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春晚上，有“红色娘子军”的舞蹈片段，有“万泉河水”的演唱。“红色娘子军”是让巴金感到“毛骨悚然”的样板戏之一，是巴金听了就“接连做了几天的噩梦”的样板戏之一，其中就有巴金认为是“用一片一片金叶贴起来的”、“多么虚假”的“大神”洪常青。而巴金先生，就是那位呼吁讲真话的人士，——那么，就以此为引子说说讲真话。
1978年年底开始，巴金开始写作随想录，到1978年，出版了五本集子。1987年6月19日，他写《合订本新记》作为搁笔之文，这篇文字的最后一段如下：“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可以说，这五卷书就是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馆’吧。”
巴金的这些文字，按他自己的说法，一以贯之的隐线，就是讲真话。150篇随感，关于真话，就标题而言，就有《说真话》（49）、《再论说真话》（51）、《写真话》（52）、《三论讲真话》（79）、《说真话之四》（82）、《未来（说真话之五）》（83），而第三本随感就叫《真话集》。在那些文字中，真话和包含讲真话的意思实在是太多。
做一点梳理：《说真话》控诉“十年浩劫”期间的人们说假话（并延伸到“一九五七年之后”）；《再论说真话》，首先是自我表彰自己的随想录是说真话的，不变的是控诉某个岁月里“我受了骗，把谎言当作了真话”。还举例说有外国朋友把我们的谎话当作真话进行宣传，而后失掉信用，“他们吃亏就在于太老实，想不到我们这里有人靠说谎度日”，并对意大利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左派”之天真表示“怜悯”，“他是那么容易受骗”，并为他设想，“也可能还有人揪住他不放松。这就是不肯独立思考而受到的惩罚吧”。而当时读到刊载批判安的“‘左派’刊物”时，“我早已不相信‘四人帮’那一套鬼话”，“我一天听不到一句真话”。
《写真话》从他的文章谈起，先是控诉“牛棚”里“这种荒唐而又残酷、可笑而又可怕的生活”。“十年浩劫绝不是黄粱一梦。这个大灾难同全世界人民都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要是不搞得一清二楚，作一个能说服人的总结，如何向别国人民交代！”与这些言论相承的是他主张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当然不是想对文革进行全面的分析，而是控诉，仅此而已。
《三论讲真话》，这次攻击的靶子是那个时代的学习会、批判会，“许多大会小会中整人被整的事就在所难免了。”那些会“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表态，说空话，说假话。”对于“运动”攻击最烈。唠叨不已的，不过是“我不想多提十年的浩劫，但是在那段黑暗的时期中我们染上了不少的坏习惯，‘不讲真话’就是其中之一。”《说真话之四》想说的是，“压迫下面哪里会有真话？”“奇怪的是有些人总喜欢相信压力，甚至迷信压力会产生真言，甚至不断地用压力去寻求真话。的确有这样的人，而且为数不少。我在十年浩劫中遇到的所谓造反派，大部分都是这样。”《未来（说真话之五）》，依然是针对“十年浩劫”，“不用说大家都不愿意看见十年的悲剧再次上演”，怎么样做到呢？“弄清它的来龙去脉”，“把它的来路堵死”。又怎样做到呢？“不要把真话隐藏起来”。为此集写的后记中，一如既往地把“有人”对他的议论加以攻击，当然使用的是一种低调、谦虚的语气，但都读得出来，那其实一种霸气；又一次表白他之讲真话就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并发誓将一如既往地“还是讲真真话”。“早在一八三七年丹麦作家汉斯·安徒生就提倡讲真话了。”
之所以要写这篇短文，还有一层意思。2011年4月后，讲真话成了流行词语；或者说，讲真话前些年成为一个问题，一个受到较高关注的问题，或者说，被说成是、被有倡导之位的人说成一个问题。可否进行一下推理，人们都不讲真话了？某类人听不到真话了？如果是后者，那这类人又如何明白这一点呢？
翻阅巴金的这本长达900页的“真话录”，我体会的巴金的意思是，说文革罪恶滔天就叫讲真话，仅此而已。毕竟是一位作家，讲真话中的“解剖自己”之类，是在用文学的手法在表白自己，表扬自己，后来者的讲真话，主旨也并没有超出巴金。比如有人解释的：文革和封建这两大流毒导致需要提出讲真话问题。
这里，其实需要做一点辨析：讲真话与讲真理的区别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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