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晶垚拒受道歉的目的是影射毛泽东

据媒体披露，原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校长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近期怒斥宋彬彬道歉虚伪，并拒绝接受。美国人宋彬彬漂洋过海回国“道歉”，本就是一场闹剧，王晶垚拒受无可厚非，因为既然浙江法院可以审理文革时期的杀人案，那北京法院同样应该审理卞仲耘被害案，一份虚伪的道歉声明决不能成为免责的借口。不过，仔细分析后，却发现此举另有玄机，即似在影射毛泽东。为什么这样说呢？这要从王晶垚的那封公开信谈起。

该信分三部分，一是回忆卞仲耘被害经过；二是叙述毛泽东为宋彬彬改名过程；三是要求调查真相，严惩凶手。读后感觉信的第一、三部分比较正常，第二部分比较诡异，因为如果王晶垚仅为拒受宋彬彬道歉，只需一、三部分即可，为何要千方百计牵出毛泽东？而且，从行文语气和前后衔接看，一、三部分衔接自然，似是一气呵成，唯独第二部分不伦不类、异常突兀，与整体语境不符，尤其是“袖章上沾满了卞仲耘同志的鲜血。毛泽东对宋彬彬说：‘要武嘛。’”、“1966年8月18日之后，北京市又有1772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等话，分明是在赤裸裸的抹黑毛泽东。可见，该信拒受道歉是假，影射毛泽东是真。

该信是不是假冒伪劣，到底是不是王晶垚的真实意图，我们不得而知，但不能排除造假嫌疑，即有人强行将第二部分插入信中，当然，也可能是王晶垚在“奉旨说话”，这跟央视《新闻联播》中那些接受采访时，看着讲话稿“发言”的群众演员极为相似。不过，百密一疏，即便第二部分是王晶垚老人的真实意图，该信也存在明显缺陷。

首先，卞仲耘被害真相不明，既然卞仲耘之死，是咎由自取还是无端被害，施暴者是宋彬彬还是传说中的邓某人，连这些最基本的事实都搞不清楚，就想借此影射毛泽东、否定文革，实属荒唐至极。

其次，即便卞仲耘确系无端被害，这笔账也不该记到毛泽东头上，因为他发动文革的目的，是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铲除贪官污吏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想到高层有人借题发挥，将斗争方式改为官员主导、自上而下，将斗争对象由官员变成学生、教师甚至一线的产业工人，出现了“官员压制民众、老师压制学生、民众相互内斗”等现象，偏离了文革路线，激化了社会矛盾，以此破坏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战略部署。

退居“二线”的毛泽东闻讯后忍无可忍，怒斥“即便国民党反动派，也不曾如此对待学生（原话大意）”，并于7月18日从外地火速赶回北京，7月24日发通知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1日至12日开会，会上LD失势并做了检查，毛泽东随即站在一线推动文革，这才有了8月18日他首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安排。可见，虽然毛泽东发起了文革，但其中某些乱象的主要责任人并非毛泽东，这个道理就像虽然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但我们不能将“信仰缺失、贪污腐化、汉奸猖獗、妓女遍地、黑社会横行以及强拆强迁、环境污染、资源贱卖”等烂账，统统记到改革开放和小平同志的头上一样。

某些人显然不愿服输。因此，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怂恿高干子弟成立所谓的“联动”（全名为“首都中学红卫兵连合行动委员会”）、“西纠”（全名为“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等组织，借“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之名进行打砸抢活动，并成立具有黑监狱性质的“劳教所”，以对抗文革，维护权贵利益。如1966年9月4日，“西纠”主办的《红卫兵报》曾刊文《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文章写道：

目前，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汹涌澎湃之时，阶级敌人刮起了一股黑风。他们也喊“造反”，也组织“造反队”，但他们造的是无产阶级之反。......他们甚至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向我们的革命老首长、老干部。他们抄革命老首长的家，截革命老首长的车，咒骂革命老首长“生活腐化”、“养尊处优”，勒令“搬家”、“辞保姆”，打匿名电话进行威胁，等等。这是疯狂的阶级报复!这是十足的反革命!我们革命的红卫兵绝对不能容忍!绝对不能答应！

从中看出，文革的目的是以草根民众为主体的“造反派”，造“生活腐化、养尊处优”的官老爷的反，这是官员子女决不能容忍的，因此，成立“联动”、“西纠”等组织，借文革之名对抗文革。

多行不义必自毙。“联动”、“西纠”等倒行逆施，搞得天怒人怨，因此，仅存在三、四个月便被强行解散，如“西纠”于1966年12月被周恩来、江青勒令解散，那个因道歉出名的“西纠”副司令陈小鲁还被要求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只不过由于毛泽东和权贵间的较量还很激烈，混乱一直持续到1969年，之后便恢复平静。而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中苏珍宝岛之战，二是刘少奇同志逝世。

再次，某些说法含糊不清、令人生疑。如“1966年8月18日之后，北京市又有1772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短短一句话竟有5处疑点：一是“1966年8月18日之后”到底是什么概念，是指1966年当年，还是指此后的文革10年？二是打死人的红卫兵到底是什么人，是以草根民众为主的“造反派”，还是以权贵子弟为主的“联动”、“西纠”及解散后的残余分子？三是1772人到底因何而死，是作威作福、穷凶极恶惹了众怒，还是善良守法、确系冤屈？四是“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中的“很多”到底有多少，是主观臆断还是有据可查？五是1772人有何出处，是有真凭实据，还是在以讹传讹？

当然，有人可能辩解说，即便罪大恶极，也应由法院判死，而不该被群众打死。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文革期间出现一些冤假错案确实是国家不幸，但这些案件只是少数，绝不像某些媒体渲染的那么多，而且即便法院“依法”审判，如果公检法人员贪腐成风、徇私枉法，同样会出现许多冤假错案，未必比文革时的数量少，这些年被曝光的李昌奎案、药家鑫案、赵作海案等即是例证。正因为公检法领域的腐败在毛泽东看来很严重，他才号召群众砸烂公检法，并让群众参与审判工作，这就是鼓吹“法律至上”、“司法独立”，排斥“人民至上”和群众参与，妄图独占司法大权的“法律党”人士，拼命抹黑毛泽东的原因。其实，只要有腐败，只要权力不在人民手中，毛泽东就会号召“造反”，这就是文革时“踢开党委闹革命”、“砸烂公检法”的来历，也是最直接最真实的民主，比某些人鼓吹的选票民主实惠多了。

一个共产党的领袖，不怕动乱，不怕别人篡权，竟然号召民众造自己的反，古今中外实属罕见，这充分反应了毛泽东摈弃党派之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以及由此带来的独特的人格魅力和任何人都无法超越的巨大影响力，也反应出毛泽东内心的强大和自信。可见，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带来真正的自信，这也是毛泽东被人民铭记、被世人敬仰的主因。（201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