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下旬，当我国第十一届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即将开幕的前夕，美国垄断资本代理人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1953-)[1][1]到访北京，并于2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抛出以他为首的世界银行与我国政府智囊机构合作撰写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简称《世行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已于2013年3月正式出版。以下只有页码，没有注明出处的引文，均见该书)，用意十分明显，即企图借以影响“两会”舆论，甚至渗透不久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八大的走向。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该《报告》刚一亮相就遭到有关职能部门的坚决抵制和质疑;在人民网就此问题的讨论中有90%以上的网民表示强烈愤慨和反对;甚至在28日新闻发布会上当场就遭到独立的年轻爱国学者的强烈抗议，高喊：“世界银行，带着你的毒药滚回美国去!”。
其实，如果说《世行报告》是一剂“毒药”的话，那还是被一束十分诱人的“橄榄枝”遮掩着的。这就是《世行报告》的主要问题所在。本文即拟对此主要问题作一简要分析。
一.《世行报告》出笼的时代背景
为了深刻认识《报告》的“毒药”和“橄榄枝”式的主要问题之内涵和实质，首先弄清《报告》出笼的时代背景是很必要的。
建立在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帝国主义从来就是把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视为眼中钉，恨不得把他刚一出世就“扼杀在摇篮里”。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的第二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就打起联合国的旗号迎合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渴望，以侵朝战争为契机，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1953年我国赢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使美帝认识到用武力消灭社会主义中国是根本不可能的。时任国务卿的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便提出“和平演变”战略，把希望寄托在新中国的第三、第四代人身上。这是一个极其阴险毒辣的使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毒计。
1959年11月的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了这个问题。在会上，“他印发了杜勒斯的几篇演说，内容都是讲和平演变的，要大家看一看。他说：杜勒斯讲他们要以甚么‘法律和正义’来代替武力。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变到符合他的那个思想，美国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2][2]。1964年以后，毛泽东同志又进一步把防止和平演变问题正式提上了日程，并提出了应当采取的一系列实际步骤”[3][3] 。我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与杜勒斯的这一毒计进行了针锋相对、惊心动魄的斗争，使之未能得逞。
但在70年代以后，美帝又乘国际新自由主义蓬勃兴起之势，利用我国改革开放的机会，以新自由主义的形式加紧对我国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竟至猖狂到由中央情报局在中国加紧推行纲领性的“十条诫令”，以达到和平演变中国之目的。
所谓新自由主义乃是在上世纪70年代，以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承袭新古典自由放任主义的基础上，作为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并开始蓬勃兴起的一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经济思潮。这种思潮经过80年代的进一步发展，到1990年更形成较为系统完整的名为“华盛顿共识”的政策纲领。其核心是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国内全面市场化、国际完全自由化，要求各国(实际主要是要求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开放商品、资本市场，让跨国公司的商品、资本无障碍地自由进入本国，直接投资办厂等。不难看出，这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无异于是要自己放弃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经济，甚至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甘当帝国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附庸或殖民地。因此，所谓“华盛顿共识”或新自由主义的实质，不过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思想武器，对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更是实行和平演变，从根本上摧毁社会主义制度的一把“软刀子”。世界银行则是挥舞这把“软刀子”，推行新自由主义的重要国际经济机构之一。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世界银行(WB)在战后从成立之日起，就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操纵下的一个国际金融机构。其重要任务之一，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样，都是以“援助”之名，来控制发展中国家，使之朝着有利于充当自己经济附庸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二者的区别只在于方法有所不同。
如果说IMF着重于短期贷款，那么WB则着重于长期贷款。发达国家就是企图通过IMF、WB等国际金融机构，乃至WTO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以便把发展中国家统统纳入自己控制的世界经济体系，以满足自己掠夺世界劳动人民利益的要求。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深知内情的世界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揭露了IMF、WB、WTO对穷国是如何在“援助”的名义下推行新自由主义来掠夺穷国的“四部曲”。这就是：第一步，私有化。他说，受援国的领导人往往用世界银行的要求去压制对他们的批评以推行私有化，而自己却从削价出售数以亿计的国有资产中，捞取10%的回扣，中饱私囊。第二步，资本市场自由化。这是IMF、WB对穷国的“拯救计划”，要求受援国允许资本自由流进流出，一旦投机者抽逃资金，国家储蓄在几小时、几天内就流干了。为了吸引外资，稳定金融体系，IMF、WB就要求把利率提高至30%、50%，甚至80%，结果使受援国工业生产遭到严重打击并耗光了国家财富。第三步，价格市场化——一个粮食、水、燃气价格飞涨的时期。接着的第三部半，斯氏称之为骚乱。像玻利维亚2000年发生的水价骚乱，2001年2月厄瓜多尔发生的水、燃气价格骚乱则是由世界银行引起的。斯氏还揭露道：从世行对厄瓜多尔的“转轨型国家援助计划”秘密报告里看出，世行就希望他们的计划能激起“社会不安定”。一旦引起骚乱和动荡，又引起新的资本恐慌性出逃和政府崩溃，外国公司则可以趁机以“跳楼价”买到那些价值连城的东西，比如矿山开采权或港口。第四步，自由贸易。这是在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统治下的自由贸易。斯氏把这种自由贸易比作鸦片战争。他说：“与19世纪一样，欧洲人和美国人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冲破壁垒打开市场，却阻碍第三世界的农产品进入他们的市场。鸦片战争中，西方用战争来推行他们的不平等贸易。今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用的金融和财政手段几乎一样有效。”[4][4]
在此，斯蒂格利茨已将世界银行推行新自由主义、奴役发展中国家的实质揭露得淋漓尽至了。作为美国垄断资本家代理人和世界银行行长的佐利克当然更是全心全意忠实于世界银行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为美帝国主义称霸世界服务。他们所炮制的《世行报告》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针对中国所制定的作为实施其和平演变战略的重大举措。
二.《世行报告》的核心是要使我国国有企业进一步私有化。
《报告》在回顾1978年以来约30年间中国经济已取得迅速发展的巨大成就之后，提出在未来20年即到2030年的中国，要建设成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宏伟目标。但要实现这新的宏伟目标，就需要采取新的发展战略。在第二章题为“面向2030年新的发展战略”中，提出了新战略的六个重要领域。其中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使我国国有企业进一步私有化。《报告》说：“中国在2030年成为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发展愿景，将要求市场与民营部门在资源配置决策中发挥更大作用”(P.23)。这个说法单从私营、外资经济方面来看，可以说是有理、有利，但却全然未顾及我国宪法、执政党党章规定的，以及中共历次党代大会所一再重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公有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而且查遍《报告》全文，也找不到一个地方说要“坚持以公有经济为主体”的问题。在目前公有经济所占国民经济比重已下降到只约1/3的情况下，这种片面强调发挥市场与民营部门配置资源更大作用的观点，难道还不是在鼓吹、推销全盘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货色吗?
不仅如此，《报告》接着还说：“政府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可能会抑制中国走向价值链高端”(P.23),即“政府在关键经济部门继续保持支配地位，这在过去或许是个优势，以后却可能成为提高生产率、创新和创造力的制约因素”(P.28)。因此，“首先，政府应鼓励经济中不断增强的竞争，其中一项措施是加快放宽企业准入和推出限制;其次，国有资源应当致力于范围更广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资金，以便服务于越来越复杂而精致的经济”(P.23)。这就是说，作为社会主义主要经济基础的、被誉为共和国“长子”和顶梁柱的国有企业，今后则应从国民经济命脉部门和关键领域统统退出，取消其主导作用，以免妨碍竞争、创新、技术进步和效率(这些都是极为荒唐的借口——笔者注)，而另由私营、外资企业进入取而代之;其他一般经济领域国有企业也应逐步退出，说什么“国有资本可以逐步退出非公共产品提供领域”(P.31);国有企业只限于经营公益事业的产品和服领域;随后，《报告》又进一步建议，即使公益事业的产品和服务部门也要尽量让私营经济去占领：”作为一种公共资源的国有资本应当主要或完全用于提供公共产品。……国有资本投入的比例和方式取决于特定公共产品的性质。在少数被认为有特殊重要性的领域(如国防领域)，政府可以持有全部或大部股权。但在多数领域，少量股份参与就可能实现有效提供某种公共产品的目标”(P.30)。这样，在《报告》设定的框架里，不仅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不复存在;纵然在公共产品领域，国有经济除极其特殊的如国防领域外，也只能缩居一隅，而大部分都要让给私营企业去经营;何况国防领域也要让出一块给私人企业呢!请看，这是不是要进一步私有化，甚至彻底私有化?
《报告》虽然也提出了其他一些可取的建议，诸如防止环境污染，走绿色发展道路;建立开放型创新体系，提高技术水平;完善财政体系，加强社会保障等。但这些不仅处于陪衬的次要地位，而且其用意更多的也在于忽悠、骗取人民的支持，以更有利于兜售其私有化的谋略而已。
习近平同志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而科学社会主义最基本原则就是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我国现阶段则是要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原则，舍此，必将走上邪路。目前我国之所以出现愈益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腐败盛行，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无不直接、间接与公有经济主体地位被削弱、动摇、丧失或过度私有化有关。因此，《报告》提出要使国企进一步私有化的主意，除了有利于实现帝国主义者和平演变中国的目标外，别无好处。所以有的把它比喻为“毒药”，我觉得也并不过分。
三.《世行报告》的目的究竟何在?——揭穿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之谜。
以上分析说明，《世行报告》的目的乃是要在中国推行私有化政策，以实现帝国主义既定的和平演变中国的战略目标。这显然与《报告》们的说法大相径庭。
《报告》的序言暗示：编制这份报告的目的是要帮助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序言说“中国已经开始了在未来15到20年内进入世界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征程。与此同时，中国的决策层一直致力于增长战略的调整，以适应未来的挑战，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为帮助中国实现这个愿望，“2010年，在庆祝祝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三十年之际，世界银行时任行长佐利克先生提议开展本项联合研究。面向2030年，识别和研究中国中期发展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总结国际和中国自身成功发展的经验，提出对中国决策以及中国与世界银行未来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框架，并以此作为纪念双方合作的标志。”这个“标志”的载体就是《世行报告》。可见，《报告》在佐利克们的笔下已十分清楚，就是为了帮助中国实现“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愿望，而且还是佐利克先生主动提出来的。这里展现出佐利克和世界银行对中国多么友好，又是具有多么强大利益诱惑力的一幅美妙画卷!
但是，当我们揭穿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论之谜之后，就有可能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如果说《世行报告》是一剂“毒药”，这个“陷阱”论则可能是遮掩这“毒药”的一束“橄榄枝”。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是由任职于世界银行的英德米特·吉尔(Indermit Gill)于2006年首先提出来的。据吉尔自己讲，他从2005年至2007年任世行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局首席頋问。当时他帶领该局一个团队对东亚经济增长进行研究过程中发现，东亚5个高收入经济体与拉美8个中等收入国家几乎同时都在20世纪60—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但日、韩一直保持高速发展，并进而成为发达经济体，但拉美国家至今仍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这就是被他称为的“中等收入陷阱”。于是，他把“中等收入陷阱”界定为“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收入水平，即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之后，其所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转变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不能继续指导其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在这一阶段，以往快速发展中积聚的各种矛盾集中爆发，如果不能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将难以产生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进而导致社会问题突出，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滯。”[5][5]此后，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时，大体都是依此界定展开的，而且基本上都认可它提出的一些中等收入经济体过去快速发展时期集聚起来的各种矛盾现在集中爆发而使经济长期停滞于中等收入水平，而难于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的说法。应该说，在拉美那样一些国家的“陷阱”现象确是客观存在的，但很难说是一个普遍规律。如日、韩等国就曾由五、六十年代的中等收入水平接连在七、八十年代就跨入了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其间就未遭遇像拉美各国那样长期停滞不前的“陷阱”; 一些老牌的经济发达体如英、美、法等国也不曾有“中等收入陷阱”。原因在于，各国所处社会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的差异，在生产力与生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辩证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自然会出现在各个历史阶段的经济增长有快有慢的差别，甚至出现停滞、倒退的现象。但却不会因由低收入阶段跨进中等收入阶段的快速发展，便必然会集聚各种矛盾集中爆发而阻挠居民收入继续向高收入行列跨越。正如恩格斯提示于我们的：
“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6][6]
因此，在设计我国未来20年(即到2030年)如何发展时，若把拉美各国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视为一个普遍的规律来运用，显然有张冠李戴之嫌;而且把拉美各国长期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原因，归咎于它们在由低收入阶段跨入中等收入阶段时因快速增长而积聚的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结果，也不切合实际。
事实上，拉美各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主要是因受刚刚蓬勃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和影响而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倒退的。
早在70年代初，美国新自由主义大本营芝加哥大学，就培养了一批芝加哥男孩(Chicagoboys)送回智利传播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1973年，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左翼阿连德总统后上台执政，便重用这批芝加哥男孩任经济部长等要职，执掌经济改革大权。后者则根据货币主义理论重塑智利经济，执行价格市场化改革。这在起初虽然对抑制通货膨胀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随后却引发出新的更大的经济混乱，并影响拉美各国的经济;加之，美国在八十年代又实施“貝克计划”(Baker Plan)、“布雷迪计划”Brady Plan)，以资金 “援助”为诱饵，迫使拉美各国接受其新自由主义政策。这样，在拉美从智利的“价格市场化”改革算起，经过三、四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涉及到贸易、金融、国企、税制、劳动力市场等等各个方面，其结果不仅没有使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和居民的收入、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相反却带来严重的、一再发生的债务、经济危机，生产下降、工人大量失业，贫富两极分化凸显，及至爆发社会政治危机。据统计，拉美经济年均增长率1950——1980年为5.3，1981——2000年仅3.2%。即改革后的30年较改革前的30年经济增速下降40%，而且改革后30多年，还经过3次经济衰退。分别是1999年和2001年基本上为0增长，2002年为负增长(-0.5%)。最典型的阿根廷，在1999——2002年出现连续4年负增长的局面(-3.4%、-0.8%、-4.4%、-11.0%)[7][7]其中，2001年12月还爆发了罕见的金融危机、经济混乱、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仅半个月之内就更换了几个总统。可见新自由主义对拉美经济政治的影响是多么严重。正如亚洲开发银行所说的：“拉美国家不甚充分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与其经济政策发生的变化之大形成反差”[8][8] 。
反观日、韩为什么在六、七十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却能使经济继续增长，以致跨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究其原因，除了他们不断创新，实施技术立国等政策外，由于在经济管理制度方面，相对受新自由主义影响较小有很大关系。
日本在二战后虽然仍然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但战败后的日本经济，在美国监管下的统制经济经过民主改革却并没有盲目全盘照搬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而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条件和承袭历史上国家干预经济的传统，确定了在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强化政府对宏观经济的控制作用，逐步地由统制经济向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过渡;并在1952年基本恢复了国民经济的战争创伤之后，从1956年起连续实行了若干个内容不同的逐步升级的经济计划，加强对宏观经济的指导和控制;同时在微观上，企业实行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对激励职工安心本职工作，并不断努力进取有重要作用，因而能使日本在战后当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又紧接着在七、八十年代较顺利地跨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当然，日本毕竟是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其内在固有矛盾和在美国操纵下通过1985年“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后，日本的经济泡沫破灭，到90年代就陷入经济停滞的“失去十年”，但这依然没有妨碍它稳居在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之中。
韩国是在二战后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并于1948年正式成立韩国后，经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发展中国家。由于受二次大战和美帝侵朝战争的影响，他的经济腾飞实际是从上世纪60年代初才开始的。1962年国民生产总值(GNP)只有23亿美元，人均87美元，属于绝对低收入经济体。其后在短短30多年就一跃而升至高收入水平的行列。到1996年GNP已达4850亿美元，人均1.07万美元，并于1996年10月被经合组织(OECD)吸收为第29名成员国。其原因除得助于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外援外，主要就是由于它选择了符合本国国情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的市场经济模式，并在1962——1996年连续编制和执行了七个五年计划，加强了国家干预和宏观调控;同时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加强国家保护，连公路上的汽车都一律是国产品。这当然与韩国人民过去因饱受殖民主义之苦，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支持有关。总之，韩国与日本一样，相对地受新自由主义影响较小，而与拉美各国因受新自由主义之严重危害而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命运廻然不同。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既非一切国家都会必然产生的普遍规律，也非一个国家由于在从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过渡必然积聚各种矛盾总爆发的结果，而实际主要原因乃是由于受新自由主义的冲击和影响所造成的。
因此，《世行报告》所抛出的要使中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论，不过是企图用以引诱中国人民接受其私有化的毒计而最终和平演变中国的一束“橄榄枝”。这束“橄榄枝”给我国可能造成的直接危害：一是如果我们缺乏对“陷阱”的认识，就可能被它转移视线，忽视对新自由主义的抵制。例如我国当前存在的贫富两极分化等等愈益突显的经济社会矛盾，归根结底，最主要的就是由于受新自由主义的冲击和影响，使我们的改革开放偏离了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轨道，特别是没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结果。因此，如果对新自由主义不予抵制，而是像拉美那样全盘接受，则真有可能像拉美那样落入“陷阱”。二是：如果我们接受“陷阱”论，按其逻辑，为了避免落入“陷阱”，就需要发展壮大“中等收入阶层”[9][9](这是吉尔和赞成吉尔观点的学者们的共识)。结果只能是进一步壮大资产阶级的实力，加深私有化，扩大两极分化，而与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完全背道而驰。因为所谓“中等收入阶层”，一般认为是拥有中等收入的“白领”职工、中小私营企业主和较富裕的个体户，以及有财产性收入的富裕市民和农民的混合群体。其中除“白领”职工属于工人阶级范畴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余都属于或者是明显的资本家阶级，或者是处于不断两极分化过程中的小资产阶级。因此若企图以壮大“中产阶层”的办法来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不过是要决心扶持、壮大资本家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另一种欺人之谈而已。
总之，《世行报告》无论是抛出私有化的“毒药”也好，还是再掩上一束“橄榄枝”也好，都是与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风马牛不相及的，是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和一切有良知的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人民所绝对不能接受，也不应该接受的。谁要是按照《世行报告》的蓝图推行全盘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殖民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谁就必将成为历史的罪人。(2013年10月16)
注释：
[1][1]佐利克出生于1953年7月，1980年初获哈佛大学法学院博士学位后1985年就进入政府部门任职，可算平步青云，一帆风顺。曾先后担任政府外交顾问、白宫办公厅副主任。1992年被任命为总统助理、1993——1998年又先后出任联邦抵押协会执行副总裁、美国海军学院教授、高盛投行高级顾问;当2006年6月再度加盟高盛集团时，则升任该集团国际副总裁和投行董事长。他还是一个国际经济谈判高手，对中国情况比较熟悉。2001年小布什入主白宫后，他被任命为美国贸易代表，在参与启动多哈回合贸易谈判、推动美国与非洲之间的贸易、签署与智利和澳大利亚等国之间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以及促成中国和台湾地区先后加入世贸组织(WTO)的谈判中都起了重要作用，因而受到小布什的赏识，2005年1月即被提升为副国务卿。此后，他更致力于发展中美关系，公开以中国为对手，处心积虑地算计中国。
[1][2] 逢先知著：《回顾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第2页。
[3][3] 同上。
[4][4] 张文海：《斯蒂格利茨批评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12期。
[5][5] 参见记者王宗凯报导：《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参考消息》2013年3月4日11版。
[6][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60页。
[7][7] 见何秉孟主编：《新自由主义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150——151页。
[8][8] 美洲开发银行：《拉美经济改革的得与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91页。
[9][9] 见注释5：“中等收入陷阱”论的发明者英德米特·吉尔说：为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以此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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