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应高度重视美国在全球竭力推广的削减社会保障潮流，与其战略精英在20世纪70年代制定的“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战略”的联系，全球已有大量真实例子表明削减社会保障不能解决财政困难，相反会频繁引发经济危机、社会动荡并促使实体经济解体。中国可考虑渐进试点弹性延迟退休改革而不是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因为这是关系到是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两种根本不同性质的改革，关系到究竟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精神的“老有所养”，还是违反科学发展观与建立和谐社会目标的“老无所养”。
美国政府债务危机与掠夺民众财富新趋势
当前西方借美国逐步退出量化宽松唱空新兴经济暗藏玄机，2013年底和2014年初新兴经济国家股市、汇市反复暴跌，阿根廷、巴西、印度尼西亚等国市场均受到较大冲击，2014年2月美国、欧洲、日本股市也出现暴跌，令人们担忧新兴经济动荡是否会波及到整个全球范围。某些西方媒体将全球经济动荡归咎于发展中国家，指责这些国家经济政策不利于投资者引起热钱撤离，由此引发了这一轮全球各国的股市暴跌和经济动荡，这可能误导人们错判全球经济动荡的主要震源。2013年秋季美国政府关门事件震动了全球金融市场，提醒人们下一场危机震源依然可能是美国，危机以来美国国债增长超过了过去两百年的增长数额，原因不是民众福利骤增而是斥巨资挽救危机效果不佳，国债猛涨而复苏乏力才导致了债务比重的不断攀升。
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比较危机前出现急剧膨胀，这说明美国政府和媒体宣扬的强劲经济复苏是虚假的，以前正常经济复苏能够创造大量的财富和税收，促使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迅速下降，但是，当前美国经济仿佛出现了吸纳大量资源的致命癌症，不断消耗大量营养却无法增强经济机体的活力，这个致命癌症就是虚拟经济领域日趋膨胀的金融泡沫。美国金融界的知情精英透露金融泡沫破裂危险日益加剧，一旦华尔街在复苏舆论下完成撤资、做空各种市场的布局，可能选择恰当时机利用各种借口作为导火索引爆危机。
2013年美国政府关门和债务悬崖危机引起了强烈的社会不满，这种形势下美国政府难以延续以前救市办法，迫于囊中羞涩和公众反对难以公开向华尔街输血，但是，华尔街的金融赌博规模非但没有缩减反而日益扩大，美国经济持续疲软而且爆发更大危机的危险增大，美国金融大财团及其实际控制的政府、国会和国际机构，就将目光转向了广大民众存款和养老金等社会保障资金，全球各国民众的存款和养老金就成了金融掠夺的新目标，这意味着美国施压各国推行的金融自由化和削减社会保障，未来带来的社会灾难将会远远超过亚洲金融危机，将会更加直接地危害社会各阶层的财富和利益，特别是有较多财富的中产阶级、公务员、教师和实业家等。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美国政府、国会将导致国债迅猛增长的金融衍生品赌债，置于绝对优先的法律地位超过民众拥有的银行存款、养老金等，这是因为美国政治体制已将金钱收买权力的腐败合法化，华尔街花费了数十亿美元合法贿赂游说国会制定法律，催生金融衍生品赌债膨胀远远超过全球各国国内生产总值，这意味着美国政治腐败已达到足以摧毁全球经济的程度，金融衍生品赌债已经变成具有摧毁全球经济威力的金融核弹，对全球各国民众的养老金、银行存款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还意味着盲目效仿美国推行金融自由化和削减社会保障，很可能会无力阻挡金融核弹的冲击波并促使民众血汗钱化为乌有。
2013年国际金融机构已将塞浦路斯作为金融核弹的试验场，像广岛核爆炸一样造成了令人震惊的巨大破坏，众多私营企业因银行存款遭到冻结被迫停业倒闭，广大民众的养老金、银行存款遭到无情罚没后难以维持生计。国际金融机构官员公开称将以塞浦路斯模式推动全球金融改革，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等权威机构，都通过施政文件表明了今后处理银行危机将罚没民众的存款、养老金。这意味着对美欧施压、诱导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和削减社会保障必须尽早进行坚决抵制，这些改革绝非利弊相差不大并无关民众、学者、企业家的切身利益，而是从根本上违反了维护广大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改革方向，违反了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倘若误以为是改革短期阵痛而迁将会一步步滑向塞浦路斯的灾难深渊，严重威胁到中国经济金融安全和广大民众的拥有的财富安全。
美国政府关门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
西方媒体曾对美国政府关门炒作得沸沸扬扬，热闹表象背后隐藏着金融垄断财团利益与舆论造势，特别是宣扬美国政府可能延迟偿还中国购买国债本息，意在营造舆论氛围逐步推托、抵赖美国政府债务。美国债务上限风波背后反映的深层经济矛盾与趋势，直接关系到中国购买的美元资产和美国国债的安全，中国对此不能简单表示愤怒而应深入研究其原因和发展趋势，对美国今后可能围绕债务悬崖制造的危机事件做好充分准备，知己知彼采取恰当策略维护中国经济安全与战略利益。美国垄断财团操纵的政客和媒体今后肯定还会选择适当的时机，精心谋划成熟如何谋求最大利益后将会再次运用债务悬崖战术，这种巧妙政治手腕在以往多次美国政府债务上限风波中就曾反复充分施展。
实际上，早在2013年5月美国政府就已经超过了债务上限，但是，美国政府先是忙于“重返亚太”刺激南海、东海紧张局势，后来又忙着借口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谋划对其发动军事打击，国会议员、财政部官员那时根本不提财政困难没有打仗军费，美国主流媒体也大肆鼓噪攻打叙利亚而对财政困难三缄其口。2013年10月美国政府却从到处耀武扬威突然因囊中羞涩陷入关门，总统没钱买机票、发博克等种种情节看似逼真，反而显得像为某种特殊目的安排的做戏。
美国国会、政府和西方媒体几乎出现了压倒性舆论，指责养老金、医疗费用等社会保障支出是罪魁祸首，仿佛这种观点反映了美国社会各界共识并得到广泛支持。实际上，2013年5月美国政府过了债务上限的期限后维持运转，正是依靠民众的养老、医疗等联邦社保基金缴款盈余，还有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国民众借来的联邦国债借款，但是，美国垄断财团操纵的政客、媒体并不对此心怀感激，反而倒打一耙将财政困境归咎于社会保障支出和中国储蓄过多，蓄意制造债务悬崖风波并贪婪谋划进一步掠夺国内外民众的财富。
美国社会公众的意见与主流媒体舆论恰恰相反却根本得不到反映，就如同美国主流媒体制造的压倒性支持打击叙利亚的舆论一样，同美国大多数民众反对打击叙利亚的民意是完全背道而驰的。美国权威民意调查机构进行的多次调查显示，美国民众高度支持政府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认为这是民众终生扣除工资社保缴款后的正当权益。美国政府官员、议员平时担忧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不敢轻易触碰这个易于引起民愤的禁区，只有利用超过债务上限和政府被逼关门的时机，才敢强硬推出削减社会保障等损害民众利益的政策。
2013年10月17日最后期限之前，美国国会两党达成的妥协协议表明逼真的闹剧没有白费力气，政府重新开门交换到削减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一万亿美元。(Stephen lendman: “Washington Brinksmanship Resolution”,October 19, 2013,globalresearch,( http://www.globalresearch.ca/washington-brinksmanship-resolution-the-us-senate-approved-the-reopening-of-the-government-what-next/5354717 ))耐人寻味的是，美国政府花费了巨资挽救华尔街以免让大银行关门，大银行实际控制的国会却让挽救自己的美国政府关了门，也让挽救自己的广大纳税人无法得到应有的公共服务，还将面临因到退休年龄却无法领取养老金而陷入贫困的危险，这从侧面显示出美国民主模式中究竟谁是主人、谁是仆人。
以休克恐吓推动掠夺民众财富的改革
美国德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伊萨莫尔·扎德认为，这是一次美国华尔街财团操纵国会领袖蓄意人为制造的危机事件，意在借助美国政府关门带来的心理震撼和冲击，趁社会各界不知所措的之时推出掠夺民众财富的政策，媒体竭力渲染垃圾遍地无人拾、阵亡士兵遗孀生活无落的情景，促使民众在震惊之中默认养老、医疗保障权益遭到剥夺。(Hossein-Zadeh Ismael：“Economic Coup d’Etat: Debt and Deficit as Shock Therapy”，(http://www.globalresearch.ca/economic-coup-detat-debt-and-deficit-as-shock-therapy/5356565)，Global Research, November 02, 2013)
西方国家二战后在冷战压力下推行社会改良政策，加强政府干预、严格管制金融投机并扩大社会保障，并非是资本主义本质变化而是被迫采取的策略调整，华尔街一直对压抑其投机贪欲的社会改良政策强烈不满，长期支持哈耶克等学者研究反对社会改良的政策理论依据，但是，迫于社会强烈反对和冷战压力而暂时难以推行。当年哈耶克反对瑞典的社会保障制度并称其为“通向奴役之路”，在西方知识界普遍被视为反动思潮并陷入身败名裂境地。
越战失败后美国被迫放弃“冷战”转向“缓和”战略，美国政府认为已没有必要再限制金融资本贪欲扶植战略盟友，这一政策无法阻止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军事力量壮大，为阻止美国全球霸权衰落必须扭转社会改良潮流，重新推行放纵金融资本贪欲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以帮助金融财团掠夺财富并遏制世界各国经济崛起。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各国民众普遍拥护社会改良并反对新自由主义，特别是强烈反对削减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的政策措施，美国政府就采用了中央情报局秘密研究的“休克震撼疗法”，以破坏、摧毁各国民众强烈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阻力。
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往往被认为是借用医疗术语比喻，很少知道其起源于中央情报局为逼迫犯人招供的酷刑实验。美国中央情报局从1950年起曾秘密资助一项刑讯逼供研究，借助电击震撼、强烈灯光、噪音等刺激摧毁嫌疑人心智，在丧失自我意识、控制能力的情况下服从刑讯部门的意志。这项秘密研究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被揭露后遭到美国国会调查，中央情报局被迫给予九位受害者数十万美元的赔偿。中央情报局赏识这种迫使受害者丧失抵抗意识的有效方法，广泛将这种原理应用于推行各种国际战略扩大美国霸权利益。([加] 诺米•克莱因：《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都市图书出版社，2007年，第62页。)
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起源并非是由于滞胀和凯恩斯主义失灵，滞胀是1973年中东战争导致石油禁运和油价暴涨后发生的，而早在197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密谋策划并提供大量资金，支持智利军方和受过新自由主义培训的智利经济学家，开始制定以军事政变暴力手段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方案。由于新自由主义政策严重损害民众利益并遭到强烈反对，美国策划军事政变和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依据中央情报局秘密研究的“休克震荡疗法”研究成果，采取了逮捕、监禁、暗杀、酷刑等大量侵犯人权的暴行，残酷迫害社民党人、民主人士、工会人士和普通民众，大量丑闻曝光后遭到国际社会包括社会党国际的强烈谴责，迫使开始鼓吹人权战略的美国国会不得不出面调查，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弹劾后这些劣迹被继任的美国政府曝光。(美国参议院：《1963-1973年在智利的秘密行动》，美国政府出版社，1975年12月，第30页。)
197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智利亲手催生了第一个新自由主义模式，智利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是靠军事独裁和恐怖镇压推行的，军政府为压制反对曾将数万多民众驱赶到体育场中，在强烈灯光照射下让蒙面人指认持反对意见的进步人士，靠营造极端恐怖气氛压制广大民众反对新自由主义，恐吓民众失去工作、养老金、医疗保障后的反抗活动。新自由主义从流行全球之初就不是同“民主、自由”联系在一起，美国是出于国际战略目的依靠军事政变、暴力镇压推行新自由主义。
美国国际战略重大转变与经济安全新挑战
1974年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投票支持下，联合国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意味着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希望像美国的战略盟友一样，在国际贸易、金融与工业领域享受广泛的社会改良，促使更多的民众能够享受经济增长成果和社会保障，但是，这意味着世界各国的经济崛起与美国霸权的进一步衰落，拥有更大人口、市场规模的后进国家崛起后必然超越西方，美国统治阶层不愿意看到并难以容忍全球霸权随之旁落。
联大决议通过后不久的1975年，美国统治阶层的重要智库外交关系协会，调动了数百名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著名专家智囊，启动了寻求阻止全球霸权衰落对策的研究项目。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经过数年紧张研讨磋商，公开出台了等一系列的研究报告、著作，这样出笼了此后影响全球数十年直到今天的新战略：“促使世界经济走向有控制解体的战略”，明确提出应设法促使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降或变为负数，后来谋划这一战略的智囊都陆续荣升高位，纷纷担任了美国政府各部门的要职，如布热津斯基担任总统国家安全助理、沃尔克担任了美联储主席，反映出这一战略被美国统治阶层所采纳并付诸实施。
美国统治精英认为智利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虽然取得了促使实体经济解体的显著效果，导致了智利陷入长达十多年的经济衰退，但过多使用暴力镇压遭到国际舆论谴责，应采取更为隐蔽的的办法来摧毁民众反对推行新自由主义的阻力。美国操纵的国际权威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后来广泛采取了美国国际战略专家智囊的建议，采取了隐蔽的休克疗法来推动经济解体的办法，如借助市场恐慌、金融危机、飓风海啸、价格暴涨、大规模失业等等，趁民众因突发自然、社会灾难陷入茫然或忙于应对生存困难之时，迅速推出一系列在正常情况下遭到民众强烈反对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包括廉价出售国有企业、公共资产的大规模私有化和削减社会保障等政策措施，等待民众醒悟过来发现自身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后已经为时已晚。
美国曾多次蓄意操纵油价、粮价、利率、汇率暴涨暴跌，利用经济杠杆极端变化引发的价格震荡、利率震荡、汇率震荡，促使许多国家发生石油恐慌、粮食恐慌、金融恐慌、债务恐慌，然后趁机让有关国家病急乱投医落入“经济陷阱”， 诱迫其推行私有化、削减社会保障等损害民众利益的改革，还将这种趁火打劫的“制造危机倒逼改革”推广到全球各地。
美国为了通过“休克震荡”实施隐蔽经济战争的打击，曾误导许多国家推行激进价格改革并放开利率、汇率，声称政府管制将造成价格扭曲不利于市场机制运行，尽管美国深知冷战时期向战略盟友推荐的相反政策，包括限制金融投机的资本账户和利率、汇率管制，才是治理资本投机导致更大价格扭曲的成功经验，促使美欧和战略盟友出现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
美国金融财团曾在20世纪70年代设下低利率陷阱，引诱前苏联东欧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纷纷大量借债，20世纪80年代却骤然将利率提高到20%引发债务恐慌，导致波兰、拉美国家爆发了外债危机和社会动荡。20世纪80年代初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委派美国哈佛教授萨克斯，前往拉丁美洲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导致某些南美国家失业率大幅度上升50%，民众收入水平下降40%而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有资格接受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的人数则锐减61%。(美国参议院：《1963-1973年在智利的秘密行动》，美国政府出版社，1975年12月，第30页。)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美国国际战略精英曾将这种新自由主义改革，公开撰文称为“促使世界经济走向有控制解体的战略”，并且在外交关系、国际战略领域的专业性刊物上公开发表，但是，前苏联显然对美国国际战略的重大转变缺乏警惕，并没有意识到美国战略调整构成的非传统安全重大威胁。美国国际战略精英进行公开讨论是为了激励不同思想碰撞，奇思妙想设计各种政策杠杆阻止美国霸权衰落，但是，美国不加掩饰的公开讨论或许反而促使前苏联安全部门麻痹大意，最终导致公开酝酿的软战争造成了超过传统硬战争的破坏。
由于美国“世界经济解体战略”威胁到广泛社会阶层，熟悉美国内情的进步团体曾给予积极揭露和批判。早在1979年美国进步刊物《首脑情报评论》就曾刊文，详细揭露了美国统治精英策划的“世界经济解体战略”。但是，前苏联的安全部门重视传统安全威胁而轻视全新样式的经济战争，对公开酝酿的“世界经济解体战略”缺乏重视、麻木不仁。20世纪80年代，美国是由里根总统直接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策划并实施新型软战争，前苏联却仅由安全部门领导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戈尔巴乔夫还对雅夫科列夫被策反的证据嗤之以鼻。
由于美国的“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战略”不仅有公开文献披露，还有在拉美国家实施长达十多年造成严重破坏的大量证据，但是，80年代末前苏联领导人采纳的经济改革方案，竟然重蹈拉美在70年代、80年代经济改革的灾难覆辙，不得不说是前苏联领导人和传统安全体制的严重失职。前苏联对给拉美造成了巨大破坏的经济战争毫无警觉，20世纪90年代初再次接受世界银行委派萨克斯设计改革，结果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造成破坏超过了二次世界大战，私有化、削减社会保障导致一亿多人口陷入了极端贫困状态，许多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老兵被迫沿街乞讨，依靠出卖当年荣获英雄军功勋章换取微薄收入糊口。(Criton Zoakos：“the CFR Project 1980s “， Report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May 15-May 21, 1979)
美国还以所谓“短期阵痛”来掩盖“休克疗法”带来的巨大灾难，尽管当年智利经受这种“短期阵痛”折磨持续了十多年，直到军政府被迫解雇休克医生并改选更张后才复苏。倘若当年前苏联政府充分重视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大量实践恶果，就能够发现美国新型隐蔽经济战争的威胁并识别美国的政策误导，就能知道油价剧烈波动、利率暴涨、外债膨胀是美国蓄意造成的，笔者十多年前撰写的专著《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对此有深入论述，当前中国应高度重视前苏联忽视软战争的惨痛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倘若前苏联重视美国的“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战略”，就会知道美国为维护霸权根本不会真心帮助别国，特别是帮助自己的国际对手加速增长并摆脱经济困境，波兰等东欧国家虽然陷入外债危机并出现经济增长放缓，比较拉美国家陷入经济衰退、社会保障瓦解还是强得多，就不会指望采纳美国推荐给拉美的经济改革方案加快增长，就能很容易避免采纳美国建议后促使增长速度从缓慢变成急剧暴跌。倘若前苏联借鉴中国、匈牙利社会主义市场改革的成功经验，就能走上没有任何“短期阵痛”代价的市场转轨道路，就能像匈牙利实行社会主义市场改革后带来供应繁荣一样，轻而易举缓解当时前苏联的消费品短缺和民众不满，就不会从改革初期曾经是中国经济的三倍变成仅剩三分之一。
美国财政危机与掠夺民众养老金威胁
美国陷入财政债务危机的原因并非西方主流媒体指责的养老、医疗保障，而是政府花费大量纳税人金钱挽救大财团的金融投机坏债。2007年美国财政赤字仅为一千六百亿美元，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财政赤字飙升了三倍，猛增到四千六百亿美元，2009年美国财政赤字再次飙升了三倍，猛增到一万四千多亿美元，此后连续三年财政赤字水平一直保持在一万五千亿美元左右，截至2011年危机后短短几年中美国国债就膨胀了大约五万亿美元，超过了此前美国国债两百年的增长额度。显而易见，美国退休者和病人人数并未像财政赤字那样猛增了九倍，不可能是国债增幅超过此前两百年和规定上限的主要原因。尽管美国有良知的学者经常引用这些数据，大财团控制的主流媒体却有意回避这些客观事实。(Martin D. Weiss：“Contagion spreading FAST!”，November 28, 2011)
全球危机以来美欧各国都出现了削减社会保障浪潮，西方媒体受大财团控制并渲染社会保障支出造成了债务负担，回避债务危机实际上来自挽救天文数字的金融赌债。中国某些学者将偏袒资本的西方媒体当做客观消息来源，误认为削减社会保障是大势所趋、迟早要实行的改革，主张中国也应该与国际接轨实行推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政策，还称中国也像美国一样出现了养老金的资金缺口。
实际上，尽管美国许多私人企业养老基金投资股市亏损巨大，但是，根据2010年美国官方的正式社会保障基金财政状况报告，三十多年来养老、医疗等联邦社会保障税收始终高于支出，从1984年到2009年的社会保障纳税超过支出盈余累计两万亿美元，联邦社会保障基金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拥有者，2013年5月美国政府超过债务上限后仍然维持运转，也是得益于联邦社会保障纳税的盈余资金。美国前助理财政部长罗伯特·克莱格认为，在美国社会保障基金存在大量盈余的情况下，美国主流媒体却将财政困境归咎于养老等社保支出，是为了盗窃民众的养老金用于挽救华尔街和对外扩张战争。(Dr. Paul Craig Roberts(为美国前助理财政部长): “Stealing from Social Security to Pay for Wars and Bailouts ” ，Global Research, March 09, 2011， http://www.globalresearch.ca/stealing-from-social-security-to-pay-for-wars-and-bailouts/23612)
近年来中国与美欧的经济情况完全不同，美欧国债所占经济比重高达100%左右，而中国国债所占经济比重仅为美欧的五分之一;近年来美欧经济增长乏力或陷入停滞，而中国三十多年来始终保持强劲增长;中国社会保障部门多次表态养老金支付没问题，到2012年底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结余达2.3万亿元，18个省份的养老金结余，远远超过了14个省份的养老金缺口，即使有缺口国家也会用财政补贴弥补，广大民众除了社保缴款还为国家发展贡献税收，他们年老体衰之时理应作为有功之臣得到回报;中国尚未像美欧国家那样推行金融自由化改革，也无需像美欧政府那样耗费巨资挽救金融衍生品赌债。
中国某些学者声称关于推迟领取养老金年龄已经达成共识，实际上这种所谓共识是受到西方误导而在前些年根本不存在，当时全国学习、贯彻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一致共识是要建立“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和谐社会，让全体人民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并努力缩小贫富差距。正是在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大政方针指导下，中国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改革沿着正确方向推进，保障力度、覆盖面积不断扩大并取得了显著成就，惠及城乡广大民众并且受到了衷心的拥护。中国究竟应该坚持自己的改革道路还是转而效仿西方，直接关系到能否继续贯彻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关系到能否落实十八大提出的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要求。
警惕美国输出削减社会保障的休克震荡
尽管各国面对的具体国情千差万别、各不相同，但是，美国却希望到处削减社会保障以帮助资本谋利，企图当作“普世价值”推广以让人误以为别无选择;20世纪80年代拉美陷入外债危机之时，美国逼迫拉美削减社会保障来偿还外债，借口是减少政府干预并让市场机制更好的运行，被拉美国家谴责为“逼人割自己的肉来偿债”;美国明知不少拉美因此陷入经济停滞、社会动荡，却将同样的改革方案换个国名推荐给其他国家，甚至曾因文件上忘记修改国名而闹出了笑话;美国参议院调查披露中央情报局曾收买拉美学者、高官，唆使其推行私有化、削减社会保障等新自由主义改革，为此曾经残酷迫害反对的社民党人和民主人士。中国从不相信西方宣扬政治上的“普世价值”，也没有必要在经济改革上效仿西方的做法，应有充分信心坚持走自己的社会主义改革道路。
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数年来，美欧斥巨资挽救华尔街而削减社会保障支出，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市场需求萎缩和经济低迷，中国却采取了正确的改善社会保障和扩大内需政策，退休职工的养老金覆盖面和数额均有较大幅度提高，扶植弱势群体、缩小收入差距并扩大了市场需求，在世界经济低迷中因增长良好倍受国际舆论赞扬。倘若中国不受美国误导继续坚持自己的成功道路，就能在美欧爆发更大经济危机时稳赢竞争优势，在美欧衰落时加速崛起并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中国经济仍面临着消费比重过低和贫富差距过大问题，需要坚持实践证明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改革方向，进一步提高、改善而不是效仿西方削减养老等社会保障，这样才能消化美欧经济低迷造成的生产过剩和市场萎缩，落实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目标。
随着中国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受到削弱和所占比重出现下滑，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所占比重过低并呈现出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53%下降到2007 年的39.74%，限制中国普通民众的消费能力并导致了消费率的下降，消费率从1993年的59.5%下降到2005年的50%以下，甚至低于大跃进时期严重失衡的56.2%。中国的退休职工属于中低收入群体并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保持正常年龄退休并提高养老金待遇能有效刺激消费和扩大内需，反之效仿西方削减养老等社会保障将会降低消费和经济增长。(中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8年，第60页。)
当前中国社会保障部门虽然反复强调养老基金有大量盈余，但是，许多学者仍然提出种种效仿西方的削减社会保障改革方案，包括推迟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减少退休职工养老金发放数额等，还以劳动人口数量减少、老龄化趋势等为依据。实际上，中国大多数家庭都希望生育两个或更多的子女，适当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就能有效改善劳动力供给状况，随着科技进步未来劳动人口能创造出更多财富，不难满足老龄化带来的技术相对简单的消费需求增长。
世界各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损失了数千万人口，战后普遍面临着青壮年男性劳动人口不足的难题，人口结构中需要赡养的老年、妇女、儿童比例失衡，当年西方国家普遍面临远远超过今天主权债务危机的战争债务，重建任务艰巨、物资短缺、财政困难并缺少社会保障资金积累，但是，西方在冷战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大幅度提高了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水平，私人企业的非工资性社会保障支出也比较1929年提高了十多倍，同时还实行严格的资本账户和利率、汇率管制限制金融投机，确保匮乏的经济资源流向实体经济部门而不被金融投机所浪费，结果非但没有加重财政负担反而刺激增长并改善了财政状况，实践证明改善社会保障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和缓和社会矛盾，取得了扩大社会需求、稳定市场和经济周期波动的显著效果，政府主权债务比重随着经济稳定增长而逐步明显下降。(《劳动与报酬经济学》，丹尼尔·海默迈什，纽约哈伯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由此可见，当前美国正竭力向全球推广的削减社会保障改革，其真正原因不是客观的财政困难而是主观的根本方向问题，美国不希望世界各国继续推行战后社会改良的成功经验，企图通过私有化、放纵金融投机和削减社会保障等政策，恢复自由放任时代的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利益并遏制世界各国经济崛起。20世纪70年代联大通过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决议后，美国统治精英为阻止发展中国家的强烈改革要求，谋划了扭转二战后社会改良潮流的国际战略，并公开称之为“促使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战略”，美国战略精英在公开出版的著作中对此有明确的阐述，值得中国高度重视并深入研究以防止美国误导，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和民众切身利益。
人们误以为美欧直到今天仍然保持令人羡慕的高社会福利，其实当年高社会福利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强大压力之下，美国垄断资本迫不得已忍痛割肉作出的妥协让步，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欧垄断资本就已经作出重大战略转变，抛弃二战后的社会改良转而推动一轮轮的削减社会福利攻势，今天美欧所谓的完善社会保障早已是“昔日黄花”，美欧国家纷纷实行领取退休金的年龄推迟到65-67岁，在失业严重时意味着贫困加剧、市场萎缩和经济低迷，已经远远比不上中国的男60岁、女55岁退休制度，这正是美欧难以容忍中国拥有更好的社会保障制度，企图通过各种途径和理由误导中国抛弃的重要原因。
推行延迟领取养老金等改革可能带来国家安全隐患，中国有养老金缺口的省份集中在新疆、西藏等西部地区，在经济落后地区工作的干部以无私奉献精神，为支持经济落后地区发展和维护国家统一作出了贡献，倘若延迟他们领取退休金的年龄令其生活无依靠，就仿佛是削减军饷一样会引起军心不稳隐患，导致无人愿意在边疆落后地区工作并威胁国家统一。推行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还可能带来社会经济安全隐患，广大民众担忧退休后失去生活来源将会引发社会不安，必须缩衣节食积累数倍的储蓄才能抵御风险，意味着一旦形成预期将迅速降低国内市场的有效需求，加剧市场滞销、产能过剩和美欧经济动荡冲击风险。
2013年中国清华大学某教授推出了一项养老体制改革方案，主张退休年龄不变的情况下推迟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至65岁，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人民日报》上热烈讨论。当采访的记者问退休职工的生活来源如何解决时，他回答说“我觉得我们现在正在写这个政策建议，经过培训居家就近参加社会服务，50到65岁的男性去做一些养老院的园丁，园林义工，50-65岁的女的给老人做做饭，洗洗衣服，做点编织，多好!”
从清华教授的采访回应中可看出他提出的养老金改革方案，尚未考虑到如何妥善解决退休职工的生活来源，答复追问时谈到的解决思路显得随意而缺乏认真思考，人们都知道养老院、园丁、家政服务也有激烈岗位竞争，60岁左右的退休职工根本不可能找到这样的工作，园林义工就意味着根本不可能解决生活来源问题，他作为研究社会保障问题的专家对此是非常清楚的，不从国情出发而盲目迎合西方削减社会保障的错误潮流，抛弃了中国不断提高、完善社会保障的正确做法和成功经验，违背了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建立“老有所养”和谐社会的大政方针，他为何推出明显违反民众及自身利益的改革方案值得深思。人民网在“延迟领养老金年龄”的调查中，45万网友参与投票，93.3%的人反对。
清华大学某教授明确阐明他主张的不是延迟退休而是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这种做法属于违反党中央“老有所养”精神的盲目效仿西方的错误改革，即使渐进推行这种“老无所养”的改革也会威胁社会经济稳定。中国应该考虑允许不同单位根据具体情况渐进推行延迟退休年龄的弹性制度试点，允许经验丰富、身体尚佳的技术工人、高级专业人才推迟数年退休，这样既能充分发挥业务骨干的能力提高效率、创造财富又能确保“老有所养”并节约社保资金，改革试点应考虑如何避免妨碍吸收青年人就业并利用老职工帮助培训新职工。究竟是延迟退休还是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改革，关系到改革是否符合为党中央提出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要求，究竟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还为资本谋求高额利润，究竟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精神的“老有所养”，还是违反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目标的“老无所养”。
警惕美国误导改革输出经济解体与颜色革命
中国应高度重视美国在全球竭力推广的削减社会保障潮流，与其战略精英在20世纪70年代制定的“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战略”的联系，全球已有大量真实例子表明削减社会保障不能解决财政困难，相反会频繁引发经济危机、社会动荡并促使实体经济解体。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逼迫希腊紧缩财政，大力削减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结果希腊长期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政府债务所占经济比重反而大幅度上升，频繁爆发示威游行动荡和全国性总罢工，华尔街却从做空欧洲股市、债市中大发横财。2013年巴西某著名教授访华时，曾谈到削减社会保障的错误改革，导致巴西陷入了二十年长期停滞，没有任何经济增长，唯一增长的就是贫富差距，加剧了社会动荡和财政债务危机，卢拉总统执政后抛弃新自由主义政策，大力提高社会保障并缩小贫富差距，巴西出现了历史上最强劲的经济增长。
中国应高度重视西方推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所谓改革，在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已经普遍引起了强烈民愤和社会动荡。2011年11月英国爆发了200多万公务员参加的全国大罢工，抗议英国政府推行的推迟领取退休金年龄改革，造成了很大社会混乱和严重经济损失，大多数中小学停课，垃圾无人清理，医院仅有少量医护人员值班。(新华社：“英国退休金改革触怒工人 200万人拟今日罢工”，新华网，2011年11月29日。)英国主流媒体攻击罢工是“民粹主义”恶果，但实际上罢工职工并非是爱闹事或无事生非，这是他们近百年来首次举行这样大规模的罢工，他们自己和家属也身受罢工带来的种种困难。他们认为英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挽救金融资本，却剥夺普通民众长期缴纳社保缴款后的正当权益，这是劫掠工薪阶层财富救济少数富豪的“资粹主义”。2013年美国操纵国际货币基金误导波兰削减社会保障支出，也爆发了十多万人参加的反对削减养老保障的示威游行。
2011年笔者看到英国推迟领取养老金年龄引发的社会动荡，一方面撰文建议中国应提高社会保障扩大内需应对全球危机，一方面预感到西方金融资本肯定不久将在中国推广类似的改革，否则中国经济复苏良好就会暴露西方错误政策的弊端。中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受到举世赞扬，某些学者却贬低中国道路而主张改革效仿“美欧模式”，完全忽视金融危机已暴露的“美欧模式”的严重弊端，也不区分二战后西方推行社会改良的成功经验，同否定社会改良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存在天壤之别，这样盲目追随美欧可能像前苏联一样落入预设的陷阱。当前中国经济崛起令觊觎全球霸权的美国忧心忡忡，美国“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战略”已将矛头主要对准中国。美国向中国推荐已在许多国家引发动荡的改革，一旦类似情况在中国发生肯定会趁机输出颜色革命，中国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动荡与政治动荡共振带来的国家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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