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之争日益激化，主流学界、传媒和政界正大刀阔斧地“杀开一条血路”。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就是农地和农民。夏文从人民日报对春耕的报导看到一个明显的趋势：“主流”们更关心“种粮大户”----其实就是农业资本家。在中国这被很多人视为新鲜事物，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在沙俄上演过。

　　1906年11月22日，著名的斯托雷平政府公布了《关于对农民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现行法若干补充规定》的法令，准许农民退出村社。每个农民可以取得村社的份地作为私产，并允许出卖。1911年6月11日，公布《土地规划条例》，规定份地不论是否预先确定为私产，凡是实行土地规划的地方，都自动变为私产。1906～1915年期间，有200余万户农民退出村社。在退出村社的农户中，60%左右的农户低价卖掉了自己的份地。(这就是我们这里大肆炒作的“土地流转”)

　　为了鼓励土地流转，实现集约经营。政府立法规定农民银行的主要任务是为土地交易提供贷款。根据1906年8月12日和27日的命令，农民银行出卖土地给富农时，售价必须比标价低20%，且买银行土地的人可首付1/5的款项，余款在55年内分期还清。1906～1916年农民银行出卖土地4116168俄亩，其中的78.7%卖给了独家农场和独立田庄。1915年还出卖国有土地231736俄亩，其中90%卖给了独家农场和独立田庄。(由夏文可知，我们今天的种粮大户，最重要的需求就是贷款。)

　　可见，斯托雷平的政策倾向是大规模扶持富农--农村资产阶级。这项政策极为成功，土地迅速向富农的农庄集中，而贫农则因出卖土地而倾家荡产，沦为穷光蛋。为应对这一局面，斯托雷平当局广泛实行移民政策，强行将破产的农民迁往西西伯利亚远东和突厥斯坦草原等边远地区，迁徙条件极为恶劣，导致无数人冻饿而死。开往西伯利亚的火车被称为“轱辘监狱”。自1906～1910的五年间，共迁出了250万人。其中许多人“回流”，这些移民回到家乡已无立锥之地，只能涌入城市，成为“农民工”，甚至成为无业可就的“盲流”,结果造就了一个一贫如洗，看不到希望，因而极度不满的社会群体。这为1917年的革命制造了社会条件。

　　在中国，上个世纪的10年代到30年代，也有农业资本主义化的努力，一些人鼓励当时的种田大户集中土地，使用农机，搞类似欧美的家庭农场，以求提高农业产能。结果以失败告终。

　　太阳之下无新鲜事，今天我们又在走当年的老路，难道害了健忘症?

　　在中国，农地问题本质上是一大群国民的生计问题。对执政者而言，这是必须放在首位的问题。夏文中提到：“陈锡文等农业领域专家学者早已证明一个农经领域的科学论题：家庭组织是最适宜农业生产的，使用雇佣劳动力的经营式农场难以克服劳动监督难题，使得粮食产量无法保证。”

　　可见以“粮食安全”为由，推动农业的资本主义化，根本不着调，但却很可能危及一大群国民的生计。

　　当我们吧“农业现代化”当做不可置疑的目标，进而将其等同于类似于欧美的经营式农场时，却将数亿农村人口的生计置之度外。如，人民日报记者王梦纯就呼吁国家应该把粮食补贴给粮食生产者即种粮大户，而不是平均分给农村人口。

　　其实，夏柱智通过人民日报看到的土地流转，只是冰山之一角。土地流转的真实成就远大于此，有心于此者，不妨自己迈步到农村观察一下。历史上土地兼并的后果总是天下大乱。小农经济被视为中国落后的根源，但它至今仍是数亿国民的生计所在，想结束小农经济，就需首先为这数亿国民找到可靠的生计。否则现代化之梦必将导致天下大乱的现实。

 【附】夏柱智：春耕看大户？——评人民日报的种粮大户报道

　　——遗憾的是，媒体日益为少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类似于这些种粮大户所吸引，成为他们利益诉求的“传声筒”，人民日报的春耕报道全部是种粮大户就是一个例证。这正如贺雪峰教授在《小农立场》新著所忧虑的在一个小农依然占大多数的国家的小农被忽视的状况：“中国最被忽视最发不出来声音来的群体，是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小农。这些小农，老实本分，种自家的地，过平淡的日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世无争”。“遗憾的是，目前媒体，学界和政策部门，均极少站在小农立场考虑问题，对小农的所思所想、所期所盼不理解，不重视，而往往站在抽象的意识形态甚至特殊利益群体（农业资本）立场去看待问题”。

　　一 种粮大户

　　一年之计在于春。在今年中央高度重视粮食安全的话语下，2014年的4月21日的人民日报用一整个版面关注春耕，然而与往常不一样的是，它仅关注了3个种植几千亩的种粮大户，不曾关注占大多数的小农。整个版面的主题是“让种粮的农民有利可图”(倾听·行进中的基层回声)。在占基层极少数的种粮大户那里，记者帮助算账，传播这些种粮大户的政策诉求。下面来看记者为种粮大户算的账

　　二 种粮大户从哪里来

　　种粮大户从哪里来?在我国耕地资源高度稀缺的背景下，依靠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一家一户农民分到了“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承包地从事家庭经营，在目前年轻人外出务工经商的大潮下，中老年人在家里经营。国家免除农业税费并大幅度提高粮食价格，一亩水稻加上一亩小麦/油菜的净利润达到1500元。新农村建设后，农民发现在家务农也是不错的，至少能够保障基本生活开支。

　　这种情况下，种粮大户是如何出现的呢?为什么种粮大户愿意支付土地租金进入农业生产环节。一个最基本的解释是种粮环节除去支付农民租金后仍然有赢利，因此种粮大户进入粮食生产环节，取代农户成为经营主体。至于为什么有记者所报道的那么大的规模，不妨假定他们有如此庞大的资本。湖北大冶出了个侯安杰，流转了3万亩种粮食，此处人民日报所列举的三个大户也不赖，高的达到了7000亩，最低也达到1600亩。

　　种粮大户之来源只有大型农业资本。1000亩土地，仅土地租金，生产资料和雇工三项就得付出100万元以上的周转资金，这对于一般农民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只有工商业资本才有这么雄厚的资本(种植业领域难以积累这么多资本)。因此这些种粮大户无疑均不是一般的“农民”，而是在非农领域成功的商人，他们返乡从事农业。就最单纯的动机来讲，他们是为追求利润而不是粮食安全的目的而来的。明确了这一点，就能够区分种粮大户并不是农民，可以称之为农民企业家、农业资本。

　　报纸上对三位种粮大户背景没有过多介绍。“以前，文业胜一家只有三口人的8亩多地，种得咋好也弄不出个名堂。2007年，成立合作社后，文业胜和村里的农户‘抱团’种粮，置办大机械。2009年，土地开始流转，靠着合作社的整体实力，当年手里就有5550亩地种。“周小林是江西省新建县石埠镇留田村的种粮大户，从2007年起，他便和李箕建合伙在村里租种水田。两人承租农田真正上规模的还是2012年，他们和同村另外5人一起，流转了1600余亩农田”。“河北省吴桥县的周春来原来做农资生意，2011年他成立了春雨合作社，在吴桥铁城镇叶庄、东宋门乡军王等村流转土地3500亩种植粮食。”

　　文业胜所在的这个合作社实力显然超过普通农民所能支付的资本，5550亩土地所需的机械化投资和生产资料数百万元，文业胜可能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借助成立合作社投资农业，雇佣30人完成农业生产。周小林等5人耕种1600亩农田稍微要少些，也显然是村庄中上层的富裕农户。第三户周春来是典型的商人，经营农资生意的商人直接流转土地耕种使用自己供应的农资产品，它如果不直接耕种粮食，却至少能够保障这3500亩土地全部使用来自他独家供应的农资产品。

　　这么多规模的土地从哪里来同样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记者尚未追问，集中这么多土地是否涉及到违反农民土地流转意愿的情况。通常来说越大规模地集中土地就越有地方政府行政干预土地流转的可能性，因此高度细碎化的土地难以通过种粮大户与一家一户农户谈判而自发集中，只能行政强制性地集中农地向种粮大户供给。同时在举国上下崇拜规模经营、种粮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的热潮下，不能不提防地方政府人为地“制造大户”，构筑农业现代化和粮食生产方面的政绩，这在产量大县尤其明显。宋亚平写作的湖北省政府推动大规模土地流转就包含了诸多故事。

　　三 粮食生产的神话

　　人民日报记者用粮食安全的话语来为种粮大户辩护，却没有准确指出种粮大户生产了多少粮食，为“国家粮食安全”作了多少贡献，种粮大户其实是一个神话，研究表明它只是“规模大”，却不能增加粮食生产能力。在我国人多地少的国家，保障13亿人的饭碗依靠的是粮食亩产量即粮食生产能力。

　　“我们的饭碗应该装中国粮”，王梦纯认为：“虽然我国粮食实现十连增，却由于城镇化推进耕地资源的流失，农村劳动力的流出让粮食安全面临不少的挑战。“谁来种粮食”是一大难题”。他判断认为“近年来，种粮大户，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粮食生产的主力军” (在中国依然有如此庞大的剩余劳动力时，焦虑“谁来种粮食”多么搞笑，且认为种粮大户成为粮食生产主力军了，这是毫无逻辑和事实依据的，是一厢情愿，是意识形态的神话)。因此他建议国家粮食补贴应该补贴到这些种粮大户那里。但是并没有考虑：依靠种粮大户保障粮食安全靠得住吗?

　　从报道内容来看，种粮大户“规模种粮收益高，但成本也高”，规模种粮收益与成本问题成为种粮大户焦虑的问题，而不是粮食生产问题，这也符合一个纯粹经营式农场的资本核算的逻辑。耕种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不计算劳动力成本，他的粮食生产逻辑是精耕细作以达到最亩产，换得更多农业收入。经营式农场的资本核算的逻辑是一切向利润看齐，假若多种一季不划算那么就不种，假如雇佣更多的劳动力管理不划算，那么就不如粗放式耕作，他们追求的是亩平利润率。案例中的文业胜和周春来仅种植一季，案例二周小林之所以拿出100亩拿来试验“稻—稻—油菜”，通过增加补贴性的油菜收入而减低了稻谷产量，并没有起到增加粮食产量的效果。

　　从生产组织的角度看，这些耕种上千亩的种粮大户显然不是家庭农场性质而是经营式农场，绝大多数依赖雇工开展农业生产。而粮食生产是生命的生产，它的基本属性是劳动环节按照季节展开，劳动难以标准化，因此难以监督。种粮大户雇佣代管户和临时工劳动并不能保障他们会尽职尽责。陈锡文等农业领域专家学者早已证明一个农经领域的科学论题：家庭组织是最适宜农业生产的，使用雇佣劳动力的经营式农场难以克服劳动监督难题，使得粮食产量无法保证。

　　中国最近的粮食“十连增”，是占中国大多数小农不计劳动力成本的辛勤劳动的结果，而不是大户经营式农场的结果。小农户耕种了自家七八亩土地，使用家庭劳动力耕种，使用小型机械和现代农资，达到了极高的产量。而大户则只占少数，他们的粮食生产能力不如小农，这是他们自己都承认的。可以说正是因为大户只占中国农业生产主体的极少一部分，因此中国的粮食安全才没有威胁。中国并没有到了没农民种田的地步，中国仍然有2.1亿农户，农村依然有2亿劳动力难以转移，他们往往是中老年劳动力，难以为城市劳动力市场吸纳，而种植农业却正好。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他们耕种留下的土地，提高了劳均耕种亩数，提高了在村务农户的收入。

　　四 种粮大户的诉求

　　大多数小农的诉求是被媒体忽视的，人民日报等媒体与政府官员一样喜欢看的那些大规模的经营式农场，平整的土地，大型机械，热闹的雇工在一起集体劳动，记者把大户的声音带到到公众层面和高层。

　　大户借人民日报说出了他们的心声。例如要求在土地整理，农田水利，金融和土地流转等政策进一步支持，这几乎是一个介入农业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必然提出的要求。笔者在多次调研中发现规模经营主体更加依赖国家政策。小农虽然也要求国家政策性的扶持，但是他们要求的是更多公共性的扶持，例如农田水利，保护价收购等，而大户要求的更多是私人性的扶持，例如直接的种粮补贴，金融贷款和土地抵押贷款等。采访的最后是种粮大户的诉求，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关键诉求：一是国家政策性补贴要向他们种粮者倾斜，因为他们种植粮食，二是金融问题，种粮大户集中如此庞大规模的土地，周转资金需要数百万元，他希望国家能够贷款给他们。

　　文业胜说：“经营1公顷地一年得投入5000多元钱，春耕期间资金周转是个问题。”文业胜说，“到银行贷款需要抵押啊，担保公司也找好了，预计贷个两三百万元不成问题。但人家说机械不是合作社的，无法抵押。”周小林说：规模种田还得靠农机，希望种粮大户享受农机合作社一样的待遇;农田水利不够完善，希望多向种粮大户倾斜，土地流转基层组织要多给予支持。周春来说：国家给的种粮补贴包括综合直补等，一亩地每年有130元左右，由于这些补贴都是一户一打卡发给了农户，而土地流转之后，这部分补贴并没有流转，因此实际上种粮的人没有拿到任何补贴。后期的贷款融资问题，前期我们投资了1000多万元，但资金回笼没有那么迅速，这时候我们想要购买进口机械却贷不了款，希望政府能够多和金融机构沟通协调，在金融方面提供更多的扶持。

　　调研中，我们了解到小农对国家的诉求与种粮大户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国家政策性补贴对于小农并无实质性作用，农民把这些补贴资金看作是国家惠农政策，看作是国家关心农民，政治上的意义大于经济上的意义。大农则期盼国家给予直接的补贴，因为一亩田给予100元补贴，则就可以多收入几十万元，即使种植环节不赚钱，这些补贴性资金就足够吸引他们种田了。对于贷款问题，小农是从来不操心的，他们购买小型农机，生产资料几千元的成本是他们能够支付性，万一遇到困难，亲戚朋友互助性的借贷和农资销售商能够帮忙解决自己不足的问题，他们从来没有在生产上期待国家金融帮助。这两项是种粮大户对于国家的独特政策要求。

　　小农与种粮大户都要求农田水利的改进，种粮大户对农田水利的要求更加迫切，媒体往往是借大户诉求来反映启示是小农普遍反映的问题。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田灌溉，机耕道的便利是现代农业生产展开的基础性条件，真正从事耕种的农民不是要求更多的土地权利而是要求耕作方便。

　　五 反思媒体话语

　　人民日报作为中央媒体，在春耕忙季关注了3大户的春耕，显然忽视了占中国90%以上的小农户。借助粮食安全话语，“让种粮农民有利可图”，却实质上忽视了种粮大户的实际粮食生产能力，跑偏了主题。粮食安全成为一种为种粮大户这些农民企业家，农业资本等“非农民”辩护的话语。真正小农的呼声被忽视了。

　　小农依靠土地获得基本生活费用，中西部农村地区中老年人在家务农，年轻子女在外务工经商的半工半耕的家庭再生产模式下，小农难以完全放弃土地。就算有暂时全家务工的农户，他们放弃土地依然是暂时的。这些小农与少数种粮大户不同的是：希望能够避免种粮大户下乡大规模流转农地，能够保持农村土地自发流转市场的可逆性，这样农户就能够“进可攻，退可守”而不是陷入进城失败又难以返乡的糟糕境地。一部分壮年希望能够依靠自发土地市场扩大到适度规模，增加农业收入，过一个不离开农村依然能够获得较高收入的、高质量的生活，自由而有尊严。

　　遗憾的是，媒体日益为少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类似于这些种粮大户所吸引，成为他们利益诉求的“传声筒”，人民日报的春耕报道全部是种粮大户就是一个例证。这正如贺雪峰教授在《小农立场》新著所忧虑的在一个小农依然占大多数的国家的小农被忽视的状况：“中国最被忽视最发不出来声音来的群体，是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小农。这些小农，老实本分，种自家的地，过平淡的日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世无争”。“遗憾的是，目前媒体，学界和政策部门，均极少站在小农立场考虑问题，对小农的所思所想、所期所盼不理解，不重视，而往往站在抽象的意识形态甚至特殊利益群体（农业资本）立场去看待问题”

　　主流媒体重新站在占绝大多小农户的立场，报道他们生产生活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所思所想和所期所盼，应该成为一种主流。唯有占中国大多数的小农生产上去了，粮食安全才有希望，且只有他们生产生活变好了，中华民族才有希望。

　　2014-4-26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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