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观察家把乌克兰危机视为美国全球影响力收缩和衰退的又一例证。一些人还把它看成俄罗斯领衔动员主要新兴经济体——巴西、印度和中国——对抗西方的证据。这两种说法都不无道理，但都有些夸大其词。同样被夸大的，还有美国塑造一个安全、繁荣国际制度能力正在衰退的观点。
美国最近几年不是很顺，在经历了两场漫长并消耗元气的战争后，它正逐步从阿富汗撤军。在叙利亚，俄罗斯和中国的从中作梗，让美国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外交途径。中国在东海和南中国海日益强硬的姿态，威胁了美国主宰区域的力量，同时也带来同美国紧密盟友日本爆发危机的风险。
与此同时，美国的许多欧洲盟友陷入了经济困境。此外，尽管美国经济正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复苏，其财政状况和名誉都遭受了重大打击。
尽管如此，美国仍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行动者——这不仅是因为它有许多亲密盟友。对中国经济崛起的关注——及表现没有中国那样耀眼印度和巴西——让人忽略了韩国、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和德国等美国盟友所取得的成功。事实上，世界上最强大经济体，绝大多数是美国的盟友。
此外，新兴大国不但远未结成反西方联盟，彼此间还存在重大分歧。现有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存在的各种利益重叠，远大于“西方对抗其他国家”观点所认识到的。事实上，崛起大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往往不亚于它们彼此之间的共同利益。
因此，即便是非美国盟友的超级经济大国，也不想颠覆现有世界秩序，而是希望在其中争取更大空间，比如提升在国际机构中的权力。毕竟，它们能够崛起，正是因为它们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中。
即使是尝试在某些领域削弱美国领导力的中国，在许多外交政策问题上也别无选择，只能与美国及其盟友合作。只有在其他国家愿意跟从它的情况下，中国才能挑战美国的领导力，但它目前并没有多少追随者。积极扮演制造不稳定角色的只有俄罗斯——在全球金融危机、叙利亚和如今的乌克兰都是如此。
平心而论，新兴大国确实都有一种对抗——或至少自作决定的倾向——这源自可以被称为“崛起心理”的心态。但它们知道，过于反美的立场，会影响到它们在稳定的全球经济中的利益，也不利于它们的商品和能源，在国际海运和空运路线安全通行。
中国尤其如此，因为其国内稳定和国际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能力，这就需要日益大量的进口能源和其他天然资源。为了确保不受阻碍地获得这些关键资源，中国需要资源来源国、投资目标国及与供给国之间航路的稳定性。但中国维持这些条件的能力非常有限——在一些地区(如波斯湾)，它严重依赖美国的军事实力。
简言之，在倾向敌对和保持克制所带来的好处之间寻找平衡，是当代国际关系最重要的互动。目前，全球平衡倾向克制。
当然，美国将一直面临新挑战，乌克兰就是明证。各国将在维持与美国的安全关系，及构建与中国的新经济联系之间权衡。美国利益牵涉其中的复杂全球体系，将考验美国的外交。
也许最危险的挑战，是新兴大国越来越倾向于独自行动而非结盟。中国和印度或许都不满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举动，但却不愿意在联合国大会上投票反对俄罗斯，即使投票最终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中国在安理会中采取了弃权的最强硬立场)它们不同俄罗斯站在一起;但也不加入西方阵营来孤立俄罗斯。
但是，世界局势的不断发展，最终将符合美国最重要的优势：它同各国建立广泛、不同性质联盟的独特能力。美国所建立的联盟和关系——包括与一些崛起大国之间的关系——是其他全球行动方无法比拟的。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也将继续保持这一优势。这或许是美国实力历久不衰的最重要原因。
不可否认，美国已不再享有冷战结束时无人可以撼动的超级大国地位。但是，到目前为止，国际体系仍由美国领导。
Bruce Jones是斯坦福大学教授，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国际秩序和战略项目主任。
英文原题：America's Enduring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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