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和甘阳写了篇文章，批判代表北大改革方向的燕京学堂，说这是殖民地化的办学方向。这种反驳确实准确针对了改革的装修术，但没有深入到内在的改革逻辑中间去，只是皮相之论而已。
张维迎曾经于2003年帮助设计过北大改革方案，这个方案中间对于那些用英文发过论文的给予特别优待，最终目标是要求确立英文写作比中文写作高出十倍以上的产出/投入比，执行的结果是可以预料的：在北大将形成一个少数能够以英文写作的权贵集团，而多数中文写作的教师地位下降。在多数人地位下降的同时，张维迎的改革方案将造就出一个少数人地位急剧拔高的集团，这样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北大的分配格局。回顾三十多年的改革历程，稍具常识的人士都能够提炼出一个“改革一般规律”：改革的后果是在每一个机构内部再造出一个少数人高高地凌驾于多数人之上的权力和利益分配格局。
到目前为止，对这个改革规律掌握得最好的北大教授应该是张维迎和周其仁，张维迎品牌的改革粉饰工艺或者装修术大多已经享誉全国，例如腐败是“帕累托次优”，还有著名的“吐痰论”。学术是干什么用的，对社会有什么用，对改革推进怎样作出自己的贡献，张维迎教授以自己的言传身教非常精辟地阐释了这一点。
作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受到茅于轼极度推崇的“微观经济学第一把手”，最先把握到了改革的脉搏，应该不算偶然。经济学一个基本的假设是“效用最大化的个人”，只有张维迎教授把这个认识起点真正用活了。在北大做学问比张维迎教授好的人，海了去了，但是为什么只有张维迎混到了校长助理地位，并得到充分信任被授权去起草改革决策呢?这并非偶然。张教授告诉他曾经的好朋友邹恒甫说：他之所以请某位女士吃饭，因为这位女士有一个最大的本事——就是与北大某书记睡觉。张维迎教授对于这样的人也不惜折节下交，奉迎书记的二奶、情人或者按照中纪委的最新定义称为“通奸对象”，整个北大除了张维迎之外，难道还有第二个教授能够做到像张维迎那样，深入关注到了书记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每一个隐秘环节吗?这个卑微的事实提示我们：在北大有且只有张维迎教授最为深切地领会到了校方高层的意图，最关注领导同志的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每一个方面，所以，张教授受到重用和信任不是偶然的。在深切了解了领导的改革意图之后，然后，就是如何在北大也落实“改革的一般规律”——把多数人边缘化的同时实现少数人无限度的拔高。
邹恒甫与张维迎相互掐起来之后，为什么是邹恒甫被张维迎开除，而不是反过来邹恒甫拱走张维迎呢?很简单，在北大官场中间，邹恒甫不如张维迎了解北大的“升官图”，更不善于在北大升官图中间活学活用经济学常识，求得自己地位的稳固并获得掌握他人命运的权力。虽然从张维迎确立的学术评价标准——在英文权威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来说，张维迎抵不上邹恒甫的十分之一，最后却是邹恒甫被踢出了北大。
如果说，经过主流经济学家的包装和粉饰，很多人都误解了中特改革的实质，但是，张维迎教授从来没有误解过，改革的实质就是：要把多数人边缘化的同时，重建少数人的超级贵族地位，这是改革内在的一般规律，是到处都可以通过事实来检验的规律。张维迎教授著名的“吐痰论”，仅仅用了一个精辟的比喻，就干净彻底地揭示了改革的内在规律和逻辑：让少数人充分地享用原本属于多数人的份额。“吐痰论”这个比喻还精辟指出改革的要点是：如何让多数人自动地放弃自己的份额而不是拒不放弃。之所以今天中国的维稳经费居高不下，就是因为改革者没有深思熟虑地仔细寻找各种让多数人自动放弃的方式方法，好多人还怀念和留恋自己失去的份额甚至还为此采取各种抗争手段，结果就加大了总的镇压成本。
从1980年代中晚期开始，国企工人不仅逐步地丧失了铁饭碗，逐步丧失了曾经的企业成员资格，而且日益沦为的“超级雇佣化”地位——例如以劳务派遣制为代表的“劳动购买合同”而不是“劳动力购买合同”。国企工人是不是曾经有过主人翁地位，近些年来自由派学者的质疑不少——说那些都是说说而已不能当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国企“正式工”有权要求分享企业利润是事实上存在的，前总理朱镕基曾经在记者招待会上愤愤不平地出：像烟草公司这样的企业里头扫地的正式工都“拿不少”。如果不是因为“正式工”身份让他有机会参与企业利润分配，显然就不存在清洁工拿工资过高，到了让一国的总理都有意见的地步。朱总理自己的儿子在中金公司拿百万美元年薪并不高，因为朱云来在中国优质资产海外贱卖的上市过程中间，对中金公司的利润实现有巨大贡献，他的百万年薪仅仅只相当于自己对企业利润贡献的一个小小部分而已。虽然烟草公司的清洁工拿的没有朱总理儿子多，但这个清洁工只是因为国企正式成员资格而拿的，他而对企业利润没有贡献，因此，清洁工即使比朱云来拿得少也是不可容忍的。
显然，依据朱镕基前总理的理解：改革另一个基本逻辑是要剥夺那些对利润无贡献的高收入，这部分工资成本必须降下来成为企业利润或者用于奖励对利润贡献巨大的企业高管，这其实就是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的政策设计背后的理念——国企成员资格的数量必须最小化借以节约工资成本。此后，中石油、中石化买断了37万基层员工的工龄，四大国有银行对第一线员工的用工制度改革内容是：对大多数老员工剥夺其成员资格的“买断工龄并下岗”改革措施(这些买断员工至今“人还在、心不死”，他们的上访维权活动仍然是一个政治麻烦，是维稳经费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为了避免各种对于成员资格和利润分享机会的幻想，国有银行最先大规模地对新进员工采取“劳务派遣制”——依据这样的雇佣合同，银行并没有雇佣员工本身而只是购买了员工一定期间的劳动，这是事先就讲好并写在纸面合同中间的，新员工也大概不会再有幻想或者误解。
在中国高校中间，虽然也对新进青年教师和行政人员引入了“劳务派遣制”，但是，对于那些老大学来说，拥有成员资格的教师人数还是过多，这些人“思维僵化”自以为有了成员资格就想要分享利益增量，而且还从成员资格出发否定少数人利益十倍百倍优先增长的改革大方向，这两个方面的僵化思维都极大地影响了落实“改革一般规律”，使得“改革深水区”的改革推进工作受阻。根据国企改革的经验，剥夺成员资格不仅需要付出经济补偿，还往往遭遇到很大的政治麻烦——曾经有好几年到北京上访的绝大多数都是被砸了铁饭碗的国企工人。因此，设计北大改革并把多数教师边缘化，这是落实“改革一般规律”的大方向不能动摇，那么，能不能找到一个方法或者一个评价标准，让大多数自以为拥有成员资格的僵化思维放弃抵抗呢?张维迎的改革设计就很好地面对了这个问题，虽然改革设计在表面上是一个学术评价标准的变化，但实际上是一条“暗度陈仓”的妙计，这个标准首先满足了把多数人放置在不可能达到或者符合标准的“受排斥地位”上，至于那通过标准过滤的少数人即便是短时期内也成为分享利益的群体，但这无关改革的大局。只要有一个能够通过大多数人的反抗环节，最后被普遍接受下来，那么改革就肯定能够顺风启航了。然后，在北大形成少数人和多数人的悬殊差距，落实改革一般规律就算是顺理成章了。至于，那些不符合需要的人，要排斥一下那就太简单了，邹恒甫可以滚出北大还溯及既往夺回分给邹的“小破房”(邹恒甫语，据悉这套小破房位于五道口面积为180平方米)，那显然，像张维迎这么聪明的教授要拿下谁还找不到合适的理由?这未免低估了北大领导层的执政能力。
当然，张维迎这个改革设计有可能是出自他自己那个聪明的头脑，但也有可能是抄袭朱镕基的智慧，毕竟朱总理在好多年前就在清华管理学院讲过：要用外文原版教材聘请外教;皮相者可能会认为朱镕基这个说法意味着一种对管理知识的认知：真理只存在于西方而且也只有西方人用外语才能较好地表述出来。但实际上有可能不止于此，朱镕基还有可能是借此天才地揭示出：如何在高校这样的老大难机构里较好地落实改革的一般规律。
按照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说法，中国的改革最初阶段是增量改革，后来逐步进入深水区，走到存量改革阶段，存量改革意味着要拿走一部分人的存量利益，而北大的改革设计就是要解决这个“改革深水区”的棘手问题，这显然是落实“改革一般规律”的关键一步。
不得不说，今天北大多数教师的心理状态，肯定是无助于落实改革一般规律的，完全称得上是反对改革的“反动堡垒”。为了攻破这个反动堡垒，2003年张维迎设计的改革没有取得彻底胜利，这一次燕京学堂的设立，明显是学习了总设计师“先建立特区作为根据地再波浪式地推进改革”的伟大智慧。但是，很快就引起了反动堡垒内部诸成员的警觉，跳出来表示坚决反对。为了显示改革的决心和勇气，北大领导层仓促地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国梦”等词句进行包装，非常可气的是，被两个北大毕业的书呆子甘阳和刘小枫跳出来驳得体无完肤，连遮羞布都被彻底拿掉了，唉，在北大的这样的反动堡垒推进一下改革怎么就那么难呢?!
改革初期孙冶方被吹捧到天上去了，说他重视价值规律怎么怎么样，其实，孙冶方对于改革的真正启示性价值，不在于他说了什么，而在于他曾经做了什么。孙冶方担任社科院经济所所长的时候，趁着反右派的东风，借助胡耀邦和《中国青年》杂志的外部支持，就重用了吴敬琏这样一帮子棍子手，把林里夫、狄超白等一大批研究员打成右派分子，此后这群人就又老实又好用了，从这些经济所的右派分子身上，孙所长看到人类社会管理的最深层奥秘：要适时地创造一部分低激励条件下也愿意选择高投入的成员，孙所长此后一直与右派分子走得更近，以至于疏远了吴敬琏这样一批左派，文革初期受冷落的吴敬琏心里气愤不过，跳出来贴孙冶方的大字报，说孙某人执行的是一条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与本所内部一批右派分子粘在一起不重视左派。孙所长在反右前后创造的经验是极其可贵的，是真正的管理天条：有且只有把被管理对象的地位充分弱化之后才有利于效率的提升。其实，书呆子毕竟是书呆子，完全不知道管理的深层次奥秘，误以为把北大多数教师捧好就能够搞好学术，书呆子当不了改革家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只有把北大多数教师边缘化了，把他们放置在随时可能失业的地位上，收入很低很低一失业就面临着马上要饿肚子的境地，这些人才会老实很多很多，做学问讲课都会更加投入，真的有可能把北大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推进一大步的。像今天北大多数教师的状态，以北大当然成员自居，毫无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理，怎么说他们都不理会，这样一帮子大爷是根本就没办法管理或者激励的，学术进步还有什么希望。
毛时代的农村中间，有些背靠宗族和房头势力的不自觉社员，老是不服大小队干部管教，这种人就被群众称为“大社员”，老实说，农村中间大社员还不占很高比例，但是，高校就不一样，那些教授博导哪个不是大社员?这么多的大社员攒在一块，根本就没有办法管理。而且，所谓的激励措施完全是一个笑话，这些大社员胃口极大，十万百万千万的经费喂下去，一点点水泡都不起的。所以，大学管理的最迫切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大社员过多而且比例过高的问题，所以，大学改革最首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如何把大社员边缘化直到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开始想到要主动服从管理为止。
更何况，各位领导也很期待把多数人边缘化之后的超级贵族地位。为什么宋高宗宠信秦桧而赐死岳飞，明代文征明看得很清楚，他的一首《满江红》词说宋高宗：“岂不念，疆圻蹙;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秦桧在宋高宗手下为相十九年，死后高宗还为他建了一个“思堂”，说“思秦桧也”，还要继位的孝宗阻止朝野对秦桧的非议，并让秦桧的儿子秦熺享受宰相的待遇。对于大领导而言，秦桧是真正难得的人才，是千万人中间难得一见的、真能够关注大领导核心利益的贴心人，真要像岳飞说的那样“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各尽本分，那大领导的核心利益谁来照拂呢?纵观整个北大，又有几个张维迎教授那样真切理解领导意图的人才呢?就像是民间所言：是金子总有闪光的时候，而张维迎教授就是这样一块到处都发光的金子，目前，张维迎教授和周其仁教授已经成为中国最强大的资本家群体(就是组织阿拉善协会和壹基金会的那帮子超级大款)的首席和次席谋士，为什么张维迎、周其仁教授要毫无底线地污蔑国企呢?很简单，有大把资本巨鳄等着瓜分呢，如何干净彻底地把国有资产瓜分完，这当然是另一个改革深水区了。
为什么改革一开始就批判“大锅饭养懒汉”，这个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改革的深层次奥秘就是：要把多数人的地位彻底降低和弱化让其命运和一切利益都操纵于官员手里，这个事儿做得越是彻底，改革就越是成功，多数人越是不敢反抗和有什么奢望，就越是说明有可能逼迫多数人选择低收入状态下的高投入。于光远等人在1970年代末期鼓吹“按劳分配”，这只是表面功夫，好像多劳动、好好劳动就天然应该多得似的，这是混淆视线的表象而已，一些读书读傻了的书呆子还真有这么想问题的，其实真正的核心问题是要通过按劳分配的改革，把被管理者的基本利益作为官员手里的管理手段，有且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被管理对象的第一步弱化、干部权力的第一次提升，这样不断地进行下去，才能够创造让多数人长时间地稳定地选择多投入。
在改革之初，在全社会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个事儿让很多知识精英很是兴奋了一阵子，以为自己从此身价倍增，捞钱捞名望捞地位的机会来了，所以，开始了知识界对建设两极分化社会的热心喝彩时间，这些人也从社会转型过程看到了：劳动被贬低了、权力和知识升值了，虽然觉得自己没有捞到大头但有得捞还是不错的，因此，从学院里传来的喝彩声，虽然断断续续、起起跌跌还是一直延续到了现在。今天改革进入了深水区，要在全中国到处都落实改革一般规律，不容许整个中国有例外的角落，结果，北大就变成了反改革的反动堡垒。
也就是说，改革是从建设政治上的两极分化开始的(这其实就是于光远联合傻逼教授“论证按劳分配就是好”的时期，这个时期是在实行按劳分配的名义下扩大官员掌控刁民命运的权力)，然后再落实经济上的两极分化才算是大成。从改革的步骤看，先是联合知识精英把大把刁民踩下去，并在这个过程中间形成新的统治力量和新舆论潮流，最后把傻逼教授再踩下去，等到这帮子傻逼教授也老老实实地夹着尾巴干活了，再由阿拉善协会和壹基金会背后的资本家群体把垄断国企资产一瓜分(张维迎教授和周其仁教授还有吴敬琏教授等人早就着手呼吁彻底的民进国退了)，改革的深水区差不多就过了。
一个新的好中国眼看就要出现地平线上了，在这个改开搞年代建设的新中国里头，少数人彻底垄断权力资本和经济资本，最大化地掌控多数人的命运，让多数人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深渊边缘，不得不选择甩开膀子干活、夹着尾巴做人，这样的中国在世界上的竞争力肯定是无敌的。在这个新中国里，统治集团手中积累过多的经济剩余越来越多地无法在国内实现，只能表现为外汇储备的猛增，可以指望外汇储备数量由今天不足四万亿美元上升到四十万亿美元甚至更多。这是一个多么光辉灿烂的前景啊，让我们举起双背欢呼这个新中国早日到来吧!
虽然那帮子从前喝彩的傻逼教授有觉醒的趋势，要真是完全觉醒了也很不好办，不过，这种最坏的结果肯定不会发生，改革的大势和潮流在傻逼教授三十多年的喝彩声中早已经形成，不可能有人阻挡得了。北大的改革2003年没有完全成功，这一次燕京学堂也可能夭折，但是，有什么关系呢?多数人会逐步习惯于自己在边缘地位上胆小谨微地思考和工作的，没有人能够阻挡这一历史潮流，难道他们那帮子傻逼教授还真能够复辟社会主义，搞一场文革来翻盘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们最多只能够制造一些个暂时的障碍，而且这些障碍都不是不可克服的。目前为止，最有水平的反对意见就像书呆子甘阳和刘小枫所做的，不过反驳临时找到的不成熟借口而已，难道北大领导层就找不到更好的借口来边缘化多数人吗?改革必须深化下去，朱镕基和张维迎的改革设计已经提供了一个大方向了，下次再找一个能够充分堵住嘴的借口就行了。搞领导们自己的改革，让那些书呆子唠叨去吧，下次一定要找一个这样的借口：要让那些书呆子一看就傻眼、一看就产生“狗咬刺猬无处下牙”的感觉。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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