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为我们提供了以意识形态为突破口最终导致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近50年来，历届美国政要人物都强调：“实现和平演变的前提是军事威胁”(尼克松);“威慑是我们防务的核心”(老布什);克林顿则积极推行“接触加遏制”的和平演变战略。但他们同时又认为“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将起决定性的作用”，“最重要的是要搞攻心战”，要将70%的力气用于攻心战。他们所谓的攻心战，主要是开展思想理论攻势，进行思想文化渗透。而这种思想文化渗透的目标，主要是集中在妄图摧毁共产主义思想理论体系上，瓦解人们对它的信仰。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现代修正主义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轨迹。而这种轨迹正是适应了西方敌对势力以“攻心为上”的战略需要。赫鲁晓夫借口时代的变化，在反对教条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修正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认为无产阶级国家已变为“全民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已发展成为“全体人民的党”;同时极力鼓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提出“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和“人与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的口号。随着反斯大林浪潮的推开，这种错误思潮迅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散布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深受苏共二十大影响的一代人开始步入苏联领导层，发挥了“二十大的产儿”的作用。戈尔巴乔夫在回答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竟然公开地说，我的回答只有一个：“我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我不止一次地论述过：我们面临的，绝不是在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我们的未来是一个趋同的社会，具有趋同性的价值基础”。就是这样一个异己分子，当上了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他的一些文章中对此供认不讳，他写道：“赫鲁晓夫的经验没有白白丢掉。他以后的一代改革家并不是偶然地称自己为‘二十大的产儿’的”。戈尔巴乔夫不仅在否定社会主义历史方面，而且也在否定马克思主义方面，同赫鲁晓夫一脉相承，完全接轨了。戈尔巴乔夫为改制而鼓吹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直接继承了赫鲁晓夫的那一套东西，而且更加自觉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这种演变，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以辛辣讽刺的手法，认为苏联共产党统治集团，“一直以一种历史脱衣舞的形式，一层一层地否定(或者是脱掉)他们过去的理论外衣。”正是戈尔巴乔夫的这一套主张和做法，使苏共在二十八大召开时就已经陷入了四分五裂、危机四伏的境地。如果说，戈尔巴乔夫在鼓吹民主化、公开性时，还不时打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他的遮羞布，那么到了二十八大就不再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而要求人们摆脱对它的“教条主义的解释”，提出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的主张，并宣布抛弃“意识形态垄断主义”，把所谓“全人类价值”和“共产主义理想”并列作为苏共纲领性目标的基础。戈尔巴乔夫等不但在舆论上、政治上把苏共推上了绝路，而且还违背苏联人民的意志，把解散苏联的错误做法强加给苏联人民，最终葬送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这是一个现代版的“殷鉴不远”，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鉴戒的。
同样，在新的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下，逆向发展的要求也在我们党内外存在着。改革开放以来相继出现了危害社会的各式各样的错误思潮，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儒化中国和普世价值等等，虽然他们主张各异，表现形式不同，但却有共同的政治诉求，这主要表现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力图扭转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把中国纳入到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去。他们否定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散布社会主义失败论，颠倒是非，混淆视听，如果听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动摇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摧毁近代中国所苦苦追求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陷国家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在这里，不仅强调了精神文明建设、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而且还指明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统一关系，要充分认识意识形态工作对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的保障作用。历史经验证明，我们必须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大舞台上，是一台戏，不能搞两台戏，更不能各唱各的调。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克服我们工作还存在着“一手硬、一手软”的错误倾向中，以四项基本原则高度概括了我们国家一贯坚持的立国之本。四项基本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国体、指导思想、领导力量和发展方向，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和要求。我国将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根本任务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究竟要遵循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关系到这一伟业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四项基本原则之所以成为我国的立国之本，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正确地回答和解决了如何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及其健康发展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我们要充分重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体现的意识形态工作对党的中心工作的保障作用。
意识形态工作要保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把整个改革开放过程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作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提了出来。他针对当时党内外出现的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全盘西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应当指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价值取向，是力排资本主义的方向，而只能是社会主义的，这是从基本社会制度的层面上说的，而绝不是排斥对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的吸收。社会主义源于资本主义，又高于资本主义，这就包含了两者之间的继承与超越的关系。邓小平十分重视并提倡向西方学习，这种学习，包括学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文化，以及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他认为，要实现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他还明确提出：“我们发挥社会主义的固有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这也就是说，引进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服务的。他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有些人改革迈不开步子，不敢闯，是受“姓社姓资”思想的束缚，也正是从这个层面上说的，如果改革开放的任何具体措施都要问一个姓“社”还是姓“资”，那就会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就会什么事情也办不了。在这里，如果把邓小平有明确的、具体的所指的思想加以泛化，说成是“彻底打破了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框框”，则是有意的、为我所需的歪曲，是严重损害了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形象和思想。
邓小平退休之后，仍然一如既往地警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可能被误导的危险，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他强调在大方向上，必须分清姓“社”还是姓“资”，而且要通过实践来证明这一点。他特别提出：“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两个地方都要做标兵。要回答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这是个大原则。要用实践来回答”。“实践这个标准最硬，它不会做假。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始终要求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两个根本原则，这就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在他看来，在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根本的制度保证。而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邓小平在晚年关于分配问题的六次谈话中，都尖锐地提出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出现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他坦诚指出，我们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这个令人振聋发聩的深刻思想，实际上是同他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的必须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的两个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相一致的，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揭示同一个命题。诚然，我国在发展中出现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能不说它是同所有制格局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基于对中外历史经验的深刻理解，邓小平明确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在他看来，十多亿人口的中国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会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亿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口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这是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必然要求将社会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多数人要沦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也就是说，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以社会的两极分化为前提、为条件、为过程的。这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将是一个十分悲惨的境遇，是已经获得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决不能容许的，因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势必导致国家四分五裂。而且在国际强权政治、资本垄断的情势下，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没有能力参与竞争的，其结果只能是依附、受制于一个或某几个大国，失去民族独立的地位。这是以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各种错误思潮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将会造成的严重危害，我们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由上可见，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要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对我们社会的侵蚀作用，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维护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同时又要警惕它们对我们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政策的误导，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这不能不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对此，我们要有高度的自觉，时刻牢记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的重要性。
这些年来，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各种错误思潮，可以明显地看到他们是一种有组织行为、有舆论阵地、有明确的政治诉求的行动，甚至有他们并不隐瞒的国际背景。对于这种情况，中央虽然多次提出，但在多数情况下限于文件传达，甚至连文件传达都没有，听任泛滥，应对无力。这也造成某些人有恃无恐，我行我素，达到无所顾忌的地步。有的党员包括一些老党员可以到港台发表歪曲党的历史、谩骂毛泽东的文著，也可以相安无事，甚至继续享受执政党的一切好处。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就我们的工作方面来说，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对错误社会思潮的危害性，并没有在相当多的领导干部中形成共识。有的关注的是GDP的增长，是个人政绩的显示，是仕途通畅和提升;有的是对各种错误思潮采取包容、宽厚、和谐相处的态度，老道于世故，尽量表现自己的开明形象，不肯也不敢得罪人。在干部政策上，对政治素质的要求多满足于和中央保持一致的空洞内容，而很少涉及能否坚持党的原则，能否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领导干部的作用。一些领导干部不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原因，一是有的人本身已经相当“西化”了，并不认为这是问题;一是有的人缺乏起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失去了应有的政治嗅觉，麻木不仁。这些情况，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领导干部的思想状况不解决，用人标准不严格，意识形态工作是搞不好的。
我们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8•19”的重要讲话，从根本上扭转意识形态工作中的软弱被动局面。首先，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看家本领。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是奠定在科学理论基础上的理想信念，是一种对真理的信仰、科学的信仰。共同的理想信念是党内团结的基础，是党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力量源泉。毛泽东十分强调党内要有共同语言，有了共同语言才会有团结的基础。他说，要学马克思主义，才有方法，才有共同语言。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对于我们今天面临着复杂多变的世情和国情来说尤为重要。事实证明，理论的坚定是政治坚定的基础，只有正确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才能把握历史的主动，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在各种社会思潮中明辨是非，坚定党的立场;才能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中，有力地抵制各种诱惑，防腐拒变，永远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
其次，在各种错误思潮面前，要旗帜鲜明地敢于表明我们的态度，敢于“亮剑”。多年来在意识形态的工作中，往往表现出“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软弱状态。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捆住了我们自己的手脚，使我们在是非面前偃旗息鼓;一些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已经打上门来了，我们却怕“炒热”，自动“退避三舍”，而不敢“礼尚往来”。这方面的教训很深刻，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加以改正的。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只有这样，才能把群众吸引到自己的周围。如果连自己都不敢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群众又怎么能够相信我们呢?事实表明，不敢亮明党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这只能弱化群众的辨别力，而不能欺骗对方，更不能阻止反社会主义势力的进攻。我们深信，只要我们敢于坚持真理，又善于表达真理，真理就一定会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心。
再者，要严明党的纪律，党首先要管好党。党的纪律，是包括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两个方面的内容，这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党的纪律的统一体。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面对“文化大革命”遗留下的严重派性、纪律松弛以及领导班子软、懒、散等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陈云指明当时正在蔓延的腐败现象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问题，他指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共产党不论在地下工作时期或执政时期，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他强调，如果不用党的纪律来约束党组织和党员的行动，就会像毛主席所说的“亡党亡国亡头”。毋庸讳言，在一个时期内，在党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已经同我们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有的党员无视党的政治纪律，随意发表违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的错误言论，甚至任意践踏宪法规定的红线;一些党员热衷于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力图用私有化来误导我们改革的方向，要求按照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所谓“普世价值”来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企图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有的党员毫无顾忌地歪曲党的历史、否定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成就，特别是不遗余力地攻击、污蔑和抹黑党的领袖;有的人甚至通过在境外海外发表大量不顾事实、不负责任的错误言论和书籍，再采取“出口转内销”的办法影响群众。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违纪行为，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瓦解党的战斗力，消解广大群众对党的信任。这种情况如果不加以制止，严明党的纪律，而任其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中华魂》2014年第6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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