套哲学，是最典型的客观唯心主义了。程颐也许对希腊哲学一无所知，但他这一套绝对是柏拉图“理念国”中国版本之初。

　　朱熹

　　à 程颐之理、张载之气：周敦颐和邵雍均回避太极为何物。朱熹不但继承了程颐的客观唯心主义路线，而且还明确指出太极为“理”。但他又受到张载“气”概念的启发(张载明确太极为“气”，程颐虽曾讲气、却未尽意)，设法解释了“理、气”之间的关系，辅以生动的比喻，赢得了后代学者们的广泛赞同。现择要项简要归纳于后。

　　à 必禀此理、必禀此气：若只有理，那还只有形而上的世界，只有用气作为材料、才能依照理造成这个具体的物质世界。朱熹原话是这样概括的：

　　“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生成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生成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

　　à 每类事物都有理和性：每类事物都有此类事物的理，而“此类理”就存在于任何属于此类的成员(具体事物)中，“此类理”即此类事物的“性”。在具体事物出现之前，该具体事物所属的“那类理”已经存在。例如，所谓发明舟、车，其实不过是人类“发现”舟、车之理，并依照此理造成舟、车而已。注意：这已经达到柏拉图“理念国”的水平，但朱熹还要继续向前走很远。

　　à 天地与万物各有太极：宇宙总体中有万物之理的总和、或万物之理的最高概括，那就是宇宙总体中的“太极”，即“总天地之理，便是太极。”

　　朱熹还说：“在天地言，则天地有个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各有太极。”朱熹的理论中特别需要“万物各有太极”这句，但这些“分”的太极，与宇宙总体中的太极是什么关系呢?这是必须向世人讲明白的。朱熹为此巧妙地给出月映万川的比喻：“本只有一个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已分也。”

　　朱熹发明的这月映万川的比喻，令人相信那个“天地有的太极”可以引发“万物各有太极”，他的哲学因此也比柏拉图哲学有了大得多的发挥空间。

　　à 静动之理、气禀之方显：朱熹虽然赞同周敦颐、邵雍“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阴阳交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说，但不同意那是太极在动或静。他的解释更能圆理、气之说：太极包含有动的理和静的理，但动理自己不动、静理自己无静，只是在气“禀受”动理后才“动起来”、气“禀受”静理后才“静下来”。因为“气之动者谓之阳、气之静者谓之阴”，而人见到气之动静(即阳阴)，就识得其后面的“动理”和“静理”。朱熹还以人骑马来比喻“太极无动静、动静之理经气禀而显”的道理：“阳动阴静。非太极动静，只是理有动静。理不可见，因阴阳而后知。理搭在阴阳上，如人跨马相似”。

　　朱熹的比喻极其巧妙：马(气)跑来跑去本无章法，你看牠现在有了章法，是因为那章法来自你所没有注意到的、骑在马上的那个人(理)。

　　à 上面这条，还成为朱熹“格物致知认识论”的理论基础，这里不再展开。

　　小结：是程颐首先在形而下之器中引入“气”的概念，但他的气与张载的气不同。程颐的气因形而上之“理”而动，张载的气则是运动之因自足的，即物质本身就是运动的(而且张载之“动”或可称“运动”，也比程朱之“动”要丰富得多)。

　　程颐成立伊皋书院后讲学20年，那时张载已经去世。如果能有机会听程颐讲透其“理、气”之说，张载恐怕会反驳他多此一举、“岂有此理”!因为张载认为太极就是气、就是物质，而物质本身就能运动，哪里还要找形而上的“理”去推动它?

　　这恰恰就是唯物主义宇宙观与唯心主义宇宙观的根本区别。但程颐的多此一举，比之朱熹用尽学识、复加巧辩、再饶八道湾，可就小巫见大巫了。朱熹集理学大成，实际是为客观唯心主义而奋斗，就是要回敬张载在天之灵的“岂有此理”：你看我这太极可不得了，它一方面集“理”之大成，一方面又似“月映万川”而无处不在，就可以于处处推动你那“气”了，创造万物在先、推动万物于后，怎个“岂有此理”?

　　如下大段综述，程朱又将理学扩展至政治伦理，成为在整体上和细节上均极其复杂庞大的唯心主义哲学系统，也是在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之前，最有影响的哲学系统。

　　C．程朱理学政治伦理学

　　在朱熹所生的两宋，“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实际上就是土地自由买卖，地主出租和农民承佃均自由立契，就连手工业雇工也都签定“雇佣合同”——甚至可以说，中国早在十世纪末就进入了时下“市场经济”派们所理想的社会了!但是这样的封建关系，造成土地更加高度集中、朝廷更加腐败，地主官僚勾结、对农民的欺压剥削更为严重，因此两宋间农民抗租斗争和起义造反，远胜既往历朝历代[46]。但宋儒理学家们从来不支持农民斗争，甚至反对农民斗争。他们孜孜以求的就是为封建阶级建立一套维护统治的哲学理论。朱熹的宇宙发生论中“天地有个太极”，既为万物之理总和、又可似月映万川而无处不在——这样厉害的“太极”，到底是什么呢?朱熹说：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虚，循环不已，则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尽之后，终则复始，始复有终，又未尝有顷刻之或停也。”。

　　朱熹说太极之理就是“三纲五常”，而且“终则复始，始复有终”，循环永生无止：这句话是封建统治阶级最爱听的了，因为这样的“三纲五常”，自孔孟1700年以来早就被封建阶级宣扬为天经地义，有了朱熹哲学，再骗老百姓也显得更加高雅了。

　　还有疑问：同样依据此“天理”，却为何造出了不同的“人”呢?朱熹再发挥其巧辩之才，利用预设在理、气之间的回旋空间，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有是理而后有是气，有是气则必有是理。但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冷水中。禀气之浊者，如珠在浊水中。”或者说“却看你禀得气如何。然此理却只是善。既是此理，如何得恶?所谓恶者，却是气也。”

　　朱熹就这样用“善理、恶气”绕了你一下，证明出“人分高低贵贱”：如孔子所说唯上智下愚不移，或如孟子所说区别在于有、无“良知良能”：“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

　　朱熹该做结论了：人既要明白三纲五常之“伦”(天理)，也要知道“浊气”(人欲)会来蒙蔽，因此“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顺便导出朱熹的修身之道：“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总之：

　　“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

　　程朱理学就这样“严格证明”了“存天理，灭人欲”。而且这样的证明又符合孟子所倡“尽心”、“存心”、“养心”以“养浩然之气”、“知性知天”，即孟子的“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又是孟子!顺便说一句：在董仲舒和汉儒那里，孟子排在孔颜曾荀之后。只是到了宋儒这里，孟子才突然跃居亚圣的[47]。

　　照此，农民应去除“恶气”以“灭人欲”，停止起义和抗租斗争而“存天理”。

　　朱熹就这样绕来绕去，用理学“证明”了孔学的上智下愚、汉儒的纲常名教以及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封建道德永存!其实日本学者丸山真男说得好：

　　“朱子学的理，既是物理，亦是道理;既是自然，也是当然”，但是要求“物理对道理、自然法则对道德法则的无条件服从”，“因此毋宁说，朱子学的宇宙论乃至存在论充其量不过是其人性论的‘反射’而已。”(《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

　　无论如何，理学为封建礼教找到了根据，而且还证明了封建礼教“终则复始，始复有终”、“无顷刻之停”。这么好的“学问”，但南宋朝廷濒临灭亡而没机会使用。

　　D．封建礼教的意识形态

　　为了建立天人感应说要用怪力乱神，董仲舒定五经却独避《论语》，并不高明。

　　程朱理学被元明清三朝定位官学

　　程朱理学用“理、气”来证明三纲五常，就不怕讲《论语》了;加上修身养“心”等原因还需要抬高孟子，程颐将《论语》、《孟子》以及《礼记》中的《大学》篇、《中庸》篇合编为“四书”教材。从此“四书五经”并提，孟子晋升亚圣。

　　朱熹又用理学论说来浅俗注释，编写成《四书集注》。他认为集注极其重要，因而十分认真投入，据说直到去世的前一天还在修改。《四书集注》在1313年元仁宗时被定为科举取仕的出题依据，元明清三代沿用直至清末废科举。

　　程朱理学在这六百年间，以“官学”地位主宰了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心理。

　　孔孟之道在宋明清压抑资本主义

　　孔孟之道传三代，在宋、明、清朝先后都曾压抑并埋葬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其实朱熹同期的永康(陈亮)和永嘉(叶适)两个唯物主义学派，就代表新生工商业者的利益力驳朱熹、陆九渊空谈，肯定世界的物质性、倡导功利务实、主张政治改革。其中永康学派代表人物陈亮，还曾与朱熹有过激烈的通信辩论。

　　但十分可惜，中国儒学意识形态过于强大，不给永康、永嘉两学派留出任何发展空间。因此，中国早在宋代就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例如早就形成了“清明上河图”那般繁荣的商品经济)，以及明末期、清中期先后出现的更发达商品经济、甚至初期工场手工业，就全部都被埋葬在强大的孔孟之道意识形态大山之下。

　　《四书集注》不但在中国影响深远，而且还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传扬海外。

　　本开篇曾在正文或附注中多次提到，无论从经济基础、还是从意识形态来看，中国自西周以来的社会历史可以粗分为三个形态，一是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贵族分封，二是战国秦汉至隋唐五代时期的“变相”贵族多次复辟，三是宋元明清时期“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地主·佃农制(封建割据已消亡、地主剥削更严重)。

　　古代中国在这三个历史时期，都被孔孟之道(周公至孔子为其前段)所统治。这样长久和顽固的意识形态，无疑成为压抑资本主义萌芽的最强大力量。

　　宋至清间的封建社会和阶级斗争

　　无论程朱理学是否“证明了”“存天理，灭人欲”，它都在宋至清间主宰了中国人的思想和社会心理。毛主席恰好讲到，《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这两部名著所反映的，就是中国在宋至清这第三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和阶级斗争状况：

　　“《红楼梦》不仅要当做小说看，而且要当做历史看。……他的书中写了几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只有三十三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余都是被压迫的。牺牲的、死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钏、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个丫环。秦可卿实际是自杀的，书上看不出来。贾宝玉对这些人都是同情的。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揭露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

　　1961年12月20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讲话

　　“《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头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引注：前一次讲话说统治者三十三人更准确，这次是“谈话”)

　　1964年8月18日北戴河与哲学工的谈话

　　包括孔学、汉儒与程朱理学在内的“孔孟之道”，即使到了废除科举一百多年之后的今日中国，在所有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之中，仍然具有第一位的影响力。但限于篇幅，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作为意识形态、包括其在哲学的各方面影响，将留到第二篇章《辩证唯物世界观》以及第六篇章《意识形态必作怪》再做详细讨论。

　　4)革命党人警惕不可尊孔

　　在《中华网》、《百度空间》、《新浪博客》、《网易博客》、《360DOC》多家网站上登载着采访毛远新的文章《毛主席与毛远新同志谈批孔》(本小节以下简称《谈批孔》)，已经流传多年而无人指出任何不实。而且，毛远新所回忆的毛主席谈话，与已正式发表的毛主席其它有关谈话精神一致，我们不妨节选几段来学习参考。

　　A.《谈批孔》：封建统治者坐上龙椅后都尊孔

　　“主席说历代农民起来造反，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改换皇帝，他们起兵造反的时候都是批孔，为什么呢?因为孔夫子讲的君君臣臣，臣是不能反君的，你要造反，把皇帝换掉，你得违背，违背孔夫子儒学理论，他必须得批孔，要不然师出无名，造反无理，特别是农民起义。

　　“如刘邦，最看不起儒生的人是刘邦，……可是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这就说明到了统治地位以后，又要把孔子请回来，为什么呢?要用他那套理论管理国家。宋太祖赵匡胤他搞陈桥兵变，军事政变，发生在河南，把皇帝推翻，皇袍加身，自己当皇帝，这不符合孔子的理论，他肯定不符合。但他当皇帝以后又把孔夫子请了回来。造反的时候批孔，治国时尊孔，都是这样。

　　“成吉思汗他读过论语吗?……可是到了元朝后边皇帝，……好象元朝皇帝给孔子封的帽最高，朱元璋起兵造反，你不批孔，造反有理吗?没理，他很反孔。但朱元璋上台以后，要到曲阜祭孔。清朝也一样，努尔哈赤读过什么书，满清入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那符合孔子的理论吗?可是等到清朝皇帝入位以后，要把孔夫子请出来。太平天国洪秀全也是从批孔开始，不批孔他敢造反吗?可是等他到了南京做了天王以后又要尊孔。”

　　毛主席以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史实，只几句话就不容置疑地证明这样一条规律：自刘邦·汉武帝、赵匡胤、成吉思汗·元仁宗、朱元璋、努尔哈赤·康熙帝，到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毫无例外地“起义造反时批孔、坐上龙椅后尊孔”!

　　B.《谈批孔》：民国也先批孔坐上宝座再尊孔

　　“(孙中山、陈独秀批孔)……等到蒋介石坐上了宝座以后去尊孔、祭孔。蒋介石把孔家的后代请到台湾，现在还在那里。中国历史不就是这样吗!当要起来造反的时候，都要批孔，用我们的话说，你是革命党的时候是批孔的，当成了执政党，巩固地位时又要尊孔。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为什么?这是什么道理?

　　“主席说，你看看历代，革命的时候都是对从批孔开始，等到他掌权的时候，都要把他请回来，干什么呢?把他作为对人民统治的思想专制的工具，所以主席的结论是什么的，他说孔子作为中国者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都值得我们尊敬，纪念，值得研究……。但是作为孔子的这套理论，它是唯心的，主张政治倒退的，不能接受的，至于说我们现在说批孔(鲁迅说)已经各朝各代梳妆打扮以后的孔，不是当年的孔夫子，孔子不过是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

　　史实一.袁世凯祭孔称洪宪帝

　　à 袁世凯坐稳民国总统后于1914年6月22日发布《尊孔令》，9月再发《祭孔令》：“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

　　à 1914年9月28日，袁世凯亲率百官到孔庙祭孔，又按古代皇帝祭天礼仪到天坛祭天，引发保皇派、君主立宪派等封建余孽纷纷出笼、粉墨登场，包括康有为、梁启超，一方面尊孔、一方面攻击辛亥革命和民主共和。

　　à 在帝国主义侵华分子支持下，袁世凯先于1915年5月25日与日本签订卖国二十一条，又在德奥英日等支持下授意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为帝制开锣。

　　à 袁世凯于1915年12月13日接受百官朝贺，第二年元旦称“洪宪皇帝”，但因全国人民反对而于83天后取消帝制，在讨袁声浪中于76天后一命呜呼。

　　史实二.张勋祭孔复辟清帝

　　à 张勋借康有为1916年8月27日徐州祭孔之机发表请定孔教为国教电，为复辟清帝进行舆论宣传，同时还与日本军部参谋次长等密谈复辟帝制。

　　à 他借口调停黎元洪、段祺瑞府院之争，于1917年6月30日将军队开至北京城外，半夜突然向京津临时警备司令宣布他已面圣、召开了“御前会议”，决定明晨请皇上复位;随后下令打开城门，调他5,000“辫子兵”全部进城。

　　à 7月1日凌晨3时，安排12岁的溥仪在瑾、瑜两太妃和左右护导下，召见张勋一干人等。张勋领众人匍匐在地，向溥仪行三跪九叩首大礼，奏请复辟。假推让之后，溥仪“勉为其难”，张勋、康有为等人于是跪拜于地、高呼万岁。

　　à 当天早晨，就盼望清室复辟的王公贵族、遗老遗少们弹冠相庆，等候觐见“皇上”，然后又晃着真真假假的大辫子招摇过市。

　　à 1917年7月12日，段祺瑞组成讨逆军讨伐张勋，“辫子兵”一触即溃。张勋逃入荷兰使馆，溥仪再次宣告退位，复辟仅12天就破产了。

　　袁世凯和张勋的终生失败证明，在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尊孔复辟帝制之路不通。

　　史实三.蒋氏政权尊孔祭孔录

　　à 蒋介石北伐得手后，安排教育部于1928年11月17日训令孔子诞辰日为阳历8月27日，全国学校停课二小时，讲演孔子事迹。

　　à 蒋氏南京政府1930年6月1日下令修缮曲阜孔庙大成殿，定名为孔子纪念堂，纳入国家意识形态控制。

　　à 蒋介石于1933年9月12日演讲军人精神：“…‘仁者人也’。…有‘礼义廉耻’能行仁才能算是人，否则就是禽兽!……剿匪，就是要行仁，…”

　　à 根据国民党中执委四常委蒋介石、戴季陶、汪精卫、叶楚伧的提议，1934年6月再次明令8月27日为孔子诞辰、国定纪念日。1934年8月27日首次举行全国性孔诞纪念，包括政府专员曲阜祭孔、汪精卫和戴季陶发表讲演。

　　à 蒋氏南京政府1935年7月改“衍圣公”爵号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子77世孙孔德成到南京受职，随后赴上海，受到上海孔教青年会的欢迎。

　　à 蒋介石于1936年3月13日在县政建设演讲中说：“中国固有政治哲学的典籍…就是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是中国的政治学，其中所讲的三纲、八目、九经，可说就是为政的基本要道。……这些道理，都是永久不变的原则。”

　　à 蒋介石1943年认定他人代笔的《中国之命运》说：“就宗教来说：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经孔子的创导，孟子的阐扬，汉儒的训释，自成为崇高的体系，比之于世界上任何派别的哲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à 逃至台湾后，蒋介石于1960年4月10日仍在孔孟学会成立大会上致词说：“我们从历史上看，每逢孔孟之道不著，邪说诬民，充塞仁义，就是我国家民族陷入倾危颠仆的时代。……而穷究其根底，乃是因为我们以往忽视了自己民族优良文化的传统——就是忽略了孔孟的学术思想。”

　　以上八条中有五条是蒋介石亲自操作的尊孔、祭孔言行录。由此可见蒋介石、袁世凯、张勋乃一丘之貉，都代表了封建大地主阶级、官僚大资产阶级，也均获国际帝国主义的支持——这就是中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推翻的三座大山。

　　C.《谈批孔》：共产党人再尊孔就会失去人民

　　“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来与老百姓的思想时，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

　　“为什么主席提出要批孔，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员要保持自己的革命性，一旦中国共产党也尊起孔子来了，就说明你也到时候了，就说明你统治不下去了，要靠他来维持你的统治了。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后边这话没有讲，这是我悟出来的。

　　“主席想的是，我们既然已经认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就应该以这个思想来教育人民。孔夫子那一套虽然话都很好听，拿出哪一句话你也不能说他错，他不能解决问题，现在讲和谐，和为贵，引起矛盾，处理不了，和的起来吗?”

　　现在应该反省一下：是否有谁把孔夫子那套又请了回来呢?想想改革开放的方向是如何被扭曲和逆转的，这答案恐怕应该是肯定的，不信就随便看这几条：

　　à 一看看那个新历史决议，几千个干部一开会，就将全国亿万人民的运动全盘否定了。他们可曾征求亿万人民的意见了?这不就是公元前五世纪孔夫子的“上智下愚”说，在二十世纪后期的再现吗?

　　à 二看看国营企业的改革，全部是企业领导说了算，最后搞官商勾结、贱卖国企、工人下岗，一下子搞出来几千万人失业，这样大问题只策划于密室，找过工人和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吗?又是上智下愚那一套!

　　à 三看看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的组成，还剩下多少真正的工人、农民代表呢?有一年统计北京的人代会，二百几十名代表，只有一个一线工人，这不是想将“上智下愚”制度化的证据吗?

　　à 四看看那些不停地晋升的大小官员们，现在还有几个人是具备了工农社会实践经验的呢?几乎没有了。全部都是要什么、什么学历，这不又是孟夫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吗?

　　à 五看看现在的国企、私企，哪里还有什么具备工农社会实践经验的人，能有机会进入管理层呢?又是学历、学历，即使在社会的经济细胞中，也都搞起了孟夫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这样的改革开放还有可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吗?当然不可能了。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孔孟之道大复辟，依靠剥削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优势，复辟了经济政治领域的资产阶级：不要以为资产阶级不喜欢封建阶级的孔孟之道——他们可是真喜欢呢!

　　我们再来检查一下，孔孟之道今日的命运如何了呢?看看下面的报道，就知道孔孟之道如今可是走了大运啦!《武汉晚报》记者肖娟报道了，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美学学会会长彭富春在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指出了四点现象有问题：

　　à 一是政府在推动，如国家博物馆就在天安门边竖立儒学大师孔子的雕像;

　　因为全国绝大多数网民反对(估计那些不上网的人民群众，反对的比例还会更高)，孔子塑像才被偷偷移走。新闻说，一位局长出来解释：政府并未打算这样做，是因为当时缺空间，暂时放在广场上的。但有人追究说：该局长没有讲实话，因为有人发现该塑像后被摆到角落、并无它用。应该说这是政治性的错误，即使拿天安门广场当暂放空间也是政治性错误，因此总该有人负责。

　　à 二是国内很多大学建立了国学院，开办了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学位教育;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彭富春代表接受采访时引用了毛主席的话，说即使是继承“国学”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怎么能鱼龙混杂、照单全收呢?

　　à 三是社会也在普及，许多人都在读国学的启蒙和经典著作;四是媒体如中央电视台热门栏目等，也在宣传和推崇国学的基本知识。

　　这两条也是很大的问题，因为现在几乎听不到谁像毛主席早在1938年10月14日所提出的，对于文化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而若无这种批判，就势必会造成新兴资产阶级利用孔孟之道意识形态复辟的机会。

　　彭富春代表进一步指出：“对于现在有的学校、家长让孩子读背《三字经》、《弟子规》的做法，我持坚决反对意见。说严重点，我认为这是毒害青少年心灵。”这话讲得十分正确，但还有更加要害的问题：到底是谁在推行孔孟之道呢?上述这些事实证明，确有一批官员和御用学者或在前台操作、或在后台推动，党内确有尊孔势力的复辟。领导中国人民向这些腐朽势力作斗争并最终铲除之，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反击资产阶级复辟，并与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实行最彻底决裂的历史使命。

　　本节讨论孔孟之道意识形态及其现代复辟问题，用掉了二十二页、两万八千字正文和三千字脚注，甚至比其它的一章还要长，其原因如下：

　　à 一是因为孔孟之道是在2500年间所形成的、人类历史上最为“悠久”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它不但长久地影响着和压抑着中国人的思想，还将在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影响着中国人。如果对中国的这一文化环境若明若暗，那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的问题，当然也就不可能真正地走好社会主义道路。

　　à 二是因为孔孟之道庞大、复杂、影响长远，如何“取其精华、取其糟粕”是极其困难和艰巨的任务，而若不完成这样的任务，中国人就找不到、也走不好现代化的道路。这一点无法在本开篇中全面展开，我们将留到本文集第五、六、七、八、九、十三、十四、十五各个篇章进行多方面的讨论。

　　3.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发展史

　　西方资产阶级、中国西式精英们以及一切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得手的修正主义者们，都一致地鼓吹“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s——或有咬文嚼字者另作它译、实无本质差别)是不分时代、不分国家、不分民族、不分阶级的。其实，那是源自西欧国家的，反对西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普世价值;是一旦脱离了具体时代、具体国家、具体民族，尤其是脱离了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革命上升期，就通通不灵的“普世价值”(本节以下简称普世价值而省去引号，并简称其鼓吹者为普世精英)。

　　1) 有谣言鼓吹中国追求普世价值

　　2008年11月开始在网上广泛流传署名吴敏的文章(下简称“吴文”)，至今未被追究。吴文说中国党政领导人“肯定普世价值”，举证说某领导人在2006年9月面对海外媒体说：“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还在次年2月发文并随后答记者说：“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吴文引证的这两段话不能证明中国党政领导人肯定普世价值。首先，中国的《宪法》以及共产党《党章》都不曾这样讲，而且人所共知西方普世价值是欺骗人民、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相反，《宪法》和《党章》都是根据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明确地批判西方普世价值意识形态的。当然，吴敏所引用的这位领导人也许因不学马列毛而讲了错话，反正他现在不讲了，其他领导人也都没有讲过“人类共同的价值观”。

　　西方普世价值不但在社会主义阶段不适合中国，而且在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也不适合中国，甚至即使在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都不适合中国——这也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所遇到的共同问题。历史证明，在所有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中，除了东亚岛国日本“成功地”脱亚入欧之外，在西欧、中欧之外不曾有任何其它国家，因为选择西方普世价值而满意地发展了资本主义的。

　　西欧的、首先是法国的资产阶启蒙学者们，早在法王路易十五年代(1715至1774年)，就提出了普世精英们在时下所鼓吹的内容。启蒙学者们提出了“天赋人权”，作为反对封建神权、封建国家王权和封建贵族特权的思想武器，将“人的自然权利”不分社会、不分阶级、“不分主义”地归纳为：私有财产权，人身安全，思想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经营企业的自由以及契约的自由，等等，其阶级立场和主义路线极其鲜明，那就是仍然维护私有制，但反对“封建主义”、发展“资本主义”。

　　本节将按照资产阶级在革命实践(而非书本)中提出这些具体诉求的历史顺序，将普世价值列为“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宪政”五连词。“人权”因系源自“天赋人权”的抽象、总体概念，不再单独列举;但它又在“博爱”中有所体现，其史实根据是在法国大革命中，“人权”更虚伪而“博爱”更真诚：在1790年继续修改《人权宣言》时，国民议会要求制订有关有色人种自由民权利的立法，但却因遭到法国海外殖民者代表的反对而未能写入宣言——这证明博爱的本意是各有色人种都有天赋人权，而且“自由、平等、博爱”至今仍以蓝、白、红三色彰显于法兰西国旗。

　　上一节讨论孔孟之道所涉及的中国3000年文明史(有的学者甚至追溯4、5000年探源)，条理异常清晰。那是因为在人类四大原生文明之中，只有中华文明这一支持续不断、生生息息，从远古到当代、从未停止脚步。2012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出版了《论中国》。他在序中专门提到中国在1962年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在决定回击侵犯我边境的印军之后，毛主席回顾了1300年来中国出兵印度的历史，然后指示解放军将领们“克制、教训教训”就可以。结果是解放军大获全胜，然后退回原驻守地，并将所俘获的印军及轻重武器通通归还。基辛格随后感慨地评论道：

　　“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当代领导人会以几百年前的历史事件为基准发动一场倾全国之力的现代战争，而且那么自信……因为中国是一个传奇的国家，她有着几千年延绵不断的文化，里面蕴藏着丰富的战略和治国之策。

　　“其它国家，包括美国，都宣称他们有着普世的价值和政治制度。但是在历史变迁的长河中，没有一个能坚持多久，包括被邻国认可。从公元前三世纪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直到清朝的覆灭，中国一直是亚洲体系的中心。”

　　但西方普世价值的前生今世，可就条理紊乱、扑朔迷离了。因为它所植根的西亚、北非、南欧、西欧乃至东欧民族史而过于杂乱，且这些民族又都只创造了次生文明，他们所继承的原生文明均于早期中断。中国普世精英们恰恰就钻了这个空子，按照自己的唯心史观随心所欲地东抄一段、西找一句，以欺骗的方式来向中国人推销西方普世价值。为此还须花费6000字正文和2000字脚注来梗概地复原西方历史真相。

　　2) 西欧封建神权王权和贵族特权[48]

　　西欧中世纪晚期，在商业、手工业资产阶级以及平民、劳动者针对罗马教廷神权、皇帝国王专制和封建贵族特权的反封建斗争中，诞生了西方普世价值的萌芽。因此要分析这样的普世价值，就至少要花点功夫搞明白西欧中世纪这三大封建势力。

　　A. 罗马衰落和日耳曼兴起

　　古罗马在公元前510年建立“罗马共和国”，在公元初演变成为“罗马帝国”，其原始主体“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灭亡。

　　罗马奴隶制

　　古罗马人在这1000年间，在汇集了所有早期地中海文明的古希腊文明[49]的基础之上，发展出了人类历史上最完善的奴隶制社会。帝国大约在公元200年达到鼎盛，其国土面积曾经达到现代中国的60%。但西罗马帝国后来日趋腐朽、衰落，内部爆发了此起彼伏的奴隶、隶农(见本小节下面C大段中的解释)与平民联合的大起义，外部则遭到持续不断的日耳曼“蛮族”入侵。西罗马帝国终于在公元476年灭亡，这既是此前欧洲奴隶制社会的终结[50]，也是其后欧洲千年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开端。

　　古罗马人将当时居住北欧的三大民族称作蛮族，即从西向东分布的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在南欧三大半岛上，除巴尔干半岛的古希腊人与亚平宁(意大利)半岛的古罗马人之外，还有伊比利亚(西、葡)半岛的伊比利亚人[51]。但后者远远没有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那样显赫，后来被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所同化。

　　征服凯尔特人

　　凯尔特人大约于公元前1000年生活在法国东部和德国西南部。他们是欧洲最早学会制造和使用铁器、并以铁制武器战胜周围部落的民族。公元前5世纪，凯尔特人开始向周围扩张：其中有一支渡海进犯不列颠诸岛，不但在今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等地开辟了定居点，而且还曾在英格兰东南部建立过肯特王国。

　　留在法国的凯尔特人则分别向比利时、瑞士、荷兰、德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扩张，并且还征服过伊比利亚半岛。罗马人将这部分凯尔特人称作高卢人，把他们所征服和定居的地区称作高卢。高卢人曾在公元前387年和前279年先后侵入和洗劫了罗马和希腊，甚至还曾深入到今日土耳其地区，占据了西至葡萄牙、东至黑海的大片土地。但那时的凯尔特人并无先进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无法给欧洲留下什么。

　　随着罗马文明的兴起，凯尔特人的势力逐渐衰退。罗马共和国末期的恺撒大帝于公元前59～49年打败了高卢凯尔特人，并将高卢变成罗马的一个行省。

　　斯拉夫人处在东欧，比日耳曼人兴起得更晚。而且，他们主要与拜占庭东罗马打交道，并不是创造西方普世价值以及此前欧洲封建文化的主角。

　　日耳曼人王国

　　日耳曼人在公元l世纪逐步占据了多瑙河(奥地利中部，向东流入黑海)以北、莱茵河(南部为法德界河，向北流入北海)以东、维斯瓦河(波兰中部，向北流入波罗的海)以西以及北海和波罗的海以南的广大地区，相当于今日德国全境、奥地利北部以及波兰西部，当时被罗马人称作“日耳曼尼亚”。到了公元3世纪，日耳曼人进入军事民主制阶段[52]，军事首领及其亲兵为了掠夺土地、人口和私有财产而向外军事扩张。日耳曼人实行与罗马帝国后期隶农制类似的“温和的奴隶制”(隶农制和温和的奴隶制均见“C.贵族领地与农奴封建制·罗马隶农制”段落的解释)。

　　公元4世纪后期，因受到匈奴人[53]攻击的挤压，日耳曼人开始大批涌入罗马帝国境内。但这些日耳曼人，与入主中原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鲜卑人、契丹人、前金女真人、蒙古人、后金女真人)完全不同：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都是首先在军事、政治上统一起来，但进入、甚至后来击溃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却是一些从来没有统一、也根本不追求统一的好几个部落群：西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东哥特人、伦巴德人、法兰克人(分两个部族)、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萨克森人等等。

　　最先越过多瑙河进入帝国境内的是西哥特人，但罗马官兵强迫他们种地、服兵役、甚至卖为奴隶。西哥特人起义，并在罗马奴隶、隶农和平民的支持下于378年击溃了罗马6万大军，而且杀死了兼任罗马军队统帅的皇帝瓦林斯[54]。西哥特人于410年攻陷并洗劫了罗马城，于419年在高卢南部和西班牙北部建立了西哥特王国。这是罗马帝国版图内的第一个日耳曼人国家。先期占据这里的汪达尔人则受挤压而渡海至北非，在那里的奴隶和隶农的支持之下打败罗马大军、建立了汪达尔王国，并令罗马帝国尽失北非的领土。汪达尔人后来还从北非和地中海岛屿出发，两次进犯和掠夺罗马。伦巴第人也从北部进入意大利，建立了伦巴第王国，并不断威胁罗马中心地区。

　　自公元419年起至568年，日耳曼人建立的王国包括：位于法国南部的西哥特王国，位于北非的汪达尔王国，位于法国里昂周围的勃艮第王国，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在不列颠群岛所建立许多小王国(后于9世纪上半叶统一为英格兰)，位于意大利以及东罗马部分地区的东哥特王国(64年后被拜占庭帝国所灭)，位于法国北部的法兰克王国，位于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伦巴德王国，等等。就是在日耳曼人不断侵蚀罗马版图、建立大小王国的高潮之中，西罗马帝国于476年灭亡的。

　　尽管罗马帝国遭到了日耳曼人的捋掠和大规模破坏，但罗马文明仍然是这些日耳曼人王国选择性继承，并用以建立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基础。

　　B. 法兰克王国与教会结盟

　　这些日耳曼人王国大都难以持久并继续扩张领土，只有法兰克王国善于利用罗马天主教，并将这样的意识形态与武力征服相结合，最终统一了残余的罗马国土、夷蛮之地以及其它的日耳曼人王国，建成了一个封君封臣制的大帝国。

　　罗马天主教

　　罗马天主教是中国人对早期传入的基督教的翻译，传说为基督耶稣和他的圣徒们，在公元初汲取一神教犹太教(受压迫民族之教)的营养，而在受压迫的穷苦人中所创立的宗教，起初只在西亚和希腊地区传播。据说，基督耶稣本人就是因为基督教为广大民众所接受而激怒了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本丢·彼拉多，才被杀害的，但这并不能阻止基督教在人民中的广泛流传。基督教后来传到了中高阶层，被逐步改造为罗马帝国所能接受的宗教，君士坦丁大帝才于公元313年宣布基督教合法(米兰诏书)，并成为第一位接受基督教洗礼的罗马皇帝。半个多世纪之后，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于391年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基督教也被统治者和宗教知识分子一再改造，演变成了罗马奴隶主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并在各地贵族和平民中间都普遍地传播开来。

　　但是，基督教的罗马教会在罗马时代划归政府的一个部门管理，并不具有独立的政治军事权力。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罗马教会理应归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管理，而且也确曾在拜占庭帝国于六世纪打回意大利时获得过照顾。但日耳曼人还在普遍信仰其原始宗教，与罗马教会相抵触。尤其是建于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伦巴第王国，甚至还不时地进攻罗马地区，威胁罗马教会和教职人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法兰克王国

　　法兰克人原居住于今比利时境内，后来分为两分支，一支为沿海的萨利克部族，一支为莱茵河两岸的普阿尔部族。萨利克部族在其年轻军事首领克洛维的率领之下，于公元486年战胜了法国北部苏瓦松地区的“罗马人王国”，以巴黎为首都建立了法兰克王国。克洛维在建国后先统一普阿尔部族法兰克人，再征服勃艮第王国，进而打败西哥特王国，并获得了东罗马皇帝所授的执政官称号。克洛维在其511年去世前将高卢大部纳入法兰克王国版图，疆域超越了今日法国的莱茵河边境。

　　克洛维之后最出色的法兰克国王，当数在他去世260年之后登基的查理。但查理并非克洛维的子孙，而是从其篡夺王权的父亲“矮子”丕平那里继承的王位。

　　查理在位43年间共发动了50多次远征，其中30次是他亲征。查理将法兰克王国的疆域大幅度扩张，包括了今日法国、瑞士、荷兰、比利时、奥地利、德国以及意大利之一部，除本土达到罗马帝国面积的一半之外，还拥有一批附庸国家[55]。

　　与教会结盟

　　法兰克王国开创者克洛维和他继承人丕平、查理的成功，都和他们与罗马教会结盟的政策有关。那时，日耳曼人的其它部落和王国都未能改变罗马教会和罗马贵族们的敌视态度，只有克洛维率先于496年带领其3000名法兰克亲兵接受洗礼、皈依了基督教，这一举动既令法兰克王国受到了罗马教会和罗马贵族们的热烈称颂，也令罗马教会和罗马贵族们将法兰克王国当做军事和政治上的靠山，因而大力支持其扩张。维也纳主教阿维图斯就曾给克洛维写信道：“你的信仰是我们的胜利，……神圣的天意已赋予你作为我们时代的主宰者”。这样，克洛维就在罗马教会和罗马贵族们的支持之下先统一法兰克各个部落，继而又将法兰克王国扩张为最大的日耳曼人王国。

　　丕平在位时就曾征战今意大利、德国、西班牙诸地区，尤其是两征意大利中北部的伦巴第王国，解除了伦巴第人对罗马教会的威胁，并打出了一片地盘赠予罗马教会、首建“教皇国”(丕平献土)，这与克洛维率先皈依基督教的政策如出一辙。

　　查理登基后首先南征并将伦巴第王国兼并，保障了教皇国的安全。后来又在30年中征战、镇压，辅以“怀柔传教”和收买萨克森贵族，使日耳曼人最庞大的分支萨克斯人皈依了基督教，并将法兰克王国版图伸入到今日德国境内[56]。查理还成了新一代的教会保护人：他在每块新征服土地上都强化基督教势力，包括重用主教、修道院长，分封给他们土地，让他们参与政要等等。查理还不遗余力地保护罗马教皇立奥三世。利奥因阴谋篡位而遭罗马大贵族们反对，因而于795年派人向查理求救并表示臣服和忠诚，才获得了救助。查理于公元800年再次救出立奥三世，并亲自送他回罗马复位。就在这一年的圣诞节，立奥三世为查理加冕并授予其“伟大的罗马人皇帝”称号。自此，法兰克王国就变成了查理帝国(人称查理曼意即查理大帝)。

　　查理曼死后不久，他的三个孙子于843年将帝国一分为三，各自为王：西法兰克王国包括法国大部地区，后来演变成法国;东法兰克王国包括德国大部地区，后来演变成德国;中法兰克王国包括意大利中北部和北方的狭窄地区，后来演变成了意大利。

　　C. 贵族领地与农奴封建制

　　史学界一般认为，欧洲中世纪农奴制有两个渊源，一是源于罗马帝国后期的隶农制，二是源于日耳曼人大迁徙之前旧有的、与隶农制相近的“温和的奴隶制”。

　　罗马隶农制

　　隶农既非奴隶、亦非农奴，但也许更接近农奴，其产生和演变的历史如下：

　　à 在公元前2世纪、罗马共和国后期，公民租种他人土地时，双方可以自由签约与自由中止租约，租地人被称作“隶农”，实际是自由民“佃农”。

　　à 在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后期，奴隶来源减少、奴隶制衰落，大庄园主和罗马政府开始强制把隶农固着在土地上;到4～5世纪更将隶农当做庄园财产的一部分来处置，不准其自由终止租约、不准其自由迁徙。这样的隶农在法律上仍属自由民，但已经严重地依附于地主，而不再是自由民“佃农”了。

　　à 罗马晚期将大批释放的奴隶和蛮族农民也都按隶农来对待，因为隶农虽然依附于地主，但总比强制劳动的奴隶积极性要高，反映了生产关系在进步。

　　日耳曼人氏族社会末期分为三个阶层：上层为世袭贵族、大地主;中层为占大多数的自由民，或拥有小块土地、或租种他人土地做佃农;底层则是既非自由民、又非奴隶的劳动者，但与土地“捆绑”、地主不得分离出卖。有学者称此为“温和的”或“初期的”奴隶制，其实与罗马奴隶制末期的隶农制极为类似：都受“土地和劳动者不得分离出卖”的保护。因此，日耳曼人有可能将罗马社会的“隶农”，与日耳曼社会的“温和奴隶”合并发展为封建制度下“农奴”，而跳过了奴隶制社会。

　　封臣封土制

　　日耳曼人建立王国后，军事首领变成国王。每征服一块新领土，国王都会按照日耳曼人的传统，将所掠夺的土地和人口分封给王族、廷臣和亲兵，亲兵们也变成王国所封的贵族地主。日耳曼人也保留了罗马贵族的地产。此外，法兰克王国实行教会结盟的政策，也给很多主教分了地产，这就是整个封建阶级的基础[57]。另一方面，日耳曼王国借助政治力量强迫大批自由民与被征服的农民降身为农奴，经过了充满激烈阶级斗争的五百年，才在公元十世纪后以“封土”为杠杆建成了封建领主·农奴制。

　　其实，封臣封土制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例如《孟子·万章篇》载孟子对西周“封臣封土制”的回忆，其中提到周天子的高级“封臣”(贵族)分为公侯伯子男五个爵位，按级别高低分别获得百里至五十里的“封土”。这些受封的贵族在各自的封土内拥有军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因此应称“领地”)，形成了诸侯国[58]。

　　中国古代一直有“官阶”与“爵位”两套建制，但秦始皇实行郡县制时的封爵已经大大不同于西周初年，受封爵位仅仅是有些“俸禄”或其它优待。西汉和西晋都曾因封“王”领地而祸国殃民，后代的“封土”就都只作“食邑”，而不再给“封臣”军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了。中国历代爵位多达十几、几十，也未必使用公侯伯子男名称。但到了宋代曾有部分爵位按照“开国公、侯、伯、子、男”排列，分别封有二千户以上至三百户以上的农户的“食邑”，供这些贵族享用其纳租和徭役。

　　欧洲的封臣封土，几乎都像中国西周初年那样，封臣在其封土内拥有独立的军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且封臣形式持续到了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由于欧洲、首先是西欧(法兰克、英格兰)的高级封臣恰巧也是五等[59]，所以中文翻译也采用公侯伯子男。

　　法兰克王国在公侯伯子男爵位演变中起过重要作用。必须提到查理曼祖父查理·马特宫相，他于714年起担任宫相，从737年至其741年逝世，事实上以国王权力治理王国。查理·马特曾经搞过“采邑改革”：以采邑受封者必须服兵役的要求加强封臣对封君的从属关系和等级制，也防止了领主以武力做大;新的采邑分封以骑兵为重点，增强了王国战力、也奠定了骑士阶层的基础;采邑受封者在其领地上有权强迫居民纳租服役，加速了农民的农奴化——大大地推进了法兰克封建制。

　　各级贵族爵位还分为“世袭的”的“终身的(死后收回)”两种，但后来世袭的越发普遍。世袭爵位在贵族死后只传长子，后来在无男性子嗣时也可通过长女传至外戚：这条变化往往令“婚姻”、甚至“爵位”进入买卖，还令中国人看得眼花缭乱[60]。

　　封建制总结

　　上述B和C两大段落概要地介绍了西欧的典型封建制及其形成脉络：

　　封建王国或帝国(王权或皇权)依靠武力夺取了最大量的土地，成为最大的封建领主，集中地代表着整个封建阶级;

　　封建土地贵族从王权或比自己高一级的大封建主那里获得封臣封土，同时获授在该领地上的军权、司法权和行者权，成为超经济剥削的封建领主;

　　王权勾结、培植与利用罗马教会势力(神权)，使得教会成为占有西欧1/3土地的封建领主，并有权向全体教民(居民)收取什一税;

　　广大农业劳动者没有土地，不得不在领主的庄园里劳动并向封建领主纳租服役缴税，承受着封建神权、国王专权和贵族特权的三重超经济剥削和压迫。

　　神权、王权和贵族特权虽然在剥削和压迫农奴上一致，但又因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而矛盾重重，给了农奴和新兴资产阶级反抗封建斗争的可乘之机。

　　3) 普世价值反封建却与民众对立

　　一般认为，从西法兰克王国演变来的法国在十至十一世纪形成完善的农奴制，临近法国却以英吉利海峡和诺曼底相隔的英国，在十二世纪也形成完善的农奴制。从东法兰克王国演变来的德国则要更晚一些。农奴制度盛极而衰，自14至15世纪开始瓦解，其中法国最早，西欧其它各国的农奴制也先后瓦解。但东欧与俄罗斯农奴制的瓦解更晚，其中俄罗斯最晚，迟至1861年才在法律上废除农奴制、实质废除则更晚。

　　A. 普世价值从自由发芽

　　西欧农奴制在建成四、五百年后开始瓦解，与西周农奴制的周期相当，只不过前者伴随着有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达以及因此促成的农奴反抗斗争。

　　农奴解放和自由城市价值

　　有些封建主因为商品经济发达，而宁愿农民以赎金解除封建义务，或以货币地租代替劳役地租，来供他们享乐。有些农奴更以逃至新地垦荒，或者逃至自由城市进行反抗。有些封建主经营不善，不得不变卖土地或领地，农民的封建义务在多次转卖后往往逐渐减轻，等等。总之，越来越多的农奴转变为自由农(又分为佃农和自耕农两种)，到十五世纪末，西欧主要地区的大多数农奴已经变为自由农[61]。

　　商品交换的发达又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专业化的手工业农奴，开始从封建领主庄园逃至那些便于销售产品的城堡，或者交通便利的水路要道等地。这些地方随着人口的聚集和来往商人的增多，而逐渐形成工商业集中的城市。之所以称其“自由城市”，是因为这些城市在王权的支持之下，逐渐宣布原领主不得到此追捕农奴。例如圣托美尔城于1168年规定，农奴入城后，领主不得追捕;克劳彻斯特城于1227年获英王颁特许证，规定农奴在城市住满一年零一天就成为自由人。因此，有一本书这样写道：“城市的空气使得一个人自由”[62]。这样的城市，也逐渐吸引其他农奴纷纷逃来;而且一些旧式城市也开始吸引逃跑农奴，以增加城市人口、扩大工商业规模。

　　读者请注意：这种自由城市的“自由”，既是中世纪以来首次出现的、反对封建领主的斗争所获得的那种自由，也是在近代资产阶级普世价值中，首位关键词“自由”的先声!恰恰是这种城市里市民争取城市自治运动的斗争以及市民与王权的结盟，对抗了封建领主的割据，加速了西欧经济的发展并催生了资本主义。甚至可以说，正是逃跑到这些自由城市而获得自由的农奴们，促发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工场手工业和自由的价值

　　西欧在14至15世纪开始出现两种手工工场，并分别在16世纪获得完善：

　　à 分散的手工工场：这是在工场手工业初期、由商人来组织家庭手工生产者从事简单合作的形式。商人负责购进原料，并按一定顺序向分散的家庭手工业者提供原料或者半成品;在家庭手工业者完成加工后，商人向家庭手工业者支付劳动报酬，并收回半成品或成品，其中半成品再转向下一家庭;最后，商人要负责在市场上卖掉成品。这里商人所支付的“劳动报酬”本质上已是“工资”，因此家庭手工业者就成了最早的、仍然拥有手工工具的雇佣劳动者。

　　à 集中的手工工场：这是工场手工业的成熟形式。商人不仅供应手工业生产的原料，还要提供生产工具和大型作坊，并将手工业者集中于大型作坊，组织他们按照一定的工序和分工来进行生产活动，并支付给他们劳动报酬。这样的手工业劳动者就已经变成了真正的雇佣劳动者。

　　什么是“雇佣劳动者”?就是按照自由契约原则，“自由”地出卖劳动力以换取生活费用的手工业工人。商业、地产、金融也都围绕着工场手工业，根据自由契约原则运转起来。这种新式生产关系中的“自由”，实际是不平等的“自由”：

　　à 一方面是资本追逐利润的自由——它可以在工场手工业、商业、地产、金融等各个必要的领域“自由流动”，哪里利润高就流向哪里;

　　à 另一方面手工业劳动者只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因为这些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无任何其它“商品”可以进行“自由贸易”。

　　这样，工场手工业就使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分离，使资本和劳动力相对立，开始孕育着最初的资本主义——“自由”既是资本主义用作漂亮外衣，借以发芽、成长和壮大的诀窍，也是在资产阶级普世价值五连词中，永远排在第一位的关键词。

　　历史再向前发展，就是资产阶级领导人民与三大封建势力做斗争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及资产阶级“普世价值”从“自由”开始逐步发展、完善，进而统治甚至麻痹人民思想的过程。但因资本和劳动力相对立，资产阶级普世价值除了具有反抗封建势力、发展资本主义的革命性，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惧怕人民大众的保守性和局限性。

　　B. 反对罗马天主教神权

　　罗马天主教会与法兰克王国的交易，就是以神权支持王国的扩张、再获得后者的世俗权力支持，包括王国创始人克洛维于5世纪末率先洗礼、带领或迫使西欧新统治民族日耳曼人皈依天主教，包括丕平于8世纪中献土、首建罗马教皇国，包括罗马教皇为查理曼加冕、依靠后者维持教皇位置等等。到12世纪，罗马天主教会终于成为封建神权的国际中心，在西欧各国都占有大量耕地、占西欧地产的1/3，并且还向所有教徒征收大、小、“血”什一税。教会及罗马教皇还想进一步成为世俗世界的主宰。

　　罗马教会神权下觉醒

　　教会势力在教皇英诺森三世时代(1198～1216年)达于巅峰：坚称自己为“单一的完整的社会”，要在各国之内维持不受任何世俗权力约束的“国中国”;坚称教皇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教权高于一切，皇帝和国王也要臣属于教皇;坚称教皇有权批准帝位选举，有权主持帝王的忏悔，有权开除国王的教籍、解除人民对国王的臣服。

　　尤其是英诺森三世发动的第四次十字军远征，居然于1204年4月13日攻下了天主教的兄弟宗教东正教所在地、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纵火三昼夜将图书馆焚烧一光、大肆屠杀和掠夺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珠宝和铜像等等，罪行累累、恶名昭彰。教皇英诺森三世竟然反咬一口称这是“拜占廷人对基督教背教的天谴”!

　　毫无疑问，反封建必先反掉这个“国际封建中心”，于是有了14世纪文艺复兴。那时有大批拜占庭学者为躲避阿拉伯人的武装进攻而先后逃到意大利热那亚、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等自治城市，带来了大批古罗马、古希腊的文史书籍。资产阶级就以复兴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为借口，发展了与神学相对抗的人文主义精神，为现实幸福而乐观进取、奋斗。文艺复兴于15世纪后期传遍西欧各国，又于16世纪达于全盛，从文学艺术扩展至政治思想、自然科学等领域，促成了欧洲人的觉醒，将关注中心从神学转向人文，将关注重点从来世转向今生，在精神方面为资本主义的胜利开拓了道路。

　　宗教改革和人人平等

　　文艺复兴的全盛终于促发了宗教改革，最初是德国维登堡修道院副院长马丁·路德博士于1517年发表了《九十五条纲领》，向罗马教会自称的“全权代表上帝”权威宣战——这无异于提出了“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罗马教皇利奥十世发布开除路德教籍的敕令，但路德在农民、工人和中等阶级的支持下出席了教皇所委托的帝国会议，勇敢地抗辩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撼动了罗马教会的权威。

　　遗憾的是，路德仍然将德意志封建君主和贵族看做教会的保护者，而且将萨克森选侯(德国七大选帝侯之一)视作靠山。自1517年就追随路德宗教改革的神学博士闵采尔因此而与路德分道扬镳，坚持争取平等的广大农民、工人和平民也都抛弃了路德。闵采尔甚至认为《圣经》并非上帝唯一、无误的启示，而坚称上帝已经为世俗生活提供了教义、主张在尘世间实现人人平等，主张天国不在来世、而应该建于现世。至此普世价值的第二个关键词“平等”以“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差别”的真实进入主角。在闵采尔的鼓动下，德国爆发了1524至1525年的农民战争。但是，闵采尔平等思想是不可能被任何剥削阶级所接受的——连路德也坚决反对并将其视为死敌，因此各地农民起义在统治力量联合大围剿下先后失败，闵采尔本人也壮烈就义。

　　请读者注意，普世价值五连词的第二个关键词“平等”自路德时呼之欲出，但被闵采尔农民战争的结局证明是虚伪的，证明任何剥削阶级也不会給劳动者真正的平等。

　　C. 反对封建领主的特权

　　西欧封建主在其领地上分别拥有司法权和行政权，甚至军权，如同小国林立。新兴资产阶级为发展资本主义，当然主张消除封建割据。国王为强化王权，也希望消除封建割据，顺便统一民族国家、展开国际竞争，保护本国工商业、也好增加税收。因此，消除封建割据成为国王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共同目标。但是，这一目标不但遭到封建领主的反对，而且还有罗马教会居中作梗以及外国势力的武力干涉，因为统一的王权对罗马教会和外国势力都将是个威胁。自12世纪开始，法国这几种势力就封建割据的存留展开了长达三百多年的拉锯战。下面将这一过程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叙述，来看看这五种力量，如何为封建割据的去留进行复杂而漫长的斗争。

　　大封建主废除小领主割据

　　法兰西民族是凯尔特人·罗马人·日耳曼人的混血后裔，其民族语言则经历了俗拉丁语(可能混有凯尔特语因素)、罗曼语、法语的演变序列。到了12世纪，法国主流人群逐渐成为讲法语的法兰西民族，却又因沿袭西法兰克王国的封君封臣制而在遍地保留了封建割据的贵族领地。就以最著名的大封建领主诺曼底公爵为例：

　　诺曼底(Normandie)即二战中盟军的超大规模登陆战地点，地处法国西北角、隔着英吉利海峡与英国相对。日耳曼人的北欧分支诺曼人于公元9世纪初从海上侵入，于10世纪建诺曼底公国(“公爵领”)。诺曼底公爵威廉借口王位继承问题于1066年渡海征服英国，并加冕为英王，反而顺便将诺曼底带给了英国;后又因为复杂的继承关系转入了源于法国的金雀花家族，但仍属英国在法国内部的一个属领——这也是中国人看不懂的那种欧洲继承关系[63]。在与英国长期斗争之后，法王腓力二世于1204年宣布剥夺了英国在法国的所有领土，将诺曼底从英国、亦即金雀花家族手中夺回。

　　但早在法国夺回之前，诺曼底公爵领就于12世纪在公国内市民阶级支持之下，大力扶植城市、奖励工商、消除关卡、统一税制、发展经济，满足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在收归法国之后，诺曼底公爵领就不复存在。但其之前的公国管理办法被法国各大封建领主所仿效，佛兰德尔伯爵领、布卢瓦·香槟伯爵领、布列塔尼伯爵领、安茹伯爵领、阿基坦公爵领、图卢兹伯爵领和勃艮第公爵领等先后也都逐步废除了内部的小封建割据领地，使得法国只剩下王室和为数不多的大封建诸侯了。

　　经百年战争统一民族国家

　　长达116年的英法百年战争(1337年——1453年)使法国进一步消除封建割据，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这场战争的直接起因又是那奇怪的欧洲中世纪继承法，给了英国篡夺法国王位的新借口[64]。但究其深层原因，却是长期存在的英法两国对于法国内部英属领地归属的争议。这是人类历史上拖延最久的战争，又因为战场几乎全部都在法国领土之上，而给法国人民带来了难以想象的损失和痛苦。战争的结局是法国惨胜，有争议的或背叛的几块贵族领地(勃艮第、比卡第、鲁西永、布列塔尼、普罗旺斯)均并入法兰西版图，英国势力则被从欧洲大陆完全排挤出去。

　　这段著名战史比较复杂、且不值得赘述，但以下几点与历史的发展方向有关：

　　à 战争引爆了大规模农民起义，其中英国瓦特泰勒起义和法国扎克雷起义分别打击了本国的封建领主，促使农奴制走向衰落，为新生资本主义创造了条件。

　　à 战争中途，法国几乎亡国。法国能够最终取得胜利，主要是因为农民出身的圣女贞德，在民族大危机面前勇敢地率领法国人民和法国军队击退了英军。

　　à 但是，可耻的法国大臣和封建贵族不但曾在中途背叛民族，而且还在贞德率领军民击败英军后，因惧怕她声誉日益增高而蓄意谋害贞德，将她出卖给了英军，并任由敌人将她活活烧死。因此，百年战争留给法国人民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圣女贞德为民族而英勇抗敌、面对残敌而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

　　à 为筹集战争经费，法国国王(或摄政王)不得不答应了资产阶级发展工商业以及政治参与等多方面要求。资产阶级也因此支持了法王加强专制的努力。

　　总之，英法百年战争的史实证明，法国封建阶级在15世纪后半期已经走向腐朽和没落，而蒸蒸日上的农民阶级、平民阶级和资产阶级，才是法兰西民族的希望。

　　百年战争后，法王路易十一(1461～1483年)设计诱发了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与瑞士交战，再趁大胆查理阵亡时夺取了勃艮第公爵领，消除了法王统一的最强大对手。路易十一此后又兼并了其它一些贵族领地，为法国统一和君主专制奠定了基础。

　　胡格诺战争前后加强王权

　　法国依靠强大的王权与罗马教廷谈判，于1516年收回了国内各地主教的任免权以及国库收缴什一税的权力，这比路德在德国发布《九十五纲领》的宗教改革还早一年。

　　法国的商品经济、工场手工业以及海外贸易都发展得比较快，新兴资产阶级开始成为重要的阶级力量。法国推行公债、包税等措施，依靠资产阶级增强金融实力;甚至实行卖官制度，一方面增加财政收入、一方面拉拢资产阶级参政支持法国专政王权——新兴资产阶级不但向政府买官，而且还向破落贵族购买与爵位相连的产业和特权而跻身新贵族，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并支持强化专制王权和拓展海外殖民地。资产阶级从自身利益出发，在这时既不需要“民主”，更不会去争取抽象的民主。

　　除了不受罗马教廷节制的国教天主教之外，法国还出现了加尔文新教，当时被虐称为胡格诺教。法国在1562年至1594年间爆发了长达30多年的胡格诺战争，其表面上是法国天主教与胡格诺教之战，其实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南北贵族集团之战。北方以王室近亲吉斯家族贵族为主，组成“天主教神圣同盟”支持王室，南方以名义上支持胡格诺教的波旁家族贵族为主，在法国南部和西部组成联邦共和国，对抗中央政权。战争中各有胜负，但最后波旁家族的纳瓦拉国[65]国王亨利，一手靠战争、一手靠联姻而于1589年谋得了法国王位，称亨利四世，至此王权转入波旁家族手中。

　　巴黎地区人民因亨利四世信仰胡格诺教而不准他进城，他迅即改信天主教以进入巴黎正式就位，并颁布南特敕令，确认天主教为国教，但也给了胡格诺教以信仰自由，并允许双方参加宗教审判、各得其所。在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民力量，吓得贵族们团结在王室周围，使得王权进一步加强，更加有利于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这一趋势持续到波旁王朝走向腐朽，直到该王朝于整整200年后被法国大革命所推翻。

　　在法国统一国家、加强王权的漫长过程中，资产阶级始终支持“专制”，甚至从未呼吁“民主”。因为资产阶级心里明白：“民主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支持民主拟或支持专制，端看哪一种手段更加有利于资产阶级攫取利润——利润才是目的。

　　统一民族国家对于发展资本主义非常重要。德国(神圣罗马帝国)就没有这样幸运，其境内直到17世纪初仍有390个公国、侯国、宗教贵族领地、骑士领地以及自由邦、自由城市等等。这些贵族领主从1618年6月26日起爆发了三十年混战，使得日耳曼的经济倒退了将近200年，犹如回到了农奴制的封建时代，并使得皇权进一步削弱。直到18世纪，整个帝国又因两次王位继承战争而再次分裂为三百多个大小邦国，所谓神圣罗马皇帝徒有其名，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D. 推翻封建的专制王权

　　在掌控了天主教神权并打击和消灭了封建割据的贵族势力之后，法国在波旁王朝专制王权统治下整整渡过了200年，但又遭遇到最严重的危机。巴黎人民于1789年7月14日攻占了象征王朝专制的巴士底狱，以大革命推进了法国历史的进程，也给人类历史进程以巨大影响。全球34位国家首脑(27位来自第三世界)于1989年7月14日参加“攻占巴士底狱200周年”纪念庆典，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4000多名记者和300多万游客，成为人类史上前无古人的最大庆祝会!正如列宁在二十世纪的回顾：

　　“……整个十九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十九世纪在世界各个角落只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实行了，分别地实现了，做到了伟大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所创始的事情。”

　　大革命起因于国民议会

　　法国先因七年战争败于英国，又因参加美国独立战争使国债在1789年累计达45亿锂，仅仅年息就接近全年的财政收入，政府财政濒临破产，向全社会转嫁债务负担又造成恶性通货膨胀。适逢1788年春大旱灾，贫苦家庭的面包购买费竟然高达其收入的50%，至1789年更高达80%。王室却过着奢华生活，加重平民不堪忍受的负担。

　　为了渡过难关，法王路易十六在1789年5月召集三级会议[66]，企图循175年前的惯例向第三等级增加税赋以解决财政危机。当时，第一、第二等级总人数不过20多万，只占全国总人口的2-3%，但却占有全国土地的2/3，而且不承担任何纳税义务。第三等级不但要纳税，还要承担其他封建义务。因此在三级会议于5月5日召开时，第三等级立刻提出限制王权、实行改革的要求，并于6月毅然地将三级会议改为国民(制宪)议会。路易十六妄图用武力解散议会，巴黎人民于7月14日起义反击，全巴黎警钟长鸣，工人、手工业者、城市贫民纷纷涌上街头，夺取武器，发动武装起义并攻占了象征法国封建专制统治的巴士底狱——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标志。

　　各个城市纷纷仿效巴黎，武装夺取市政管理权，建立国民自卫军。农村到处都有农民攻打领主庄园，烧毁地契。人民自己组织起议会，来掌握大权。

　　法国大革命的关键事件

　　制宪议会于1789年8月26日通过了《人权宣言》，宣布“人们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以及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并于次年6月颁布法令废除亲王、世袭贵族、封爵头衔，重新划分政区、成立大理院、最高法院、建立陪审制度，没收教会财产，宣布实现政教分离、法国教会脱离罗马教皇而归国家管理。

　　在1790年国民议会上，雅各宾派领袖人物罗伯斯庇尔的演说将巴什的标语“自由、平等、博愛、或死亡[67]”改编为“自由、平等、博愛”。国民议会要求制订有色人种自由民权利的立法——这证明“博爱”的本意是各色人种都有天赋人权。但在继续修改《人权宣言》时，有色人种的人权因为法国海外殖民者代表的反对而无法列入。

　　至此，普世价值五连词中的前三个已明确出现，而在法国大革命整个过程中的各部宪法，则充分地展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和“宪政”，即五连词中的最后两个。

　　路易十六欲勾结外国力量、于1791年6月20日乔装出逃，被人民发现、抓回。

　　在大资产阶级与第一、二等级妥协后，制宪议会于1791年9月制定了“一切政权由全民产生”、三权分立的宪法，规定行政权属国王、立法权属立法会议，司法权属各级法院，并据此宪法于次年建立君主立宪政权，加剧了与广大人民的矛盾冲突。

　　法国大革命遭到普鲁士、奥地利联军的攻击，而且路易十六的王后、奥皇的妹妹玛丽·安东尼特还将军事机密泄露给了联军，使联军战胜法军并攻进法国领土。1792年7月11日，立法议会宣布祖国处于危急之中。雅各宾派领导了以“无套裤汉”为主体的巴黎人民反对君主立宪制，于8月10日攻占了国王的住宅杜伊勒里宫，拘禁了国王和王后;在排除了君主立宪派之后，所剩下的吉伦特派部长们开始掌握政权。吉伦特派组织了9月21日普选，成立了国民公会，并于次日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再于次年1月21日经过审判，宣判了路易十六及王后的叛国罪并处以死刑。

　　吉伦特派革命有功。但资产阶级忿激派及其追随民众，在1792年秋要求打击投机商、全面限定生活必需品价格、以恐怖手段打击敌人时，却遭吉伦特派下令镇压。

　　法国军队于1792年10月攻出国门。欧洲各反动政府包括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荷兰、萨丁尼亚、汉诺威和英国，于1793年2月组成七国反法同盟。吉伦特派因脱离人民而无力抵抗七国同盟，其前线将领迪穆里埃又在4月叛变投敌，巴黎人民于5月31日至6月2日发动第三次起义，推翻吉伦特派的统治，建立起雅各宾专政。

　　雅各宾派专政推进革命

　　雅各宾派于1793年6月3日至7月17日颁布了三个土地法令，使大批农民得到土地;于6月24日公布了法国第一部共和制的民主宪法(因战争而来不及实施);于7月改组并加强了作为临时政府机关的救国委员会，并将投机商人处决。

　　雅各宾派在中下层民众的支持之下，于1793年底至1794年初将外国干涉军全部赶出法国领土;同时平定了被推翻的吉伦特派在许多地区所煽动的武装叛乱。

　　但雅各宾派也犯下了很多错误，例如在1793年10月底把吉伦特派及其支持者斩首，包括布里索、罗兰夫人、科黛，以及将美国革命家托马斯·潘恩逮捕入狱。雅各宾派因过激和恐怖政策而走向内讧和分裂，未能守护住法国大革命的成果。

　　在反法同盟不断围剿法国革命、企图恢复波旁王朝之时，1794年7月27日发生的右派热月政变，成立了督政府，取消了革命恐怖政策和激进措施，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的正常统治。督政府里涌现出的一颗新星，拿破仑，于1799年11月9日发动雾月政变，先后建立了临时执政府和资产阶级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先后六次击败多国的反法同盟军，维护了资产阶级革命成果，还将大革命的影响推向整个欧洲大陆。

　　法国大革命和普世价值

　　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在评价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时，也曾以法国大革命相比较：

　　“……现代社会的国家领导人并不体现一种哲学思想。他们只是解决一些问题，诸如经济、社会、军事等等。法国人却认为毛泽东体现了一种哲学思想，并且努力地把它付诸行动。这正是我们对政治的认识。我们在1789年进行的大革命，正是为了一种哲学思想。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也正是使中国走向一种哲学，即给予中国人民最大的权力和最高的地位。”

　　德斯坦讲得多么清楚呀!毛泽东的哲学，就是无产阶级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1789年法国大革命所为之奋斗的哲学，就是西欧、尤其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们的“天赋人权”(《人权宣言》)，以及“主权在民”和“三权分立”(君主立宪的《1791年宪法》)，其社会实践顺序恰恰就是本开篇的普世价值五连词“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宪政”——在法国大革命一个花甲之后的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又及整个世界(列宁)：“十九世纪在世界各个角落只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实行了，分别地实现了，做到了伟大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所创始的事情”。

　　4) 普世价值在大革命中的局限性

　　毫无疑问，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及其为之奋斗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宪政”普世价值，在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神权、反抗专制王权和反抗贵族特权，争取发展资本主义的革命上升期，是革命的和进步的，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

　　尽管广大下层民众用鲜血和生命支持了革命，但资产阶级从封建阶级那里夺得了“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宪政”之后，根本就没打算将这美好的战利品与下层民众共享，证明资产阶级普世价值自革命上升期，就已表现出了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A. 自由分贵贱

　　“自由”既是普世价值的第一位关键词，也是资本主义从其萌芽期到法国大革命一贯用于反抗封建统治的第一诉求。但认真分析就知道，这是贵贱有别的“自由”：

　　à 一方面是资本追逐利润的自由——它可以在工场手工业、商业、地产、金融等各个必要的领域“自由流动”，哪里利润高就流向哪里;

　　à 另一方面手工业劳动者只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因为这些劳动者除自己的劳动力之外，无任何其它“商品”可以进行“自由贸易”。

　　马克思在146年前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时就证明了，这永远都只是资本剥削劳动剩余价值的“自由”，工人在私有制下却没有不被剥削的自由。今日普世精英们仍在喋喋不休地推销私有制的各种自由，但无论如何打扮，都是要剥削劳动的剩余价值。

　　B. 贫富不平等

　　“平等”既是普世价值的第二位关键词，也是法国大革命的第二项诉求。“平等”口号曾经鼓舞巴黎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在大革命中发动过三次武装起义，每一次都在最危机时刻挽救并推进了革命。即使在统一法国的百年战争时期，也曾有过两次农民大起义来帮助打败封建势力。尤其是英国入侵、法军溃败、祖国危机之时，农民出身的圣女贞德挺身而出，率领军民击退英军而挽救了法兰西。那些买官入王庭的资产阶级分子们都去了哪里?他们为何容忍出卖民族女英雄、令其被敌人活活烧死?

　　《1791年宪法》既已宣布要“坚定地废除损害自由和权利平等的制度”，就应该給这些穷人以平等权利。但它所规定的选举法却根据公民的直接纳税额、即财产多寡来确定选举权，实际是在贫富不均的社会里“依法”剥夺穷人的平等权利!这也是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初期宪法的通病，即根据财产多寡确定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这条后来被逐步取消，只是因为资产阶级找到了更加“光彩”的控制办法，那就是用程序法将选举搞成比拼广告费和竞选经费、使穷人无法企及的活动，结果只有资本财团(即“金主”)所支持的人，才有可能成为候选人。因此“竞选”成功者，只可能是金主预选出的资本利益和资本制度的维护者。

　　除了选举之外，这种贫富权利不平等的现象，利用各种明显的或隐蔽的机制而普遍地存在于立法、司法、媒体霸权和一切人们追求平等权利的领域。这种普遍贫富不平等的现象，在紧随大革命之后的法国，尤其是在第一帝国、波旁王朝复辟、七月金融王朝、第二帝国等等大资产阶级专政时期就越发严重了。就整个世界而言，在众多领域的贫富不平等，只能使得涵盖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越来越贫富不均。

　　C. 人权无博爱

　　本节开头曾经引述，在1790年继续修改《人权宣言》时，国民议会要求制订有关有色人种自由民权利的立法，但却因遭到法国海外殖民者代表的反对而无法写入宣言。这足以证明，资产阶级的抽象“人权”并不像其响亮口号的外表那样“博爱”。

　　与法国大革命同期，法国海外殖民地海地也爆发了黑人奴隶和黑白混血民的大起义，其根本原因恰恰就是“有色人种”没有任何人权保障!当时岛上的殖民军队因无力镇压而请求法国派遣大军，雅各宾派不但反对派兵去镇压，而且在获得执政权后，反而派军队去海地宣传“自由平等博爱”。这支军队因为遭到殖民军的反对，只能与黑人起义军并肩战斗，推翻了殖民统治——“自由平等博爱”被雅各宾派遣军最真诚地实现了，而且成为资产阶级普世价值的短暂巅峰，那是资产阶级到了后来再也不曾达到的巅峰——这只要回想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侵华的历史，就什么都明白了!

　　故事还没有完：在海地于1801年宣布独立之后，拿破仑执政府迅即派出3.5万大军去镇压只有50万人口的独立国家海地。但是海地人民奋起抵抗，全歼拿破仑派遣军，居然使之无一人生还——这无疑又暴露了资产阶级“博爱和人权”的虚伪性。

　　比法国大革命早13年的美国独立战争也是一场资产阶级大革命，但仍然保留了无任何“博爱”可言的黑奴制度。到了75年后的南北战争结束之时，美国黑人才得到法律形式上的“自由平等”。但美国有些州、市并未消除严重的种族隔离遗存，直到内战结束后再100年，仍然常有严重的种族冲突和暴乱——甚至到了今天还偶尔出现。

　　毛主席的以下语录，用来结束本段最为恰当：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

　　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论》

　　D. 民主是手段

　　时下普世精英最得意之事，莫过于咒骂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专制、不民主”了。但他们忘记了、或者有意掩盖了，法国资产阶级在其上升时期，为对抗封建贵族割据、发展资本主义，宁可在几百年间坚定地支持封建专制王权，包括自12世纪就支持诺曼底公爵统一公爵领的一系列措施，法国从英国手中夺回诺曼底公爵领并将其统属于王室的斗争，收回并统一英国在法国属领的英法百年战争，统一南北诸侯以进一步加强王权的30年胡格诺战争，以及波旁王朝200年来依靠专制王权发展资本主义的举措。因为法国资产阶级要比普世精英们更加懂得毛主席所指出的真理：

　　“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

　　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什么才是资产阶级的目的?让资本攫取尽量多的利润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使用“民主”手段还是“专制”手段，全看哪一种手段能帮他们获取更高额的利润。

　　经历了反封建斗争的人类社会，当然更愿意听“民主”的口号。因此资产阶级总是将“民主”挂在口头，但在私有制的资本主义法律之下，贫富之间是不可能有平等权利的，这样的“民主”也就只能使得国家和世界变得越来越贫富不均!

　　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新中国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人民民主的，所以毛主席在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时就指出：

　　“我们的宪法是新的社会主义类型，不同于资产阶级类型。……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的原则贯串在我们整个宪法中。”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就宪法草案发表讲话》

　　E. 宪政钱做主

　　我们再回到《1791年宪法》：那里明确了资产阶级宪政的核心，即“主权在民”和“三权分立”。但如“B.贫富无平等”那段基于史实的论述，私有制下“没钱就没有平等权利”，穷人当然就不可能赢得一人一票的选举，无法赢得议会选举、无法赢得总统选举、也无法赢得法官选举——分立的“三权”就通通落到了资本的手中，结果必然是主权在“钱”而不在“民”，哪里会像资产阶级普世价值唱得那么好听!

　　在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时，毛主席参阅了苏联的宪法，以及英、法、美等国的资本主义宪法，尤其是法国宪法各演变版本，并据以指出资产阶级宪法的欺骗性：

　　“……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但是，现在资产阶级的宪法完全是不好的，是坏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宪法尤其是欺骗和压迫多数人的。”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就宪法草案发表讲话》

　　普世价值的民主、宪政是资产阶级的奢侈品。广大劳动人民只能享受不必花钱又成本最低的民主权利和参与权利，而在人类史上只有无产阶级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只有中国的1975年宪法，才首次给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这样的民主。

　　普世价值的结论

　　à 首先，西方普世价值自兴起之日起，就是反对西方封建贵族特权、国王皇帝专制和罗马教廷神权三大封建势力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资产阶级在逐渐形成这一意识形态的初期，确实表现出争取资本主义自由生存空间的进步性。尤其是资产阶级中那些人民性比较强的派别，都曾英勇地领导本国、本民族的中下层人民，在反抗和铲除封建势力的群众运动中赢得了巨大的成功。

　　à 其次，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又几乎都被大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化的贵族以及金融资产阶级等夺入手中。上层资产阶级全部依靠私有财产和几千年私有制意识形态的威力，将曾经做出流血牺牲的中下层人民打了下去。在建成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之后，“普世价值”迅即趋于保守，资产阶级就开始用这样的意识形态来欺骗工人和劳动人民、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了。

　　à 最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能指望的“自由”，绝对不超过被雇佣、被剥削的自由——因为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上，除了可以出卖的劳动力之外，他们一无所有。正如毛主席在1957年所明确指出的：

　　“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

　　总之，资产阶级普世价值既然还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既然仍然在为私有制服务，那它从第一天就势必要表现出巨大的局限性，并势将走向保守、势将走向腐朽、势将走向反动，并最终被最广泛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大众的自由民主所替代。

　　在二十世纪的两次世家大战中，以及在二战后六、七十年间从未休止的局部战争和武力威胁中，西方资产阶级普世价值的欺骗性和腐朽性早已暴露无余。但普世价值当前仍有一处令人迷惑，那就是为何欧美国家既“能”自由民主、又能经济发达?为何第三世界国家既无自由民主、又无经济发达?这就要根据“三个世界划分”来做深入分析。这与中国近现代革命问题高度重叠，因此留待本章第4、5节顺便讨论。鉴于开篇的篇幅限制，西方普世价值作为意识形态、包括其在哲学各个方面的影响，也将留在第二篇章《辩证唯物世界观》及第六篇章《意识形态必作怪》再做详细讨论。

　　4. 中国民主革命的意识形态斗争

　　中国的民主革命发生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其在五四运动之前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由民族资产阶级的领袖孙中山先生领导。在纪念孙中山九十冥诞时，毛主席高度评价了他的丰功伟绩并将其与社会主义革命相联系：

　　“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

　　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

　　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

　　…………

　　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

　　《纪念孙中山先生》，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1) 旧三民主义和辛亥革命失败

　　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孙中山就上书李鸿章，试探能否“改革”清朝。孙中山很快判断，只能用革命来推翻这腐朽的封建王朝，并于1894年11月(甲午战争爆发三个月、清海陆军已失利)赴檀香山募款组织兴中会，首提“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口号。兴中会曾经组织过多次反清武装起义，但均遭失败。

　　A.孙中山首提三民主义

　　孙中山代表兴中会联合华兴会和光复会，于1905年在日本东京组建中国同盟会，担任总理并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即旧三民主义革命纲领。同盟会创办《民报》，与梁启超、康有为等改良保皇派激烈论战，呼唤反清革命、集聚革命力量，并在国内组织和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但同样都归于失败。

　　孙中山积极在海外华侨中发展革命组织，并借以筹措武装起义经费。在兴中会与同盟会先后组织和发动了十几次失败的起义之后，武昌起义终于在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八月十九日)取得成功，各省热烈响应，结束了中国长达三千年的封建王朝更替。孙中山被17省代表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职，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再于月底组建了临时参议院。

　　孙中山先生在《致苏俄遗书》中明确了实行三大革命政策、坚持反帝爱国事业的坚定信念，并表示“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B.三民主义的思想来源

　　孙中山在组建同盟会时所提出的旧三民主义，虽然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但其表现形式和实质内容均与西方普世价值有别。孙中山明确说其民权主义源自欧美：

　　“我们在中国革命，决定采用民权制度，一则为顺应世界之潮流，二则为缩短国内之战争。……我们宣传革命主义，不但是要推翻满清，并且要建设共和”

　　“中国的革命思潮是发源于欧美，平等自由的学说也是由欧美传进来的。”

　　但民族主义、甚至民生主义，则源自孙中山本人的“太平天国”情结[68]：

　　孙中山青年时常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周围人亦“皆以洪秀全呼之。”

　　孙中山称太平天国为“民族大革命”、“老革命党”，称太平天国领袖们为“民族英雄”，“常常谈起洪秀全，称为反清第一英雄，很可惜他没有成功。”

　　C.资产阶级的软弱局限

　　但中国资产阶级既势单力薄、又不善于组织和发动工农民众，因而无法抗衡袁世凯和北洋军阀集团。孙中山遂不得不于2月13日辞职，以临时大总统位置换取袁世凯遵守临时约法的承诺。袁世凯与李鸿章同为靠洋务运动起家的官僚资产阶级代表。他在戊戌变法时就曾投靠慈禧后党、出卖康、梁、谭等变法党人。在骗取临时大总统职位之后，袁世凯耍尽阴谋诡计、甚至谋杀中国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孙中山不得不发动二次革命、起兵伐袁，但旋即失败。袁世凯称帝败亡后，孙中山于1917年回国，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并组织护法政府、当选大元帅，誓师北伐但不果。他于1920年回广州并于次年就任非常大总统，却遭军阀陈炯明身后叛变，被迫于1922年退居上海。

　　2)五四运动开启了新民主主义

　　十月革命和一战结束后，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广大学生、工人、市民和商界的爱国、反帝、反封建热情高涨，马克思主义也开始在中国传播，中国共产党建立。

　　十月革命也使孙中山认识到，苏俄革命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充分地发动了工农大众。他向列宁祝贺，后来获共产国际的支持，因此下决心走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之路。

　　A.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

　　袁世凯倒行逆施、尊孔复古，1913年6月发表“尊孔令”，1914年发布《祭圣告令》，鼓吹“圣道”、“齐家、治国、平天下”、“本于修身”，1915年紧锣密鼓筹备复辟帝制，证明辛亥革命并未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中国知识界认识到，必须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反封建斗争，以陈独秀于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更名《新青年》)，大力抨击尊孔复古，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五四之前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为激进民主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举起了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团结了一批知识分子。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的代表人物还有对文学革命作出最大贡献的胡适。

　　新文化运动集中向孔孟之道和封建礼教开火，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战斗口号，主张男女平等、个性解放，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反封建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

　　鲁迅于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这篇最坚决反对封建礼教的小说，指斥封建“仁义道德”的后面都是“吃人”二字，“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中国2000多年来的封建历史就是这种吃人的历史，“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帝国主义因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无暇东顾，中国的资本主义获得了发展的机会，资产阶级开始壮大。新文化运动在其初期还仅限于文人圈子，在政界、商业和工农中的影响都不大，但它又通过学生影响了五四运动，并成为其先导。

　　五四运动的发展过程

　　五四运动起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于1919年1月举行的“巴黎和会”。中国作为战胜国而参会，但巴黎和会拒绝了中国代表归还德国所占山东权益的正当要求，居然要将其转让日本。消息传来，北京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要求北洋政府坚持国家主权。但北洋政府居然也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准备在和会上签字，引爆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民众爱国运动。运动发起的标志是北京高校3000多名学生代表于1919年5月4日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喊出了“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益”、“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等反帝爱国口号。在“火烧赵家楼”之后，大批学生遭到军警逮捕，但获得各界人士的关注和支持。

　　运动继续发展：北京学生于6月3日走上街头、展开大规模宣传，但3、4两日遭军警逮捕近千人，引发了上海工人6月5日大罢工，有各大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两万多工人参加;6日、7日、9日蔓延至上海的更多行业，罢工工人约有六、七万人。这又进一步引发了京汉铁路、京奉铁路、九江工人等工人大罢工：

　　——请注意：相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中国工人阶级能够这样早就以如此大的规模，在全国范围之内独立地走上政治舞台，这是在西方国家所不曾出现过的。

　　工人罢工次日，上海成立各界联合会，成功地发动了三罢运动(罢工、罢课、罢市)并延烧至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在全国人民爱国运动的浪潮下，北洋军阀政府总统徐世昌被迫辞职，中国代表团拒绝出席巴黎和约1919年6月28日的签字仪式。

　　辛亥革命治不了袁世凯，但五四运动制服了徐世昌——这是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了反帝、反封建的伟大胜利，其思想深度和激烈程度均非辛亥革命可以比拟!

　　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半年，李大钊就于1918年11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五四运动于6月28日取得胜利，三周之后(7月20日)就发生了本开篇第一章第2节所回顾的李大钊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实则世界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之争：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到底要靠哪个主义取胜、靠哪个阶级来领导?新中国的建立已经给出了答案。

　　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之后，全国出现了三、四百个进步社团，其中尤其包括北京的“工读互助团”(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王光祈);湖南的“文化书社”(毛泽东、易礼容、郭璜)和“俄罗斯研究会”(毛泽东、何叔衡);湖北的“利群书社”(恽代英、林育南、林育英即张浩、萧楚女)和“共存社”(恽代英、林育南);以及天津的“觉悟社”(周恩来、马骏、郭隆真、刘清扬、邓颖超)等。

　　这些进步社团的骨干们，大多数都在后来接受了马列主义、参加了革命，很多甚至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因此在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并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创造了条件。这使得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在中国与封建阶级意识形态做斗争的，既有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也有中国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更有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显然，在与大众社会实践相结合方面，中国无产阶级已经走在中国资产阶级的前面了!

　　再看看其它民族独立国家的道路：例如，英属印度解体后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分别都前进到了哪里?奥斯曼帝国解体后的土耳其以及其曾经统治过的西亚各国、巴尔干各国、地中海南岸各国、红海两岸各国又分别都去到了哪里?这些国家的旧有封建意识形态，恐怕还远远不及孔孟之道这样顽固吧，但这样横向一比较就明白了：五四运动及其对中国工人运动的促进、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促进，实在是中华民族的大幸——不然的话，中国恐怕至今仍然深陷于孔孟之道而无法自拔呢。

　　B.国共合作和新三民主义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后屡屡受挫，现在正在为民主革命另寻道路和新生力量。

　　新三民主义的阐释

　　广大学生、工人、市民和各阶层人民，在五四运动中迸发出高度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热情。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工农运动也越发高涨，这些都给了孙中山新的希望。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人支持孙中山在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其《宣言》对三民主义做出了新解释：

　　新民权主义强调国家政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即其人民性和群众性。

　　新民族主义强调“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新民生主义“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并具体主张：

　　à “农民之缺乏土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

　　à “……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以及

　　à “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

　　新三民主义明确反帝、反封建，明确地批判传统的资本主义，成为国共合作的基础。这不但大大地超越了欧美自由资本主义，而且也与西方普世价值拉开了距离。

　　资产阶级的两面性

　　国共合作必然存在谁来领导谁、或者谁来影响谁的问题。显然，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革命资历悠久、影响和声望都要大得多，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也因此判断共产党应该多迁就国民党。这一矛盾开始时还不突出，本开篇第二章第1节也曾引用毛泽东支持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与西式自由主义派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史实。但在孙中山于1925年3月去世之后，国民党内左右两派斗争激烈，甚至在8月发生了暗杀廖仲恺的严重事件。毛泽东自1925年10月起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并在12月1日发表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现在看来，毛泽东那时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比共产国际领导人和中共党内的其他领导人都要清醒得多：

　　“……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

　　根据毛泽东这一阶级分析，无产阶级绝对不能做资产阶级的尾巴，中国共产党必须超越中国国民党而独立地放手发动工农运动。但十分可惜，共产国际只是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才看到这一点，而陈独秀居然在此前后仍然执迷不悟，竟然与汪精卫共同声明称国民党“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他还特别反对工农运动的“过火”行为，坚持工农运动只搞经济斗争、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等等[69]。

　　那时还只有毛泽东，根据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明确地提出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任务。

　　农民革命建立奇勋

　　还在蒋介石叛变之前，毛泽东就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肯定农民运动所成就的反帝反封建“奇勋”，这显然超越了共产国际和当时中共的所有领导人：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5日

　　连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克伦威尔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雅各宾派都知道，只有充分发动工人、农民参加革命，才有可能将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但中国的资产阶级就是害怕工农运动，因此中国的民主革命，只能由马克思主义所武装的共产党人来领导。这也决定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必然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潮流的组成部分。

　　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这些崭新的因素，决定了其文化革命具有相应的崭新内容。

　　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但包括军事上的、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斗争，还必须有以共产主义思想为导向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在这方面，毛泽东比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都要更加自觉、更有办法，而且领导得更有成效。

　　从领导秋收起义、三湾改编、井冈山斗争开始，毛泽东就特别注意红军的文化建设。那时诞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得中国工农红军区别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军队，也使得红军的后代，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中国人民志愿军所向披靡。

　　从井冈山根据地到瑞金中央苏区，从圣地延安到各抗日根据地、各解放区，毛主席特别注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建设。他从不忘记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兴办各式各样的学校来提高指战人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文化水平。毛主席办过的学校从识字班、扫盲班、读报组，到工人夜校(1917年)、自修大学(1921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从红军大学(1933年)和抗日军政大学(1936年)、陕北公学(1937)，到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和延安马列学院(1938年)等等。在所有的中共领导人中，毛主席是兴办学校最多、最积极、最有成效的，也是考虑最深远、影响最大的，因为毛主席最清楚、而且也只有毛主席这样清楚：无产阶级新文化建设是中国革命成功并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关键。

　　再举一个例子，那就是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于1931年11月7日成立的当月，毛主席就领导制定并且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废除封建婚姻的法律，在三年后又经修改完善，成为新中国婚姻法的雏型。

　　本小节只就文化纲领、全党整风、文艺座谈会三项回顾这一时期的文化革命。

　　A.毛主席论新民主主义文化

　　《新民主主义论》是毛主席1940年1月9日的演讲稿，原标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证明毛主席是在总结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革命经验之后，还要专门论证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及其纲领的。

　　让我们从毛主席这一经典著作中选择有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论述(第十一节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以及第十五节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重新学习和体会其中那颠扑不破的真理，同时也来对照现实，向那些随意篡改毛泽东思想的恶劣行为作斗争。(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增加了分段、标题和适量的下划线，但建议读者查阅原著)

　　新文化与旧文化的生死斗争

　　“……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渐改变了性质，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同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和发展着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而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

　　“……这些旧东西是由两部分合成的，一部分是中国自己的半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另一部分是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而以后者为盟主。所有这些，都是坏东西，都是应该彻底破坏的。中国社会的新旧斗争，就是人民大众(各革命阶级)的新势力和帝国主义及封建阶级的旧势力之间的斗争。这种新旧斗争，即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时间，从鸦片战争算起，已经整整一百年了;从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差不多三十年了。”

　　“在‘五四’以前，……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

　　毛主席讲得这样透彻明了，使得任何进一步的解释都显得多余了。但对照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及近30年来的诸多变化，《新民主主义论》的这些论述又使我们想起了毛主席在晚年所提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以及他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第一轮实践：这就是社会主义阶段不可避免的新旧文化生死之争呀!

　　鲁迅的方向即新文化的方向

　　“……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即在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上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在这里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联系，是非常之显然的。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

　　“(这支生力军)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新民主主义论》发表时，鲁迅已经去世四年多了。因此，毛主席的上述名句当属给鲁迅先生盖棺定论。这一高度评价，被中国党和人民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大规模社会实践进一步证明：旗手、主将，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新民主主义的三项文化革命

　　“……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

　　a.民族的文化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

　　“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

　　“……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b.科学的文化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c.大众的文化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

　　“……一切进步的文化工，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保障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为建立新中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最近上映的十二集新闻纪录片《不能忘却的伟大胜利》，根据尚健在的志愿军指战员们的生动回忆，再现了中国人民那场抗美援朝立国之战，其中记述了志愿军五十军勇战联合国军的大量可歌可泣英雄事迹。但这五十军的前身，就是辽沈战役中起义的前国民党第六十军——为什么在解放军面前不堪一击，而转到共产党领导之下就能打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立下奇勋呢?

　　国民党前第六十军并非国军主力，在曾泽生将军率领下于1948年起义。后改编解放军第五十军，于1949年南下参加解放战争，进入鄂、川作战，在歼敌两万多人之后，又整编了蒋介石嫡系陈克非的第二十兵团，收编了袍哥舵把子的“挺进军”，屡立奇功。1950年10月，五十军参加抗美援朝，在冰天雪地中英勇作战，歼灭英军第二十九旅皇家来复枪第五十七团一部等。同时，五十军一个营还作为全军前卫直插汉城，率先攻占汉城。这些彪炳军功，堪称奇迹。

　　高戈里著《心路沧桑》揭示了国民党第六十军被改编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的艰难、曲折、脱胎换骨改造过程。王火于2004年05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书评，同时还提到：“据统计，那时期，我军共接收改编国民党部队一百七十七万人。当年这一百多万蒋军官兵是如何消化改造的?我军怎么会有这么强的组织、改造能力?说：‘对昔日的战场对手，派去一名指导员，就能改造百十人的一个连;派去几百人的工作团，就能改造几万人的一个军或一个兵团。’”

　　这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伟大胜利!

　　本小节以下简要回顾这场文化革命中的两件事，一是领导干部和全党的整风运动，二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我们这样选材，是因为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在文化革命中至关重要，而且这两部分人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再次成为主角——可惜的是，很多人至今尚未认识到后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意义。

　　B.延安整风的文化革命意义

　　延安整风众所周知：先是在1941年5月到1942年2月，毛主席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三次报告，然后就先高层、后全党地“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反驳对延安整风的几种异议评价

　　改开以来，出现了几种对延安整风有失偏颇的甚至是错误的评价，例如：

　　a.善意的“摆脱共产国际”论者们

　　这类论者只强调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时有过一系列错误，而不认真讨论、甚至根本不承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长期地存在着政治路线问题——他们完全忘记了，外因正是通过这样的内因才起作用的。

　　b.党内权力斗争论者们编造谣言说

　　这类人放谣言说，延安整风是毛泽东联合刘少奇打击张闻天并且“整”了很多其他领导人的运动。这纯属无稽之谈：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长期地存在的政治路线问题一直没有在思想上清算，才需要这样一场整风运动。而且史实证明：如果不开展这场延安整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根本就不可能胜利!

　　c.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夸大局部错误

　　这类观点无限地夸大延安整风中的局部错误，例如“抢救运动”，以此来掩盖“旧民主主义文化的腐朽和失败”，以便从根本上反对“以共产主义思想为导向的，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他们的评价当然站不住脚，而且说到底：没有这场从高层领导推广至全党的整风运动，共产党就无法领导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无法领导建立新中国。

　　清算“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共产国际的指导者(主要是斯大林、布哈林、季米特洛夫、米夫)以及三人团中的李德，都只能算作外因——而且共产国际还做了很多有益于中国革命的好事。错误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自己犯的。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只是在先丢失中央苏区、继而又在湘江战役中折损过半，才觉悟到了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站到了毛泽东一方。但即使如此，也挡不住一些领导人在1937年12月会议上又犯类似的错误，只不过这次是听信共产国际、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推行“一切听从老蒋”的右倾错误，而且这一政治错误还影响到皖南事变和百团大战的军事错误——这些都证明中共领导对以往的政治路线错误缺乏认识和批判。

　　为了进行纠正政治路线错误的教育，毛主席早就组织力量，为党内高层领导人员编辑了《六大以来》：先汇集了1928年6月中共六大[70]以来的历史文献519篇约280多万字;再按照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军事问题、锄奸问题等八个专题精选了86篇重要文献，反映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发展、危害及其被纠正的过程。

　　胡乔木这样回忆延安整风：“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毛主席也说过：“同志们读了(《六大以来》)之后恍然大悟”。

　　路线错误的根源是中国旧有文化

　　与毛主席1925年所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相比，共产国际不但远远不能深入理解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现状的特殊性，而且对《共产党宣言》中的“农民”与中国革命中的农民有着本质区别，也浑然不知。可是中共的大多数领导人，为什么不能努力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反而将共产国际全部指示都视为圣旨呢?

　　其实中共领导人(除向忠发等叛徒之外)，都是早就选定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并准备好随时为中国革命献身的人。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已经克服了中国旧文化的影响，不等于他们都树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因为传统文化对整个社会、以及对每一个人的影响都太根深蒂固了，大家因受孔孟之道“天地君亲师”的影响，而将共产国际领导者置于“君师”位，却不敢像毛主席那样独立地探索和追求真理。

　　担任党的领导人，就更要坚持改造世界观，否则就无法克服唯心主义、无法克服主观主义，就必然会犯教条主义和政治路线错误——这就是为什么延安整风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放在了第一位。其它两项整风目标，“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显然更是针对中国旧传统文化的影响而设定的。

　　改造世界观对任何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都是长期的、艰巨的、终生的任务。毛主席即使对自己也是这样严格要求的，正如他早在《实践论》中就已指出的：

　　“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

　　有人指责文化大革命“整人”、“整老干部”。其实文化大革命的主流(主流!)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老干部当然也要教育自己，特别是要在大规模社会实践中正确对待群众、接受群众的教育。在改开全盘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之后，“高贵的”新老干部们，就再也不怕“卑贱的”劳动群众了，当然也就丢掉了群众路线的良好习惯、因而实际上停止了世界观的改造——看看现在的新老干部们：他们还有多大比例在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呢?还有多大比例大体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呢?如果新老干部们大都放弃了无产阶级世界观，那么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还能有什么保障吗?

　　C.延安文艺座谈与知识分子

　　与新老干部类似的，革命知识分子也必须接受群众教育、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

　　在延安整风过程中有个文艺座谈会，毛主席在座谈会开始时和结束时都发表了重要的讲话，其中特别讲到了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的问题，而且是从新民主主义文化中的“大众化”谈起的(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分了两段，并添加了一些下划线)：

　　“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言》，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

　　毛主席还特别讲了他自己改造世界观的生动实例：

　　“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言》，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

　　毛主席讲述了他本人在工农兵中间改造自己世界观的过程，语言如此生动而简明，使得任何一句解释又都变成多余的了。但是，任何希望为祖国、为民族和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任何希望做出贡献的知识分子，都必须经过这样一个“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的过程——这条真理适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适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知识分子，也适用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分子：大批知识分子曾经沿着这个方向前进，培养起了真挚的工农阶级感情，坚持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并因此而作出了诸多贡献。

　　这条真理同样适用于改革开放时期的知识分子。改革开放以来，领导人将知识分子们“不区分世界观”地捧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大多数人也都曾对这顶高帽[71]欢呼雀跃。但是多数、甚至大多数知识分子，自那之后就都放弃了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方向，当然也就放弃了“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的过程。很多知识分子即使曾经培养过“工农阶级感情”，后来也因长期生活于知识分子小圈子而不再关心工农在改开后的处境了。现在给知识分子再戴上“无产阶级的一部分”的高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不稀罕了，甚至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以那顶高帽为耻了。

　　5. 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和一般意义

　　中国革命就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党章和宪法都是这样写的，而且习近平总书记也在正式场合讲过：“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谁若是丢掉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那他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

　　1) 科学社会主义从西欧诞生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2月发表《共产党宣言》时所宣布的有关共产主义的原则，而不是其它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说教。

　　A.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工作，为什么是在西欧而不是世界上其它的地方呢?这首先是因为西欧在农奴制衰落之后率先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第一次产业革命之后又率先出现了两相对立的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一方面使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获得空前发展，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空前激烈，爆发了法国里昂丝织工人起义、德意志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和英国的宪章运动，工人阶级独立地登上了历史舞台(以前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参加资产阶级革命)——这就是西欧率先出现的阶级基础。另一个必要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所借鉴的那部分人类知识宝库(法国空社会主义、英国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恰好也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走向成熟，为马克思主义准备了理论沃土。

　　科学社会主义有两个理论基础，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即必须以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人类社会的历史并揭示其发展规律;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的剩余价值规律，即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的“自由市场经济”之中，资本(或其化身资本家)必将不断地剥削劳动(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并持续使用部分剩余价值来扩大资本——这种市场经济越是发达，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对立就越是严重，最终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以及在全球范围建成共产主义——无产阶级解放了全人类，当然也就最后解放了无产阶级自己。

　　B.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内容

　　a.必须依靠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激烈斗争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b.必须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c.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向着共产主义过渡：全世界无产者只有联合起来、达到消灭一切阶级的共产主义，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

　　西欧所率先具备的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那两个必要条件，必然具有西欧的特殊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从这些特殊的条件中，科学地抽象出一般性的真理，即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规律，而这些理论基础则是已经不受“西欧的特殊性”限制的普遍真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然后在这种一般性真理的基础之上，又创立了完全不受“西欧特殊性”限制的科学社会主义普遍真理：以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激烈斗争来废除雇佣劳动制度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向着全世界一体的共产主义的过渡——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西欧特殊的阶级基础和理论沃土之上，确立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à 马克思并没有预言在什么时间、在哪一国度率先建成科学社会主义;

　　à 但在马克思去世34年之后，列宁成功地领导了十月革命，在落后的俄国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西欧，成功地建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à 再过三十年，八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东欧、而不是西欧建成了;

　　à 尤其是以中国为首的几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也于同期在亚洲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并首次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阵营;

　　à 再过十多年，社会主义阵营又扩展到了中美洲的古巴——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几个拉丁美洲国家又兴起了左翼社会主义运动。

　　这些史实足以证明科学社会主义具有普遍的真理性。

　　C.科学社会主义能否坚持

　　有人说，社会主义现在“不行了”——社会主义确实处于低潮。中国的社会主义当前的确处于低潮，理论上和实践上均出现了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背离：

　　在理论上的背离

　　中国的某些领导人，一方面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现在居然连阶级和阶级斗争都不敢提了;另一方面还无视剩余价值规律，以各种各样的“理论”和文艺作品来美化“企业家”，现在居然连“资本家”、“剥削”这样的词都不敢提了。

　　在实践上的背离

　　新中国早在1956年就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废除了雇佣劳动制，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但改开以来背道而驰，根据国家发改委干部俞卫国所引用的《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

　　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按照工业总产值计算已经占到72.3%;若按照雇佣员工数目计算则已占到75.3%，即使所余24.7%的“公有制”员工，其实也都按照雇佣劳动制签约。显然，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又都死灰复燃了。

　　因此，无论从理论基础来看、还是从社会实践来看，人民大众都有权追究：这样的改开不就是丢掉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吗?不就是在搞修正主义之吗?至于《共产党宣言》要求的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修正主义者们就更加拒绝实行了。相反，他们还要利用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鸣锣开道，加速推行其修正主义路线。

　　这也没有什么可怕。即使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也曾遭到波旁王朝、七月王朝、路易·波拿巴帝国等多次复辟，甚至遭到过奥地利、普鲁士和沙俄三大封建帝国“神圣同盟”的30多年围剿——但这一切改变不了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的历史规律。同样道理，作为推翻一切私有制、与一切剥削阶级传统观念决裂的社会制度，科学社会主义就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多次反复。马列毛主义者和广大人民群众，将以这种反复作为反面教材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以更成熟的斗争来赢得科学社会主义的回归。

　　即使再有多少轮反复，也挡不住人间正道，挡不住中国向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回归。

　　2)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非比寻常

　　人们也许简单地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不过是一般原理在中国特殊情况下的具体应用。但此“应用”绝非“套用公式”那样简单，而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全球意义的成功实践，甚至成为人类前途的希望所在!

　　A.资本主义难产皆因遭文化拖累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至少错失了三次萌发资本主义的机会。

　　就以北宋后期为例，不必研究史料，眼见为实：宫廷画家张择端在1101年所做的《清明上河图》，生动地描绘了首都开封(汴京)的繁荣景象，足以证明当时的工商农贸和商品经济均已十分发达，远远超出了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同期水平：

　　《中国通史(彩图本)》评价《清明上河图》：“……因为画中所绘为当时社会实录，为后世了解研究宋朝城市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张择端”条内评价：“是一幅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风俗长卷，画家成功地描绘出汴京城内及近郊在清明时节社会上各阶层的生活景象。主要表现的是劳动者和小市民。对人物、建筑物、交通工具、树木、水流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处理，非常巧妙，整体感很强，具有极大的考史价值。”

　　《百度百科》相应词条也引用他人评价：“《清明上河图》不仅仅是一件伟大的现实主义绘画艺术珍品，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北宋大都市的商业、手工业、民俗、建筑、交通工具等详实形象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

　　“清明上河是当时的民间风俗，像今天的节日集会，人们藉以参加商贸活动。……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两边的屋宇鳞次栉比，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公廨等等。商店中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马等的专门经营，此外尚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大的商店门首还扎‘彩楼欢门’，悬挂市招旗帜，招揽生意，街市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有做生意的商贾，有看街景的士绅，有骑马的官吏，有叫卖的小贩，有乘坐轿子的大家眷属，有身负背篓的行脚僧人，有问路的外乡游客，有听说书的街巷小儿，有酒楼中狂饮的豪门子弟，有城边行乞的残疾老人，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无所不备。交通运载工具：有轿子、骆驼、牛车、人力车，有太平车、平头车，形形色色，样样俱全，把一派商业都市的繁华景象绘色绘形地展现于人们的眼前。”

　　但中国并没能在如此发达的生产力和和如此繁荣的商品经济基础之上，于十一、二世纪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同样，在生产力发达、商业繁荣之时而未能进入资本主义的遗憾，至少在明、清两代又先后出现过两轮。那么，具备如此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如此繁荣商业的中国，为何屡屡不得资本主义之门而入呢?唯一的答案，就是中国遭受了孔孟之道的过重拖累!(这也是对“唯生产力论”最有力、最生动的批驳)

　　就以岳飞的“忠君报国”为例：

　　本章第2节介绍朱熹时在脚注46提到过岳飞的“愚忠”：当时两湖一带发生了著名的鈡相•杨幺农民军起义，既抗金兵、又反官军，坚持六年之久而无官军能敌，比现代“洪湖赤卫队”还要威风。南宋皇帝赵构绝不容这样的农民起义军，宁可放弃与金兵对阵，也要调遣最精锐的岳飞岳家军去镇压了鈡相•杨幺起义。

　　岳飞返回前线抗击金兵连战连捷，如再坚持下去一鼓作气，将金兵赶出中原也未可知。但宋皇赵构与佞臣秦桧生怕岳飞击溃金兵、放出宋钦宗返京，反冲了赵构的皇位，居然不顾国家和民族危难而下十二道金牌令岳飞收兵回朝，然后又以莫须有罪名处死岳飞。问题是，岳飞明知国家危难与岳家军进退之利害，为什么还要听令赵构剿灭鈡相•杨幺起义在先，服从赵构金牌令、回京送死于后呢?因为“忠君”不但是岳飞所受教育之要义，也是世人评价忠良之标准，岳飞不得不“忠君”!但历史证明，南宋自赵构始就是不可救药的腐朽王朝，全赖饱读诗书的文臣武将们护卫：岳飞的愚忠不过让南宋再苟延馋喘137年，却拖累了中国历史的后腿。

　　元、明、清三代又将第三代孔孟之道“程朱理学”奉为官学，这恰恰就是为什么，中国封建王朝一代接一代，生产力长期居全球之冠，却不得资本主义之门而入!

　　B.三个权贵和三个民族资本主义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资本主义终于发展了起来，但最先起家的并不是中国人的民族资产阶级，而是战后靠五口通商、三口通商[72]侵华的外国资本及其帮凶或附庸“买办资产阶级”，以及1860年后靠洋务运动起家的官僚资产阶级。因为封建势力、官僚买办势力和外国资本的联合欺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夹缝中艰难成长。自那时起的一百几十年剧变中，中国先后出现了三代、三对“官僚买办”和“民族”资产阶级：

　　a. 第一代“官僚买办”和“民族”资产阶级

　　孙中山所代表的第一代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鲜明的革命性，但在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后，因为势力单薄和脱离广大贫苦的工农群众，而不得不拱手将政权让给了袁世凯所代表的第一代官僚买办(权贵)资产阶级。

　　b. 第二代“官僚买办”和“民族”资产阶级

　　国共合作发动工农大众，但北伐胜利的果实被蒋介石所代表的第二代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篡夺。第二代民族资产阶级不但力量薄弱，而且因害怕工农革命，多数向右转而追随了蒋介石，只有少数向左支持了共产党继续民主革命。

　　c. 第三代“官僚买办”和“民族”资产阶级

　　新中国建立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改开后出现的新生资产阶级，既有第三代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也有第三代民族资产阶级。但这第三代“民族”资产阶级很多已不及前两代“干净”，而且若不屈从(甚至勾结)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也都难以长大。

　　历史脉络证明：中国只要一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会出现两个资产阶级：一个是接近国际资本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一个是受治于官僚买办的民族资产阶级。但是其中的所谓“民族”资产阶级一代不如一代“干净”，一代不如一代“革命”，一代更比一代“软弱”。中国怎么可能由这样逐代蜕化的资产阶级及其所幻想的“普世价值”来领导而走向未来呢?因此无论如何，中国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的资本主义，为什么总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孪生呢?为什么这样奇特而不同于欧美国家呢?这就要用马克思《资本论》的原理回答了：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全球的资本趋利避害、连成一体。中国只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势必将中国资本与国际资本“接轨”，就像将黄海和东海混入了太平洋，其结果只能是太平洋“大老板”说了算，也就是国际资本、主要是欧美资本说了算。中国内部的资本也因此而分出了高低贵贱：谁越接近国际资本，谁就越占便宜。结果是中国资产阶级接力般地帮助国际资本侵占中国市场、掠夺中国资源、剥削中国人劳动的剩余价值——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资本主义规律。

　　在这一百多年的巨变中，中国无产阶级从自在的阶级成长为自为的阶级，有了自己的政党和领袖，有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毛主席去世之后，真正懂得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人反而与日俱增，因此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中国走向未来——这既是历史所证明的真理，又大多保留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文字之中。

　　C.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伟大意义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独立国家、包括新中国，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4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新解放的民族独立国家。这一态势，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见到;列宁曾经预言各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解放将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但他也没有看到二战后的新态势。毛主席不看到了新世界，而且还在1974年正式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新理论，将民族独立国家划归第三世界，并明确宣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在毛主席提出其三个世界的新划分之前，中国党和人民就一直坚持列宁主义的原则，一贯支持民族独立国家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不但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而且还批判赫鲁晓夫的三合一少(少支持民族独立国家)投降路线对列宁主义的背叛。

　　在那时，西方世界早有“三个世界”之说，但其划分方法是将美国、西欧、日本称作第一世界，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称作第二世界，将处于二者之间、又不与任一集团结盟的国家称作第三世界。毛主席提出的三个世界新划分，综合地考虑到各个国家历史的、现状的和文化上的民族因素，将美、苏两霸划归第一世界，将其它受制于两霸、又想摆脱其控制的发达国家划归第二世界，将民族独立国家、包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划归第三世界。四十年来的历史已经证明，毛主席的划分方法更能反映国家和民族的阶级本质，更加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因此，国际上现在都已改而采用毛主席的划分方法了(只是苏联解体后两霸变一霸)。

　　毛主席将美苏两霸划归第一世界，这好理解。但民族独立国家有的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有的引进了资本主义制度，有的还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有的国家的政府甚至还成了追随帝国主义的走狗。为什么要将这些民族独立国家通通都划归第三世界呢?毛主席并没有给我们留下系统的文字论述。但是，从毛主席所领导的世界人民反对美、苏两霸的斗争，从毛主席对欧日国家的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和实践，以及民族独立国家的实际表现，可以看出这些划归第三世界的国家有几条共同的特点：

　　a. 这些民族独立国家，过去所以现代化被迟滞，其首要原因就是这些民族和国家原有的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例如像中国这样的孔孟之道，对任何现代化生产关系的萌生和发展都形成了难以克服的阻力。无论是选择了资本主义体制还是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些民族独立国家的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在政治上的代表势力都将长期存在，并且将继续阻滞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这些民族独立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尤其是文化等各方面都还落后(绝非仅仅是GDP落后)，并在努力爬坡。两霸和欧日国家势必会从各方面作梗，给这些国家制造各种麻烦，以便将这些民族独立国家变成自己长期剥削和压榨的对象。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第三世界都将是世界矛盾的焦点。

　　二次大战结束后将近七十年的历史证明，这些民族独立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同呼吸共命运。因此，民族独立国家大多都是倾向、或者同情共产主义的，正如毛主席早在1958年就曾断言的：

　　“……美国人和我们都怕打仗，但是谁怕得更多一点呢?是杜勒斯怕我们怕得多一点。这里有一个力量的问题，人心的问题。人心就是力量。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这三个主义里有两个主义比较接近，就是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上讲话》，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

　　毛主席已经离开我们37年了，他55年前的断言仍在不断地被世界巨变所证实。中国自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起，就与亚非民族独立国家建立了亲密关系，而且在1971年恢复联合国席位时，也是亚非国家的支持票最多。但毛主席从来没有忘记拉丁美洲国家，中国一贯支持亚非拉人民斗争、一视同仁。现在怎么样?二十一世纪以来，拉丁美洲好几个国家都建立了同情共产主义、甚至尝试社会主义的左翼政权，连长期遭受美国禁运的古巴都不再孤单了。毛主席的断言正在兑现，而且还将继续兑现!

　　中国为建立科学社会主义而发展的理论和积累的经验，往往在很多方面都适合第三世界国家——他们即使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总是要民族独立的，那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经验就都值得借鉴。或者说，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在第三世界又具有其普遍的真理性。其实早在1949年3月，毛主席就针对这一问题说过：“如果是真理那它就有点普遍性，就不能不超过一定的范围”(见本开篇第二章第3节第2)小节“成熟阶段”所引用的《毛泽东文集•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

　　3)中国产生毛泽东思想的必然性

　　本章第2、3节分别梗概地介绍了中国文化历史和西欧文化历史，反映出在中国文化和西欧文化中两类不同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其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西欧的阶级基础和理论沃土环境之上，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及其理论基础。但是，到了20世20年代之后，欧美国家(包括西欧、北美、澳洲和日本)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十月革命之前那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危机，其原因如下：

　　a. 欧美国家因为率先发展资本主义而获得国际竞争力，有的还在全球范围抢占了大面积的殖民地，因而有条件将国内危机转嫁给殖民地国家或民族独立国家。

　　b. 尽管那些殖民地国家在二战后先后独立，但欧美国家在资本、产业、科技、国际贸易以致文化和政治领域仍然占有很大优势，可以寻机利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或其之间的矛盾，侵占其市场、掠夺其资源并剥削其人民劳动的剩余价值。

　　c.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矛盾的焦点始终都在第三世界转圈圈，而欧美国家则可以利用赚取自他国的剩余价值来调整自己国内的矛盾，以改良办法解除革命危机。

　　因此，人类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心虽然从西欧出发，却从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苏俄获得第一次成功，继而在中国成功、并且未因苏联解体而改旗易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往往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演变成革命危机，科学社会主义的机会反而聚集于第三世界!显然，中国因为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尤其又是全球唯一文明和信史从未中断的国家，而必然成为第三世界中最为突出又最负历史使命的国家。这就决定了毛泽东思想(主义)必然出在东方中国——而且即使不是毛泽东本人，中国迟早也会出这样的伟人，只不过要在多付出一代英烈的热血和生命——这既是人类的命运、也是中华民族的使命!

　　本节的三个小节，共同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特殊性到一般性、再从一般性到特殊性、最后又从特殊性达到新的一般性的辩证运动。在这样的循环中，真理不断地向着更加深入、更加广泛的层次发展——这正是我们所说的马列毛主义。

　　毛主席于1949年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新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特点在于，孔孟之道若自周公算起有3000年历史，是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它必然会被资产阶级用来复辟资本主义，因此无产阶级既要批判西方普世价值，也要继续批判封建孔孟之道。

　　历史经验表明，与这两种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集中地表现在知识分子问题和新老干部问题上。因此，本章第6、7节将分别重点讨论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的世界观问题。在社会主义阶段，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无处不在，而且必然会影响到每一个人，谁也跑不掉。但知识分子若不能正确对待读到的洋古书籍，新老干部若不能正确对待其社会地位，这两个人群就最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一旦掌握了这两个人群，资本主义即使丢掉了经济基础，也仍然可以借其意识形态而还魂。

　　6. 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知识分子

　　本节分为5个小节，选择与知识分子有关的重要事项回顾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

　　1) 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

　　《武训传》是在解放初，由孙瑜编导、赵丹主演的电影，以图歌颂主人公、清末乞丐武七(即武训)“为穷人的孩子行乞办义学”的精神。电影于1951年2月25日在北京及全国公演后，引起影评界激烈的争论，叫好的多，但也有些給予严肃批判。

　　电影主角原型武七(1838-1896)因行乞办学而被清廷嘉奖。清廷取“垂训于世”之意而替他改名武训，使他成了全国名人。蒋介石也曾于武训九十七年诞辰题词：

　　“以行乞之力，而创成德达才之业。以不学之身，而遗淑人寿世之泽。於戏先生独行空前，仁孚义协，允无愧於坚苦卓绝。世之履厚席丰，而顽鄙自利者，宁不闻风而有立。——蒋中正(印)”(蒋介石作“武训先生传赞”)

　　A. 《武训传》遭《人民日报》批判

　　《人民日报》于1951年5月20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文章只有860字，其中有这样两段：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卑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社论希望“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官方文件说，社论经毛主席亲自修改。

　　B. 《武训历史调查记》支持了批判

　　两个月后，1951年7月23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37,870字的长文《武训历史调查记》。调查团由13名干部组成，由人民日报社文艺部主任袁水拍带队，国家文化部的钟惦棐和李进参加，其他十名干部分别来自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聊城地委、堂邑县委、临清镇委、临清县委的宣传部门或报社。因为李进即江青，所以改开后给了很多人大肆平反《武训传》的胆量。但若认真阅读《调查记》，就应承认其详细地记载了口头调查和资料搜集的过程，其逻辑、文字和结论也都极为专业化。现归纳如下：

　　a. 调查团直接或间接访问过当地各阶层人员共一百六十多名。直接采访对象多数都是亲自见过武训的老年人，少数则是确知武训某些情况的壮年人。

　　《调查记》详细列出八十五名(堂邑的50人、临清的15人、馆陶的20人)直接采访对象的姓名、年龄、以前的和现在的成分，以及有何特殊经历。

　　b. 武训办学性质：于1888年、1889年、1896年先后办的堂邑县柳林镇“崇贤义塾”、馆陶县杨二庄“义塾”、临清镇御史巷“义塾”性质相同，都是为地主和商人办的。最典型的“崇贤义塾”在武训去世前九年成立，其师、生均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根本不是孙瑜导演所调查的“为穷孩子们兴办义学”。

　　调查对象意见：地主阶级一般说是“义学”;劳动人民普遍说是不义之学。

　　c. 学生成分调查：在“崇贤义塾”读书长达7年的老秀才倪瞻云(81岁)出身于地主家庭，称赞武训办“义学”。他记忆力很好、精神颇佳、而且肯讲实话：“崇贤义塾”前7年只办“经班”，能做“满篇”八股文的才有入学资格，入学后读诗、书、易、礼、春秋、左传等书。学生大多数出身地主家庭，其余也是富农或商人，没有中农、更没有贫雇农。他那一班有学生50多人，现在只能记得起34人，其中23人中了秀才、一人中了举(有详细列表)。

　　d. 武训学校的首事人：三所学校的首事人绝大多数为有功名的豪绅地主，包括“崇贤义塾”主要首事人杨树坊(恶霸地主，民团团长，杨家团曾大量屠杀小刘贯庄的起义农民)，绝非孙瑜导演所称“开明士绅”或“进步人士”。

　　e. 武训的高利贷剥削：根据几种材料相互对照、核实，武训所积累钱财总额不下一万七千余吊，其中堂邑九千余、馆陶五千余、临清三千余。各地被调查的人一致肯定：武训分别在这三处放债，其利率都是当时的最高标准，月利三分、且按月结账。除非是存入银号转放高利贷，利率才比三分低一些、以与银号利益均沾。三分利在清朝属非法高利贷，有可能被官罚没，但武训有办法。

　　f. 武训的土地剥削：仅从武训去世55年后所找到的三本“地亩账”看，武训自三十岁开始当地，四十一岁开始买地，四十二岁开始大规模掠夺，这年夺得二十一户农民的六十三亩余，次年又夺得十四户农民的一百零四亩。到五十五岁时拥有近三顷土地，加上帐外已发现的柳林镇二十二亩，合计三百零七亩。

　　武训将地租给无地农民，但文约上一律尊他为“义学正”，以“兴学”手段获得特权：规定租种他土地的佃户不得退佃不种，可是武训却可以随时抽地不续约，也可以随时涨租子;遇到荒年歉收不准减免，是“死租子”。

　　g. 《调查记》结论：真实的武训并非普通乞丐，而是以行乞为职业、却与地方豪强、地主富商勾结并获得他们支持的大债主、大地主，甚至还有流氓行为。

　　《武训历史调查记》以事实支持了《人民日报》社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电影艺术因其突出的大众影响力而成为统治阶级宣扬其意识形态的手段，但《武训传》受到了政府官员的支持，却宣扬欺骗人民大众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理应受到批判。

　　C. 《调查记》真的土崩瓦解了吗?

　　网上广泛流传着《博览群书》2004年04期署名吴迪的文章“《武训历史调查记》的逻辑”(例如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BLQS200404014.htm，下简称《逻辑》)。《逻辑》以东拉西扯的5000字断言：“三十年后，当历史允许人们重新评价武训和《武训传》的时候，《调查记》所提供的证据即刻土崩瓦解，《调查记》下的结论被一一推翻”，“它不可能永久地欺骗所有的人。”

　　但在反复阅读《逻辑》并与《调查记》详细对照和分析之后，却不难发现：

　　首先，《逻辑》并未以事实证据，向上述B大段a至f采访要点的真实性提出任何实质性的挑战，甚至可以说，《逻辑》虽然立场对立、却承认《调查记》的要点：

　　《调查记》所详列八十五名直接采访对象及各自背景记录，均属实。

　　武训的三所“义学”确系为地富、商人子弟所办的学校。《逻辑》没能举出任何一位贫苦农民承认“武训曾经为穷人的孩子们办义学”。

　　在“崇贤义塾”读书长达7年的老秀才倪瞻云所提供入学资格、课程内容，以及他34名同班同学的名单、成分、背景和科举功名，完全属实。

　　三所武训学校的首事人确为有功名的豪绅地主，其中“崇贤义塾”首事人杨树坊为地主团练的团长，杨家团曾大量屠杀起义农民，也均属实。

　　武训至少有一万七千余吊钱、以月利三分向农民放“超”高利贷，亦属实。

　　武训至少还有三百多亩地，用来向佃农收租、条件苛刻如《调查记》所述。

　　读者若有时间，不妨将37,870字的《调查记》和5,000字的《逻辑》拿来对照一下就知道，《博览群书》署名吴迪的这篇文章论点和论据如何干瘪，如何站不住脚了。

　　其次，大家再来看看《逻辑》一文振振有词的证据，到底都是些什么：

　　《逻辑》转引当年《调查团》的两位干部司洛路(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和赵国璧(中共临清镇委宣传部)，再用自己的“逻辑”证明武训不是地主。

　　《逻辑》说：司洛路找到武训的二哥武谦的曾孙武金兴，取得两本“义学正的地亩账”。赵国璧在三十年后解释为何根据这两本“地亩账”定武训为地主时讲了“实话”：“武训一生的确买了几百亩地，在临清大概就有二三百亩，这些地就在临清西南的杨坟一带，那里有武训办的一处义学，他所有的地，都归义学所有。他本人不因为买了一些地就过剥削生活。”

　　但是《逻辑》并未引用赵国璧说过“武训不是地主”，却开始自行发明这样的“逻辑”：“关键问题：武训进行欺骗、剥削所得财产是否用在了自己身上?”《逻辑》还引用两位无名氏的话以否定口吻“回答”了这个问题：“武训自己一天地主生活也没过，世界上哪有不过地主生活的地主啊!”

　　但《逻辑》却完全忘记了“更为关键的逻辑”：你既然承认武训欺骗、剥削，那你为什么只纠缠他过什么生活，而不去问问那些被他欺骗和剥削的佃农呢?他们常年吃大苦、受大累，灾年不准减租、有其它机会也不得退佃，到底是如何生存过来的呢?武训即使不过“地主生活”，就好像一个地主因为信佛，而一边剥削他人、一边吃斋吃素，甚至遁入空门，难道就不是地主了吗?

　　极而论之：南朝梁武帝萧衍(464年-549年)在位四十八年，曾经四次舍身出家做和尚、不近女色、不吃荤，每每“赎身”都花费朝廷亿万钱财——你难道能因为“萧衍不过皇帝生活”而断言他就不是封建皇帝了吗?!

　　最后是《逻辑》说武训因为是为义学而剥削他人、所以不应该算做地主。这一“逻辑”的关键正是《逻辑》在前面所回避了的要害问题：那三所“义学”只是地富子弟的学校，而与被他剥削的佃农毫无关系，武训当然还是地主!

　　《逻辑》还否认《调查记》武训放“超”高利贷剥削，但其理由居然是“武训看不懂账”——不值一驳，因为你根本不想去问问被高利贷剥削的农民!

　　总之，《逻辑》的逻辑、所列的“事实”以及所谓的“实话”，通通都站不住脚——即使按《逻辑》已承认的事实，武训也已属地主兼高利贷者无疑!

　　最后，《逻辑》还大费笔墨证明，《调查记》所提到的农民起义领袖宋景诗，后受清廷招抚去镇压其它农民起义了，并且断言“宋景诗反叛过清廷，但不是为了重归革命，而是因为招抚他的胜保被政敌扳倒，革职拿问”。本开篇不拟在此研究宋景诗的历史：因为《逻辑》已经承认武训的家乡在武训所处的时代，确实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即使宋景诗变成了宋江，那也轮不上电影《武训传》来歌颂武训!

　　总之，《逻辑》根本没有给出“《调查记》永久地欺骗所有的人”的任何事实证据，相反却以5000字证明了自己，至少客观上是在“永久地欺骗所有的人”。

　　D. 为什么会有《武训传》翻案风?

　　在《逻辑》发表七年之后，又有权威部门网站《环球网•历史》于2011-04-11发布文章为电影《武训传》翻案：《新中国第一部禁片电影〈武训传〉被禁内幕》(下简称《内幕》，http://history.huanqiu.com/china/2011-04/1620248.html)。下面我们分成五个部分，每部分先简介《内幕》关键内容、再給出我们的【评论】。

　　a.为什么与武训一拍即合？

　　《内幕》回顾了《武训传》拍摄的前后过程，透露出早在1944年夏天，孙瑜导演就因读到《武训先生画传》而受感动，有了将“武训事迹”拍成电影的想法。赵丹也曾在医院里读过《武训先生画传》，见到自己的同乡武训忍辱负重，终生艰苦修“义学”的事迹，感动得痛哭流涕。因此，他后来欣然接受孙瑜导演的邀请而担任主演。

　　【根据清廷对武训的嘉奖和蒋介石为武训所作题词可以肯定：孙瑜导演在国统区所见《武训先生画传》，必然是借颂扬武训之机来宣扬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孙瑜导演不曾接受历史唯物主义教育而相信了这种颂扬，当然就铸成日后编导《武训传》时的错误。赵丹读《武训先生画传》甚至痛哭流涕，说明他也不辨剥削阶级意识形态】

　　b.《武训传》剧本经多次修改

　　1949年6月，孙瑜导演受邀参加新中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代表大会”，有机会见到自己的南开校友、周恩来总理。他唐突地表达要拍摄电影《武训传》，周总理略为思索后说：好像武训年老时办的三个“义学”，后来都被地主们拿过去了。

　　1949年12月，孙瑜和郑君里、沈浮、赵丹等剧组人员多次讨论《武训传》剧本，感到武训立志办“义学”是为了穷孩子、精神可贵;但这不可能改变穷人的地位，应予评述。孙瑜接受大家的建议，将《武训传》改写成悲剧：一方面武训感到了失败的痛苦，另一方面武训说“咱穷人偏要念书”，以表现其对封建阶级的悲剧性反抗。

　　1950年1月初，孙瑜导演有机会向电影事业负责人夏衍、于伶和陆万美等领导介绍悲剧结尾稿，赵丹給予补充。夏衍听后，建议再修改开场和结尾，以自然地留出“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的空间，并口头同意继续拍摄。

　　【首先，《内幕》承认了，并不曾专门研究过武训的周总理，居然在初次听说老同学孙瑜要拍《武训传》时只说了一句：武训那三个“义学”“后来都被地主们拿过去了”——这个关键细节，证明周总理敏锐地提出质疑、并未支持拍摄这部影片。

　　其次，孙瑜导演为应对周总理的质疑，在《武训传》剧组的建议下关起门来编造他们自以为的“悲剧结尾”——难道悲剧这样容易创作吗?编剧在读《武训先生画传》时并未看清人生的悲剧性质，难道仅凭听了周总理一句质疑就能产生悲剧冲动吗?如果悲剧这样容易写就，那么青史还能给希腊悲剧或者莎士比亚留出任何位置来吗?

　　最后，夏衍领导因为孙瑜同意重新打扮《武训传》，为“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而穿鞋、带帽，就口头同意拍摄——这不正是支持这些从未深入工农、也无思想准备向工农学习的旧知识分子们闭门造车吗?以手中的权力支持他们带着其未曾改造的世界观，继续这样创作意识形态作品——夏衍后来为此做检讨并不冤枉。】

　　c.添加农民起义反而弄巧成拙

　　1950年2月，孙瑜导演和《武训传》外景队到了武训的家乡山东堂邑县柳林镇武庄，开拍前还邀请了好多位老年农民座谈和回忆武训“讨饭修义学”的种种细节。

　　在山东拍摄了《武训传》外景之后，又回上海拍摄内景和场地外景。但到当年9月，昆仑电影公司突然要求把电影拍成上下两集。孙瑜导演又夜以继日地修改和赶写剧本。这次最大的修改是为武训增添了一位“朋友周大”：周大纠合死牢囚犯打出牢狱，并领导了失败的农民起义，这就与武训兴学构成“一文一武”，直贯剧终。

　　【《内幕》说，孙瑜导演和外景队还曾邀请了好多位老年农民座谈和回忆武训“讨饭修义学”细节。那么被邀请的都是些什么“老年农民”呢?为什么没有一位老年农民告诉孙瑜等人，“武训义学只收地富商人子弟、从不招收贫苦农民子弟”呢?这些知识分子，为什么在座谈中这样容易地被这些“老年农民”们所欺骗呢?调查研究是向工农学习、改造世界观的过程，这些旧知识分子恐怕一窍不通吧?

　　至于那闭门造车的“一文一武”虚构，当然瞒不过毛主席历史唯物主义的火眼金睛!这些旧知识分子全无人民革命经验，大概也不曾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们那时不是远在美国，就是人在大后方国统区，哪里可能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呢?以这样的世界观来创造意识形态作品，十个要有十个失败!

　　这里顺便引用，《党的文献》1998年第1期载王善中《武训、电影〈武训传〉及建国初期开展的批判》一文对毛泽东为何发起批判《武训传》的解释：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 历史上的武训和当时的农民起义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然而电影剧本对武训的宣传却有意或无意地脱离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即不仅仅是凭空造出了一个要参加农民起义军的周大来作为武训的反衬, 而且把清政府对武训的表彰同当时的农民战争也联系在一起了，……这样一来, 本来是还属正常的清政府对武训的表彰, 突出地成为了清政府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而采取的特别措施了。

　　“电影《武训传》的最大缺陷就是把本来与农民战争关系不大的武训办学，人为地把它们联系在一起了。”

　　王善中这段解释与笔者见解有一致的方面，即“添加农民起义反而弄巧成拙”。为什么会这样?还是因为世界观未经改造，自以为是好心、却在替剥削阶级做宣传】

　　d.受到“好评”却遭政治批判

　　电影《武训传》在1950年年底终于完成了。公映后，观众反应极为强烈，可算得好评潮涌，“口碑载道”……1951年2月21日晚在中南海放映时，周总理等百多位首长观看。“孙瑜坐在他身旁，心里忐忑地多次观察他对电影的反应……像刚交上考卷的小学生，紧张地等待老师评分!”周总理没有提多少意见，只是指出狗腿子乘机毒打武训的残暴画面描写似乎太长了。孙瑜第二天即刻剪短了踢打武训的镜头。

　　1951年初，《武训传》在全国热映后被评为1950年度10部最佳影片之一。但两三个月后遭《人民日报》社论批判为反历史唯物主义：承认或者容忍对它的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社论得出严重结论：“资产阶级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

　　《人民日报》又刊登了《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说武训是一个“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使孙瑜、赵丹等40多名剧组人员受到沉重的打击或者牵连。

　　【第一，《内幕》片面地说《武训传》公映后“观众反应极为强烈，可算得好评潮涌，‘口碑载道’……”，却对批评意见只字不提。《百度名片·〈武训传〉》虽然也站在为《武训传》平反的立场上，但至少还承认存在着截然相反的意见：

　　《武训传》上映后，引起了两种截然相反意见的争论。赞扬者认为，这“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武训是“永垂不朽值得学习的榜样”。批评者认为，电影《武训传》是一种“缺乏思想性有严重错误的作品”、“武训不足为训”。这本是文艺界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而毛泽东却认为，电影《武训传》……。

　　第二，笔者在文革初是待结业四年级大学生，有机会看了《武训传》，现在仍然记得十分清楚：当时对此没有任何政治压力，但是周围的同学们一致地认为，武训为了行乞而找挨打的镜头实在太下贱了!请注意，这还是在周总理指正“狗腿子乘机毒打武训的残暴画面描写似乎太长”后，而“即刻剪短了踢打武训的镜头”的拷贝。

　　第三，《武训传》所编造的周大，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与武训牛唇不对马嘴，“一文一武”必然漏兜!毛主席修改的《人民日报》社论，恰恰点出了这个严重问题。《内幕》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又根据什么史实，来指责这篇社论呢?

　　第四，《内幕》说“孙瑜、赵丹等40多名剧组人员受到沉重的打击或者牵连”。到底受到什么打击和牵连，是打成右派、还是打成反革命了?语焉不详!真实历史是：

　　周总理曾在电话中就电影《武训传》的问题对夏衍做过指示：关于《武训传》的事，我已和于伶通过电话，你回上海后，要找孙瑜和赵丹谈谈，告诉他们《人民日报》的文章主要目的是希望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认真学习，提高思想水平，这件事是从《武训传》开始的，但中央是对事不对人，所以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上海不要开斗争会、批判会。孙瑜导演并未因此事挨批判而停止工作。

　　毛主席还在几年后还专门问过赵丹：“孙瑜没有安排好吧?”他接着说：

　　“你们两个合作搞的电影《武训传》，曾受到批判，那没有什么，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就再写嘛，总该写好它。”

　　难道惊动了领导和电影界、犯了宣扬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错误，还批评不得吗?】

　　e.“平反昭雪、重见天日”？

　　《人民日报》1985年9月6日第一版上刊登《胡乔木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2005年底纪念赵丹90诞辰时，《武训传》重见天日。

　　【首先，《人民日报》这篇《胡乔木说…》报道，正文加标点符号只有237个字符[73]，不但丝毫没有报道胡乔木讲过怎么个“片面”、怎么个“粗暴”，而且此后就再也没有见到有关胡乔木在此问题上的任何后续报道了。难道仅仅因为胡乔木是政治局委员，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就变得“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了吗?

　　其次，在纪念我国已故表演艺术大师赵丹90诞辰之际，由他主演的《武训传》也实在应该拿出来放映一下——这是他的历史，不过与“重见天日”不可同日而语。

　　最后，到底批判《武训传》对不对?如果从无产阶级与剥削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来看，那么时至今日仍未见到任何一篇站得住脚的“平反文章”。】

　　《学习》杂志第五期于1951年6月16日发表了杨耳的文章《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毛主席曾经增加了这样两段话，恰好可以用来结束《武训传》批判问题：

　　“……武训也许想过要为穷孩子办学堂，但事实只能为有钱人的子弟办学堂，不可能有真正的穷孩子进他那样的学堂。”

　　“我们说，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

　　请注意：毛主席在写下这两段修改文字时，肯定还未读到37天后才发表的《武训历史调查记》。但毛主席早已预见到武训“义学”“事实只能为有钱人的子弟办学堂，不可能有真正的穷孩子进他那样的学堂”。因为毛主席早就看透了，清廷也好、蒋介石也好，他们“颂扬”武训不过就是要借这块招牌来叛卖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且因此，毛主席特别警告我们的同志，千万不可替剥削阶级宣扬他们的意识形态。

　　2) 知识分子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

　　改开后有人非毛、反毛，包括说毛泽东爱“整”知识分子。照此说法，孙瑜和赵丹就成了最先挨“整”的人——这是对党和毛主席知识分子政策的误解、甚至污蔑。

　　A.毛泽东强调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

　　孙瑜和赵丹都是名人、都是好人，而且还都曾在反帝反封建事业中做出过贡献。但他们刚解放时的世界观无疑是资产阶级的——这不但是意识形态的规律所决定的，而且也已经被孙瑜和赵丹“好心地”策划和修改电影《武训传》剧本，却闭门造车、弄巧成拙的行为所证明。他们的职责恰好是以艺术手段来宣传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只是那时他们还不懂)，这就决定了他们只有经过长期的、甚至痛苦的改造过程，才能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适应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这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为什么在批判电影《武训传》之后，毛主席还特别关心孙瑜和赵丹，鼓励他们在工作中继续改进，以及为什么周总理还特意嘱咐：批判电影《武训传》是希望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认真学习，提高思想水平，中央对事不对人。

　　本章第2、3节曾经概述，孔孟之道与普世价值两种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形成历史、阶级本质、一波三折，以及它们在中国近代革命中分别走向腐朽和反动的过程。孔孟之道与普世价值作为根深蒂固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势必在中国旧社会泛滥、并在新中国继续长时期存在，而且还可能再次泛滥(例如时下)——这就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宣言》要求与之做“最彻底决裂”的“传统观念”。因此在社会主义阶段，一个人无论他是革命干部、工农群众，还是知识分子，都应该努力改造自己受孔孟之道与普世价值影响的世界观(即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在批判电影《武训传》之余，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向孙瑜和赵丹提出“认真学习，提高思想水平”，也是希望他们将世界观改造、转变到无产阶级一边来。

　　在解放初的三大民主运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中，毛主席提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对于完成我国民主改革和实行工业化，极为重要：

　　“……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我们预祝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够在稳步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会上的讲话》，1951年10月23日

　　这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于一年后结束。到1952年秋(正值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前后)，全国已有91%高校教职员、80%大学生和75%中学教师参加了学习，开始转变立场、接受马克思主义，批判旧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新思想。

　　在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毛主席再次提出希望知识分子转变世界观：

　　“广大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满。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为人民的工作和学习过程中，逐步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问题》，1957年2月

　　一个月后，毛主席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说(三月十七日)：

　　“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这两家的思想斗争。在社会科学领域，小资产阶级算不算一家?当然也可以算一家。但是小资产阶级在基本点上，它是同资产阶级是一家的，它属于资产阶级那个范畴里头的。”

　　再过一个月，毛主席进而指出必须有一个过程，才能帮助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

　　“……过去五百万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现在垮了。有人说，私有制没有了，还有什么两面性呢?这是不对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他们的墙角(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没有变过来，毛已经附在新皮上，但思想还是认为马列主义不好。马列主义世界观不要强强迫人家信，要人家相信，要有一个过程。”

　　《毛泽东传》上卷，第672页

　　B.为何要强调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

　　前面说到，革命干部、工农群众和一切知识分子都需要改造世界观。但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知识分子呢?这个问题极其重要，笔者不敢信口开河，现根据老知识分子邢家鲤一篇讲话文稿[74]中的要点整理展开如下，与读者共同探讨几条道理：

　　旧知识分子问题

　　新中国刚成立时共产党员总数为448万，其中只有14000人读过大学、占旧中国30万大学毕业生的0.47%(不到200分之一)，即使读过高中、初中的党员分别也只有3万和10万，说明绝大部分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并未确定共产主义信仰。

　　绝大多数旧知识分子，事实上也像编导演《武训传》的孙瑜、赵丹那样拥护新民主主义革命、拥护新中国。但他们以前接受的是旧教育，又大多出身于旧家庭，尤其是大多人曾以知识分子身份服务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制度，在未曾参加革命、未曾接受马列主义教育之前，其世界观毫无疑问是资产阶级的。

　　到了新社会，尤其在完成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旧知识分子改而附在“社会主义这张皮”上、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担任人民的“先生”了。为此，他们又必须“先当学生”，批判和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旧知识分子若不改造其世界观，那就势必与社会主义事业格格不入：一方面，他们个人无法在教育、文艺、新闻、宣传等思想领域，或在各种政治、经济、企业等管理领域中服务并获得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将因缺乏足够的知识分子而遇到困难。

　　新知识分子问题

　　这里暂将解放后培养的知识分子称作新知识分子。但即使在解放后，孔孟之道和普世价值在意识形态领域仍然保有十分强大的影响力，而且教育本身的问题也难以在短时期内解决。首先，大批教材仍然充斥着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其次，大批教员本人都是旧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人的世界观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造好;最后是学生本人的家庭出身，在解放初期也仍然以剥削阶级的居多。即使出身在劳动人民家庭，也未必就能从家庭影响中获得无产阶级世界观。加上社会上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强大影响，新知识分子仍然有着长期改造世界观的艰巨任务。

　　事实上，相当比例的旧知识分子都曾在毛泽东时代努力改造世界观。他们所发表的研究论文和文字材料，现在读来思想水平都很高，令人敬仰。与许多新知识分子的文字相比，后者反而常有大批人满脑子剥削阶级世界观。这虽然是改开以来的观察，但足以证明：新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任务并不比旧知识分子轻松。

　　改开新知识分子

　　改开以来，相当一大批新旧知识分子，暴露出其未经改造的世界观，大肆鼓吹普世价值、复辟孔孟之道，为私有化鸣锣开道。他们或在教育领域、或在文艺领域、或在新闻宣传等思想领域，以资产阶级或剥削阶级世界观，影响着年轻的一代。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所培养出的大中院校毕业生，我们暂且称作改开新知识分子。

　　在刚刚离开学校时，改开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几乎都是资产阶级的;在参加工作之后，多数也未能获得改造世界观的正确引导。但在私有化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以及日趋激烈的阶级斗争逐渐暴露之后，有些改开新知识分子开始学习马列毛，开始在社会实践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而且这样的改开新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了。

　　工人阶级不会变

　　“现在经常宣传某个工人经过如何的经历变成了一个老板。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一个资本家背后必须有一大帮工人，一个资本家骑在一个工人头上是发不了财的。一个下岗工人由工人变成了资本家，必然同时有几十个、上百个老百姓变成工人，工人始终是大多数。这决定了工人阶级不可能通过一个个单个的工人成为资本家的方式来获得本阶级的解放，唯一的解放方式就是消灭资产阶级、消灭雇佣劳动、消灭私有制，这样才能获得整个阶级的解放。”

　　因此，邢家鲤老先生明确指出：工人阶级不会变!下面我们将会谈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问题，那时还将回到邢老先生的这句话。

　　C.为何常常“做法粗糙、伤人”？

　　在五十年代，毛主席要求领导干部改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明确指出：“思想改造是必要的……。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

　　问题是，为什么很多单位的领导，会在知识分子工作中“做法粗糙、伤人”呢?

　　我们整个民族都在前进，即使是主持知识分子思想工作的领导干部和他们所发展的积极分子们，也只是比他们的工作对象早几年走上了革命工作岗位——他们也都需要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包括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此外，他们大多对社会主义时期的知识分子思想工作，也都没有经验，需要不断地总结经验和教训，来改进工作。

　　当然，还有的干部自己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不能正确对待真心诚意的知识分子;有的甚至还打击报复提意见的知识分子，这样的干部在文革中往往都受到了冲击。对待知识分子的这些态度当然是不对的，本开篇在第八章还将再回到这个论题。

　　但是，主持知识分子思想工作的领导干部们也只能“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只要继续前进，中华民族就必须准备在长达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时间内“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如果因为怕呛水而不敢下水，那整个民族就永远也无法前进。

　　3) 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这是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的必由之路，其道理十分简单。

　　A. 无产阶级导师与工农相结合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在与工人运动结合之后，才建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2年还处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位，还持有唯心主义者的哲学和民主主义的政治观点。但西欧在19世纪40年代，先后发生了英国宪章运动、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和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三大工人运动，标志着无产阶级正在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正在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在1842～1844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工人、关心工人被剥削的状态和工人阶级的斗争，并结合工人运动来研究科学理论。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改造了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而且为世界无产阶级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毛泽东和中共很多早期领导人，都有过类似的转变过程。前面引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讲他本人与工农相结合的生动实例，就是最好的证明。

　　B. 与工农相结合的毛主席语录

　　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时，毛主席提出了极其精辟的论断，即知识分子革命、不革命、或反革命的最后分水岭，就看他是否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民众相结合：

　　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与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实行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

　　《五四运动》1939年5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9-560页

　　三天后，毛主席还在五四演讲中指出，工农才是革命主力军：

　　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自五四以来“组成了一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但是光靠这个方面军是不够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胜敌人的，因为它还不是主力军。主力军是谁呢?就是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识青年和学生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青年学生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

　　《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5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564页

　　到了这年年底，毛主席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写道：

　　“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36页

　　十八年之后进入了社会主义，毛主席又专门讲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

　　“知识分子既然要这工农群众服务，那就必须首先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如果一辈子不同工人农民见面，这就不好。我们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文学家、艺术家、教员和科学研究人员，都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顽强拼搏接近工人农民。有些人可以在工厂农村看一看，转一转，这叫‘走马观花’，总比不走不看好。还有些人可以长期在住下去，这叫‘下马观花’。……”

　　《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的讲话》1957年2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2页

　　在文革中，毛主席重申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并提出了“再教育”：

　　“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1968年9月1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57页

　　笔者是1967届大学毕业生，恰好是在1968年9月10日这一天去工厂报到的，第二天就在大喇叭中听到了这条令人印象深刻的“再教育”指示。记得那时，共有100名毕业生分配到了这家工厂，绝大多数都在日后的十年中真心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很多人还与工人、干部相结合，在技术革新项目中苦干巧干、发挥了集体智慧。

　　C. 钱学森为知识分子树立榜样

　　早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期间，钱学森就于1937年参加了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与组员们一起学习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熟悉了马克思主义。钱学森因此被美国联办调查局(FBI)列为怀疑对象，并于1950年7月被军事部门吊销了机密研究工作资格。他后来几经波折回到祖国的故事尽人皆知。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基础，钱学森在回国后很快就跟上了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的步伐，并于195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自从接受两弹一星研制任务，钱学森就自觉发扬集体主义精神。他多次强调：“航天事业不是一个人的事，需要千千万万人的共同努力。”“我本人只是沧海之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钱学森积极响应毛主席“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号召，真心实意地与工人们打成一片。在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首任院长期间，钱学森还常常去附属车间参加生产劳动，与车间里的工人和科技人员相结合，共同攻克技术难关，并虚心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以下是钱学森发自心底的一段谈话：

　　“我是一个科学技术工，是在党的关怀下摆脱了美国政府的无理拘留后回到祖国来的。我发表过科学论文，在高等学校里教过书，是一个知识分子——也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过得很长久的一个知识分子。我需要向工人阶级学习的地方很多，来参加这次工人代表会议，就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要向各位代表学习。现在，我仅以一个学生的态度向大家报告：我深深地感到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多么快乐，多么光荣!我们所从事的火箭导弹研究事业，不是关在研究室里的事业，它是整个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它得到了全国劳动人民的支持。所以，科学工的工作，也是整个劳动人民的事业，高级知识分子也正在加入到劳动大军的队伍里，我个人也是如此，这使我感到无上光荣。”

　　改开之后风向有变，但钱学森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矢志不渝。他在与北大、人大四教授谈话时曾经讲道：“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

　　中组部在1991年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列为在毛主席时代享有盛誉的五位共产党员优秀代表。钱学森知道后，十分激动地说道：“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典范，人民的科学家钱学森同志。

　　4)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

　　改开以来再也不提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了，因为据说有个新命题，叫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们第一次听到有这个新提法时，自然也都欢呼雀跃：我们本来就是工人阶级么，以前都是“极左路线”在“整”我们!到了后来，更有人不但拒绝世界观改造，而且还根据这一新命题诅咒起毛泽东时代来了。

　　但是，这种拒绝改造世界观、甚至诅咒毛泽东时代的态度，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别有用心。谁若不同意这一判断，那就请你回答：

　　à 为什么在改革开放深入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之后，大多数知识分子反而不屑于再做“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呢?

　　à 时至今日，你还能坚持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吗?

　　A. 周总理讲话强调改造世界观

　　打开网络，几乎每家权威部门网站都要引用周总理在1956年1月14日至20日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但引用方式全都一个样地蹊跷：

　　他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首次提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观点。

　　这样引用，往往令读者认为周总理在1956年3月就已经判断“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为什么只有“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十一个字符是加了引号的，而前前后后其余的文字都是引用者的、而不采用周总理的原话呢?只要找到周总理讲话的正式文稿对照一下，就能找到答案：因为若在这十一个字之外再多引用任何一句、半句、甚至一个字，都会暴露真相：周总理1956年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根本就不曾代表党中央宣布过“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周总理在这18,960字长篇报告中所讲的主题是，知识分子必须消除资本主义影响、坚持改造世界观!证据就是以下这五段文字，笔者可是老老实实地引用周总理原话：

　　a. “全国解放以后，党在全国范围内对于知识分子实行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党中央认定：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党中央又认定：我国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在过去虽然受了帝国主义和反动阶级的种种影响，但是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同时也受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压迫，因而一部分参加了革命，一部分同情于革命，多数对于革命抱着中立的观望的态度，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事实日益给中国知识分子提出证明：他们除了同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一道，并没有什么别的出路。”

　　b. “党中央认为：对于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必须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使他们抛弃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为了这个目的，党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党组织他们去参加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的斗争，参观工厂和农村，访问苏联，参加各种国际活动，领导他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批判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c. “关于知识分子的目前的政治状况，许多单位作了统计……：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积极为人民服务的进步分子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般能够完成任务，但是在政治上不够积极的中间分子也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以上两部分合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在这百分之八十左右以外，缺乏政治觉悟或者在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的落后分子约占百分之十几，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约占百分之几。”

　　d. “在我们的企业、学校、机关里，在社会上，都还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不分敌我;他们不满意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留恋资本主义甚至留恋封建主义……他们否认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利益，看一切问题都从个人的利益出发，合乎自己利益的就赞成，不合乎自己利益的就反对。……不但落后分子，就是一部分中间分子，也常有以上所说的某一些错误观点。”

　　e. “因此，我们不但应该改造落后分子，而且对于中间分子也应该尽可能地教育他们脱离中间状态，变为进步分子;对于进步分子，也必须帮助他们继续进步，帮助他们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扫除他们思想上的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影响。”

　　请注意——上面只在b段出现的“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十一个字，是指周总理前面刚刚说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即知识分子们也像工人们一样在为社会主义服务了，但仍如周总理所说：他们无论先进、中间和落后，都还需要改造世界观：

　　à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以前是“团结、教育、改造”，包括学习和参加各种政治运动;而且以后仍然是“团结、教育、改造”，改造世界观。

　　à 各单位统计，拥护新社会并在政治上积极的占40%，拥护但政治上不积极的占40%，落后分子占十几%，反革命或坏分子占百分之几。

　　à 在列举知识分子中所存在的各种各样问题之后，中央的结论是：不但要改造落后分子，而且要教育中间分子，即使进步分子也必须帮助他们：学习马列主义、扫除思想上的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影响。

　　——总之，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有资产阶级世界观问题、都需要改造世界观!

　　B. 邓小平主要讲科技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邓小平于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长达6,300字的一部分;标题是在发表者给添加的、并非讲话的原文。我们绝对不能随便引用该标题，而有意忽视邓小平讲话中的要害部分：

　　邓小平科技大会讲话的针对的主要是“科技知识分子”

　　邓小平在科技大会上当然要讲科技，讲一系列新兴科技、新的生产工具和新的工艺，讲新兴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半导体、宇航、激光等工业，讲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正在迅速社会生产力，……，然后才讲到正确看待科技脑力劳动、正确对待“科技知识分子”。

　　邓小平对旧社会知识分子仍然做阶级分析和世界观分析

　　邓小平的原话是：“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有各种各样的脑力劳动者。有些人是完全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也有很多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如同列宁所说，尽管浸透了资产阶级偏见，但是他们本人并不是资本家”，“他们同那些绞尽脑汁直接为反动统治阶级出谋划策的政客是截然不同的。……马克思曾经指出……他们也是受资本家剥削的。”

　　邓小平对新社会知识分子的评估，然是引用毛主席的话

　　邓小平的原话是：“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过，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有一个依附在哪张‘皮’上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中，只要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知识分子就需要注意解决是否坚持工人阶级立场的问题。但总的说来，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

　　请注意：邓小平首先说“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中”，知识分子就需要注意解决是否坚持工人阶级立场的问题。也就是说，坚持工人阶级立场永远都是要害。

　　邓小平“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紧接着还谈“科技”

　　邓小平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脑力劳动会不断增加，并且，越来越要求有更多的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尽管获得如此“高抬”、邓小平仍在强调世界观的改造

　　因为只谈科技知识分子问题，邓小平显然对改造世界观讲得不太多。但邓小平还是引用了毛主席所提倡的：“毛泽东同志提倡知识分子又红又专，鼓励大家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

　　我们在前面引用过毛主席1957年4月10日的谈话：“有人说，私有制没有了，还有什么两面性呢?这是不对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们的墙角(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没有变过来，毛已经附在新皮上，但思想还是认为马列主义不好。”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虽然已经附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但也不宜于简单地、完全地把知识分子说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党的方针政策应该是促进知识分子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那就是要自觉地进行根本的改造，即世界观的改造。

　　知识分子们在改开以来的变化证明：那些未能将自己的世界观改造到无产阶级一边来的人，一遇机会就要跟着修正主义跑、支持私有制的复辟。因此，不论青红皂白地宣布他们都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显然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

　　C. 结论：邓小平科技大会与周总理讲话没什么差别

　　1)邓小平的讲话，主要是针对搞科技工作的知识分子;

　　注：其他知识分子比科技知识分子要复杂，例如搞管理学的、或经理人员，其工作就有阶级立场问题，是站在资本一边、还是站在工人劳动者一边?是遵循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还是搞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甚至成为资本家的走狗?再如社会学、新闻学、法学、艺术家、教育领域的知识分子，那简直就是意识形态工，如果死抱普世价值或者孔孟之道不放，就有成为反动知识分子的危险!

　　2)在社会主义(而非当前资本主义泛滥)的条件下，科技知识分子作为脑力劳动者，可以看做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

　　注：当前资本主义泛滥了，很多知识分子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帮凶。你若将这种人也“捧”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反而会生气地吼道：谁要你来捧!

　　3)但科技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阶段仍要注意改造世界观、坚定工人阶级立场。

　　注：中国社会仍然泡在普世价值和孔孟之道的大染缸中。工人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都必须提高警惕，坚持长期地、矢志不渝地改造思想，才能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

　　D. 官媒捧专家却忘掉工农大众

　　前面讲到，每当受到嘉奖和表彰时，钱学森总会想起与他共同奋斗过的工农大众——那绝不是他“过度谦虚、哗众取宠”，而是因为他尊重历史和现实，即脑力劳动知识分子如果脱离工农大众、如果脱离集体协作，那就不可能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做出贡献。钱学森懂得这个道理，但有些知识分子就根本不懂，包括某些有过贡献的知识分子，在获得领导人吹捧后就忘记了工农大众——这就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

　　现在只以著名的袁隆平院士“受表彰”一事为例：他因为做出过重大贡献而获我国首届最高科技奖——但官媒表彰袁隆平院士的大批宣传材料，几乎毫无例外地将关键时刻帮助过他的工农大众全部抛到了脑后(注意：笔者是谈“应该如何表彰”问题，而丝毫不意味着袁隆平院士本人忘记了工农。尤其是，袁隆平院士以前不宜公开反对转基因，最近应邀参加明确反对转基因的“第十二届国家安全论坛”，令人尊敬)。

　　理论贡献和首倡功劳

　　背景一：袁隆平在1949年8月至1953年7月就读四年制的西南农学院农学系，是新中国所培养的第一批本科大学生。毕业后，他在文革前和文革中长期在湖南省安江农校(1967年前后曾一度更名黔阳地区农校)任教，到了1985年又被该校聘为名誉校长。袁隆平在杂交水稻方面的研究工作、甚至推广工作，几乎都是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完成的，因此也可以说几乎都是在他于湖南省安江农校任教期间完成的。

　　背景二：袁隆平的主要贡献是依据三系法理论培育出了高产杂交水稻品种。该理论是美国学者希尔斯(Sears, E.R.)四十年代的研究成果。1987年后，袁隆平已无突出新成果，但在主持863项目中曾建议根据二系法理论开展一步的育种研究，其中二系法理论是美国学者爱德华生(Edwardson, J.R.)五十年代的研究成果。袁隆平搞的不是理论研究，而是大规模的田野科学育种实验和研究。和钱学森的军事科研相比，袁隆平的科学育种研究必然更需要大量的农民协作配合，更需要发挥集体的智慧。

　　袁隆平在1960年至1966年进行“三系法”中雄性不育系初步研究，包括60年7月发现“鹤立鸡群”株，61年发现“天然杂交稻”株，64年找到一例奇异的“天然雄性不育株”，65年7月又找到5例不育株，再经两年春播与翻秋，有4株繁殖了一至二代。袁隆平1966年2月28日在中科院主编的《科学通报》上发表了第一篇这类研究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因系学术论文，广大民众对袁隆平尚一无所闻。

　　文革期间获主要进展

　　最关键的进展是李必湖和冯克珊于1970年11月23日独立地发现了“野败”——因为袁隆平小组以后主要是围绕“野败”实验和研究育种的。李必湖1964年就加入袁隆平小组，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冯克珊是海南岛南红农场技术员。也许袁隆平事先給过指导，但官媒宣传资料几乎都不提及这两位功臣的名字，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袁隆平研究小组之所以能在文革中获得巨大进展，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他们遇到了“伯乐”，即当时主政湖南的华国锋，曾广泛发动群众給予支持。华国锋指示：

　　“要将水稻雄性不育系的材料拿到群众中去搞，广泛发动群众性科研力量，合力把它搞成功”。(见《百度名片》袁隆平词条)

　　继获华国锋支持之后，袁隆平研究小组又在1972年3月获得国家科委的支持，全国10多个省、市的30多个科研单位协作攻关，用了上千个品种与“野败”进行了上万个测交和回交转育的试验，扩大了选择概率，加快了三系配套进程。这才有了袁隆平成功选育“不育系二九南1号”的成绩。在此基础之上，袁隆平小组于1974年育成了“南优2号”，1974、1975两年小规模试种。到了1975年12月，恰好他们的“伯乐”华国锋在中央工作，指示要拿出150万元人民币来支持推广他们的杂交水稻。农业部还主持了南方13省(区)杂交水稻生产会议，加速推广杂交水稻。这才有了数以万计的制种大军云集海南，大规模地成功制种3.3万亩;然后才有了1976年在全国推广杂交水稻208万亩的大规模实验，增产幅度普遍达到20%以上。

　　文革结束后没啥突破

　　虽然在文革结束后又继续扩大了育种和推广的面积，但袁隆平研究小组的研究成果，显然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完成的，而那时又主要依靠集体研究、协作攻关、工农参与。但所有的宣传资料全部都有意地回避了“文革”、“集体”和“工农”，为什么?因为这些词汇，与官方的“文革中四人帮破坏杂交水稻”宣传相矛盾。

　　关于袁隆平的事迹，《百度名片》还比一般官媒宣传资料更客观些。《名片》列出文革后1978年至1999年间共65项事件，其中只有两项属研究工作，其余全部都是讲课、报告、获奖、晋升、受聘、出国等等，以及袁隆平到1999年开始办公司了。

　　这两项研究工作分别是1986年的杂交早稻新组合威优49、以及1987年7月16日李必湖的助手邓华风找到了一株奇异的光敏核不育水稻，于次年培育成光敏核不育系。但至今未见这两项成果被大规模推广的报道，也许因为人民公社都已解散，也许因为袁隆平担任863项目主持人后，转由其他人主持二系法的光敏核不育系研究了。

　　袁隆平和育种群英们

　　事实上除袁隆平外，新中国还有一个水稻育种群英谱，袁隆平是六十年代出成果、七十年代成功的。新中国之所以能在70年代中后期突破性地解决吃饭问题，其关键原因是1956-58年《八字宪法》发动了群众性育种的积极性，到1970年代中后期开花结果了。袁隆平1960年发现“鹤立鸡群”株也恰在《八字宪法》之后(有报道说袁隆平因看到困难时期缺粮才立志研究杂交水稻，纯属胡编乱造：袁隆平作为农学系出身的农校教员，肯定在《八字宪法》发动群众性育种研究时就开始动脑筋了)。而且袁隆平现在办公司的基础，恰恰就是袁隆平小组在毛泽东时代的职务发明。

　　网上广泛地流传着历数大批育种专家的文章(如见http://bbs.tianya.cn/post-free-1443955-4.shtml)，至今未见任何人反驳。以下仅是其中一小段：

　　“中国杂交水稻的真正奠基人，南有黄耀祥，北有李贞生[75]。1958年，广东著名水稻育种家黄耀祥就育成了中国第一个矮秆杂交籼稻品种‘广场矮’，堪称世界首创。比后来在国际上曾经轰动一时，由设置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于1966年才育成的、被称为奇迹稻的‘IR8号’早了数年。当时袁隆平在教农校，还没有机会观察到杂交水稻。至60年代中期，广东省基本实现了早稻品种矮秆化，大面积亩产由过去的250公斤左右提高到350-400公斤，一举改变了广东省传统的“早四晚六”(指双季稻产量早稻占四成，晚稻占六成)的早稻低产面貌。与此同时，矮秆水稻迅速向中国南方各省扩展，至1965年全国矮秆品种植面积达到2400多万亩，每亩产量提高50公斤以上。70年代中期，矮秆品种在全国年种植面积最高达1.5亿亩……”注意：袁隆平小组是70年代中期培育出骨干品种南优2号的。

　　但是，黄耀祥和李贞生没有袁隆平小组幸运，他们没能遇到自己的“华国锋”。

　　袁隆平宣扬成功公式

　　几乎所有官媒(甚至非官媒)的宣传材料，都一致地引用这一行话：

　　“袁隆平赞成这样一个公式：知识 + 汗水 + 灵感 + 机遇 = 成功”

　　在这个公式中，知识分子既不需要与工农结合(甚至在大规模农田科学实验中也用不着农民!)，也不需要集体的汗水、智慧和协作攻关。人们不禁要问：

　　à 难道袁隆平小组不需要国家科委组织全国10多个省、市的30多个科研单位协作攻关、用上千个品种与“野败”进行上万个测交和回交转育的试验吗?

　　à 难道袁隆平小组不需要农业部先主持南方13省杂交水稻会议、然后再召集数以万计的制种大军去海南制种3.3万亩、最后推广208万亩大规模实验吗?

　　à 难道他们不需要社会主义主义制度和文化大革命中成熟的人民公社吗?

　　à 难道袁隆平小组不需要华国锋那样的省委和那样的国务院领导们吗?

　　当然，这个公式也许并非袁隆平本人所编，而是某官媒所捏造。但是我们相信，钱学森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以他的名义来捏造这种骗人的英雄史观公式——因此问题还在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上，但改开以来就再提也不提“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了。

　　5) 无产阶级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从根本上说，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必须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而绝不允许被资产阶级利用来复辟资本主义。具体地说，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既要在文化、技术和技能上培养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类人才，也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规模社会实践中，坚持把受教育者培养成具备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新型知识青年和新型知识分子——再也不能让他们像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那样，重新走先沾染、后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弯路。

　　A. 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教育方针

　　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不久，毛主席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教育方针的第一次表述

　　毛主席在1958年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同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联合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将毛主席一年多之前所提出的内容改称作“教育的目的”：

　　“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后来批准试行的《高教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都重申了党的教育方针为：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在教育方针确定之后，毛主席还着手改造旧的教育制度，其主要思想反映在1964年教育问题春节座谈会上，他所做的长篇谈话之中，摘引如下：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学理，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文革设定教育革命目标

　　《十六条》为我国教育事业所设定的文化革命目标如下：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中国学校的现象。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八届十一中全会1966年8月8日通过

　　教育方针符合列宁判断

　　党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与列宁对资本主义旧学校、旧教育的评价一致：

　　“资本主义旧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书本与生活实践完全脱节，因为那些书本把什么都描写得好得了不得，其实大半都是最令人厌恶的谎言，虚伪地向我们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情景。”

　　……

　　“旧学校总是说，它要造就知识全面的人，它教的是一般科学。我们知道，这完全是撒谎，因为过去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维持的基础，就是把人分成阶级，分成剥削者和被压迫者。自然，贯串着阶级精神的旧学校，也就只能向资产阶级的子女传授知识。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利益捏造出来的。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教育工农的年青一代，倒不如说是对他们进行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训练。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使之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283页

　　列宁的这两段话指出，资产阶级的学校是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因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当然就要改造旧学校，要使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与劳动人民的生产劳动相结合。只不过列宁没有毛主席那样从容的时间和环境，根本来不及制定完整的教育方针、也来不及开展改造旧学校的实践。

　　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使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获得大发展：我们看到邢家鲤这样的教育家，看到了钱学森和袁隆平这样的教育家和科学家，都分别在自己的科技工作中带着一批批的新型知识青年、知识分子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然有人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那就是走资派和资产阶级世界观尚未转变的知识分子。但这些人在毛泽东时代是不敢反对的，因为他们害怕广大的工农大众。其中有些人表面上非但不反对，反而还表现得比教育方针更“左”，例如“天天整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以便为他们个人捞取政治稻草。

　　B. 正确理解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改开以来的教育方针有三项严重的变化：

　　à 一是无端地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去掉了，不但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而且也违背了马列主义。在孔孟之道和普世价值意识形态十分强大的中国，你不为无产阶级事业培养接班人，就势必要为资产阶级事业培养接班人。

　　à 二是虽然保留“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实践上却“百分之百脱离生产劳动”，读诵了一大堆书籍，却对真实的生产劳动过程一无所知——待毕业后到工作单位再从头培养，那就很难成为高技能的劳动者和出色的发明家了。

　　à 三是将培养目标从“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变成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既不明确、也不确切，正好为改变了的主义打马虎眼。

　　我们继续讨论毛泽东时代的教育方针，这里只选择两种最常说法分析和反驳。

　　否定阶级斗争为纲造成教育失误

　　有人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教育方针有些‘左’倾观点和错误，产生了不良的影响，甚至在教育工作中造成一些损失”。

　　首先，毛主席提出各项工作“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否正确?1981年的《决议》在建国32年后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至今又是32年。凡愿意正视现实的人都应该承认：这后32年因此而在新中国生长出了尾大不掉的新生资产阶级——中国前后两个32年的大规模社会实践已经证明，“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正确的。

　　其次是绝不能形而上学地将“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地理解为“天天斗地主、资本家”和“天天整出身不好的人”。教育领域“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要开展无产阶级世界观对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否则的话，强大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孔孟之道和普世价值)势必将师、生们大批大批地抢夺过去——这恰恰是八十年代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后所发生的事，而且又恰恰成为培植新生资产阶级的先声。

　　因此，坚持教员的世界观改造，坚持培养学生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不但不会“在教育工作中造成一些损失”，而且还是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真正的人才。

　　文革并未破坏教育文化亦无浩劫

　　有人说：“文革中教育战线是重灾区，四人帮甚至提出‘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给中华几千年文化造成空前浩劫”。

　　首先，这里说四人帮讲过“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是没有根据的。网上有一篇研究文章给出认真的否定，参见脚注[76]。

　　现在所能查到唯一有类似语句的报道是《北京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和新华社记者于1976年5月10日发表的《共产主义幼芽不可摧——清华大学农村分校的调查报告》。该文详细地介绍了清华大学在首都南郊大兴县所办的农村分校，学员实行社来社去、教学实行几上几下，培养亦工亦农、具有一定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的新型农民。这批学员共300名，他们在一个月内就测量规划了114条道路、总计191公里;规划了排灌渠道292公里;搞了现代化固定喷灌10亩，规划了活动式喷灌1000亩;测量和布置了地下管道6900米，以及其它一大堆不再详列的技术任务。因此，贫下中农们给这批新式大学生做出很高的正确评价：

　　看到这样的大学生，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走资派诬蔑这样的学校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们农村宁要这样一个大学生，也不要那种有着“高深学问”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为我们服务的100个大学生。四个现代化要靠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实现，只能“化”到资本主义黑道上去。

　　这段报告的真实性如何呢?笔者文革中在一家中型厂矿长期参与技术管理，同时在七·二一工人大学兼职，而且有机会考察过大批县、乡、镇企业。根据自己的工作和阅读经验，笔者认为这段报告比较真实，也相信贫下中农完全可能这样讲：

　　“我们农村宁要这样一个大学生，也不要那种有着‘高深学问’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为我们服务的100个大学生。”

　　问题是谁也没有再去向《北京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和新华社记者调查，那篇1976年5月10日的报告是否真实，更没有人去调查清华大学大兴县分校的办学经验、去向贫下中农请教一下办学的效果——而且新生事物完全还有改进的空间。仅从这件小事就足以证明，“文革中教育战线是重灾区”这句话是蛮横不讲理的。

　　最后是“给中华几千年文化造成空前浩劫”这句话，那就更站不住脚了。本章第2节对孔孟之道三千年的回顾和分析已经证明：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分析和批判中华几千年文化，然后才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改开以来在这方面几乎没有再做任何分析和批判的工作，因此才给了资本主义借助孔孟之道复辟的机会。

　　前面所引列宁的话，已经指出旧学校所吹嘘的“知识全面”、“一般科学”，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训练资产阶级奴才的(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是为资本家培训白领劳动者、却又抱着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即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种现象，在改开后的新中国又都大面积地出现了。

　　C. 孔孟之道和普世价值鸣锣开道

　　改开以来出现的新兴资产阶级三精英们，就是走资派和他们所扶植的新兴资产阶级(美其名曰“企业家”)，以及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为他们鸣锣开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或称资产阶级知识精英，有些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新旧知识分子，有些则是改开后从学校新毕业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们或翻出孔孟之道来，或从国外进口普世价值，总之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但做着共同的事，那就是不断鼓吹和帮助推进私有化、自由市场的经济体系，实际上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资产阶级知识精英广泛地分布在教育领域、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法学和法律领域、文学艺术领域、各种传媒领域，以及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甚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以及党校、军校和权威政策研究部门都有了大批资产阶级知识精英;九十年代后，这些人还在各种背景资金的支持下组建了大量的“民间智库”——他们整天都在忙什么呢?他们努力地从孔孟之道和普世价值中寻找意识形态根据，再将其披上马列主义(有时居然是他们所谓的“毛泽东思想”)的外衣，鼓动解散人民公社、鼓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为“补资本主义的课”——赵紫阳语)、鼓动自由市场经济、鼓动国企破产贱卖、鼓动外国资本自由贸易、鼓动一切私有化的举措，只要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复辟剥削阶级意识形态，能对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史、甚至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造谣和污蔑，他们通通不遗余力。

　　他们成功了吗——他们为大面积复辟资本主义而摇旗呐喊、鸣锣开道、自鸣得意。他们失败了吗——他们的败象已经暴露、像茅于轼和袁腾飞那样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且他们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民大众所识破，哪里可能躲得开人间正道!

　　D. 普通大学毕业生就业越来越难

　　广大毕业生可就不如资产阶级知识精英那样幸运了，这要归咎于“教育产业化”。表面上看，这是因为当初呼唤产业化的领导人至今尚未承认错误、承担责任，致使“产业化”引起的社会问题愈演愈烈。但教育产业化错误的根源，还是因为抛弃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教育方针。为了讲清这个道理，让我们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说起。

　　大学扩招至今(2013年)已有15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700万(笔者入学时只有12万)。报道说[77]：我国虽然GDP快速增长，但毕业生就业岗位却在减少，今年比去年少了15%，因此今年夏天没找到工作的毕业生仍达几百万。笔者根据这篇报道将专家学者们所列原因归纳为四条，分别加了小标题、并借以批判改开教育方针：

　　教育脱离生产劳动

　　专家：名牌大学、博硕士研究生教育脱离实际，眼高手低、并无实际工作技能，只想着出了校门就能“找把椅子坐下来”。

　　评论：中华封建文明在北宋中期臻于顶峰，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即《清明上河图》成图的前一年)，进士汪洙曾经写下广为流传的94行五言顺口溜《神童诗》，其中充斥了孔孟之道的“上知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等。我们只从中摘取八行人们耳熟能详的语句，来证明封建意识形态对我国教育界和百姓的影响有多么普遍又多么恶劣：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

　　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

　　君看为宰相，必用读书人。

　　……

　　其实就连张之洞、袁世凯和慈禧太后，都认定科举制度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因而在1905年就将其废除。但中国名牌大学的博、硕士研究生教育，追不上欧美国家的博、硕士研究生教育，却因为与“世界接轨”而在百年之后“脱离实际，眼高手低”，循着一千年前《神童诗》的道路滑了回去，变相地复辟了封建社会的科举教育：

　　这就在教育领域再次证明了同样的真理：只要搞资本主义的“与国际接轨”，就势必会拉大中国与欧美国家的距离，甚至给一切封建糟粕营造了复辟的土壤。

　　教育产业化惹的祸

　　专家：各类大学不顾市场需求、勉强扩招，毕业生就业难，大学生毕业工资甚至不如农民工，因为“在学校学的东西很少用得上”。

　　评论：孔孟之道“上知下愚不移”在民间影响恶劣，已如前述。但教育机构和有关领导人不去批判封建阶级意识形态，却利用它来忽悠百姓，脱离社会需求地扩大招生，这就是实质性的“教育产业化”。更有哭笑不得者，有的学校甚至在校园内竖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样的大字标语来激励学生;教员和家长也往往吓唬学生说“你考不上大学就去扫马路”——教育机构、官员、教员、甚至家长，简直都是在用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疯狂地”腐蚀年轻的一代!

　　将原因和结果倒置

　　专家：我国服务业规模小、第一二产业又用不了多少大学生。专家学者们批评“产业结构失衡”、却不说“大学扩招失衡”。

　　评论：其实第一、二产业仍然用得上大批大专、大本和博硕士毕业生，而不像这些专家学者们所说“用不了多少大学生”。问题是我国现在的第一、二产业已经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形成“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产业了——想想中国能在1970-80年试制出运十大客机，现在却多少年下来都重复不了这样的创新过程，就知道今日的第一、二产业为何不需要多少大学生了。尤其是像富士康那样的出口加工型企业，既不需要产品设计、也不需要工艺设计，既不需要工装设备革新、也不需要检验手段研究，哪里还能用得上大专、大本和博硕士毕业生呢?

　　资本家剥削太多了

　　专家：发达国家员工工资占企业运营成本的50%，我国却只规定14%，而且近几年连14%都保证不了，当然更加降低就业机会。

　　评论：这些数据只能证明，中国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剥削率要远远高于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劳动者不但要被中国资本家剥削一层，还要被欧美资本利用国际产业链再剥削一层、并且要比中国资本家那层厚得多!本开篇前面所给出的富士康案例数据，就足以证明这“一厚层”的剥削率，远远高于中国资本家那“一薄层”了——这就是中国在加入WTO之后，“与世界接轨”的结果。

　　专家学者们都说这“将是一个长期问题”，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看不到出路，那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还是因为赵紫阳要“补”资本主义课造成的恶果!

　　总之教育方针的重大失误，就是放弃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必然结果。

　　7. 社会主义文化革命·领导干部

　　本节简述和分析毛泽东时代“老干部”改造世界观的问题。那时，老干部专指在建国前入党、进城后又在各个部门、各个单位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同志们。根据上一小节所引邢家鲤先生在清华大学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新中国刚成立时共有448万共产党员，其中读过大学、高学、初中的分别只有1.4万、3万和10万人，其他党员应该为工农出身、并且大多为农民出身的。根据中国后来的政治历史，在这448万党员中，真正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比例并不高，因此从世界观来看就有了两个问题：

　　à 400多万大多为农民出身的老党员：若不读马列又相互影响，就难以克服旧式农民起义的局限性，难以深刻理解革命方向，个别人还会丧失革命意志。

　　à 那十多万知识分子、大多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老党员：若不读马列又相互影响，往往就不知道自觉改造、以及如何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幻想之中，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时就遇到思想障碍。

　　因此在向社会主义转变之中，毛主席和党中央既要注意工农干部因农民意识的影响而迷茫于革命方向，也要注意领导同志因资产阶级世界观而停留于新民主主义。

　　那么老干部们在新中国建立之后都遇到了哪些新问题呢?这大体可归纳如下：

　　à 一是在成立新中国之后搞什么主义的问题;

　　à 二是社会主义一化三改后走什么样道路的问题;

　　à 三是在苏联出现修正主义之后中国党怎么办的问题;

　　à 四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如何与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问题。

　　一句话，就是面对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如何改造自己世界观的问题。这一关键问题，即使对于今日的在职、离职党政干部仍然适用。

　　1) 资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

　　当下很多文章都约定俗成地将中国共产党称作“执政党”。首次偶尔使用“执政党”一词的是十三大报告和十四大报告，二者分别都只是不加定义地使用了一次[78]。

　　A. 国家是阶级专政的工具

　　有的西方国家、甚至中国的西式精英们都攻击新中国是“一党专政”。但各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宪法》及曾用作“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均能证明：新中国的宪法从来就没有将中国共产党称作“执政党”、或者“专政党”。而西方国家和西式精英们，早在1920年就遭到了列宁的批评：

　　“‘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单是问题的这种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被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

　　让我们根据列宁这段名言来正确理解中国宪法：

　　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共同纲领》就是根据列宁这一原理，按照阶级划分来规定新中国的人民群众包括“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

　　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

　　政党是由最有威信、…而被称为领袖的…集团来主持的：自1935年遵义会议以来，中国共产党就由创造了毛泽东思想的毛主席及其领导的党中央主持的。

　　那么新中国的宪法规定了谁来专政、或者由谁来领导政权呢?《共同纲领》写道：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划分为阶级的人民群众)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

　　以后的各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有文字调整，但总是规定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即工人阶级领导这个专政。

　　宪法又如何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呢?中国共产党就因为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因此才依据宪法规定的“工人阶级领导”来领导新中国的(当然，共产党如果因为搞修正主义而背叛了工人阶级，那在法理上就失去了“领导”新中国的资格——因为宪法只规定了工人阶级对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权)。

　　因此，那些攻击新中国“一党专政”的西方国家或西式精英们，全都用错了概念。他们充其量只能攻击新中国是“一个阶级领导几个阶级的专政”。但若再从数量上认真追究，那么这几个阶级的人数之和已经超过了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

　　毛主席从来也不将中国共产党称作“执政党”[79]，这样做是否正确呢?完全正确!毛主席从来不将中国共产党称作“执政党”，这既在法理上符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武器、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B. 警惕普世价值语境陷阱

　　那么，改开以来被滥用的“执政党”一词，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让我们先从《百度名片·执政党》摘取有关解释(姑且不论其对错)：

　　“在实行议会内阁制的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是指在议会竞选中获得多数议席;实行总统制的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是指在总统竞选中取得总统职位的政党;实行多党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阁如果由几个政党联合组成，这几个政党就都是执政党;在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是执政党。”

　　原来“在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是执政党”并不曾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定义过，而是从几种不同政体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借用来的“共用词汇”。

　　再从《百度名片·在野党》摘取与“执政党”相关的语句：

　　“在野党表示政党政治国家内未执政的政党，和执政党是互斥的集合，……民主国家的在野党在野时，如果努力的为国家尽力，可能将会在下次的选举中，击败原执政党，成为新的执政党。……”

　　这下子明白了：原来就是在“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西方“宪政体制”中，两个党在前台“轮流执政”，以协力维护后台资本集团的意志。

　　“执政党”原来是那些西式精英们，从西方“宪政体制”(即资产阶级专政)意识形态中拿来污染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即无产阶级专政)的词汇。他们这种“理论工作”只移植“执政党”、却又不得不“扬弃”了“在野党”，这不是恰好掉进了西方语境的陷阱，为西方反动势力攻击中国“一党独裁”制造借口吗?!

　　记住：这是西式精英们用普世价值意识形态污染我国理论界的另一笔账。

　　这也是毛主席从不随便使用“执政党”一词的道理。邓小平必定早就明白毛主席的道理，因而即使在毛主席去世后的21年间，也不曾将中国共产党称作“执政党”!

　　C. 执政党与革命党之辨

　　毛主席始终认为，中国共产党是革命党而不是执政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而工人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使命还远远没有完成——如果完成了，那也就不需要中国共产党了：所以思前想后，中国共产党、或者任何一个国家的真正的共产党，都不会有成为“执政党”的那一天!(可见时下类似脚注79中“从革命党到执政党……地位转变”那种文章，连标题都是矛盾的!)因此，在将要夺取全国胜利之际，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现在可以回过头来想想了：那时到底能有多少老干部真实地认识到了，为什么“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当然也“更值得骄傲”)呢?

　　2) 谁要做刘宗敏我可不做李自成

　　大批文章普遍地引用这样一段：在七届二中全会于西柏坡结束之后，毛主席自1949年3月23日开始向北平进发，路上曾对周恩来说：

　　“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进京‘赶考’去。”

　　周恩来笑着回答：

　　“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主席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A. 劝你们不要学刘宗敏

　　引者一般都评论说，毛主席是在要求大家“戒骄戒躁”。但在第二年所发生的事，证明毛主席心中想到了更加深刻、更加严重的问题：这年又到了3月，既是毛主席进发北平的月份、也是李自成攻进北京的月份。在刚刚与斯大林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从莫斯科回国之时，毛主席沿途视察东北各省，接连受到几次高规格的宴会招待。他十分不满意，对各地(例如在沈阳的)高级领导干部严肃地说：

　　“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搞铺张浪费)我们不能这样做。”

　　这里既然提到刘宗敏，那可就不仅仅是简单的“戒骄戒躁”的问题了。刘宗敏是李自成手下第一员骁将，与李自成患难与共、又与大顺主力兵分南北两路攻入北京。但刘宗敏在进京后极速腐化：李自成下令向“京中各官”派饷，刘宗敏担任追饷总指挥，下命各兵营士兵可任意追饷、随地用刑，搞得北京城内鬼哭狼嚎。刘宗敏在其居府的三个大院内分别捆来百人夹棍刑罚、惨不忍睹，据说某一日下来竟无一人生还。他自己从中捞财，已令李自成难以节制。刘宗敏的兵也在北京城内到处抢掠，“腰缠多者千余金，少者亦不下三百、四百余金，人人有富足还乡之心，无勇往赴战之气”。书载刘宗敏竟霸占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的宠妾陈圆圆，导致吴三桂叛变、满清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顺势进关，李自成不得不败走北京、起义最终归于失败。

　　毛主席说“…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就是警告大家不要像农民起义军中某些将领那样背叛了革命、背叛了人民。毛主席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就是表示中国共产党忠于工农阶级、忠于人民大众，革命到底的决心。因此，毛主席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也不允许将代表人民掌权，宣扬成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B. 甲申三百年打预防针

　　其实毛主席早在延安整风时，就要求大家学习郭沫若1944年3月所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不要犯李自成·刘宗敏的错误。下面是当年两位参加者的学习笔记[80]：

　　à 一位宣传科副科长的笔记写道：刘宗敏思想，在我身上就有很严重的反映。自以为进过抗大，在一一五师当过战士，就目空一切，谁也看不起;讲私人感情，同地方新来的同志不团结;高高在上，高谈阔论，脱离群众;生活腐化、散漫……要是大家都像我，还成个什么革命队伍，也不会比李自成下场更好。

　　评论：这篇笔记写得多么诚恳，生动地记录革命队伍中的“农民起义意识形态”以及革命者决心纠正的态度。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即使成功了也是首领做皇帝、功臣当土豪，还是封建地主阶级。毛主席打的预防针多么及时!

　　à 一个宣传大队分队长的笔记写道：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城，但是已经被城里的花花世界迷了眼，总想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还要打扮打扮，怕人家说自己土气，要是进了城，还能不被金钱、美女俘虏了去吗?李自成起义军的悲惨下场，真该我们警惕啊!

　　评论：这篇笔记所警惕的思想，五年后在“南京路上好八连”中再次出现，但两次都被革命者们所克服了，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革命党。

　　C. 共产党绝不再出士族

　　1952年6月14日又出了一件事，那就是毛主席给周总理写了这样的批复短信：

　　“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

　　革命战争时期，干部和军人行军打仗、居无定所，组织必须为其子弟安排专门学校，例如晋察冀军区的荣臻学校。但解放后和平了，仍然保留这些干部子弟学校，还按照父母级别分等级入学，毛主席知道后十分生气，专门给周总理写了这封批复短信。后来逐步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但到文革前解决得还不十分圆满。年纪轻轻的学生哪里有什么等级?依照学生父兄的级别，难道不就是孔孟之道第二代传人董仲舒向汉武帝所进言“开太学·察举制”的翻版吗?董仲舒惹出了中国长达千年的士族贵族制麻烦，难道中国共产党人还能容忍、甚至热心于这种事，再次阻挡历史的进程吗?

　　这样的问题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内，实在是十分严重：为什么在一个几百万党员的大党中，需要毛主席、周总理来直接解决“干部子弟学校”问题呢?这难道这不是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因其成员的农民成分而要特别警惕“李自成·刘宗敏问题”吗?

　　1957年整风瞄准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其中前两个主义，就像前面所引用两篇生动的“甲申三百年”学习日记那样，还是“刘宗敏问题”;最后的主观主义则是“刘宗敏问题”的认识论根源——因此，1957年整风的原意就是要组织老干部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只可惜这次整风被反右运动扩大化所冲淡了。

　　3)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

　　1949年3月5日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了党在城市中的工作方向、阶级政策、经济工作政策以及各领域斗争的方针。毛主席的讲话和全会决议都着重提到国内基本矛盾将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必须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加以限制”，与“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必须留心“不拿枪的敌人”、留心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等等。刘少奇因为认识水平比较高，而在筹备七届二中全会的政治局会议时承担了准备文件的工作。但他又因世界观问题而在执行中始终摇摆不定，这是改开以来史界尚有争议的内容[81]。

　　让我们从摘引七届二中全会文件有关段落开始讨论：

　　“中国革命在全中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

　　“在城市斗争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必须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加以限制，不能任其泛滥。这种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所以限制和反限制，将是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荫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够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要特别注意，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所讲清楚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政策：

　　“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但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31—1432页

　　在党的工作重点转入城市之后，如邢家鲤先生在清华大学谈话中说的党内那十多万知识分子，就比其他老干部们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但他们大多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世界观也往往尚待改造;其工作对象又多为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包括旧知识分子和多数农民)。他们有些人未能自觉改造世界观而又相互影响，以新民主主义为天理而不能自觉于社会主义转变，刘少奇不幸地成为这些老干部的代表。

　　A. 颂杨资产阶级剥削有功

　　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刘少奇在天津、唐山等地解决资本家政策问题时，讲了一些违背全会精神的话。后来在建国前制定《共同纲领》时尚能坚持正确立场，但此后又在多种场合发表违背全会精神、混淆阶级界限、颂扬资产阶级的话，例如：

　　à 在于1949年7月访苏期间，刘少奇给斯大林写了书面报告：“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这简直背后与七届二中全会唱反调。

　　à 刘少奇在1950年1月13日就曾对安子文等人说：“……在现阶段应该鼓励资本家剥削工人，剥削有理而不是有罪。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才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今天关内难民到东北去，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了。……谁不懂谁就是白痴。”不但不去依靠工人阶级，反而将屁股坐到了资本家一边。

　　à 刘少奇在1950年5·1节前夕讲话时说：“……我们现在的政策要反对对私人资本实行限制，要国营企业向私营企业让步，发展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民族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七届二中全会指出“限制和反限制，将是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刘少奇的讲话竟然与全会针锋相对!

　　à 刘少奇1951年3月在为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起草共产党员标准时加了这样一条：“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这就相当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时，仍然要求党员为“巩固”它而奋斗，阻止党员们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

　　à 刘少奇1951年5月13日在政协民主人士学习座谈会上讲话，竟然这样歌颂资本家“……为什么我们在现阶段要说剥削有理呢?甚至我们就是要恳求资本家：资本家先生，我们请求你剥削一下，你剥削一下我就有饭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你不剥削我，我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没有饭吃了。现在我们的许多资产阶级民主人士，……比我们的一些共产党员更进步、更好，比工人更高明，觉悟更高。……我们国家的工人阶级有着先天的不足，根本就没有成长起来，……我看只要合作下去，将来是可以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

　　这哪里还像是一位共产党中央领导人在讲话?!

　　毛主席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指出了：“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但刘少奇所有这些讲话，不但极力颂扬资产阶级、而且硬要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刘少奇从1949年中到1951年中这两年间的大量言行，都从根本上违背了十多年前作为全党共识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违背了1949年春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违背了建国前夕全国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当然就暴露了他本人尚待改造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B. 压制农民互助合作热潮

　　刘少奇阻止试办农业合作社的言行也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例如：

　　à 1949年12月5日到7日，高岗在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座谈会上作总结发言时批评了要求单干、“对旧式富农感兴趣”的思想;提出了限制新富农存在和发展的主张：“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使绝大多数农民上升为丰衣足食的农民;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又必须使绝大多数农民‘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向发展’。组织起来发展乃是我们农村生产领导的基本方向。”

　　显然，高岗的讲话符合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符合毛主席在全会上所做的报告。但那时毛主席为了与苏联签订新条约，正在莫斯科与斯大林“斗法”。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却于1950年1月23日给东北局签发了这样的答复：“对农民党员进行教育时，固须指出组织起来的好处，但同时更须明确提出‘单干’与‘雇工’也是党的政策所允许的。同时要告诉我们的各级干部：在今天农村的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显然，是刘少奇违反了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和决议。

　　在签发这份答复意见的当晚，刘少奇就与安子文谈话明确指出：“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一个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业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

　　à 刘少奇1950年6月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作关于土改的报告时说：“……现在对富农的雇工剥削国家没有任何的限制，就是要加以保护，不得侵犯。…消灭富农经济要等到在农村中可以大量地采用机器耕种以后，…从这个意义上讲，长远保存富农经济，发展农村资本主义正是符合历史规律的组成部分。”

　　à 山西省委1951年4月向华北局打报告，要求提升互助组、试办合作社。刘少奇5月7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山西省委在农村里边要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是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可是单用这一种农业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我们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我们中国党内有很大的一部分同志存在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要纠正。”

　　刘少奇又在7月3日写下了这样的批语：“……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农民)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刘少奇又于7月5日，在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作报告时将山西省委报告当做反面典型来批评。华北局也根据刘少奇修改批语，于7月25日向中央打报告，明确反对山西省委的意见，并将此报告发表于华北局《建设》杂志上。

　　刘少奇的言行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决议，违背了《共同纲领》所法定的国家发展方向。这势必在很多地区和部门造成思想上和工作上的混乱，也暴露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根据现有的文字记录和众多回忆录，刘少奇的言行代表了那时的一大批知识分子老干部，以及受他们影响的其他老干部：他们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都因世界观问题而遇到了麻烦。

　　这正在1951年7月，毛主席在国内指挥的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刚刚于6月10日结束，交战双方长达两年的停战谈判刚刚于7月10日开始。毛主席大概于此时抽出时间看到了华北局的报告，才知道在试办合作社上曾有过这样大的争议。在与刘少奇、薄一波等人谈话后，他态度鲜明地批评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立场”：

　　“少奇同志的批语是错误的，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打击和压制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但是少奇同志的这些做法都是公开进行的，不是阴谋活动，而且是思想上和认识上的问题，也是我们的党章允许的。我和少奇同志谈话以后，他表示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所以，对这些问题目前不宜吹毛求疵。”

　　但可以看到，毛主席在这里仍然客观地指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立场”问题并不是他要搞“资产阶级阴谋”的问题，而是因为他在“思想上和认识上”有问题。毛主席并未横加批判，而是诚心诚意地给了刘少奇检查错误思想、改造世界观的机会[82]。

　　C. 一化三改和刘少奇检查

　　在和刘少奇谈话的两个月之后，毛主席于1951年9月9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的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的决议(草案)》。毛主席又于1951年12月15日要求中共中央向各地党委下发了该决议草案：

　　“在我国农村完成土地改革以后，必须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积极领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在此运动中，全党要严厉地批判在农业互助合作方面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真正保护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一年后，毛主席提出了逐渐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又于1953年6月形成了对过渡时期(一化三改)总路线的完整阐述;最后于1954年9月在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将过渡时期总路线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那之后就逐步出现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可以说是计划周密、轰轰烈烈，甚至连资本家都敲锣打鼓——这可是现在的人们所无法想象的局面，那么它底是“强迫”的还是“自愿”的呢?

　　本开篇第三章第2节第1)、2)、3)各小节已经全面地介绍了整个过程，并以史实证明：工商业者既是“迫于形势”、又是“自觉自愿”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大多直接面向人民生活，是居于产业价值链“中段”的——这类工业投资少、剩余价值剥削率高、容易起家，历来被各国民族工商业选作起家领域。但这种工业领域一方面必须依靠农业(粮食和经济作物)和重工业所提供的原材料，另一方面又必须卖给工农大众。其中重工业是从帝国主义、汉奸产业和蒋氏王朝的官僚资本那里没收来的，已经成为新中国占工业规模80%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农业则在出现合作化高潮之后，已经基本社会主义化了。民族工商业的“客户”工农大众，又大多为重工业和农业的劳动者。因此，这“中段”资本主义工商业就必须两头都“与社会主义谈生意”了，就是说已经不是“自由市场经济”，而是社会主义用两头都说了算的优势来“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甚至控制其剩余价值剥削率了。你说这时的公私合营是自愿的，还是不自愿的呢?形势所迫，不得不敲锣打鼓呀!

　　但是，刘少奇就因为受到其世界观的局限，就是没能看透毛主席的这步棋!

　　毛主席于1953年6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原理，针对此前所出现的“确立”、“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等等错误提法(包括刘少奇语)，做出了分析和批评：

　　“有的同志在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通过农业合作化，逐步建立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限制和消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在这个基础上增加农业生产，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才能巩固和扩大我国的工农联盟。农业支援工业，促进工业化;工业支援农业，帮助农业合作化。这就是过渡时期工农联盟的新的经济基础。……”

　　“第一，有同志提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的一切事物，一切社会秩序，时时刻刻处于发展变动之中。例如，我们的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年年在变，月月在变，天天在变，不断有新的东西代替旧的东西。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第二，有同志提出，‘确保私有财产’。这种提法，当然更是错误的。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在不断前进，农民的个体经济必然要被集体经济所代替，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生产资料方面说，我们不能‘确保私有财产’。‘确保私有财产’的口号实际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富农利益的口号，这个口号只能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束缚广大群众的手脚。

　　“第三，有同志提出，‘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看来没有多大错误，但是不明确，也不符合实际的情况……可能使人认为我们现在并不是处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不能明确认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责任。……”

　　在1954年2月6日至10日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刘少奇在作完政治报告后还作了《我的自我批评》发言，检讨他自己在1949年至1951年两年期间的几条右倾错误，包括本小节前面所提到的那些言行;此外甚至还检查了自己在1943年至1949年间的几条“左”和右倾错误，两方面合计八条;此后就在社会主义一化三改中轻装上阵了。

　　4) 从58年刮五风到62年单干风

　　农业在实现集体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出现过一波三折：先是1958年至1960年“左”了一轮，后是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教训，但到1962年又刮起单干风、“右”了一阵;秋天被证明错误再纠正。为何会这样曲折?多数领导干部当然有经验不足的原因，但更大的原因还是马列主义水平不够，或者说没有下足功夫改造世界观。

　　A. 1958年头脑发热风是怎么回事?

　　1958年“左”的这次，不但工业指标定得过高，而且很多干部在农村大刮“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生产瞎指挥风。但有人污蔑说，1958年就是因为毛主席“三面红旗大跃进”出的问题——有充分的史料证明：正是因为大跃进，中国才开始有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才有了成套的重工业、军事工业、两弹一星和大小三线建设，顶住了苏美两霸的威胁，怎么能说1958年是大跃进的错呢?

　　本开篇在第四章第2节第2)小节已经列举了一系列史实：就在1958年8月底的北戴河会议后不久，毛主席及时发现了工业指标过高、以及各地公社化中出现的后来被称为“五风”的问题。毛主席在11月2日就召开会议警告说“现在要减轻任务”：

　　“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多亿土石方总是多了，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这还不够，在自11月初到1959年4月初连续的五个月中，毛主席持续地召开了六次中央会议，来纠正工业指标过高和农村“五风”问题。特别是，毛主席还于1959年4月底专门给六级干部(直达生产小队)写了党内公开信，要求认真纠正五风。但纠正五风的工作收效比较慢，重要原因之一是刘少奇这时成了“左”的代表，例如：

　　à 刘少奇派人于1958年8月6日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向地方干部散发康有为的《大同书》，影响了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人民日报》于9月1日报道，在全国影响很坏。

　　à 刘少奇58年9月24日又在苏州干部座谈会上说：“你们调农民来炼钢铁，一个省都有几百万，……干得很带劲。我看，倒是这种工人进步些，……是不是由此就可以创造出一种新的劳动制度来呢?……一声号召，就可以动员几万人、几十万人上山开矿炼铁，……我们开个纺织厂，把房子宿舍都盖好了，要公社调几千、几万个小姑娘来作工，……我就不相信她们不肯来。”

　　à 刘少奇10月8日又同某外国议会代表团谈话说：“很奇怪，在中国，农民常是带动工人，农业带动工业，乡村带动城市。这也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不但是空想共产主义，而且还是康有为式的空想!

　　毛主席听到后并未直接点名刘少奇，但显然是批评他“对马克思主义打折扣”：

　　“究竟鞍钢是大哥，徐水是大哥?有人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在农村。鞍钢八级工资制未成立人民公社，是落后了。有些同志在徐水跑了两天，就以为徐水是大哥了。好像农民是无产者，工人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有些同志读马克思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到实际当中遇到实际问题他的马克思主义就要打折扣。这是一股风……修武县第一书记，不敢宣布全民所有制，一条是怕灾荒，减产了，发不了工资，国家不包，又不能补贴，二条是丰产了，怕国家拿去。这个同志是想事的，不冒失，不像徐水一样，急急忙忙往前闯。”

　　“徐水不如安国，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钢铁‘卫星’的数目也不实在，…，要克服，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假。大的方针政策要有个商量，领导机关要清醒。”

　　为什么不点名呢?因为上上下下一大批干部都有类似的问题，那就是除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之外，还都不大认真阅读马列，都不能自觉改造世界观，对于诸如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在当前情况下必须按照价值规律(即等价交换)办事，以及两类不同性质的资产阶级法权等等根本性问题，都是若明若暗。因此，毛主席在各次中央会议、座谈会和学习会上反复讲到，如何根据马列主义的原理来解决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如何运用哲学上的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来自觉地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等。

　　自1958年底到1961年底，毛主席还根据这些年的经验教训，亲自组织、推动和指导审批了各种管理条例。到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曾经发言说：

　　“形势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农业有了六十条，工业有七十条，教育有六十条，商业也将要有几十条或者一百条，这就有办法。”

　　B. 1962年七千人大会是怎么回事?

　　在1961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现了国家经济可能有危机，各中央局的第一书记们建议把会议扩大到地委一级，毛主席接受这个意见，并提出干脆扩大到县委领导，于是就有了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长达27天的“七千人大会”[83]。

　　毛主席向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们说，要把这次会议当作小整风。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中央的账要讲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毛主席特别讲了两条：一是要尽快贯彻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发展生产力使生产队底子变厚。二是“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

　　a.七千人大会报告的准备：在1961年12月31日之前，由邓小平负责准备七千人大会报告。邓小平于12月21日，在小型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讲话说：

　　“主席要我们书记处专门研究一下这个时期的文件，系统看一看，究竟中央的责任在哪里，毛病出在哪里。研究的结果，编了两个本本，一本是毛主席在这个阶段的语录，这是确定我们党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的指导思想。在这方面研究的结果，没有错误。这个本本，将来会印发的，因为这些东西过去没有拿出来过，常委还要先议，还要主席批准。一本是具体的中央指示，批转的文件，比如这个部门那个部门搞的东西，批转了，这个毛病就很多了。许多毛病是出在这上面……而这一部分，说到中央的责任，主要是中央书记处的责任。因为这些文件主要是经过中央书记处拿出去的。”

　　可见，邓小平在整理政策和文件资料、做过客观分析之后，以书记处名义主动地承担了责任。但1962年1月1日之后，七千人大会报告转由刘少奇接手，报告的稿子就变了味：重点成了批评地方上的“分散主义”、一味强调向中央的集中。

　　b.报告稿直接发小组讨论：到1月10日上午10时，毛主席才读了报告稿的前两部分，有的还须要看第二遍，而且第三部分还没有读，因此决定将报告稿立即印发、分组讨论三天，征求意见。1月11日，七千人大会正式开始，第一项就是分组讨论刘少奇报告稿，讨论很热烈，大家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

　　这才显出毛主席的领导艺术：一是会议达七千人规模、空前绝后，二是先讨论报告稿、暴露分歧。而且还可以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相比：1962年是“七千干部下级整上级”，1966年则是“亿万人民群众整领导”，都是无产阶级民主!

　　形成新的报告稿后，毛主席建议刘少奇不要再念稿了，而是只就一些问题发挥一下，这已经是1月27日下午的事了，因而才有“刘少奇作口头报告”之说[84]。

　　c.七千人一道过一个春节[85]：毛主席发现有些地方的县、地两级负责人，对省委领导有意见而不敢讲，不能畅所欲言;为此宣布要大家出气，畅所欲言，趁热打铁，延长会期，大家边开会、边在北京过春节，赢得全场热烈鼓掌。毛主席说：

　　“我建议让大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们几个常委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在有些同志脑筋里面没有产生，没有民主。”

　　d.毛主席报告了六个问题：六个问题分别是——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民主集中制问题;我们应当联合哪些阶级，压迫哪些阶级;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问题：

　　刘少奇的书面报告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毛主席也赞同)，大会讨论时出现同意见、甚至抵触情绪。毛主席讲民主集中制主要讲民主，更科学、更中要害。因为几年来的严重失误、大刮“五风”，非但不是分散主义，反而是中央一线领导主观武断、脱离群众造成的，现在归咎于下级分散主义，大家当然不服。

　　毛主席说：“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毛主席批评做领导的说：“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有一个省(指安徽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

　　毛主席重复了去年的自我批评，而且讲不能隐瞒：“去年六月十二号，……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e.七千人大会党政军一致：改开以后，很多人利用林彪在文革中出问题来歪曲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本意。但很多与会将军回忆说，林彪的讲话是解放军与会人员鼓动出来的，代表了人民解放军的呼声，这些人的污蔑毫无根据。

　　前面介绍过，邓小平在准备七千人大会时，先编辑了两本文件集并且这两本文件集实事求是地说：“一本是毛主席在这个阶段的语录，……没有错误。……一本是具体的中央指示，批转的文件，……许多毛病是出在这上面”。因此，邓小平诚恳地说道：“说到中央的责任，主要是中央书记处的责任。因为这些文件主要是经过中央书记处拿出去的。”这话代表了党组织的声音。

　　“政”这方面，周总理积极对待七千人大会，判断与邓小平一致。尤其在七千人大会之后，一些其他领导人思想有反复时，周总理仍然持七千人大会的判断。这是代表国家行政方面意见的。总之党、政、军在七千人大会上是统一了思想的，而且刘少奇的书面报告和口头讲话也与毛主席的一致。他只是在后来才有反复的。

　　f.七千人大会的伟大意义：七千人大会以鼓励下级干部向上级领导出气[86]的民主方式达到了集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民主集中制，这才使得全党得以清算自1958年来头脑发热的错误，艰苦奋斗、共度难关、坚持了社会主道路。

　　“下级干部向上级领导出气”的党内民主，在文化大革命中进一步发展为“人民群众向领导干部出气”无产阶级大民主。因此，七千人大会成为亿万人民群众革命造反、揭露党和国家阴暗面的先例，以光辉的一页载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史册。

　　C. 七千人大会后为何有三自一包?

　　七千人大会本来对形势有了正面估计，而且毛主席讲话时明确说过“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大家也都是同意的。但在大会之后，刘少奇发现了更多的经济问题，为此召集了常委扩大会(即“西楼会议”，西楼为刘在中南海的住所)”，多数人(除周总理)都改变了形势估计，要以“渡过困难”为借口端出“包产到户”的办法。

　　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到湖南农村去调查，也持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到户的意见——得出这样的调查结论，当然与他本人世界观有关，但却在回京向刘少奇汇报时受到鼓励。田家英在向毛主席汇报时受到质问：“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而且毛主席怀疑这不仅仅是田家英个人的意见，应该还有他人。

　　这次还牵扯到了中央负责农村工作的邓子恢。他未经中央批准，就分别去了中央党校、解放军总后勤部和政治学院等单位做报告，宣传包产到户和安徽责任田[87]等等。这又增加了组织原则上的错误，加上影响不好，邓子恢为此做了书面检查。

　　最不巧的是，养病刚恢复的陈云同志，在6月24日回京后分别找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林彪等人交换过意见，大家或支持分田到户、或未表示意见。陈云于7月6日专门找毛主席谈话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四年，否则需要八年。据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

　　(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82年11月22日)

　　根据1962年7月2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邓小平也这样说：“…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他还讲道：

　　“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对于分田到户要认真调查研究一下，群众要求，总有道理。……现在是退的时期，退够才能进。总之，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这几年就是千篇一律。”

　　毛主席在这之后才回到北京，感到包产到户风气这样盛，为何与他在外地所听到的竟然大相径庭?在6、7月间，毛主席看到一些省份夏收情况比预料的好得多，而党内高层却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包产到户或分田单干，他觉得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

　　毛主席于7月8日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开会，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毛主席表明了他对包产到户的反对态度，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农业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他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见周恩来同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处负责人谈话记录，1963年6月18日。周恩来台历)

　　事实上，1962年是农业的转折年，而且依靠的是集体经济、并非包产到户。那么这些知识分子领导干部，为什么一碰到困难就想恢复单干，而不是动脑筋发展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他们还在迷信私有制的威力，说到底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在作怪。

　　D. 毛主席是如何总结62年风波的?

　　1962年8月9日中央工作会议

　　以下是毛主席8月9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摘选：

　　“现在就有闹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有阶级就有阶层，地、富残余还存在着，闹单干的是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闹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

　　“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

　　“……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不等于解决了意识的反映。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没有了。思想意识方面的影响是长期的。……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情况。”

　　“……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

　　“党员成分，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

　　“小资产阶级、农民有两重性，碰到困难就动摇，所以我们要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就是共产党领导。农村的事，依靠贫农，还要争取中农，我们是按劳分配，但要照顾四属、五保。”

　　1962年9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

　　在1962年纠正了农村单干风、农业全面好转之后，八届十中全会于9月24日至27日召开。全会提出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因此必须警惕和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首次达到这一水平的认识：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设想，如果不是毛主席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很可能早就在1962年顺坡“退回新民主主义”了，进而退回富农、资本家当道的“市场经济”。那中国就不可能在两年之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了，也就不可能在文革时期获得大小三线建设和两弹一星核潜艇等国防现代化重大成就了。那中国又以何抗拒当时的苏美两霸核威胁呢?中国恐怕到了今日，也不比伊朗、朝鲜、甚至伊拉克乐观到哪里去!

　　5) 社教冲突和二十三条重大意义[88]

　　八届十中全会后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试点，并在1963至1965年间形成了几个中央文件。这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形成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毛主席和刘少奇之间出现严重分歧的时期。

　　评析社教(四清)的文章很多，但往往都漏掉了或者混淆了某些关键的中央文件，因而干扰了或影响了人们对这一时期的正确认识。本节先将这些文件简列如下：

　　à 《前十条》即彭真起草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毛主席修改定稿后，于1963年5月20日下发。

　　à 《后十条》即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于1963年11月14日下发，是根据《前十条》讲具体政策的，二者并不矛盾(与刘无关，亦非毛刘分歧的起源)。

　　à 《后十条修正草案》即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是修正《后十条》的，1964年9月18日下发。很多文章说毛刘分歧源自《后十条》有误，其实是源自《后十条修正草案》及同时下发的《桃园经验》，因二者又将矛头对准群众和基层干部。

　　à 《桃园经验》即王光美在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开展四清运动后总结的经验，以中央文件《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形式随《后十条修正草案》一同下发。

　　à 毛主席本来就对《后十条修正草案》、《桃园经验》有不同意见，在听到李雪峰、陶鲁笳也委婉地表达不同意见之后，立即打电话给邓小平停止下发，并用飞机接各大区书记到北京开会。无奈多数人还是同意下发，毛主席只能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不再反对，而等待社会实践——但三个月就见了分晓。

　　à 《十七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是在讨论“社教”问题的1964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刘分歧公开化之后，毛主席主持制定但未审定的。文件于12月28日散会时下发，但在毛主席的要求下，中办于12月31日通知各地“停止下发”、“自行销毁”《十七条》。

　　à 《二十三条》是毛主席于1965年1月3日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并重新改写和扩充《十七条》而来，直截了当地批评原文中“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等提法。文件于1月14日下发。

　　《二十三条》提出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成为后来文革的先声。

　　A. 《前十条》和《后十条》

　　《前十条》的中心内容是：“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要依靠贫农、下中农，以“四清”，并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毛主席在制定《前十条》时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的八届十中全会开过之后，我跑了十一个省，只有刘子厚和延春同志滔滔不绝地讲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其他的省委书记都不讲了。……有个地委书记，二月会议以后也不通，下去试点以后才通了，说：‘真是有阶级斗争呀!’这就告诉我们，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什么叫精神变物质?这就是!马克思就是一言，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不是一言可以兴邦吗?赫鲁晓夫也是一言，就是不要阶级斗争，不要革命，这不是一言可以丧邦吗?……”

　　“……在今天依靠谁?总得有一个阶级。依靠全民?说依靠全民，实际上是依靠少数人。有人说地主听话，中农调皮，贫农糊涂。地富怎么不听话，又送东西，又送女人，可是他是要你听他的话。……资产阶级说他们后继无人，怎么说是后继无人?黑格尔的后继人是马克思，资产阶级的后继人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抓三自一包，想卷土重来，我们就要在这方面打击他，打掉他的基础，不让他后继有人。”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只有参加劳动，才能解决贪污、多占问题，也可以了解生产情况，而不是浮在水面上，干部不参加劳动，势必出修正主义。”

　　“……县干部也要参加劳动。基层干部不参加劳动，不就跟国民党保甲长一样了吗?你们是做大官的，也有做小官的。小官权也很大。过去一个团长，能有不少办公费。现在我们基层干部，就是抓两件事情：一个参加劳动，一个四清，不愿意干就回去当老百姓去。干部参加劳动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就少了。……”

　　《前十条》发布了毛主席重要指示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单位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试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邓小平谭震林主持制定《后十条》

　　《后十条》于1963年11月14日下发，以《前十条》为纲要，主要解决社教运动中的政策和贯彻问题，指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挖修正主义的根子”，并纠正了前一阶段运动中的过火行为，强调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防止扩大打击面。

　　很多文章在评析社教(四清)运动时，将《前十条》与《后十条》无妄地对立起来，这是误传或混淆。其实邓小平和谭震林所主持制定的《后十条》是正确的，一方面坚持了《前十条》的精神和纲领，另一方面纠正了社教(四清)运动中违反政策的错误。尤其是在那时，毛主席和刘少奇在社教(四清)上并未表现出重要分歧。

　　B. 推广王光美《桃园经验》

　　但在执行《双十条》时还是出现了偏差，即又像1957-58年反右扩大化、或者像1959年在下级单位里大抓右倾分子一样，将运动矛头指向了人民群众和基层干部。

　　在全国推广王光美桃园经验[89]

　　矛头指向人民群众和基层干部的偏差集中地反映在王光美搞四清的《桃园经验》中，在刘少奇安排下传至全国、影响恶劣：《桃园经验》长达六万多字，为推广而录制的王光美报告长达5、6个小时。王光美还曾随刘少奇到各地视察，给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等地的干部现身说法。

　　刘少奇要求集中优势兵力、“大兵团作战”，河北省的四清区域一压再压，最後缩减为一个地区只搞一个县，全省总共才搞了十个县，就派出工作队十万人。《桃园经验》转发全国后，普遍发生打击面过大、体罚、武斗和自杀现象。比如：山东省曲阜县东郭大队是名副其实的红旗单位，可是四清工作队按照“桃园经验”将所有大队干部隔离反省，劳模支书郭守明全家被斗。北京郊区通县，去了2万人的工作队，有110多个工作队打了人，自杀的有70多起，死了50多人。

　　桃园经验的扎根串连最出名

　　王光美先后三次到河北省基层蹲点，分别在抚宁、新城、定兴等地搞四清。其中第一次是在《后十条》下发的当月，1963年11月到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她化名董朴、担任工作组副组长。后两次分别到新城县高镇和定兴县周家庄。

　　《桃园经验》分五大部分，分别讲：1)扎根串连，2)清经济，3)清政治，4)组织建设及5)四清成效和总结。最令人最哭笑不得的是扎根串连。王光美抱怨说：

　　“贫下中农见到工作队带答不理的，甚至吃饭都找不到地方。”“吃饭时把你搁在那里根本不管你，根本没有感情。就是到一些根子家里吃饭也不热情。”

　　凡曾与工农相结合的知识分子都能从这两句话判断：肯定是王光美讲不出工农语言，与农民搭不上腔，才会有贫下中农“带答不理”、“根本没有感情”这种问题。

　　但王光美不去学习工农语言，却发明了个“扎根串连”。为了寻找一个“根子”往往要花上半个月，一个工作队一个月也就找到几个根子。有的工作队员甚至连一个都找不到(根本不熟悉工农语言)!在新城县高镇的一个生产队有五个工作队员，所扎根子对象都是同一个老头(贫农)，五个人又都互相保密，扎了二十多天，闹得这个老贫农莫明其妙，说：“四清就是这样搞法?!”使得五个工作队员哭笑不得。

　　那么在桃园扎到的根子到底是谁呢?

　　就是四清后所提拔的大队书记关景东，而且是王光美一去就选中的“根子”。后来经调查才知道：王光美和关景东五年前就有交往。关景东在一九五八年时担任抚宁县东方红高级社副主任，因浮夸高粱每亩打九千三百斤而在当地出了名。刘少奇一家当时就在不远的北戴河休养，曾在一日下午专程趋车去拜访过关景东，从此双方结下了友谊。因此，王光美选北戴河休养区附近的桃园大队蹲点并不偶然。

　　这样的根子靠得住吗?王光美1963年到桃园大队四清时，关景东早因为劣迹多端，如殴打社员、贪污粮食、侵吞现款和耕地等，遭社员反对而降为民兵连长了。王光美进村不久，就秘密接见了关景东，并保证“我保你下楼，从轻处理。”关景东这位先搞极左浮夸、后又屡犯错误的人物，就这样被王光美扶植为正面典型了。

　　原江苏省第一书记江渭清后来在检讨四清工作时说，这种秘密扎根串连的作法“是土改时提出来的，那时候在贫雇农中扎根串连，是为着反对地主。今天如果只在贫下中农中扎根串连，那就只能是反对我们的干部了。”

　　桃园经验打击群众干部一片

　　据文革中群众组织调查，桃园大队干部共46名，四清一开始就将43名赶上楼(指审查对象)检查过关，39人被批斗，而且只因私分两斤挂面、吃了几顿伙饭等问题就不让下楼。有些给队里烧火、做饭、卖菜、赶车的社员，也被列为“四不清”对象。

　　《桃园经验》的主线就是工作队教育、帮助关景东，再联合他把主要四不清干部、坏分子、原桃园大队支部书记吴臣打倒、并追查其反动出身背景。文革中的群众出版物也承认吴臣有缺点错误，但主要就是对待群众的方法简单粗暴，并无材料证实王光美所指控的“国民党特务、伪警长、开过大烟馆”问题。更为关键的是，王光美决定召开三级干部大会，把吴臣当“活靶子”来斗争。吴臣刚刚到会，就安排工作组二队组长赵某某掏出手枪、看管吴臣，并威胁说：“你老实点，不许乱说乱动。”

　　1964年3月15日，桃园大队再次召开了批斗处理吴臣大会，没有经过支部和贫下中农讨论，就宣布开除吴臣的党籍，戴上“坏分子”的帽子，就地监督劳动改造。公社负责人宣布处分吴臣的理由居然是：“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说明吴臣是国民党特务、伪警长，开过大烟馆，但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王光美临走，留下原桃园工作队小组长赵厚玲和一些得力队员为巩固组，坐镇桃园。但王光美走后不到半年，巩固组就向王光美告急。这时《桃园经验》已经流传全国，王光美只好召集原班人马，于1964年9月返回桃园进行第二轮四清。这次先派公安部队侦察与扫清“障碍”，全部收缴民兵的枪支弹药，并在邻村都布置了侦察员。王光美然后在便衣武装护送下回到原住处，前门设岗、后门加哨，成立“吴臣问题专案组”，对吴臣开始了长达45天的迫害。当时抚宁县监委一个干部奉命核实吴臣的问题，向工作组提出了33个疑点，也遭到了无情打击，被责令多次当面检讨。县监委和县委也为此事作了书面检查。王光美派去东北调查的人，查遍全长春市也没有查出吴臣当过警察、特务、开大烟馆等。但王光美仍然以编造的事实给吴臣定了案。

　　王光美蹲点过的其他地方，整人、迫害干部的凶狠程度也都大致如此。例如新城县原有七个常委，四清后仅留一个，公社一级的干部(正副书记、社长)撤换了五十多名，占全县这一级干部的百分之七十三。此外，受冲击的群众比例也很高。据桃园统计，群众放包袱512个，“受教育”者达95%。王光美在定兴县周家庄搞四清，进村三天就说：“支部烂掉了，干部都有贪污。”王光美把周家庄的饲养员、车把式、副业组长，统统作为四不清对象，一个三百多户的村子就有120人被整。

　　但因为有刘少奇的指导，王光美的《桃园经验》获中共中央批示的肯定：这是农村社教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在许多问题上有普遍性，值得向全国推广。而且《桃园经验》也真的拿到全国去推广了，造成了广泛的恶劣影响。

　　C. 刘少奇的《后十条修正》

　　前已解释，邓小平和谭震林在1963年11月主持制定的《后十条》是正确的。引发毛主席和刘少奇严重分歧的是刘少奇在1964年8月制定的《后十条修正草案》。

　　刘少奇制定后十条修正草案

　　刘少奇自1964年夏起主持起草了《后十条修正草案》，并在8月16日以中共中央“四清”、“五反”指挥部总指挥的名义给毛主席和中央写了一封信：“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

　　《毛泽东传(1949-1976)》记述了毛主席在组织讨论《后十条修正草案》中表达了不同意见，但因多数参会人员在讨论中都表示同意其下发，才下发的：

　　“同‘后十条’草案相比，修正草案稿沿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轨道又向前进了一步”，“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2003年版第1354页)

　　这个概念既不确切、也没有抓住两条道路斗争，若按“两面政权”来逐个审查基层领导组织就会大面积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毛主席向参加华北学习会的李雪峰、陶鲁笳等征求对刘少奇8月16日来信的意见，大家也委婉地表达了不同意见：

　　“毛泽东当场打电话给邓小平：文件缓发，立即派飞机把大区书记找到北京开会，重议刘少奇的意见，华北有不同意见。”(2003年版第1355页)

　　毛主席在8月30日说：“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但因与会者大多数同意刘少奇的部署，才将《后十条修正草案》与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于9月18日同时下发：

　　后来研究这件事的会上，毛泽东虽最终同意文件下发，但“毛泽东话中有话，实际上对派一万多人工作队下去等做法，是有意见的。”(2003年版第1357页)

　　这是1964年8月下到9月中，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分歧开始表现出来。

　　D. 二十三条抓住了主要矛盾

　　毛主席和刘少奇之间分歧的发展以及在中央范围的公开化，是在1964年12月，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之时。此时中央借大家都在的机会，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二人分歧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二是社教运动的搞法。刘少奇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交织。毛主席则认为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阶级“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毛主席批评桃园经验和修正草案

　　刘少奇在12月20日会议上问：是提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呢，还是提原来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呢?刘少奇自己的回答是：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他并且坚持说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主席在会议前后批评了《后十条修正草案》和《桃园经验》，摘录如下：

　　“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提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

　　“听说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人?哪里调这么多?……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

　　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地富反坏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所以不要管下层，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

　　并引用杜甫“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诗句，说明就是要搞大的，大的倒了，狐狸慢慢清。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

　　“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只提党、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也是党委，县委也是党委，区委也是党委，公社党委也是党委，支部委员会也是个党委。”

　　中间还有毛主席12月26日在家过生日那一段，很多文章加以渲染、却未必关键。关键是在党的两位最高领导人之间，对当前运动的性质出现了尖锐的对立意见。

　　毛主席的意见既被一些代表所反映的，《后十条修正草案》和《桃园经验》打击了大批群众和干部的不良后果所验证，也被各地在三届人大上所反映的正面情况所支持。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充分肯定了调整国民经济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代表们也普遍认为各方面的形势越来越好。朱德于12月27日下午在会上说：

　　“对基层政权也要一分为二，有好的有坏的。当权派，点上摸的情况是好的不多，应该还是好的多。”

　　“这次人代会反映的问题也很多。两个会议两种反映，一分为二。”

　　宋任穷在1月5日发言说：现在形势一年比一年好，生产一年比一年好。因此，毛主席以这些客观情况为依据判断形势和运动性质，并插话说：

　　“在人代大会上讲的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嘛!”

　　刘少奇不同意毛主席的走资派论

　　在12月下旬的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分歧已经公开化。会议于12月28日结束，所制定的《17条》随即下发，毛主席十分不满意，要求把文件追回。在12月28日晚的小型会议上，毛主席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有关主要矛盾的提法和社教运动的搞法的意见：

　　“四清”工作队集中大批人员，是搞“人海战术”;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是搞“繁琐哲学”;反人家的右倾，实际“自己右倾”;不依靠群众，扎根串联结果“冷冷清清”;第二个十条“太长了，太繁了”;

　　“四清”运动“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要依靠群众，清少数人，“有则清清，无则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

　　毛主席于1965年1月3日，即刘少奇再次当选国家主席的那一天，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修改和扩充《十七条》。毛主席明确指出了社教运动的矛盾性质：

　　“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都是那样说的。杭州会议制定十条(即《前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交叉?哪里的那么多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的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因为“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对无产阶级经济政治制度的反作用”才出现了“党内走资派”。但是刘少奇还是不能理解，因此反问毛主席：

　　“对于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像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样的对话表明，人们所谓的“悲剧”，其实就是因为像刘少奇这样的党内高层领导人，居然未能坚持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未能树立起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二十三条》终于瞄准了走资派

　　在文革中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十六条》的两个半月之后，毛主席在10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一句话：“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这说明《二十三条》是毛泽东思想的阶段性标志。《二十三条》是根据毛主席12月下旬至1月上旬讲话精神修改和扩充的，其中特别添加了毛主席对刘少奇那些判断的批评：

　　“不说是什么社会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能用;所谓党由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二十三条》特别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十三条》下发时在前言写道：“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此外，《二十三条》去掉了原《后十条修正草案》中“扎根串联”式的语言，反而强调要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

　　“在整个运动中，省、地、县级党委和工作队，必须逐步做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

　　《二十三条》通过后，于1965年1月14日正式发出，其新提法在当时未能引起党内领导们普遍和足够的重视。但《二十三条》中关于尽早解放一批干部、退赔可以减缓免等规定，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二十三条》下达以后，各地纠正了“四清”运动中一些“左”的做法，解放了一大批干部，使运动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

　　E. 结语·意识形态斗争规律

　　毛主席和党中央至此终于把握了社会主义阶段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规律，那就是如果不坚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首先就是党内领导干部不去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而有可能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成社会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大危险。因此，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运动必须依靠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

　　但这一结论并不意味刘少奇成了运动要整的走资派。如果能够做到这样两条：一是明白自己应改造世界观、积极跟上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新认识，二是诚心诚意地依靠广大群众、将斗争矛头对准走资派，那么刘少奇仍然能够在党的领导岗位上继续做出贡献。但刘少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领导工作中，非但没有做到这两条，反而再次(第四次)将矛头对准革命群众[90]，极力保护当权派免受群众的追究和审查。

　　与本第7节有关的内容还将在本文集的第四篇章与第六篇章详细讨论。

　　第八章.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使命

　　“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

　　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组的插话

　　1962年8月13日

　　就在撰写本开篇这最后一章时，进入了纪念120周年的月份。笔者去查一下《中华网网上纪念馆》，才知道毛主席纪念馆的祭奠献花总数于上月28日超过一个亿!(http://jidian.china.com/usermemorial.jsp?urlcode=maozedong)这证明了什么?证明越来越多的人反对把文化大革命说成“十年浩劫”，正在形成的洪流，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越发严重、却看不到出路，已经从反面证明了“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当然，现在仍然有大批人无法认同文化大革命，甚至还在坚持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其实毛主席所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其最原始的根据是《共产党宣》所指出的两个彻底决裂中的第二个决裂。其次恐怕是列宁在晚年提出的“文化革命”概念：

　　“我们的敌人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们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里推行社会主义是冒失行为。但是他们错了，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

　　“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但是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们是文盲)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异常困难的。”

　　1923年1月，《论合作社》，《列宁选集》第四卷第77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列宁在这里十分明确地指出：只有实现了“文化革命”才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1922年刚刚建成的苏联还处在其准备阶段，即“文化变革”阶段。至于“文化革命”的条件，苏联在各方面都还远不具备。在讲了这段话之后的一年整，列宁就去世了，当然来不及领导一场文化革命、或者一场“文化大革命”了。

　　但毛主席要比列宁的条件好得多，有了原子弹的新中国在1966年，各方面的条件都要比刚刚建成两年的苏联好得多，包括马列毛主义的理论准备也要充分得多——1966年文化大革命作为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大出击，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目前大多数难以理解文革的人们，恐怕主要还是不能理解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文革后甚至还说“再也不要搞群众运动了”。请原谅笔者的直言：这是小资产阶惧怕工农群众运动的表现，实在要不得。本章附录选择了革命导师马恩列斯毛，从1851年到1955年的一百零五年间，论证群众运动、群众首创精神以及群众将在革命运动中教育自己的十七段语录(下划线为笔者添加)。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在这些语录中对群众运动的态度，比任何语言都更能说服大家，本章就不在正文中分别引用了。

　　作为本开篇的结尾，本章来不及分别论证各项文革举措的功过是非，来不及讨论哪些举措是有前途、或者哪些还可以如何改进，而只能回顾文化大革命的几个关节事件，以最少的篇幅尽快地导向有关文化大革命历史使命的讨论。本章共分以下5节：

　　1.文化大革命导火索·评《海瑞罢官》

　　2.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十月二十五日讲话

　　3.九届二中全会批英雄史观和批林批孔

　　4.社会主义四届人大和一九七五年宪法

　　5.一九六六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

　　1. 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评《海瑞罢官》

　　文化大革命最初事件，一是姚文元发文批评吴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11.10，简称“姚评”)，二是彭真[91]怠慢姚评、在五人小组会议后形成《二月提纲》、以中央名义转发(1966.2.12)，三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批判和撤回《二月提纲》的《五一六通知》(1966.5.16)。在全盘否定文革之后，各种传言混淆了史实。但还能找到较详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66年)”[92]，尽管也持全盘否定文革的立场，但足可与《二月提纲》及《五一六通知的》对照、玩味：

　　à 《五一六通知》指责《二月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大事记》记载“彭真在北京召集文化革命小组会议”，“会后拟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尽管持全盘否定文革的立场，但《大事记》这种措辞无异于默认了《五一六通知》的指责。

　　à 《五一六通知》指责《二月提纲》“对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9月至10月间中央工作会议(即…常委扩大会)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大事记》在介绍二文件时完全回避了毛主席是否事先有此指示。

　　à 《五一六通知》指责《二月提纲》“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大事记》恰好引用《二月提纲》这两句：“要边打边建，由少到多，逐步形成一支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战斗的、又红又专的队伍”，以及“要形成大批的左派学术工的‘互助组’、‘合作社’”，实为承认指责。

　　全盘否定文革后，直接或间接叫骂姚评的文章如汗牛充栋，但却没有一篇正面回应姚评所提出的最基本问题。批评者们都说姚文元是“左派棍子”，但却都忘记了站在姚评身后的朱永嘉[93]，可是一位明史专家。据朱永嘉回忆，吴晗是元明史权威，朱永嘉则攻读明清史，二人曾在1963年冬长谈过;吴晗称赞朱永嘉对晚明的诸多见解，曾有意收他为弟子。姚文元写评《海瑞罢官》，其实都是靠朱永嘉搜集和选择的史料。朱永嘉自姚评的第七、八稿到最后的第十一稿，都参加了审稿工作。朱永嘉有关姚评出台前后的口述回忆接近8000字，但丝毫也未承认姚评所用史料、史实有任何问题。

　　1)姚评对真假海瑞的分析对不对?

　　首先，海瑞去世离明朝灭亡不足60年、正是朱永嘉熟悉的晚明。中国自宋代起不立田制、不抑兼并，致使宋明清三朝土地兼愈益严重。但清代自康熙朝摊丁入亩[94]，对土地兼并有所抑制。因此自960年至辛亥革命，海瑞应处于土地兼并最为严重的时期。

　　A. 姚文证明吴晗篡改史实捏造假海瑞

　　姚评引用大量史料证明：明后期的土地兼并已不再以宋代以来的土地买卖为主，而主要是皇族地主和官僚地主(豪族)靠“受献”半强迫、半“自愿”地敛聚中小地主、甚至官家的土地了，数量惊人。中小地主靠“投献”而甘做豪族地主的“佃户”，也可免去徭役和税赋;而豪族地主又依明律享有免缴赋役的特权，可以上欺朝廷、下榨中小地主，必然造成国库空虚、朝廷衰败。站在朝廷和中小地主立场搞“退田”的海瑞，理所当然地被朝廷和中小地主视作“海青天”。但与任何没落期王朝一样，海瑞式的“清官”永远斗不过豪族，既无法成功“退田”，也难保自己的乌纱帽。

　　最后，姚评以大量史料证明，忠君的海瑞向来认为“江南民风刁伪”。例如：

　　海瑞也不是像戏里写得那样“民主”。相反，他认为“江南民风刁伪”，“百端架诬，盖不啻十状而九”。他自言对付“刁讼”的办法是“衙门前尝不绝七八人枷号，又先痛打夹苦之”，认为这是好经验。海瑞在《兴革条例》中谈到“疑狱”时还说过：“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下有小注曰：“乡宦小民有贵贱之别，故曰存体。”为保护“贵贱之别”可以“宁屈小民”，这是地主阶级专政反动本质的表现。现在硬说海瑞如何民主，甚至会向农民请求“指教”，这岂不是把海瑞的政治立场给颠倒过来了!

　　姚评既符合史实，又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吴晗作为明史权威，必定了解明代的这些基本史实。但吴晗却以其“历史学名家”影响力，以“艺术加工”的借口，而编造了大量“历史情节”来篡改基本史实。在吴晗的《海瑞罢官》中，本来是为中小地主撑腰、为朝廷收税效力的海瑞，却成了贫苦农民(即贫雇农)的“海青天”;“众乡民”甚至向海瑞叩头：“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

　　B. 吴晗顾左右而言其他笑掉百姓大牙

　　这毫无疑问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而且因明史权威吴晗有篡改明史之嫌，已经不能再按照一般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问题看待了。姚评根据明确引用的史实和史料，对吴晗编造历史、误导读者和观众的行为提出大量质疑(不再引用、请读原文)，但无论是吴晗本人、还是吴晗的支持者们在当时，还是咒骂姚文元“左派棍子”的人们在今日，都无法、也不敢正面应答姚评的这些质疑。一篇于2003年指责姚文元的综述文章(苏双碧文[95])，举例来证明吴晗当时“在史实上对姚文元的批驳有理有据”：

　　“吴晗在自我批评中，在史实上对姚文元的批驳有理有据。例如，姚文元说：‘徐阶究竟退了没有，退了多少，是真退还是假退，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并以‘徐阶曾退出四万亩田，但那十分明确是退给官府，’即‘入四万亩于官’，根本不是退给农民。他以这条材料来否定徐阶退田。吴晗却指出，入四万亩于官确有其事，但‘这是发生在隆庆五年七月，海瑞早在隆庆四年三月就离开应天府巡抚任’。这件事发生于海瑞离任以后一年四个月，是蔡国熙办的，和海瑞一点也不相干，和海瑞的退田是两码事。……”

　　如果读过姚评，再来读这段“吴晗批驳姚文元”的举例，那可真令人笑掉大牙：吴晗承认“入四万亩于官确有其事，但……发生于海瑞离任以后一年四个月……和海瑞一点也不相干”难道这就是所谓“吴晗批驳了姚文元”吗?吴晗不敢反驳前面所述姚评的那些关键立论，却专挑选姚评中“徐阶是否真的退田”的附加质疑做文章。姚评说只能查到“徐阶退田四万亩”的记录，而且还是退还官家、与贫苦农民毫不相干!吴晗则以“徐阶确曾退田四万亩、但与海瑞无关”来应答：不但回避了徐阶是否真的退给贫苦农民田亩，反而承认了“即使徐阶退田四万亩也不是海瑞的功劳”!

　　吴晗这是在批驳姚文元、还是在支持姚文元呢?可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的伎俩，就是在老百姓面前耍弄“你的笔墨哪有我的多”，却连自己说什么胡话都不知觉!这可让人们想起与刘三姐对歌的那些秀才们“你歌哪有我歌多、牛走后来我走先”J

　　2)《海瑞罢官》有什么社会影响?

　　姚评在一开始，就根据择引报章评论文章的语句，证明《海瑞罢官》的影响：

　　剧本发表和演出后，报刊上一片赞扬，有的文章说它“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鼓吹“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有的评论文章极口称赞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今作用”，这个戏更是“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有的文章还说：“人们在戏里表扬‘清官’……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

　　认真阅读了姚评的基本立论，就不难猜想这些“报章好评”都是些什么含义了：

　　à 吴晗这样明知故犯地篡改了明代基本史实，以“假海瑞”入戏来哄骗大众，还谈得上什么“善于历史研究”吗?他又以何立场“参加现实斗争”呢?

　　à 如果学者们也都像吴晗这样明知故犯，然后再“用借古讽今的手法”随意地发挥这种“历史研究的古今作用”，那还有可能辨明真理、坚持真理吗?

　　à 尤其是“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等等评论，就更令人怀疑评论者的、乃至吴晗的用心了。

　　这些报章评论足以证明，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方面利用篡改了的基本史实和捏造出来的“假海瑞”，挑起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却美其名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这难道不该令人警惕吗?

　　3)围绕姚评有没有两个阵营斗争?

　　笔墨官司虽然热闹，却见不到谁拿出了像样的史实史料，来否定姚评对吴晗《海瑞罢官》中“假海瑞”的批判。现在的问题是，这一批判是否牵扯到了政治斗争?我们讲的“政治斗争”，当然是指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即使表现在人与人之间，也是因为双方分别代表了对立的阶级，而绝不是抽取了“阶级斗争”本质的“权力斗争”。现在从批判吴晗《海瑞罢官》与彭真《二月提纲》的关系开始分析。笔者在所引用文字之后以【…】给出分析或评论，供读者与您的看法比较，看我们之间有无差别。

　　A. 毛主席事先打招呼要批判吴晗

　　à 毛主席既熟知熟读中国历史、又最自觉于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在知道《海瑞罢官》历史剧和那些报章评论之后，能够对其不闻不问吗?

　　à 彭真是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毛主席是他最直接的、最主要的上级，早在1965年9、10月间就向他打招呼要批判吴晗，他还说过“当然可以”。

　　à 叶永烈著《陈伯达传》[96]第264页记录了彭真和吴晗对姚评的反应：

　　“彭真的反映是：‘批判一个付市长，竟然不和市委打个招呼，他们想干什么?这不是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么?姚文元的文章简直是胡说八道!纯粹是学阀腔调!’”【分析：其实毛主席打过招呼，彭真不知在与谁赌气?】

　　“……吴唅对友人王麦初说：‘我写的《海瑞罢官》，经上面(指党中央和北京市委负责同志)看过，有的还修改过，不会有问题的，你放心吧，我怎么会反党?我相信这件事早晚会弄清楚的。’”【分析：原来如此——吴唅事先就找彭真和另一位中央领导读了《海瑞罢官》，还曾找他们提修改意见。】

　　B. 删除毛主席要害评论是个要害

　　à 《陈伯达传》记载，毛主席12月21日召集陈伯达、田家英等，说道：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分析：毛主席的这段话成了“要害评论”】

　　“第二天上午艾思奇和关锋把纪要交给田家英。田家英看后删去了毛泽东关于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评价的那段话。

　　“艾思奇知道了，曾好意提醒田家英：‘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

　　“田家英回答说：‘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分析：田家英本是毛主席的秘书，怎敢擅自从记录中删除毛主席的“要害评论”?行为可疑，很难让人将事情孤立!】

　　à 但毛主席的要害评论还是从其它渠道传达下去。脚注95的苏双碧文披露：

　　他(吴晗)曾经对秘书郭星华说：“我实在想不通，彭德怀也是好人啊!即使为彭德怀说几句话，也不能算是敌人啊!”【分析：问题关键还不在于彭德怀是不是好人，甚至也不在于吴晗认为彭德怀好坏，而在于吴晗承认他写《海瑞罢官》确因他认为彭德怀是好人，实际上承认了他在搞“影射文学”。】

　　C. 北京市委保护吴晗小动作不停

　　à 苏双碧文披露了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邓拓，以笔名向阳生发表《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将批判《海瑞罢官》扭向“道德讨论”的活动：

　　“12月12日，邓拓化名向阳生的文章在《前线》和《北京日报》上发表，邓拓很希望这篇文章能引起学术界的争论，他的论点能得到一些呼应，这可以开拓一种学术讨论的风气，也可以减轻吴晗的一点压力。

　　“他让《前线》编辑部的同志去找吴晗，让他把在1964年写成的《是革命，还是继承?——关于道德讨论的自我批评》拿出来发表。全文按原稿只改了一句话，即‘金世伟的文章发表后’改为‘向阳生的文章发表后’”。

　　【分析：原来是北京市委在多方保护吴晗弄虚作假、蒙混过关!】

　　在文章的最后，邓拓写了“…人人都要服从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他的一个善良的愿望。一个信念就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彭真的信念，也是邓拓的信念，应该说这也是一切正常人们的信念。

　　【分析：邓拓所发明的“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整整两个月后被彭真借用在《二月提纲》之中，又恰恰成为《五一六通知》重点批判的口号。但是“真理”是有阶级性的——譬如当下，无产阶级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就必然要反对资产阶级所宣扬的“市场万能”“真理”!】

　　à 苏双碧文继续披露，邓拓和彭真共同策划了第三篇文章：

　　“向阳生文章发表24天后，彭真和邓拓部署的另一篇文章《评吴晗的历史观》，由李琪化名李东石发表了。……文章对吴晗的批评很严厉，措词也很激烈，但……仍旧谈学术，文章的基调和邓拓文章的基调一致。”

　　人们指责李琪和邓拓的文章是异曲同工，说是“邓拓道德定出调子，吴晗按照邓拓的调子假装‘糊涂’，李琪跑出来要他们‘从这里吸取经验教训’”。

　　【分析：事后看，那时的“人们”对这三篇文章的指责，准确得惊人!】

　　D. 周扬对“要害评论”心有灵犀

　　à 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龚育之，在《几番风雨忆周扬》中回忆他那个写作组撰写文章、响应姚评时，写道：

　　“组织写这篇文章，总的说来，目的是支持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评，并不是反对姚文元文章……学术界和一般读者中对姚文指责《海瑞罢官》有政治影射，……我们设想，影射不能写得那么实，那么死，可以从一种社会思潮的反映的角度来写，写得活泛些，至于这种思潮的性质，那还是上到‘反社会主义’的纲上。

　　“在周扬那里讨论的时候，他赞成这些设想。他还讲了一个意见：要讲政治影射的话，最大的影射是罢官，那个时候罢了谁的官呢?这个影射，政治上就更严重了。不过，他说，姚文元文章没有提这个问题，我们的文章也不去提这个问题。后来，约略听到了毛泽东主席讲到‘罢官’的问题，周扬赶紧打电话告诉我们，要我们补上一两句，……‘是假冒海瑞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写照和颂歌’。”

　　【分析：周扬并不了解姚评的背景，但却能在听到毛主席“要害评论”之前，就感到“政治上就更严重了”，证明《海瑞罢官》确有政治问题之嫌!】

　　以上的分析有些啰嗦，但希望能说明《海瑞罢官》确有政治背景嫌疑，所以姚评才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而且还希望说明，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不可小觑。

　　2. 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十月二十五日讲话

　　《五一六通知》将文化革命、打倒走资派和反对修正主义相联系：

　　“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分子，正睡在我们身边，被培养成为我们的接班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文革就是要批判一切剥削阶级思想，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揪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以北大聂元梓等七名教员的5.25大字报为代表，很多单位的群众都行动起来了。

　　1)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

　　八届十一中全会于1966年8月1日在北京召开，毛主席于8月5日在会上贴出了他自己写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批判“一线”中央领导：

　　“在50多天里，……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主席大字报所批判的，就是刘少奇等一线中央领导人向北京大中院校派出工作组，而且还向院校以外单位以及北京以外地区推广。一线中央领导人和所派出的工作组仍然沿袭以往将运动矛头指向群众的恶习(实质为旧官僚意识形态)，在踊跃参加文革的师生中大抓“右派学生”和“反革命”，将文革变成了“更大规模的反右”。仅仅在北京的30余万在校师生中，就抓出了12000多“右派学生”和“反革命”。

　　《十六条》第六条、第七条

　　八届十一中全会于8月12日结束，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其所贯穿的基本精神，正如《人民日报》1966年8月13日社论所指出：

　　“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就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没有工作组，如何“放手发动群众”?《十六条》第六条是这样说的：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十六条》的第七条最受群众欢迎，也是这一条将群众真正地发动起来了：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十六条》结束了刘少奇的“工作组文革”，发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文革。

　　2)10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讲话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新选出的中央常委会中，刘少奇的位置被大大后排。撤销工作组后，红卫兵运动兴起，小将们起而追究工作组和领导干部们的路线问题。但大多数领导干部因为不理解文革、不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形成了冲击。毛主席在10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谈到与当前运动有关的几个问题，帮助大家理解文革。

　　A. 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

　　“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毛主席在8月5日大字报中联系到的“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就是指在1963年5月开始的社教(四清)运动中，刘少奇向县社生产队大规模地派遣工作组，重犯1957-58年反右扩大化、1959年到下级单位大抓右倾分子那种，将矛头指向群众和基层干部的错误。这个问题一直到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条时才解决，但到了下发《五一六通知》和广播北大聂元梓大字报、广大群众爆发出革命热情之后，刘少奇再犯同样的错误——这已经是第四次了——又派出大批工作组到处救火、压制群众，甚至将先知先觉的大中院校师生也大批地打成反动学生和反革命。因此，毛主席在回顾以往时提到了最近期的一次，“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B. 强调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

　　“自从去年十一月批判吴晗开始，许多同志也没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戏改革，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等等，更不用讲了。

　　“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谁让你没有系统地抓起来呀?个别的抓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末，赶快总结经验吧。”

　　毛主席这里从批判吴晗，倒着回顾“京戏改革，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等等”，“许多同志也没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就是批评党内忽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个别的抓了，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现在要“全盘抓起来”，就是来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但文革从1965年11月启动，到了“五月十六，又发了一个‘通知’”，在党内还是“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这回“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不注意也不行了，因为“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这样一分析，就看出来红卫兵运动方向的正确性。

　　C. 老前辈不该这么害怕红卫兵

　　“……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

　　“……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有两个红卫兵说，他们到全国跑了一趟，他们没有料到有些老前辈这么害怕红卫兵。他们说，红卫兵有什么可怕的?

　　“……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毛主席接着讲红卫兵冲击有理，一是“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二是“没有料到有些老前辈这么害怕红卫兵”，可谓苦口婆心。总之是要求党内领导干部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红卫兵运动，或者说在群众运动中磨练自己。尤其还说即使刘少奇、邓小平，毛主席也无打倒之意。毛主席后来的确又曾启用邓小平，但刘少奇出了意外事件，本开篇不拟评论。

　　3)革命者必须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从《五一六通知》到《十六条》之间的发展，从毛主席在10月25日讲话来看，领导干部们大多不理解文革，这是很容易理解。因为“时间很短，来势很猛”，作为发动者和领导者，毛主席“也没有料到”。

　　但是，很多干部因为受到冲击后，就“怕起红卫兵”来了，这说明干部们还是不够理解群众运动，不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不懂得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创新能力，群众将接受教训、自己教育自己。总之，人类革命的历史，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任何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骨干分子，任何革命者都应该学习有关革命群众运动的基本原理：这也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以及任何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最根本区别(请参阅本章附录中的马恩列斯毛语录)。

　　3. 九届二中全会批英雄史观和批林批孔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于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举行。全会出了乱子，那就是副主席林彪在原定三项程序之外，发表了称赞毛主席天才、反对“有人”否认毛主席是天才的讲话，引起轩然大波。分组会上，各组还宣讲了陈伯达所选编的恩、列、毛论天才的材料，把矛头指向了张春桥。林彪手下的黄吴叶李邱五员大将更是火上添油，还拉拢了汪东兴以制造毛主席支持他们的假象，结果形成了多数中央委员支持林彪、要揪张春桥的局面。毛主席知道后立即召集常委会，再将统一的意见告诉政治局委员：小组讨论不符原定三项议程，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决定立即休会并收回煽动性的六号简报;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

　　1) 毛主席发表《我的一点意见》

　　毛主席于8月31日书面发表《我的一点意见》，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这份意见书极其重要，指出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学习马列、改造世界观，现录全文如下：

　　A. 《我的一点意见》的全文

　　毛主席的书面意见不分段落，但为了阅读方便，笔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将毛主席的书面意见分为几个段落、并加了标题。只有一处删节了点字句，仍按原文字顺序排列。

　　分析陈伯达因马恩列语录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

　　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

　　揭露陈伯达历史上不合作

　　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

　　分析陈伯达引毛主席语录

　　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

　　批判陈伯达诡辩英雄史观

　　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

　　团结起来坚持马克思主义

　　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B. 主要批判天才论英雄史观

　　陈伯达是中央五常委之一，还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毛主席的这篇书面发言，首先分析陈伯达搜集的那些恩、列、毛论天才语录，指出恩格斯的那条并不重要;列宁的第五条，恰好联系到陈伯达在历史与毛主席不配合;“我的那条”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肯定帮不了你!

　　在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之后，毛主席借机会向全体中央委员提出，要坚持马列主义立场和唯物主义认识论，要反对唯心主义的天才论、英雄史观，不要上那些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的人的当。这里提出的“反对唯心主义的天才论、英雄史观”，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做斗争的极其重要方面。

　　C. 要求高级干部读几本马列

　　毛主席在9月6日闭幕会上又讲到了，高级干部应该读十几本马、列的书：

　　“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就照着吹呀，那末，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

　　“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月毛泽东同志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李必胜《红旗网》2013.7.5

　　2)一九七一年巡视大江南北谈话

　　毛主席在1971年8、9月份巡视大江南北时，又重点讲了林彪、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以“天才论”突然袭击的事，今天读来仍令人感到常学常新。

　　A. 陈林黄吴叶李邱突然袭击

　　“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B. 批驳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既“四个伟大”)，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C. 奴隶创造历史从无救世主

　　“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即‘我的一点意见’)，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

　　毛主席这些话既充满了哲理，又指出了改造世界观的方向，因此在文革中，不但干部、而且群众，不但党内、而且党外，只要有点文化的几乎都学过。但在当时，广大干部和群众未必真的搞懂“天才论”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实质，也未必真的体会国际歌词和列宁文章中“奴隶们、救世主、神仙皇帝、劳动群众”的深刻含义。

　　时至今日，在看到改开以来的私有制复辟和社会乱象，在见历了“救世主”们大肆散布“英雄史观”并据以抛弃“劳动群众”之后，理解文革理论的人可就多得多了。不但理解了毛主席的这些谈话，也懂得了什么叫做“改造世界观”。

　　3) 九·一三引发了批林批孔运动

　　林彪在1971.9.13出了事，是文化大革命的大不幸，但历史就是历史。

　　当整理林彪在毛家湾的官邸时，发现了他所书写过的“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条幅，才暴露了他崇拜孔夫子的立场。林彪并不是像毛主席那样推崇孔夫子开启中国的平民教育，而是专门崇拜孔夫子“克己复礼”的政治主张。

　　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在思想政治领域批判封、资、修。因此，毛主席和党中央在1974年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这在本开篇第七章第1节已经讨论过，不再重复。

　　4. 社会主义四届人大和一九七五年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后共有四部宪法，现行宪法是1982宪法(及其各版修订)。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一项成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会议，在1975年制定了第二部宪法。为展示其深远意义，我们从1954年的第一部宪法谈起。

　　1)1954宪法草案讲话和全民讨论

　　毛主席1954年6月14日在中央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作宪法草案讲话。第二天开始了三个月的全民讨论，搜集、归纳全民讨论意见，决定取舍后才定稿，交人大正式会议讨论通过。按照新中国当时的文化条件，这是极其民主和认真的制宪过程。

　　A. 毛主席宪法草案讲话

　　资产阶级宪法和社会主义宪法

　　“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但是，现在资产阶级的宪法完全是不好的，是坏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宪法尤其是欺骗和压迫多数人的。我们的宪法是新的社会主义类型，不同于资产阶级类型。我们的宪法，就是比他们革命时期的宪法也进步得多。我们优越于他们。”

　　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

　　“我们的宪法草案，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的原则贯串在我们整个宪法中。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原则。我国现在就有社会主义。宪法中规定，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这个宪法草案公布以后，在国际上会不会发生影响?……中国人高兴，他们也高兴。资本主义国家中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如果看到了，他们也会高兴的。当然也有人不高兴，……我们对蒋介石很熟悉，他决不会赞成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也不高兴，也要说它不好。他们会说我们这个宪法是一条清楚的明确的但是很坏的道路，是一条错路，什么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是犯了错误。”

　　搞宪法是搞科学并非彰显谦虚

　　“有人说，是由于有些人特别谦虚(指毛主席坚持在草案中删掉了肯定毛泽东的条文)。不能这样解释。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不是本来应当写而因为谦虚才不写。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是搞科学。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B. 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

　　在毛主席讲话两天之后，开始了全民宪法草案讨论，从6月16日至9月11日持续了3个月。党和政府组织讨论的过程极为认真，人民群众参加得极为踊跃：

　　à 各地普遍成立宪法起草讨论委员会，培养报告员和辅导学习讨论的骨干分子，有组织地进行宪法草案的讨论和宣传工作。

　　à 据统计：许多地区听报告和参加讨论的人数都达到了当地成年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有些城市和个别专区甚至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à 参加初步讨论的各界人民约有103万5千余人，参加逐章逐条讨论的约有55万2千多人，对宪法草案提出的意见有14万3千5百65件，其中序言部分占总数的22.1%，总纲部分占32.3%，国家机构部分占19.1%，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部分占20.7%，国旗、国徽、首都部分和其他意见占5.7%。

　　à 全国人民在三个月的讨论中共提出1,180,420条修改和补充意见，汇总后被宪法起草委员会认真考虑，那些被采纳的或涉及内容、或涉及文字和修辞。

　　要知道：我国在1949年的5.5亿人口中有80%是文盲。新中国在1952年、1956年、1958年相继开展了三次大扫盲运动才使亿万工农摘掉了文盲帽子;而且那时连城市里绝大部分家庭都还没有收信机。可以想象，在1954年发动全民讨论宪法草案会有多大的困难，而新中国的党政军民们，对于行使人民民主权利又是多么严肃和真诚!

　　2) 四届人大代表和1975宪法亮点

　　1975年初召开了全国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1975宪法。这是在新中国第一次做到了，也是历史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唯一曾经做到的，以国家政体上的社会主义大民主，来保障国家宪法中所规定的社会主义的国体。

　　A. 工农兵代表高比例空前绝后

　　国家政体上的“社会主义大民主”，在1975年四届人大中具体表现为工农兵代表比例高达72%，其中工人代表比例达到了28.2%，农民代表比例达到了22.9%。

　　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四部宪法都确认的社会主义国体，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即自毛主席1954年宪法草案讲话中就明确了的，“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这种“社会主义大民主”国家政体，无疑是社会主义国体，即人民民主专政的最可靠保障。这只是在1975年全国第四届人会和1975宪法才第一次做到。

　　B. 保障人民群众四大民主形式

　　1975年宪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

　　大鸣、大放、在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这也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第一次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以国家宪法来保障了人民群众所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民主形式。

　　C. 增加了公民“罢工的自由”[97]

　　比起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还在第二十八条增加了公民“罢工的自由”。这是毛主席早在1956年八届二中全会上主张的(未见官方公布其他领导人或领导机关明确响应的资料)，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才作为运动的成果写入1975年宪法的。

　　3)毛主席1956年就讲过的大民主

　　毛主席1956年的两段讲话，将“工人罢工”作为无产阶级大民主的一个方面来讲。其中每一个方面都反映了社会主义时期，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而毛主席总是站在人民群众一边，总是充分相信人民群众，而且要求党政官员依靠人民群众来克服官僚主义，千万“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为了阅读方便，笔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将毛主席这两段讲话分为四个小段，每小段前加了小标题，摘引如下。请读者用毛主席每段讲话，来对照文化大革命做了什么，以及改开以来不做什么、甚至反对了什么。这对于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民主、什么是资产阶级民主，对于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都是极为有益的。

　　大民主对付敌人和官僚主义者

　　“……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农民闹事有道理党要接受教训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

　　学生上街工人罢工有利解决矛盾

　　“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

　　几十万县委以上干部不要成贵族

　　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讲话全文在第313至329页

　　4)改开人大工农兵比例低的可怜

　　1975四届人大的工农代表合计占51.1%。这个比例在文革后、改开以来逐年下降，至2003年的第十届人大，一线工农代表所占比例已经不足4%!

　　第十一届人大的代表总数为2987人，其中工农代表的比例只有7.6%。特别是，1.5亿农民工只有3名代表，只占代表总数的0.1%，千分之一!

　　这种比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制宪修宪时还能给普通大众保留或恢复“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力，保留或恢复工人“罢工”的自由吗?

　　再请对照毛主席1956年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现在这样的比例组成，哪里还有可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充分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来克服官僚主义，警惕‘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呢?

　　毫无疑问，全国四届人大的代表组成(和四届人大的其它许多方面)，以及1975宪法的原则和精神，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次再也无法说，毛主席在1956年讲话中所表述的毛泽东思想，“是集体创造的”了)，都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如果声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主义的原则，如果声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那就必须恢复全国四届人大和1975年宪法的原则与精神(当然还有很多改进空间)，不然就很难说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是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与本章所有各节有关的内容将在本文集第六篇章《意识形态必作怪》和第八篇章《文革剑指走资派》中讨论;与本节有关的将在第七篇章《人民大众当做主》中讨论。

　　5. 一九六六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

　　本节前言

　　现在仍然有很多人对文化大革命持全盘否定意见。全盘否定者们总是无法接受“文革破坏秩序、乱哄哄”、“文革破坏传统文化”、“文革打到一大片”、“文革派性武斗”等等，而断言说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但是，他们从不分析这些现象的性质及其背后的原因，更不去分析现实的社会矛盾，因而根本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

　　à 仅仅在前奏曲姚评《海瑞罢官》，以及《二月提纲》、《五一六通知》和《八届十六中全会十六条》三部曲之后，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够发动亿万人民(甚至包括全盘否定者们自己)以空前绝后的热情积极投身于运动之中呢?

　　à 如果没有现实的社会矛盾以及广泛的群众基础，难道毛主席一个人、即使再加上四人帮，就能发动起来这样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吗?

　　全盘否定者们于是求助于历史唯心主义，给出了这样回答：

　　à 因为毛主席权力太大了、独裁：但“证明”毛主席独裁的史料，讲的都是毛主席在高层的抗争;而且近年披露的史料越来越多，却证明了毛主席并无那样大的权力，连“节制”刘少奇、林彪一意孤行都很困难。尤其是，毛主席一贯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多数人通过决议后，毛主席只能等待实践的评判。

　　à 因为其他领导人“违心”行为：哪里有可能千千万万、乃至几十万的中上层干部都“违心”行事呢?即使干部们全部“违心”，难道亿万民众(包括否定者自己)也都是“阿斗”吗?果真如此，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如何能从1949年只有19万吨钢产量的工业出发，到文革结束时有了大小三线、两弹一星核潜艇以及中国至今所有的最高科技奖成果(包括反文革者袁隆平的成果)呢?

　　谁若坚持“亿万人民是阿斗”，那就请阅读本章附录中的群众运动语录。

　　这就必须给出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回答。毛主席说：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91页

　　文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全盘否定者们避开“无产阶级”，也不分析文革在意识形态领域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却绕着弯去找那些无法自圆其说的“答案”。

　　本开篇在这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以下述3个小节结尾：

　　1)毛主席评价文化大革命的谈话

　　2)文革挽救了马列主义社会主义

　　3)1966文革使人类史进入新阶段

　　如同以前各章各节，每一小节也许会分为若干大小段落，在点题之后简要论证。

　　1)毛主席评价文化大革命的谈话

　　“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毛主席1966年10月25日这样说。

　　A. 大众与党内走资派矛盾总爆发

　　为什么文革及其重要标志红卫兵运动，来势会这样猛烈，连毛主席都没有预料到?大约在九年之后，毛主席的一次谈话好像给出了答案：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文革群众运动来势这样猛烈，就是因为一些领导干部在获得地位和待遇之后，就只想维护自己利益而不想前进了，甚至反对革命、变成走资派了。但是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广大群众还要革命，十七年下来，积累的矛盾就越来越多了。

　　大多数领导干部固然并不是走资派，但他们何曾站出来与走资派斗争?因为没有坚持改造世界观，他们即使读到《五一六通知》也还是对走资派浑然无觉。再等聂元梓大字报一广播，人民大众与走资派的矛盾总爆发：一边是走资派敌视群众运动，派出工作组到处灭火、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另一边是群众高呼造反有理、奋起斗争——广大群众如何能区分谁是走资派、谁是浑然不觉走资派的，两类领导干部被一锅烧也怪不得群众。历史上的群众运动都是这样的，未来的群众运动也还会是这样的。但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看到群众的首创精神和潜力，看到群众能够在运动中教育自己、提高水平、涌现领袖——这就要向革命导师马恩列斯毛学习了(本章附录)。因此1966年的矛盾总爆发，这本身就证明了文化大革命是必要的。

　　B. 毛主席评价文化大革命三七开

　　就在上述谈话的同期，毛主席另有一段著名谈话，对文革功过做出了评价：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毛主席讲“三七开”并非机械计算，而是说成功中也有失败，应该抓紧研究解决“有所不足”的方面了。例如“打倒一切”就是要解决的主要矛盾，要给那些被打倒过的干部做出正式结论，要争取更多的干部理解文革、保护文革成果。而相对于保护文革成果，其它的事都是次要矛盾，不然的话就会给否定文革的势力留下可乘之机。

　　毛主席还讲了“看法不见得一致”，这也是客观的：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或者到了很久以后，对文革的评价也不会完全一致、甚至还可能两极分化。但是，在经过了前后两个三十二年、正反两面的大规模社会实践之后，懂得毛主席的人越来越多了。文革理论本身的对与错，已经不再是个理论问题了。正如马克思早年指明的：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想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此岸性”即可通过能动的社会实践来检验、否定神秘性)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C. 毛主席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出自毛主席在1975年4月23日所写出的一份批示[98]：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什么才算“真懂马列”?就是阅读和研究马列(毛)、并在与工农相结合的社会实践中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毛主席说过：

　　“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共产主义世界观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不是任何别的阶级的世界观。”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了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毛主席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就是指在党内、尤其是领导干部中，真正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不多。刘少奇和林彪曾先后在七大、九大被选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但他们的悲剧恰恰是在这样要害的位置，却仍未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

　　刘少奇给续范亭讲的什么人生观

　　国军抗日将领续范亭在九一八事件后力主抗日，因遭蒋介石拒纳而于南京中山陵剖腹明志、轰动全国，这在第五章第2节第3)小节已经述及。续范亭在延安养病期间曾经参加延安整风，刘少奇在1943年6月28日给他写了一封讨论“人性”问题的信件。毛主席给刘少奇的信稿加了大量批语，指不但“缺乏唯物的历史的观点”，而且还在人性、是非、善恶诸问题上有二元论、庸俗唯物论、形而上学等错误倾向。网上有一篇署名sglljw的文章，“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份必读文献——毛主席《在刘少奇给续范亭信上的批语》”[99]，将毛主席的批语归纳为十二个方面。这里仅从中选择五条多数人都容易懂的，用作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例子：

　　à 刘认为，人与其他动物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有思想的。而毛主席则指出，最基本区别是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不是有无思想的问题，这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水岭。

　　à 刘认为，“人为万物之灵”，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而毛主席认为，这是唯心论的社会观。人是物质发展的一个高级形态，不是最终形态，它将来还要发展，不是什么万物之灵;人首先是社会的动物，资产阶级总是强调人的理性(精神)，我们不应如此。

　　à 刘认为，食色之性，好好色、恶恶嗅之性，不独是人有，其他许多动物也是有的。而毛主席认为，人的食色是社会的，与动物的食色有根本区别，这是两种不同范畴的好恶，把它们等同起来，就是庸俗唯物论。

　　à 刘认为，人的社会性与人的自然性有区别、有矛盾，但是又凝合在一起，并且在基本上是保护着(人类共同的)自然性的。而毛主席则指出，人当作人，它只是社会的动物，人分成阶级后，只是阶级的人，再也不能多一点，无所谓人类共同的自然性，更无所谓以社会性去保护自然性。

　　à 刘认为，说人性无善恶，只是就人的自然性来说才可以。而毛主席认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把人性分为自然性社会性两个侧面，并承认自然性是无善无恶的，就给唯心论开了后门。

　　刘少奇比毛主席年轻五岁，历史上是白区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以及白区工作反对王明路线的代表。抗日时期，他还曾经先后担任华北、中原、华中各局的领导和皖南事变后恢复新四军的工作，因为能坚持正确路线，于1943年后到延安、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军委副主席。因此，在给续范亭写这封讨论人性的信件时，毛主席应该已经将刘少奇按照接班人来培养了。但上述批语证明，毛主席肯定完全明白，刘少奇尚未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或者说还应抓紧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因为毛主席不仅在晚年，即使在早年也完全明白“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这说明毛主席在真心培养刘少奇。

　　后来的历史证明，刘少奇的世界观改造总是跟不上中国革命的发展，毛主席才不得不放弃的。但即使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不再做第二把手，毛主席还曾与刘少奇谈话，向他推荐了三本关于辩证哲学、或者世界观的书，仍然在希望他能前进[100]。

　　林彪文革四次暴露了世界观问题

　　毛主席1970年8月底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表《我的一点意见》批评英雄史观：

　　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为保护林彪，毛主席只批评了陈伯达】

　　但林彪就是不肯检查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错误，毛主席才又在1971年8、9月份巡视大江南北，开始批评林彪、陈伯达以“天才论”突然袭击，其中有这样几段：

　　“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指两个常委林彪和陈伯达，先瞒着毛主席、康生、张春桥三个常委，后搞突然袭击】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直接批评林彪的天才论不符史实，是英雄史观】

　　“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对照列宁的文章和《国际歌》批判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就是将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相比照】

　　从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出发，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起突然袭击，这是林彪因其资产阶级世界观而在文革期间第三次犯下明显的错误。

　　林彪第二次犯错误是1969年与陈伯达(又是陈伯达)拟草九大报告时搞唯生产力论，被毛主席否定了(后来请林彪念的九大报告，是改由张春桥和姚文元写稿的)。

　　林彪第一次犯错误应该是他在1966年的5月18日的讲话(是通过《五一六通知》后的第三天)，将无产阶级政权的要害混淆于历史唯心主义的政变经。毛主席于7月8日自韶山滴水洞写信给江青，对林彪的这次讲话有过批评(或表示过不安)：

　　……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

　　第四次应该是九一三之后所暴露的林彪世界观的长久问题，即1972年春节前在林彪的毛家湾住所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1969年手书的“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条幅 [101]等——原来他是崇尚孔孟之道的，只不过长久以来有意地掩盖了。

　　谁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人民日报》在1964年7月14日发表了重要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其中有毛主席提出的“革命事业接班人”五项条件：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这五条中最重要的是放在首位的，“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在刘少奇和林彪先后因被证明并不真懂马列而被放弃之后，毛主席就不再致力选定个人接班人了[102]，而是着眼于：1)党代会、人代会代表的结构改革，使得工农兵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妇女代表占到绝对多数，使他们能代表党内外的绝大多数来参与党和国家大事讨论以及政策制定;2)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在宪法中除规定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之外，还明确国家保护公民罢工的自由，以及保障人民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超越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

　　本章第4节曾简单回顾这两点：这也是毛泽东思想自1954年到1975年之间的一项重大发展，即毛主席根据唯物史观判断，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工农联盟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他们将在群众运动中教育自己，而绝不会背叛马克思主义。

　　2)文革挽救了马列主义社会主义

　　1966年文化大革命来势之猛烈，证明了一场文化大革命是十分必要的。但作为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发动的、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群众革命运动，文革还是失败了。即使如此，辩证唯物主义者仍然应该看到：失败中也有成功，因为这是革命道路上的暂时失败，而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仍然在强有力地影响着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

　　A. 失败反而证明了马列毛

　　文革结束后，党和国家仍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了一段时间，这样从1949年起，社会主义道路走了32年。但从81决议开始调整后的32年，则出现了道路上的混乱：先是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首倡此“理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却在私下承认自己是在主张“补资本主义的课”。后来又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这在理论上又说不通，不但在实践上出的问题越来越多，而且也与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明显冲突。现在还是勉强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在执行上还是“将一切交给市场”，仍然无法令老百姓信服。从这32年来看，文革的确失败了。

　　为什么会失败?还是毛主席早在1975年就指明的：“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

　　毛主席的判断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国党政领导人中真懂马列的不多，难说出了情况还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二是在基层干部和普通党员、乃至工农大众中，真懂马列的比例就更低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组成是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城市小资产阶级)，即使在前32年也有大批人在幻想资本主义。这就必然要反映到党内、要反映到不大读马列的高层领导——其实上上下下“真懂资本主义的人也不多”，但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又只有社会主义一条通途!

　　怎么办?那就只能等待人民群众、包括党政干部和基层党员，在大规模的社会实践中自己教育自己了。这就好比毛主席早在中央苏区时就看穿了共产国际个别领导所支持的王明、博古错误路线，中国党和红军领导人又大多对此浑浑噩噩，怎么办?毛主席只有等待，等到苏区丢光了、等到湘江折损过半了，党和红军接受了致命的教训，才能开成遵义会议——这就像毛主席常说的：“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在文革失败32年之后，为什么党内外懂得马列(或马列毛)的人反而多了起来?因为这32年的社会实践成了反面教材，使广大群众和干部懂了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资产阶级、什么是资本，这才能懂马列了。这也“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B. 在中国避免了苏联悲剧

　　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国情咨文中这样评价苏联解体：联盟国家(前苏联)在1991年的解体是20世纪发生的“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普京说，苏联的消亡就像一出真正的悲剧，导致数千万俄罗斯人滞留在了俄联邦境外(见本开篇第二章第3节)。

　　以下分几个小标题，或于正文、或于【评注】引用脚注[103]中有关苏联解体的材料。

　　苏联解体悲剧过程梗概

　　1956年，赫鲁晓夫的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全面否定和丑化斯大林，后来演变成对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丑化;他还背叛了列宁的国际主义原则，大搞三合一少(与西方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反对革命、鼓吹和平过渡，对民族解放运动减少支持)。毛主席主持发表九评、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直至他于1964年10月下台。

　　【戈尔巴乔夫在2006年接受《俄罗斯报》采访时回忆道：苏共二十大决议的确对我产生很大震动，要知道当时我还是青年人。1955年刚刚大学毕业……实习7天以后，上级让我领导共青团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员会的宣传部工作。……我曾经是坚定的共产党员，可以说是祖传的。我在十年级就入了党，当时甚至写过作文高度赞美斯大林。1956年下发赫鲁晓夫报告……我们需要到每一个区委会解释，说明那些……”】

　　勃列日涅上台后在修正主义道路上愈行愈远，而且还走上对外扩张、与美国争霸的道路(并不成功)，这也加剧了苏联国内的民族矛盾以及对中国边境的威胁。

　　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上台后推行“新思维”改革，更加否定斯大林和社会主义，妖魔化共产党和美化西方，宣扬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宣扬西方多党民主制和经济新自由主义，宣扬所有制多元化、思想政治多元化。自由化加剧了民族矛盾。

　　【但是在苏联解体后的1995年，俄罗斯著名神父德米特里·杜普科说：“斯大林就是我们的上帝。他建立了如此强大、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崩溃的国家。他保卫了俄罗斯，并向全世界证实了他的价值。甚至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谢也把他称为上帝式的领袖。当他逝世时全俄东正教都为他祈祷。”俄罗斯民意调查机构“罗米尔(РОМИР)”在斯大林逝世50周年时的一项调查表明，有57%的普通民众对斯大林在俄罗斯的作用予以充分肯定，有34%对此予以否定。2008年5月8日，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舆论基金会等开始在网站上举国推荐“俄罗斯最伟大历史人物”，至7月15日，斯大林位居第一。据相关调查，重新肯定斯大林的人在各主要党派中比例如下：俄罗斯共产党中75%，统一俄罗斯党中58%，自由民主党中83%，右翼“亚博卢”中41%】

　　苏联最高苏维埃于1990年通过了专门法律，允许有可能退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按照一定程序退出苏联，波罗的海三小国率先脱离。戈尔巴乔夫于1990年3月修改苏联宪法：取消党的领导，令苏联各民族失去了联合的政治基础和统一的领导力量;允许多种所有制，并给予“平等的保护”;设立总统制，取消了集体领导。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于同年12月26日再次修改宪法，扩大了总统权限、取消了部长会议主席。

　　叶利钦及其俄罗斯社会民主纲领改革派抓住时机竞选，于1991年6月12日当选俄罗斯总统，上台即宣布俄罗斯独立，宣布俄罗斯机关、团体、企业和军队非党化。

　　戈尔巴乔夫错上加错：允许苏共党员信奉宗教;又提出修改联盟条约，于1991年8月14日公布、20日签署新联盟条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改称“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加盟国”变成了“主权国”，分别拥有外交、领事和贸易权。

　　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自1991年 8月起先后独立。叶利钦竟然于1991年8月22日至同年12月1日期间，先后接管了苏联克格勃各级机关的档案、苏共中央政府的一切通信设备和中央政府的大约80个部门和机构的财产。

　　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12月25日宣布辞去苏联总统，次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中间还有突发事件，但主要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一唱一和。

　　【从1989年至1999年十年期间，俄罗斯工农业产值和整个国民经济均下降一半，超过卫国战争时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到2007年才勉强恢复到1989年水平】

　　【70%以上的俄罗斯人认为苏联解体是悲剧。苏共反叛者们最终成了后来苏联解体最大的获益者。如今俄罗斯最富有的人正是当年的党内“精英”。所谓“改革”，就是把原来相对平等的财富分配体制砸碎，让人们一哄而上去抢，苏联的“经济学家”们美其名曰自由竞争，而身居要职的精英们早已占住了最好的位置。除了众所周知的叶利钦家族之外，还比如说切尔诺梅尔金，20世纪80年代曾任苏联天然气总公司的总经理，1992年公司“私有化”后，摇身一变成了天然气股份公司最有实力的控股人，控制着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气资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几个人之一。……解体前被批评腐败的苏共与这些人相比，就如同“窃钩者”与“窃国者”相比了】

　　完全被意识形态所主导

　　俄国在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建了立苏俄，1922年又扩充为苏联。列宁在1924年1月21日去世，来不及领导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运动。斯大林为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卫国战争中打败德日法西斯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到1953年3月5日去世，也没有看出来苏联的危机，因此生前没有领导过意识形态领域的大规模阶级斗争。

　　在苏联即将解体和解体十多年之后的采访和调查表明：

　　à 大清洗具有合理性：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2005著文《我的时代》说：20世纪30年代他曾参加一个准备暗杀斯大林的恐怖组织，被捕后逃跑、长期隐姓埋名，因而最有资格谈论大清洗问题。他说：“我研究了很多年的战前情形，包括军队中的肃反情况，得出了所有讨论过这个话题的人们都认为是另持一端的结论：如果战前军队中没有进行肃反运动，我们就会输掉这场战争。别说一个弗拉索夫(苏联将军，在卫国战争中叛变德军——笔者注)，就是几十个弗拉索夫也会出现，而且还都是比他更猖獗的。”

　　à 苏联解体可以避免：俄科学院综合社会所在1999、2000、2001年做了几次调查，占被调查者66.5%、63.2%、57.6%的俄罗斯人认为可以防止。“全俄民意调查中心”于2005年12月对俄罗斯46个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153个居民点进行了民意调查，57%的人认为，苏联解体本来就可以避免。

　　à 苏联解体主要原因：俄科学院综合社会所民调表明：44%的被调查者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应承担主要责任;而认为是“苏联社会经济危机”的只占17.2%，认为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危机”的只占11.2%。

　　à 若不改革不会解体：有人在2006年戈尔巴乔夫75岁生日时问他：若当初不搞改革，你现在干什么?戈尔巴乔夫回答说：“如果我身体还行的话，仍在当苏共中央总书记。因为在我执政的时期，社会体制也还是足够稳固的。”

　　这些调查资料充分证明，苏联解体根本不是因为西方和亲西方学者们所说的“斯大林模式”、“体制僵硬”、“共产主义错了”等等，而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集团，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从1956年到1991年共35年间，或向西方妥协、或被西方支配，在意识形态领域向无产阶级长期进攻、而无产阶级又无防备的结果。

　　毛主席早在赫鲁晓夫1956年秘密报告之后，就对现代修正主义警觉起来，并在60年代初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国际马列主义政党，对修正主义做了不调和的斗争。其进一步发展，就是在国内以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所进行的反修防修斗争。

　　尽管文革失败后中国也有很多问题，但在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

　　à 中国人民绝不可能容忍公开背叛社会主义的领导人【2010年5月18日俄罗斯《独立报》刊登了原苏共领导人之一利加乔夫对记者的回答：……戈尔巴乔夫及其同盟者……为自己背叛社会主义、党和人民，精心思考了如下解释：苏维埃制度完成了许多事情，所有人都知道，它是带着光辉的篇章走进历史的。但是它不能够改革和完善。应该打碎它，用资本主义制度取代】;

　　à 中国人民绝对要奋起杜绝造成苏联那种悲剧的任何隐患【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尤里•普罗科菲耶夫著文《苏联解体20周年，谁之过?》(俄战略文化基金会网站12月25日)认为，苏联解体并非命中注定，导致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包括：无力应对挑战、甚至有过背叛行为的苏联精英;以美国为首的外部政治势力意图摧毁苏联;包括知识分子在内不清楚社会政治体制更替造成何种后果，及苏联人民没有奋起挽救国家免于分裂】。

　　季塔连科院士对比中苏

　　俄中友协主席、俄科学院院士、俄科学院远东所所长季塔连科应邀于2011年9月13日到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作题为“苏联解体和中国改革开放的世界经验”的讲座。他明确地指出造成苏联解体的两大原因：1)党和国家领导人逐渐腐化、甚至是直接地背叛了人民的利益，2)某些知识分子的破坏性、以一己私利代替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解体后成为名副其实的特权阶层。季塔连科教授虽然还没有文革那样的认识，但对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道路选择和诸多决策十分推崇。以下是他讲座的摘录：

　　苏联解体的原因有很多，……而这些不利条件中，影响最坏的是苏联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逐渐腐化，这是我们常说的内因。……

　　苏联解体和某些知识分子的破坏性也是分不开的。他们脱离了群众，以一己私利代替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推动了苏联的解体。……作为回报，他们则垄断了俄罗斯更多的资源，获得了更大的特权，成为名副其实的特权阶层，……

　　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在对待苏联提出的关于中国国家建设模式的建议时非常谨慎。他们拒绝了按照苏联的样子建立联邦制国家，而是……

　　……近百年的历史事件表明，劳动者包括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革命进程中和胜利后都绝对不能疏远自己的祖国，疏远自己的民族文化和传统。共产党执政后不能忽视国家利益和文化民族特色及人民的爱国情怀。

　　……列宁已经意识到，共产党只有时刻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时刻牢记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社会主义才能有未来。斯大林的经验则是，在面临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经济上利用集权模式迅速发展苏联的综合国力，政治上注重发展党和国家、党和民族、党和群众的关系。

　　1950年时，……毛泽东来到莫斯科给斯大林祝寿，其实主要是想签订中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废除雅尔塔会议上苏联和美国强加给中国的协议，为新中国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毛泽东成功了。这个成功也体现了毛泽东在处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冷静与深思熟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没有处理好这“两个主义”的关系，他们过分相信马克思所说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共产主义思想。中国却注意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中国共产党人令人信服地表明了对列宁思想的深刻理解和创造性的发展，……

　　苏联和中国的现状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很多方面不得不继续进行苏联的伟大事业。基于此，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全面、深入地研究了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后果，以及苏联解体给中国留下的教训。这种做法是正确而明智的，对中国少走弯路和坚持与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很有帮助。

　　因此我再次警告大家，中国不要重复苏联曾经犯下的错误。

　　C. 孙子的孙子就要出马列

　　本章已经在封面引用过毛主席在51年前，即1962年8月13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组插话中，所分析的和预言过的中国前途：

　　“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

　　帝国主义搬石头砸自己脚

　　很多人都在担心，中国如何才能扭转改开的错误方向呢?其实，帝国主义的“全球一体化”使中国新生资产阶级和国际资本紧密相连，这我们已经论证几次了。但国际资本作为反动力量，总是要捅娄子的，给自己造成危机、也给革命带来机会。

　　这里就以所谓的日本的购岛闹剧为例做出说明：

　　à 日本右翼份子、东京都知事、自民党人石原慎太郎2012年4月16日在华盛顿演说时口出狂言：东京都将“购买”钓鱼岛。

　　à 7月8日，日本首相、民主党人野田佳彦于公开称拟“购买”钓鱼岛;11日又发言说，最快将于9月底完成对钓鱼岛的国有化。

　　à 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7月24日在参院预算委员会上称“已与希拉里确认，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今后一旦钓鱼岛发生什么事情，美日将可联合进行应对。”

　　日媒在8月27日称，日本已制定钓鱼岛“国有化”时间表。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在8月28日谈及钓鱼岛问题时，首次公开使用“尖阁诸岛”，默认日本对钓鱼岛拥有所有权，引起中方记者的激烈质问。

　　à 中国主席胡锦涛在9月9日会见日本首相，就钓鱼岛问题表明立场，希望日方充分认识的钓鱼岛事态的严重性。日方任何方式“购钓鱼岛”都无效。

　　à 日本政府不顾中方一再严正交涉，于9月11日上午举行内阁会议，最终通过了从2012年度国家预算中支出20.5亿日元“购买”钓鱼岛本岛、北小岛、南小岛的决议，正式将三岛“收归国有”。

　　谁都看得出来，这就是日本两党和地方的右翼势力、即日本垄断资本的代表在五个月中，在美国资本支持下的一系列表演，妄图将侵吞中国领土变为既定事实!

　　连国家主席胡锦涛出面都不行，为什么?因为毛主席和周总理不在了，国际资本已经摸透了中国的韬光养晦政策，不怕中国政府了。怎么办?那就让日本右翼政府和国际资本看一看，他们怕不怕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吧!

　　十八大前的九月爱国运动[104]

　　毛刘周朱是十九世纪的“80后”和“90后”。如果按照常见的25年一代人计算，一个世纪四代人，毛主席和他主要战友的“孙子的孙子”，就应该是二十世纪的“80后”和“90后”了。现实又被毛主席51年前的预言说中了，在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全国几十个城市爆发了以“80后”和“90后”为主体的九月爱国运动：

　　à 中国人民忍无可忍，在中央政府密集表态无效后，终于在9月15日爆发了全国范围的群众爱国大游行，表达了人民群众捍卫中国领土钓鱼岛的决心!

　　三岁小朋友和妈妈，九十老人和她的儿媳，拄拐大妈和她的丈夫，不约而同地来到日本大使馆前，同声抗议，宣誓主权，保卫钓鱼岛!

　　全民参与，保钓万人大签名已经密密麻麻，这是中国人民的决心!

　　à 80后、90后的新青年用行动践行肩上的爱国责任：有我们，未来无限可能!

　　各地怀念毛主席、与整个民族的兴衰荣辱紧紧相连的民族之魂!

　　各地呼唤毛主席、呼唤毛泽东思想、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武器!

　　“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保卫祖国只能靠人民的行动!

　　北京青年们打出了“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打败小日本”的横幅!

　　à 所有的游行队伍全部只举毛主席画像

　　五星红旗的海洋、红色是游行的主题

　　“敢同美帝争高下，不向日寇让寸分!”

　　à “头可断，血可流，中国寸土不能丢。打日本，杀鬼子，誓死收复钓鱼岛!”

　　“振兴中华，夺回钓鱼岛”“保卫钓鱼岛，打倒法西斯!”

　　“维护主权，匹夫有责!”“倭寇滚出钓鱼岛!”

　　“导弹击沉日军舰，海军登陆钓鱼岛”“中国军队该出手了!”

　　九月爱国大游行绝大多数都是80后90后的队伍：历时一周的全国大游行，几十个城市的游行队伍，只有毛主席画像、只有五星红旗;没有其它信仰，都是“毛主席，人民想念您”，都是“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打败小日本”，都是“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青年成为左翼爱国运动的主体，这就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在九月爱国运动中，青年和群众队伍勇敢地高呼“外争国土，内惩汉奸!”高呼“打倒汉奸!”没有一个右派的口号，也没有一个右派的横幅，更没有一个右派的画像。张宏良写道(脚注104)：最近一位西方记者十分不解地询问，全国八十多个城市大游行全都高举毛主席像，那么多毛主席像是哪儿来的?当时我回答说：伟大的历史事件必然会创造伟大的历史奇迹，觉醒了的人民比上帝更加能够创造出历史奇迹。

　　九月爱国运动证明，国际资本在其它国家屡试不爽的什么“颜色革命”、“茉莉花革命”，在经过了196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这里，必定遭到惨败!

　　当然，这只是新青年运动的开始。他们还要继续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在与工农相结合的三大社会实践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很多人已经这样做了，已经开始到工农中去了。中国未来的民族英雄和政治领袖们，肯定就出在他们中间!

　　茅国贼处处遭老中青喊打

　　2011年4月26日，茅于轼发表了阅读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的读后感《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二人公然对抗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2010年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篡改历史、捏造谣言，恶毒丑化和攻击中国共产党，诋毁和诅咒人民领袖毛主席，激起了上海人民群众的强烈谴责和愤怒。北京人民也积极响应，于5月21日成立了对茅于轼和辛子陵的公诉团，在网站上发起了举报签名活动。在此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纷纷发起人民公诉团，开展公诉签名活动，其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力量之强，气势之猛，超过所有人的想象：毛主席的亲属也站出来了，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老同志们站出来了，跟随毛主席的老八路、解放军老英雄、志愿军老战士们纷纷站出来了，受毛泽东思想教育的国家干部、工人、农民工、农民、知识分子、大中学生、少数民族群众和工商业者也纷纷站出来了，以及很多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和海外华侨，都签下自己姓名愤怒声讨茅于轼和辛子陵[105]。

　　据统计，截止2011年6月13日，全国参与发起对茅于轼和辛子陵公诉的签名总数已经达到五万余人，签名名单已经寄送全国人大会常委会。

　　人民群众对茅于轼为什么这样愤怒呢?只要看看他下面的这些汉奸卖国贼理论，以及他故意违反法律、罔顾几千万工人下岗、却为贪污行为辩护的嘴脸就明白了[106]：

　　à 是领土完整重要，还是百姓的生命财产重要?我认为当然是百姓的生命财产更重要。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

　　钓鱼岛的争夺更是一个例子。那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中国和日本争夺得很厉害。在我看来，双方都不值得为此伤感情。把争夺钓鱼岛的力气用在国内对百姓真正有益的地方岂不更好

　　如果那是一块连人都没有的荒岛，争这块领土就毫无意义。或者这块土地上的百姓归属别人管理之后，生活反而提高了，自由反而扩大了，那么这种领土主权的转移，不但不必反对，还值得欢迎。

　　à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要重新评价汪精卫。文章我没有看到。对汪精卫我也没有任何研究，但是引起我的思考。

　　也可能有一些汉奸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他自己下地狱，为的是减轻老百姓的痛苦。反过来看，有些英雄拿几十万人民的性命做抵押，坚决不投降。只是为了报效皇帝老子。从人民利益的立场看这些人不值得效法。用这样的眼光看问题，几千年的历史就要改写。

　　à 在败局已定的条件下，应该说，投降是正确的选择。

　　至于国家的尊严，更不是我们应该重视的事情。所谓国家的尊严，其实是政治家的尊严。

　　中印战争为了几万平方公里基本上没有多少人口的一片荒地而战，有什么价值?

　　à 犯法的事情，我也仍然在干。我相信不是我错了，是法律错了。

　　宪法都改了几回了，法律为什么不能改?我不怕，大风大浪我也经过了，再说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的。

　　à 几千万人下岗，结果怎么样呢?全社会的经济效率提高了，大多数人确实好多了。

　　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物价涨了有十来倍，大家生活挺好的嘛。难道说物价都要降下来，那生活能好得了吗?

　　à 我们国家一年被贪污的钱顶多是五千个亿，而全部生产是20万亿，五千亿只占了百分之二点几，所以这么一看，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财富生产才是最大的事。

　　贪污五千亿不算大事。

　　这个茅于轼在改开以来十分得宠，被捧为经济学家泰斗，其实连一篇上了档次的论文都没有，只是应邀到处乱讲、污蔑祖国、污蔑社会主义、污蔑毛主席。因此在十八大之后，茅于轼到哪里演讲，革命群众、又是以80后和90后新青年为主体，就跟到哪里围剿他。结果是一年下来，茅于轼几乎没有做成一次完整的演讲[107]：

　　à 2012年12月11日，茅于轼去武汉万达某酒店，与当地名流座谈。结果被爱国网友获悉，在酒店打出了反对汉奸茅于轼的横幅，并分发了茅于轼卖国言论的资料，还要求与他当面辩论。但是茅于轼未敢露面。

　　à 2013年1月5日，茅予轼应邀到成都电子科大讲演，遭到退休教师赵常德到现场抗议。

　　à 3月18日，群众得知茅于轼应腾讯大豫网邀请来郑州演讲，向省委宣传部反映并表示坚决反对。茅于轼不得不退掉已买好的火车票、借故未到。

　　à 5月3日晚，茅于轼长沙讲座的主办方熬吧读书会通过新浪微博发布“紧急通告”，宣布原定的茅于轼5月4日讲座取消。但在五四青年节，80后90后新青年的仍然赶到长沙举行了相当规模的示威游行(下面再讲)。

　　à 5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取消了原定的茅于轼讲座。5月15日下午，腾讯也突然取消了原定的茅于轼讲座。新青年和老同志到腾讯大楼前庆祝胜利，共举毛主席挥手像和“人民领袖爱人民”、“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横幅。

　　à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记者覃霞5月16日报道，原定茅于轼的成都讲座取消了。

　　à 原定茅于轼于6月22日在杭州演讲，但突然提前于6月中宣布取消了。

　　à 原定茅于轼10月19日在海南的演讲，网友反映多次致电询问获悉取消。

　　à 重庆晨报记者毛莹报道，茅于轼将于11月9日在重庆人民大厦会堂开讲，但四月社区网报道，这次预定的主题演讲又被取消了。

　　à 茅于轼于2013年11月17日下午到昆明演讲，四面八方的抗议群众赶到，其中有84岁高龄的胡海泉同志拄柺到场抗议，83岁的王福生同志带着相机来照相记录抗议场面。云南儿女打着横幅“昆明人民热爱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就滚出昆明去”，手举的标语旗写道：“打倒汉奸、卖国贼茅于轼”，“反毛分子茅于轼滚出云南去!”，“拿起打狗棍，痛打茅于轼卖国老狗!”等等。茅于轼做贼心虚，讲座不到20分钟，就心不在焉地草草收场、溜之大吉。

　　其中最精彩的当数大批80后90后为主体的中、青年五四长沙阻击茅于轼大游行[108]。游行者有来自长沙和湖南省各地的，也有在五四这天专门赶来的附近各省群众。他们手举大量毛主席像开路，以国旗、红旗和条幅连成海洋!这是横幅上的一些口号：

　　à 毛泽东思想万岁

　　à 人民的领袖人民爱

　　à 岳阳人们声讨汉奸茅如屎

　　à 广东人民声讨汉奸茅于轼

　　à 湖北人民声讨汉奸茅于轼

　　à 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

　　à 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人绝没有好下场

　　à 打到美国豢养的汉奸走狗、打倒汉奸茅如屎

　　à 茅于轼是反党、反民族、反社会主义的狗汉奸!

　　à 汉奸过街人人喊打、惩办汉奸茅于轼、茅于轼祸国殃民

　　à 河南爱国群众：抗议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公然违法行径、声讨汉奸茅国贼

　　à 保卫红色圣地、惩办汉奸国贼、严防汉奸茅国贼流窜伟人故乡作案、红色热土岂容玷污、三湘父老情何以堪!

　　à 爱国群众愤怒声讨，反党、反国家、反民族、美帝国主义的汉奸……

　　游行队伍汇集到广场，呼喊这些口号后又跟随播放高唱《国际歌》，再继续游行、然后以长形队伍聚集在另一处广场高呼口号。这是自去年九月爱国运动八个月以来，因为茅于轼到处顶风作案，所激起的又一轮中国人民群自发的爱国政治运动!

　　前进·达瓦里希中俄走红[109]

　　《前进，达瓦里希》(Вперед, товарищи[1])为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2009级王一琳同学的毕业作品(又是一位90后青年!)。

　　“达瓦里希”为俄语“同志们”(товарищи)的音译，动画片以苏联解体为时代背景，通过一位小女孩在解体前后的心灵蜕变来表达对苏联时代的怀念之情。全片片长仅8分钟，但在细节之处采用了许多的隐喻手法，意蕴丰富。作品以剧中主人公一家生活的变迁描述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在中国以及前苏联解体后的各独联体国家均引起了对中苏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崇高理想的广泛而深刻的思考。

　　这是动画片主人公(小女孩)的几句经典台词：

　　à 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支持我们的建设，但并不能否认她的伟大，我们的战士，神圣的信仰永远都不会磨灭，她照耀着我们每一个人。

　　à 这是决战的最高指示，你要时时刻刻牢记，千万不能松懈，为了我们的胜利!

　　à 我要告诉你们，妈妈已经背叛了我们!他们都背叛了我们!

　　对小姑娘台词用语的解读：

　　à 猫咪或老咪就是列宁(弗拉基米尔·列宁中的“米”)。

　　小鸟费利克斯即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首任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主席。

　　鸭或贝利亚即拉夫连季·贝利亚，斯大林去世时负责克格勃(原契卡)。

　　à 第一人称“我”，代表无产阶级工农联盟，即广大贫苦的社会底层人民。

　　“我们的家不是这些低矮的平房，有好高好高”，明显隐喻精神家园。

　　第一层住着列宁，第二层是费利克斯，第三层贝利亚，第四层是我;代表着共产主义信仰为基石，两个契卡主席保驾护航，再上面住着人民。

　　妈妈代表了苏共高层，即“伟大社会主义的园丁”。

　　à 在这个动画里妈妈的脸从未出现，代表苏共的权贵们高高在上，脱离群众。

　　然而，是妈妈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支持我们的建设，但并不能否认它的伟大，我们的战士，神圣的信仰，永远都不会磨灭，他照耀着我们每一个人。

　　“我”相信了妈妈话，以此为信仰，为之奋斗，建设。

　　à 搬家代表着苏联解体，那场由苏共高层权贵们主导的，完全无视平民意愿的社会变革——但有70%以上的前苏人民投票支持保留苏联。

　　在这场变革中，妈妈卖掉了书(思想与科学)，卖掉了费利克斯们(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一头冲向了另一条道路。

　　妈妈说，我们终于可以离开平房，搬到“好高好高”的大楼上去，但这已经不是“我”最初期待并建设的那一个。

　　à 新大楼的电梯一直往下，代表苏联解体初期，俄罗斯经济如坠落般的崩溃。

　　“我”问妈妈：大楼会不会被美国人炸掉。是指当时叶利钦为了提振经济引入的“休克疗法”，美国人创建的理论和美国人资助的疗法。于是“我”很担心，俄罗斯经济会不会被美国炸掉。但妈妈揍了“我”一下、不许再说。

　　à 苏联解体后的“休克疗法”造成恶性通胀，大量民间财富一夜蒸发，中、底层平民家贫如洗，生活水平迅速恶化。所以，“大楼”还是被美国炸掉了。

　　光鲜夺目的美国卡通玩具代替了旧积木，比喻享乐主义代替了艰苦创业建设家园的热血情怀。

　　电视里苏联要解体的新闻被静音，妈妈在兴奋地讨论着美国的化妆品;比喻人民已经听不到真实的声音，苏共热衷于用美式“化妆品”来掩饰失败。

　　à 直到此时，“我”才终于醒悟：“妈妈背叛了我们，他们都背叛了我们!”

　　“我”往回跑，看着曾经的家园(信仰)被炸得粉碎，然而在火光中，“我”看到了曾经的战士们，我们的同志，“我”又拿回了决战的最高指示：前进，达瓦里希。【五位苏联将军元帅向小女孩敬礼，表示他们为之奋斗过】

　　即使妈妈背叛了我们，“我”也要用自己的力量保卫“积木”。

　　了解苏联历史和共产主义理论的人都能看懂这些台词背后的隐喻。共产主义理论虽然有他不成熟的地方，但不可否认他的伟大。共产主义理论兴起的时代与现在这个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在那个年月里，是他旗帜鲜明地站在工农那一边，站在社会最底层最受压迫的那些人身边。没有共产主义，就没有亚非拉的民族解放浪潮，没有劳工阶层的兴起，没有工会组织，没有8小时工作制。共产主义是一种理论，他仍然通行全球。有些共产党派别曾经犯过错误，但共产主义的信仰不灭。

　　《百度名片》该词条撰稿人感谢王一琳同学的出色作品：唯愿我们的战士，神圣的信仰，永远都不会磨灭。即使“妈妈”背叛了我们，我们仍然捍卫自己的信仰。

　　最后用的话来结尾：我们是第一次走向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在人们从未曾走过的道路上。不管未来怎么样，希望达瓦里希的精神永远都在。

　　90后作品《前进·达瓦里希》不可思议：

　　à 无数人质疑：没有经过那段历史的90后怎么能拍出这样深刻的作品来?

　　à 回答说：片尾感谢姥姥和姥爷的字幕给出了解释。

　　à 仍然质疑：还是需要解释，为什么90后需要这个?

　　à 再次回答：这绝不只是为上一辈人捡起碎梦，这正是90后自己的梦!

　　俄罗斯的网友们评热议动画片《前进，达瓦里希》(以下热议均译自俄罗斯网友们所发的俄语文本)：

　　à 我看哭了，有种失去亲人的哀伤，这是如此……26年了，我第一次为她流泪。

　　à 25年来，我们一直没能说出‘他们背叛了我们’，甚至都故意忘记了生活在苏联的那些岁月。

　　à 小女孩——天真，诚实，善良，人民的象征。妈妈(教师)——精英(统治者)管理人民。弗拉基米尔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小鸟菲利克斯——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贝利亚鸭，还有托洛茨基。【承认和欣赏王一琳同学对苏联历史生动和巧妙的隐喻】

　　à 赫鲁晓夫改革，精英们用西方的理念和价值观替换掉了人民的思想。

　　à 精英背叛了人民，国家解体了。

　　à 这看起来是在呼吁中国的同志们，我相信对我们来说也一样：妈妈说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支持我们的建设，但并不能否认它的伟大。我们的战士，神圣的信仰，永远都不会磨灭，它照耀着我们每一个人。

　　à 虽然画风简单，但是内容深刻。包含有大量的典故。……视觉上重叠后。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关于那些贪得无厌的人的真相。我喜欢她用中文读音读“达瓦里希”，不知怎么，流泪了。

　　à 是啊，偷了屋顶从小女孩身边跑开那一段超可爱，不过没想到中国同志是这样看待贝利亚的。不过最后小女孩留下的最后一块积木却是贝利亚藏起来的。这是在隐喻什么吗?

　　à 一直担心有一天中国人成为敌人，抢走我们的土地。但是看了这部影片，才意识到我们还是心意相通的，他们正在等着我们停止愚蠢的行为，重新发展我们的经济、文化、军事等等等等，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发展和进步。

　　王一琳《前进·达瓦里希》向世界告诉了什么?

　　本节全部是对网络文章和资料的引用，现在轮到笔者用两句话回答这个问题了：

　　还是毛主席早在1962年所预言并坚信的那一条：即使到了孙子的孙子也要革命、也要出马列!正是因为对人民有这样的信心，毛主席才在1966年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正是因为文革在中国播下了火种，现在才能向列宁主义的故乡传递!

　　与本小节有关的内容将在本文集第十六篇章《风雨再迎红烂漫》中详细讨论。

　　3)1966文革使人类史进入新阶段

　　这是本开篇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最后一小节，读过前言的朋友们可能会追问：难道毛泽东就没有犯错误吗?笔者曾在前言承诺解释这样的回答：毛主席当然也犯过错误，而且参加和领导的社会实践越多、历史越久、规模越大，犯的错误也就越多。

　　A. 如何看毛主席文革犯错

　　毛主席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也犯过错误，但绝不是“该不该搞文革”的错误，也不是“不该那样搞”的错误，而仍然是在社会实践中必然要犯、并在纠正时才能发展真理的错误。只是因为到了人生最后十年，许多错误毛主席来不及认识和纠正而已。

　　警惕误判毛主席犯错误

　　在讨论“毛泽东犯错误”时必须注意，不同的阶级、不同的路线，对“犯错误”有不同的标准，甚至完全对立的标准。谁不懂这一点，谁就会误判、就会受人骗：

　　a.很明显，毛主席做得越正确，敌对的阶级就越不高兴

　　这些对立阶级分子肯定要利用社会上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极尽污蔑造谣之能事，千方百计地将毛主席的英明与正确硬说成是“犯错误”。他们为什么要费尽心机地这样做呢?就是因为只有否定毛主席，才能否定中国革命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才能拆掉中华民族雄立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敌对阶级和国际资本才有机会为所欲为!

　　例如像茅于轼和辛子陵那样借助国际资本而又仇视毛主席的人，他们写书讲话所说的“毛主席犯错误”，非但不能相信、反而要迎头痛击，将他们的嘴脸公示于众。这是一切热爱新中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的责任。

　　毛主席提出“工农群众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工农化”。就拿批判辛子陵和茅于轼来说，知识分子更有条件查阅书籍、搜索网络、验证史料，更有责任与工农相结合，并在批判斗争在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毛泽东时代以来，新中国的工农群众知识化获得可观的成果，很多工农背景的专家和们都能写相当出色的文章。这是更多工农群众的努力方向，批判辛子陵和茅于轼正是工农群众与知识分子相互学习的好机会。

　　b.革命阵营中也会因路线问题而误判毛主席“犯错误”

　　本章在分析1975年宪法时曾经引用过毛主席1956年11月15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其中提到他希望将“工人罢工自由”写入宪法，他希望实行社会主义大民主。这是1975年宪法精神最原始的展现，收入1977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版之中。但是1982年宪法就不再保护工人罢工自由和社会主义大民主的形式了，恐怕也将毛主席那篇讲话认作“犯错误”了，后来整部第五卷就没有再印再版。

　　这个例子说明即使同在革命阵营内部，也会因路线问题而误判“毛主席犯错误”。这就必须根据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正确分析，用社会实践来检验真理，既是学习马列毛和追求真理的过程，也是“工农群众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工农化”的好机会。

　　c.因为个人世界观的问题，也会误判毛主席“犯错误”

　　老将军王震在通过81决议时，应该是投票赞成的，即他在那时认为毛主席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是个错误。但现在有大批文章写道，王震在晚年看到资本主义复辟危险之后说“毛主席比我们这些人早看了50年”(现在尚未看到与此相反的文字)，证明王震老将军、前国家副主席，在经过正反两面的社会实践之后改造了世界观，非但不再认为毛主席发动和领导文革是犯错误，反而认定那正是毛主席的过人英明所在!

　　拿王震老将军来对照我们自己：从中国几十年社会演变史来看，无论是工农分子还是知识分子，恐怕绝大部分人在最初也都和王震一样。这证明我们要提高警惕：随便指责“毛主席犯错误”很可能是因为自己世界观的问题，务必要抓紧改造世界观。

　　毛主席犯错误两大特点

　　笔者将自己的大量阅读与中国前后三十年的社会实践相对照，也与自己在诸多领域的经历相对照，获得了这样的认识，即毛主席犯错误一般地具有以下两大特点：

　　a.一是毛主席犯错误的性质

　　毛主席所犯的错误，都是在通过社会实践认识真理、又用这样的理论指导社会实践、再根据实践完善真理的过程中，必然要犯的错误。在这种意义之上，不犯错误就无法认识和发现真理，不犯错误就无法检验和发展真理，其中的道理，毛主席早在专门论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实践论》中，讲得很明白了。

　　有人说“毛主席是人不是神”，这话正确，但必须记住毛主席是怎样的“人”，是集中代表无产阶级的人。而无产阶级认识真理的过程和规律，恰恰就是《实践论》早已详尽阐述过的那种过程和规律，包括“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

　　b.二是毛主席对错误的态度

　　毛主席一旦发现犯了错误，总是主动带头检查，并且还与他的战友们在实践中积极纠正，并且要总结经验和教训、认识事物的规律、进而上升到革命和建设的理论。

　　从根本上说，毛主席早在《实践论》中就特别提出要在失败中认识事物的规律：

　　“要认识事物的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

　　毛主席还在1956年9月10日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会上说过：

　　“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即水口圩)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即鲁班场)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

　　毛主席不但牢记这些错误的教训，而且还从中总结出战争的规律，如游击战十六字诀。毛泽东在1964年这样告诉周培源和于光远十六字诀的来源：

　　“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去打仗。后来自己真的带起部队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一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我们总结经验，产生了十六诀。”

　　本开篇还曾几次提到毛主席正确对待自己的错误，并总结教训和认识事物的规律。例如1958年北戴河会议说“冒”了，一个月后发现有错误就调查研究，再一个月后就召集中央会议纠正五风，并且连续六次召集会议，一边纠正五风、一边根据经验教训建立规章制度。人民公社六十条、工业企业七十条等，就都是这样制定出来的。

　　毛主席当然不是所有错误都能发现，也不是所有错误都来得及纠正，文革中这种错误尤其多。但是现在的文革研究领域极不发达，一是很多重要史料尚未公布，二是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者也极少。因此还没有条件分析毛主席在文革中的错误。

　　B. 文革完善了毛泽东思想

　　许多革命群众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用“毛泽东主义”来代替“毛泽东思想”，但是在毛主席劝阻之下，大家没有再坚持这样的称呼。

　　谁首次使用毛泽东主义

　　本开篇第二章第2节提到，“毛主义(Maoism)”是美国学者施瓦兹(Benjamin Schwartz)在1952年首次提出，后在中国之外的世界普遍使用的。但是：

　　a.在1952年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最完善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改造尚未开始;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尚未出现，因而毛主席在国际共运中领导的针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也还未开始;中国党和人民所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最成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制度建也未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尚未完全展现，因此“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认识就无从形成了。

　　b.1965年初

　　二十三条标准着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形成。这一理论是到1966年，才应用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到了1976年的十年期间，在亿万人民参与大规模的社会实践之后，才获得检验、改进、丰富和完善的。

　　毛主席有关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也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才完整地提出来的。

　　c.毛主席身后

　　时至今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资本的猖獗与衰落，拉美和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左翼运动的新崛起，尤其是中国人民在改开三十年后的新觉悟，又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毛泽东思想对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全部三个阶段(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和建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所具有的伟大意义和应有的历史地位。

　　因此可以说到了今天，毛主义、或毛泽东主义，才具备了完整的和确切的内涵。

　　C.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地位

　　这是本开篇的结语，也是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最后一小节的最后一大段。

　　a.毛主席的三个世界理论

　　毛主席在1974年正式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新理论，将民族独立国家划归第三世界，并明确宣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邓小平在1974年4月6日率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于4月10日全面地阐述毛主席“三个世界”的理论并指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坚决同第三世界其它国家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并将其看作自己神圣的国际义务。就在那一天，邓小平赢得这个世界上最大多数国家领导人的欢呼、喝彩与热烈拥抱——这天也成了不仅邓小平本人，也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领导人最荣耀的一天。

　　马上就该四十年了，世界格局变了吗?既变了、也没有变：变的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雅尔塔体系不复存在，变的是中国在雅尔塔体系之后崛起。但“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要同第三世界一起反对帝国主义霸权、尽自己神圣的国际义务”不但没有改变，反而被时间证明为这个世界的长久性本质关系。

　　b.唯生产力论乃唯心主义

　　改开理论家们说“中国生产力落后，要先补资本主义的课、才能搞社会主义”。

　　请他们回答：补资本主义的课不是在培植资产阶级吗?但为什么资产阶级连领导中国民主革命都无法成功呢?为什么必须靠无产阶级来领导新民主主义主义革命呢?

　　答案：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先后出现了三代成对的资产阶级：1)第一代民族资产阶级以孙中山为代表，以革命创立了中华民国，却因脱离工农而弱势、不得不将政权拱手让给袁世凯所代表的第一代官僚买办资产阶级。2)以蒋介石为代表的第二代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篡夺了北伐胜利果实，获得第二代民族资产阶级大多数的追随。3)改开后新生了第三代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第三代(未必都那么“干净”的)民族资产阶级，但民族资产阶级天生软弱并屈从于官僚买办，三代来毫无长进、却越发差劲。这样的资产阶级哪里能领导走通资本主义呢?中国只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走向未来。

　　下一个问题：那么在旧中国，显然是上海的“生产力最发达”，为什么共产国际、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在那里都无法藏身而转移中央苏区呢?为什么民主革命反而从“生产力最落后”的地区起步，从井冈山、瑞金、延安到西柏坡步步为营，再三大战役进北平，最后百万雄师过大江，才由陈粟大军从外围打进去解放上海呢?

　　这些理论家为发明“改开理论”而求助“唯生产力论”，却完全不问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怎样的阶级关系变化，完全不顾阶级斗争的发展引发了怎样的革命危机，完全回避“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而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

　　当代世界格局下无产阶级革命的势头，与中国民主革命的历程如出一辙。西方国家创造的“地球村”意识形态不妨为我们所用：既然资本在全球自由流动，那么三个世界就成一村三寨，马克思的《资本论》就适用全球了，毛主席的中国民主革命理论和三个世界理论就全都适用了。剩余价值不断地从第三世界流向第一、第二世界，“地球村”的矛盾焦点当然就在第三世界：这里被剥削的劳动者最多，就像当年的井冈山、瑞金、延安、西柏坡;新一轮的无产阶级革命绝不可能在“生产力最发达”的美国起步，而只可能从拉美和非洲、伊斯兰世界、印度次大陆以及红色新中国再出发。

　　c.新中国神圣的国际义务

　　第三世界民族独立国家之所以长期难以现代化，其早期是因为受到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压制(如中国孔孟之道)，其中后期则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现在三个世界的格局早已形成、并将持久不变，第三世界国家就更难走通资本主义了。历史证明，西欧、中欧之外所有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中，除了岛国日本在麦克阿瑟军事专制下脱亚入欧、却成为美国附庸之外，任何其它国家都发展不好资本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西欧的阶级基础和理论沃土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但自十月革命、尤其是二战以后，欧美国家就再未出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危机，其原因如下：

　　à 欧美国家利用国际竞争力将国内危机转嫁给殖民地或民族独立国家;

　　à 欧美国家利用了一切优势继续侵占市场、掠夺资源并剥削第三世界;

　　à 理论和现实都证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矛盾焦点始终都在第三世界。

　　二战以来的历史证明：第三世界国家不断地出现革命危机，科学社会主义在这里才机会无穷!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又是全球唯一文明和信史从未中断的国家，决定了中国必然在第三世界成为民族解放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榜样。

　　为什么邓小平在1974年4月10日赢得了这个世界上最多国家领导人的欢呼、喝彩与热烈拥抱，赢得了世界上任何国家领导人最荣耀的一天?就是因为占世界绝大多数(90%)的第三世界国家，希望中国和他们在一起，自己走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因为在第三世界里，任何国家无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其它什么特色道路，都无法改变他们的第三世界地位，因而国际资本总是他们天然的敌人，社会主义新中国总是他们天然的朋友，并且还是民族独立国家的典范和领袖。

　　另一方面，新中国即使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必须抛弃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而与第三世界广泛联合，兑现邓小平1974年4月10日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承诺。

　　d.最壮美的历史进程

　　196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所做的事，比其它年代的二、三、四十年都要多得多。

　　红卫兵运动、无产阶级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批判血统论和出身论、唯生产力论、唯武器论，向走资派夺权、学习巴黎公社式、创建“革命委员会”，批判剥削有功论、阶级斗争熄灭论、读书做官论、入党做官论、下乡镀金论，抓革命促生产、鞍钢宪法、大小三线、运十大飞机、两弹一星核潜艇、技术革新和革命，农田水利、八字宪法、社队企业、粮食连年增产至80年代，医药下乡、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教育革命、五七干校、毕业生上山下乡、工农兵大学生，学习马列原著、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批判天才论英雄史观、批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斗私批修、批林批孔、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无论这一项项举措是否达到了目标(也不消说或遭人亡政息式的失败)，无论这一波波运动表现得多么幼稚可笑、甚至还出现了多少阴差阳错，但它们都是要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而整个文化大革命作为史无前例的、亿万人民投入的无产阶级群众运动，不可能像资产阶级“理性”要求的那么完美，但只有不完美的历史进程才最为壮美!

　　为什么?因为自几百万年前进入旧石器时代以来，自一万多年前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自几千年前进入文明时代、阶级社会以来，以及自一百多年前无产阶级独立登上政治舞台以来，人类就是这样跌跌撞撞地走来、而且还将这样磕磕碰碰地走下去，在大规模社会实践中不断地认识和发现真理，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地运用、检验和发展真理。而且，人类永远不会到哪一天获得了全部真理，因而永远也不会有一天照本宣科地无忧无虑地前进——谁如果幻想有那么一天、或者自以为到了那么一天，那只能说明他仍然被包围在剥削阶级所营造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藩篱之中。

　　与资本主义革命不同，无产阶级革命必须经历第三个阶段，即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宣布的与传统观念的彻底决裂，即列宁在1923年进一步指出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也就是毛主席和他的战友在1966年领导中国亿万人民所实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实行这第三阶段的革命，资本主义就会复辟，这已经不再是理论问题，而早就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第一代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所证明。

　　e.与法国大革命比肩

　　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在文革后评价毛泽东思想时，曾以法国大革命相比较：

　　“……现代社会的国家领导人并不体现一种哲学思想。他们只是解决一些问题，诸如经济、社会、军事等等。法国人却认为毛泽东体现了一种哲学思想，并且努力地把它付诸行动。这正是我们对政治的认识。我们在1789年进行的大革命，正是为了一种哲学思想。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也正是使中国走向一种哲学，即给予中国人民最大的权力和最高的地位。”

　　德斯坦讲得多么清楚呀!他明白1789年法国大革命所为之奋斗的哲学，就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们的“天赋人权”、“主权在民”和“三权分立”，其社会实践顺序就是第七章第3节的普世价值五连词“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宪政”，即“最纯正”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德斯坦当然也十分清楚，毛泽东的哲学就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最纯正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努力地把它付诸行动”，作为中国的革命群众运动正是“给予中国人民最大的权力和最高的地位”。很可能，德斯坦要比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更加明白、更加客观，不然的话，为什么在德斯坦讲了这段话的五年之后，文化大革命就被全盘否定了呢?

　　文化大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确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两个大革命都已经有了较完备的理论;都有大批中下层民众的真心投入;革命过程都令人眼花缭乱，但又都继续完善了革命理论;两个大革命都延续了多年，如果算到雾月政变、拿破仑上台，则两个都是十年;在这十年中都对当代世界造成了广泛的影响，但又都被其它势力看做洪水猛兽;革命后又都经历了某种程度的否定、以及否定之否定的长期延续;等等。

　　但两个大革命又有着巨大的差别，一个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巅峰，以后就只剩下向全欧洲、以及全世界传播的任务了，另一个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巅峰、即第三阶段“文化革命”。资产阶级却不需要这样严肃的“文化革命”，因为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与以往的剥削阶级在文化上达成妥协与调和，但无产阶级要破除私有制，就必须向所有的剥削阶级文化宣战。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能一劳永逸，而且未来文化革命的形式也可能多种多样——1966年文化大革命既是一次、也是“演习”。

　　全球34个国家的首脑(27位来自第三世界)于1989年7月14日参加“攻占巴士底狱200周年”纪念庆典，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4000多名记者和300多万游客，成为人类史上前无古人的最大庆祝会!正如列宁在二十世纪的回顾：

　　“……整个十九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十九世纪在世界各个角落只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实行了，分别地实现了，做到了伟大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所创始的事情。”

　　当下有很多普世精英们宣扬说，应该选择英美式“平和的”资产阶级革命，而不要像法国大革命那样激烈、那样不稳定，并且法国也因此不及英美发达。这显然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因为平稳还是激烈取决于诸多客观的历史社会因素，而绝非哪位哲人的“理性”选择所能改变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相对平稳，自有其客观的原因：

　　a. 一是英国在英法百年战争中惨败，不得不转向海外发展、反而适逢地理大发现而利用了新的发展机会。此外，因为与欧陆国家相对孤立，也使得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没有像法国那样遭到欧陆各国封建势力的仇视和联合围剿。

　　b. 二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四十年前的都铎王朝(1485～1603)，是英法百年战后红白玫瑰战争(1455～1485)的产物。旧式封建贵族在红玫瑰家族和白玫瑰家族为首的两大集团夺王位的战争中相互残杀(恩格斯语“对于英国，幸而旧的封建诸侯已经在红白玫瑰战争中自相残杀殆尽”)，使得都铎王朝得以在短期内剪除旧式封建贵族割据势力。那些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或者能在政治上与资产阶级结盟的新贵族走上了政治舞台，与资产阶级联合主导了革命。

　　但法国大革命就不得不发动广大中下层人民，却反而在几个轮番中最彻底地清除和摧毁了封建势力，在全欧洲、乃至全世界范围，为其它国家的资产阶级树立了榜样。这也是为什么，不是之前的荷兰革命、英国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也不是之后的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的君主立宪，而是法国大革命赢得了史无前例的200年庆典。

　　十八大的党中央新常委王岐山同志，在一年前向国内知识界推荐了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法国大革命爆发67年之后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遗憾的是，国内一些学者们专门挑选和放大该书中那些历史唯心主义的细枝末节，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寻找理论根据，却与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总体评价南辕北辙：

　　“它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确，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也同样会坍塌……只是它将一块一块地塌落，不会在一瞬间崩溃。大革命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这就是大革命的业绩。”

　　还在托克维尔做出上述评价的八年之前，即法国大革命爆发一甲子之际，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就席卷了欧洲大陆，包括2月份法国再次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在《共产党宣言》于这个月发表后再四个月，法国工人阶级还是在巴黎，首次以战斗姿态独立地登上历史舞台。二十三年后就有了巴黎公社，再过四十六年就有了十月革命，再过三十二年就有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可这些事件均未、也未必会赢得全球人民的百年盛典。但必须看清全人类无产阶级革命的脉络：

　　科学社会主义从西欧出发，却从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俄国获得首次成功，继而在中国成功、并且苏联解体后仍未改旗易帜——因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必然集中于第三世界国家而酿成革命危机，给科学社会主义造成现实机会。中国因为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尤其又是全球唯一文明和信史从未中断的国家，而必然成为第三世界中最为突出又最负历史使命的国家。“科学社会主义”因此从一般性到特殊性在中国结果、包括毛主席所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然后又从特殊性达到新的一般性在全球开花。真理就在这样的辩证运动之中，不断地向着更加深入、更加广泛的层次发展——这就是必然出在东方中国的毛泽东思想(主义)，而且即使不是毛泽东本人，中国迟早也会出这样的伟人，只不过那就需要再多一代英烈付出热血和生命——这既是全人类的必然命运、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使命!

　　因此笔者愿在此预言，毛主席所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八亿中国人民真心和踊跃投入，并且同步地撼动了所有三个世界的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赢得全球人民的百年盛典，因为这是人类史上首次发动亿万人民争取最大权力和最高地位的革命!

　　第八章附录：马恩列斯毛论群众运动

　　“资产阶级当民众还是保守的时候，是不免要害怕民众愚钝的，而在民众一旦变得革命的时候，却又要害怕民众觉悟了。”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记》，1851年

　　“这些巴黎人，是有何等的机动能力，何等的历史的创造力，何等的自我牺牲的能力呵!经过了六个月的饥饿与破坏之后造成饥饿与破坏的，与其说是国外的敌人，不如说是国内的叛变，他们，在普鲁士的刺刀下面革命起来，好象法国与德国没有发生战争似的，好象敌人不在巴黎门前似的。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象这样伟大的例子。如果他们归于失败，那只是由于他们的‘宽容的性质’。”

　　“虽是如此，这一次的巴黎起义——即使它被旧社会的狼、猪和恶狗们所压倒——还是我们党从巴黎六月起义以来的最光荣的行为。将这些巴黎的‘翻天复地’的英雄们，与德意志普鲁士神圣罗马帝国(它带有染着兵营臭味、教堂臭味、士官贵族臭味、尤其是庸人臭味之因袭的假装)的顺天的奴才们比较一下吧。”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

　　“在差不多四十年间，我们一直是最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最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去和公然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程度来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慈善主义的大小资产者一手从上面解放出来的人们一起行走。”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布拉克等人》，1879年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这样说过。革命是被压迫者与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民众在其他任何时候都不如革命时期这样能表现为新社会制度的积极创造者。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渐进主义狭小眼光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如果我们不利用群众这种异常兴奋的毅力及其革命的热情来为直接坚决道路进行无情而奋勇的斗争，那我们就会成为叛变和出卖革命的人了。”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1905年

　　“马克思警告(巴黎公社)领导者不要举行尚未成熟的起义。但他对待决心冲天的无产阶级，却是以实际的顾问，以群众斗争的参加者的姿态出现的，因为不管布朗基和蒲鲁东的荒谬理论和错误怎样，群众究竟把整个运动提到了更高的阶段。”

　　“马克思在1870年9月把起义叫做愚蠢举动。但当群众已经起义了的时候，马克思就愿意同他们一起前进，同他们一起在斗争过程中学习，而不是训诫他们，向他们打官腔。他懂得，谁想事先绝对确切地估计胜利的机会，谁就是有意欺骗，或是迂腐到不可救药。他最重视的是工人阶级奋不顾身积极创造世界历史的行动。”

　　列宁《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1907年

　　“马克思根据自己的全部历史观点对人类发展的革命时期作了很高的评价，……马克思和自由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不同，他认为这种时期不是脱离了‘正常’的道路，不是‘社会病态’的表现，不是过激和谬误的可悲的结果，而是人类社会历史中最有生气、最重要、最本质、最具有决定性的关头。”

　　列宁《反对抵制》，1907年

　　“马克思不仅是因为公社社员发现了如他所说的‘翻天复地’的英雄主义而感到愉快。虽然这次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没有达到目的，但是他在这次运动中看到了有极重大意义的历史经验，看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定进步，看到了比几百种纲领和议论更为重要的实际步骤。”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

　　“如果你们这样观察问题，你们就不会让资产阶级及其走卒把你们引入歧途，他们的全部任务，就是散布惊慌和失望的情绪，制造对全部工作完全灰心的气氛，把全部工作描画成毫无希望的事情，他们指出每一个别的无纪律和腐败的情况，并且因为这些个别情况而鄙弃革命，似乎世界历史上确实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次大革命，在这次革命中没有腐败的现象，没有违反纪律的现象，在群众制定新纪律的时候没有经过痛苦尝试的步骤。”

　　列宁《在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18年

　　“……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手段。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难道历史上有一种新生产方式是不经过许许多多的失败和反复的错误而一下子就发展起来的吗?……”

　　“当新事物刚刚诞生时，旧事物在相当时期内总是比新事物强些，这在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都是常见的现象。讥笑新的幼芽软弱，抱着轻浮的知识分子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应当缜密地研究新的幼芽，极仔细地对待它们，尽力帮助它们成长，并‘照护’这些柔弱的幼芽。”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

　　“我记得在一次谈话中，有一位同志提出意见说‘革命后必须建立正常的秩序’，列宁讽刺地回答说：‘如果想做革命者的人竟忘记了革命秩序是历史上最正常的秩序，那就糟了。’因此，列宁总是鄙弃那些瞧不起群众，想照书本去教导群众的人。因此，列宁总是不倦地教诲我们：要向群众学习，要理解群众的行动，要细心研究群众斗争的实际经验。”

　　斯大林《论列宁》，1924年

　　“…几万万农民…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

　　“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

　　毛泽东《组织起来》1943年11月

　　“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害了慢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许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我们的同志……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

　　“简单的斥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龙，后怕虎。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前怕龙后怕虎的态度不能造就干部。”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

　　中国当代问题乃主义之争！开篇·后记

　　自我介绍

　　笔者成长于毛泽东时代，亲历了新中国前、后两个三十二年的巨大变迁。

　　自1950年入小学起，笔者先后在国内、外接受了条件优越的正规教育，同时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了与工农相结合的三大社会实践;既在国营企业中主持过大量涉及诸多技术领域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项目，又曾带领中国多所高校的硕士、博士生赴美，在中国人核心技术的基础上研发面向全球市场的高科技产品，并曾在国际技术评比中三年连冠、为国人争了点光;既参与过计划经济时期的国营企业技术管理，又在美国硅谷高科技企业的运行中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既在美国法律系统中赢得了保护中国人公有制知识产权的斗争，又在欧美市场环境中研究和尝试了中国管理层团结洋人员工开展越洋服务贸易的模式。笔者希望，这套中国人公有制企业在国际资本主义市场上生存和发展的经验，能与在新时代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企业切磋。

　　笔者回国后在某重点大学担任教职三十年，但不愿意被人们认作“当代精英”，因为那些精英们当在1978年被“认定”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时，也曾欢呼雀跃所谓的“第二次解放”;可时至今日，却再也不情愿做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在他们根据自身私利而欢呼改革巨变并翘首“深水区改革”的时候，笔者更加关注的是改革巨变在中国所造成的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何在。

　　笔者有幸在毛泽东时代学会与工农兵推心置腹，又在新时代学会现代化的阅读、搜索和调研手段。二十多年来在市场、社会、法律、历史、政治和意识形态诸多领域的阅读、调查、思考和实践，使笔者更加坚信：若想解决当今中国的根本性问题，唯有坚持真理、实践马列毛主义。笔者据此信念以及大量史实、社会现实和亲身经验，撰写这套文集，希望与关心国家前程的读者们共同探讨中国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写作和发表计划

　　本开篇是《问题与主义之争》文集的先导篇，文集的其余部分将分四个分册共十六个篇章陆续发表。其中第一分册的四个篇章已经完成部分文稿，争取能在明年上半年发表。其余十二个篇章中每一篇章都将拆分为多篇短文，分别按照各自在现实社会中的迫切性和时效性穿插发表。整部文集的总目录见于次页。

　　中国当代问题乃主义之争！总目录

　　问题与主义之争·开篇·前言

　　问题与主义之争·开篇·第一至八章

　　问题与主义之争·开篇·后记

　　第一分册·历史唯物主义看中国

　　第一篇章·中华文明流与源

　　第二篇章·辩证唯物世界观

　　第三篇章·独立解放曾伏虎

　　第四篇章·姓社姓资是关键

　　第二分册·民主法制和意识形态

　　第五篇章·民主法治有黑白

　　第六篇章·意识形态必作怪

　　第七篇章·人民大众当做主

　　第八篇章·文革剑指走资派

　　第三分册·经济建设须分资和社

　　第〇九篇章·欧美世贸计多端

　　第一〇篇章·第三世界是焦点

　　第十一篇章·还是人民公社好

　　第十二篇章·更把鞍钢宪法赞

　　第四分册·知识分子不忘工农兵

　　第十三篇章·教育革命话百年

　　第十四篇章·科技创新无贵贱

　　第十五篇章·知识分子有清浊

　　第十六篇章·风雨再迎红烂漫

　　[1] 有论者质疑非毛主席所作。有论者根据尼克松的回忆录：“周在世的最后一年，收到了毛给他的一首表现了他们两人共有的忧伤的词”，认为这是毛主席见到他人写的《诉衷情》，因心情沉重而转给周总理看的。也有论者取前二字为“父母”的版本，解释说是毛主席在与周总理讨论干部子弟的表现时所作。但大多数网民都认为是反映了毛、周对能否保住江山红色而担心，笔者取众意而求文字简洁。

　　[2] 胡适作为我国学术史上的著名学者，不但在诸多学术领域有过重大贡献，而且还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但本文集既非专门领域的学术著作，也非对任何学者的专门评著。笔者在本文集、尤其是本开篇引用和评价人物与事务的标准，端看其在历史关键时刻，是推动历史前进、还是阻碍了历史的进程。因此，本开篇对胡适的引用和评价，完全无意于抹杀他在诸多学术领域的重要贡献。

　　[3] 根据现已公布的文献，刘少奇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敢于和王明博古路线坚持斗争并被撤销职务的白区工作主要领导人，这恐怕也是毛泽东当年希望他能担任党中央第二把手的原因。但根据毛泽东早在1943年对刘少奇写给续范亭将军有关人生观信件的大量批语来看，毛泽东那时就完全知道，刘少奇在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面，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见第八章第5节第1小节B大段)。

　　[4] 笔者希望这句话不产生误解：俄国农业生产十月革命前在1913年达到最高水平，后来到1936年全面集体化结束之后才重新回到这一水平，但此后就加速发展了：1909-1913年全俄粮食平均总产量为7200万吨;1976-1980年达到20500万吨，是沙俄时代最高产量的2.85倍，所占农业劳动力还下降了一半。尤其是在80年代，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明显地高于西方主要国家了。例如：甚至在苏联解体两年之前的1989年，90%以上的苏联公民，都没有预感到国家将出现任何经济困难。那时，每个孩子餐桌上都有奶油和满满的砂糖罐，居民占全球6%却生产全球16%的食品;人均年消费肉类75公斤，其中2公斤进口，同时出口10公斤鱼类;人均年消费奶类和奶制品341公斤(美国为260公斤)。

　　但在反苏意识形态操纵下所进行的调查中，却有40%的人认为牛奶消费不足;亚美尼亚1989年牛奶人均消费高达480公斤，却有62%的人不满牛奶供应情况;苏联人均年消费砂糖47.2公斤(美国28公斤)，却有52%的人认为砂糖太少，格鲁吉亚不满的人更达到67%。正是官僚资产阶希望走资本主义道路，又操纵了意识形态，才导致苏联解体。结果呢：苏联人均每天蛋白质摄取量在1989年还是98克，到了苏联解体五年之后的1996年，俄罗斯人均每天蛋白就下降到了55克，只有解体前的56%!

　　以上资料见2013年3月1日至5月12日发表的网络系列文章《马也：苏联解体和意识操纵》。

　　[5] 一化三改是生产关系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这虽然解决了基础问题，却还不能保障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巩固。还必须在劳动组织管理和劳动关系领域改革和革命，如《鞍钢宪法》;还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继续社会主义革命，包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将分别留到本开篇的第四、七、八章去讨论。

　　[6] 马克思1946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先提出五种所有制形式的构想，随后在《雇佣劳动与资本》(1947年)和《共产党宣言》(1948年)中又讲到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加上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即五种所有制形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中明确地指出人类历史发展经历五个阶段——原始氏族社会、古代奴隶制社会、中世纪农奴制社会、近代雇佣劳动制即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百度名片·五种社会形态说》)

　　[7] 古本《竹书纪年》曰：“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

　　[8] 本开篇第七章第3节在梗概介绍西方普世价值观发展史时，会涉及西欧的封建发展史。

　　[9] 改开确有丢失“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之嫌，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广泛质疑。本开篇将在第七章第4、5节和第八章，回顾中国自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文化大革命各个阶段，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无产阶级革命的历程——因为修正主义抛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开锣的。

　　[10] 改开以来出现了一些流言，说苏联不曾在三年困难时期对中国“逼债”，中国也并未因还债而加剧困难。这些流言都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是不负责任的、甚至别有用心的。毛主席在1964年1月5日与日共中央委员谈话时说，中国欠苏联的帐总共70多亿卢布，其中只有3亿美元是借款，其余都是朝鲜战争买武器的钱。这一说法符合历史事实。有关中国欠账以及苏联在1960年“逼债”的详细情况，见分析文章“那些年，苏联确实‘逼了债’”，静文，《红旗文稿》，2013年6月28日。

　　[11]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1956年2月14日至25日)报告中否定了列宁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的理论，提出一些国家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要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三和)。他苏共二十大最后一天的凌晨，突然抛出了一份长达4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并大肆揭露所谓苏共“阴暗面”，将苏联领上了最终解体的道路。毛主席在党内高层做《论十大关系》报告，正是苏共二十大闭幕两个月之时。

　　[12] 李先念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在六级干部公开信发布一年之后，是李先念第一个向毛主席报告，农村有饿死人的现象，不能相信报纸宣传。陶铸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的顶头上司。有关高层领导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困难时期的态度，网传有吴芝圃在文革期间的检讨(“信阳事件”第一责任人吴芝圃受审记录1966.11.23)，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改开以后却将吴芝圃定为“文革受害者”，在1979年1月24日下午为吴芝圃平反并召集追悼会、宣布这样的悼词：“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3] 如同本开篇其它各章节一样，本节是从“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角度来回顾毛主席领导中国党和人民奋斗历程的。此外还有一些客观的学者，仅从中华民族的角度来评价毛泽东时代，仍然得到相同的或者类似的结论。例如最近于2013-11-1120:48:37发表在海疆在线网、署名阮景东的文章“历史学家黄仁宇为何要盛赞毛泽东?”，分析的就是这种评价。该文核心提示写道：“历史学家黄仁宇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了一个新的底层结构，并将农业上的剩余用于工业，蓬勃发展的工业又吸纳了农村的富余劳动力。相同题目的文章韩毓海写过，本文是在他的基础上展开一下”。

　　韩毓海是现代著名作家。黄仁宇是历经坎坷、大器晚成的已故历史学家，在日寇侵略华北后毅然放弃了南开大学的学业而从军，在国民党军队做了十年中低层军官。他后来去美国留学，以34岁“高龄”再从大学三年级读起，后成为海外著名学者余英时所指导的唯一博士。但黄仁宇的治学独树一帜，从“大历史”上研究中国，所得学术见解与其导师余英时有诸冲突，反而继承了余英时老师钱穆的风格。

　　[14] 请读者注意：此时三年自然灾害和农业减产都还远未出现，甚至还在中央下发毛主席六级干部公开信之前的一个月，毛主席就已经提出了要建立人民公社章程，要规范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

　　[15] 有网络文章称据《中国统计年鉴》比较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两个二十二年：1978年全国产粮3亿多顿，比1957年增长了55%(而且在此后四、五年集体经济时期保持了快速增长);2003年产粮4.3亿吨，比1978年增长了40%(其中还包括了前四、五年集体经济仍存在时的快速增长)，并不及前一个22年。再加上前22年要与三年灾害作斗争、要不断摸索和完善人民公社制度、还要大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而后22年则只是在利用了前22年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成果，几乎没有再搞什么新的建设。两相比较，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化的优越性，或者至少若当初没有沿毛主席所指引的道路打下基础，即使在新中国也永远无法摆脱千年小农经济的历史性困境。

　　[16] “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是黑龙江省北安市的庆华工具厂首创的。李立三同志在1958年年初发现了庆华厂的经验总结报告，就竭力向中央举荐，并为当年5月7日的《人民日报》起草了学习和推广“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的社论《改革企业管理工作的重大创举》。这比毛主席批转《鞍钢宪法》还早两年，同时也充分地证明了，《鞍钢宪法》是在我国人民1958年大跃进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

　　[17] 据《百度百科》介绍，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是指在弹道导弹的飞行中段，也就是在大气层外实施拦截的技术，难度和拦截效果均超过美国的爱国者导弹。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美国和日本进行过类似的中段反导拦截试验，其实只有中、美两国成功地获得了这种先进技术。

　　[18] 在这些获奖的科学家中，只有王选院士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项目是1979年(华国锋时代)鉴定的。但该研究项目早就取得初步成果，并于1974年7月在国家科委立项(“七四七工程”)。

　　[19] 用“杨继绳+父亲饿死”在百度上搜素就能找到很多这样的文章，大量质疑杨继绳在《墓碑》序言中的描述，而且他家没有人饿死，他也没有听过家乡谁饿死，为什么偏偏将七十岁老人饿死?!尤其是杨继绳说露了馅：他父亲死在1959年的四月底(即毛主席写六级干部信时)，那时大饥荒尚未来到!

　　[20] 本小节是本开篇发稿的前半年就基本成稿的。那时，孙经先教授的研究尚未被主流媒体发布，知之者不多。现在，孙教授不但在更大范围内发布了他的研究和文章，而且又增加发表了他的大量社会调查，如本节开头所引用的揭露杨继绳在《墓碑》中编造或篡改的“事实”、“数据”，而且至今未见杨继绳给明确的针对性答复。这就更加证明杨继绳《墓碑》一书的荒谬性，以及孙经先教授研究的可靠性。但笔者仍然准备保留本小节在半年前所成的文字，因为它主要是针对那些在阅读孙经先教授研究感到困难的读者，试图根据笔者的理解给出更直观的解释。笔者在此向孙经先教授致敬!

　　[21] 毛主席曾在1950年6月托秘书打电话给马占山将军，邀请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一届二次会议，马占山十分激动，可惜因病情加重未能出席。毛主席办公室还在会议开幕的前一天打来电话询问马占山的病情，并准备派车来接，但当时病情过重，已不能行动。

　　马占山将军与1950年11月底病逝，给子女留下了遗嘱：“我亲眼看中国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获得解放，新民主主义已顺利实行，人人安居乐业。我生平中之新型国家已建设起来。我虽与世长离，但可慰于九泉之下。我嘱尔等须遵照我的遗嘱，在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诚心诚意为新中国的建设努力奋斗到底，实事求是做事为人，不可稍懈。”

　　[22] 除《百度名片》之外，网传多年的刘亚洲中将讲话《中国大越南的意义》也说道：“自卫反击战”是“为美国人出气”的。刘的这种解释，似与“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的幻想相合。

　　[23] 黄卫东在该文中所列举的学者包括，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袁明教授，广西医科大学人文管理学院王前强副教授，中国国家博物馆白云涛，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的袁平，武汉大学文学院樊星，以及学者刘晓磊等等。但与《百度名片》相同，这些学者多引用李郁回忆李慎之的文章(在香港发表)。

　　对于黄卫东文“最可能或为学者们造谣、或为李慎之造谣”的逻辑推理，网友大多不以为然。根据上述所引网站截至2013年9月18日的记录，黄文共有6,091名读者，139名投票表决。其中有130名不以为然地“踩一下”，只有9人“顶一下”。但这多半与投票者的情绪有关。

　　[24] 笔者向殷大奎副部长的仗义执言表示尊敬。但还是应该分清，“公平性”是资产阶级法权用语，并不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例如马克思曾严厉地批判普鲁东的理论：“蒲鲁东先从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法权关系中提取他的公平的理想，永恒公平的理想。顺便说一下，这就给一切庸人提供了一个使他们感到宽慰的论据，说商品生产形式像公平一样也是永恒的。然后，他反过来又想按照这种理想来改造现实的商品生产和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的法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2-103页)

　　[25] 顺便说一句，在企业中称负责人为“老总”，是从港台企业学来的坏习惯。在改开之前，只有朱德、彭德怀或者十大元帅才能被称为老总，哪里有人称呼厂长、党委书记为老总?其实在欧美企业中，根本就没有“老总”这样的称呼，而且在英文里也没有这个词。因此，这个浅显的日常现象说明了一条深刻的道理，那就是毛主席早就多次预言的：中国若搞资本主义就将是“最坏的资本主义”!

　　那些整天大喊民主的“普世价值”论者们，为什么不针对中国企业文化也大呼一声民主呢?

　　[26] 请读者务必严格区分毛主席、周总理、马列主义的“生产力”概念，与改开以来见物不见人的“生产力”概念：前者强调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的三结合，正是这些人在文革期间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多的重大科技成果;后者见物不见人，说“科学技术第一”、却再也创造不出来什么重大科技成果了。

　　[27] 现在已有大量回忆录证明，按照“三种人”审查和打击的人，大多仅仅是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并没有触犯什么法律;反而是审查和打击行动本身出现了大量违法行为。

　　[28] 据新闻报道，运-20大飞机于2013年1月26日下午14时整在阎良基地顺利升空，首飞圆满成功。这是个好消息，但须注意：运-20是大型运输机，而不是大型客机，难度显然要比运十小得多。

　　[29] 只要用关键词“图解苹果供应链成本：富士康利润仅分2%”在百度上搜索，就可以找到很多发布了这张图的网站或网页，例如http://news.mydrivers.com/1/245/245173.htm。

　　[30] 富士康是台湾企业“鸿海”在中国大陆的全资子公司。鸿海在2003年前后为康柏等美国企业代工时，曾经努力提升自己在整个价值链中的地位，获得过了不起的利润率，并成为外资、港台资在大陆企业中第二纳税大户，值得称赞。但苹果公司的乔布斯精心设计产品价值链，迫使富士康在争取iPhone代工业务时，处于极为不利的“血拼订单”地位，才导致了2010年以后的“二十二跳”惨剧。

　　[31] 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和发展“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性分析，可以参阅胡辉华教授在《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第23卷第6期(2001年11月)上发表的论文“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关于列宁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运用和发展，胡辉华教授的论文在后面也提到了一些，但陈扬博士在《北方论丛》2011年第3期(总第227期)所发表的“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文本考察”要更加全面。

　　毛主席有关“旧观念”、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文化革命概念的运用和论述，已经足够明确，也已经成为当代中国语境中的主流，为我们准备了在这类论题上交流的正确语言。

　　[32] 例如(http://blog.sina.com.cn/s/blog_408d309d0100xwmf.html)，署名太空无知(蔡卫东)的《新浪博客》摘自了《原因与结果》：“论据41：列宁论文化学习、文化革命及其必要性”，其中有列宁晚年在1923年论合作化时首次使用“文化革命”概念的记录。

　　[33] 陶铸同志的夫人，15岁投身革命，参加过湖南暴动，1928年4月上井冈山，在红四军中担任干部，参加过黄洋界保卫战等战斗。《延安颂》有她在延安见到毛泽东、直呼“老毛”的镜头。

　　[34] 见邓遂夫先生“《呈郭老》诗二首的真伪”一文(《北京日报》，2002年1月7日)，以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反驳邓文和澄清史实的文章“《呈郭老》确是毛泽东的诗作”(《北京日报》，2002年2月25日)。本文上引有关史实，多来自这篇澄清文章。

　　邓文还以同样的方式推断第二首也系“伪作”，即江青1974年1月曾在两次万人大会上念过的一首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文章并不认可邓遂夫先生第二个推断的推理方式，但也未肯定第二首确系毛主席所作。作为参考：师东兵曾报告其80年代末对曹轶欧所做的三次采访，其中说曹轶欧确认第二首也是毛主席所作。

　　[35] “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最先由北京大学教授吴虞在其《吃人和礼教》一文中提出。其得以传遍天下，有赖五四新文化主将胡适为《吴虞文录》作序，称赞吴虞打扫“那弥漫扑人的孔渣孔滓的尘土”、不愧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是“四川省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但是，胡适后来因找不到他所理想的“革命出路”而选择了蒋介石(已如第一章、第2节第2)小节所述)，并进而改变了五四时期的初衷。据台北时报出版社1982年版周阳山《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展望­——文化传统的重建》所载施友忠文《胡适访问记》，胡适于1959年接受采访时辩解说“他根本没有参加‘打倒孔家店’的运动。他做的只是替吴虞先生的论集写过序言，介绍吴是‘打倒孔家店’的老手而已”。但反过来设想，若果胡适当年不是称赞、而是批评吴虞“打倒孔家店”，难道这个口号就传不遍天下了吗?

　　[36] 胡适反问道：“何以那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人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见《胡适文存》第1集第4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陈独秀更有力地反问和反驳：“足下分汉宋儒者以及今之孔教孔道诸会之孔教，与真正的孔教为二，且谓孔教为后人所坏。愚今所欲问者：汉儒以来诸儒，何不依傍道法杨墨，人亦不以道法杨墨称之?何以独以孔子为缘而复败坏之也?……。孔门文史，由汉儒传之，孔门伦理道德，由宋儒传之，此时彰著，不可谓诬。谓汉宋之人独尊儒家，墨法名农，诸家皆废，遂至败坏中国则可，谓汉宋伪儒败坏孔教则不可。”(《陈独秀著作选》250-251页)

　　[37] 较多论者称西周为“贵族·奴隶制社会”，但它又显然不是希腊、罗马那种“典型奴隶制”。笔者希望在西周封建论和战国封建论两派之间调和，而在本文集中称西周为“贵族·农奴制”社会。

　　[38] 《新编中国通史》(福建1993年4月版，第一册119至127页)就引用《左传》三十几处，简述在十几个诸侯国中所发生的这类事件，证明几乎均有国人暴动介入。

　　[39] 《论语》中的这句孔子曰，早就被其后代弟子们看出了问题。成书于秦汉之际的“七十子之徒之遗言”《孝经》，将此问题重新记述为：“曾子问孔子：‘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或者说孔子在《孝经》中已经转而反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了。《荀子•子道》甚至更早就做了纠正：子贡认为“子从父命孝矣，臣从君命贞矣”，孔子即刻斥责子贡曰：“小人哉赐不识也”，或说孔子“到了战国时”就改而呵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了。

　　但这些修正均不如《论语》来得权威和普及，尤其在《论语》被宋儒纳入四书五经、并继而为元明清定为官学之后，百姓们谁留心《孝经》和《荀子·子道》对此话的本质性修改呢?历史和现实均表明，“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对中国人的心理影响极其深刻和久远。同样是搞“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为何中国的官商腐败要比欧美国家严重得多呢?答案就在中国人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40] 例如百度贴吧http://tieba.baidu.com/p/101306204，9/13/2013还在。

　　[41] 《百度百科》称“宋朝学者周敦颐是周恩来，周树人(鲁迅)，周作人等名人的先祖。”

　　[42] 在此请读者回忆上一小节对董仲舒“专制神学”的介绍。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应对汉武帝“灾异”之问时说：“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董仲舒这样以“怪力乱神”来“证明”汉儒之理论基础“天人感应”，当然有悖《论语》“子不语怪力乱神”。而且从这种汉儒理论所衍生的“谶纬学”在东汉影响殊为恶劣，后代不得不禁。

　　[43] 《中国哲学简史》原文为英文，系冯友兰先生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哲学史讲稿，1948年由麦克米伦公司出版。其中文版是迟至1985年，才由他1949年在清华大学的学生、现代哲学家涂又光教授根据英文本译出，后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开篇引用其1996年9月第二版)。由于是先用英文出版，再由哲学家翻译回来，反而通俗易懂、特别适于现代读者。

　　又：关于如何对待冯友兰先生的哲学，《百度百科》载毛主席曾在1968年秋的一次讲话中说：北大有个冯友兰，搞唯心主义，我们若要懂点唯心主义，还要找他;还有个翦伯赞，搞帝王将相，我们若要懂点帝王将相，也要找他，还是让他们当教授，拿薪水。(但笔者印象毛主席这话更早就有传说)

　　[44] 《百度百科》载：张载曾撰写《井田议》、并上奏皇帝。他与学生们买地模仿《周礼》划分公田、私田，分给无地、少地农民，并疏通东西二渠“验之一乡”以证明井田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横渠镇崖下村，扶风午井镇，长安子午镇至今仍保有遗迹，流传着“横渠八水验井田”的故事。

　　[45] 张载一生，两被召晋，三历外仕，著书立说，关心疾苦，自己却终身清贫，殁后贫无以殓。在长安的学生闻讯赶来，才得以买棺成殓，护柩回到横渠。翰林院学士许诠等奏明朝廷，乞加赠恤。宋神宗下诏按崇文院三馆之职，赐丧事支出“半”数。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宋宁宗赐谥“明公”，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赐封郿伯、从祀孔庙，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改称先儒张子。

　　[46] 与汉、唐、明、清前后几个大朝相比，两宋300多年间竟然没有出一位拿得出手的“明君”，农民起义也比要其它各大朝都多得多。了解朱熹所生时代的阶级斗争背景，对理解程朱理学特别重要：

　　朱熹出生时恰逢鈡相·杨幺起义爆发。这支农民武装本是北宋末年自备钱粮、从洞庭湖赶赴开封来勤王的，因宋金媾合而被遣回，结果是徽宗、钦宗被俘，权臣先后降金建立伪楚、伪齐。赵构逃跑建立的南宋朝廷更加腐败，阶级矛盾更加尖锐。鈡相·杨幺农民军起义，所到之处一律废除赋税差科，不受官府约束，在湖南、湖北打出了一大片根据地，比“洪湖赤卫队”还要威风。杨幺领导时不但拒绝伪齐联手攻宋引诱在先，而且又将金齐送礼相约攻宋的35人使团灌醉沉江于后。但是，南宋朝廷就是无法容忍这支农民武装，居然将最精锐的岳家军从抗金前线撤回，专门镇压了这长达六年多的农民起义。

　　到南宋中期、朱熹晚年时，农民抗租和起义此起彼伏，民情似1927至1937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47] 改开以来，很多人特别爱引用孟子讲的“民为贵，社稷(土地、政权)次之，君为轻。”(《尽心下》)说这证明了孟子有民主思想。其实孟子是在告诫统治者，只有爱惜民力才能剥削得持久，因为“民力”是你的“本钱”!这在孟子《腾文公上》中，“无野人，莫养君子”那句表露无余明。

　　此外，孟子还曾主张过以“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方式来“制民之产”，以便使得农奴“死徙无出乡”。类似语句很多，都是在教导教领主贵族如何能剥削长久的。

　　[48] 熟悉欧洲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背景，及其与中国封建社会对比的读者，可以跳过本“2)西欧封建神权王权和特权”小节的6000字正文及其2000字脚注。

　　[49] 罗马人在共和国时代充分地吸收了同期的、但更先进的古希腊文明。古希腊文明自公元前800年至前146年仅仅持续了650年，但却因其扼欧、亚、非三洲的地理位置优势，而有机会从地中海周边所有的早期文明中吸收营养。这包括通过传承克里特岛文明与迈锡尼文明，而吸收到的来自埃及宗教的，波斯哲学的，腓尼基文字的，巴比伦天文的，蛮族艺术的，以及来自其它各远古文明的各种营养。

　　这些远古文明尤其包括与地中海相邻的两大原生文明，一是南岸的尼罗河文明，二是与其东岸相邻的两河文明。特别要提到位于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他们继承了两河文明、发明了作为全欧字母始祖的腓尼基字母，开创了地中海的航海及商业，不但影响了古希腊文明，而且还在北非建立迦太基殖民地、以布匿人著称三战古罗马、顺便开拓了伊比利亚半岛。至今，仍有北非民族自诩为迦太基后人。

　　[50] 罗马帝国的东部保留下来，被称作东罗马帝国或者拜占庭帝国，但也逐步演变为封建社会，并又存在了1000年。东部对西方普世价值的形成贡献不太大，故在本开篇不设专门标题讨论。

　　[51] 欧洲还有些民族因影响较小而不讨论。例如北欧的波罗的族，包括立陶宛、拉脱维亚和已被同化的普鲁士。也就是说史上著名的普鲁士帮，并非因日耳曼民族、而是因波罗的族一个分支得名。

　　[52] 军事民主制是在父系氏族社会末期出现私有财产、并将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的制度：部落内部由成年男子组成的民众会，对作战、媾和、迁徙、选举等大事具有表决权;由长老贵族组成的长老议事会对重大事件拥有先议权;由民众会选举的军事首领，战时有权统帅军队和决断、并拥有忠实的亲兵。

　　[53] 匈奴人在西汉时兴起，东汉在一世纪末终于全面战胜匈奴。其中南匈奴内附于汉，逐渐转向农耕生活，北匈奴则向西长途迁徙，在中亚养息壮大后再迁徙至欧洲，于四世纪压迫了日耳曼人大迁徙。

　　[54] 这与多数史家所考证的，在公元前1066年武王伐纣于牧野，商朝的前军奴隶(一说为征东夷时所俘获军队)阵前倒戈如出一辙。日耳曼人只是因为在公元378年时，还远远不具备商、周二族在公元前1066年时所拥有的那样先进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组织，打败了罗马人也建立不起来封建社会。

　　[55] 在比较法兰克与罗马时必须考虑到法兰克版图仅在西欧，而罗马帝国是环地中海的，除西欧外还有北非、西亚和东南欧。另外，查理曼于778年发动了侵略西班牙的战争，虽未获全胜、但却在半岛北部建立起附庸国西班牙三月国。此外，查理曼还曾出征德国南部并对阿瓦尔人发动一系列战争，阿瓦尔人是与匈奴族有血缘关系的亚洲民族，占有今日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地区，被查理曼彻底打败。

　　[56] 萨克森人是日耳曼人庞大而松散的分支，本来定居在莱茵河至易北河之间。他们对法兰克王国作战异常英勇，使查理曼的征服花费了十几年。但萨克森人仍然不断反抗，查理曼不得不接受法兰克王庭著名学者阿尔昆在796年所提出的建议，在基督教的传播中多依靠劝服，因为布道比武力更加有效。于是，查理曼和教会在萨克森地区改采用渐趋缓和的传教，照顾到萨克森部落的古老习俗和法律，也允许萨克森人举行自己的公共集会。教会和法兰克王庭的怀柔政策，抵销了以往强制传教的不利影响，这样再花费十年，才使基督教在萨克森地区慢慢传播开来。

　　[57] 法兰克王国开创者克洛维每征服一地区，都将罗马皇室和国库的土地没收，分封王室、亲兵、廷臣和天主教的主教;但在高卢地区，克洛维仍然为许多罗马贵族保留了地产，使他们在政治上与法兰克贵族合流，形成新的地主阶级，来支持法兰克王国的军事、政治统一大业。

　　当时封建集团的内战和外族的入侵都加速了自由民的农奴化。例如西法兰克国王秃头查理于公元847年发布的墨尔森法令规定：“任何自由人都必须选择一个主人，或是国王，或是国王的臣属”，自由农民被迫使农奴化;877年又就领地、领主关系颁布克尔西敕令：“领主可以把自己的特权与爵位移交给自己的儿子或亲属”，使得封建主世袭特权合法化，类似做法都加速了法兰克王国的封建化。

　　[58] 清代姚彦渠取材《春秋》经传所撰《春秋三传汇要》(《春秋会要》)载录西周大小封国170多个，均为公侯伯子男所有，例如如宋是公国，鲁、卫是侯国，郑、曹是伯国，吴、楚是子国等等。

　　[59] 封君封臣并不仅限于国王和高级贵族公侯伯子男之间，例如还有骑士，还有地方豪强在自己领地中与依附者结成封君封臣关系、产生更低级的贵族，以此来治理地方、并对农奴形成剥削网络。

　　[60] 在6世纪初，克洛维根据法兰克人萨利克部族习惯法汇编了《萨利克法典》，该法典于6世纪末修改时才允许女子继承。《萨利克法典》后随法兰克帝国一分为三而传遍欧洲，其女子有无继承权这条引发诸多争议，甚至成为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西班牙的卡洛斯战争以及英法百年战争的诱因之一。

　　十分有趣的是，王位或爵位若通过女子继承而传至外孙、进而外戚，则因姓氏变更而落入另外一个家族，令中国人看得眼花缭乱。因为在中国自周公确立嫡长继承制以来，除非农民革命、豪强造反，从来不曾这样改朝换代——由于中国既成的意识形态，武则天即使登基称周，最后还是还朝于李唐。

　　[61] 农奴转变为自由农后获得了更多的人身自由，但绝对不意味着所受经济剥削的减轻。实际上，生产力提高使地主的剥削率得以水涨船高，私有制经济绝不可能随生产力的提高带来什么共同富裕。

　　[62] P·布瓦松纳《中世纪的欧洲生活和劳动——5至15世纪》，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63] 1066年后诺曼家族兼有英格兰王位和诺曼底公爵位。但自1127年出现了令中国人眼花缭乱的怪事，即法国的安茹伯爵若弗鲁瓦，与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的女儿马蒂尔达(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五世的遗孀)成婚。马蒂尔达因其弟弟早年沉船去世而被认定为亨利一世的英格兰王位继承人。但到1135年亨利一世去世时，马蒂尔达的表兄斯蒂芬乘机率先加冕为王，引起双方大战18年，其间斯蒂芬还曾被马蒂尔达抓捕、但又因交换人质而被放。最后两派在1153年达成协议，斯蒂芬仍担任英格兰国王，但死后由马蒂尔达皇后的儿子亨利继承。1154年亨利继承英格兰王位称亨利二世，同时兼诺曼底公爵。但亨利二世的父亲若弗鲁瓦为法国安茹伯爵，不再是诺曼家族，后人以若弗鲁瓦伯爵的绰号“金雀花”称呼此家族。法国夺回诺曼底的1204年，恰在亨利二世的幼子约翰王于英国当政之时。

　　[64] 英国王室仍然为金雀花家族所占据占。这时，国王爱德华三世的母亲恰好又是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的侄女，适逢法王去世时并无其他在世子侄可传位。爱德华三世于是声称自己是法国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并以此为借口挑起了百年战争。所以在欧洲乱嫁女儿，不但有战乱风险、而且有丢国危险。

　　[65] 这是控制比利牛斯山脉大西洋沿岸土地的一个小国，夹在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由于复杂的继承法，波旁家族把持了纳瓦拉国的王权。因胡格诺战争后波旁家族开始把持法国王权，纳瓦拉国的北部并入了法国，南部则并入西班牙(后者的王权当时也被波旁家族把持)。

　　[66] 法王腓力四世在1302年首开三级会议解决国家困难问题，会议参加者有教士(第一等级)、贵族(第二等级)和其他民众(第三等级，包括某些大城市的资产阶级)的代表，每一等级只有一票表决权。因此，三级会议实际是扩大王权的工具。在波旁家族的法王路易十三时期，其母亲玛丽·德·美第奇摄政，于1614年召开过最后一次三级会议。王权以后逐步强化，就再也没有召集过三级会议。

　　[67] 尼古拉·巴什为巴黎镇长，他在革命爆发时在巴黎墙上涂写“自由、平等、博愛、或死亡”标语。

　　[68] 孙中山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义和团爱国反帝运动均給予高度的正面评价，从来不似时下西式普世精英这样，居然不分青红皂白地咒骂反帝、反封建的太平天国起义与义和团运动。

　　[69] 时下有的学者居然根据共产国际的某些错误，片面地断言陈独秀当初的路线正确，共产国际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反而都错了;还有的人仅根据片面资料，就给陈独秀和他所支持的托派翻案。本开篇只申明反对这些所谓“研究”的立场和结论，但无意花费笔墨在这上面纠缠。

　　[70]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苏联莫斯科近郊召开。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142人，84人有表决权(毛泽东因坚持井冈山斗争而无法出席大会)，代表全国4万多党员。大会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同时也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大会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和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出席了会议)而强调中央领导应增加“工人成分”，选举了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本人就是工人成分，但在不久后却叛变了革命。

　　[71] 给知识分子戴这种廉价高帽，是违反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规律的。知识分子是一个阶层，而不是一个阶级。至于一位知识分子个人应该划在哪一个阶级，主要是看他的世界观以及阶级立场，而不能根据他“靠工资生活”就简单地划为“雇佣劳动者·无产阶级”。一般地说，现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若不改造世界观就往往会主张资本主义、或者迷信资本主义。这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人在阶级斗争中常常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就应该划归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另一种是占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在阶级斗争中并没有与资产阶级为伍，但却因为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而容易相信资本主义的宣传，甚至还可能怀有梦想，以为自己有一天也能发财变成资产阶级。

　　很多文章渲染说，是邓小平说的“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并给民众造成错觉。本章第6节第4)小节B大段“邓小平主要讲科技知识分子”，专门分析了邓小平讲话的关键，不同意这种渲染。

　　[72] 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向西方列强开放天津、营口、烟台三座口岸城市，在天津新设三口通商事务大臣(1870年改称北洋通商大臣)。

　　[73] 《胡乔木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是《人民日报》记者毕全忠的短篇报道，其全文如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9月5日在谈到武训这个有争议历史人物时说，武训这个人物应该如何评价，这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需要不抱任何成见加以重新研究。胡乔木是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谈这个问题的。”“胡乔木说：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经发生过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的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

　　[74] 根据邢家鲤先生于2001年1月给清华大学全校党课组长讲座的录音整理，在网上广泛流传。邢家鲤1948年8月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1949年9月入党，1951年被选派留苏。清华大学物理系在1952年并入北京大学，该系著名教授周培源、王竹溪后来分别担任过北京大学正、副校长。邢家鲤老先生说过他“出身于国民党大官僚家庭”、但投身革命了。网上流传他的下面这段话，感人至深：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宣传一个青年加入共产主义行列，我就够本，宣传两个，我就赚了一个。说教师像蜡烛，照亮了别人，消灭了自己，太悲伤了，我是不同意的。为什么不说是共产主义的篝火呢?一块块劈材投入了，火光熊熊。你能说那不尽的熊熊大火中，哪一块劈材是烧完了呢?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人类最美好正义高尚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中去，不是最大的幸福吗?”

　　邢家鲤先生病逝后，高等教育出版社曾据此“篝火”比喻出版《篝火颂•邢家鲤先生纪念文集》。

　　[75] 朝鲜族农民李贞生是吉林省海龙县(梅河口市)河洼公社社员，在担任村里45亩水田的水稻技术员时，经多年努力于1967年成功培育出远亲杂交的“玉米稻”，产量比普通稻高出15%，时间也比袁隆平1974年育成的南优2号早了7年。30多年前的资料证明，“玉米稻”那时很受重视，1975年曾被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制片厂合拍成科教片《农民育种家》，后又拍成电视;《人民日报》等报纸刊登了“玉米稻”;李贞生受到了政府的嘉奖和媒体的宣传，还曾参加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李贞生的事迹也以《农民李伯伯》为题，在1978年左右编入小学三年级的语文课本。

　　但这种“玉米稻”在第二、三代就会退化，而且专家们对其杂交机理争议不一。李贞生文化水平低、不会写论文，而且去世得也比较早，现在无人继续他的研究。

　　[76] 据多个网页引用署名东方朔的博文《四人帮从未说过“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考察，这句话最初出现于四人帮倒台后，教育部大批判组于1976年11月25日所发表的《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岂容篡改——批判张春桥的一个谬论》，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去年十一月八日，张春桥在一次谈话中，摇头晃脑地说：“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

　　此后《人民教育》1977年第1期发表了署名任翔的文章《揭发批判“四人帮”诬陷、迫害周荣鑫同志的罪行》，也有一句类似的话。但二者均未给出任何谈话记录或文献资料的证据。

　　[77] 见《中国科学报》2013年6月10日第5版思想周刊所载其记者洪蔚对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等专家的参访，标题为《史上“最难就业季”：为什么毕业即失业》。

　　[78] 例如十三大报告中出现了一次：“执政党的地位，容易在党内滋长脱离群众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对人民产生的危害……”;十四大报告中出现了一次：“执政党的党风，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两份文件均未在前文给出“执政党”的定义和政治内涵。

　　以后的文章逐渐用得多了，但仍未给出定义和政治内涵。例如《毛泽东百周年纪念》载署名孙道同的文章“试论毛泽东对执政党建设的理论贡献”，不加定义地将中国共产党称作执政党，竟达47处!

　　[79]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年第4期载文“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政治成长中的地位转变与角色转换”，引用周恩来1954年曾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发言说：“我们的党是胜利的党、执政的党。”(此发言不代表党中央)，以及邓小平1956年在八大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此报告应能代表党中央)，证明周总理和邓小平都曾讲共产党是“执政的党”(绝非执政党)。该文将毛泽东时代不使用“执政党”一词归因为“毛泽东革命党思想根深蒂固且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但这只是的个人臆断，毫无理论依据、毫无史实根据：

　　a. 周总理和邓小平分别都以“执政的党”表达“党胜利后在全国工作”，却不创造“执政党”一词;而且这两次会议所通过的正式文件也都没有使用“执政党”一词。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周总理和邓小平都不曾使用“执政党”一词——这只能证明那时的党中央是有统一认识的。

　　b. 尤其是邓小平，即使在毛主席逝世后的21年间，也不曾将中国共产党称作“执政党”。

　　[80] 引自《党史纵览》载徐志奇文“毛泽东为啥有‘李自成情结’”，《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0年11月15日转载。

　　[81] 关于刘少奇在七届二中全会至确立过渡时期总路线期间的思想表现，关于他在1962年对待农村三自一包风的态度，以及他在社教四清和文革初期对运动的掌控，政界和学界持两种完全对立的立场。一派认为刘少奇代表了正确路线，毛泽东犯了“左”倾错误，甚至在六十多年之后仍在呼唤“要退回新民主主义、要退够”;另一派则认为毛主席是正确的、刘少奇犯有思想政治错误。双方力图引经据典、澄清“史实”以证明本派的正确性。在认真地阅读、分析和比较了双方的大批论文和资料之后，笔者认定毛主席代表了正确路线和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刘少奇则因其资产阶级世界观而犯有思想政治错误。

　　若想认真严肃地讨论这三段时间的问题，就必须大量地引用文字和言论，并分别注明出处，这势必令本开篇超出其计划规模。为此，笔者声明已经深入地研究过双方的大批论文，认为以下几篇所引文字和言论确实、可靠、并可互相印证、符合历史唯物主义逻辑，因此从这几篇转引的资料不再注明出处：

　　1)范希春先生于2007-06-14 23:29在《博客中国》上发表的“建国前后毛泽东、刘少奇新民主主义思想比较研究”，以准确的引文，对刘少奇在解放初的思想演变做了相对中立的分析。笔者转引了该文所引用的某些文字，并在此感谢该文范希春。

　　2)南京大学奚兆永教授所发表的“驳《炎黄春秋》的《新民主主义的命运和刘少奇的失败》”一文，是在论述与本第3)小节有关论题的文章中，最为全面和最为客观的。奚教授一贯严谨治学的态度令人尊敬，笔者在本第3)小节转引了该文所引用的某些史实和文献，并在此向奚兆永教授致敬。

　　3)《》网站在2010年4月13日发表了署名硬石头的文章，“要客观理性地看待毛刘的二十条分歧——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是千古之谜吗?”，内容翔实、取材客观。笔者在编写第3)4)5)小节时均受启发，并从该文转引用了某些文献或者回忆录，在此感谢该文硬石头。

　　4)郭建波先生刚刚于2013年11月18日专门给纪念120周年供稿，“对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的考证”，内容翔实、推理严谨、结论可信，对笔者编写第5)小节有所启发。笔者从该文转引了某些文献或者回忆录，在此感谢该文郭建波。

　　[82] 毛主席即刻与刘少奇和华北局第一、二书记薄一波、刘澜涛一同谈话，并用资本主义初期工场手工业以新型生产组织方式来提高生产力的历史，说服了他们。毛主席的苦口婆心，见本开篇第三章第2节第1)小节;工场手工业以新型生产组织方式来提高生产力的历史见本章第3节第3)小节A大段。

　　[83] “七千人大会”虽未专门批判谁，但事实上纠正了刘少奇1958年以来的错误。可是改开以来，有些人(包括某些官方背景的)写文章或出书，移花接木、歪曲七千人大会，散布所谓“天灾人祸”说法等问题来美化刘少奇、给毛主席栽赃。例如影响很大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张素华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6月1日版)，虽然披露了很多史料，但也有这样的问题、造成不良影响。杨连旭于2012-02-28在《》上发表的“揭秘七千人大会上关于‘天灾人祸’说法的真相”，对《变局》吹捧刘少奇、栽赃毛主席做了多方位批驳，目前尚未见到谁能拿出驳倒杨连旭的证据。

　　[84] 改开后栽赃毛主席的人，就是在这“刘少奇口头报告”上做的文章，什么“几分天灾、几分人祸”啦，什么“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还是“七个指头和三个指头”的比喻啦，好像都是刘少奇在那里发明、惹恼了毛泽东，所以才有刘少奇文革下台、挨整等等——全是胡说八道：前一脚注所提杨连旭的文章已经给出了证据，本开篇第四章第2节第3)小节B大段“毛主席纠正五风最力”也给出文件资料证据，证明刘少奇讲的这些话都是毛主席早在大约一年前正式讲过的，要求干部不再全部赖天灾而不提人祸，别再套用九个指头的旧比喻，要注意有些地方错误严重，而且中央也是有错误，等等。

　　[85] 《》于2011-04-04发表了署名甄岩的文章“关于七千人大会”。该文讲清了七千人大会的真实脉络，引文严格。以下c、d、e小段有些文字转引自该文，笔者在此向甄岩致谢。

　　[86] 《》2009-01-04 10:32曾经登载署名明朗的文章“我在七千人大会上写了封匿名信(揭发四川省委)”，以真名实姓回顾了当时以县委书记身份参加会议、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写匿名信状告上级(应为省委书记李井泉)的前前后后。该文还回忆到，文革中红卫兵因追究匿名信而发现了他，还把他抬举成了革命干部的代表。该文所提到的出气内容还包括，中央一线领导在1959年反击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之后扩大打击面，将当时坚持反五风的一批干部都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87] 有些文章说毛主席以前曾支持过安徽第一书记曾希圣的包产到户试验，但引言不详，似乎并非分田到户，而且安徽1961年3月6日下发文件的全称也是《关于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试行办法草案(第一次修改稿)》，并未说“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后来刘少奇负责检查曾希圣的问题，才发现安徽原来向中央隐瞒重大问题。安徽实际上就是大搞单干、而且因此造成严重的饿死人事件，从此列入重灾省份。但此前在1960年反五风时，曾经撤掉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的职务，由曾希圣同时担任两个省委第一书记，结果两个省的问题都很严重。后来才调谭启龙来接任山东省第一书记。

　　[88] 除了正式发表的党政文件之外，本第5)小节的有些文字转引自以下五篇文章：

　　1)首选“《二十三条》制定前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思想分歧”，摘自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其中夹有对陈伯达或其它人的评论处不引用。

　　2)单世联教授在《南方都市报》发表的“毛泽东71岁生日背后的毛刘分歧”，《网易读书》与2010-02-03 转载(http://history.book.163.com/10/0202/14/5UH8PF7E009244K2.html)。

　　3)解密：毛泽东因何事决心必须搞掉刘少奇(3)，2013年08月14日09:59上载于《新浪读书》，被广泛转载。http://book.sina.com.cn/excerpt/sz/rw/2013-08-14/0959519389_3.shtml(摘自顾保孜撰文、钱嗣杰摄影的《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7月版)

　　4)署名李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研究述评”，2009/09/05上载于当代中国研究所主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http://www.hprc.org.cn/gsyj/zhyj/200909/t20090905_29914.html

　　5)署名长鸣的《新浪博客》博文：“六二年、六四年之争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搏之一”，2010-10-13 20:17:0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9fead70100mafk.html。

　　笔者从这些文章或博文中所摘引的文字，均尚未见到有理有据的正面反驳。

　　[89] 本B大段还特别转引了《中国战略与管理委员会》网站于2001-08-22更新或上载的，署名萧喜东的文章“刘少奇、王光美与群众运动：以四清为例”(http://www.cssm.org.cn/view.php?id=409)的资料。该文兼引用了正式发表的资料和文革中群众对《桃园经验》的重新调查和评价(毛主席当时对后者毫无所知，而是根据唯物史观做出了正确判断，在《后十条修改方案》和《桃园经验》上与刘少奇发生了重大分歧)。该文被广泛转发，例如2005年11月20日的乌有月刊第十七期。

　　笔者同意萧喜东文所认为的，王光美在四清中的所作所为是出于真心诚意执行党的决定。但在此引用或转引萧喜东文的资料，是要证明刘少奇和王光美在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上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而且他们二人在文革初期又犯了同样性质的错误，也是因为这样的世界观问题。

　　[90] 在制定《二十三条》时曾有毛主席口述、陈伯达记录的起草过程。毛主席在口述时联想到了反右扩大化问题：“不能让他们胡闹!当年反右派的时候，我只是主张批判那几个代表人物就算了，刘少奇他们一插手，来了个工农兵学商齐动手，右派分子满天开花。这样也好，可以起点警告作用，无非是给他们摘帽子罢了。现在，少奇同志又想满天开花，我是不会让他再这样干下去了!伯达同志，我说你记!”

　　这段话见脚注81所列文章3)及脚注88所列文章5)，以及一些其它文章，但均未给出原始出处。

　　[91] 本开篇仅因讨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而述及有关彭真的事件，非但无意指责彭真同志，而且还想指出这样的事实：《邓力群国史讲谈录》(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的第六部分，“他看只有搞‘文化大革命’才是办法(2000年3月30日)”，其中邓力群有这样的一段话，足以说明事件的原因比我们所知道的要复杂：“有一件事，是有林对我讲的。彭真说过，毛主席曾经想用整风的办法，解决上面讲到的党内在意识形态、思想领域、政治领域中存在的分歧，但是后来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彭真说，这件事他还不能讲。刚才我还问有林，有林说，一直到彭真去世，他也没有搞清楚。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不清楚。彭真到去世也没有能够把这件事说清楚，但是现在我们看毛泽东与外宾的谈话记录，从中多少可以看出问题的一点脉络。”

　　[92] 《中国频道》网(China.Eastday.com)2009年7月27日 11:25上载，注明“来源《新华网》赵菊玲选稿”(http://news.eastday.com/eastday/06news/china/c/20090727/u1a4536361.html)。

　　[93] 本节有关吴晗、朱永嘉、姚文元的接触，以及下第1)小节较多地引用朱永嘉口述、金光耀整理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前后”，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6期，有一点来自顾训中发表于《领导者》总第37、38期的《访谈朱永嘉》(笔者不完全同意二采访所述朱永嘉的观点)。

　　[94] 《百度名片·摊丁入亩》给出的解释很好，择几行引用如后：“摊丁入亩”的推行主要是由于土地兼并的危害性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摊丁入田”以后，地主的利益不象明代以前那样优厚，土地的负担大幅度加重。“摊丁入亩”的原则是“其派丁多者，必其田多者也，其派丁少者，亦必有田者也”，而地主田多丁少，农民田少丁多，于是“富户也困于役，而置产困也。”当然，地主政权的这种作法，并非超脱于他们的阶级利益之上，恰恰是为了挽救其临近灭亡的命运，才如此破釜沉舟的。

　　[95] 苏双碧著：“关于评《海瑞罢官》的四种异见”，《百年潮》杂志(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杂志编辑部出版)2003年第4期，第12-20页。(现仍能从《360DOC个人图书馆》下载其全文)。该文综述了有关《海瑞罢官》的各种评价以及吴晗的应答，全文将近12000字。

　　[96] 叶永烈著《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其修订版又于1999年作为《叶永烈文集》第一卷，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97] “罢工自由”在1982年宪法中被取消。据蔡定剑教授著《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3年初版，2006年6月第二版)：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长胡乔木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明，由于工人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罢工不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所以，罢工自由的规定不予保留。笔者以为这样的说明忘记了，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存在着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其必然要反映到党内而出现官僚主义、官僚主义者、甚至“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毛主席1956年讲话语)。

　　[98] 叶永烈著《“四人帮”兴亡》(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引用了带有此话的批示，并根据认定的相关事件评论道：“毛泽东的这段话，就是在批评张春桥和姚文元‘不懂马列’”。此评论广泛流传，但有明显矛盾：毛主席批示“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应该是对被批评者的希望。当时如果张春桥和姚文元是被批评者，那他们的对立面就更有份了，因为那时谁都知道哪个学马列更多一些。

　　自大约2011年9月6日以来，很多网站或博客(例如中华网·中华论坛，天涯社区·天涯问答，360DOC我的图书馆等网站，以及诸多新浪博客等)，在登载或转载项观奇文章时给出“介绍”，引用了这段批示的后一部份却道出了不同的背景：“各地情况不同”是指在姚文元的报告中，各地发生了很多类似项观奇在山东省挨批判的事，而毛主席批示的“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是指类似于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那样的人。白如冰在听到毛主席批示之后，也确曾打电话要求解放项观奇。

　　[99] 例如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830/11/1564433_233165467.shtml。使用与文章标题类似的词汇或短语在百度上搜索，还可以找到很多其它登载该文的网页，也有的署名05txlr。

　　[100] 只要用“毛主席推荐刘少奇读的三本书”或类似的短语，就能在百度上搜索到很多这类文章，所推荐的三本书应分别为海克尔的《宇宙之谜》、拉美特里的《人是机器》和《淮南子》。不过们对推荐这三本书的原因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毛主席仍然在希望刘少奇反思世界观问题。

　　[101] 本开篇着重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不讨论九一三事件，而只讨论林彪作为高层领导或接班人，是否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克己复礼”条幅正是值得讨论的线索，但《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3年11月11日11:13上载了署名黄瑶的文章“林彪夫妇为何互题‘克己复礼’”，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将互题“克己复礼”条幅的事圆成了诸多件事“合理碰撞”的巧合，所有引用皆未注明出处，最后还极不严肃地“揣摩”毛主席心理才把故事讲圆，实难令笔者苟同。尤其是，即使真如该文所圆的故事，若林彪、叶群也曾注意过世界观改造，至少也该明白克己复礼是孔夫子欲恢复旧制的意识形态，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怎么能如该文所想象的，互题这种条幅来提醒“挽回”错误?

　　[102] 在1976年北京天安门事件之后，毛主席曾经重用华国锋，令人误以为华国锋是毛主席最后选定的接班人。但据章含之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中披露，乔冠华亲身所历证明：华国锋所炫耀的毛主席手书“你办事、我放心”与所谓“传位遗诏”毫不相干，而是在抓捕四人帮的半年之前，毛主席就他所汇报四川、贵州造反派团结问题解决方案的答复。

　　[103] 这是一些有关苏联解体的事实和评论材料，来自署名项国兰、吴恩远、吴雄丞、王伟、黄晓勇、彭杉、程恩富、丁军、尤里•普罗科菲耶夫、江河请和郑彪的文章，以及《》所登载的署名浙大博士、一息尚存、拨乱反正、初太影的文章。

　　[104] “九月爱国运动”是著名左派学者张宏良首创的称呼，指自2012年9月15日起因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岛所爆发的，以80后和90后青年为主体的、遍及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的规模游行。张宏良教授于10月23日在沈阳讲座上给出了长篇演讲，该演讲的纲要在11月5日成文并上载于《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9b12a6df0101acap.html)，后被大量转载和评论。

　　《共识网》(http://www.haodaxue.net/html/59/n-15559.html)在2012年9月20日 13:29上载了署名布拉格音符的文章，“红色九月掀起群众爱国主义新高潮——9•18反日保钓爱国运动纪实”，及时报道的大批照片和说明均证明，张宏良教授在“九月爱国运动”演讲中所用材料属实。

　　网家讲坛研究生政治的《新浪博客》于2012-12-30 15:17:41上载了“2012年特别回顾：九月爱国运动”(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e9c47e0101asdw.html)，与共识网的文章一致。

　　本段引用了这几篇文章的材料。但与张宏良教授对“九月爱国运动”的评价不完全相同，笔者更倾向于沿着毛主席1962年有关“孙子的孙子出马列”的预言做出评价，希望有机会能与张宏良教授切磋。

　　[105] 本段有关全国发起公诉茅于轼和辛子陵的签名运动的文字，引自特约评论员的文章“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例如http://www.mzdsx.net/Article/class20/201106/5163.html)

　　[106] 这些茅于轼言论，选自署名王山的文章“茅于轼汉奸言论集”，《红歌会网》于2013-06-05 15:54:23上载(http://www.szhgh.com/Article/zixun/chujian/22359.html)。

　　[107] 见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局前局长张勤德同志的文章“‘五反分子’茅于轼最近在多地碰壁标志着什么?”(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xuezhe/20393.html，《红歌会网》2013-04-26 12:11:27上载)，以及一些网络媒体有关茅于轼讲座被取消的报道。

　　[108] 署名湖南爱国网友的24分钟“独家视频：五四长沙游行阻击茅于轼震撼现场”于2013-05-1012:52:34上载到《红歌会网》(http://www.szhgh.com/html/62/n-24062.html)，前有少量1919年五四运动回忆镜头。本段所列横幅标语口号系在观看该视频时抄写，个别字因被其它标语挡住、或因放送太快，是按照语义连贯性添加的。为本文排版，太长的口号调整了结构，又按长短排了序。

　　[109] 本段大量引自《百度名片·前进•达瓦里希》词条，《观察者网》2013-07-04发表的署名余亮的文章“这可真是决战的最高指示”(http://www.guancha.cn/yu-liang/2013_07_04_155666.shtml)和《观察者网》记者2013年6月26日文章“俄网友评热议动画《前进，达瓦里希》：不知怎么，流泪了”(http://www.guancha.cn/Literature/2013_06_25_153641.shtml)。有大批网站和博客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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