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一个人胜过多数，因为真理往往在他一个人手里。如马克思，
真理就是在他一个人手里。列宁讲，要有反潮流精神。各级党委要考
虑多方面的意见。要听多数人的意见，也要听少数人的意见或个别人
的意见。因为，真理往往不在多数人手里，而在少数人手里。”
话说1959年4月2日，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
4月2日晚，毛泽东对《麻城县万人大会的情况》等几个报告写了一个批示：
“这几个文件都值得看。特别是《麻城县万人大会的情况》，值得看，办法很好，县社两级该退还的，迅速地退还给生产队了，一身清净，然后进而解决队与社员的矛盾，公社就可以大大地发展起来。”
4月3日，吴冷西根据毛泽东指示，在《人民日报》上对印度尼赫鲁3月30日的讲话做了详细的报道，并着手写相关的评论文章。
4月3日，毛泽东对《麻城县万人大会第二次报告》作了批示，他在批语中写道：
“此件极好，每一个县社都应这样做。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清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5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4月3日下午6时，毛泽东在谭震林来信的批示中写道：
“各县、社4月不开大会。原定5月开社、队代表大会，可以考虑在5月上旬或中旬到县里开，彻底解决3月会议没有彻底解决的权力下放、算清账目、包产指标3个问题，然后选举公社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社、队管理机关。就算帐这个问题来说，3月省、县大会我们缺乏精神准备。郑州说的是一般不算，应翻过来，一般要算。有些省已经翻过来了。如湖北，但也没有翻透。说的是县、社要向生产队算清过去几个月大调大抓的帐，解决大集体与小集体间的矛盾，这当然是要首先解决的。还有一个必须随着解决的矛盾，生产队干部与生产小队干部、全体社员群众间的矛盾，小集体与社员的矛盾。这个问题，如麻城县那样大规模解决，是最近几天才提出来的，才进入我们的认识领域。这是一个以贪污形式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并非最近才发生，但只有在1959年才能解决，只有在现在才能建立真正的群众监督。像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大问题，没有省的决心、县的直接领导，我看是不能解决的，因此我建议5月的会到县里开。是否如此，请你们委员会讨论一下。”
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看了湘剧《生死牌》，剧中海瑞刚直不阿的形象，使毛泽东感触颇多。于是，他借来《明史》，看了《海瑞传》。
4月4日上午，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首先说起了海瑞的故事，他说：
“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骂嘉靖是‘家家皆净’，还把这话写在给皇帝的上疏里，很不客气。皇帝看了，几次丢在地下，又几次拾起来看一看，想一想，觉得海瑞这个人还是好人。但终究把他关起来，准备杀掉。有一天，看监人忽然拿酒菜给海瑞吃，海瑞很奇怪，便问看监的老头，才知道嘉靖皇帝死了。他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
明朝皇帝对臣下严酷，廷杖致死，还是堵塞不了言路。无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因此，要学习海瑞精神，海瑞敢说真话。”
毛泽东讲完了海瑞的故事，接着又讲了一个卞和献玉的故事，他说：
“楚国有个卞和，得到一块很好的玉石，献给楚王。楚王不识货，说他骗人，把他的左脚砍掉了。第2次又献上去，还说他骗人，右脚也砍掉了。卞和坚信真理，坚信自己献的是一块好玉，第3次再献上去，剖开后证明确实是一块好玉。他由此取得了楚王的信任。”
毛泽东由故事引入正题，他在讲话中要求党内干部为了党的事业，要敢于讲真话，不要怕这怕那。他还说：
“我同一位女同志跳舞，问她：上海的情况如何?她说：我是大学教授，不能讲。我说：你不问政治?她答：不是不问，而是不敢问。我问柯庆施怎么样?她说：更不敢讲。又问她：我怎么样?她说：你英明伟大。看来，这位大学教授对我们的信任，是很有限度的。”
他又说：
“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
毛泽东最后说：
“我的缺点，你们也要批评。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
后来，毛泽东对胡乔木说：
“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建议找几位历史学家研究一下，写写这方面的文章。”
毛泽东还向彭德怀推荐读《明史.海瑞传》。彭德怀后来找来了有《海瑞传》的那卷《明史》，在他访问东欧前，有半月时间常置案头。
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草案中对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经济计划指标进行了一些调整，原指标再次被压缩，将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降为1300万吨，原煤产量指标降为3.4亿吨，其他工业品指标也大幅度降低。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
4月5日上午，毛泽东在在全会上讲了十几个问题。他在讲到工作方法问题时说：
“现在有些同志不多谋，也不善断，是少谋武断。要多谋善断，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不行。要与多方面商量。要反对少谋武断。多谋，过去往往与相同意见谋得多，与相反意见谋得少;与干部谋得多，与生产人员谋得少。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多谋的方法很多，如开调查会、座谈会。谋的目的是为了断。”
“要多谋善断，要多听人家的不同意见，善于观察形势，当机立断，在党内，要造成有话就讲，有缺点就改进的空气。”
毛泽东还说：
“有时候一个人胜过多数，因为真理往往在他一个人手里。如马克思，真理就是在他一个人手里。列宁讲，要有反潮流精神。各级党委要考虑多方面的意见。要听多数人的意见，也要听少数人的意见或个别人的意见。因为，真理往往不在多数人手里，而在少数人手里。”
毛泽东强调党内民主、反对家长制。他以自己和弟弟毛泽覃的关系为例，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说：
“我这个人也有旧的东西，比如有一次，我的弟弟毛泽覃同志和我争论一个问题，他说他对，我说我正确，他不听我的，我也没有说服他，就要打他。毛泽覃当场质问我：‘你怎么打人?’后来，他还在一些人面前讲我的闲话，说：‘共产党实行的是家法、还是党法?难道我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就可以打人?如果实行家法，父母亲不在，他是哥哥，也可以打我。”
毛泽东说：
“对人民、对同志，不能压服，只能说服，要以理服人，我们都是平等的同志关系。”
毛泽东鉴于不少人在全会上仍然坚持生产高指标，不愿意压低1959年工农业生产的指标，而且，持这种意见的人还占了上风。他们认为，纠“左”已有半年多了，再纠下去会给群众泼冷水，会给大跃进运动抹黑，而且，右倾大有抬头之势。对此，他说道：
“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行。1959年不搞“马鞍形”是不行的。“马鞍形”将来还会有，做计划要留有余地，给下面留点积极性。不给下面留有余地，也就是不给自己留有余地。留有余地上下都有好处。如农村包产，指标定为2000斤，这就没有余地了。过去打仗留预备队，现在搞生产忘掉了。工作计划一定要留有余地，不能满打满算。保证重点是重要的，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们要按政策办事情。”
“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空气，嗅思想动态。北戴河会议以后，我们的经济计划一直被动，自己毫无主动。武昌会议被迫由3000万吨钢搞成2000万吨。
北戴河会议决议是大会通过的，通过之后，我看了一下，我也有责任，我没有提出意见，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在高潮，越多越好，3000万吨。但到武汉，我就改了，我说不行了。我经过河北，经过河南，特别是经过河南郑州会议，形势不对了，我就提出降低1000万吨，只搞2000万吨，或者还少一点。”
毛泽东很不满意几个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他说：
“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你写文章干什么?你是要人家懂。你写古文，许多问题不交代给人家，人家怎么会懂呢?今天交代了，明天又不交代，结果忘记了，不懂心理状态。我是赞成朱自清的风格的。朱自清是清华大学一个教授，他的文章写得好，另一个侧面不好，就是不神气。第一个神气的是鲁迅，他的话是口语。鲁迅的杂感，你看那个《阿Q正传》不是口语?‘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什么‘儿子打老子’之类都是口语。对这个问题，我讲了一万次了，但是许多同志没有改过来。也许从今天起还是改不过来，但是我有生之年，没有见阎王，我就要整这件事。六亿人民，1300万党员，你要给他们阅读，你写古文，你写半文半白结合的文，又不交代问题，又不使人看了通顺，懂得你的意思，不行。所以，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一定要禁止，不要拿出来。你拿出来，我就要反对，立即顶回去。一望之下，你这个东西不行，就要顶回去。”
毛泽东还讲了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故事，他说;
“海瑞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非常不客气。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我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了。”
他转对周恩来问道：
“同时也劝你看，你看了没有?”
周恩来回答：看了。
4月5日下午，毛泽东从上海到了杭州，住在杭州西湖西南岸的刘庄别墅里。
这天晚上，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如果有可能，我就游历黄河、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车，骑马对身体实在好，一直往昆仑山，然后到猪八戒的那个通天河，翻过长江上游，然后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我有这个志向，现在开支票，但哪一年兑现不晓得。我很想学徐霞客。徐霞客是明末崇祯时江苏江阴人，他就是走路，一辈子就是这么走遍了，主要力量用在长江。《徐霞客游记》可以看。”
毛泽东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让中央警卫局在北京西山组建了一支秘密骑兵大队，以备考察之用。由于形势很快就发生了重大变化，他的这一愿望就没有能够实现。
且说4月6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谭震林、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还有田家英、吴冷西、李友九，也来到了杭州，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会议，讨论、修改周恩来准备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李先念副总理的预算报告。
4月7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锋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汪锋同志：
我想研究一下整个藏族现在的情况。1、金沙以西，构成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包括阿里)，人口据说有120万人，是不是?2、面积有多少平方公里?3、农奴制度的内容，农奴与农奴主(贵族)的关系，产品双方各得多少?有人说二八开，有人说形式上全部归贵族，实际上农奴则瞒产私分度日，对不对?4、共有多少喇嘛，有人说8万，对否?5、贵族对农奴的政治关系，贵族是否有杀人权?是否私立审判，使用私刑?6、喇嘛庙对所属农奴的剥削压迫情形。7、喇嘛庙内部的剥削压迫情形，有人说对反抗的喇嘛剥皮、抽筋，有无其事?8、西藏地方各级政府及藏军每年的广大经费从何而来?从农奴，还是从贵族来的?9、叛乱者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有无5%?或者还要多些，或者少些，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何者为是?10、整个剥削阶级中，左中右分子的百分比各有多少?左派有无三分之一，或者还要少些?中间派有多少?11、云南、四川、甘肃、青海4省各有藏人多少，共有藏人多少?有人说，4省共有200多万至300万，对否?12、这4个省藏人住地共有面积多少平方公里?13、青海、甘肃、四川喇嘛庙诉苦运动所表现的情况如何?有人说搜出人皮不少，是否属实?
以上各项问题，请在一星期至两星期内大略调查一次，以其结果写成内部新闻告我，并登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如北京材料少，请分电西藏工委，青海、甘肃、四川、云南4个省委加以搜集。可以动员新华社驻当地的记者帮助搜集，并给新华总社以长期调查研究藏族情况的任务。
毛泽东
4月8日，毛泽东在刘庄别墅里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毛泽东又谈到了西藏叛乱事件，他说：
“此事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估计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中大家要议论。《人民日报》要着手准备一篇比较充分的、把问题展开来讲的社论。现在英国、美国和印度都在吵吵嚷嚷，搞反华大合唱，支持西藏叛乱集团，反对我们平叛。我们要沉着迎战，要准备在宣传上加以反击。你们回北京后就着手准备。”
4月12日，毛泽东离开杭州，乘专列经济南、天津回到北京。
4月13日，周恩来回到北京后，让吴冷西着手起草有关西藏问题的评论。为此，还成立了一个以吴冷西和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为负责人的专门小组，成员有中央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张彦，中宣部国际宣传处长姚溱，周恩来的外事秘书浦寿昌。周恩来说：
“你们这个小组直接归我和小平同志领导，每周或半月在《人民日报》社开会，讨论有关国际问题的报道和评论，有问题直接向我请示。目前集中力量研究和起草有关西藏叛乱和印度当局态度的报道和评论。”
这一天，毛泽东乘车从中南海出来，突然看见表哥文涧泉正在路上徘徊，就示意秘书停下来，把文涧泉接到车上，拉回家中。毛泽东问道：
“十一哥，你来了多久了?”
文涧泉怏怏不乐地说：
“来了几个月了。”
毛泽东又问：
“住在哪里?”
文涧泉有些生气地说：
“人还没死，就摊了门板。”
文涧泉说摊了门板，是指乡下有个习俗，死了人之后，尸体要在门板上摊1天，然后再入棺。这显然是气话，埋怨他住的地方不好。毛泽东笑着说：
“火气还不小嘛。我从武汉回来刚几天，前天才知道你来了。”
原来，文涧泉这位老农在家乡做了几十年的田，对水稻的栽培和管理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他认为水稻要合理的密植，才能增产。可是，他的观点在大跃进高潮中遭到了批判，说他是经验主义，是保守，大门上还被插了白旗。文涧泉一气之下，在1959年初来到了北京，要找表弟讨个说法。他住在一个条件较差的招待所里，要见毛泽东，可是每次都被挡了驾，回答是：“主席外出视察，不在家。”就这样，他在北京一直等了将近半年之久。
这一天，文涧泉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一位外宾，就知道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于是，他就向中南海走去，结果，还是被当了驾。正在他不知所措时，被毛泽东看到了。
毛泽东听了表兄受冷落的经过，就说：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住宿差，好吧，马上给你换个地方。看样子，十一哥有什么不称心的事啊?”
文涧泉说：
“能称心得起来么?我挨了批，还插了白旗。”
毛泽东不胜惊讶，问道：
“你为什么挨批插白旗了?”
文涧泉说：
“开头是为队里密植。后来是为大炼钢铁，砍了黄土岭的油茶林。你不是说过，油茶是个好东西么?”
毛泽东叹息着说：
“黄土岭的油茶林也砍啦，可惜，可惜!你顶住了瞎指挥，是功臣嘛!怎么还插白旗呢?应该戴大红花才对!”
毛泽东看着文涧泉掏出手帕擦眼泪，长长地嘘了一口气，说：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看来你的怨气不小。我向你赔不是，给你戴大红花。”
文涧泉说：
“我这次来的目的，是要解决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文涧泉便把为密植挨批的事情说了一遍。毛泽东认真地听着。文涧泉似乎还没有消气，他说：
“我认为政府的政策不行，种田不能搞密植，要合理密植。我作了一辈子的田了，还没有看到如今这么个‘密法’。政府有人说我是保守派。我说，人虽然老了，但还可以看水，这么密植会要减产的。”
毛泽东只好以好言相劝。文涧泉说：
“没用。县官不如现管。政府的政策不改变，我回去还得挨批。我要在北京住下去，等政府改变了态度，等我的孙子写信来，我才回去。”
毛泽东知道表哥心直口快的脾气，也难怪他为密植问题如此恼火，就留他吃晚饭，安慰了几句，说：
“‘忠言逆耳利于行’，难得你有这番好意啊!十一哥熄熄火，在北京住几天，再回家去。”
文涧泉经毛泽东这么一劝说，气消了，心平了，在北京饭店呆了几天，便又回到乡下继续种田。
4月15日，《人民日报》以观察家名义，发表了吴冷西修改好的、经周恩来审定的评论文章，题目是《不能允许中印友好关系受到损害》。评论披露了帝国主义和印度非官方攻击中国平叛的言论。评论中说，对尼赫鲁演说中所说的“不可让中印关系恶化”，表示欢迎。评论中引用了《印度快报》对尼赫鲁演说的评论，说尼赫鲁“在送鲜花方面非常慷慨，右手向西藏大扔鲜花，左手向中国大扔鲜花”，说尼赫鲁要“保持这两方面的微妙的平衡，那显然是他最为难的时刻”。
4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16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和第三届人民政协第1次会议的议程。
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
“从去年8月起，出了两件事，都跟我们有关。一个是台湾问题，一个是西藏问题。”
在讲了炮击金门以后，毛泽东又说：
“我们要奋斗下去，什么威胁我们都不怕。《聊斋志异》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书生，晚上坐着看书，有个鬼吓他，从窗户口伸进舌头来，这么长，它以为这个书生就吓倒了。这个书生不慌不忙，拿起笔把自己的脸画成张飞的样子，画得像我们现在戏台上的袁世海的样子，然后把舌头伸出去，没有那么长就是了。两个人就这样顶着，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最后那个鬼只好悻悻地走了。《聊斋志异》的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它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这一仗打下去之后，现在台湾海峡风平浪静，通行无阻，所有的船只不干涉了。”
关于西藏叛乱问题，他说：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3封信。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25岁。假如他活到85岁，从现在算起还有60年，那个时候21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59年不回来，第60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而现在看来，一下子要他回来也难。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
关于国家领导人的调整问题，毛泽东说：
“为什么国家主席候选人是刘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主持工作，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在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已经又10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庆去，代理我的工作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担任主席比较适合。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我说，你们对调一下，把少奇同志过去的工作(委员长)请你做，他很高兴。在上海会议，在七中全会，就决定这样做。宋副委员长改任国家副主席，还有董必武同志担任副主席，一正两副。”
4月15日这一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和外交部副部长尼.费德林到达北京访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热烈欢迎。
中共中央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欢迎伏罗希洛夫一行的大会。先期到达会场门口的周恩来对伏罗希洛夫一行表示欢迎。毛泽东在大会上领导全场群众高呼口号：
“苏联中国团结万岁!”
后来，周恩来曾陪同伏罗希洛夫一行到杭州和广州访问。
4月17日，周恩来将反映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5省春荒缺粮的报告和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15省春荒情况统计表，送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立即将这两份材料批示给周恩来，并拟出一个很醒目的标题：《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他在批示中写道：
“在3日内，用飞机送到15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2517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由你找人大代表中15省在京开会代表谈一次(着重5省)，每人分发文件一份。”
4月1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周恩来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作了《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作了《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
全国政协第三届1次会议也在京同时举行。周瘦鹃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周恩来在180多位老年委员团聚的茶话会上说：
“毛主席非常关怀各位老人，他说下次开会时，你们可以带着老伴同来，好照顾得更周到一些。如果没有老伴而有必要的话，就是带一个儿子或一个女儿也好。”
毛泽东设想这样周全，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使老委员们非常感动。
4月19日，这一天是个星期日。吴冷西和家人一起到香山郊游，中午在香山饭店吃过饭，正准备午休，服务员来说让他接电话。吴冷西心中有些纳闷：什么人打电话到香山来找我呢?他一接电话才知道是中南海总机打来的，说是毛泽东的秘书罗光禄找他说话。罗光禄的电话很快就接通了，他通知说：
“毛主席要你马上回城参加会议。”
吴冷西不敢怠慢，马上带领家人坐车回城。待他来到中南海，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
吴冷西走进颐年堂，毛泽东冲着他说：
“一说曹操，曹操就到。你到哪里去了?上午通知下午3点开会，找了半天才找到你。”
吴冷西赶紧解释说：
“我一清早上香山去了，刚才接到开会的通知就马上回来。”
毛泽东说：
“昨天印度官员散发了一个达赖喇嘛关于西藏叛乱的《声明》，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反击。找你来是要你立即起草一篇评论。”
吴冷西问：
“评论着重讲哪些观点?”
毛泽东说：
“刚才同总理他们议了议，可以着重从3个方面批驳所谓‘达赖喇嘛声明’：第一，《声明》从‘西藏独立’说起，反映了英帝国主义历来的梦想，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第二、《声明》说人民解放军在西藏违反1951年关于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但又举不出任何事实。我们要指出，过去8年中，西藏地区的一切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宗教制度，仍然同和平解放以前一样，没有任何改变。西藏的内部事务，几乎没有一件不是经由原西藏地区政府负责进行的。中央人民政府还宣布1962年以前不进行民主改革。第三、《声明》歪曲了3月10日至19日发动叛乱的经过，我们可以根据达赖喇嘛3月10日以后给中央驻藏代表谭冠三将军的3封信来说明：达赖喇嘛是被反动分子包围，并在3月17日被劫持走的。《声明》中也说是‘顾问们认识到’达赖喇嘛以及家属和官员‘离开拉萨成为十分紧迫’。”
周恩来补充说：
“《声明》行文不是用第一人称‘我’，而是用第三人称‘他’，完全不是西藏文体，而是像英皇诰示那样的文体。《声明》用的某些观念和词句也是外国的。散发这声明的又是印度官员。我们要指出，这些都表明《声明》不是达赖喇嘛本人的，而是别人强加于他的。评论中可以揭露这一点。”
刘少奇说：
“评论要提出质问：现在发表这个声明，究竟想干什么?可以点出他们这样做是下决心同中国对抗。”
与会者还谈到了有关西藏叛乱和中印关系的一些其它意见。毛泽东说：
“时间不早了，会议到此结束。你要在今天晚上把评论起草出来，我夜里等着看。”
4月20日凌晨3点多，吴冷西将评论稿打出清样送到了中南海。
这天下午，毛泽东把吴冷西和胡乔木叫到他家里，将他修改过的评论清样给吴冷西二人看。毛泽东主要是在上面加上了这样一段话：
“现在西藏的这一个叛乱班子，完全是英国人培养起来的。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国的这一份不光彩的遗产，所以这个班子中的人们的心思，是里通外国，向着印度，背着祖国的。你看，他们双方是何等的亲热呵!简直是卿卿我我，难舍难分。”
毛泽东要吴冷西和胡乔木对评论中的某些措词再行斟酌修改。胡乔木和吴冷西当场做了一些修改，就请毛泽东审定。毛泽东看了一遍，就说：
“这篇评论要今天马上发表，可以署名为‘新华社政治记者评论’，这样的形式会引起人们的重视。题目仍然是《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由新华社今晚先发，《人民日报》明天登在第一版头条位置。以达赖名义发表的《声明》也全文发表。”
吴冷西立即回新华社布置翻译和发稿。
4月20日这一天，毛泽东还接见了意大利共产党访华代表团。
4月22日，毛泽东召集几个常委在他家里开会，吴冷西也列席会议。毛泽东说：
“现在宣传上集中反击印度的反华言行。《人民日报》的版面要调整，集中反映有关西藏叛乱的问题，宣传我们迅速平定叛乱以及目前正在采取的民主改革措施。印度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在西藏叛乱问题上的反华言行，都要陆续发表。国际上支持我们的言论也要发表。从3月17日起，尼赫鲁仅在议会上就发表了五六次讲话，我们一直保持沉默，为的是看看他要走多远，有意后发制人。现在可以回答他了。”
毛泽东又提到了他在4月初杭州政治局常委会上，交代吴冷西准备写文章的事，他说：
“《人民日报》要抓紧写出评论尼赫鲁讲话的文章，经中央讨论后发表。”
4月24日，毛泽东在一份关于福建沿海发生沉船事故的报告中批示道：
“唐人诗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再接再厉，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
4月25日，毛泽东给胡乔木、吴冷西和彭真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乔木、冷西、彭真同志：
“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改过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全国一律照20日政治记者评论的路线说话。今日请乔木、冷西召集北京各报及新华社干部开一次会，讲清道理，统一规格。请彭真招呼人大、政协发言者照此统一规格，理直气壮。前昨两天报纸好了，声势甚大。也有缺点：印度、锡兰、挪威3国向我使领馆示威，特别是侮辱元首这样极好的新闻，不摆到显著地位，标题也不甚有力。4月24日两篇短评好，不用“本报评论员”署名，则是缺点。昨天评论，《人民日报》的评论《予诽谤者以打击》，不如光明日报评论《清醒点，印度扩张主义者》有力。一个是女孩子，一个是青壮年，我有这种感觉。请注意：不要直接臭骂尼赫鲁，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千万。但尼赫鲁24日与达赖会面后放出些什么东西，我们如何评论，你们今天就要研究。可以缓一二天发表。
毛泽东
1959年4月25日上午6时
彭真、胡乔木、吴冷西在上午读到毛泽东的信后，立即分头行动。胡乔木、吴冷西召开了宣传干部会议，统一宣传口径。胡乔木、吴冷西还研究了达赖和尼赫鲁的谈话内容。据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达赖告诉尼赫鲁说，他写给谭冠三的3封信是真的。尼赫鲁说，印度仍然实行和平共处原则。
4月25日晚，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反击印度反华言行问题。胡乔木、吴冷西列席了会议。毛泽东一开始就问吴冷西：
“文章写得怎么样啦?”
吴冷西回答说：
“正在修改。”
毛泽东说：
“我们反击印度的反华活动，着重同尼赫鲁大辩论。现在我们对尼赫鲁要尖锐地批评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要斗争到底。其实也不会完全闹翻。我们的方针是以斗争求团结。现在形势对我们有利，叛乱已迅速平定，他再闹也闹不到哪里去，他对西藏的局势无能为力。
这次斗争只是笔战、舌战，但对澄清是非极为重要，对内对外都是如此，大辩论有极大好处。但是，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有理，就是对尼赫鲁的几次讲话要加以分析，反驳他时要充分讲道理，把西藏叛乱的原因、我平叛和改革的性质、印方过去的干涉、我们为维护中印友好关系的努力等等，都讲得清清楚楚。有利，就是有利于印度人民弄清事实真相，有利于围绕西藏叛乱事件的国际斗争，有利于我在西藏平定叛乱和民主改革，也要有利于维护中印友好关系和争取尼赫鲁同我们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节，就是要留有余地，对尼赫鲁要有分析，好的要肯定，只批评他不好的，不要把话说绝。还要讲究必要的礼貌，既尖锐又委婉，不谩骂，要给尼赫鲁下楼的台阶。为了表明我们的忍耐和后发制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要充分发表印方的反华谬论，也要充分反映西藏人民对平叛和改革的热烈拥护。要发表读者来信和历史资料，充分说明我平叛、改革的正确和外国干涉的无理。
尼赫鲁原来对形势估计错误，误以为我们对叛乱没有办法，有求与他。确实，我们驻藏部队数量很少，入藏时连地方干部共有5万人。1956年撤出3万多人，只留下1万多人。西藏地方很大，边境线很长，没有那么多军队驻守，也很难全都守住，叛乱分子自由进出。但人民解放军还是顶用的，这次驻藏部队稍微增加一点，很快就把叛乱平息了。所以现在印度当局很被动，我们很主动，是反击的好时机。人大、政协正在开会，会上发言理直气壮，声讨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反对英帝国主义分子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中国内政。但我们不是执意要跟印度闹翻，不怕闹翻不等于以闹翻为目的，我们是以斗争求团结。对达赖也不是当作叛国者，还是采取争取他回来的方针，人大还要选他当副委员长，跟班禅一样。他是否回来，那是他自己的事。但我们表示这样的态度对国内国外都有必要。因此《人民日报》的文章还是要高举团结的旗帜，这样对内对外都有利无害。”
常委们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大家要求抓紧时间把文章写出来。
毛泽东决定，起草小组加以扩大，由胡乔木领头，要吴冷西先修改出一个稿子，然后交胡乔木修改，再提交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4月26日，吴冷西、乔冠华领导的国际宣传小组在讨论毛泽东写于25日上午6时的信时，大家都说：
“在形势转换的关键时刻，我们的思想总赶不上毛主席。《人民日报》如此，外事部门也未能例外。”
4月26日，毛泽东接到了内务部的一个报告，报告中说：河南、河北的春荒已经停止发展，山东的农民外流现象大部分已经停止，浮肿病现象开始下降，但少数地区春荒仍在发展。毛泽东在这个报告的批示中，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务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过春荒，安全地接上麦收和早稻，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
4月27日，《人民日报》根据尼赫鲁会见达赖前后的几次谈话，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题为《读尼赫鲁总理的谈话》的评论。
在全国人大二届1次会议结束前夕，毛泽东审阅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名单，他突然问道：
“常委里怎么没有曾志呀?曾志工作得不错嘛!她可以参加人大常委。”
说着，他大笔一挥，将曾志的名字加了上去，还自言自语地说：
“曾志是一个善良的同志，善马任人骑，善人任人欺呀。”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参加了这次人大常委名单审定会议，他回到家里问曾志说：
“主席推荐了你当人大常委，还说什么‘善马任人骑，善人任人欺’，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曾志说：
“我怎么知道!”
4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1次会议结束。
会议同意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职务。选举刘少奇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选举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林伯渠、李济深等16人为副委员长。
会议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
4月29日，毛泽东写出了第5个《党内通讯》，他写道：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300斤的，今年能增产100斤、200斤，也就很好了。吹上800斤、1000斤、1200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500斤的，今年增产200斤、300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3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3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10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6亿5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扩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10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10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3年以内，大部不可行。3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10年时间。4年以内小解决，7年以内中解决，10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4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试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肥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6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10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毛泽东写好后，先征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林彪、朱德、谭震林、彭真的意见，又征求了在京参加人代会的几位地方负责人柯庆施、曾希圣、周林、刘仁的意见。
正是：党内通讯世少有，同志部下似朋友。娓娓道出心里话，细细思量为民谋。
良师良友良配方，谁听谁信谁接受?可怜毛公费苦心，披肝沥胆如对牛。
再说1959年5月2日下午，毛泽东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吴冷西和胡乔木先后修改过的稿子。毛泽东提出了6点意见，他说：
“1、文章应以评论尼赫鲁4月27日的讲话为主，他此前在议会中发表的6次讲话可不涉及，以免分散力量。2、要高屋建瓴，从西藏人民早已盼望改革农奴制讲起，一下子把尼赫鲁置于反对社会进步的地位。因此要用相当文字分析西藏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野蛮和落后。3、要揭穿尼赫鲁打着“民族感情”和“宗教感情”的幌子干涉中国内政，说明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以及在西藏和平解放8年来执行十七条协议。4、要指出印度历来对中国地区的野心和干涉，着重揭露1950年我们进军西藏时和这次叛乱事件中印度政府的所作所为，并联系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历史以及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国人的衣钵。5、要指出尼赫鲁本人前后自相矛盾，肯定他说过的好话，批评他的坏话，指出他一时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一时又把西藏变为中印缓冲区;一方面同中国一起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另一方面又以种种借口干涉中国内政。6、评论全篇贯彻维护中印友好，并以此收尾。”
周恩来见毛泽东说完了，就补充了一句：
“要引用尼赫鲁1954年访华时说的好话。”
毛泽东最后说：
“我同意大家对文章题目提出的意见，把题目改为《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乔木和冷西今晚好好想想大家的意见，明天用1天的时间修改，4日再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5月4日下午，毛泽东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讨论由胡乔木、吴冷西和浦寿昌修改的《人民日报》评论尼赫鲁讲话的文章。与会者只是提了一些有关个别提法和词句的意见。毛泽东最后宣布：
“政治局原则上通过这篇文章，署名仍同1956年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一样，写明是‘《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文章’。为慎重起见，你们明天再认真从头到尾通改一遍，随修改随送我看。”
5月5日，胡乔木、吴冷西和浦寿昌经过1天的通改，随改随送毛泽东审阅。一直到晚饭前，毛泽东最后审定了全文。
这一天晚上，《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这篇文章由新华社用中、英文同时播出。第二天上了《人民日报》。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文的发表，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一位外国报纸驻北京记者在报道中评论说：
“这是一篇马列主义的杰作，它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态度鲜明而坚定，又始终贯彻中印友好的方针。”
印度《政治家报》的社论评论这篇文章说：
“大部分是以温和的和相当说理的态度来说明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
印度《国民先驱报》的社论说：
“《人民日报》文章要求停止印度人和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的争论，它的语气是友好的。”“中国人保证说，民主、繁荣的西藏自治区，必然会成为巩固和加强中印友谊的一个因素，而不会成为、也不可能成为对印度共和国的任何威胁。这种保证将会为人们所接受。”
英国《泰晤士报》的社论说：
“尼赫鲁不会再来反驳，而会注意中国方面关于恢复友好关系的说法。”
香港一家报纸评论这篇文章说：
“说情又说理，委婉又强硬，确是使尼赫鲁颇难回答的。”
5月6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苏联、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朝鲜、越南和蒙古11个国家的访华代表团和这些国家的驻华使节。周恩来、陈毅在谈话中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西藏叛乱和中印关系的态度。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中国的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你们的小说里也会有的。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成一本小册子。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
“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
尼赫鲁是个什么人呢?他是印度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同右派有区别。整个印度的局势，我估计是好的。那里有4亿人民，尼赫鲁不能不反映4亿人民的意志。西藏问题是很大的事，要大闹一场，要闹久些，闹半年也好，闹1年更好。可惜印度不敢干了。我们的策略是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劳动人民得到一次教育，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学会不怕鬼。”
5月6日夜，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对吴冷西说：
“毛主席指示：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5月7日起，一律暂停发表印度和其他外国对西藏问题的言论，也一律暂停发表批评印度、英国等的反华言行的评论，看看印度及其它方面的反应再说。全国各报也照办，由你告诉中宣部发出通知。”
从5月7日起，国内舆论界一片风平浪静，外交部则开始了一连串的中印之间的“照会战”。
欲知后来中印关系如何发展，达赖叛国集团情况怎样?请诸君慢慢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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