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认为，国家的经济增长有赖于高质量的制度，这种制度的核心特征包括：私有财产、市场主导、政治民主与法治等。在正常情况下，通过这类制度，投资者可以对该国的宏观经济有稳定的预期，对其财产有足够的安全感，不可避免的私人风险也可以通过社会保险机制予以一定的化解;在国家层面上，这类制度保障私人利益和社会目标的协调一致，从而在个人竞争的基础上看似实现了社会的最佳效益。这种所谓“最佳”的制度安排目前是自由主义的根本吁求，也是西方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药方”——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内容。
问题是这类药方在现实中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一方面，实行这些制度的西方国家走在繁荣、富强的道路上，人均GDP和收入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以至于某些西方学者自诩为已经是“社会主义”，尽管西方国家正面临资本主义固有弊端所带来的长期困扰;另一方面，奉行这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国民经济结构严重畸形，城市中贫民窟林立，贫富分化日趋加大，匆忙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也极其脆弱，随时面对反对党、军阀和敌对国家的威胁。同一张药方，为什么效果截然相反?
最有说服力的答案包括两个，一是这类制度并不是中性的，对于西方国家它可能是繁荣的原因，对于发展中国家则可能是灾难的祸首;二是这类制度并不是西方发达的根本原因，而是发达的结果，处于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根本无力支付这套制度。肯定第一个答案意味着寻找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结构性联系;肯定第二个答案则意味着要从历史中寻找新的发展路径。在二者之间寻求“非此即彼”的选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幸运的是，现有的世界史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同时肯定了以上两个答案。
从历史上说，雏形中的西方制度是对内、对外剥削掠夺的结果。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坚船利炮，烧杀抢掠，从亚非拉国家掠走了大量的土地、财富和劳动力;与此同时，作为统治者的资产阶级又对国内的工人和农民极尽剥削、掠夺之能事。这一切都是发生在19世纪的真实历史，这个时期中国在一次次的战争中被迫割地赔款，而马克思、恩格斯则对西方的资本主义本性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撰写了《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这个过程的结果是：一方面，西方国家确立了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地位，他们拥有大量的财富、经验和技术;另一方面，这些对内、对外的掠夺及其利益使得占据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获得某种共识，从而建立起属于资产者、贵族和白人的“民主”雏形。
这种历史是如何结束的，又是如何走到我们今天面对的现实?西方的暴力掠夺激起了亚非拉国家的反抗，最终争取到各自的独立主权。在新的环境下，西方国家改其道而用之，将以自由市场和民主选举为核心的西方制度作为取代暴力掠夺的主要工具。他们通过老牌帝国主义手段建立起来的贸易优势，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源源不断地从世界各地攫取财富，用于本国内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建设，包括提高社会保障、缓和阶级冲突，在国民内部树立自由市场的共识，扩大民主权利的人群范围。与此相反，边缘国家则由于财富的被剥夺，陷入日趋严重的贫富对立，没有足够的共识自然难保民主的稳定性。
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认为：“高质量的制度不仅是经济繁荣的原因，同样也是其结果。”这种反向性的因果关系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现存的“西方制度崇拜”。综合上文的阐释，我们可以对制度与繁荣的关系得出更精彩的结论：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西方制度在历史上更多的是掠夺暴富的结果，在今天则成为维持发达的原因;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西方未崛起之前，采用西方制度也许能够使他们繁荣，但是在现存的“中心—外围”式世界体系中，西方制度更可能是致命的毒品，是他们欠发达的原因。
坚持社会主义的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里成功抵御了西方制度的压力，实现了自身的高速发展，那么发达之后的中国会重复西方制度吗?答案是否定的。西方制度并不是永远有效的，在资源、环境和生态约束越来越大的今天，西方制度的可持续性越来越受到质疑，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认为西方制度已经“病入膏肓”，“如果我们继续目前的‘常规道路’，我们将迎来噩梦般的世界”。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东方大国来说，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西方制度不可能实现中国持久的社会和谐与人民幸福。未来，社会主义中国将具有更宏大的世界意义，更为强调生产和消费的计划性和节制性，在公平与发展之间寻求一种“中庸”的智慧，更多地为本国以及世界民众提供保障和福利。这将是中国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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