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都被视为“经济奇迹”，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中国过去30年的年均增长约10%;2、长达三十年的高速增长超过了现代史上的所有国家。
但《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conference board)最新的报告却显示，以上结论并不正确。
根据该研究会资深顾问Harry. X. Wu的报告，在1978年至2012年的35年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速仅7.2%，远低于中国政府公布的10%。在20年高速发展后人均GDP翻了两番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增速并不是最快的，而是排在日本和中国台湾之后。
事实上，市场对于中国GDP高增长的质疑由来已久。许多机构和经济学家都对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速度表示过怀疑。李克强2007年在辽宁任省委书记时曾向美国官员表示，中国的GDP增长有人为因素，并不可靠。
李克强认为，相比于GDP数据，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更能反映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这三个指标后来被《经济学人》总结为“克强指数”，并被花旗等机构认可成为反映中国经济状况的著名指标。
《华尔街日报》援引Wu的报告称，地方官员通过GDP来创造政绩是中国GDP扭曲的重要原因，这种情况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之后更为严重。
Wu认为，中国夸大了生产率增速并低估了通胀数据，这令备受关注的经通胀调整后的季度GDP数据比实际要高。他还暗示，政治因素对GDP数据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地方官员超越GDP目标的欲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超额完成GDP目标能够带来晋升机会。
这份报告与众不同之处在于Wu所考察时间的长度，跨越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几个艰难时期。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的数据与官方数据的差异很多都是在中国经济处境艰难的年份。2008年是美国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扩散的一年，Wu计算的中国当年经济增速为4.7%，而中国官方的数据为9.6%。2012年是欧洲深陷衰退的一年，Wu估计的当年GDP增速仅为3.7%，而中国官方的数据为7.7%。Wu称，中国官方高估GDP的做法极大地影响了30年的经济增长数据。
Wu指出，在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之后，中国数据偏离实际的情况尤为明显。他表示，这一时期也正好是国有企业和主导行业出现大规模产能过剩的时期，也是地方政府激烈竞争、力求GDP领先并吸引投资的时期。
不过，即便以Wu苛刻的数据来看，长达30多年7.2%的增长速度也已经是一份不错的成绩单了。
附：沙健孙：毛泽东与新中国经济建设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到1976年这一段时期，毛泽东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他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正确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在经济建设中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不仅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而且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阐明产业革命或经济革命是中国的“第二个革命”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斗争，归根到底是为了给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开辟道路。在全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就及时提出：我们要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时候，他更明确地指出：我们“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他说：这个世纪(二十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他还把“产业革命或者说经济革命”，称作“第二个革命”(《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16页)。
对于搞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毛泽东作出了深刻的结论。他指出：“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只有经过“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他还强调，“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这样中国才能摆脱在世界上被动的局面，也才有可能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规划确定经济发展的方向、道路与方针政策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调查研究基本国情、总结经济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
确定新中国要发展经济，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这条道路，中国走不得。“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的工业化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来说，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是最好的选择。
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与“两步走”的发展战略。1957年3月，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63年，他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据此，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任务。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毛泽东及其战友们提出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关于中国工业发展应当采取“两步走”的战略比较完整的、初步的表述，较早见于1963年八九月间经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其中讲到：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走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二步，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在1964年12月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两步走”战略作了完整、准确的表述。这就是：“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这个“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两步走”的战略，到底需要多少时间?毛泽东和他的战友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同时参照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大致的时间进度表，并且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对它不断地进行校正。
1955年3月，毛泽东提出：“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1956年9月，他说：“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1957年3月，他说：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诚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七年间各方面工作的进展比较顺利，我们一度对中国经济建设发展速度的估计变得过分乐观。在“大跃进”中碰了钉子以后，毛泽东等重新冷静地思考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问题。1961年9月，他在同蒙哥马利谈话时说：我们的工作，“做了一点，还不够，要有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一个世纪不算长。你们英国的发展用了两三个世纪”。1962年1月，他进一步指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
制定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各种关系的方针。
第一，提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毛泽东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1959年7月，毛泽东提出了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思想。1959年底、1960年初，他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以工业为主导”的思想。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思想，确定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第二，主张“两条腿走路”，即实行一系列“同时并举”的方针。这里所说的“两条腿走路”，包括实行中央和地方企业同时并举，大、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等等。
第三，提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和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的思想。毛泽东指出：“整个经济中，综合平衡是个根本问题。”“为了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为此，首先要制定粗线条的计划，主要规划一定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所要达到的战略目标和所应遵循的基本路径，主要部门、主要方面的大致的比例关系，以及相关的主要政策。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必须是同发展商品经济相联系的。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而只要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就必然存在并起作用。“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第四，提出按照“统筹兼顾”的方针，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战略方针。”“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为此，一要正确处理生活资料的生产与人自身的生产的关系。周恩来在1969年3月全国计划座谈会上曾说过：“要计划生育，要节育。这件事主席至少讲过三次，一次是订‘一五’计划的时候，一次是大跃进的时候，一次是订‘三五’计划的时候。”二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三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毛泽东提出：“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加强经济建设。”因为“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四要平衡经济布局与合理配置资源，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阐明必须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与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我们的经济建设，应当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这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方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并不是不要积极发展对外经济联系，走闭关锁国、自我孤立的道路。毛泽东明确地讲过：“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他关于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主张，主要包括：要发展对外贸易，“平等互利，互通有无”。要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有分析地借鉴外国发展经济的经验。他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方针，要求“世界各国，什么地方有好东西，统统学来”。“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还要对别的国家和民族进行帮助。
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历史性进展
诚然，由于缺乏经验等原因，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经历过两次严重的挫折。但是整个说来，这一时期，依靠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依靠全党同志、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的经济是十分落后的。当时，毛泽东曾说过：“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9页)从“一五”计划时期开始，国家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为中心，进行了大规模投资，逐步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不仅已经能够自行设计和批量生产汽车、飞机、拖拉机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氢弹，试制并成功发射了中远程导弹和人造卫星。正是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自豪地宣布：“我国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尽管经过了两次大的起伏，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从总体上来看仍是相当快的。从经济发展的速度来看：从1952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1.4%。从我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的位次来看：1957年和1978年，谷物3→2，棉花2→3，猪牛羊肉2→3，化学纤维26→7，布3→1，煤5→3，原油23→8，发电量13→7，钢9→5，水泥8→4，硫酸14→3，化肥33→3。除了少数农副产品产量的位次保持不变或稍有后退外，谷物和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位次都明显提前了。
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得到逐步提高。全国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农民从1952年的62元增加到1976年的125元，城市居民同期从148元增加到340元。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援国家工业化基础建设的情况下，尽管人民群众生活逐年改善的幅度不大，但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是一个奇迹。教育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0%以上。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事实表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是巨大的。对此，一些外国人士也不否认。比如，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就说：毛泽东时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中国取得了“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原载《光明日报》)
(系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附：旁观毛泽东时代
莫里斯·迈斯纳(耶鲁大学教授)
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这个工业生产基地甚至比比利时的还要小一些，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工业产量的1/15。然而，是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1/4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
在毛泽东当政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如果从1952年算起则增长了12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0倍(1949年以前中国重工业特别匮乏)。从1952年(当时工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为止，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工业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在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长。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的百分比最大，当时工业增长率达平均每年18%，把中国的工业生产力翻了一番还不止。其后一些年里增长的速度尽管不稳定，但仍然很快。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尽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
在这个令人惊异的高速工业化过程中有几个关键部门的数据或许值得一提。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了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上升到了869.3万吨。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还在生产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了一个主要的核强国，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1964年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把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
当然，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劳动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构成。尽管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依然是紧紧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城市无产阶级的人数却已从1952年的300万上升到了1800万。此外，毛泽东的农村工业化运动---"大跃进"中硕果仅存的几个成功之一---把2800万农民(当时农村总劳动力约达三亿)变成了农村工厂的工人，尽管许多工厂的工作技术水平简单而原始。
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另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
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这些经济成就是中国人民自己通过劳动取得的，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思想仍能够给人一种使命感和目的感。除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极其有限的援助之外，中国没有接受过任何外援。敌对的国际环境(在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敌意之上又加上苏联对毛主义的敌意)，与毛泽东"自力更生"的思想原则，起到了双重强烈的作用，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实际上一直处于经济自给自足的状况。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的国家政策造成了经济上额外的不利与艰苦，但是它也使中国可以自豪地说：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国实际上是以拥有一个既无外债亦无国内通货膨胀的经济，而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绝无仅有。
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和罪过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了一种风尚--常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80年代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
尽管毛泽东思想强调农业，称颂农民的创造性，但在毛泽东的时代农业发展却远非如工业成就那么可观。1957年以后，食品生产仅与人口增长同步，当时人口以平均每年2%的速度增长，使得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几乎翻了一番。1975年人均粮食总产量几乎与1957年农业集体化之初时一样。在毛泽东时代的20年里，农村生活水平实际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每年平均增长不到1%，而且是在一个低得可怜的基础之上增长的。1952年至1975年间，在工业生产总值增长十倍的同时，农业生产仅仅增长了两倍，甚至那也是通过大量地扩大农村劳动力规模而取得的。此外，尽管毛泽东不断提倡缩小城乡差别，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异还是加大了。
然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业也绝非如今被描绘的那样惨不可言。维克多。李皮特曾指出，毛泽东时代中国农业的发展大大快于1868后至1912年日本明治年间备受称赞的成功的近代工业化时期。从1952年至70年代中期，中国农业净产量增长为平均每年2.5%，而1868年至1912年间日本工业化最强阶段的数字也只有1.7%。正如马克塞尔顿曾指出的："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
经济统计资料并非告诉我们全部事情。经常有人指出，对于收入与消费的常规性测度并不能充分表明实际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还必须考虑到教育、保健、卫生以及老人与贫困者的福利措施等这样一些基本的而必要的方面的公共消费，但是这些东西是难以用标准的经济测度来数量化的。在所有这些领域，毛泽东时代都取得了伟大的社会进步，在大多数关键性的社会和人口统计指标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国家强，而且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五倍于中国的"中等收入"国家要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状况变成了大部分人识字。在农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学教育，在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乡皆开创了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规划。基本的社会保护措施得到了贯彻，如禁止童工，还有农村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等，后者中最著名的是对最穷困者们的食品、物、住房、医疗以及丧葬费用的"五保"。国营企业的城市工人们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国家拨款的福利待遇。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能够声称，它拥有一个虽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使得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独一无二。医疗保健以及营养和卫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国人寿命的极大增长，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到了70年代中期的6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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