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记者 李恩树 实习生 吴荻 冼洋/文
7月2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朱马里，对这位社会主义邻国的领导人谈及党内反腐形势时，王岐山表示依然严峻：“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面，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
在这条新闻由中央纪委监察部官网发布22小时后，2014年7月29日18时02分，中央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被宣布立案审查，由此形成中共十八大以来又一个新的反腐高潮--仅一个月前，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3周年前一天，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被开除党籍，其涉嫌的受贿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最高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处理。
在这一次“打虎”20天后，王岐山才再次公开露面，但未讲话--8月20日，他出席了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
五天后，他在全国政协“意外”亮相。8月25日，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开幕时，王岐山抛开“没味道”的书面稿，脱稿即兴讲演一个多小时，随后用半小时回答了八名全国政协常委的问题。
据《财经》记者了解，促成此次露面的正是王岐山本人。与会的全国政协委员、国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施杰回忆，发言伊始，王岐山解释了自己为何参会--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王岐山建议政协会议应该增加关于“反腐倡廉”的议政话题，获得总书记支持，之后便受同事俞正声之邀前来作报告。
“他(俞正声)说，既然是你提议的，就由您老人家来讲。没辙!就这么着，来了。”王岐山说。
时值周永康案已公开披露，在会上王岐山特意回应了大众对反腐的期待，再一次提到腐败问题“严峻并复杂”，“反腐和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事实也还“在路上”--周永康案公布后，截至9月7日，40天内，中央纪委监察部官网又公布了95名官员被查的信息，平均每天约2.4名，包括5名省部级官员--其中4名来自山西，延续了自金道铭、申维辰、令政策、杜善学落马以来对山西官场的治理。
自2012年11月15日执掌中央纪委，700天来，王岐山治下的这一共产党纪律机构刮起一场让人始料未及的反腐风暴，并深刻触动了国内社会现实。
王岐山以往的工作从未和纪检搭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行长、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广东省副省长、海南省委书记、北京市市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职位，更多着眼于其金融、经济所长。他出任中央纪委书记之初，外界曾有诸多不解。
但截至2014年9月7日的成绩单--49名省部级官员落马，包括2名副国级官员(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3名十八届中央委员(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公安部原副部长李东生，山西省委原常委、太原市委原书记陈川平)，3名候补中央委员(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王永春，广东省委原常委、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以及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周永康--被作家二月河称为，“读遍二十四史，没有像现在这么强的。”
若要“打虎”，还须棋逢对手。与既往一样，不论任职广东省副省长化解金融危机，还是调任海南一把手应对房地产泡沫，抑或火线履新北京处理SARS事件，王式风格一脉相承。如今，对内，中央纪委大刀阔斧改革机构，“去神秘化”逐渐走入公众视野;对外，有条不紊，抽丝剥茧，“老虎苍蝇”一起打。
这背后，是新一届领导人对大局的观察。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说：“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
随着“老虎”次第入笼，风暴眼中的王岐山这样评价自己的反腐工作：“反腐败要讲‘不敢’‘不能’‘不想’，我现在可以负责任地说，‘不敢’这条已经初见成效。”
露面玄机
北京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41号，没有门牌，电信系统查号台也无电话登记。整个大院被4米多高、1米多厚的灰色砖墙包围。虽无军事禁区标识，却由全副正装的军人严密保卫。
令贪腐官员闻之色变的机构--中央纪委，正坐落于此。
2012年11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王岐山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
履新700天以来，虽然反腐成绩单耀眼，但王岐山异常低调--本届七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见诸报端的公开露面，王岐山最少。
据《财经》统计，自履新至2014年8月底，王岐山共公开亮相99次(不包括出访)，其中参会讲话43次，出席活动33次，外事活动15次，考察调研8次。
履新伊始，王岐山在公开参加的第一次活动--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2012年11月19日召开的全体党员干部大会上，开门见山提出要“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此后，王未食言--左手抓党风廉政，右手抓反腐败，将中央纪委的两项传统职能发挥到了极致。
刚刚上任不久，他便展示了强烈的个人风格。2012年11月30日，王岐山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就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问计。座谈会上，一位专家刚提到“尊敬的王书记”，就被王岐山打断，他请在场专家少说客套话，言简意赅。
爱文好学、乐于荐书的王岐山刚上任时看了一部与纪检工作相关的电影《忠诚与背叛》--内容关于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创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纪委前身)，此后，他在多个场合推荐这部电影。
履新的前三个半月，王岐山频频露面，是其公开现身最多的几个月份。在2012年11月15日至当年年底的一个半月里，他现身7次，4次为主持会议并讲话;2013年1月份，高达9次;2月份则为6次。除去每年全国“两会”所在的月份外，其余月份的现身频率均未超越前三个半月。
这段时间内，王岐山参加了十八届中央纪委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等数次会议，奠定了他主政下的中央纪委阶段性反腐思路--“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期间2012年12月6日，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落马，成为其任内落马的第一位省部级官员，也为之后的反腐行动拉开帷幕。
从公开报道可以发现，2013年3月“两会”结束后，王岐山在4月似乎从公共视野中“消失”，仅在月底时参加一次外事活动。实际上，这个月他在中南海约谈了一些派驻机构的纪检干部。
《财经》记者遍阅《中国纪检监察报》发现，去年4月22日至26日的五天时间里，中央纪委监察部领导班子成员，分别约谈了53位派驻到中央和国家机关的纪检组组长、纪委书记。
4月22日8点57分，王岐山在中南海约谈中央纪委驻财政部纪检组组长刘建华。事后，刘建华回忆说：“感觉像拉家常一样，气氛越来越轻松。”王岐山约谈她，是抓住“五一”这个时间节点，提醒、警示包括财政部在内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持之以恒抓好“八项规定”的贯彻落实。
约谈，是中央纪委工作方式方法的一种创新。像这种一对一、面对面、交流式的汇报，许多派驻纪检干部坦承此前未有。
“约谈的是纪检组组长，绷紧的却是我们全机关的‘弦’。”同样被王岐山约谈的国资委纪委书记强卫东回忆，约谈结束后回到单位，他才知道这次约谈牵动了国资委机关所有人的心。“尽管约谈的是我们这些纪检组组长、纪委书记，但触动的，是我们驻在部门的一把手，提醒、警示的是党组、党委。接到约谈通知，我就找到我们国资委党委书记汇报。我认为，警示正是约谈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说。
王岐山称反腐要“‘润物细无声’，不搞‘三把火’”。这种工作风格，被接近中央纪委的人士解读为“由浅入深，层层推进，不急于求成”。
履新前半年，中央纪委公布的落马官员并不多。2012年11月15日至2013年5月底，中央纪委监察部官网仅披露了7名官员，包括1名省部级官员李春城。从2013年6月起，落马官员数量直线上升。
6月至8月三个月内，反腐渐入佳境--23名官员被查，含6名省部级官员，包括备受关注的“四川帮”重要成员郭永祥，以及“石油帮”两名高管王永春、李华林。
这似乎成为一种规律。梳理王岐山的报道可以发现，他公开露面次数偏少的月份，落马的高级官员数量较多。最典型的是，2014年6月至8月三个月，中央纪委网站公布了165名官员被查的信息，含17名省部级高官，包括周永康、徐才厚、苏荣，期间王仅公开露面6次。
在这6次露面中，王参加并讲话的两次会议至关重要。
一次是今年7月16日，王岐山对2014年中央第二轮巡视工作进行动员部署时称，“哪里问题集中就巡视哪里，谁问题突出就巡视谁，巡视过后再杀个回马枪，给党员干部以警示，发挥更大威慑力”;并对该轮巡视指明方向--“在腐败问题上，要紧盯矿产资源、土地出让、房地产开发、工程项目、惠民资金和专项经费管理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会议结束不久，中央纪委网站陆续曝光陕西省商洛市房管局局长李志全、呼和浩特市金川工业园区党委书记白海泉、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局长李学文、湖北省黄石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何国有等“矿产资源、土地出让、房地产开发”领域官员被查的消息。
第二次会议是8月25日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会上，王岐山脱稿而言：“我们中央纪委坚持一条，就是曝光。省长、书记跟我讲，岐山同志，你怎么处理都行，就是别给我曝光。我说，就是不处理也得曝你的光。”
会后第四天，白云、白恩培、任润厚--3名省部级高官同一天落马。
在中央纪委网站的《反腐三人谈》节目中，中央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处长方文碧披露了部分落马官员问题：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在被查前几天，还去会所大吃大喝;海南省原副省长谭力，被查之前还在外省由私营企业老板陪同打高尔夫球;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韩先聪，在被查当天，手机信息显示有两场饭局，中午、晚上各一次。
一方面，这些官员的腐败情节被不留情面地曝光;另一方面，对官员的贪腐细节，中央纪委也了如指掌--这对其他官员形成了极大震慑。
至2014年5月4日，中央纪委网站共曝光32位国有企业高管被查的信息，尤其在2014年4月份，有9名企业高管落马，其中包括华润集团原董事长宋林。对此，中央纪委反应迅速，5月6日至12日，王岐山鲜见地连续四次主持召开座谈会，与部分中央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国有金融机构负责同志座谈，强调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他在会上称，“重点查处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党员干部，形成有力震慑。”
会末至8月底，又有26名企业高管陆续落马，在58名落马企业高管总数中将近一半。
这符合王岐山的做事风格。据媒体报道，王在农研所工作时期的同事回忆，王在联络室主事时“不说废话”，“办事风格非常明快”。
近两年来，“大老虎”揭幕前，整个办案过程可谓雷厉风行而不失稳重。截至8月底，中央纪委网站共公布512名官员被查的信息，涵盖党、政、军、人大、政协等多个领域，包括47名党委一把手，今年1至8月共公布406人，约为去年同期29人的14倍。
调研背后
根据公开资料，王岐山履新至今，曾和13个省(区、市)领导有过公开接触。在2013年的全国“两会”中，王岐山先是参加全国政协农工党、九三学社界别的联组会议，之后又分别到北京、安徽、黑龙江、江西、宁夏人大代表团参加审议;2014年全国“两会”，他先是参加全国政协民盟、民进界别委员联组会，又参加北京、河南、陕西、吉林、四川的人大代表团审议。在这两年的“两会”中，他发言涉及最多的还是反腐。
据《郑州日报》报道，在河南代表团参加审议时，王岐山曾和全国人大代表、辉县市孟庄镇南李庄村党支部书记范海涛对话半小时，其间提到中央纪委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两个职务的不同。“他说，他当副总理管经济的时候，很多人找他，都是想要个项目，项目就是政策、政策就是钱啊;现在他当纪委书记了，都不找他了。现在别人跟他说话，语速都慢了，有些话还不敢给他说，见他也不理他。”范海涛回忆。
2013年7月8日至10日，王岐山开始了身为政治局常委的第一次考察调研，到自己的联系点黑龙江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他随后的调研路线是：天津、湖北、山东、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山东、内蒙古。2013年11月24日，王岐山到湖北调研。三天后，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被查。自此，湖北官员频繁落马，截至8月底，共被查44人，为所有省份最高。2014年3月24日，王歧山到山东调研。之后，从中央纪委官网公布的信息来看，山东由近乎“零”官员落马变为月均3名官员被查。
仅有少数官员的落马和王岐山的公开活动有时间先后的关系。苏荣、徐才厚、周永康三名前党和国家领导人被查前后，王岐山均鲜有露面。仅在公布徐才厚、周永康案前，各有一次外事活动。在活动中，王岐山均表示坚决反腐。
2014年6月24日，王岐山会见丹麦议会监察署代表团时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就是要从执政党自身抓起……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六天后，徐才厚事发。
期间7月3日、4日，王岐山现身内蒙古考察调研，并召开部分省区市巡视工作座谈会。据央视画面，在会上谈到反腐时，他表情凝重，以手背敲桌。
在周永康案公布前一天，他会见朱马里时重申，“1993年以来，党中央始终强调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新形势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作出依然严峻复杂的判断。”
周永康案公布同一天，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巡视方略
在整个反腐大局中，巡视的作用被发挥至极。王岐山本人担任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中国共产党章程》第13条规定，共产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实行巡视制度。巡视制度系中共党内监督的基本制度之一。
根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委会成立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同级的纪检委。
中央巡视组的职能是对下级党委及政府党组领导班子、成员进行监督，不具体办案，但发现线索要报给中央纪委和中组部。巡视制度恰好填补了对“党委一把手”的监督空白，成为党对自身监督的重要利器，但发展十数年来，“巡视制度只是走形式”的批评声不绝于耳。
王岐山试图做出改变。他首先打破了巡视组组长的“铁饭碗”，变为“一次一授权”;其次，巡视组和巡视对象的关系不再确定，以前是分为地方巡视组、企业巡视组、金融巡视组等，现在重新洗牌，变为随机抽选;中央巡视组的公开度也大大提高，两年内的四轮巡视，中央纪委网站上都会公开巡视组的重要信息，如组长、副组长名单、通讯地址、手机、座机等，以往颇为少见。甚至多地的党报也发布该地区被巡视通报的内容，肯定成绩的内容被压缩，直陈问题的篇幅大幅增加。
中共十八大后，中央共派出208个巡视组对1214个地区和单位进行了巡视，涉及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众多中央直属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
据统计，四川省的被巡视地区和单位达到91个，为最多的省份;广东省以83个位列第二，但广东却是被派驻巡视组最多的省份，曾有13个巡视组进驻。
王岐山在会议中曾将巡视比喻为发现问题的“尖兵”，他强调，巡视是党章赋予的重要职责，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要手段。“尖兵”的人选，自然至关重要。
关于选任中央巡视组组长的职级、是否在职等标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并无明确要求。但根据1996年实施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建立巡视制度的试行办法》，则有两个硬性标准--“已经离开领导岗位的正部级干部及个别副部级干部”和“70岁以下”。
从近两年四轮中央巡视组组长人员来看，选任的范围并非囿于“已经离开领导岗位”，而是更宽：许多组长被选任时还在任上。
王岐山称，巡视组对重大问题应该发现而没有发现就是失职，发现问题没有如实报告就是渎职。他还明确释放信号：巡视不力者将被问责，巡视得力者将获重用。
这一信号在三轮巡视过后得到证实。“60后”侯凯，是前两轮巡视组20名组长中最年轻的干部。他在2013年10月份带领中央第九巡视组进驻中国长江三峡集团，经过两个月的巡视，中央第九巡视组向中国三峡集团反馈情况时指出，一些工程项目存招投标暗箱操作、分包及亲友插手工程建设等问题，还有领导人员违规占有多套住房、公务消费铺张浪费等现象。在该轮巡视完成后，侯凯调任上海市委常委、纪委书记。
2013年第一轮巡视，第七巡视组副组长黎晓宏调任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2013年第二轮巡视第三巡视组组长杨晓渡则刚刚调任中央纪委副书记;2013年及2014年曾两任巡视组副组长的贺家铁，今年9月15日履新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几番人事调整体现了王岐山的用人观，巡视工作给了更多有能力的干部以获得重任的机会。
除去年轻干部，“反腐尖兵”中的老将更得王岐山信任。在巡视中四轮连任的徐光春、张文岳、马铁山均为“40后”干部，都曾为地方大员，三人在退居二线(或退休)后又再次出山，效果明显。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广东省委原常委、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韩先聪等官员，在三人各自的巡视中落马。
另外，巡视时，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北京市政协主席吉林、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董宏都在巡视组中任组长。
人事变动
和上届中央纪委一样，此届中央纪委维持了“一正八副”的架构，王岐山的现任副手为赵洪祝、黄树贤、李玉赋、杜金才、吴玉良、张军、陈文清和杨晓渡。其中，赵洪祝还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黄树贤兼任监察部部长职位。
据《凤凰周刊》报道，一位熟悉王的人士回忆，王曾直言，内行和外行查案的差别很大，要求纪检干部尽快变成某一领域行业内的内行、学者。
梳理中央纪委八位副书记的履历可知，他们均有在中央、地方、军队纪委或司法系统长期工作的经验。
大力反腐的同时，王岐山也在肃清纪检队伍。
700多天来，已有两名曾在纪检系统工作的高官落马--四川省政协原主席李崇禧(曾任四川省纪委书记)和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金道铭(曾任山西省纪委书记，此前曾任中央纪委监察综合室副主任兼外事办主任、中央纪委外事局局长、中央纪委副秘书长等职务)。
期间中央纪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从组织创新和制度建设上加强和完善内部监督机制，加大自我监督力度，解决“灯下黑”问题。2014年3月，中央纪委在第二次机构调整中，增加了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指向纪检监察办案人员本身。
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由中央纪委副书记赵洪祝直接分管。中央纪委副书记陈文清曾就此机构解读说，“防止我们队伍内部出现‘蛀虫’。”
没过多久，中央纪委原委员、中科协原党组书记申维辰，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原主任魏健，中央纪委原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相继落马。
自查自清的同时，中央纪委机关也在进行重要的人员更迭。
2014年3月24日，科技部披露，中央纪委副书记杨晓渡，中央纪委副秘书长兼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机关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崔鹏等一行八人专程赴科技部，调研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工作。
这是崔鹏首次以新职务公开亮相。此前，他担任天安门地区管委会主任。再往前，2003年，王岐山由海南省委书记调任北京市长处理SARS疫情，直至2007年卸任，当时，崔鹏担任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市应急委办公室(市应急指挥中心)主任。期间，经历了SARS危机和奥运会相关工作后，崔鹏升任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
现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办公室主任黎晓宏则曾于2006年由中信证券调任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职位，在2007年3月升任北京市政府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之前2010年1月27日，黎晓宏获增选为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时年已57岁，被外界有声音认为“退居二线”，不过，隔年黎晓宏出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纪委书记。之后，黎晓宏进入中央巡视组工作，再次成为王岐山的助手。
现任中央第十二巡视组组长董宏与王岐山有较多交集。王岐山任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时，董宏任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王岐山先后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海南省委书记，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时，董宏历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产业体制司司长、海南省委副秘书长、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2013年，年满60岁的董宏从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任上退休。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董宏挑上巡视担子，成为纪检新兵。
2014年6月，北京市委常委、秘书长、政法委书记赵凤桐调任中央纪委驻国土资源部纪检组组长，此前他曾任北京市副市长。另外，北京市委原副秘书长肖培、北京市纪委原秘书长王荣军业已履新中央纪委。
机构改革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称，“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这被看作是强化制度反腐的重要改革，也被认为是中央纪委“扩权”的一个重要依据。王岐山通过一系列机构变化，实现了这项改革的“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
中央纪委先后两次调整内设机构和人员配置，在机关编制、机构、人员总数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通过盘活存量、内部挖潜、转变职能等方式，将人力向负责办案的业务部门扩展。中央纪委的纪检监察室变为12个，直接从事纪检监察业务的人员增加了100多个。
通过改革，地方纪委还要从地方党委中“断奶”。按三中全会决定，纪委的办案权上提一级，“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地方纪委领导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
如何“断奶”，以及如何破解“同级监督”难题，关键在于“人财物”。
中央纪委将原来的干部室和宣教室拓展为“组织部”和“宣传部”，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宣传工作。成立组织部，更被看作是为了解决地方纪委领导的提名权、考察权等人权、事权的问题，逐步加强对地方纪委的垂直领导。
侯凯由中央巡视组调至上海任纪委书记，被看作是此项改革的一个显著体现。
中央纪委副书记吴玉良做客中央纪委网站《在线访谈》栏目时指出，组建中央纪委组织部和宣传部，缘由之一便是为了“保证各级纪委监督权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
三中全会也对中央纪委的派驻机制提出要求，“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实行统一名称、统一管理。派驻机构对派出机关负责，履行监督职责。”
在三中全会结束的20天后，王岐山主持召开部分中央和国家机关纪检组组长座谈会，在会上说：“派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派驻机构要眼睛亮一点、耳朵长一点、鼻子灵一点，善于监督、敢于执纪，严格责任追究，切实承担起监督责任。”随后，多个中央纪委派驻部委纪检机构着手组建“办案人才库”，大力扩招。
王岐山也十分重视信息披露，在其任上，中央纪委旗下五网合并为一。2013年9月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正式开通。王岐山在当天赴网站调研时说，“要强化服务意识，及时发布权威信息，重要舆情要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纪检监察干部要学网懂网用网，注重发挥专家学者作用，向群众解疑释惑，回应社会关切。”
之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一跃成为极高关注度的国家机关官网，这得益于其第-时间发布中央纪委监察部查办的重大案件等信息。这一做法，改变了以往大案要案信息主要由新华社首家披露的方式，也让媒体7×24小时紧盯网站成为常态。
截至2014年9月2日，该网站已发布重要案件信息600余条，其中，中管干部接受组织调查信息49条。网站实名注册的人数超过1.5万人，留言4万多条;日均收到举报量一度达到800余件，为开通前的4倍。
网站的火爆也增加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媒体报道，该网站之所以能在半夜、清晨更新，系因为网站团队跟各大门户网站相同，24小时全天候上班，白班、晚班两班倒。全网一般在早晨7时前就完成了首次更新。
经过一系列机构调整，中央纪委变得异常繁忙。多位中央纪委工作人员说，“这两年是最忙的时候，周末也经常加班。”尤其在中央纪委公布周永康案后，一位内部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最近变得特别忙，领导多次开会要求我们‘慎言’。”
这一系列改变，为中央纪委带来巨大改观。有观察者认为，这些改变让中央纪委的职能回归设计初衷，但也有媒体将之称为“最强大”的中央纪委。
早在2013年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对纪检工作作出肯定，“中央纪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很好完成了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
今年8月在全国政协的发言中，王岐山谈到，习近平曾说，八项规定的落实，应该是作为一个名片(业绩)，是本届中央委员会向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交代。
“总书记说完之后，我听明白了，这事儿我得抓五年。”王岐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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