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8·19”重要讲话中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我们知道，文艺是人类的审美意识形态，文艺工作因而也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习近平同志关于进一步做好极端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明确的理论指南和强大的思想武器。学习贯彻好这一指示，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持续繁荣，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恶搞历史、颠覆经典、过度娱乐化、盲目西化等不良倾向，从根源上说，都与没有正确认识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有关
毋庸讳言，近年来，出现了一种竭力消解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甚至公开主张否定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的言论和思潮。有人以鄙弃的神情和眼光挖苦贬低弘扬主旋律的文艺创作，斥责其是“从属于政治”的意识形态产物;有人以超然于世的姿态，标榜“真正的文艺”乃是表现超越政治属性和意识形态性的人类“普适价值”的作品;有人片面夸大文艺的娱乐功能，淡化甚至取消文艺的意识形态教育功能，宣扬“唯票房”、“唯收视率”、“唯码洋”论……凡此种种，不一一列举。可以说，文艺界屡屡出现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的恶搞历史、颠覆经典、过度娱乐化、盲目西化等不良倾向，从理论上挖根源，都与这股竭力消解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甚至公开主张否定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的思潮有关，都与没有科学认识和努力践行文艺是人类的审美意识形态、文艺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有关。
把握文艺作为意识形态的独特性，防止和反对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错误做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是现实存在在人的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又反作用于现实存在。一般来说，意识可视为人的知、情、意的统一体。“知”指认识，即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情”指情感，即主体对客体认识评价过程中灌注的喜、怒、哀、乐;“意”指意向，即主体认识评价客体后的信念和追求。社会愈发达，人类愈文明，则主体对客体反映的意识就愈多样、复杂、深刻。人类不可或缺地以文艺方式把握世界形成文艺意识。人类的文艺意识中，既与“知”相关，更重“情”的表达，尤在“意”的取向。文艺确为人类审美地把握世界的情感意向活动，是真真切切的审美意识形态。其宗旨在于化人养心，坚守人类神圣的独特的精神家园，“提高民族精神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 当然，确认文艺是人类社会的审美意识形态，同时必须确认文艺在诸种意识形态中的独特性。文艺的特质在于以审美方式即通过塑造形象来表达人类对社会生活的认识理解、对人生情感道德的价值追求。优秀的文艺作品创造的真善美和谐统一的艺术形象，不仅给人以对历史与现实的认识启迪和对情感道德的净化提升，而且还给人提供健康向上的审美娱乐。文艺既切忌公式化、概念化，切忌政治化、一般意识形态化;又切忌过度娱乐化、娱乐至死化，切忌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美学观与辩证法，以科学发展观倡导的全面辩证、兼容整合、执其两端、把握好度的和谐思维，实事求是地做好文艺这一独特的审美意识形态工作;防止和反对那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错误做法。
不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其他文化的借鉴、化用就无从谈起
做好文艺这一独特的审美意识形态工作，“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美学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中的指导地位确须大大加强。那种否认文艺是人类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论主张，本身就是一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令人忧思的是，在这种理论主张的推波助澜下，在文艺理论批评中，食洋不化，东施效颦，把西方的一些时髦理论奉若圭臬，不顾国情，生搬硬套，以证其“放之四海而皆准”;在文艺创作中，轻贱中华民族优秀的审美传统，盲目模仿，效仿西作，脱离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不是说，不能学习借鉴西方文论中适合中国国情的有用的东西;而是说，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对西方文论“见好就拿”，关键在“拿来就化”，这“化”的功夫，尤为紧要。靠什么去“化”呢?靠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鉴别、去消化。不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化”就无从谈起。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讴歌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才能更好满足人民的需求
做好文艺这一独特的审美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出的：“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令人欣喜的是，近几年来，文艺界出现了一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有思想的艺术与有艺术的思想和谐统一的优秀作品，如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中国合伙人》，电视剧《寻路》、《媳妇的美好时代》等等，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但是，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这样的优秀作品都还远远不能适应伟大时代和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扶持鼓励那些导向正确、富于才华的文艺家创作更多更好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讴歌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优秀作品。
把精神生产完全等同于物质生产，只讲市场导向而放弃价值导向，这就为文艺创作的过度娱乐化大开方便之门
做好文艺这一独特的审美意识形态工作，还必须按照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作为人类的审美意识形态，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文艺作品，“都是既反映人民群众精神世界，又引领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文化化人，艺术养心，重在引领，贵在自觉。以高度的文艺自觉和文艺自信，在服务群众的基础上提高引导，在提高引导下去服务群众，这才是真正地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时下有一股“唯票房”、“唯收视率”、“唯码洋”风，且不论这“票房”、“收视率”、“码洋”的统计是否科学和准确，这种不讲“服务群众”、不讲“教育引导群众”、只讲“满足需求”、不讲“提高素养”的主张和实践，其理论根源便是否认了文艺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而把文艺这种人类的精神生产完全等同于物质生产了。这种只讲“市场导向”而放弃“价值导向”的倾向，为文艺创作的盲目西化、过度娱乐化大开方便之门。譬如，荧屏上出现的以凶杀、打斗、色情营造感官生理上的刺激感去冲淡乃至取代文艺的精神美感的倾向，就是打着“票房高”、“收视率高”的旗号大行其市的。为了匡正这种偏向，我们应该坚持文艺作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当不能统一时，要用政策和舆论去扶持那些社会效益好、经济效益一时并不好的优秀作品。切勿再为那些社会效益并不好、经济效益好的作品鸣锣开道。这样，文艺才能充分发挥思想引领、舆论推动、精神鼓励和文化支撑的作用。
附文1：王元骧:论文艺的意识形态性
来源： 《求是》
一
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命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理论支点。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中反映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和思想要求、利益愿望的那一部分思想观念的总和，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可以说，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无不受到一定意识形态的支配和规范。出于对意识形态以及它与人的思想、行为之间关系的自觉认识，马克思主义把文艺界定为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要求无产阶级文艺自觉地担当起以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认识和改造世界，以社会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和鼓舞人民大众的历史使命，因而意识形态性也就成了无产阶级文艺的灵魂。
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这个命题自从提出之后，就遭到“纯艺术论”者的反对。新时期以来，在我国文艺理论界也引起了不少人的质疑和否定，以致某些文艺部门的领导也回避这个问题，不敢理直气壮地坚持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这实际上是在思想上放弃了党对文艺的领导。这些年来，我们的文艺事业在走向繁荣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与社会主义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创作倾向，起到了腐蚀人们的意志、毒害青少年的灵魂、败坏社会风气的不良作用，这显然与淡化和消解文艺意识形态性的思潮是分不开的。
这股思潮在我国出现自然不是没有原因的，分析起来大概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受了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想的影响。自上世纪中叶特别是90年代以来，西方一些思想家竭力否定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否定意识形态与现实社会中个人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意识形态看作一个纯粹的政治性的概念，并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而纯粹是一种意识形态，断言随着苏东剧变、冷战结束，意识形态也宣告终结。而“四人帮”对社会主义文艺的破坏和极左文艺思潮的流行，则为这种思潮的涌入打开了缺口。于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否定文艺意识形态性的倾向在我国开始滋长蔓延开来。这股思潮试图用“美”或“文化现象”之类的抽象概念来取代文艺的意识形态性。很明显，这些观点在理论上是经不起分析的，因为“美”不可能完全脱离“真”和“善”而独立存在，所以审美评价和审美选择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无疑是一种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审美观的差异说到底是一种价值观的差异，它不可能与意识形态完全没有联系。
另一方面，以往我们对意识形态理解上的片面性和不确切性，也为这种思潮的侵入和蔓延提供了契机。这种片面性和不确切性具体表现为：一是纯科学的倾向，只是从意识论、认识论的观点，从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反映与被反映关系的角度来说明意识形态的性质，对于意识形态的价值属性和价值内涵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和阐明。这就把意识形态实证化、认识论化、纯科学化了。意识形态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意识，它作为反映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们的思想要求、利益愿望的那一部分思想观念，是属于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和社会集团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范畴的。它的任务就是统一人们的意志，把人们的行为引导到同一方向，共同进行改造社会的实践。所以，它不仅有认识的属性，同时还有价值的属性，不仅有理论的功能，同时还有实践的功能。二是纯理论化的倾向，单纯强调意识形态是自觉反映一定社会存在的思想(理论)体系而无视它与社会心理、个人心理和日常意识之间的紧密联系，回避或不承认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自觉的思想观念，不仅是从社会心理加工、提升而来，还必然要经由社会心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样就把意识形态看成了远离生活、高高在上，只是少数意识形态专家研究的纯思辨的、理论形态的东西，从而使得我们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的理解只停留在抽象的理论说明上，而忽视对这种反作用的内在机制和内在环节的研究和说明，从而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几乎显得无所作为。意识形态是以活生生的人为载体的，要在现实中发挥作用，首先必须融入大众、融入日常生活、融入社会心理之中。只有这样，它才有可能转化为一种实践的精神动力。
二
对文艺的性质作纯认识论和纯科学理解的观点由来已久。早在“五四”时期，有些文艺家和理论家在介绍西方现实主义(当时叫“写实主义”)的时候，就没有分清现实主义与在实证论哲学和实验医学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自然主义之间的差别，把现实主义混同于自然主义。到了上世纪30年代，随着苏联文艺理论的引入，当时苏联广为流传的“文学和科学、哲学一样，都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和认识，所不同的只是文学通过具体形象达到客观真实”的文艺观，更是被当作文艺的经典定义被我国文艺理论界所接受。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末与60年代初，我们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编写我国的“文学概论”教科书，把文艺的性质界定为意识形态时，还根据当时哲学界对意识形态的流行观点，将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作了纯认识论和唯科学主义的理解，致使这种文艺观长期以来成为我国文艺理论界的一种主导观念，至今影响犹存。
其实，这种解释不仅不足以说明意识形态的丰富内容，而且与文艺的特性相悖。文艺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殊性是什么呢?就是文艺家赋予文艺的审美特性。审美不同于一般的认识，它是以主体的审美情感为心理中介来与客体建立联系的。这就决定了审美与一般认识的不同：就反映的对象来看，认识的对象是事物的实体属性，而审美作为人们面对客观事物所引起的态度和体验，总是以事物能否满足人的某种需要为转移的;就反映的目的来看，认识所要判明的是“是什么”，目的是给人以知识，审美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喜好什么，目的是给人以情感、情绪的影响;就反映的方式来看，认识一般通过概念、抽象、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的方式加以表述，审美则是通过形象思维来表达。正是由于情感反映不同于一般认识反映的这些特点，使得文艺作品无不蕴含着文艺家对现实人生的态度、评价、理想和期盼，必然在不同程度上流露出文艺家的思想倾向和情感态度。历史上，尽管有些文艺家标榜他是纯客观的，但只要他被自己笔下的人物和事件感动了，他就不仅必然会把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情感态度融入作品，而且由于情感的激发，还会使长期潜伏在心灵深处，支配、驱使着自己行动的那种潜意识的追求、企盼和梦想都浮现出来，并在作品中得到集中的流露，从而使得作品中的思想情感内容往往比文艺家所意识到的要深广得多。这样一来，文艺家笔下的艺术形象往往也就成了其审美观念和审美理想的载体，构成了一种“应如何”的人生图景。“应如何”是一个理想的尺度，它是需要通过人的行动去争取的，所以就其性质来说是一种实践的意识。但是对于这种实践意识，我们不能像西方某些学者那样把它完全主观化和个人化，看作只是文艺家一己的愿望和追求，甚至是一种无意识的心理意向或内心向往。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纯粹的个人意识，必然要打上一定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烙印。在文艺作品中，这种“应如何”的人生图景虽然以文艺家个人的理想、愿望、企盼和梦想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也必然代表着、反映着一定社会、时代、阶级、集团的思想愿望。愈是伟大的文艺家，与社会、时代、人民的这种联系就愈紧密、愈深刻。
正是由于文艺作品以文艺家个人理想、愿望、梦想等各种形式反映着一定社会、时代、阶级、集团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因而它也像其他意识形态一样，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影响人们思想的作用。文艺不只是对现实的反映，同时也是对社会的介入。作品在文艺家手中完成，它的价值还只是潜在的，只有通过读者阅读和欣赏，才能把作品中的思想情感转化为读者的思想情感，作品潜在的价值才转化为实在的价值。因此，考察读者的阅读和欣赏及其功效也成为全面理解文艺意识形态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
意识形态就其性质来说不仅是理论的，而且是实践的;而实践只能是人的实践。在对人的理解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反对黑格尔等德国思辨哲学家把人看作是一种“无人身的理性”，认为人首先是有生命的个体存在。这样一来，实践也就不像黑格尔所理解的只是一种抽象的理念运动，而是一种感性的物质活动，同时也决定了实践不仅仅是由理性所支配的，同时还必须由一些感性，如人的需要、动机、情感、意志等因素所驱动。因此，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以及它的具体表现领域——日常意识、个人意识和人格无意识有着先天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虽然同属于社会意识，却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一般来说，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自觉的、理性的意识，通常以一定的思想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而社会心理却是一种自发的，感性的，亦即融化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未经分化、加工、定性的经验水平上的意识，通常以一定社会群体的感觉、情绪、意志、愿望以及一定社会的风尚、习俗等形式表现出来。它们的关系是：一方面，意识形态是从对社会心理的加工、改造提升而来，以社会心理为“共同的根源”;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心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最为直接、紧密，是一种日常的实践意识，它作为人们“行为的调节器”，直接支配着一定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以，意识形态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也必须经由社会心理这一环节。若是只停留在理论宣传层面而不能转化为社会心理，意识形态也就很难成为激发和推动人们行为的精神力量，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也就无从谈起。
社会意识与社会心理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首先被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拉布里奥拉和普列汉诺夫所发现。拉布里奥拉在谈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时，就极力反对庸俗经济唯物主义那种“非常粗糙和直线式的表达和说法”，强调“在力图从社会条件中引出作为它们思想表现的第二性成果(如艺术和宗教)之前，必须在研究某种为了一定变化的社会心理学方向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某种本领”，并反对把意识形态仅仅理解为某种“教义和体系”。如在谈到道德时，他强调的就是“那种平常在一般人的爱好、风俗、忠告、判断和评价中以经验的和日常的形式存在着的那种道德”。普列汉诺夫对拉布里奥拉关于“社会心理”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中介这一学说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断言：“要了解某一国家和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基础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是没有精细的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因此社会心理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科学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文艺是以文艺家的审美情感为心理中介来反映生活的。在现实生活中，引发文艺家创作冲动的，首先不是他理性上认识到的，而是他心灵所直接感受到、体验到的东西。这就决定了文艺在作品中所表达的并非某种抽象的思想观念，而是现实世界中人的意志、愿望、企盼、梦想等活生生的心理事实，所以列宁在把列夫·托尔斯泰喻为“俄国革命的镜子”时，特别强调他是“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通过他的嘴说话的，是整个俄罗斯千百万人民群众。文艺作品与社会心理这种紧密的内在联系，使得它虽然不像其他意识形态那样致力于对社会心理做理论上的概括和提炼，但它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却是最直接、敏锐，也是最丰富生动，因而也最有利于我们认识它所反映时代的社会现实。孔子很早就提出了“诗可以观”，所谓“观”就是“观风俗之盛衰”。《乐记》也以“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来说明文艺是“生人心者”，即一定社会心理的反映。这在现在看来还是正确的。
但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不仅仅以社会心理为中介来反映社会存在，而且也通过社会心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是由于实践是人的活动，人的活动源于一定需要，而需要总是要在一定的对象中获得满足的。这样就产生了人的活动的动机和目的，并推动着人去探寻一定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满足自己的需要。实践作为一种感性的物质活动，总是离不开意志的激发和情感的驱动的。意识形态不仅是理论的，同时还是实践的。然而，社会意识形态在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过程中，必须经过社会心理。意识形态是与社会心理、日常意识融为一体的，而且只有当它融入到人的心理结构，成为人的一种社会无意识、人格无意识的时候，才能真正发挥它的社会作用。这正是文艺这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亦即审美意识形态的优势之所在。“情感只能向情感说话”，“情感只能为情感所了解”，这就决定了文艺不像其他意识形态那样以理论说明的方式让人接受，而是把理性的东西化为感性的东西，在阅读的过程中让的感受和体验直接进入读者心理。这种心理层面上的潜移默化的接受不仅比之于理论教化更能深入人心，而且它的影响也更为持久，并对他们的思想行为产生终身的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说，纯粹休闲、消遣、娱乐的文艺是没有的。由于我们受过去把意识形态纯理论化的思想的影响，往往把当今社会流行的那种所谓“满足私人生活空间需要”，“以一种轻松的方式为大众提供文化娱乐”的所谓“大众文化”，当作完全是一种疏离意识形态的娱乐文化。但是西方有些学者似乎不这样看，如霍克海默、阿道尔诺、马尔库塞等都认为这些所谓“大众文化”貌似轻松娱乐，实际上都是在用资本主义的“虚假意识”欺骗人和操纵人，从而瓦解大众的反抗意志，达到思想控制的目的。在我国，则有人从相反的意义上提出发展“大众文化”可以起到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不论他们论述的角度怎样，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都说明了“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纯粹的“娱乐文化”是没有的。正是由于这些文化是如此全面、深入地融化在大众的心理空间，对大众的思想和行为起着强大而深刻的影响，所以葛兰西把“市民社会”整个地归入到上层建筑的范畴，并提出无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这对我们认识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
附文2：文学不能“虚无”历史
来源：人民日报
对话人：
张 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陈众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朝戈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党圣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
陆建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开栏的话
文学反映社会现实，表现人类心灵，始终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性价值。在几十年间实现了巨大跨越的当代中国，社会生活日新月异，文化生态日趋丰富，无论是作家的生命体验、创作方式，还是读者的阅读习惯、审美经验，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文学，伟大的文学需要刚健、有力、严肃的文学批评和深刻、准确、科学的文学理论。
近年来，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取得了一些成绩，对于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要看到，文艺创作虽然活跃，当代文学主体理论建设却严重滞后，对一些重要的文学原点问题的认识模糊，文学批评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导致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等现象滋生蔓延，对于文学创作和受众鉴赏水平的提高产生消极影响。
文学批评是行动的美学，基于现实的迫切需要，根据党的十八大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本报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从即日起共同开设“文学观象”栏目，组织文学界知名学者，就当前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现象、热点话题和焦点问题进行辨析、探讨，开展深入有力的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以期正本清源、引导创作，推助当代文学繁荣健康发展。
张江：近年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总体上呈现出活跃、繁荣的局面，涌现出了很多优秀作品和研究成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毫无顾忌地挑战社会的价值底线和伦理底线，被各方面批评为“文学乱象”，其中之一就是文学的历史虚无主义。
文学与历史是分不开的。文学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历史建构和传承。这不仅适用于历史题材创作，而且也适用于一切文学作品和文学研究。文学应该如何介入历史?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趋向。不尊重历史的本来面貌，不能理性地、公正地分析和认识历史，不能客观地描述和表现历史，任意践踏历史，随意评说历史，肆意消费历史，这在近年来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以及文学史书写中，均有表现。凡此种种，不但对文学的健康发展产生了影响，而且给巩固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带来诸多负面效应，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
历史虚无主义的“艺术”表征
陈众议：历史虚无主义的“艺术”表征，简而言之，一谓“戏说”，二谓“割裂”，三谓“颠覆”。
先说“戏说”。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戏说”历史在文艺界悄然生发，并逐渐蔓延流行，及至90年代以后甚至发展为“胡说”与“恶搞”，譬如将历史事件剥离特殊的历史语境肆意发挥，或无视历史人物在特定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功过与是非，无根据地冠以纯粹的想象，甚至玄想;又譬如拿“元历史”加“元文学”等概念虚化历史，将历史叙事推向“关于叙述的叙述”等虚无主义极限。于是，孔夫子成了修侠情圣，杜甫被“再创作”为杂耍混混，唐三藏成了花花公子……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相关文艺作品在嘻哈和狂欢中沦落为纯消遣和纯消费的对象;作家、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和崇高使命被束之高阁，乃至荡然无存。
再说“割裂”。中国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选择，历史过程中充满了代表人民意志和历史发展要求的英雄人物及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然而，文艺界不乏有意阉割历史者，这些人或通过历史的碎片化否定历史发展规律和中华民族的基本诉求;或以偏概全，即抓住片面和细节否定全面和整体，丑化、抹黑历史人物;甚至有意张冠李戴、以讹传讹，以达到歪曲历史之目的。于是，辛亥革命被认为纯属错误，理由是它阻断了封建王朝创造“明主”、“盛世”的可能性;新民主主义革命被斥为农民起义的赓续，破坏文明进程的倒行逆施和反人性、反人道暴行;社会主义建设被描画成穷极无聊的尔虞我诈、你死我活;“改革开放”被概括为“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更有甚者，有所谓的作家、艺术家甘愿沦为亡国奴，认为倘使中国被八国联军或日本帝国主义占领至今，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个和列强一样“富裕”、“文明”的国家。
至于“颠覆”，则主要针对一系列革命领袖、民族脊梁。正所谓灭人之国，必先毁其历史，坏其崇尚。历史虚无主义在某些文艺作品中径直表现为对中华民族历史人物的嬉笑怒骂、颠倒黑白。譬如它们无视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之际力挽狂澜的丰功伟绩，蓄意解构革命领袖的人格、放大伟人的小节，甚至捏造事实、混淆视听，竭尽诋毁诽谤之能事。再譬如它们将孙中山描写成窃国大盗，反之则片面夸大蒋介石的孝道，乃至将其描绘成真君子。在一些作品中，精忠报国的岳飞成了千古罪人，而遭人唾弃的秦桧倒成了“旷世良臣”。
历史人物及其评价
张江：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除了立场和价值取向不同以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有些创不理解什么是“历史人物”，以及应该如何评价历史人物。
朝戈金：所谓“历史人物”，通常是指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到推动或阻碍作用的人。评价历史人物，必须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原则，以他们的历史行为和社会行为为根本，在具体的历史坐标中定位，衡量其所作所为是否顺应了时代大势，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愿望。
过去，有些文学作品概念化、脸谱化，好人全好，坏人全坏。对此，我们当然反对。英雄也有常人的一面，反面人物也有普通人的爱恨情仇。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从此描写英雄人物，便要尽情挖掘、渲染其所谓阴暗的一面;描写反面人物，便要肆意搜集、放大其所谓被遮蔽的一面。当下有些作品，在涉及历史人物时，仅仅凭借一己之好恶，以当下某些风潮甚至西方的所谓“人性”标准，来苛求或袒护历史人物，无论丑化还是美化，都是对历史的践踏。
文学在处理历史人物时，必须区分主流和支流、公德与私德。历史上有一些人物，公德很好，私德也许并不完美。另有一些人，私德有可取之处，但公德却有很大问题。一个残暴凶狠、逆历史潮流而动，对国家和民族犯下严重罪行的人，对待父母、妻子、子女却又温情无限，这样的情况并非不可能存在。然而，作为“历史人物”，我们不能根据家庭私德，来遮掩、开脱他的历史行为上的罪过，进而博取读者对其公德方面重大缺失的同情。比如某著名汉奸，如果仅从家庭私德的角度去衡量，或也有常人所具有的家庭亲情，甚至不失为一个好儿子、好父亲、好伴侣。但是，必须明确一点，汉奸之为汉奸，不是因为家庭私德，而恰恰是因为这些人在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的反动作用。在文学作品中，历史人物的小的人性不能被无限放大，并最终替代了人物大的反历史、反人性的一面。前段时间某部电影的叙事，就令我们痛切地感到这一点。
对文学创作而言，历史人物的公德与私德都可以描写，通过这种描写在作品中展现一个立体的、丰满的人物形象，这是符合美学规律的。但是更应该知道，历史人物以其自身的行为，早就写下了自己的历史。文学创作克服人物扁平化，并非是混淆甚至取消伟人与罪人、圣贤与恶徒、高尚与猥琐等评判标准之间的界限。是与非、好与坏、正与邪、公义与私欲等等这些人类善恶评价标准，是永远无法废除的。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
张江：在历史题材创作中，什么是历史真实，它与艺术真实是什么关系，也有一个正本清源的问题。有人简单地认为，只要是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的事情，就是历史真实;还有人认为，文学需要虚构，于是就可以无所顾忌，率性而为，用细节代替历史。这都是错误的。
党圣元：首先必须明确，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并不等同于历史真实。我们所说的“历史真实”是指合规律性的本质真实，而不单单指事件真实或者细节真实。这是因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些事件虽然确有发生，但是，它代表不了历史的本质，有时候甚至与历史主流相悖逆。将事件真实或者细节真实等同于历史真实，在这上面尽情刻画、渲染，大做文章，混淆了非主流事件、偶发性事件与体现本质特性、本质力量的历史真实之间的界限。我认为，在历史题材创作中，还是要把主要精力用在那些对历史人物个性表现、对历史事件本质起规定性作用的历史细节的挖掘和描绘上。
当然，为了达到艺术的真实，文学创作不排斥虚构，也应该允许虚构。但是，在历史题材创作中，文学想象与虚构不可以漫无边际、无所规约。创作中追求艺术真实的过程，应该是在历史真实这一磁场引力强烈作用下发生的一系列包括文学刻画、渲染、想象、虚构的美学过程。如果丧失了历史真实这一基点，任由想象和虚构脱缰狂奔，想象和虚构即便再奇谲华丽，也是没有意义的，只能是更具诱惑力地将读者带入历史认知的误区。我们要强调的是，作家虽然不同于史家，拥有想象和虚构的权利，但是，这种想象和虚构不是无限的，更不是随意的。
历史题材文艺创作，最终要追求的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这就要求创首先要对所表现的历史有准确的把握，在充分掌握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细致地辨析史实，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之本质达到深刻的认识，然后根据文学表现的需要进行必要的艺术虚构，这样方可实现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有机统一，亦即作品所反映的历史，既与客观存在的历史不相乖违，又体现出深远的意义探寻的创作旨趣。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但是它们之间又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博弈，也不是一场结果为零的游戏。曾经有人将文学创作中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概括为“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或者“本质不虚，细节不拘”，倒也贴切。
文学守“史”有责
张江：文学戏说历史，消费历史，其背后有鲜明的价值观。历史是民族的精神支撑。用正确的文学观认识历史，书写历史，是文学应当担负的责任。
陆建德：有些人宣称，历史在他们的作品中，只不过是一抹稀薄的叙事背景，历史人物也只是一个假借的形象符号。有人就说：“我写的不是历史，是文学。”“把文学作品与严肃的历史相对照，是荒唐可笑的。”这其实是以所谓文学的名义逃避应有的历史担当。一方面为作品披挂上历史的外衣、营造具有历史感的浓重氛围，另一方面又逃避历史题材创作本应担负的表现历史进程、探讨历史规律的责任，这本身才是矛盾、荒唐、可笑的。
文学介入历史，不可能是原封不动的客观再现，也不可能完全剔除创的主观色彩。任何历史题材创作都经过文学家的中介，都渗透了某一特定时期的价值观念(也可能是偏见和迷信)。文学家从历史事实的大海里，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甚至是重要的规律，整理出头绪，写出他的作品，这本身就渗透了文学家的史学观和价值观，也就是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融入个体的理解和判断，赋予其情感温度和价值深度，都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发现前人的盲点，对历史有了新的理解和阐释，所有这些行为都必须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前提和立场之上，那就是对历史进程和历史规律的尊重和敬畏，以及对待历史严肃认真的态度。
文学以形象化的审美方式介入历史，更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它比抽象的历史叙述和理论化的历史规律阐释更具有吸引力、亲和力和感染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普通大众层面，学校教育完成以后，更多的历史知识学习和历史观建构，相当程度上是通过各种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来完成的。因此，文学的功能从来不是单一的，它既有审美、娱乐功能，也有教育、认识功能。尤其是一旦涉及历史题材，其教育教化功能更为直接和显著。无疑，在大众传播发达进步的今天，文学家们用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历史，也就意味着把什么样的历史交付给受众，交付给未来。文学在具体的历史关系中展开，文学通过生动的叙述形象地建构历史，文史同一，文史互证。
张江：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在历史的建构和传承中，不能是消解和破坏力量，而必须成为一种积极和建设力量。尊重历史，理性地认识历史，客观公正地评说历史，用文学的方式描绘历史风云，并且尽可能地在这种描绘和展现中实现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这是我们思考和处理文学与历史关系问题时应该持有的基本态度。
文学不能“虚无”历史。无论文学家们如何书写历史，历史都以自己的方式存在，不可改变。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尊重历史，严肃地对待历史，这是文学面对历史的唯一选择，也是文学家的责任。
附文3：文艺不应“虚无”历史
来源：常德文明网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结束后，习近平总书记在跟有“谍战小说之王”之称的知名编剧麦家握手时说：“现在一些谍战剧不尊重历史，给观众造成了不良影响。”
习总书记批评的虽然是“一些谍战剧”，却指出了时下文艺界的一大弊病：受历史虚无主义影响，现在不少文艺作品任意肆意篡改历史、随意评说历史、故意歪曲历史，美化历史证明是邪恶的东西，污蔑历史证明是美好的东西。其表征主要有三：
一曰“颠覆”历史。一些文艺作品捏造事实，蓄意歪曲民族脊梁、革命领袖和历史事件。如将孙中山描绘成窃国大盗，反之则夸大蒋介石的孝道，将其描写成真君子;把岳飞的精忠报国解读为“不识时务”，而遭人唾弃的秦桧倒成了“旷世良臣”。
二曰“戏说”历史。自上世90年代初《戏说乾隆》引起轰动之后，“戏说”之风却愈刮愈烈，90年代甚至发展成“胡说”和“恶搞”。如行剌秦王的勇士荆轲，被拍成敬畏秦始皇、临阵退却的懦夫;孔夫子被写成修侠情圣;杜甫被“再创作”为杂耍混混。
三曰“臆造”历史。有的文艺工素质低下，或懒惰浮躁，不肯花点时间读历史，闹出许多笑话。以电视剧《康熙王朝》为例，剧中大学士明珠说：“大清律乃圣祖所定”。“圣祖”是康熙死后的庙号，他还在世，谁能预知他的庙号?“满清”是晚清革命党人对清统治者的蔑称，包含敌意，而剧中孝庄皇后动辄自称“满清”。连起码的历史常识都没有!
文艺虚无历史，危害甚大。肆意“戏说”历史，这种行为的危害是，它拒绝了历史提供的各种文化经验进入现实的可能。历史被封存、消费，它所携带的经验和智慧也随之消散，人类的发展与进步就失去了根据，一个国家和民族由此陷入集体失忆，进而迷失前行的方面。“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正是这个道理。
同时，文艺既有娱乐功能，又有教育功能。学校教育完成以后，人们更多的历史知识，是通过各种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来获得的。而且，文学艺术以形象化的审美方式介入历史，比抽象的历史叙事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文艺“颠覆”历史、“臆造”历史，歪曲历史人物，将会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的混乱，特别是对青少年产生误导。
诚然，文艺作品不是历史教科书，不能要求每一件事、每一人物、每句话都要有历史依据，文艺工可以在“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下，展开想象的翅膀，虚构引人入胜的故事，这是完全正当的。
但需切记的是，虚构不是虚无，文艺作品虚构的历史，可以不是真人真事，但它应该体现本质真实的历史。比如，《红楼梦》刻意隐去真事，留下满纸虚构，但这些虚构，是为了更生动地揭示所处的那个时代，揭示封建社会不可挽回的命运，告诉人们那段历史的本质。如果文艺创作丧失了历史真实，任由想象和虚构如脱缰野马，即便再华丽奇谲，也毫无意义。
文艺工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期待广大作家、编剧、导演以习总书记“现在一些谍战剧不尊重历史，给观众造成了不良影响”这句话为镜鉴，以对历史、对未来、对孩子负责的态度，在文艺创作中，既“放飞想象的翅膀，又脚踩坚实的历史大地”。 (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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