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问《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剧组并“中央文献”
纪念伟人，非得“长城贴瓷砖”的方式吗?
一清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一剧，剧名本身将主创人要说的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在当下举国话语中，特别是邓小平同志110周年诞辰之际，对人们爱戴的“历史”人物做些纪念，发些文章，弄些影视，不但是中国式的，也是世界性的。是一件好事。
但是，纪念伟人，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呢?这值得我们思考。特别是理论界、创作界的同志们。对邓小平同志最好的纪念，就是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讲述他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中国是个感恩的民族，心底都是善良的，对于去世之人，在纪念他的时候，大家都聚在一起，说些动情的、感恩的、缅怀的话，这是人之常情。我不主张在这样的时刻说别样的话，这不合乎国情、民情。但是，这并不是说，借助于“纪念”活动就可以做些其它不该做的事。新开播还没有播完就获评了2014年度“五个一工程奖”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一剧，在这方面的所为，就需要一些当事人好好地检讨。前些年流传有个段子，说的是好心人做“好”事：“给长城贴瓷砖，给赤道镶金边，给飞机装倒挡，给黄河安栏杆”——这样的出发点不有说不好，但做下来一定会很难看。而《邓》剧基本上就属于这一类。邓小平同志的伟大，只要实事求是地宣传、纪念就够了。因为这样一位伟人，他所为中国人民造下的福利，不需要有任何的脂粉与油彩涂抹，任何往他身上添加不实故事的行为，都是一种往万里长城上贴瓷砖的不适行为。而《邓》剧组和“中央文献”同志在《邓》剧中所干的，就与“贴瓷砖”工作没有多大差别。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不妨看看一些“添加”是何其的不该：
瓷砖一：陈景润的“解放”，是“邓小平”亲自过问才“出山”的。这块“瓷砖”贴得有点过分。@传媒人苏现: “改善陈景润生存待遇是文革后期的标志性事件，邓剧中将此作为‘邓大人’解放知识界的开创贡献，与历史不符。”实际上最早向这位大数学家伸出援手的是江青。而恰恰因为江青“伸过手”，陈曾被冷落。是作家徐迟冒着当时的政治风险采写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才算是最后救了陈，让他从当时乍暖还寒的现实尴尬中走了出来。
另据《人民文学》原常务副主编、文学编辑周明在他写的《徐迟与〈哥德巴赫猜想〉》一文中披露，1978年1月，发表在《人民文学》第1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当年采写陈景润的的选题是编辑部研究决定的，并请来了老作家、诗人徐迟主笔。是他陪同徐迟去采访的陈景润，此选题得到过徐迟的姐夫吴修权将军的支持。《哥德巴赫猜想》从采写到发表，跟“邓小平”确实毫无关系。《邓》剧可能是想利用《哥德巴赫猜想》一文在过来中人的巨大影响力来“贴”长城，取得的效果是相反的，甚为遗憾!
瓷砖二：恢复高考是邓小平同志一手操办的，如果没有小平同志的力主，中国的高等教育招生还会推迟得更后。这块“瓷砖”也贴得不大妥切。
邓小平同志是1977年的7月21日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通过恢复职务的，7月30日在会上第一次露面。是年，8月4日—8日全国科教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上，武汉大学化学系查全性副教授率先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这种石破天惊的建议，获到与会专家的呼应。2007年中央电视台纪念高考改革三十周年时，采访过查先生，这些视频尚在，当时我作为“作文因零分而改判满分”的当事人(也就是《邓》剧中“田源”的这个角色)，亦接受过采访。而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同方毅(中科院副院长)、刘西尧(教育部长)的谈话中提出的是：“同意今年的招生工作，基本上还按原来的办法。一年准备，从明年开始两条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特别是理工科。开学时间统一到秋季好。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总的目标是尽快地培养一批人出来。今年先过渡一下。”有关这一段的谈话和意见，相信中央文献的同志不难找到原始的文本。由此可知，小平同志并无意于1977年立即恢复高考，至少不是十分坚决，或者也没有感受到这件事于当时的知识分子内心的那份执着。从邓的谈话来看，按小平同志当时的思路，即使是1978年的高考，其考量中也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而《邓》剧“演”的是“邓小平”复出三天后就建议并批准恢复了高考，这个“剧情”，实在是说不过去的。由于“华国锋”的话题目前还不能充分地展开，我们不便太多地谈及华在这一件事中的“考量”，但有一个事实是不可改变的，那就是：恢复高考的决定是1977年10月5日由华国锋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当时也是原则批准了教育部长刘西尧报送教育部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的意见》。该“意见”在吸收会议讨论成果后，经教育部修改，于10月12日由国务院正式批转下发。这就是全部事实过程。应该说，小平同志在恢复高考这件事上，是有极大加力作用的，但如《邓》这般猛“贴”，就显得不“文献”了。
瓷砖三：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束，依《邓》剧之说，是“邓小平”一手促成的，这个说话不能得到“文献”的印证，是空想的，“瓷砖”所贴位置不正。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怎么样去评价，是不是一无是处，它的初衷及历史价值的评定，不是本文的范围。知青运动的结束，导火索事件并不是源于云南知青，而是肇始于黑龙江农场知青大返城，但掀起滔天巨澜的确是“云南知青请愿”事件。据当代中国研究所资料记载，1978年10月底，由云南景洪农场十分场学校教师、上海知识青年丁惠民执笔，起草了《致邓副主席的公开联名信》，该信征集到了近千名知识青年的签名。但是信寄去北京后，杳无音讯。半个多月后，即11月16日，他们又写了第二封《给邓小平副主席的联名信》，但同样，是“黄鹤一去不复返”的遭遇。知青们的信主要是反映回城的理由“生活困苦”、“社会地位低”、“工资待遇低”、“伤病残现象严重”、“年纪大了，无婚可结”等。在第一封和第二封信寄出后，知青们知道自己的方法是存在问题的，毕竟，当时的“党中央”是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12月便有了《第三封联名信》，这封信不再是单寄给邓小平的了，而是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邓小平”的。他们在信中说：“我们五万名云南知识青年，在饱经风霜达八年之后的今天，奋全力鼓起最后的勇气，庄严地选派有全权资格的代表组成请愿团，前来北京向您们提交这份凝集了我们全体签名青年整个生命热情和寄托了我们全部人生信念的请愿书，或许是种冒失的行动，但确实出于迫不得已，甚至临近绝望，请原谅吧”。随后又发生了系列事件，包括新疆知青阿克苏事件、上海知青“二五”卧轨事件等等。在全国知青倒逼之下，中央不得不终结这一“运动”，终于形成了1978年12月“结束知青上山下乡”的《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这个“规定”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即中发[1978]74号文件。《邓》剧将这一由中央艰难地做出的决策“贴”在“邓小平”同志一人身上，除了不真实，也于小平同志的形象塑造没有多大好处。
瓷砖四：《邓》剧认为，包产到户、大包干、解放生产率这些东西都是“邓小平”率先提出来的，由此引领了中国农村改高的新高潮。这个“瓷砖”有一半没有烤好，不宜“贴”在最显眼处。
《邓》剧将大包干的好处说得天花乱坠，通过刘金锁的口表达出来的是“天下大事，一包就灵”。岂止“灵”，那简直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妙药仙丹。金琐向有关人士及“邓小平”副主席汇报说：“大包干这才干了一年，粮食就大丰收。我估算了一下，我们十八户，粮食的总产量达到了六万多公斤。比我们生产队从55年到70年粮食的总产量还多”。“邓副主席，我们梨园生产队今年的粮食，从此前的三万斤，搞到了现在的12万斤，超过了历史的任何一年。”“从此结束了一百多年来讨饭的历史”。——你看，这里就是要向“邓小平”脸上贴东西。“大包干”、“包产到户”作为小农经济的一种形式，在当时条件下，这样实施，是有意义的，是邓小平同志实事求是作风的反映，这一点，我们应该好好地认识。但是，夸大到这个程度，就有些不适宜了。
那么，“大包干”、“包产到户”这些东西是怎样出来的呢?是不是如《邓》剧里所说的，完全是“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呢?并不是这样。认真说起来，第一个为包产到户开口子的，不是别人，正是长期熟悉农村工作的华国锋。请中央文献的同志查查当时的相关会议记录，应该不难找到材料。
这里，不得不提到当时影响很大的“张浩事件”。1979年2月，甘肃省档案局干部张浩回洛阳伊川县老家探亲，发现村里正包产到组，遂向党中央写信，陈述了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不满，他认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能随便变更。搞分组和包产到户是脱离群众的，也是不得人心的。1979年3月15日，张浩的信被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人民日报》同时配发了编者按，支持张浩的观点。这封信立刻带来了已推行农村改革地区的震动。争论几近白热化。张浩事件发生后，责任田制度推行广泛的安徽省受到的影响最大。此其时，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了一个有三省三市参加的农业座谈会。由于争论激烈，很多人都想从“包”中后退。只有安徽农委主任周曰礼坚持“包产到户”。会前，国家农委向华国锋汇报，华国锋说：“包产到户，大家不赞成。但有些大山区孤门独户，那里有几块地。不能把人家赶下山来，造成浪费，可以包产到户，参加生产队分配，统一在集体经济里。”——这就是“包产到户”打开口子后获得推进的当时事实。这次座谈会形成的会议纪要经华国锋签发，这才以国务院文件下发的。有着“中国农业改革之父”称誉的杜润生后来说，“是华国锋把这个门开了条缝，后面就挤开来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这才形成了大气候”。一清认为，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同志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当时小平同志主要主管科学教育)，是发挥了极大推动作用的。但没有《邓》剧所宣示的这么重要的作用，是后人往邓的智慧锦囊里塞进的东西。
瓷砖五：“邓小平你在哪里”、“邓小平，我们需要你”，《邓》杜撰这些中煸情催泪情节，毫无意义。
前面我们提到了1976年根本就没有发生过“邓小平，你在哪里”的事件，只有过纪念周恩来总理的“四五事件”。而那个“周总理，你在哪里”的说法也不是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是后来一位叫柯岩的诗人的长诗：《周恩理，您在哪里?》，这诗当时代读过一些书识过一些字的人都知道，而且很多人记忆深刻。《邓》剧弄出一个“邓小平，你在哪里”的街头运动来，以此来说明邓小平同志的复出，是顺大势合民心的——这个不存在的事实的出现，是有损“中央文献”所秉持的价值观与学望的。确实，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一种民意，民心。但目标的光明并不鼓励不合法的手段，如编造，如篡改等，都是不可取的。
《邓》剧里除了这一处外，还利用“夏建国”的高考作文编出一个另外的“瓷砖”故事，说是在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第一次“亮相”去工体看足球赛时，球场里“打出了一个横幅，‘我们需要你!’”——这样的编撰实在是没有必要。用这种编撰的手段表达对邓小平同志的礼赞，实在不是一种可以值得鼓励的行为，因为手段的不正确必然导致歪门邪道的横行。
瓷砖六：“邓大人”、“活菩萨”这些《邓》剧所要着意渲染的东西，既不是当时事实，也不是今天价值观所要张扬的东西。
在《邓》中，无论是国务院田志远，还是国务院的夏默，还是国务院的这专家那专家，一口一个“邓大人”;无论里巷里的修车老人，还是奋斗在云南、延安以及更多广阔天地的知识青年，也都是一口一个“邓大人”;无论渔村的渔民、乡下的农民、城里的民工，居然可以在第46集一个分钟时段里叫出十数个“邓大人”来……邓大人就是包青天的代名词了，邓大人就是光明、正义、希望、救星的代名词了，邓大人就是改革、开放、魅力、威望的代名词了，邓大人就是一言九鼎、指水水断指山山倾的——“邓大人”了。这词儿乍一从电视里叫出来，听着一时有些让人发冷，不知今夕何昔。我是从那个年代里过来的，真对不起，我们那里没有一个人这么叫，这么称。我以为北京全是这样叫的，问过北京的一些六十以上的中老年人，他们也众口一词地说，没有过，也没有听说过，以为是叫邓世昌哩!当然，我们不是“文献”这样的人，也不在国务院里用事，他们是不是都这么叫，那就只有问他们了。所以，“邓大人”以及借助于黄山、成都老太太和“刘大娘”之口说的“活菩萨”(36集、45集)，都不是什么新鲜词儿，有些旧，泛着一些封建色彩的浑黄之色。这样的“瓷砖”，我看不贴还是好一些。
算了，“瓷砖”在《邓》剧里是一种耀眼的东西，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国家社会发进步到今天这种状况，这中间有着邓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这是不容否定的。我们纪念他，我们怀念他，我们感恩他，都是应该且必须的。但是，纪念的方式有多种，伟人之所以是伟人，一定是有着过人之处的，我们不能用那种泛黄的颜色往伟人身上涂抹，历史不是三仙姑可以任人打扮。长城伟大，但是往长城身上贴瓷砖搞装饰是不可以的，虽然你是出于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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