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具有深刻的哲学基础，本文的主旨就是论述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的哲学基础。
一、实践论与群众路线
实践论是毛泽东的认识论的核心，与群众路线有着紧密的内在关系。
(一)实践和认识的循环往复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循环往复具有一致性
实践和认识的循环往复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循环往复具有一致性，这是基于实践主体和认识主体的统一。毛泽东把认识运动的总过程概括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1](p.296)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而认识和实践是不能分离的，认识的来源和目的在于实践。所以人民群众既是实践的主体，又是认识的主体。因而实践与认识的循环往复，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2](p.899)实践与认识的循环往复，从逻辑思维过程来说，包含着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的循环往复：“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1](p.310)如此的循环往复，表现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2](p.900)可见，无论是认识运动的总过程还是认识的逻辑思维过程，实践与认识的循环往复和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都是一致的。
(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与向人民负责具有一致性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与向人民负责具有一致性，这是基于真理的客观性和价值性的统一。毛泽东指出：“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而“真理必是有用”;[3](pp.42、150)前者是说真理的客观性，后者是说真理的价值性，而这两者统一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4](p.663)因为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在检验真理客观正确性的同时，也检验了真理合乎人民利益的价值性。就真理的客观性而言，“所谓真理就是在我们斗争实践中被证明了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东西，它适合人民的要求，使我们取得斗争的胜利”。[3](p.254)真理是对于事物的规律性认识，而“人们认识规律要有一个过程，先锋队也不例外”。[6](p.105)在这个过程中，人总会犯某些错误。因此，“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7](p.1480)然而，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2](p.1095)而且，“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我们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6](p.308)因而“认识了的真理就一定要坚持，如果不坚持会怎么样呢?那就不得了。把真理打烂就是把中国人民打烂”。[5](p.254)对于错误，则“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7](p.1480)而这就必须广泛听取群众的各种批评意见，即“要广开言路，打开窗户，不要怕打开窗户可能吹进沙子来”。[5](p.399)打开门窗听到的各种批评意见，既有比较全面的、正确的，也有片面的、部分正确的，甚至完全不正确的。毛泽东认为，如果“要求所有的人看问题都必须很全面，这样就会阻碍批评的发展”;[8](p.277)这些片面的、不那么正确或者完全错误的批评很多是“闲话”即“怪话”，但依然值得听取。他特别提到从“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的“闲话”中，认识到了边区老百姓负担太重的问题。[5](pp.309、404)从认识论来说，只有听取各种意见，才能尽量避免因片面性而犯错误。毛泽东指出：“我们有很多经验证明，搞错事情常常是因为看了这个侧面，没有看那个侧面，只听这一面的话，没有听那一面的话”，[5](p.257)只有听取各种意见，才能获得真理性的认识，因为“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8](p.279)就真理的价值性而言，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都是向人民负责，因而“坚持真理是公道，修正错误也是公道”。[5](p.255)可见，从真理的客观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出发，毛泽东论述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与向人民负责的一致性。
(三)实事求是与深入群众做调查研究具有一致性
实事求是与深入群众做调查研究具有一致性，这是基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毛泽东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而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深入群众做调查研究，即“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就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3](p.802)这意味着实事求是集认识论与方法论于一身：“实事”与“是”即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而用以认识它们的首要方法是向群众做调查研究。因此，实事求是与深入群众做调查研究是完全一致的。
第一，从调查研究的对象来说，面向基层群众的直接性与实事求是之“实事”是一致的。要掌握“实事”即实际情况，就必须向身处实际的基层群众做调查研究。毛泽东说：“调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走马看花，一种是下马看花。”[8](p.134)他更强调下马看花，“如果我们观察问题是走马看花的，各样都弄一点，这只是空花费了时间，一事无成”。[9](p.381)相反，“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6](p.324)下马看花“就是要直接与基层群众面对面。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实事求是所要求的真实的材料。
第二，从调查研究的方法来说，对来自群众的材料分析综合的科学性与实事求是之“求”是一致的。所谓“求”，就是要从来自群众的材料中获得规律性的认识，以此解决实际问题，而这也正是调查研究的目的。毛泽东对此做了精辟的论述：“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2](p.839)就是说，调查研究运用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使得实事求是不只是发现和提出实际存在的问题，而且还要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
第三，从调查研究的态度来说。甘当群众小学生的自觉性与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态度是一致的。毛泽东指出，实事求是的态度同主观主义“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的态度是相对立的。[2](p.799)做好调查研究需要的是与自以为是相反的态度，即真心诚意地向群众学习。他说到自己做调查研究的经历时说：“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2](p.790)可见，做调查研究、拜群众为师的自觉态度与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是一致的。
实践论与群众路线的一致性，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工作路线的一致性。
二、唯物史观与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十分集中和突出地体现了它以唯物史观作为自己的根据。
(一)群众路线以唯物史观对历史动力的认识作为依靠群众的根据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p.1031)依据这样的观点，群众路线强调：“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6](p.324)革命战争依靠人民群众取得了胜利，毛泽东称革命战争为“群众战争”、“人民战争”。社会主义时期仍然需要依靠群众，毛泽东指出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群众的斗争只看做重要条件之一的说法，违背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人员创造的，而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后来有了一点东西，就不再那么靠群众了”。[10]这就是说，无论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多大的成就，依靠群众必须始终坚持，否则就背离了唯物史观。毛泽东还依据唯物史观，指出了如何使得群众能够成为足以依靠的力量。这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思想上必须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毛泽东说：“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间，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对于自己的力量具备信心。”[7](p.1131)这里最根本的是用正确的思想武装群众，“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6](P.320)要让正确的思想被群众掌握，就要使宣传教育大众化。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批评党八股的文风是“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这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2](pp.838、841、833)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依靠群众的题中之义。
第二，在方法上必须要把群众组织起来。毛泽东说：依靠群众就是“要干部去发动组织广大的人民，把成千成万的人民变为有组织的队伍;没有组织便没有力量”。[9](p.117)在组织群众的过程中，必须避免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前者“超过了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后者“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2](p.1094)党对群众组织领导的实质，就是通过群众组织作为依靠群众的中介。
第三，在制度上必须以民主集中制作为保障。毛泽东说：“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1](p.71)“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4](p.677)毛泽东在论述斯大林晚年独断独行、脱离群众的错误时说：“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8](p.19)这一定的制度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民主集中制，即“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6](p.35)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民主集中制保障群众成为我们最有力的监督力量，我们就会丧失群众这个最坚强的依靠力量。
(二)群众路线以唯物史观对历史规律的把握作为代表群众的根据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的愿望、呼声和动向，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要求。毛泽东在论述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时，指出这实际上反映了人民的需要：“二十八年前甚至连共产党也没有。为什么过去没有的东西今天会有呢?就是因为人民需要……共产党是后来因为人民需要才成立的。”[11](pp.305-306)群众路线正是以把握历史规律的自觉，阐明了只有代表人民群众，我们党才能代表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主流：人民群众对我们党作为他们的代表是否满意，决定了我们党是否被人民群众所接受，他们的满意程度，决定了我们党的地位的历史高度。毛泽东还依据唯物史观，指出了怎样代表广大群众，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说，生产力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因此，毛泽东指出，要代表人民群众，就必须努力发展生产力：“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2](p.1070)“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5](p.147)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8](p.214)这就是说，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只有致力于发展生产力，才能代表人民群众。
第二，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说，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民群众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的历史。因此，代表人民群众，就要领导和支持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权利而奋斗。在建党初期，毛泽东指出，要“特别注重”劳工的三个权利：“一、劳工的生存权，二、劳工的劳动权，三、劳工的劳动全收权”;否则，虽然“美其名曰全民政治，实际抛弃了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工”。[12](pp.8、9)1945年，毛泽东在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纲领即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时，提出应当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方面“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2](p.1063)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因而特别强调人民群众的管理权，认为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6](p.129)这意味着只有不断探索如何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才能从根本上代表人民群众。
第三，从领袖与群众的辩证关系来说，毛泽东指出：“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13](pp.401-402)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就必须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罢免他。
(三)群众路线以唯物史观注重发挥主体能动性的观点作为发挥群众创造力的根据
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是在他们发挥主体能动性的实践中实现的。因而毛泽东指出：“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2](p.1096)“列宁这句话，‘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讲得好。我们的群众路线，就是这样的”。[6](p.129)可见，群众路线是建立在相信群众蕴藏着极大的历史创造性基础之上的。毛泽东还依据唯物史观，指出了怎样发挥广大群众的创造性，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把关心群众生活作为群众路线的基础。在普遍的层面上，群众参与历史活动的积极性，是以实现自身利益为基础的。群众的利益首先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因而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必须从关心群众生活做起。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指出：“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1](p.138)
第二，把变革制度和破除教条主义作为发展创造性个性的基本条件。在个体的层面上，要发挥群众的创造性，必须充分发展群众的个性。这就需要变革制度和破除教条主义。毛泽东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是摧残个性的，使中国人民不能发展他们的聪明才智”。[5](p.336)因而需要推翻摧残个性的旧制度。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也需要改革不合理的环节，以利于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毛泽东引用《共产党宣言》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观点，将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改为“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样的人才具有“创造性的个性”。[5](p.416)这里实际上指出了只有从把马列主义当作教条的迷信中解放出来，才能发展不拘一格即创造性的个性。
第三，把发现、总结和宣传群众创造的经验作为工作方法。毛泽东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2](p.933)发挥群众伟大创造力的工作方法，就是到群众中去发现这些“诸葛亮”，总结他们创造的经验，加以宣传、推广，以此激发更广大群众的更大的创造力。
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是把唯物史观系统地运用于党的工作而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化的具体体现。
三、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理想与群众路线
毛泽东指出：“所谓伦理学，或道德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是讨论社会各阶级各不相同的道德标准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其基本对象是论善恶(忠奸、好坏)。”[14](p.186)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就是在伦理学的意义上将为人民服务视为道德至善。因此，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理想是群众路线的伦理学基础。
(一)在群己之辨上，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与感动群众相联系
为人民服务之全心全意，表现于群己之辨，就是在任何事情上，都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4](p.160)相反，“如果他为他自己个人图谋特殊利益，在我们的队伍里就叫做丧失道德的行为”。①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讲了愚公为了移掉两座大山，每天挖山不止，最终感动了上帝的故事，说明“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为了挖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即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这样“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2](p.1101)这种感动人民大众的力量就是为了人民不怕牺牲的道德觉悟。这样的道德觉悟，体现了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最高境界。可以说，用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感召和凝聚人民大众，是实行群众路线的道德担保。每个共产党人是否以无私之心感动了人民群众，民心是最好的检验。毛泽东说：“联系群众这一条，也要用客观标准来衡量。比如，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称首长，好像老百姓都拥护他，其实这不能说明问题，要看最后的盖棺论定，要看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泪。”[5](p.60)以开追掉会老百姓落不落泪来衡量共产党人有没有感动他们，就是把老百姓心里的道德天平看作最高裁决者。
(二)在义利之辨上，把革命的功利主义与为人民群众谋取利益相联系
毛泽东说：“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2](p.864)这里的“好”指广义的价值，包括道德上的善。所以，在革命的功利主义看来，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理想就是以人民群众得到真实利益为道德至善。
从革命功利主义出发，在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上，就必须要两者兼顾。就是说，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理想，要注重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然而，人民群众只有得到了当前需要的利益，才会为长远的利益而奋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9](p.267)人民是由个人组成的，人民的利益离不开个人利益。因此，从革命的功利主义出发，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理想要求兼顾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13](p.450)上述两个兼顾，给群众路线如何为人民谋利益提供了正确的道德导向。
从革命的功利主义出发，在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上，为人民谋取利益是目的，而不是把人民当作为自己或少数人谋利的工具。毛泽东通俗地把这两者的区别，叫作给老百姓以东西还是向老百姓要东西。他批评某些干部对群众“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的作风：“那末，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国民党就是只问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末，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这种党员的脸上就堆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2](p.933)只向人民要东西，就是将人民看作如同牛马般的工具：“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了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国民党是对立的，一个要人民，一个脱离人民。”[5](pp.57-58)这个对立就是把人民作为目的还是作为工具的对立，是维护还是践踏人格尊严的对立。与国民党视人民为任意榨取乳汁的牛相反，共产党把自己看作为人民耕田挤奶的牛。毛泽东引用鲁迅的诗句“俯首甘为孺子牛”，要求一切共产党员“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2](p.877)毛泽东说共产党也会向人民要东西以支持革命事业，然而，“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只有在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并确实生了成效之后，我们去做第二方面的工作——向人民要东西的工作时，我们才能取得人民的拥护，他们才会说我们要东西是应该的，是正当的”。[9](pp.467-468)这就是说，只有将为人民谋利益作为目的置于最优先的价值，向人民要东西才具有道德的正当性，才能使向人民要粮草的群众工作体现党的群众路线而不是官僚主义的运动群众。
从革命的功利主义出发，在动机和效果的关系上，不仅要有为人民服务的动机，更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效果，而且要用后者检验前者。毛泽东说：“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2](p.873)只有顾及为人民服务的效果，才是“真正的好心”即具有道德良心。从动机和效果的统一出发，为了使为人民服务达到好的效果，就必须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毛泽东说：“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2](p.873)因此，毛泽东在赞扬白求恩无私地为人民服务的同时，特别指出：“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4](p.660)将动机和效果相统一，就是要在贯彻群众路线中，注重为民的实效、提高为民的能力。
(三)在道德主体上，把加强自我修养与同群众打成一片相联系
在道德主体上，把加强自我修养与同群众打成一片相联系，就是在与群众打成一片的过程中，洗刷自己思想意识上的污泥浊水，加强道德修养。
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理想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就是用平等的态度对待群众。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4](p.522)这就是要求以平等的态度对待群众;就是要自觉地抵制特权。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强调：“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6](p.135)以平等态度对待群众，在两者的情感沟通上，就应当与群众交心。毛泽东谈到自己到农村开调查会，在和农民“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好朋友看”;[9](pp.383-384)“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8](pp.354-355)以平等态度还是以官气对待群众，在道德评价上，表现了境界的高低：“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8](p.378)
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理想体现在自我的道德规范上，就是做忠实于人民的老实人。毛泽东说共产党员的“品德就是忠实为人民服务”。[15](pp.203)总体来说，做老实人就是正直而不谋私利、实干而勇于担当。他还说：“我们应该是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2](p.822)办老实事就是以科学的态度办事，这在毛泽东看来，最基本的是两条：一是以“科学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精神”办事;[9](p.390)二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1958年，毛泽东针对把客观规律作为迷信来破除的情况说：“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否则“就不好办事，就要死人”。[8](p.448)以科学态度办老实事，就必须去掉自以为得计、自以为聪明、哗众取宠这些不良品德。老实人在言论上就是说老实话，即讲真话。毛泽东对此有个概括：“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并解释道：不偷就是不能把别人做的事说成是自己做的;不装就是不能把不懂的事说成懂的，不吹“就是报实数”，不扯谎。[5](pp.349、351)总之，做老实人贯穿着对人民诚信的品德。
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理想体现在个人的意志磨练上，就是具备为人民事业永久奋斗的精神。毛泽东说：“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这个永久奋斗是非常要紧的，如要讲道德就应该讲这一条道德。”[9](p.191)意志的磨练总与一定的境遇相联系，在革命战争的艰难环境里，永久奋斗的意志就是“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然就不能抵抗各种恶势力恶风浪，例如死的威胁，饿饭的威胁，革命失败的威胁等等”。[9](p.262)在革命胜利执政的环境里，永久奋斗的意志就是要抵御各种诱惑，“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p.1438)在受到错误处分即降低职务和调动工作的情况下，永久奋斗的意志就是将这看作“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如同“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那样。[6](pp.291-292)正是经过这样的意志磨练，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理想才能内化为自身的德性。
中国传统哲学具有注重人生理想的长处，把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理想作为群众路线的伦理学基础，正是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哲学这一优良传统。
重温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的哲学基础，不只是为了理解群众路线的理论内涵，更是为了在当前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中，谱写出新的理论篇章。
注释：
①毛泽东：《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人民日报》1951年12月21日。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哲学批注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6]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J].党的文献，1993，(4).
[11]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2]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3]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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