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围绕新疆地区产生的系列事件极大地吸引着人们的眼球效应，也不断折磨着特别是精英的维稳神经。促使我们非常关注与提醒更多人们不容忽视是，近段时间来围绕新疆地区不断出现的系列暴恐事件，它并非是单纯的社会动荡那样简单，暴恐分子以生命为赌注，疯狂作案导致血案频发，此终极目的即是通过持续不断的社会动荡再竭力促使政治动荡。待得适当时机来临，必会有境外阴谋势力、国内极右“推墙”派以及新疆地区别有用心的跳梁者各方互动配合，再挑唆、蛊惑、怂恿那些对现实不满的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参与进来，然后以图达到将新疆从祖国版图上阴谋化分裂出去的险恶居心。此种阴谋、罪恶活动，非但严重破坏了边疆地区、内地许多地区人民安定生活，更还严重影响一个政党、政府的执政信用与赤裸裸挑战人民生命安全、各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定统一的最基本底线。更为我们敲响警钟的还有：由“疆独”暴恐分子四处播乱逞凶、频频制造血案等接踵而至的严峻现实表明，此种暴恐势力呈现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猖狂态势，正显现了边疆地区的某种矛盾已然演绎至频临最终爆发的边缘状态，值此时，境外阴谋势力的不遗余力操控与提供支持更不容作忽视。
于此，我们看到当局非但表明了铁腕治乱、严阵以待的决心，且已然出台有若干断然措施，即如全疆戒严等等。
即如：2014年05月25日 《新华网》：
“新疆启动为期一年严打暴恐活动专项行动”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4-05/25/c_126544605.htm
“综合新华社、新疆日报报道：昨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就在新疆开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作出安排部署。新疆自治区党委决定从23日起到明年6月，以新疆为主战场启动严打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坚决把暴力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切实维护各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正常的社会秩序。”
“国务委员、国家反恐领导小组组长、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在乌鲁木齐检查指导反恐维稳工作时强调，以零容忍态度和坚决果断措施，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坚决把暴恐分子嚣张气焰打下去。”
“郭声琨在出席新疆军警民联合武装巡逻暨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誓师大会时指出，按照中央部署，立即开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主动进攻、露头就打，发现一批、深挖一批、严惩一批，坚决遏制住新疆暴力恐怖活动多发频发态势。要密切配合、协同作战，进一步强化社会面整体防控，提高见警率，保持威慑力，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要紧紧依靠各族人民，筑牢反恐怖的铜墙铁壁，打一场反恐怖的人民战争。”
此即可认为是当局面对新疆的严峻势态以及暴恐分子屡屡纵恶呈凶、频频导致血案的旗帜鲜明、坚定不移态度。我们还看到表态如“要紧紧依靠各族人民”、“打一场反恐怖的人民战争”等话语，对此感到值得商榷或是质疑的是，在一再表示作私有化发展的一个社会，不能排除巨大的社会矛盾将随之被一再制造出来，那么，所谓“要紧紧依靠”的“各族人民”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民”?是特别是政策倾向性照顾到的已经“先富”了的“人民”?还是尚不曾脱贫，还在为一日三餐、养家糊口奔波劳困的那些被置于社会最底层的苦苦挣扎中的人民?还有，所谓“打一场反恐怖的人民战争”，说来简单，但真正实施起来，该依靠什么来动员与组织人民开展反恐战争?或将再谓：是否具备足够信心与能力来动员起人民参与反恐的战争?你们将为人民提供怎样的精神动力来促使广大人民一起参与?
对待全疆地区保持高压态势，对待隐匿与潜伏的暴恐分子施以重拳出击、严厉打击，对诞生暴恐分子的不确定社会土壤——只能是客观的人民群体，再施以重点防范，甚至不排除再用胡萝卜加大棒的双管齐下之策，如此等等，综合运用，是否将收既定之效?
不免想起一句话：不看广告看疗效。那么，究竟将取效如何?还要拭目以待了。
提及新疆，不能不说说“疆独”。
“疆独”起源于旧中国主要是清朝和中华民国时期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也正是清朝，残酷的民族压迫才种下了“疆独”的种子。众所周知，清朝的统治是建立在残酷的民族压迫基础上的，大力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分化政策，而穆斯林受到的压迫尤为严重。清朝的法律明确规定“回民犯罪，加等科罪”，“回伤汉民，一以十抵;汉伤回民，十以一抵”。这使得新疆地区人民特别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极为不满，不断进行反抗。而人民的反抗斗争往往被民族上层和宗教首领利用，加上外国侵略者的挑唆，最终蜕变成了分裂活动。
再至中华民国时期，新疆地区在军阀统治之下，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较清朝有增无减。先是杨增新统治新疆17年。担任新疆都督后，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制造民族不合。1928年，愚昧不堪的金树仁继新疆都督，上台以后顽固地推行“亲乡”政策，起用河州同乡，排除异己势力，从而引起哈密农民的反抗，1930年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1933年末，金树仁被迫出逃。阴险狡诈的封建军阀盛世才接任都督，开始他长达10年之久的反动统治。在盛世才反动统治之下，各族人民生活日益恶化，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更加尖锐，又孕育了三区革命风暴。由上述可以看出，“疆独”的出现是由于旧中国主要是清朝和中华民国时期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引发人民反抗，而人民的反抗斗争往往被民族上层和宗教首领利用，加上外国侵略者的挑唆，最终蜕变成了分裂活动。
唯有消除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才能根本上消除“疆独”的土壤。
而无论是满清王朝还是中华民国，私有化发展的社会里注定财富分配与人民民主权利的不平等状态，才是“疆独”依靠政权暴力手段而不能得以消除的根本之因。
但新中国建立后，由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共组织，领导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公有制发展道路，能做到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条件，能促使与保持大众民主、每个人个体权利得以最大化的、最充分的维护。此所以共和国初期的反“疆独”斗争得到了新疆地区各族人民的广泛支持。仅以“东突”分裂运动的残余势力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在南疆策划的暴乱为例。1950年，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计划在和田组织暴动，其他地区配合。然而当时和田各地群众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分裂分子无机可乘，分裂暴乱计划未能实行。1954年12月墨玉县的暴乱，最早是由墨玉县一名爱国宗教人士向政府报告的。最初聚集了墨玉、和田、洛浦等地的6000余名群众，在政府政策的教育和感召下纷纷离散，只有约300人参与了暴乱。而这300人中，经过教育，多数人也纷纷向公安部门自首。 1956年3月的墨玉县暴乱中，在当地干部闻讯赶到后，大多数人不仅放下凶器，并且还反戈一击，当场捕获巴海大毛拉等12名骨干分子，暴乱迅速平息。
“疆独”的基础是旧中国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通过消除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在根本上消除了“疆独”的土壤。
毛主席指出，“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族的紧密合作”，“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1949年12月下旬，经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决定并报中央批准，首先吸收了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等15名党员。这15名党员，包括7个民族，少数民族14人，其中维吾尔族8名。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毛主席当时要求青海、甘肃、新疆、宁夏、陕西各省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存在地方的地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要求新疆在3年内要培养出1万名左右懂得政策又能联系群众的忠实于人民利益的民族干部。我党培养的第一代少数民族干部很快成长起来，成为各级领导班子的骨干。据1950年10月统计，全疆正副专员、县长165人中，少数民族干部为107人。
解放前的新疆80%的土地掌握在不到5%的地主手里，90%以上的农民都是地主的奴隶，当牛做马，两头不见太阳下地干活，一年下 来还吃不饱肚子。从1951年9月开始，在全疆农业区普遍开展减租反霸斗争。至1952年5月，在全疆9个专区的58个县，1500多个乡，近400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减租反霸任务。经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批准，1952年9月至1953年12月，在新疆农区分四期进行了土地改革，打倒了千百年来压在各族人民头上的地主阶级，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使345万农民，分得737万多亩土地，使各族农民不仅摆脱了汉族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且结束了本民族内部的以地主阶级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真正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了翻身。到1957年，新疆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在新疆基本上消灭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实现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繁荣和幸福生活，开辟了广阔的前途。新疆各族人民由衷地感谢毛主席给他们带来新的美好生活，他们更加热爱毛主席，更加信赖中国共产党。1952年3月23日，疏附县帕哈太克里乡维吾尔族农民在庆祝土地改革胜利的大会上，以长诗形式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致敬信——《献给毛泽东》，倾诉过去的苦难生活，描述土改翻身的喜悦，抒发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无比热爱的深厚感情。和田地区维吾尔老人库尔班·吐鲁木决心要骑着毛驴到北京，去感谢毛主席。这件事一时传为美谈，强烈地震撼人们的心灵。
总之，新中国通过培养出民族干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开展减租反霸斗争、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等一系列社会改革和大力建设新疆，基本消除了新疆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促进了新疆地区的发展，基本清除了“疆独”的土壤。
但特别是私有化改革以来，“疆独”又重新得以凸现。 严格说起来，在新疆问题上出现严重的失误始于改革开放前的1975年。当时，有些人打着“全面整顿”的旗号，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的正确方针，在新疆问题上犯了两个极为严重的错误。一是撤销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975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及各师建制，所属企事业单位全部移交地方管理。二是释放了几乎全部分裂分子。根据中央1975年8月对“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分裂集团案的指示精神，经自治区党委决定，对该案的处理重新做了认定。除在暴乱中被击毙和做其他处理的要犯387人外，其余1165人均不定为该党成员，而以犯有政治错误结论。对部分罪恶轻、认罪服法的服刑人员也分别做了减刑或提前释放处理。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使中央失去了一支最有效的震慑“疆独”的力量，释放了几乎全部分裂分子更是使新中国成立以来反“疆独”斗争的成果几乎丧失殆尽。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疆独”分子不可能掀起大的分裂活动，但是一旦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大的分裂活动就很难避免了。尽管后来邓小平同志指出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错误的，而且鉴于新疆农垦事业面临的实际状况和兵团的特殊地位和作用，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恢复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但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元气大伤，严重的损失已经无法挽回了。
改革开放开始以后，问题变得更加严重。首先，在落实政策上，大力拉拢少数民族上层，如以前的贵族(农奴主、巴依)和他们的后代、宗教界的上层人士等，为共和国初期的反”疆独”斗争和一系列社会改革中的“扩大化”“平反”，却把一批拥护中央的少数民族积极分子打成极左分子。仅仅在宗教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为1500人“平反”并恢复了教职。少数民族上层并未因落实政策对中央怀有感激之心，反而抱怨自己受到的“迫害”，甚至或明或暗的支持分裂势力。另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于共和国初期新疆违反民族宗教政策的汉族干部也进行了“平反”，例如，197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宣布：“1952年新疆省第二届党代会对王震同志和新疆分局的批判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央当时撤销王震同志的新疆分局书记、军区政委及财委主任，是不公正的”。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既得罪了汉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使双方的矛盾迅速激化。到了1980年，新疆的区党委扩大会议都开不下去了。胡耀邦把他们找到北京开会，搞了个纪要，其倾向是压汉族干部、抬民族干部。这个纪要一传达，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为了挽回“纪要”的不良影响，赵紫阳又让邓力群同志起草了一个复电，强调了一下汉族干部、解放军所起的作用，还讲到新疆党组织成立以后民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强调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团结。这样就形成所谓民族干部要“纪要“，汉族干部要“电报”。使双方的对立进一步持续，新疆很长时间都没有安定。
其次，改革开放开始以后，新疆和内地及新疆内部的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在毛主席时代，内地大力支援新疆，新疆地区的工资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维族人的生活质量和当地的汉人也差不多。改革开放开始以后，搞了一个“两个大局”，优先发展沿海地区，新疆和内地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差距急剧拉大。又大搞“容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少数民族中除了极少数人先富起来了，绝大多数和汉族人民一样，生活质量的提高受到严重影响。而汉族由于在整体文化层次方面还是要强于少数民族，又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人口的增长比少数民族慢得多，这使得少数民族和当地汉族的贫富差距总体也在拉大。新疆的资源丰富，少数民族对生活的不满必然高于其他地区。90年代以来又进行了国企改革，大批职工下岗失业，新疆地区是国企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07年末总人口258.47万人，在岗职工只有66.06万人。新疆大批“富余”劳动力被迫外出东部地区就业，特别是广东。从刘汉黄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广东的工作条件。而因生活所迫而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奔波操劳在社会最低层的新疆少数民族，由于民族、文化等等方面原因，使得他们很难融入到客居地的社会中去，他们有着比汉族地区外出谋生的人更大的工 作困难、生活困难。像在深圳很多新疆来打工人员受到歧视，找不到工作，为生活所迫转而偷窃的事情比比皆是。深圳政府打击偷窃治标不治本，导致民族矛盾日益深化。当地的老板为了防止工人团结反抗，更极力煽动民族矛盾。还有一些内地富人去新疆经商，有的人和腐败分子勾结敛财。这一切使民族矛盾日益加剧。
改革开放开始以来，少数民族极少数先富起来的人也极力支持“疆独”活动。和汉族一样，极少数先富起来的人绝大多数不是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富起来的，而是靠种种卑劣手段从广大人民身上掠夺来的。他们生怕广大人民夺回自己的财富，像汉族极少数先富起来的人拼命前往海外一样，他们力图把新疆分裂出去，建立一个依附外国的附庸国，利用外国的刺刀保护自己掠夺来的巨额财富。最有代表性的是“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娅·卡德尔。热比娅1951年出生于新疆阿尔泰山脚下的阿勒泰市。改革开放后，她在乌鲁木齐商业区二道桥租下一个小摊位，正式投身商海，经过十年打拼，身家上亿，成为当时新疆女首富。热比娅曾历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新疆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当时，热比娅只有40出头，显然是被重点培养的“新时期成功人士”。然而这位涉嫌经济犯罪数千万元的“新时期成功人士”并不领情，大搞分裂活动。1999年8月，热比娅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批捕判处8年徒刑。在她服刑期间，“拉夫托人权奖”就授予了她。后于2005年3月赴美“保外就医”。赴美后热比娅即疯狂进行攻击祖国的分裂主义活动。
“非毛化”和伊斯兰教的复兴也使“疆独”活动具备了有利条件。新疆各族人民由衷地感谢毛主席给他们带来新的美好生活，他们热爱毛主席，信仰共产主义。然而，70年代末以来对毛主席的疯狂攻击极大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各族人民心中的形象，动摇了共产主义信仰，促使伊斯兰教的复兴。这时，新疆伊斯兰教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大批1958年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中肃清的宗教界内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平反”并恢复了教职。不少人复出后利用合法身份借宗教活动宣传和鼓动分裂思想。
严重的腐败问题更是极大的引发了新疆各族人民的不满。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腐败问题日益严重。由于新疆地区民族宗教问题复杂，抓了汉族腐败分子怕少数民族借此掀对中央的不满搞分裂，抓了少数民族腐败分子又怕少数民族认为是民族歧视，结果打击腐败很不得力，新疆地区成了腐败的重灾区。结果，“疆独”分子一宣传“汉人和维奸贪污腐败，欺压维吾尔人”就能引发少数民族的共鸣。另外，宣传中的大汉族主义倾向也加剧了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民的不满。前面已经说过，“疆独”的出现是由于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引发人民反抗，而人民的反抗斗争往往被民族上层和宗教首领利用，加上外国侵略者的挑唆，最终蜕变成了分裂活动。新疆人民的反抗斗争是有原因的，不能全盘否定，主要责任应该由反动统治者来负。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妖魔化新疆人民的反抗斗争，无限拔高历史上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的情况。把1864 年库车的武装起义，1930年的哈密农民起义甚至三区革命风暴都妖魔化为分裂活动，把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等新疆人民切齿痛恨的军阀美化成维护国家统一的英雄。甚至有人宣称从“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的建立起，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从未中断过”，把突厥汗国、高昌回鹘王国、于阗王国、喀喇汗王朝、西辽王朝、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等新疆地区的地方政权的历史一笔抹煞。这种大汉族主义倾向加剧了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民的不满。
还有必要再说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东突”分裂组织的猖狂活动。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90年代“东突”分裂组织的活动突然猖狂了起来，并且向恐怖主义转化，仿佛“东突”恐怖势力是突然从地下冒出来的。大家都知道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是如何崛起的吧?对，是美国一手扶植的。“东突”恐怖势力出现原因固然很多，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出专门人员培训了一大批恐怖分子， 即所谓“穆斯林圣战者”来对付苏联，最著名的就是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这其中也包括“东突”恐怖组织。
“东突”恐怖组织本来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手培训起来的，而且正是“9·11”事件后，美国加大了“东突”恐怖势力的支持，促使已被基本遏制“东突”恐怖势力恢复了元气。
1989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之后，“东突”恐怖组织的一部分人继续跟随美国，另一部分人跟随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但这两部分人在采取恐怖暴力手段分裂中国上是一致的。他们大举向中国境内渗透，制造恐怖暴力事件，“东突”恐怖势力就这样诞生了。90年代是“东突”分裂组织恶性发展的年代。一般认为，1990年4月4日的“巴仁乡暴乱”是“东突”向恐怖主义转化的标志。
1992年12月，“东突”分裂主义者在沙特、土耳其的资助下，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了“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来自中亚、美国、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德国、沙特、土耳其、瑞士等国的30多个分裂组织的头目参加了大会。在此次大会上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国际民族联合委员会”，确定了国名(东突厥斯坦国)、国旗(月牙旗)、国歌(夏迪雅)和国徽，标志着境外“东突”分裂主义运动走向联合。
1993年4月5日，美国、德国、法国、巴基斯坦、沙特及中亚等17个国家的“东突”分裂组织代表再次在土耳其举行了“东突厥斯坦”国际会议，宣布建立统一流亡政府，任命热扎彼肯为“政府首脑”，发表了独立宣言，并呼吁联合国、国际人权组织和伊斯兰组织向中国施加压力，还声称将与“民运”组织、达赖集团进行“联合行动”。
1996年10月在和田，来自新疆十几个州(县)的分裂组织代表举行会议，宣布成立“伊斯兰真主党”，通过了党纲、组织建设等七项文件，这标志着境内分裂势力也开始由分散走向联合。1998年开始，“东突”恐怖势力在新疆的活动发生了一些变化，境内外的“东突”恐怖组织之间的联系大大加强，境外组织直接指挥，派遣在境外经过训练的恐怖分子入境，联络发展境内组织和成员，实施恐怖活动。仅1998年当年，境外“东突”恐怖组织就派遣了100余名各类人员人境。特别是境外“中亚维吾尔民族联盟”，先是密令伊犁地区各恐怖组织“挖地道、修掩体、储备粮食”，做好战备;继则以境外派遣人员斯拉甫力为首的恐怖组织头目在伊宁县召开“七人会议”，密谋里应外合，于6月30日在伊犁举行恐怖暴乱。由于新疆公安部门及时侦破了这次会议，使恐怖暴乱未能得逞。在南疆地区，以艾山·买合苏木为首的境外“东突”恐怖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任命了吾斯曼·依米提为“新疆总指挥”，派遣其入境，先后在喀什、和田、阿克苏、乌鲁木齐等地建立了分部和15处恐怖活动训练点，训练了100多名恐怖骨干分子，制作了一批爆炸装置。仅在乌鲁木齐就缴获了23枚爆炸装置，以及301箱(6吨多)用于制造炸药的化学原料。境外“东突”恐怖组织还不断向新疆偷运武器，1998年4月6日，伊犁霍尔果斯口岸在入境货物中查获夹带武器，其中有AK74型冲锋枪1枝、手枪6枝、子弹1.8万发、手雷110枚及一批军用雷管和炸药。6月2日，在南疆吐尔尕特口岸从入境货物中查获火箭弹47枚。6月24日，在塔城地区巴克图口岸入境货物中查获军用生化毒剂68支、毒剂喷雾器2套。
1990—2001年，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在中国新疆境内制造了至少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各民族群众、基层干部、宗教人士等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其中制造爆炸造成死亡的重大恶性案件有4起，包括1991年2月28日库车县客运站录像厅爆炸案，1992年2月5日乌鲁木齐市公共汽车爆炸案，1993年6月17日喀什市地区农机公司办公楼爆炸案，1997年2月25日乌鲁木齐市公共汽车系列爆炸案。
必须说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纵容和支持，对“东突”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美国总统克林顿、副总统戈尔等政要就曾多次秘密会见“东突”分裂分子；美国国会还专门召开新疆问题听证会；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出专门人员负责对“东突”分裂主义分子进行培训。
1999年，美国政府发表的《中国人权报告》首次指责中国在新疆的民族政策，克林顿在公开场合与“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执委会主席艾尼瓦尔会面，接受了所谓新疆维吾尔族人遭受迫害的材料和录像。
霍普金斯中亚—高加索问题研究所和史密斯—里查德森基金会也派出专人前往阿拉木图，会见“东突”分裂组织头目。其它一些西方国家也利用“东突”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土耳其和一些中亚国家也或明或暗地支持“东突”分裂运动，还允许其在本国境内开展活动、建立基地，向外输出“泛突厥主义”。在这些国家的支持下，分裂组织创办了多种刊物，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攻击中国的民族政策。原设在德国的“解放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已移到捷克和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并在土耳其增设了“独立解放电台”，加强宣传力度。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自1997年起，新疆公安部门集中警力对境内恐怖主义活动展开了严厉打击。经过4年的努力，至2000年已基本遏制了“东突”恐怖势力在新疆的活动。但是“9·11”事件后，美国加大了“东突”恐怖势力的支持。通过占领阿富汗，美国支持大批分子从中阿边境潜入，促使“东突”恐怖势力恢复了元气。美国对“东突”恐怖势力的政治活动则公开支持。2001年9月底，在谈到中国支持美国打击恐怖主义势力时，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公然表示美国在台湾问题和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上“不会放弃原则”。
关塔那摩美军基地关押过22名维族囚犯，中国政府一直要求尽快把他们遣返回中国，经美国政府同阿尔巴尼亚政府协商，5人被遣送到阿尔巴尼亚。2004年9月14日，东突厥斯坦流亡政府在美国华盛顿成立。到目前为止，在美国的“东突分子”已增长到1000人左右，其中华盛顿地区就有近300人。
总之，90年代以来“疆独”活动进入有组织的活动时期，分裂政党与团伙组织成员呈现年轻化、知识化和组织统一化，境内外的“东突”恐怖组织之间的联系大大加强，策划和实行的各种爆炸、暗杀等恐怖案件逐年增多，并且获得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这一切表明，反“疆独”斗争的形势日益严峻。
改革开放中的问题为“疆独”的复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其中拉拢上层的路线构成了“疆独”活动的组织基础，新疆和内地及新疆内部贫富差距的拉大构成了“疆独”活动的经济基础，少数民族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构成了“疆独”活动的阶级基础，“非毛化”和伊斯兰教的复兴构成了“疆独”活动的思想基础，严重的腐败问题和大汉族主义的复活构成了“疆独”活动的群众基础。
还提请注意，国内极右分子与“疆独”、“东突”分裂势力显然存在着一定的关联。譬如2004年的“7·5”事件，国内极右派充当了“疆独”分子的内应。为什么这么说呢?众所周知“‘7·5’事件是境内外‘三股势力’精心策划和组织的一起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其参与人员不在少数，组织和预谋也不可能是一天两天的事。那么多人参加，预谋又那么久，俗话说，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难道他们在组织预谋过程中，我们的公安和政府难道一点也没发现什么征兆和苗头吗?难道就没有其他群众知道此事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公安和政府不可能麻木到这种地步。何况6月26日广东省韶关事件发生后，境外“世界维吾尔大会”大力煽动上街进行游行示威，境内敌对势力与其遥相呼应，新疆已经明显出现不稳的迹象。
这时候，为什么公安和政府没有采取预防措施?“7·5”事件从十七时许，两百余人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聚集，到凌晨三时左右事态基本得到控制时间长达10个小时。如此大规模的打砸抢烧杀行为，我们的部队和公安干警在干什么?为何不能进行坚决有效的制止?凡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应知道，军人一切行动要听指挥，绝不能擅自行动，如果决策层的决心下不了，大家只好退守等待。这一切都表明“7·5”事件是有内应的，而且应该是在决策层有内应。
事实上，极右派和“疆独”分子的勾结由来已久。2000年4月初，《北京之春》代表大陆民运与“东土耳其斯坦民族中心”签定了合作协议。11月中旬，“中国民主党临时委员会”执行主席张英、《北京之春》负责人薛伟、《中华评述》主编纪晓峰等人参加了在爱沙尼亚举行的“第三届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张英代表“民主党临时委员会”先后与维吾尔精神领袖阿尔肯、“维吾尔民族大会”主席艾尼瓦尔江等人在协商的基础上形成了六条合作建议。该建议得到了王希哲、胡安宁、伍凡、杨小炎、张先梁、周建和、陈建平、陆卫星、廖然、梁成、王遵伟等人的认同。12月魏京生召开的“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邀请了德国“藏人协会”、“东土耳其联盟”、“世界维吾尔青年大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蒙古保障人权同盟”等组织参加。从国内极右派对海外极右派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态度，不难窥见国内极右派和“疆独”分子的关系。尽管当前国内社会矛盾不少，但是大多数人还是不希望发生动乱。如果企图制造暴乱，必须从矛盾集中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始。而此，才是阴谋分裂势力、极右推墙势力等苟合起来，在新疆不断制造暴力血腥案件的深层原因。
应该承认，一个国家，无论什么性质的政权模式，都不会容忍任何制造分裂的苗头与势力。但面对了新疆地区愈演愈烈、愈加呈频繁演绎的暴恐案件，采取什么方式作应对却与政权力本身的性质有关，也直接决定了怎样一种效果产生。综上，私有化、非毛化、一个政权的大面积腐败常态化演绎等等社会状态的客观形成，才导致、促使“疆独”势力有了客观产生与存在的相关环境与适宜社会土壤。也正是有了这些私有化社会状态下难以克服的社会积弊，才为新疆分裂分子、境外阴谋势力以及那些“先富”起来却别有用心的“推墙”者提供了便利条件。于此，表面上的高压态势，对暴恐分子采取的果断措施，严密防范、严厉打击等举措，都还不是治病求本之策;而根本的保持边疆地区长治久安的必须条件是什么?如前所述的“疆独”、“东突”幕后保护伞如美国、土耳其等国家明火执仗的敌视中国，还有私有化发展的社会，新疆地区广大人民生存压力的增巨与现实困窘，面对非毛化逆风一个政权的选择性回避与不作为等等，这些问题如何不能得以有效改观，新疆、乃至于西藏等边疆地区的和谐、安定社会局面，依靠政权的暴力维稳，只怕难收既定之效。
可以借鉴或反思的是，无论是清朝还是中华民国，对新疆都曾采取过颇为严厉的高压维稳举措，但究竟收效如何?而毛泽东时代为什么“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被覆灭和“疆独”选择了沉寂?所谓的进步、发展、强大、负责任的特别是改革之后，为什么“东突”、“疆独”又开始泛滥回潮?难道还不足以发人深省吗?
最后应该强调是，如果逐步纠正改革开放时期存在的失误，恢复毛主席时代的成功经验，以解决新疆和全国范围内的严重的社会矛盾，这才是解决“疆独”问题的根本。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说明：文中关于“疆独”、“东突”的相关资料与语句段落来自网络。为不至于掠人之美，将别人的思考与劳动成果窃归己出，特此申明。也在此谨向原出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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