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平度3.21惨案告破，4名直接实施纵火的凶手系村主任杜某和开发商崔某所指使，又是一起典型的官商勾结侵害农民利益的案例。我们看到在这一类案例中，作为农村基层组织负责人的村长，虽然属于排不上品阶的“官”，却往往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之所以如此，是困为村长在涉及到征地拆迁这一农民、政府、开发商三者之间博弈中，实际扮演多重角色。
我们知道，在征地拆迁中，实际上存在着农民、政府和开发商三者之间的博弈。对农民来说，土地是命根子，是自己最后生活来源的保障，理所当然希望获得合理的补偿;对开发商来说，买地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最大利润，必然压低收购价格，这就与农民产生利益冲突;而政府尽管从理论上讲应该不偏不颇，兼顾双方，但显然，通过招商引资，不仅能发展经济，获得政绩，对一些腐败官员来说，更是提供了权力寻租、捞取个人利益的机会，这样一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必须偏向资本一方，压制农民一方，这就是官商勾结的由来。如果政府、开发商直接与数量众多的单个农民谈判，必然成本巨大，而且几乎难以推进，好在我国农村土地理论上仍属集体所有制性质，这样作为村集体代表的村长便自然承担起沟通、协调个体农民与政府、开发商之间的关系。从法理上讲，村长由村民选举，理应代表村民利益。从行政隶属上讲，村长又是政府在基层行政权力的代表，更何况在官僚体制的传统下，村委会必然听命于当地政府，因此村长又是政府意志的执行者，在一定程度村长就是“官商勾结”中“官”的直接代表。由于有以上的关系，从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来讲，村长没有理由不与开发商、政府站在一起，从村民利益的代表变成欺骗农民、侵害村民利益的急先锋和打手，他们凭借自己左右逢源的优势，一方面忽悠村民，一方面压制威胁村民，实际上充当了开发商和政府的爪牙。
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官不大却能量不小。在官商勾结的体制中作为关键一环，一方面为政府的贪官打掩护并输送利益，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强大关系网，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也借机获取暴利。近年来中国出现的新富一族，就有很多是这样的所谓戴着农民企业家头衔的村官。由于存在着巨大的暴利机会，所以尽管村官表面的待遇不高，但在一些开发地区却竞争激烈，非有钱有势有后台者不能问津。如平度3.21惨案中的村长杜某，据说就是花30万贿选而得的。像杜某这种情况，可以说在全国范围内极普遍极平常，如笔者所知的家乡所在村子，也属于城郊开发地区，每到换届选举时，各候选人就给村民送钱送物，拉票竞选，热闹异常，一次这样的活动，每个候选人至少花费几十万元以上，若没有更加巨大的利益诱惑，谁去做这种傻事。反过来讲，这些人投入巨额资金贿选，一旦当上村官，岂有不想方设法加倍捞回来的道理。而正如前述，村官的特殊角色定位，也为他们谋取暴利大开方便之门，他们可以凭借村集体代表的身份，蒙蔽、绕开村民参与监督征地事项，瞒天过海，弄虚作假。如已经披露的发生3.21惨案的杜家疃村，据说几年前就由村干部瞒着村民到政府部门办了土地转让手续，以至当开发商前来强行占地的时候，很多村民毫不知情。一方面是政府要打着贯彻中央政策的幌子，另一方面政府中的贪官要借村长之手流转土地为自己谋利，实际上与村官已经勾搭在一起，因此对明知的弄虚作假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至直接指使和纵容。这就是为什么一出了事，相关政府部门首先就是捂盖子，想尽力把事情压下去，实际上是对凶手加以保护。像3.12惨案，实在情节太恶劣，影响太坏，而最关键的是经过媒体热炒，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迫使政府不得不迅速拿办凶手。而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则是政府冷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笔者家乡所在村子，几年以前，原支书通过卖地发达，方圆地方的老百姓都称他“曹百万”，这个“曹百万”吃喝嫖赌样样来，而且由于非法卖土，破坏农田，受到全区通报，最后处理的结果不过是调离原村，到别一个村当了支书。同时，笔者一位朋友，是武汉城中村一村民，多年坚持举报该村干部侵占农民土地，获取暴利的犯罪行为，从区、市、省一直到北京，上访了无数次，材料递了无数份，算是幸运的是最后被中纪委接受，还得到中纪委书记的亲自批示，后来我看到一份政府宣传报道里提到了这件事，就问这位朋友：“中纪委都批了，你们村的事一定解决了吧?”没想到他答：“解决个屁，还不是那样!”可见，别小看一村官，连中央都捍动不了，可见其能量之大。当然，这种能量不是来源于其本身，而是其背后由于利益联系形成的强大的关系网。
由于村官实际上干着政府交办的事，法理上又不具有国家公务人员的身份，这样就使法律对他们监督约束形成盲区，这也正好纵容了他们为所欲为，再加上政府有意无意的包庇保护，更加肆意大胆，为了谋取暴力，像3.21惨案那样做出那杀放火的事也就成为自然。正好今天有一则新闻，讲的是广东省惠州市汝湖镇虾村会计王某，5个月来一直自首，2011年曾受贿12万元伙同村干部场卖地4.2亩，但5个月过去，其自首竟未被相关部门接纳，12万元仍在其手中，而相关部门的说法是土地面积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新快报》3月26日)。出现这样的怪事，不免让人怀疑，难道真的仅仅是土地面积未达标而不查处吗?更大的可能也许还是害怕拨出萝卜带出泥，影响“和谐”。而据笔者所知的家乡村子情况，落选的村干部就直接威胁政府，如果不给安排职务，就把村里腐败的情况报料出去，而这些人还真的一个也没落下，全都另外安排相当的职务，大家都说他们手里掌握证据，政府不敢他们怎么样。从这两件事可见，村官不仅能捞油水，而且还有上面的保护伞罩着，岂有不无法无天，大捞特捞的道理。
如今的村长，也就和国企的厂长、经理一样，他们理应是工人、农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而由于政治上工人、农民劳动者当家作主权利的丧失，经济上实行私有化的路线，他们转身一变成为工人、农民利益的侵害者，成为推行资改路线的积极参与者，当然，他们也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为了获取暴利，他们出卖剥削工农劳动者，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也干得出。现在，国家推行“城镇化”发展，搞“土地流转，农民上楼，资本下乡”那一套，更是让官商勾结如鱼得水。村官实际作为官方的代理人，不仅在政治上捞到光环，成为农民企业家，更是在经济上获取暴利，成为千万亿万富翁，可以说他们不仅不代表农民，反而是喝农民血的寄生虫，镇压农民的侩子手，是农民隐晦而又赤裸裸的敌人。
正因为他们的利益决定了必然站在农民的对立面，必然充当官商欺压农民的帮凶，因此，他们的所作所为必然为农民所不齿痛恨，而对官商集团来说，又是其推行掠夺农民政策的开路先锋，必然爱护有加，不是万不得已是不会痛下杀手的。所谓壮士断腕，显然要断掉的不是他们，怎么能够轻易就处置他们呢?说到底，杀开一条血路还要靠他们这些开路先锋呢!所以说，不要把村长不当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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