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偷懒了，愧对网友的督促。偷懒期间写了一本书《另类史鉴》，从历史经验反思当今各时髦主张。写成后印了几十本散给周围的朋友，以征求意见。两位出版业的朋友告知，这样的书没人敢出版。现将其目录、绪与结语挂在这里。
另类史鉴
对中华传统文明的观察
王中宇
(征求意见稿)
2012年 7月8日第一稿
2013年10月30日第二稿
目 录
绪：诵经还是读史?
第一章 私有制的形成
1.1 “大同”：真实的还是虚构的?
1.2 “大道既隐”之途
1.3分工，一把双刃剑
1.4惨痛的教训：从盛世到覆灭
第二章 宗族：利益集团认同还是社会认同？
2.1 自治的宗族
2.2 产官学一体化与豪强
2.3 “宗法人”与“江湖人”
2.4 皇权与豪强
2.5 拟宗族组织与利益集团
第三章 官僚政治----私有化的公权力
3.1 “秦政”与“荀学”
3.2 精英集团的“中国特色”
3.3 毛泽东评论谭延闿
3.4 无脑的社会
3.5 “乡愿”由来
3.6走出轮回?
第四章 毁誉千年王安石----官僚政治与改革
4.1 压抑忧郁的江宁知府
4.2 “悲凉之雾”
4.3“竖刁、易牙、开方”还是“尧、舜、禹”?
4.4盛世耶?鱼腩耶?
4.5结语：“一民之生重天下”
第五章 当官僚政治遇到资本主义
5.1 倭仁:“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5.2 洋务运动:“平中国”、“敌外国”?
5.3 北洋时代：乱世枭雄
5.4 从“国家资本”到“接收大员”
5.5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5.6 从“隔世报”到“现世报”
第六章 市场经济与本末之争
6.1 市场经济的滥觞
6.2 春秋到两汉的市场经济
6.3 两宋—市场经济的一个高峰
6.4 明清时期
6.5 结论：客观认识市场经济的运行特征
第七章 民营资本的前世今生
7.1窦乂--唐朝的“民营资本家”
7.2“温州模式”
7.3 资本积累的来源
7.4 扩张的极限
7.5 理论与现实
第八章 从现代“上党战役”看“新民主主义”
8.1 风乍起
8.2 刘华川与华茂商业园区
8.3 闽商苏福伦与“8.15”案件
8.4 尴尬的司法、立法机构
8.5 敲棋细品茶
8.6 路问：“新民主主义”?
第九章 货币与财富
9.1 货币=财富?
9.2 “交子”：纸币的起源
9.3 “无信不立”
9.4 信用的基础
9.5 “先进”之谜
9.6 视角：整体与个体
9.7 何为社会财富?
9.8 从经济体的全局看货币体系
第十章 科技救国？
10.1汉阴丈人看李约瑟难题
10.2 良渚：兴盛与消亡
10.3 情景剧：站在那个时代的观察
10.4 “祀与戎”
第十一章 “凤凰涅槃”之谜
11.1 整体主义
11.2 大同思想
11.3 理性倾向
11.4 社会环境与思想共鸣
11.5 文化基因之战
11.6 思考
结语：让历史告诉未来
绪：诵经还是读史?
当今中国思潮四起，意味着我们面对严峻的道路选择。观察诸多思潮，尽管主张各异，却有一个相当显眼的共性：大多以某个学派、理念为出发点，构建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左翼多以马克思学说为出发点，右翼则对马克思学说嗤之以鼻，尊奉从亚当·斯密到哈耶克等各路尊神。而“国学”家们则从古代经典中寻找思想资源，不同的学派分别尊崇儒家、道家、法家等等，连佛教、道教也都有人视为救世良方。控制大众传媒的主流学界，则以“普世价值”作为其主张的基石。
这不禁让人想起当年鲁迅与章士钊的一场论战。1925年2月8日，鲁迅写了一篇短文《读经与读史》，针对章士钊主张读经，指出读经不如读史。读史可以“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胡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
“经”还是“史”?鲁迅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
“经”无论是国粹的还是西洋的，无论偏向左翼还是右翼，都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特定人物思考的结果。读“经”可以借鉴前人的思想，尤其是他们观察、分析问题的视角。但历史是发展的，认识应随之深化。若指望从某经出发，通过理论演绎就可以认识今天的现实，得到今天的方略，岂不荒谬?前人的见解又怎能对我们今天的选择负责?
今人读史，主要思路有二：或关注奇文佚事，以作谈资;或划分领域，成就专著，以彰显博学。非史家而关注历史，最著名的可能是唐玄宗李世民，他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史为鉴的结果，帮助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其影响之深远，大唐成了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王朝。作为帝王，李世民史鉴的视角是王朝兴替，这也是历代史鉴的正统视角。笔者一介草民，只能以草民的视角借鉴历史，故成此另类史鉴。
在笔者眼里，人类社会无疑是一个动态系统，它应有自己的运动特性。从某种意义上看，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试错史，人类这个物种在不断的反思中摸索前进，探寻合理的集体生存方式。人类在这个过程中逐步认识自己的社会系统。
作为人类最大的一个种群，中华民族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了数千年。这数千年的集体经验，是全人类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尤其宝贵的是，我们的前人有强烈的历史意识，文字记载的历史资料极其丰富，这为我们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条件，使我们得以系统观察人类社会这个动态系统的运行特征。
数千年的轮回，既是惨痛的伤痕，又是丰富的经验。它既不是“资本”，可以让我们像阿Q那样据以傲人;也不是“玩意儿”，可任袁腾飞者流随意戏弄。它是我们的先辈用鲜血与生命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教训。珍视这些教训，深入研究这些经验，才对得起我们的先辈，才有可能让中华大地走出轮回。
科学家承认现象的客观存在，力图寻找现象间的逻辑关系，并检验自己发现的关系是否成立。这一思路放在历史上，必然产生许多科研课题。
例如，其中一个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为何长达两三千年之久，为何呈现周期性的治乱循环?无数的学者从各个角度探寻，得出了许多深具启发性的观点。这些观点的是非、得失自有后代学人评价。这种探索却提醒人们思考权力与财富的聚集机制，这种聚集的后果;思考田制、税制、兵制、吏制、学制的演变，思考这种演变背后的动力与机制。
又如，今天困扰世界的“全球化”问题，本质上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内，一个以聚敛为基本动力的社会制度不可避免的问题。在我国两三千年的历史中，华夏与地球的其他部分，如欧、美、非诸州的经济往来微乎其微，可近似地看作一个封闭空间。于是私有制与专制帝国形成的聚敛机制可以成为今天分析全球化问题的参照系。所不同的是，在当时的生产力与统治手段下，聚敛造成不可调和的矛盾需要两三百年的过程，而如今，这个速度大大加快了。
从这类角度看待中华民族数千年的集体生存经验，浩瀚的史料就成了宝贵的研究素材。人类在方法论上的每一个进步，都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循此往复，我们可能变得更理性、明智，更少犯前人犯过的错误，那些错误的代价，往往是千百万人的性命。
更进一步，这数千年的集体生存经验不仅对中华民族自己极为重要，也许还蕴含着整个人类未来的出路。
当今地球上的主流文明无疑是西方文明，这是一个与中华文明相当不同的文明。西方学者观察这个文明时，往往喜欢称某个世纪是某国的世纪，如：荷兰的世纪、西班牙的世纪、英国的世纪、美国的世纪等等。这种议论的潜在的背景是：世界由许多国家组成，这些国家在世界这个舞台上争雄争霸，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霸主。这大体符合500年来的历史。
500年来，西方学界所谓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国际舞台上的主角。“民族-国家”诞生于西欧。西欧的传统社会是神权统治下的封建社会，有无数大大小小、自给自足的封建庄园，却不知“民族”与“国家”为何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基于大范围的商业活动，它需要克服方言障碍、打破封建割据，将社会整合成一个整体。其结果陆续形成了西班牙、英国、法兰西、德国、意大利等原生的“民族-国家”。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产生激烈的内部矛盾，它无法在“民族-国家”内部解决，为了缓解内部的阶级矛盾，维护国家的民族认同，“民族-国家”们先后走上了向外扩张、殖民、掠夺、奴役的道路。被其侵略的传统社会不得不被动地改造为“民族-国家”，以求“救亡图存”。这一过程持续到今天，全世界的疆土都被“民族-国家”们划分殆尽。
商品与劳务跨国流动、就业机会此消彼长、时尚与疾病全球流行、这个半球的一支军队瞬间推翻另一个半球的某个政府，无数每天发生的事件让我们感受全球化正在将地球变成“地球村”。然而这里“村”只是一个借代词。“地球村”里的“住户”不是传统村落里彼此大体相似的家庭，没有公认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他们不大像守望相助的村民，倒像是相互对峙的猎食者。虽然有一个联合国，但它的功能远不及传统村落里的宗祠。
历史证明“民族-国家”们以自身的利益极大化为终极原则，恃强凌弱、以邻为壑是其基本的行为模式。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社会。近30年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覆盖了全球，再也没有可供扩张的空间来缓解其内部矛盾了。这意味着主流文明走到了尽头，人类被迫面对文明的转型。人类不得不聚合为一个整体，恰如当年西欧各封建庄园不得不聚合成“民族-国家”一样。
其实，类似的过程我们的先民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经历过了。当年梁启超回顾中国的历史注意到：
“战国以前，地理之势未合，群雄角立，而国家主义亦最盛。顾其敝也，争地争城，杀人盈野，涂炭之祸，未知所极!有道之士，惄然忧之!矫枉过正，以救末流。孔子作春秋，务破国界，归於一王，以文致太平。孟子谓：‘天下恶乎定?定於一。’其余先秦诸子，如墨翟、宋牼、老聃、关尹之流，虽其哲理各自不同，至言及政术，则莫不以统一诸国为第一要义。”(梁启超《新民说》)
可见“天下”取代“国家”是中华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飞跃。当今的世界恰类两千多年前的中华，中华当年的历史经验，或许能给今人以启示。“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在全球是否已经走到晚期?人们是否应开始思考今天意义下的“天下”问题了?这不是基于道德、理想的诉求，而是势之必然。
从春秋五霸、战国七雄过渡到大一统的“天下”后，我们的先辈既创建过多次大范围的统一、和平时代，在其中经济、技术、文化、艺术高速发展，奠定了中华民族庞大的人口基数;也陷入过多次暴烈的战乱、割据、杀戮时代，在其中道德沦丧、戾气泛滥、社会瓦解、经济崩溃、人口锐减。
正反两方面反复的经验教训，促使我们的先辈思考：天下太平需要怎样的“普世价值”?人们应当追求怎样的目标?思考的一个结论，凝聚在宋代张载的《正蒙·乾称篇·订顽》中：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一个大家族，精英集团应是家长，家长的任务是维护整个家族的利益，无论“疲癃残疾，茕独鳏寡”都视若兄弟，所以需“尊高年”、“慈孤弱”。非但人类社会如此，人类社会与大自然也本是一体，社会的价值标准须与大自然一致。
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发现：中国不是一个通常西方意义上的所谓“民族-国家”，而只能是一个“文明-国家”。他们称现代中国是“是一个装扮成一个国家的文明”(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转引自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对中国的古人而言，“天下”比“国家”更熟悉，也更常用。当礼记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时，李世民称“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时，范仲淹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时，黄宗羲说“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时，欧阳直公警告“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时，民谚称“苏湖熟，天下足”、“得中原者得天下”时，人们所称的“天下”为当时视野所及的整个社会—“普天之下”之谓也，没有“民族-国家”疆界的含义。中国读书人的正统发展道路是：“格物、致知、修身、正意、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以天下为己任”决非张狂，不过是循规蹈矩。即使进入了现代，“天下”仍是中国人最常用的概念之一，国民党元老于佑任就主张“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古名。”—覆盖了整个时空!
“天下”与“民族”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内部包含了巨大的差异性，生态环境、气候、语言、民俗千差万别。我们的先辈在数千年“平天下”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不妨随意列举一二：
汉字长期被视为中国落后的根源，以至于上个世纪上半叶，“文字改革”成为学界共识。1954年10月，周恩来总理提议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以拉丁化为改革方向。
然而表意的汉字可以克服方言的障碍，使广袤的东亚大陆不同的方言区，甚至不同的民族可以方便地沟通信息。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汉字文化圈”（图1）。在整个农耕文明时代，汉字覆盖的人口与地域最大。可见汉字具有强大的社会整合力量。
图1：汉字文化圈
绿色：完全使用汉字的地区
浅绿色：位于圈内但仍然主要或同时使用其他文字的地区
深绿色：古代使用汉字、现在部分使用或废止汉字的地区
黄色：过去汉字文化圈曾涉及到的地区
取自：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cn/%E6%BC%A2%E5%AD%97%E6%96%87%E5%8C%96%E5%9C%88
郡县制有效地消除了封建割据，带来了大范围、长期的和平局面;使远距离的人流、物流成为可能，为商贸发展提供了空间;促进了生产的发展。郡县制靠官僚集团运行，管理官僚集团成了体制健康的核心问题，所以古人总结出“治国即治吏”的经验，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到黄宗羲的民本思想，在吏治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弥足珍贵。
“天下”是一个再无扩张余地的单元，无法以邻为壑。统治者不得不在系统内寻找出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一再告诉人们，放纵精英集团聚敛，必定导致天下大乱。于是“克己复礼”，克制物欲，破“心中贼”乃“平天下”之本。治理天下的要点首在伦理，用时髦的话就是“精神文明建设”，而非刺激、满足物欲。
“天下”各区域间千差万别，在一个地区合适的做法，未必适合另一个地区，强制推行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于是古人得出了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经验。发展到后来形成了朝贡体系。不同于殖民体系的掠夺，在朝贡体系中，中原王朝对外藩“厚往薄来”，其目的不在于经济剥削，而在于稳定边陲。
凡此等等，与当今主流文明大异其趣。当初正是这些特征，使中国在西方强权面前被动挨打，而今当全球人类文明陷于困境之时，我们先辈数千年积累的经验教训却能给出有益的启示。
对“黄色文明”痛心疾首的《河殇》，这样评价郑和下西洋：
“它是一次几乎纯而又纯的政治游行，它要施恩于海外诸国，以表达中国皇帝对它们名义上的最高宗主权。多么慷慨温和的君子国行为呵。黑格尔说，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和贸易。可是，太平洋邀请来的中国人，竟是所谓‘正其谊而不谋其利’的谦谦君子。”
不能不佩服《河殇》的深刻，看出了“蓝色文明”与“黄色文明”的差异：“从事征服和贸易”还是“正其谊而不谋其利”。
“蓝色文明”从事的征服和贸易，导致了数百年无数的战争和杀戮，中华民族深受其害。而这一切的根源是，“蓝色文明”向外扩张以图缓解其内部矛盾。《河殇》内心的期望是：中华民族抛弃“黄色文明”而拥抱“蓝色文明”，这就是后来“与国际接轨”的滥觞。
然而人们似乎忘了，“蓝色文明”的基础是“征服和贸易”，征服与贸易并列，而且排在前面。美国就是这个文明的典型。它的“两个基本点”一是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是一般的强大，而是要保持与世界各国间的代差;二是独一无二的金融霸权，而金融是攫取贸易利益最有效的手段。
当“全球化”将世界联为一体后，这种基于暴力的扩张型文明还能向哪里扩张?没了扩张空间，其内部矛盾如何缓解?中华民族能走这样的道路吗?
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较大的贡献”是什么?
在农耕文化时代，中华民族创造了延绵数千年不中断，且多次登上世界顶峰的奇迹。说它是奇迹，因为它在整个文明史中独一无二。这奇迹的意义在于：它在实践中探寻着文明的可持续性。数千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理应是整个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基于此，探索“平天下”之道，将人类引向“环球同此凉热”的新型文明，才是中国应对人类做出的贡献。
本书不是正统的史学著作，只是从笔者个人的视角观察中国历史，虽是一孔之见，却也看到了许多在鸿篇巨制中看不到的东西。不像一些著名人士，本书没有提出什么“政策主张”、“治国方略”，没有张扬什么“主义”。本书关注的是提出主张、主义、方略者需认清、想透的问题，不能清晰地认识这些问题，没有有效的手段处理这些问题，所谓“主张”、“主义”、“方略”势将沦为空谈。
读者朋友何不也从这个视角看看，然后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
逻辑上，本书可分为四大部分。
第一章和第二章观察中国私有制社会的形成和这个社会的基础单元—宗族。
第三章到第五章观察中国的官僚政治与由此衍生的官僚资产阶级。
第六章到第八章观察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民营资产阶级。
最后一部分观察三个敏感问题：货币、科技、文化基因。
现在，让我们从中华文明的起点，回顾历史的经验教训。
结语：让历史告诉未来
为了给自己释疑解惑，笔者从自己的视角观察了中华传统文明。这种观察得出的见解，让笔者摆脱了对主流学界的依赖与盲从,当然它未必合于主流学界的胃口。
史实告诉我们：文明史的基本社会结构总体上是由“治人”(统治)而“食于人”(被供养)者和“治于人”而“食人”者两大基本集团构成,用今天流行的语言，前者是“精英”，后者是“P民”。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这两大集团的形成途径不同，“治人”、“食人”的方式各异。就中华大地而言，宗族既是形成社会分化的重要基础，也是掩盖社会分化的重要机制。所以既有令人神往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又有令人胆寒的“诛九族”。
在这样的社会中，被统治者的反抗不可避免。如何维持统治(即如何保障自己的“执政能力”)遂成为精英集团不得不念兹在兹的首要问题。在数千年无数“成、住、坏、空”的轮回教训后，精英集团发现了“山中贼”与“心中贼”两条战线。前者是公开的造反行为，后者是内心造反的动机。史实一再证明：“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在绝大多数场合，草寇绝非职业军队的对手，不难击破之。但只要“心中贼”不灭，那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史上一再出现星火燎原的局面，到此刻，一个王朝的寿命就走到了尽头。
于是统治集团不得不“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所以皇帝都追求“文治武功”。将“文治”放到“武功”之前是有道理的，既然问题的症结在“心中贼”，即被统治者的造反动机，精英集团治理工作的重心，就在于尽力使“P民”成为顺民，而非刁民。于是历代均大力旌表义夫、节妇、孝子、贤人、隐逸以及累世同爨者，留下了许多“**牌坊”之类的古迹。
然而导致“P民”产生“心中贼”的首要原因，是精英集团对生产资料(那个时代主要是土地)的聚敛兼并，这使越来越多的“P民”失去生计，成为“江湖人”。对这些衣食无着的“江湖人”，旌表了无意义，不择手段是他们得以生存的必要前提。聚敛兼并的趋势假以时日，“江湖人”渐渐积累成遍地干柴，终将形成这样的局面：一个小事件就会导致星火燎原，而为这熊熊烈火提供能源的，大多是与此事件无甚关系的“非直接利益相关者”—这表明社会已充满戾气，王朝已丧失“天命”。戾气往往是在前几任执政者手中积累起来的，到了最后时刻，执政者已无可奈何了。所以明亡后，李自成吊崇祯曰：“君非甚黯，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这里“臣尽行私”正是长期聚敛兼并的必然结果。
对聚敛兼并的危害，早在两汉时期就有了深切的认识。王莽、王安石等的变法，无非是试图缓解聚敛的速度。但这直接妨碍了精英集团成员的利益，遭到了体制内的强烈抵抗，王莽死于乱兵，王安石则被主流学界定评为“阴贼险狠，与人异趣”、“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两次变法的后果都是王朝的覆灭，真是“不变法等死，变法找死”。
到了明代，人们思考历代变法失败的原因时，找到了这些变法的共同点--周礼。
“敢用《周礼》王莽其上也，宇文泰其次也，王安石其下也。”(霍韬(1487年-1540年)《与夏公谨书》)
“用《周礼》误天下者，王莽、刘歆、苏绰、王安石也。”(夏言(1482年-1548年)《申议天地分祭疏》)
《周礼》的时代，土地私有制还在其“初级阶段”，在“公有制”的外壳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井田制之后，生产资料逐步私有化，但《周礼》的精神遗产还在起作用，政府仍感到需保障每个家庭有一块可以养家糊口的土地，而“市场机制”总是导致的土地所有权日益集中，无地流民的数量渐成暴涨之势。政府的反应就是创立这样那样的“田制”，对市场机制进行行政干预。然而这种干预一次次失败，中唐以后，“不立田制”，政府放弃了对生产资料所有权分布的行政干预，生产资料私有制确立。产、官、学三位一体的精英集团成员，既有聚敛兼并的强烈动机，又有聚敛兼并的高效手段。变法者要阻遏他们聚敛兼并，当然是犯众怒之举。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核心，是所有者的自由处置权。这是聚敛兼并得以实施的法理基础(也是一些势力拼死也要强行通过“物权法”的深层原因)。变法者动用行政权力干预这种处置权，其实就是在限制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所以明代学者将历代变法归结于“用《周礼》误天下”。这样的归结是有道理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对公权力私有制的适应性反应，在公权力私有制的大环境下，生产资料公有制已被历史证明行不通。然而生产资料私有制下，聚敛兼并趋势不可避免。聚敛兼并的机制，既有市场动力—“以末致富，用本守之”，又有行政动力--“宦游而归，鲜不买田”。
体制内感受到聚敛兼并危机的，只有中央政府和皇帝，而中央是靠各级官僚统治社会的，官僚们之所以跑来当官，图的无非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中央不可能完全断了他们的财路—那谁还来给你卖命?于是皇帝与官僚、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就成了官场的常态。当中央强势时，吏治相对清廉，聚敛兼并速度较慢，但公权力私有化的体制下，中央的总趋势是一代弱于一代，于是朝纲日渐败坏，聚敛兼并日渐加速，当中央对地方渐渐失控后，聚敛兼并就呈几何级数发展，结果就是天下大乱。
天下大乱往往被称为“革命”，它其实是老精英集团因聚敛兼并过度而丧失“天命”的结果。“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逐鹿中原”的实质是追逐对公权力的控制，最终获得公权力的集团成为新的统治集团，它同老统治集团一样，由若干个宗族为核心，拥戴其中最强大的宗族为皇族，再次建立起控制公权力的郡县制政府结构。郡县制靠职业官僚控制社会上层，靠宗族控制社会下层，势将再次形成产、官、学一体化的新精英集团，它势将再次走向聚敛兼并之途。
由此观之，两三千年的历史中，一再重复的其实是改朝换代。许多被称为“革命”的宏大事件，其实是轮回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环节：当社会演化到那个地步时，已经是在劫难逃了。本来意义上的“革命”，其实质不在于有无暴力，而在于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的质变。满清覆灭，不过是一个老统治集团丧失“天命”的必然结果。此时，对未来道路的选择，大体出现过四种主张：
其一，是国人驾轻就熟的改朝换代。最典型的就是袁世凯称帝。然而帝制在外敌面前的孱弱颟顸，使人们对之失去了信任，洪宪皇帝只好在国人的唾骂声中一命呜呼。但几千年改朝换代的历史，在我们的社会中留下了沉重的遗产。其后的历史证实，许多弄潮健儿，其内心的动机仍是改朝换代。“彼可取而代之”，“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观念深深地烙在每个华人的心头。没有条件时，它不过是谈资，一旦有了条件，就会显化，制造出大大小小的专制君主。
其二，是舶来的自由资本主义。在学界，因为欧美列强这个宏大的背景，它势力颇大。既有言之凿凿的理论体系，又有欧美国家强大而文明的范例。从严复到胡适，一批著名的学者是其旗手。在社会上，它的载体是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百年实践证实，这个阶级短视、贪婪而软弱。它总是成为当时当权者的附庸，而同时又不断地腐蚀它依附的当权者。
柳传志传神地展现了这个阶级的特色：“不要对企业家抱有多大的希望，一切取决于政治环境——环境好，我们就会更努力，在经济方面发挥作用;当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少说话，或者是少经营业务。”“作为一个企业家，我从来软弱，但是我不摇摆。”(《柳传志：我希望改革 中国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2012-10-15财经网(北京))
柳传志正确地指出：“绝大多数企业家把谋取利润、增加社会财富作为最终的目标”(同上)。笔者在《中国困境的政治经济学透视》中，通过对统计数据的历史分析证实，正是对利润的持续追逐导致了货币构成的失衡，进而阻滞了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转。在不改变经济运行机制的前提下，应对这个问题唯一可行的选择，在逻辑上是超额发型货币，而这势必导致货币与可交换财富的失衡，其逻辑结果只能是货币体系崩溃。西方列强应对之策是扩张—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和今天的全球化。通过占据全球产业链的顶端，使自己的货币覆盖范围远远超出国界。而实现这一点，需要依托军事实力的金融霸权。而这一切，对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者而言，根本就匪夷所思。
其三，是由官僚体制衍生的官僚资本主义(或称权贵资本主义)。清末以降，这是中国政经舞台上最显眼的力量，它活跃于甚至主导着洋务运动时代、北洋政府时代、南京政府时代，直到今天，它还风采依然。可以确当地称其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学界每有人将其与当年德国的李斯特主义相提并论，然而两者差距甚大。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是在西方列强的阴影下，在郡县制的官僚体制上生长出来的。对内，它天然地依赖行政权力把持利源;对外，它有浓厚的买办色彩。于是它成为国际资本在中华大地上的代理人、包工头。李斯特主义使德国、俄国、日本迅速崛起，成为新的列强，并在二十世界的两次世界大战中扮演了令人目眩的角色，而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却将自己的国家引向半殖民地，任人宰割。
其四，则是本书第十一章涉及到的马克思主义。当整个社会在迷茫中探寻道路时，当上述道路都被证实走不通时，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中国。它与传统文化中的整体主义、大同思想、理性倾向一拍即合，于是导致了几乎是全球独有的奇观：知识界整体左倾，社会上层众多的一流大知识分子筹组了一个张扬社会底层公众诉求的激进政党。
这个事件意义之深刻，恐怕还要等上两三百年才能被真正认识到。前面三条道路都是在私有制大背景下的探索，而这第四条道路则直接向私有制挑战。
要知道，整个数千年文明史都是私有制，它根基之深厚令人难于想象。它有强大的武力，有久经磨练的统治经验，有雄厚的经济基础，这一切还不是最强大的，它的真正强大在于人类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了一百多代，它的观念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每个社会成员的心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自孟子以降，这样的社会分化就被精英集团视为“天下之通义”，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普世价值”。一切被视为“革命”的宏大事件，不过是改变人们在这格局中的地位，这样的格局本身则被视为天经地义。
老聃、墨翟、许行等人质疑这种“普世价值”，向往一个没有阶级分化的社会，他们被视为乖戾、悖谬、乌托邦。在清末民初的乱局中，一批博学之士选择了这个“乌托邦主义”，筹组了一个穷棒子党。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股几乎一文不名势力居然打败了依赖江浙财团和列强的“民国政府”。在这场斗争的最后阶段，展现出摧枯拉朽，“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态势，震惊了全世界。
这支土包子军队进城后，曾打算搞“新民主主义”，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一段资本主义。而那些高声拥护“新民主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则自觉而本能地去腐蚀刚进城的土包子军队。腐败案例大面积发生，土包子军队沦落到临李自成的下场，几乎就是必然的。中共高层不得不对腐败案件痛下杀手，才遏制了这股危险的趋势。正是这样的经验，将“新民主主义”送进了历史档案馆。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
1949年的胜利往往被称为革命的胜利，但它很类似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如果获得胜利的集团，有意识地“从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那它就是地道的改朝换代了----改变原有社会结构中部分成员的社会位置，却不改变社会结构本身。正是社会主义改造使之不再是改朝换代，而是真正的革命----力图改变社会结构。毛泽东在战争胜利前对党内强调：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显然，在毛泽东心目中，真正的革命将在战争胜利之后展开。这革命的本质是试图摆脱沿袭了几千年的等级社会。所以毛泽东治国，始终以反对官僚主义、缩小三大差别、保障工农权益为主轴。
历史告诉我们，这场革命进行了不到30年。此后，主导思想变成“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主政者念兹在兹的是“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与之呼应，学界则大倡“告别革命”。沿此前进30余年，遂有了今天人人熟知的现实。
革命为何未能继续下去?这是个严肃而重大的研究课题。非本书可以讨论。迄今为止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以历史尺度衡量，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文明，以当今资本主义工商文明为其高峰。基于货币制度的国际金融垄断集团，拥有史无前例的聚敛兼并手段，将全人类都卷入了一场巨大的漩涡之中。人类如果不想在这场漩涡中灭亡，就只能寻找途径，以摆脱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文明。
这个问题早在“空想社会主义”的年代就提出了，对公有制社会的新文明，马克思力图为其建立理论基础。在实践上，巴黎公社进行了62天的实验，苏联进行了几十年的实验，中国进行了不到30年的实验，其他一些国家也进行过或长或短的实验。在社区一级，至今仍有许多实验在进行。与有数千年历史的私有制相比，这些实验的时间短得就像一瞬间。它们不可避免地稚嫩、粗糙、充满错误，它们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如果人类不想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中自我毁灭，就必须百折不挠地探索下去，这些实验就是人类珍贵的精神财富，人类必须从中获得经验教训，一步步找到理性的集体生存方式。
这样的集体生存方式到底是何样?如何从现状走到未来?尚需艰巨的探索，这既需学者的研究与辩驳，又需实践中的实验。从历史经验看，以下几点似乎值得特别注意：
1、当今的全球，类似于春秋战国的中华----处于“大争之世”。梁惠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答曰“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当年的学者们见解各异，但大多认同孟子的“定于一”。只有一个统一的公权力，才能避免以国家的名义以邻为壑、尔虞我诈、巧取豪夺、攻伐杀戮，才能有一个太平的天下----此即“平天下”之谓也。由此引发了以下两个问题：谁可能统一全球公权力?全球公权力如何面对有限资源与无限物欲间的矛盾?
2、当初，齐物质文明有舟楫之便、渔盐之利，精神文明有稷下学宫;楚地域辽阔;其他山东诸国也曾先后称霸，然而实现天下“定于一”的，却是被视为野蛮落后的秦。想当年，齐为东部发达地区，而秦是紧靠西戎的落后地区，用今天“梯度发展战略”的时髦思维，秦追随齐，齐按自己的面貌一统天下是顺理成章的。然而历史偏偏和逻辑开了个大玩笑。原因何在?李斯的见解值得注意：
“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李斯《谏逐客书》)
由余、百里奚、蹇叔、来丕豹、公孙支、商鞅、张仪、范雎、韩非、李斯、吕不韦这些人分别从军事战略、外交战略、经济建设、社会组织、价值标准、政治制度等方面改造了落后的秦国。打破了旧的贵族垄断体制，开辟了社会底层人士靠耕战上升的通道，使秦的社会活力与内聚力远超出山东六国。这才是国家竞争力之所在。春秋战国的主题是“变法”，因为老的贵族世袭制已经腐朽堕落。相比之下，秦的变法最彻底。今天私有制已经陷入困境，“变法”再次成为全人类的主题，在这个社会环境下，“变法”的主导方向何在?谁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并有效地解决它，谁就有可能统一全球的公权力。
3、对于一个基于全球的公权力，它将无法效仿资本主义工商文明，无法向外扩张、转移矛盾，将自己的富庶建立在其他地区的贫困与混乱的基础上。于是它必须探索新的道路，以解决人类的物质欲望与有限的物质资源间的矛盾。而这正是中华传统文明长期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于是，中华传统文明对人类的未来，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史实告诉我们，在中华大地上，尽管公权力早已私有化，但主流价值标准却是整体主义的，正如绪言所引张载的《正蒙·乾称篇·订顽》所言。“家天下”一方面固然是一个家族把持整个公权力，另一方面又蕴含了“天下为家”的理念，所以士人的理想是“格物、致知、修身、诚意、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各级官僚的正式伦理价值是“父母官”。在这样的理念下，维持“家”内部的和谐、公正，消弭各种矛盾;保护“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对执政者是题中应有之义。
当这些理念较好地被实践时，就会有大范围的“治世”。然而这一切均取决于官僚集团本身的选择，当他们将这些理念仅当做自我标榜时，天下就只能走向乱世了。这样的事例反复出现，以至于民间将为官格言“爱民如子，执法如山”调侃为：“爱民如子，金子、银子，皆吾子也;执法如山，钱山、靠山，其为山乎”。
可见，在公权力私有化的社会中，充其量只能有限度地遵循整体主义。史实告诉我们，公权力的私有化先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化，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对公权力私有制的适应性反应。马克思主要关注生产资料是公有还是私有。而苏联、中国的经验证实，当公权力为少数精英集团把持后，所谓“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事实上成了任精英集团自由处置之物，精英集团为了提高其使用“效率”，势必以各种借口、手段将其私有化。在苏联，是500天休克式“改革”，在中国，则是小步快走，从减员增效、承包、合资、分灶吃饭、股份制、“靓女先嫁”、“抓大放小”、“引进战略投资者”、“倒逼改革”、“MBO”……，一路走来，令人眼花缭乱。窥其目标，却异常清晰：将生产资料从名义上的“全民所有”变为法律上私人所有;将劳动者从名义上的“国家主人”变为法律上的签约雇员。
于是，公权力的公有化，就成为核心问题。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对此都进行了理论探讨。但在实践上，苏联、中国的革命都有浓厚的布朗基主义色彩----一个以知识精英为核心的、无私无畏的理想主义革命集团，动员底层人口，依靠暴力夺得公权力，进而剥夺私有生产资料，建立起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在第一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革命理想与数千年形成的社会习惯势力间的矛盾，执政集团只能靠专政来压制顽固的社会习惯势力，并期望假以时日，使社会习惯势力得到改造。然而专政对革命队伍是一种强烈的腐蚀剂，它引诱大量逐利之徒涌入官僚队伍，使阿谀逢迎之徒渐次淘汰基于理论认同而加入革命的人。仅仅两三代人之后，当初的革命理论就沦为标榜之物，官僚集团成为这个社会事实上的主人，而他们对私利的追逐必然导致其走向官僚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这已被苏联、中国革命的经验所证实。所以如何建立一个可以稳定存在的，公有化的公权力，使其不再为官僚集团所窃据，是一个远未完成的任务，它既需要艰难的理论探索，又需要不断的实践探索。这一探索中，对布朗基主义的分析研究不可或缺。
4、史实告诉我们，私有化是一个综合的、立体的过程，它至少包含三个逐次发生的子过程：知识资源、公权力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化，知识资源私有化为公权力的私有化创造了必要条件，公权力私有化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化创造了必要条件。由此观之，建立一个公有制的社会，亦须相应的三个子过程：只有社会公众知识水准大幅提高，有能力管理公共事务的人才不再奇货可居时，才可能实现公权力的公有制;只有公权力稳定地掌握在社会公众手中，其使用目标不再取决于掌权人自己的好恶与私利时，才可能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既然私有制的确立经历了数千年的历程，公有制的建立也必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即使考虑到历史演化在加速，这一过程也需数百年。在这数百年间，这两种文明的交叠、斗争将是历史的主线，这一斗争的结果，将决定人类这个物种是自我毁灭还是凤凰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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