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延安文艺，最主要的特征是什么?耳边不禁响起那雄浑悲壮的《黄河大合唱》，响起信天游般悠远缠绵的《王贵与李香香》中的诗句。延安文艺那高原般崇高的壮美与延河般清澈的优美的交响及其蕴含着的历史文化底蕴、焕发着的时代光华，充满了民族自信心和力量，这种自信和力量从哪里来?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在当今有何价值?这是我们纪念文艺座谈会讲话召开72周年的今天，应当认真回忆与思考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当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集中兵力“围剿”苏区红军。致使东北、华北和沿海地区大片国土相继沦陷，日寇与国民党投降派气焰日增，“亡国论”消解着国民斗志，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1937年抗战爆发，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号召停止内战，举起了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大旗。亿万民众奋起响应，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捐弃前嫌，携手抗战。爱国人士、青年学生、文学家、艺术家纷纷来到延安，延河之滨、宝塔山下、抗大、陕公校园，《黄河大合唱》、《抗大校歌》等响彻山岳、震撼心灵的歌声，随处可见的漫画、壁报、木刻，活泼风趣的《兄妹开荒》等秧歌剧，平(京)剧《打渔杀家》、《逼上梁山》充满正义感的反抗之力，文学作品塑造了一批摆脱了奴性意识，投身于民族解放、社会革命而成长为自我主人、社会主人的贞贞、喜儿、王贵与李香香、刘巧儿等新人形象……延安文艺给抗日根据地营造了朝气蓬勃的时代气氛。
延安文艺最主要的特征是什么?有比较才有鉴别，请看国民党爱国人士、中山大学地质学教授、台湾抗日志士丘逢甲之子邱琮在延安的感受:他在1938年2月到4月在延安访问、调研了两个月，全面考察了延安。他看到延安城墙上画的一幅漫画:一个巨大的中国人用刺刀把一个细小的日本鬼子扎在地下，他感慨地说:我在国统区看到的是《日寇暴行录》那样令人悲伤的期刊，是日本人厉害的恐惧议论，感到压抑得很，仿佛中国人生来就是任人宰割的一群绵羊，软弱无能。而在延安看到的是藐视日本鬼子的标语，听到的是昂扬的抗日歌声，使人感到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和力量。他在离开延安后给毛主席寄来的诗《别了啊!延安》中说:“我和你(延安)相处了两个月，知道你救世的心虔，知道你抗日的心坚，把我十多年的疲倦都化作了云烟。”他通过对比抓住了延安与国统区文艺的不同特征，抓住了延安漫画家独特的个体生命体验——自信和力量，发出了由衷的感佩，一扫心头“压抑”、“疲倦”的迷雾，抗日救国的心更“虔”、志更“坚”!他满怀信心地南归，广州沦陷后投笔从戎组织领导了抗日游击战。
也有人对延安物质的匮乏和延安人精神的富足做了对比。作为辛亥革命元老曾经坚决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坚决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元老张继，在1939年9月担任国民政府慰劳团团长率团来到延安，当他访问了抗大师生，在中央大礼堂欢迎会上听到此起彼伏、威武雄壮的抗日歌声、观看了《黄河大合唱》及秧歌剧《查路条》等节目演出后，在致辞时说:“这里大家的吃苦精神使我非常佩服，我看到延安抗大每个学生每天只吃半斤小米、6分钱菜，我听了非常感动。我的救国道理只要战、战、战!只有打、打、打!能打，国才能不亡……我们吃苦，我们要同力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中国去!”是啊，“战”!“打”!“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中国去!”这不仅是根据地军民的呐喊，也是国民党爱国人士、爱国军民的共同吼声，是中华民族面临那个生死存亡的时代的咆哮。要完成这一神圣的时代使命，中华民族最需要卫国杀敌、敢于牺牲、敢于胜利的勇气、力量和信心。只不过这种精神在延安表达得更公开、更自由、更加富于震撼力而已，延安文艺担当了时代的先声。
那么，为什么延安文艺能产生如此震撼心灵的大美、壮美?产生如此激情澎湃的正能量呢?首先，延安文艺植根于厚重的黄土高原文化、植根于生生不息的中华五千年文明，继承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敢于担当、勇于奉献的价值观。延安嘉岭山的摩崖镌刻着“先忧后乐”、“胸中自有甲兵百万”的华夏心灵之印，那是宋朝陕西经略副使兼延州知州范仲淹率领军民抗击西夏、保卫边陲、文治武功的记录;清凉山十景之一的尸比岩——是释迦摩尼三世王涅槃升天前割肤饲鹰以救苍生之处，成为命名这座古城“肤施”(延安的别名)的象征;杜甫川、杜甫祠，处处留下了爱国诗人行吟的足迹与忧患;万花山下代父从军的花木兰巾帼英雄形象，世代感召着延安儿女……这一切人文精神与壶口瀑布奔腾咆哮的大自然生命强力交响，熔铸于光未然、冼星海的个体生命体验，流淌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血脉中，演奏出《黄河大合唱》的主旋律，显示了超越时空的中华民族的灵魂价值。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成为延安文艺自信心和力量的源泉之一。
其次，文艺的自信心和力量为什么不产生在丢失了太原老巢、驻扎到紧邻壶口瀑布黄河西岸的阎锡山驻防地宜川?不产生在胡宗南的西安、蒋介石的重庆?而产生在共产党的延安?这是因为延安文艺是中华民族艰苦跋涉的历史走向一个崭新时代的产物，焕发着新时代的生机与希望。正如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将军一语破的，他在经历了一段与八路军并肩战斗的实践后，在1938年4月访问延安回到西安时，曾经感慨地说:“政治赶不上军事，后方赶不上前方。”这，既是对身处大后方的国民党政治落后无望的批评，也是对以延安为代表的先进前方的光明与希望的肯定，是对浴血奋战的共产党、八路军政治清明、富有战斗力的肯定。延安与宜川、西安、重庆不仅是地域差别，更主要是新与旧两个时代的差别，新在何处?毛主席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做了精辟的概括:延安的党政军民正在从事的抗日大业，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大业，是“五四”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开创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大业。它已经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的近期目标是打败侵略者，赶走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建设独立、自由、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第二步将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这是一个争取中华民族挣脱奴隶枷锁、成为主人的崭新时代。当在危亡中痛苦挣扎、在黑暗中抗争摸索了一百多年的中华民族，终于发现并选择了一条通向光明的生存之路、发展之路时，怎么能不向着这光明之路上奔跑、集结?正如在黑暗的大森林中跌跌撞撞、找不到路径的人群，突然看见了丹柯掏出自己的红心化作燃烧的火炬，面临绝境的人群看见了火炬照亮的生存之路，怎么能不激发出生的力量?怎么能不重新燃起内心的憧憬与理想之光?怎么能不对掏出红心的丹柯充满信任?顺着那光明之路义无反顾地走去!
突破阻隔来到延安的盟军朋友对延安的时代之“新”，也有深切体会。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在1944年7月8日的报告中说:“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这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另一成员雷伊•卢登在描述前往华北前线感受时写道:“在华北，老百姓支持共产党的证据比比皆是……使人不能再相信这是为欺骗外国来访者而设置的舞台，一个统辖着这样广泛地区。而且全是由中国人掌管的政府，能得到民众的积极支持，使民众参与发展工作，这在中国现代史上还是第一次。”与蒋介石打交道多年的他们，对依仗英美的重庆政府的蔑视之情自不待言，对根据地“民众参与发展工作”的历史主人翁精神赞叹有加。在重庆的老舍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归自西北》的访延安文章后，受到国民党特务纠缠，他气愤地警告说:“我是‘文抗’负责人，有牌子。你不叫挂，我摘下来，挂到延安去!”延安的时代之“新”就是这样磁石般地吸引着国统区的爱国文化人。
第三，延安文艺的自信心和力量还源于浴血奋战的抗日游击战、来源于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来源于千百万团结一心的民众的实践。抗战初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开赴日寇占领的敌后，把敌后变成了抗日的前线，开展山地游击战，平型关大捷粉碎了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以及开赴山西前线的第二战区国民党友军并肩作战，忻口战役、中条山战役以及1940年的百团大战，一次次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共产党领导民众把国民党丢失了的国土一寸寸夺回来，先后建立了15块(近期统计是19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正如叶剑英1944年6月22日在王家坪礼堂向中外记者参观团所作的报告所言:“特别是1938年武汉失守以后，敌后战场实际上成了中国主要的战场……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地游击队“抗击了敌人(日寇)的64.5%，友军(国民党军队)抗击了35.5%”。他又说，“在抗战初期还能配合作战的友军”，“在1939年之后，即集中力量对中共搞摩擦，在正面战场上，却丧失战斗力”。而且，在敌后战场有伪军78万，投敌的国民党军将级军官有67人。我党担负抗击的敌人，占全部敌伪总数134万人中之110余万，即84%;而国民党抗击的敌人仅占16%，不足六分之一。叶剑英在最后总结我军力量的源泉时说:“由于我们密切地依靠群众，党政军民结合一体，我们能在7年当中毙伤敌军351113人，毙伤伪军239952人，敌我伤亡比例为2∶1。”(参阅《叶剑英年谱》，这些统计资料来源于国民党政府的公开报刊)正是军民的伟大实践树立了“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之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的信念，更加坚定了共产党的人民战争思想和群众路线。延安文艺家们也从战争和大生产运动的实践中，切实体验到“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情感和立足点发生了根本变化，对人民的大爱油然而生，汲取了取之不尽的力量、激情和创作灵感。
最后，延安文艺的自信心和力量，来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及其武装起来的共产党的领导。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军事思想、文艺思想是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抗战实际相结合的智慧结晶，是在延安时期成熟并形成了的科学体系，经过人民群众的实践和作家、艺术家的艺术实践检验，证明了其科学性和正确性，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信任。特别是始于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通过对22个理论文件的深入学习，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了侵蚀党的肌体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等歪风邪气，端正了党风、学风、文风;明确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人生价值观和艺术价值观。194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全党整风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座谈会开了20多天，经过充分的讨论和争论，毛主席在会前、会中虚心听取了文艺家的各种意见，科学地总结了抗战五年以来根据地的文艺实践经验，也看到了延安文艺在国统区、在海外华侨中的流传和影响，形成了共产党领导人和延安文艺家共同的智慧结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辩证地阐述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家与群众的关系、文艺的功能、文艺的源与流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消除了对于“自我表现”、“个性”、“人性”、“暴露与歌颂”等的片面认识或误解。《讲话》明确了文艺为人民——为工农兵的发展方向。这些观点受到文艺家的欢迎，并且逐步内化为他们的自觉需要和行动指南。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在《讲话》明确了的文艺方针指引下，文艺家们更加自觉地投身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创作出一大批无愧于时代的、震撼民族自信心和力量的、有魅力的作品，充分发挥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审美教育作用和战斗作用，充分发挥了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审美价值，让崇高美和优美感纯洁着人们的灵魂，升华着人们的精神境界，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信心与力量，文学艺术不仅在延安生活中、在军民的心目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就连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也在看了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出后，立即决定在他的第十四集团军建立类似的文艺团体，并且邀请丁玲“西战团”中的记者赵荣声担任自己的秘书，负责该团的组建工作。
延安文艺造就了一大批作家、诗人、美术家、音乐家、戏剧家，在战争年代直至新中国建设时期，这支文艺队伍对文艺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也实现了自我人生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最大化，活出了崇高的人生尊严。我接触过丁玲、林默涵、孟盂、王昆、黎辛、贺敬之、郭小川等老一代文艺家，他们回忆延安文艺时无不感到自豪，无不满怀眷恋。
我的父母长辈回忆起艰苦的延安生活时也总不能忘怀生机勃勃的延安文艺，无不一往情深!延安时期的歌剧《白毛女》、《黄河大合唱》等作品至今在舞台上常演不衰，并且演到海外。在我的课堂上，当我把延安时期的文学作品分享给来华留学生时，其鲜活的生命魅力也受到他们的喜爱;1991年在日本日中学院的舞台上，日本学生表演的腰鼓舞、红绸舞以及歌颂周总理的话剧等节目曾让我激动得泪水涟涟;1990年代中，在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机构的晚宴上，华文教师们情不自禁地合唱起《黄河》等一支一支1940—1950年代的革命歌曲，令我震撼而惊奇:原来，延安文艺具有如此隽永的超越时空的魅力啊!人们继续享受到“新的时代，新的天地，新的创世纪”(郭沫若语)的主旋律。
然而，也不能忽略近些年来对延安文艺的战斗作用和教育功能出现的某些误评和曲解。究其原因，一是一些人不了解延安文艺产生的时代背景、时代特征，把延安文艺与那个反法西斯正义战争的时代割裂开来，把艺术与人民割裂开来，对延安文艺采取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二是也不能排除国内外某些别有用心的势力，故意歪曲、肆意否定延安文艺。这些议论归根结底出自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格格不入，他们把文艺与历史、与时代、与人民割裂开来，漠视人民的利益诉求、人民的意愿与审美选择;所以他们蔑视延安文艺，抛弃历史与美学的批评方式。当然，这也不奇怪，用唯心史观解读历史与艺术已历经千年，马克思创建的唯物史观及其文艺批评方式只有不到170年的历史，相对于人类历史文化长河可以说刚刚开始。因此，历史的、审美的艺术研究与批评方式，不仅需要，而且有待发展，在当前众多文艺批评方式之中，应当占有一席之地。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研究、评价延安文艺，肯定其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
今天，中国13亿人民生活在一个崭新的时代，新的时代有新的特征，世界已经远离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硝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新中国建国65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余年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了伟大成绩，文学艺术也有了比较宽松的政治氛围，植根民族历史文化，汲取世界八面来风，出现了空前繁荣，举世瞩目。作品数量年年增加，文艺观念、功能和审美情趣已经多样化，成长起一批批成熟的各具风格的文艺家，他们的艺术个性得以自由张扬，创作方法和风格多样化，人的情感得到更深刻的艺术剖析，中国文学和艺术正在走向世界，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文艺功能，文艺的内在美的价值也适应着读者观众的审美需求而日益多样化。但同时，我们这个时代仍然需要继承延安文艺蕴涵的内在的自信和力量，需要文艺凝聚人心，优化人的情感，文艺的教化功能不仅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因为，中华民族正处在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我们的梦想，不仅仅是物质的富足，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的整体精神提升到真、善、美的境界，所以，我们还需要经历10年、20年、100年、200年，一代又一代人艰苦卓绝的跋涉，这，需要信心和力量;另外，居安思危，也必须看到与中华民族发展机遇相伴的危机，一方面要正视来自海疆日益提升的外来危机;另一方面要关注金钱、权势腐蚀人的精神的危机。克服这些危机，更需要万众一心的凝聚力和众志成城的信心，需要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需要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延安文艺的自信心和力量，延安文艺的教育鼓舞作用，延安文艺的历史经验，今天仍然有着积极的借鉴价值。这是不言而喻的。(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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