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南方周末》刊登题目为《李春城的左右手》的文章，通篇为李春城这样的“改革家”不得善终扼腕叹息，并以自由派经济学家高小勇的评论作结，将“改革家”不得善终归因于“体制”：“李春城落马后，经济学家高小勇是为数不多的公开为李鸣不平的学者。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李春城显然是中国罕见的想做事、能做事、做成事的官员，但现有体制下，李式官员却不免身陷囹圄，无法善终，他称之为‘李春城难题’。”
《南方周末》推崇备至的，是李春城在成都大搞土地“确权流转”、“承认产权”，这是很露骨的自由派主张与实践。如今，土地自由流转的恶果已在各地暴露无遗，中央对土地流转的政策也愈发谨慎。李春城的自由化改革方向，绝不是《南方周末》在字句中渲染的“对的”城乡改革“大方向”。
为李春城鸣不平的高小勇，曾任成都市政府首席经济顾问，与张五常、吴敬琏、厉以宁、樊纲等自由派经济学家交往密切。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如果没有杜润生、于光远、吴敬琏、厉以宁、张卓元等老一辈经济学家的顽强和近乎英勇的捍卫和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或许就没有我们看到的速度。”当然，自由派口中鼓与呼的所谓“改革开放的速度”，只能理解成自由化邪路的速度。作为经济顾问的高小勇，想必也为成都的自由化改革速度贡献了不少力量。
李春城的落马，各种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关于其背后更深的水的流言满天飞。这次《南方周末》的顶风作案，至少揭开了李春城的一种身份，而且是很重要的身份，那就是作为自由化改革官员集团的重要成员。其落马，恐怕也是对自由派改革官员集团的一种警示：莫要将国家和人民往邪路上引。
《南方周末》原文：
李春城左右手
刘长 雍兴中|南方周末记者
2014年4月29日，中纪委发布消息，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被开除党籍、公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李春城在十八大重新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但仅半个月就被带走，成为十八大之后第一个落马的省部级官员。
在他消失于公众视野的17个月里，与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四川政商网应声垮塌——至少有其5名下属官员、9名国企负责人、4名企业家被调查甚至法办。
而他在成都留下的鲜明个人印迹，日渐模糊。
在担任成都市委书记近八年半的时间里，李春城强力推行的城乡统筹改革获得国家层面认可，其重塑文宣系统打造的城市营销模式也为全国注目。
左手统筹城乡，右手文宣营销，一实一虚，腾挪翻转，构成了李春城治蓉的“李氏太极拳法”。只是，拳法未及打完，李氏已经谢幕。
李氏遗产
2013年，李春城落马数月后，上万套名为《城乡一体化工作典章》的书，被官方从市场上悄然收回、封存。
书的扉页，有李春城撰写的序言，长达四千多字，写于2011年10月22日。此时，距离他卸任成都市委书记还剩下19天，可谓是他的告别演说。
李春城总结了执掌成都8年、推进城乡统筹工作的经验。他说，这场改革发展的实践并无前例可循，本身更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只能在既有法律、政策和体制框架内探索前行，“个中艰辛可想而知”。
“典章”在2012年2月正式出版，算是李氏的“拿破仑法典”。当时已专职担任四川省委副书记的李春城曾试图在全省推广他的“成都经验”。
厚厚三大本“典章”，收录了李春城在推行城乡一体化中，从市委文件到村民议事会议记录模板的所有文本，煞费苦心。
牵头编撰工作的，是成都市委统筹城乡工作委员会(简称“统筹委”)，成立于2007年7月。这个李春城时期中共成都市委最为显耀的部门辉煌不再。
“‘城乡统筹’这个提法依然在提，但已经没有原来那么响亮了。”成都市统筹委一位要求匿名的官员说。
最重要的转折是，城乡统筹工作已经从统筹委改为由成都市建委牵头。
上述官员评价说，李春城对于城乡统筹有一整套思路和“打法”，而如今这段特殊时期，没有人了解，难免“东猜测，西摸索”。
同样有些不知所措的，还有成都市的文宣系统。
2013年11月，成都市委对外宣传办公室媒体服务处副处长贾小兵被调查;12月，受官方器重的营销界人士、成都市城市形象顾问樊剑修被调查。
2014年3月，李春城时期成都文宣系统的灵魂人物——何华章，于遂宁市长任上被带走调查。
作为李春城主政时期的主要助手之一，何华章重塑了成都市的文宣系统。这位《成都商报》创始人深谙传媒规律，在他担任成都市委宣传部部长后，一大批媒体记者被“交流”到宣传部工作。
何华章落马后，成都市委宣传部和《成都商报》的多名官员被约谈。曾经借调到宣传部的媒体人士，陆续回到原单位。
李春城本人对文宣系统的倚重，在成都市羊市街19号的老成都市委大院里显露无遗。作为市委书记，他不在常委楼办公，而选择在市委宣传部所在的一栋两层小楼办公。一楼是宣传部，二楼就是李春城的办公室。
“我们知道媒体关心哪些问题，也知道如何把他们吸引到我们想要的关注点上去。”一位曾被交流到宣传部工作的媒体人士说，对于媒体关心的问题，成都会以最快的速度放出来，而对敏感信息则有精准预判，不会让外界知晓。
在李春城任内，成都连续经历了2008年汶川地震、2009年“甲流”入川、“6•5公交车燃烧”以及唐福珍事件，最终都有惊无险，安全度过。
左手施展改革，右手文宣造势，李氏以罕见而大胆的“自选动作”，试图触摸一个地方主官施政所能抵达的极致。
直到事发，人们才恍然惊觉硬币的另一面：这些以改革为名进行的试验，某种程度也上成为了个人利益驰骋的沃土。
“李拆城”
太极拳讲求虚实结合，很多动作看起来劲在右手，真正的力点却在左手。
在三十多平米、刷着老式红漆、木头装饰都有些变形的办公室里，李春城接待了各方来客，有商人、媒体记者，也有各路专家。
2003年夏天，面对前来给成都做策划的城市营销专家王志纲，新上任的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说，关于成都的美谈听得太多，“但成都骨子里还是有一种不思进取、自我循环的情结，怎么突破这个看不见的瓶颈?”李春城甚至提到，能否把成都建设成为“国家级中心城市”?
成都一直以安逸、闲适、缓慢的城市节奏著称于世，也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但作为道文化的推崇者，在治蓉的最初阶段，李春城既非“无为而治”，也非“道法自然”。
2002年，成都启动危旧房改造工程，决定三年之内拆除二环内410万平方米危旧房。这是成都市过去11年里拆迁量的总和。
当时李春城担任市长，成都官场流传着他在大会上的讲话：“美丽的蓉城是拆出来的”。李氏由此获得了“李拆城”的外号。
在严重依赖土地财政的中国地方政府，大拆大建一度是官员施政的普遍现象，只要不出安全事故，地方官员并不避讳谈拆迁。而李春城试图通过文宣系统，扭转对“拆城”的恶评。
2003年，成都官方专门请来张艺谋团队制作了一部城市形象宣传片。据媒体报道，这部短片融入了李春城本人的思路，样片完成后，李亲自审看样片，他的修改意见，通过越洋传真，传给了在乌克兰拍戏的张艺谋。
短短5分钟的宣传片，最终以一句“成都，是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作结。此后十年，这句话成为了成都的对外注解，也被时任成都市委宣传部长何华章印到了自己的名片上。
台湾文化名人龙应台也曾受邀就旧城改造与官员们对话。不过效果似乎适得其反。“成都还像成都吗?”龙应台肯定成都作为新兴城市的建设，但直言更担心它成为“没有记忆、没有过去、没有性格的城市”。
外界的批评和争议没有改变这座城市主政者的决心。
2004年，李春城打出了他治蓉八年最重要的一张牌——城乡统筹。他派去沿海学习的下属带回了江苏吴江的经验：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农地向规模经营集中。
“三个集中”是李氏的“城乡统筹1.0版”。据成都市国土局的数据显示，到2010年底，成都市每十个村民小组中，就有一个正在实施征地拆迁。
对于成都让“农民上楼”、“宅基地换楼房”等集中居住的做法，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为代表的学术界，对此曾多有批评。
反对者担心的不仅是农地流失，还有因为强拆引发的官民对抗甚至是流血冲突。
2009年11月13日，成都市金牛区金华村村民唐福珍面对强拆者，用汽油在屋顶天台自焚，11月29日医治无效死亡。惨烈的一幕，通过电视镜头传遍海内外。
知名拆迁案件法律专家、律师王才亮给李春城发出公开信，对当地政府定性是“暴力抗法”而不是“非法强拆”表示震惊，并要求李春城向四川省委和中央自请处分。在此期间，《成都日报》、《成都商报》等当地媒体对唐福珍事件均未报道。
李春城也从未公开回应唐福珍事件。南方周末记者查阅到他的内部讲话：“拆除违法建设的认定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执行的主体和执行的程序也完全合法，但毕竟造成了谁都不愿意看见的人员伤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还说，“事情既然出了，我们就要正视，从中汲取教训、改进工作。”
“改革者”
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地壳中积蓄已久的能量瞬间释放。此刻，李春城正在去都江堰鹤鸣村的路上。当天下午3点半，他将在那里主持召开成都农村土地确权改革的现场会。
短暂的震惊之后，李命令车队掉头返城，赶往成都市应急联动指挥中心。
在过去的5个月里，鹤鸣村在全国率先完成土地确权颁证——这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首例，也是李春城自得的城乡统筹的最新成果。
2008年元旦，成都市委发布当年的“一号文件”，宣布启动农村产权改革。改革的要点，是开展农村集体土地和房屋确权登记，以及推动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
相比此前的“三个集中”，这是李氏的“城乡统筹2.0版”。
《老子》所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尤其适合此刻的李春城。
汶川地震后，成都意外获得了国土资源部给予的两项特殊政策：允许外来资金参与灾区住房的“联建”;土地增减挂钩指标可以突破县域限制，在整个成都市流动。
路障就此破除，成都试验骤然提速。
2008年10月13日，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当晚，成都市政府把一块写着“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的牌子挂了起来。全会当天通过的文件，大篇幅提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问题。
聚光灯下，李春城亲手揭下了覆在牌子上的红布，宣布：在成都，已经确权的农民承包的土地，将可以进入市场流转。
成都与国内农地改革的支持力量不谋而合。一位曾协助参与改革设计的经济学家认为，从“三个集中”到“确权流转”，成都政府成为一个承认产权的主体，这是“根本性的变化”，也使得李从大量“拆城官员”中脱颖而出。
在上述学者看来，李春城之所以力推产权改革，是因为“牌已经打出去了，没有退路可以走”。在“三个集中”持续了五年之后，不确权流转的风险极大：大量流转土地背后蕴含着巨大的利益驱动，“他管不住底下的基层干部”。
从一个地方主政者的角度，当时的李春城已经被塑造成一个改革明星官员，除了城乡统筹，他没有更有力的政绩牌，只能继续往前走。
在推出“城乡统筹2.0版”之前的2007年，李春城的施政，与其自身前程，悲喜交加。
喜的是，2007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在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意味着李春城在成都4年多的“自费试验”，终于上升为国家战略。
悲的是，2007年10月的十七大上，曾是十六届候补中央委员的李春城，意外落选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如日中天的政治明星，遭遇沉重一击。当时就开始流传他可能涉及东北的贪腐案。
接近李春城的人士透露，2007年落选候补中委之后，有近一年的时间，他虽然表面上锐意进取，内心其实有过一些消沉，“他说，今后只埋头做事”。
经济学家高小勇曾任成都市政府首席经济顾问，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李落选候补中委后，他曾经在一次谈话中问李春城：“现在，你到底想做多大的事情?”李春城沉吟良久：“我只要做到：成都，风景这边独好。”
明星官员
仕途不顺的李春城，没有乱了“拳法”的节奏。名人、学者、媒体，均是他文宣营销所倚仗的力量，贯穿治蓉始终。
早在2004年春天，在成都郊外龙泉驿，盛放的桃花树下，李春城对前来访问的学者易中天说，成都已经正式全面开始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希望易予以关注。
当时，易中天并未在意。一年之后的国庆，李春城在办公室与易中天再次聚首，易决定给李春城治下的成都写一本书。在这本名为《成都方式》的书中，易对于成都的城乡统筹、基层民主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等给予了介绍和肯定，并引用人民群众的话说，“现在城市是我们的了，书记是我们的了，政府是我们的了”。
此书成稿于2005年，秘而不宣长达两年，直到2007年6月，李春城倾注心力的城乡统筹终于结果，成都获批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同年9月23日，这本名为《成都方式——破解城乡改革难题的观察与思考》的书才正式发布。
2008年前后，何华章调集媒体人，在成都市委宣传部内部成立了“媒体报道策划组”，专门围绕城乡统筹这一中心工作与媒体对接，试图“按新闻规律专业运作，实现宣传诉求与对象媒体风格、宣传内容与目标受众需求的有机结合”。
汶川地震后，为推进震后的“去震化营销”，成都市成立“城市形象提升协调小组”，何华章担任组长。他们邀请火爆全球的美国影片《功夫熊猫》主创团队到成都“寻根”，该片在续作中出现了青城山为原型的场景。
而在2008年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当天，成都把一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统筹城乡发展论坛”的新闻发布会开到了北京，中外记者对照着中央文件，争相追问成都的城乡统筹。
媒体关于城乡统筹的正面宣传在2009年达到高潮，国内一线媒体乃至大批海外媒体，均刊发了重磅报道。而对于统筹城乡的质疑之声，李春城和何华章尤为看重。
据国内一家财经媒体记者张佳(化名)介绍，在2010年前后，他曾经多次写过成都城乡统筹中的负面报道，后来何华章主动约见他，表示可以冰释前嫌，并可以帮其约李春城专访。
一天午后，何华章带着张佳到市委大院李春城的办公室采访了李，双方谈了1个多小时，其中，对于一些尖锐的问题，如城乡统筹中侵害农民利益的情况，“李春城有些不愉快，也很不想回答，好多次在我问完之后，停顿很久，才开始说话”。
张佳观察到，采访中间，李春城给何华章使了个眼色，下来之后，何华章就跟他说，这个稿子不能发了，“问我能不能给成都的城乡统筹写一本书，钱不是问题”。
在强有力的右手——文宣系统的辅助下，李春城依然是国内备受关注的明星官员。他的命运，也迎来转机。
2011年9月，李春城升任四川省委副书记。2011年11月10日，李春城正式卸任成都市委书记。
2012年11月14日，在十八大的选举中，他重新成为中央候补委员。然而，仅半个月，2012年12月2日，56岁的李春城被中纪委调查。
谁的信徒
入川十余年，在东北成长起来、风格强硬的李春城，不自觉地展示对成都文化的好感。
“我第一次走在成都的大街上，就充分感受到了成都是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城市。”李春城在一次会议上说，他对于成都人道法自然、行云流水的生活态度十分欣赏。
但他早期的强力举措，也一度被认为在亲手破坏成都的温徐文化气质，比如强力拆迁，高调招商，以及那些风格独特的后现代建筑等等。
离成都市区六十多公里的青城山，是道教文化的发祥地，也是李春城每年必去的地方。他喜欢住在青城后山的泰安古镇，那里有一家香港公司投资的酒店，古色古香，小而精致。
据青城山道教人士介绍，李春城落马之后，青城山一位姓高的风水师因牵涉李案，也被调查。高某40岁左右，子承父业，早年在青城山天师洞附近算命，近年转到青城山石笋堂，客户多为政商界人士。
李春城还与一位名叫曹永正的“大师”交往密切。曹永正早年以特异功能为号召，圈内人尊其为“国师”。曹永正的女儿曹禅，是一位音乐剧导演， 2011年她导演的音乐剧《时光当铺》进行全国巡演，有一站在成都，李春城亲赴成都艺术中心为其捧场。2013年7月，曹永正名下的公司因卷入富商周-滨案而被调查。
在李春城任内，成都官方多次举办国家级的道教文化节。据成都媒体报道，2006年，年逾百岁的原成都市道教协会会长蒋信平大师，在第二届中国(成都)道教文化节上表演龙门太极拳及太极扇子功，演出后，李春城还特地向他请教养生健康秘诀。遗憾的是，道家对于廉政的思想，他似乎没有吸收践行。
成都的城市建设也打上了“李氏太极”烙印。
一位在李身边工作过的人士透露，李春城自己有鼻窦炎，对于空气质量甚是敏感，其在位时，极端重视成都的生态环境。“那时候还没有雾霾这个说法，李春城就多次提出城市空气质量的问题，提出绿化、修城市绿道等等。”
2006年10月，李春城带着属下视察成都市中心的天府广场改造工程，当场做出指示：要求天府广场文化景观工程要抓住文化主题，“充分体现成都道教蜀文化特色”。
最终，位于成都市中心的天府广场选定了“太极云图”方案，由七大部分组成：太阳神鸟、拥有两个鱼眼喷泉的太极云图、黄龙水瀑、12根图腾柱、12座意境雕塑、2处音乐喷泉、下沉广场艺术装饰等。其中，广场中央的太极云图，直径达150米。
在中纪委对李春城的最新通报中，有这样的表述：“滥用职权进行封建迷信活动，造成国家财政资金巨额损失。”
此外，根据上述通报，受贿罪极可能是最重要的指控。李春城涉嫌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其本人及家属收受巨额财物，还曾利用职务之便为其弟经营活动谋取利益。
主政后期，李春城大多数时间居住在成都市浣花溪畔的省委别墅区，早出晚归。生活中的他不打太极，真正的爱好是篮球，一些地产商以陪打篮球的方式与之接近。据财新《新世纪》周刊报道，李春城最初被举报的违法违纪行为，与他东北老乡的地产项目有关。
在李春城治下，成都的GDP从1800亿跃升到7000亿。这座城市翻天覆地的背后，是一些东北口音的地产商占据了成都的大小工程，成都地产界称之为“哈尔滨帮”。在李春城落马之后，相继被查的官员和国企及民企老板，所涉足领域也多与城市建设有关。
李春城上任当年，以天府大道为中轴线，南部的“新成都”拔地而起。一些硕大无比、挑战人类想象力的后现代风格建筑拔地而起，其中国际会展中心和环球中心，都是四川“会展大王”邓鸿的作品。
2013年春，邓鸿因涉及李春城及四川系列案，被警方带走。据曾给邓提供过前期法律服务的律师介绍，邓鸿因涉嫌经济犯罪，目前被羁押在湖北咸宁。
力推改革与发展经济的成绩，与社会矛盾和涉嫌贪腐的问题，都是评价这位曾经的明星官员无法回避的事实。
“李春城希望能够干一些事情，但同时他又必须做一些利益交换——比如上面领导的子弟来四川做生意。”一位成都市委处级干部如是评价。
这位官员认为，改革其实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李春城统筹城乡改革，大方向是对的，但跟所有官员一样，李春城也希望早见、快见成效。“比如确权颁证，他想通过确权把以前的一些矛盾解决，但做的过程中，又希望尽快完成确权，有些问题就被掩盖了。”
而另一位四川厅级官员认为，长达十年的权力巅峰，如果不匹配强力的制度约束，人性的欲望和恶一旦被唤起和鼓励，难免肆虐开来。
李春城落马后，经济学家高小勇是为数不多的公开为李鸣不平的学者。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李春城显然是中国罕见的想做事、能做事、做成事的官员，但现有体制下，李式官员却不免身陷囹圄，无法善终，他称之为“李春城难题”。
中纪委发布关于李春城“双开”通报的翌日，高小勇发来短信说，李春城难题其实是抛给每一个人的：“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官员?这样的官员如何才能生成?”
（引自南方周末，授权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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