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成为这次习总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主题。历史上任何时代的任何文艺家，凡是依据这两者创作的作品，不管艺术手法如何，艺术水准高下，都几乎赢得了人民世世代代的赞赏和自行传播。
就拿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来讲，许许多多为广大老百姓赞赏与传播的文学艺术作品，虽然从纯艺术角度来看，赶不上少数高雅经典之作，可它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与正能量实在不可小觑。就拿古典四大文学名著来说，就很能说明问题。除去专家学者层的少数人不说，若论在民间的影响，思想性艺术性被众多论者列名第一的《红楼梦》，恐怕要屈居最末了。而艺术性逊于它的《西游记》、《三国演义》甚至《水浒传》自诞生以来所产生的影响，就远大于它了。在中国乃至东南亚国家尤其是华人世界里，你要是说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名字，可能除去个别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知道外，大多数普通老百姓都是十分生疏甚至闻所未闻的。就连八十年代播出后如今仍时不时在某些卫视重播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影响力，也绝对赶不上后三部影视作品所产生的广泛影响。这是为何?原因很简单，后三部作品里的故事和人物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与审美需要太接近，里面的许多人物及其言行，几乎就是老百姓现实生活里常常发生的事儿。它因为接地气，符合人民大众的审美需要、审美水准、生活经验，老百姓就喜欢它，传播它，使它具有了一般民间文学本身无可替代的传播与再造机会和无以伦比的艺术穿透力。在中国，只要你随便走到城市乡村，即是妇孺童叟，只要说起孙悟空、唐僧、猪八戒，几乎无人不知的;只要你说起武松、李逵、林冲，几乎人人都能说出他们几段精彩故事来;只要你说到刘关张桃园三结义、诸葛亮、曹操的掌故，几乎人人都能如数家珍一般娓娓道来。而《红楼梦》里描写的生活环境及人物，却是老百姓可闻不可见、可遇不可求、可望不可即的官宦之家，那里面人物之间发生的任何事，在普通人眼里似乎都是于己无关的另一个世界里的人和事，与广大民众的生活现实相去太远。因此，老百姓因不熟悉就不喜欢那里面的人和事。大户人家的喜怒哀乐同自己的喜怒哀乐完全不是一个世界里的事，他们的生活需求和生活享受同自己格格不入。管你林黛玉弱不禁风多愁善感，管你贾宝玉泡在女儿堆里不走正路，管你薛宝钗举止娴熟极富心计，都是我的生活里想都别想也懒得去想的镜花水月。我所喜欢者，就是刘关张三人生死与共的情分，就是李逵、武松那样除暴安良的英雄，就是孙悟空身上无所不能降妖除魔的神通，就是唐僧师徒历尽磨难后苦尽甘来的美好结局。至于你什么霓裳羽衣舞、玉树后庭花、风花雪月吟诗作赋，都是我不需要的，也是我力不能为的，我不可能也不愿意像刘姥姥一般涎着脸皮，走进深深朱门，故意献丑卖乖，取乐贾母与众人，然后讨得几两碎银，几杯残羹，满足自己困窘的衣食之需。
这里绝不是否认高雅艺术的存在必要，更不否定自己对高雅艺术创造者的赞赏以及由其带来的美感享受。要说的是，不管高雅的阳春白雪和通俗的下里巴人都有自己欣赏的人群，都有自己扎根的土壤，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不容忽视的是，阳春白雪的观赏者，惟其稀少与高雅，才多被束之高阁，或者只能被极小人群所喜爱;而下里巴人，惟其大众化和通俗，才最具人缘与气场，最容易为广大受众喜爱与传播。阳春白雪，是对艺术审美高度的追求与需要，而这种高度又使它多显得有点离群索居，和者盖寡。说好听点，它是皇冠上的明珠，它是冰山上的雪莲，它是月宫里的桂树，它是银河上的鹊桥，因为离地太远，孤高清寒，很难赢得最广大的生活人群产生共鸣。因此，它的传播与影响也只能在很有限的区域之内和人群之中。说难听点，任何事物高雅到几乎没有多少人能赏鉴它高雅的境界，它就很难赢得自己所期许的蓬勃旺盛的艺术影响和生活意义上的尊贵与显赫;下里巴人虽然艺术上可能不及或者稍逊于阳春白雪，可它来自普通百姓的生活实际，内外都泛着厚重的泥土味儿和市井味儿，同百姓的呼吸与命运相紧紧连接，它一经诞生就沁透着生活的色香味，反映着百姓的喜怒哀乐与生活追求，因此，很快就能融入最广大的人群，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共鸣。它是原上的树，它是山中的雾，它是田野里朴实的稻黍，它是小溪里潺缓的流水。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嗅得到，说得出，故而能产生极其广泛深远的影响和更具生活意义的艺术感染与渗透力。毋庸置疑，对少数高压的人群而言，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固是高雅，可它诞生以来，世界上真正能欣赏它的人却极其有限;《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固然高邈，可普通老百姓因欣赏不了它，也就谈不上喜欢它，致使它的影响力就不如其它三部古典名著;屈原的《离骚》固然令人读后一嘘三叹、荡气回肠，可在更广大的人群中，它的影响力和对人生的启迪效果，却远远赶不上王之涣那首只有二十字的五言绝句《登鹳雀楼》。
高雅艺术要产生，要存在，因为它昭示着人类文明的至高境界;通俗艺术更要发扬光大，它直接关乎人民群众的切实生活需要。离开了高雅艺术，人类文明就会流于泛泛一般的境地;离开通俗艺术，生活中就没有了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情趣与美善活力。
雅和俗只能相对而言不能绝对而言。高明的艺术家固然能创造出高超的艺术作品，而高超的艺术作品未必就全部来自远离广大人群的生活。鲁迅先生很有限的小说创作里，很多看似很朴素的题材却达到了十分高雅的艺术境界。谁能说《阿Q正传》、《故乡》、《风波》、《孔乙己》等这些反映基层老百姓的作品，就登不上人类文学高雅的殿堂?谁能说浩然、丁玲、周立波、柳青、梁斌、李准等中国现当代作家，因为作品的主角是农民，是普通百姓，他们作品的艺术水准就是下里巴人层次?高雅的人群，高雅的题材，高雅的生活，高雅的故事，未必就能成为高雅的艺术;相反，普通的人群，普通的生活，普通的题材，普通的故事，未必就不能登大雅之堂。小人物，小事件，小故事，往往能够成就大艺术。鲁迅笔下的润土、九斤老太、阿Q、孔乙己、祥林嫂，都是小人物，他们做的事都是小事情。可作为艺术形象的他们，却一个个都昂然走进了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的雄伟殿堂里，成为不朽的艺术形象。而许多深处高端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重大事件，荒唐故事，却多因为创人生态度的误差，艺术功力的局限，思想意识的偏斜，并没有化为成功艺术体相而涉足艺术殿堂里那怕是哪一个边角。正像自然美丑不等于艺术美丑一样，它们都是由生活里的是非善恶来作为标尺的。《牛虻》中的牛虻后来因受黑暗势力迫害形容变得极其丑陋，相貌丑陋的牛虻已是自然现象，而这种自然的丑陋在作家笔下却光彩四射。因为主人公为正义的事业而奋斗，原先英俊的面容遭受黑暗势力的蹂躏而变形，可他的行为与心灵却较之以前更加美好与纯洁。自然的丑在这里便转化成艺术的美，牛虻光辉的形象不仅没有因为自然形象而受损与降低，反而因为自己的思想行为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而变得更加美好。相反，自然的美在艺术里因为其本质的变异很可能就美气全无，完全成了极具象征意义的艺术之丑了。大汉奸汪精卫，早年投身推翻帝制的革命，本人又才貌双全，英俊潇洒，曾被誉为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后因投敌卖国而臭名昭著。如今，不管在任何反应近现代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中，只要汪精卫一出场，创依然在其自然形象上维持原貌，可他的艺术形象终究脱不去汉奸标签，他的任何言行都令人不屑与生厌。他已经被定格成民族史册上永远高悬于耻辱柱上的反派人物之一，与秦桧等反派人物一样，再也改变不了自己历史的、艺术的丑恶形象了。
不管是毛主席七十二年前的讲话，还是习总今天的讲话，都着重在强调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都把生活和人民放在文艺创作的第一位。离开了人民和生活，任何文艺创作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是漂浮不定的浮萍。因为在共产党人的世界里，人民才是历史真正的创造者。艺术作品如果放弃人民，甚至丑化人民，这不仅是对艺术的亵渎，更是对生活对人民最大的不敬。三十多年来，在我国文化艺术创作领域，反人民之风大行其道，人民成了某些人创作中贬斥嘲讽的对象。他们的作品里，历史的前进与人民无关，社会的进步与人民无缘，文明的创造没有人民的成分，真善美的事业全都与人民不沾边。只有少数富人、官员、精英才是历史的主角，才是助推历史前进的主要力量。只要看看现在的影视作品，出身豪门大户的知识精英及其家人，无一不心地善良、扶危济贫、爱国爱人、匡扶正义。凡是他们家中的任何丫鬟仆人，又无不死心塌地为其服务效劳甚至甘愿为他们献出性命;一旦社会恶势力猖獗，百姓遭难，又无不是这些公子哥和漂亮姐们挺身而出，拔刀相助的;一旦国难当头，又无不是这些公子哥、漂亮姐们，散尽家财，聚众反击，最后都一个个成了爱国、爱家的民族大英雄。更奇怪的是，这些人不管前因如何，后来都曲曲弯弯成为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功臣。他们成了新旧社会都当家，新旧社会都是主人的特殊人群。普通民众呢?旧社会是深受他们恩泽死死效忠他们的下等人，新社会又自然而然成为他们领导之下的属下。似乎共产党搞革命压根儿就不是依靠普天下的穷苦人，而全是靠那些在任何社会里都是人上人的阔家公子哥和漂亮姐们。难怪今天影视作品里的多数人物，全都是披着共产党外衣的富豪大家子弟，难怪今天的中国是那样不遗余力地复制着一拨又一拨新的富豪大家，难怪那些祖辈父辈是土豪官员的人今天为什么竭力鼓吹私有化，难怪他们那样恶毒咒骂现行社会制度及其开创者。人们不禁要问：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不知道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有多少实质性的党性与社性存在?
时下不少文艺作品充斥着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对国家社会制度甚至对共产党本身的极端丑化，可这样的作品却占据文艺主流地位，很受西方国家的青睐，其创也不断斩获来自西方世界给予的各种荣誉及奖励。而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却熟视无睹，听任其放任自流，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进入社会各个阶层，实在令人感到莫名其妙。建国以后走上文艺舞台的工农兵和爱国知识分子形象，如今几乎荡然无存了，取而代之的都是帝王将相和豪门大家，都是公子王孙和膏粱子弟。这些人由创演绎出的子虚乌有的所谓开明故事，误导人们在思想上产生历史、社会、国家、中华文明全都是由他们创造的的错误认识。每次看莫言的作品，就很难看到他笔下的共产党人和普通民众有多少值得肯定与赞美的东西，中华文化有什么可以值得肯定与传承的地方，现行社会制度有多少文明与进步的表现;每次看张艺谋的影视作品，呈现在人们眼里的几乎全是愚昧落后，衣着打扮洪荒原始的丑陋国民，你几乎看不到这个民族身上还有多少值得人肯定与颂扬的品质与人格。文艺作品的首要职责就是给人们带来生活的希望与信心，让人们摒弃自私狭隘与丑恶，弘扬真善美，讴歌正义与豪情，讴歌朴实、勤劳与善良，崇尚开拓创新，激发人类进步的正能量。而他们的作品令人看后，首先感到是我们这个国家太落后，我们的民众太野蛮太愚昧，我们的文化太垃圾太粗俗，我们的社会太混乱太残暴。谁要是想从这些当今被誉为顶尖艺术家们的作品中产生出国家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那你简直就是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甚至就是不懂得什么叫真善美，什么叫假恶丑。
自古以来，民族历史上的文学艺术家璨若星河，尽管他们中许多人受时代的局限，作品中存在着这样与那样的不足与缺陷，可他们一个总体的思想是不变的，那就是爱国、爱家、爱民族、爱广大的人民。李白的诗歌，让人读后倍感作为中国人的自豪与自信，令人对祖国山川大地的秀美壮丽产生无限喜爱和向往;杜甫、陆游、辛弃疾等人诗词中忧国忧民的情感与报国杀敌的强烈意愿，使人读之热血沸腾，私情尽抛，心中油然而生铁肩担道义的豪迈激情;鲁迅先生虽然无情揭露国民身上积存的种种丑陋，但他更多的是给予这些人以同情、希望、悲悯，顶多也就表现一点自己怒其不争的悲愤之情。建国前三十年的许多文艺作品，每每观之，都让人身心受到激励与触动，自觉不自觉地就会产生对英雄人物由衷的崇仰与赞美之情。“学英雄，见行动”的情景，只有在那样的时代和那样的社会环境中，才会自然产生，不带丝毫勉强与做作。由此，也表现出了优秀文艺作品对人潜移默化的良性启发、渗透与改造功能。反之，这些年的不少文艺作品，随意虚无历史，恶意篡改现实，主次黑白颠倒，靡靡之音盈耳，奴颜婢膝十足。很难找出多少像样的作品，能站在国家、民族与时代的高度，引领人们爱国、爱家、爱社会、爱执政党，爱生活，自觉自愿地去追求真知与良善，鞭挞黑暗与丑恶。
习总在本次座谈会上再次强调文艺创作的基本原则和它始终不移的人民性，就是从根本上澄清是非，扭转已经偏离正确轨道的文艺创作现实。这一重大举措，实在非常及时，坚定有力，必能给时下误入歧途的文学艺术家，或者说给被某些别有用心的文化艺术界人士灌一副良药，敲一声警钟。从这一点来说，它的积极意义完全可以和七十二年前毛主席在延安的举行的那次座谈会相媲美。
但愿我们的文化艺术创作能够正本清源，正确处理好国家民族与个人的关系，处理好艺术创作雅与俗的关系，处理好主流与偏流的关系，处理好主角与配角的关系，处理好主题与艺术形式的关系，处理好内容健康与否和艺术手法运用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创思想情感与国家民族大局和人民正当需求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对外来艺术形式及艺术手段学习借鉴与民族文化传统继承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了这些问题，习总的一番苦衷就没有白费，国家民族振兴的伟大梦想就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主流地位就能够回归，人民大众就会再次回到时代的政治舞台与艺术舞台上来，一切妄图毁灭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图谋就会自行破灭，伟大经典的文艺作品就有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隆重诞生。
我们翘首期待文学艺术家们，能够澄清迷雾，扑下身子，走进生活，走进人民，用自己的创作，为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更为我们的后人留下反映我们精神风貌和精神意志的优秀作品来!
2014.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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