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北京大学建立燕京学堂的争议搞得沸沸扬扬，校方说法是，建立燕京学堂、开设“中国学”的目的是服务国家战略，树立中国学术的主体性。而什么是中国学术的主体性?如何树立中国学术的主体性?北大校方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并不清楚，在学术界这些问题也还没有共识，甚至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值得我们持续不懈地探索。
鹦鹉学舌该结束了
在当代中国，各类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教学和研究基本上都是“西学东渐”的结果。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转型，在西学与中学的对阵中，以科学的和先进的为鲜明标签的西学占了压倒性的优势，而被冠上愚昧落后的中学则是步步败退，全盘失守。结果是，不仅在自然科学，还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的世界思想学术格局中，西方占据了中心地位，垄断了学术话语权，中国则处在边缘地位，在学术话语权方面处于鹦鹉学舌的被支配地位。
特别是近30年，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与国际接轨的大潮中，加速西化，用西方教科书、用英语教学被当作是时尚，学习西方被认为是应该的，而食洋不化则是可怕的。由于缺乏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缺乏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基础，缺乏对当今中国的全面认识，现在出现不少对中国的过去知之甚少，对中国当前的实践知之甚少，对西学的来龙去脉也知之甚少的高学历、缺常识的专家学者。他们已养成一种根深蒂固的“学术殖民思维”，对外国理论生搬硬抄、亦步亦趋、拔高甚至神化，还自以为站在世界学术前沿。
比如，在经济领域，一讲市场经济就讲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认为他支持自由放任的市场，其实这不是斯密强调的重点。斯密(1723~1790)生活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代，他在《国富论》中痛斥资本家通过操纵和贿赂政客来剥削工人，呼吁结束这种官商勾结，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斯密并不是抽象地反对政府干预，而是反对那种“同资产阶级勾结起来压迫工人的腐败政府”。当时，英国刚刚进入工业社会，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市场规则的作用还不突出，仅仅是一个“守夜人”。然而，随着工业化发展，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市场失灵愈来愈凸显，政府作用逐渐丰富起来。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在持续不断的工人运动和经济危机推动下，资产阶级政府在维护社会公平、提供医疗教育环保等公共服务、建立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职能逐步增加。社会主义阵营诞生之后，通过制度竞争迫使资产阶级政府以更大力度强化政府作用、纠正市场失灵，形成了社会民主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等制度，政府和市场均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失，越发达的市场经济，政府的作用越大，有效的市场需要有为的政府。
但是我们一些学者，学了西方经济学的皮毛，便无限放大，挥舞着简单的供给与需求的市场大棒，所向披靡，包打天下。认识的偏颇使得对现实中国发展开出完全不同的药方，比如现在有一派观点认为中国今天所有的成效都是市场化带来的，今天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是市场还不彻底，只要继续市场化，一切都能解决。陈平教授称其为“空想资本主义”。
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脱节
中国的发展模式在世界上自有公论，一些西方学者反而能更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为什么很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墨西哥既是民主又是市场经济的国家，没有取得中国发展的成就?因为改革开放前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多其他国家没有的基础，如人力资本的基础、工业化的基础、社会公平的基础等等。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给予中国发展恰当的评价：“在当代世界的发展中，中国做出了一项重大的贡献，既展示了一个国家即使在相对比较贫穷的时候也能在推进民众的健康与长寿方面取得重大的进步，也展示了卫生成就无需严格受制于经济手段，即使经济手段非常有限……虽然当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但是中国的卫生成就已经开始同那些远比中国富裕的国家比肩了。”
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都曾派专家组来我国考察农村卫生，考察组的报告特别强调指出：“中国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是发展中国家群众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对比中国超大规模发展的成功，印度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印度未能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令生活水平持续下降，持续拖累经济增长”。中国对此所做的远远超过印度，如提高寿命，普及教育，提供医疗保障。
中国人当年创造的赤脚医生，今天在国际上已经是耳熟能详的中国原创话语，而且从赤脚医生已衍生到“赤脚工程师”、“赤脚科学家”、“赤脚艺术家”等等，“赤脚”代表创新，代表打破常规，乔布斯和比尔·盖茨就是“赤脚创新族”的代表人物。
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二，但我们在国际上没有相应的话语权，只有物质上“中国制造”，在精神产品方面还缺乏“中国制造”。我们一些学者往往习惯于用西方的概念来裁剪中国的社会现实，将中国丰富的实践和创新变成解释西方理论正确性的注解，“在西方理论的笼子里跳舞”，“坐在金山上挖煤矿”。
尊重中国的独特创造
关于构建中国主体性的问题，老一代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早在上世纪40年代，毛泽东就提出研究中国要以“中国为中心”，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国革命的成功在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将先进的普世价值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社会结构和当时的历史境遇有机结合起来。曹锦清教授认为，共产党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重建了中国历史观，占领了话语权的制高点，回答了1840年以降中国人最急于要解决的问题：中国在何处，从何处来，要到何处去。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言就是：近代以来，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也将一步步走向资本主义社会，而鸦片战争中断了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导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我们未来要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这套中国化的崭新历史观，满足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需求，把那么多苦闷的、彷徨无告的知识分子都吸引到延安去，黄河之滨就集合起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这些人当然能够打败已经丧失了话语权的国民党。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继承和超越了传统中国历史文化，孕育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等独创话语体系。
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巨大的人口规模和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中国必须成为创新人类文明发展模式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知识界的使命就是思考如何将我们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精华，以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与西方文明的优秀部分集成，升华出中国理论、中国话语体系。正如郑杭生教授指出的：中国学术的主体性要立足现实，提炼现实;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借鉴国外，跳出国外;正确总结“中国理念”，科学概括“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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