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之“非”与邓小平之“是”
出于对邓小平理论的无限敬仰，最近，我系统地研读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有了一些新的体会。本文特意从其文选中，摘录了一些有关毛主席之“非”的讲话，供各位学习、体味。
他在1987年5月12日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指出：“从一九三五年开始，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赢得了胜利，一九四九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头八年，我们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一些基础工业。从一九三五年以来二十几年都搞得很好。但是到了一九五七年，我们又犯错误了，反右扩大化。一九五八年，要求过急，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不对头了，给我们带来很大灾难。我们花了三年时间，纠正错误，才使情况又好起来。经济情况有好转，但是指导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一九六六年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搞了整整十年。”（《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
他对“文革”是这样认识的：文化大革命“搞了整整十年，党内的骨干差不多都被打倒了，这场‘革命’的对象就是这些老干部”（《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当时很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内。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统帅’，我是‘副统帅’”（《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1987年4月30日），“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发展中日关系要看得远些》1984年3月25日）。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痛苦经历，所以，他对“文革”的评价，真正做到了“实事求是”。于是，便有了对我国社会主义不同时段建设成就的特色评价：
1979年3月30日：建国后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有伟大成绩的，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我国工农业从解放以来直到去年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
1979年3月30日：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距离。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速度。
1981年6月27日：在文化大革命中，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
1982年5月6日：建国以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了自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1985年4月15日：从建国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
1985年8月28日：我们在一个长时期里忽视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从一九五七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
1987年6月12日：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
1988年5月25日：在这二十年中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但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
1988年12月21日：由于过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中国耽误了大约二十年的建设时间。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就形成了他对毛主席之“非”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是十年浩劫，是一场灾难，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
由于邓小平对毛主席之“非”的一锤定音，之后的历届中央领导人大抵上也未超出这个范畴。
胡耀邦:毛泽东晚年的严重失误，曾经使我们党陷于极大的困境。
江泽民：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晚年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是由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他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
胡锦涛：毛泽东同志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
习近平：不能否认，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他在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
邓小平是否有“非”？可以肯定地讲，没有，根本没有，他是一位和温家宝一样有着“完美人格”的政治家，为中国的特色“改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但邓小平本人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非常谦虚”地这样说：
1、自我评论，我不是完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但是我问心无愧，其中一点就是从来不搞小圈子。
2、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出来工作，从1977年到现在是七年，我相信没有犯大错误。但究竟怎样，让历史去评价吧！
3、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
4、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
5、我参加共产党几十年了，如果从一九二二年算起，我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已经工作了六十多年。这期间做了不少好事，也做了一些错事。人们都知道我曾经“三下三上”，坦率地说，“下”并不是由于做了错事，而是由于办了好事却被误认为错事。
6、对我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不要分量太重。有的把我的规格放在毛主席之上，这就不好了。我很怕有这样的东西，名誉太高了是个负担。
对于“改开”是否有“失误”，他涉及不多，但也有过那么一两次。一次是在1989年3月23日上午，会见乌干达总统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时是这样说的：“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另一次是在1990 年1月27日在上海过春节时这样说过：“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
到了晚年，他通过观察“改开”之后出现的新问题有了一些思考。他说：“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收入差距问题“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富裕起来后财富怎样分配”也是“大问题”，“分配的问题大得很”，“这个问题要解决”。虽然“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但是一定“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将来出问题,恐怕就在党内”，并用“十二个如果”，对此提出了警示。尽管现实中出现了如警示所言的颠覆性局面，但他作为一名罕见的实用主义者，毕竟还是“英明”地提出了警示，确实也难能可贵。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习总强调指出：“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我体会，这应该成为毛主席之“非”和邓小平之“是”的评判坐标，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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