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秋石客说:“一九六四年的大型文艺舞蹈史诗《东方红》是充满光明、摧人向上、符合历史、艺术绝佳的伟大作品的话,而二零零九年的大型文艺舞蹈史诗《复兴之路》却是充满阴暗、摧人窒息、歪曲历史、艺术低下的可怜作品。该作品无人叫好,掌声稀疏,是观众公正的判决,与《东方红》的好评如潮、掌声雷动成了鲜明对比。”这段话说的挺好。
而后一段说的就有问题:内容如下:“大型文艺舞蹈史诗《复兴之路》的名称浅薄。新中国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事业,是寻找到强我中华唯一正确的新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是民族新兴,而不是民族复兴。复兴什么?是复兴封建的西周王朝?还是复兴专制的汉唐大业?或者是复兴从头到脚都滴着血资本主义?从该作品对毛主席的文革带泪的控诉和资改派在社会主义中国复活资本主义的事实来看,该作品的复兴内涵就很可疑。”
说中华民族没有什么可以复兴的就是一个错误。所以秋石客和《复兴之路》的编导一样都不知道中华民族的复兴该复兴什么。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是复兴什么封建西周王朝,更不是什么专制的汉唐大业。而是要复兴中华文化的天下政治观与人的圣贤政治。中华民族的复兴要实现的是以公道莅天下,世界人民共和。
我在《中国应对美国步步紧逼需要的不是理性而是道行》的博文中说道:“ 长期以来一些人对世界格局的认识都很小气,缺少大气。这些人往往从个人私争,国家私争的角度理解世界格局。所以他们好把当今世界比喻成一个类似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中国所以叫中国就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周朝时代而来。周天子是居中之国,进而分封诸侯国。使诸侯个安其土,个守其民。防止不同部族间的利益争斗,实现天下太平。这就是人们习惯说的封建的本意——封土而建诸侯。也就是说在人类社会初期,交通不便利,信息阻塞。封建是诸侯的盟主实现天下治权的一种方式。”
以地域的天下政治观和人的圣贤政治结合,中国政治思想主张的是政道.圣贤政治主张以身观身,以国观国,以天下之心观天下。中华圣贤主张礼让而不是私争争私。一人兴仁天下归仁焉。《尚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可惜的是,中华民族那么多人,自尧舜后都想要得到尧舜.黄帝一样的权,而没有尧舜黄帝一样的德。所以这些小人也叫皇帝而非黄帝。失道在先,春秋末期的周天子已经无德.无能再行使以公道笠天下的天下治权。从那时候至今天都是政治私争的天下。中国的政治家已经不能怀天下之心,甚至都不能怀一国之公心。
而现在流行阶级政治思想和地缘政治思想。而这些都违背人类政治出现的初衷。因为这些政治思想都是只能实现为一部分人或一地域人服务。而不是为天下所有人服务。中华古代圣贤有天下政治观。人生必架于物。人分地域而居,物分地域而产。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天下政治思想就是要避免因为生存资源的争夺,人为的制造了地域矛盾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他们出于公心而行使天下治权,也不把这个权力看成自己私有与私有继承的。所以现在复兴中华要进而提出中国政治经济思想。即是以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与社会管理权的私有与私有继承还是自然资源的公有与共同继承两种社会秩序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问题。
现在可以说香港占中是中华复兴之路上的一道坎。因为一些左派都缺少思想文化上的辨别能力与定力。更甭说已经被西方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洗脑的人们了。
一. 西方政治思想除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外,还有一个地缘政治斗争理论。实际上在没有出现无产阶级世界范围内的大联合的情况下,国际政治斗争更多表现为地缘政治斗争。这样就可以解释美帝国主义为什么要在苏联已经解体的情况下仍然不放过俄罗斯。因为帝国主义者信奉的是一个狼的团队精神。他们通过对外进行掠夺与资本剥削得来的利益安抚国内人民。提高社会福利从而不招致人民反抗。
所以说所谓普世价值就是美国进行地缘政治斗争的工具。美国霸权主义者善于挥动所谓人权的大棒。但美国人主张的人权是以实现美国人的霸权为目的,为了祸乱世界其他国家而美国渔利。美国人推销的民主也是要实现在其他国家美国人的意志做主。他们输出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所谓普世价值为什么总是能祸乱别的国家?其实道理很简单:自私自利的霸权主义者输出的“自由、民主、人权”所谓“价值”正是投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利益小人们之所好。
现在的左派,有些人不能说他们不掌握马列毛的理论。但他们往往只是片面掌握了,而且这些人往往不会正确应用他们掌握的理论来应对现实问题。正因为如此,这些人的表现就如同《盲人摸象》的寓言所形容的一样。所以说这次发生在香港的“占中”也是对左派认知能力与定力的一次考验。
应该说香港的左派身在其中对对这次占中的表态没错。而其他局外人,从占中事件已发生左派就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表现为缺乏沉着应对的盲动,一种表现为借机取利的机会主义。
中华哲学思想对世界运动变化规律的认识远比西方哲学思想要深刻。如这次的“占中”事件就可以形容为“不去两叶,将用斧柯”。而具体怎样用斧柯还有一个时机问题叫多行不义必自毙。
“不去两叶,将用斧柯”出自《六韬》思想。刚萌芽的两片嫩叶不摘除,将来就必须用斧头去砍。自香港回归后,片面坚持一国两制中的两制,放任资本主义的发展制造了贫富不均的社会矛盾,更没做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思想工作。当然更深层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放弃革命理论,对西方资本主义采取的右倾投降主义造成的。而具体到如2012年反国教活动无原则妥协退让当时的负责港澳事务的国家领导人就应承担具体责任。
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典故出自春秋时,郑武公死,长子庄公继位。其弟共叔段图谋篡位,在封地内招兵买马,修整军备。郑大夫祭仲深表不安。谏庄公早除共叔段,以绝后患。庄公答曰:“‘多行不义必自毙’,汝可拭目以待。”不久,果如其言,共叔段狂妄自大,蚕食边邑,且欲攻郑都。庄公见时机成熟,便出兵攻共叔段,逐出郑国。
我说的对占中缺乏沉着应对的盲动者就如同郑大夫祭仲。而中央这次采取的策略就如同郑庄公。“占中”者应该又一次应验了那句古语——多行不义必自毙。
二.必须纠正在看“占中”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今天看了蔡建平的《左翼应看到香港"占中"反抗贫富分化和资本剥削的一面》。看来对一些人在如何看待占中问题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必须纠正。香港的“占中”在蔡健平的眼里有反抗贫富分化和资本剥削的一面,但另一面是什么呢?他们仅是反资本家而不是反资本主义,没有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这一点蔡建平却没看到,他是在以偏概全。更可笑的是提醒别人慎重的蔡建平居然“认为“占中事件”是一场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被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所影响自发的群众民主运动。”认为这是自发的群众运动,蔡建平不是闭着眼睛说话,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瞎说话。对于蔡建平可以这样形容:当大家看都一堆沙子的时候,他就要站出来说这沙子里还有一粒米。然后他把那粒米举起来说:“看到了吗?这是一粒米,你们怎么每看到?”
怎样处理如“占中”这样的复杂矛盾?所以对主张不能一竿子打死一船人的蔡建平我只能说,你应该做的是告诉大家不要上贼船,上了贼船的赶紧下来,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正如我在《坚持阶级斗争理论既要反右倾,也要反左倾错误》一文指出:要回答什么是阶级,我认为:所谓阶级是人类生活处于等级社会时,处于社会不同地位的,由人组成的利益集团。阶级斗争即是人们为各自所属的利益集团,为了争取各自所属的阶级利益的斗争。所以说对阶级概念和应用不要仅从表面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等简单形式化的划分,而要从利益的分配出发分成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
如果仅是形式化的理解阶级与阶级斗争,就成了唯阶级论。唯阶级论为什么错了?因为它不是以运动变化的观点看待一个世代交替运动着的人类社会。人在社会中的阶级从属也是可能变化的。如即使无产阶级出身又能怎样?一些人总是想从被剥削的社会地位爬到剥削阶级的社会地位。
如同网友吴大白话说道:“占中进行这样“形而上学”式的阶级分析:因为大部分学生是普通阶层的出身,所以占中的性质就是代表穷人反资本剥削。那么我请这些极左分析一下,与太平天国对立的湘军的出身,分析一下国民党士兵的出身,分析一下日本鬼子的出身!!!”
所以怎样正确看待一个人所属的阶级?看待一个人所属的阶级主要看其所站的阶级立场。
香港的占中事件是地缘政治矛盾造成的。所谓普世价值就是美国进行地缘政治斗争的工具。美国霸权主义者善于挥动所谓人权的大棒。但美国人主张的人权是以实现美国人的霸权为目的,为了祸乱世界其他国家而美国渔利。美国人推销的民主也是要实现在其他国家美国人的意志做主。他们输出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所谓普世价值为什么总是能祸乱别的国家?其实道理很简单:自私自利的霸权主义者输出的“自由、民主、人权”所谓“价值”正是投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利益小人们之所好。
而历史的经验证明一些小人为了争取私利,每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就会出现洋买办伪军、二鬼子和今天的带路党。他们是打倒了旧地主,自己要成为新地主,打倒了旧资本家,他们自己要成为新资本家。他们没有社会主义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与社会管理权的相对公有制与共同继承制思想。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与社会管理权相对私有与私有世袭的年代里。
如同网友吴大白话指出:“香港占中是欧美世界核心资本集团蛊惑学生进行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反革命事件。这些学生的诉求是一人一票的资产阶级选举体制,是为西方资本服务的!!!是反社会主义的!!!换句话说,他们不满足于做民族资本的家丁,他们要做西方列强的家丁!!!”
不仅这篇文章,早前如远航一号却一厢情愿,先入为主的认为香港的事情正在起变化。现又如秋石客认为:“当前,中国左派主流盲目反对“香港占中”是危险的,是右倾的表现。“占中”被全盘否定,后果不堪设想。照此推论,在中国复辟的情况下,南阳纪念毛主席占路要被否定,以后工人占厂、学生占校都会被否定,进而推论,毛主席占井冈山和历代农民起义都会被否定!”
到底谁右倾?秋石客自己正把事情搞反了。香港“占中”从思想酝酿。思想指导和背后运作都是极右势力港独。台独和国外反动势力所为。因为这运动从发动起来没你左派的份,你也把握不了运动方向。如果你左派想火中取栗就是投机行为。所以说秋石客才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
秋石客们之所以犯这样的认识错误,一是因为其错误的形式化的理解阶级论划分理论。判定人的阶级归属主要是看阶级立场,而不是阶级出身。判定香港的“占中”参与者也是如此。“占中”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兴妖作怪。二是他们只从表面的阶级利益看,而不从国际利益格局的大环境下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秋石客们可以用他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张嘴就来指责我们过去在香港的错误,过去我们的确有错误,这个错误就是右倾的投降主义,向帝国主义投降,向资本家投降。而今现实他们就不会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今天的实践。因为过去没有坚持而错了,这次坚持不退让就对了。现在乱一时,而向帝国主义投降退让香港就会乱一世。现在是香港乱,退让就是全国大乱。
这个秋石客自己是右倾也就罢了,还瞎联系。“占中”和毛泽东上井冈山追求是一样的吗?有可比性吗?毛泽东领导的的叫革命运动,现在香港“占中”是可以说是反革命运动。区分就标准就是为了谁的利益而争。毛泽东争的是公道。他领导的革命是为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要实现人民当家做主,要建立一个人民的共同国家。毛泽东领导人民要消灭一个存在剥削与压迫的不公道社会,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与压迫的公道社会。而香港霸道的“占中”者争的是私利,小集团的利益。他们眼里没有香港大众,更没有中国人民。所以说网友纽约14年认为《香港占中—— 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社会自残运动》并不确切。“占中”不是香港社会的自残,而是民主之贼们残害香港社会。“占中”的主谋是以牺牲香港来实现个人的飞黄腾达。
香港人现在是狭隘于一个香港小圈子。他们心中的政治仅有区区香港,而没有中国,更没有世界天下的政治情怀。从“占中”风波看,香港青年不再像他们的前辈被殖民统治得只会知道找食,而是开始关心政治。但这些青年长期以来被西方小人政治思想蛊惑,他们的政治热情被西方阴谋家与香港的政治小人所利用。中华文化的圣贤政治思想如在《易经》里就讲:“同人与门无咎,同人于宗吝。”君子不能只搞小圈子,维护小圈子的利益,这样不利于君子之风的阐扬。难道香港“占中”的利益诉求不是在维护利益的小圈子吗?正是。
现在我们讲民主。什么是民主?民主是众人之事以众人的意志为主才是民主。民主小人要的不是民主,而是自做主,私做主。只要不合他个人私愿就说你不民主。所以这些要所谓民主的民主小人应该叫民主强盗。民主之贼。
民主不是大家选主。我认为:民主是人民参与国家的管理,而不仅是通过票选管理自己的人。所以说香港人应该侧重于民主实质而不是仅要民主的选主形式。要创造香港人民参与香港管理的新思维。新方式。不是纠缠于谁治港,而是要关心以何治港。不是纠缠于什么普选的提名方式,而是要想怎样才能选出一个德才兼备的香港特首。所以说香港的利益小人蛊惑青年们去“占中”追求的仅是民主形式而不是民主实质。
什么是自由?我说这个世界上只有自游,而没有“自由”。自由的小人们要的自由就是由自。什么事情都要符合他的个人私愿才叫自由。个人的自由与人权不能侵犯公道与正义。不能去追求不仁也不义的自由。
什么叫人权?一个人不受剥削压迫。不受奴役的权利才是最基本的人权。在这个世界上,人分地域而居,物分地域而产。因为日月运行之道是循环往复,所以有道之人讲的是互通有无的交换,无道之人奉行的是劫掠。有道的中国人在明代就有郑和下西洋的庞大船队,而这并没有使中国走向奴役世界之路。
近代的亥革命仅打倒了封建帝王的财产与权力的私有与私有世袭制。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是土地革命。但是不要忘了共产党人的宗旨是反剥削压迫。要造反不仅需要造反有理,更需要造反有德与造反有道。今天看来有些人就是造反成功后就失道也失德。他们是打倒了旧地主,自己要成为新地主,打倒了旧资本家,他们自己要成为新资本家。
如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没占有土地的农民阶级分得了过去地主的土地。而建国后毛泽东领导下搞农业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实行了土地集体所有制。这时无德的小人们就出来大加指责,说是没收了农民的土地。其实这些小人们只有私有占有与私有占有的继承观念,而没有共同拥有与共同继承观念。用德行的标准来衡量就是很缺德。因为几千年来中国的土地都是私有占有与私有继承的。凭什么把人家的私有占有与私有继承变成了你的私有占有与私有继承?
所以说今天中国存在一个颠覆人民共和的利益集团。现在这个利益集团里外勾结,内外呼应。说“占中”者爱国就纯粹胡说八道。因为如果他们认为民主就是普选,我认为普选没什么不可以,但前提是申明香港实现普选前,必须通过反恐爱国法案和国民教育法案。为什么中央会给香港普选提高了门槛?就是因为之前这两个法案没通过。你问问那些占中者认可爱国法案与国民教育法案吗?他们未必认可。
帝国主义就是这样:你不革他的命,他就鼓动来革你的命.所以说发生在香港的颜色革命实为反革命。香港“占中”是民主之贼们的乱港叛国行动。 所以个人建议:如果不能通过《反恐爱国法案》和《国民教育法案》,全国人大和中央政府应收回香港治权。因为中国人民不能允许出现一个卖国祸港的香港特首。当初“港人治港”的政治许愿是拘泥于谁治港,而不是以何为治。是为了讨好港人而背离了中国中央集权制的政治管理模式。
三. 一些左派如蔡建平不懂利益的权衡,缺少思想文化上的辨别能力与定力,更缺乏对道义的正确追求。
今天又见蔡建平《再论香港“占中”》一文对自己的错误认识辩解。一个别人的言辞来论证他们符合毛泽东思想。在此我要告诉蔡建平:毛泽东的确说过造反有理,但今天我要告诉你——造反有理更需造反有道,造反有德。不能是一群利益小人们来造反。而蔡建平们在固执己见的同时正是缺少思想文化上的辨别能力与定力,容易被人忽悠利用。
对香港人,这个长期受西方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影响的群体,一些人没有充分的认识。从香港市民到中联办请愿要求中央在珠海助港建垃圾看不是全部,但好多人是自私自利的群体。应该说环保人人有责,每个地域也有责。香港人不能现多吃多占多消耗不可再生资源的情况下,而不想花钱处理垃圾。连特区政府力推的“三堆一炉”方案(即扩建三个堆填区及兴建一个现代焚化设施)频频阻挠,而要求中央及珠海政府协调,拨出香港水域以外低生态价值的孤岛,供香港兴建“垃圾岛”及“环保教育科研中心”,他们认为此举既能处理废物,也能让堆填区远离居民,并推动香港及珠三角的环保产业。实际上如果在大陆和香港财政统一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是可以协调的。但现在是财政不统一。
要说社会主义,应该说“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才是社会主义生活与社会主义思想境界的一种追求。而不是那二十四个字的价值观。 最近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法常常见诸报端。我注意到今年的国庆招待会习近平主席也如是说。现在复兴中华是我们的共同目标。为此目标的皆为同志,而复兴中华的道路该怎样走有些同志就不清楚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法如同过去的“两个凡是”一样,绝对出自一些小文人之手,他们顺从西方文化大谈价值。而不是中华文化而言道义。所以说为了实现复兴中华,在一些理论问题上就不要人与亦云。
过去战争题材的电影在需要冲锋陷阵的时候就体现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不同。共产党这边指挥员一般会喊:“为了新中国,为了人民的解放同志们冲啊!”等语句。而国民党那边的军官一般会喊——弟兄们冲啊,冲上去每人奖多少块大洋。由此可见共产党人一般讲对理想的追求而不讲对价值的追求。过去我们的思想也是习惯讲世界观.人生观,而不是讲价值观。看看《汤誓》中商汤是如何阐述讨伐夏桀的道理的。他不是从利益出发而是从道义出发,从天下人人的福祉出发。
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
再看看周武又是如何言说讨伐商纣的: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听誓。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大勋未集。肆予小子发,以尔友邦冢君,观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祗,遗厥先宗庙弗祀。牺牲粢盛,既于凶盗。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惩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予小子夙夜祗惧,受命文考,类于上帝,宜于冢土,以尔有众,厎天之罚。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尔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时哉弗可失!」
又如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可见上鼓吹利益和价值追求并非治国良策。
谈论价值是西方人的观念,包括马克思都以价值论来立说。但谈论价值不是中华文化的观念。西方的有些人还是蛮夷文化只会言说价值而不会言说道义。虽然他们享受着现在科技带来的成果,也拥有先进的武器,但他们至今还是生活的丛林当中未开化的野蛮人。因为他们在人类社会也使用丛林法则。
西方人推崇什么自由.人权等的普世价值。中华文化对人在人类社会的活动不以什么价值来界定。不是以什么有价值无价值来指导决定人的行为。相反只有利益小人的行为才总是用价值来衡量。个人的人权与自由是否该有个边界呢?他们从来没说过。也许在他们看来,有了边界就不是自由了。然而一个人成不了世界,个人必须和众人生活在一个世界上。怎样去正确对待个人的合理自由呢?我看还是离不开道德与仁义。
中华文化对人的社会行为.价值追求应该讲人的道行与德行。少了公天下,哪有真仁义?旧儒家的主张是私天下而后仁义。所以必然是假仁假义。但不能因为假仁义而不要真仁义思想。仁与义的观念是超越价值的无价之宝.仁的思想不是自私,也不是无私。。“仁”是处理自己与他人关系的一种态度,不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是个人利益的合理部分.不能自私自利。利取中道则为义。所以说利者义之和也。每一个个人在追求个人的自由与人权等利益的时候都要以仁义与他人相接。个人的自由与人权不能侵犯公道与正义。不能去追求不仁也不义的自由。个人追求的自由应该如音乐需要和旋与旋而律。没有旋而律的不是音乐是噪音。所以说个人追求的自由与人权还是离不开道。要为自由立道。
所以说不要把中华文化道与德.仁与义的处世思想与行为原则说成是价值观
西方的蛮夷文化只会言说价值而不会言说道义。
如今有人却顺从西方话语大谈什么价值和价值观。
用金钱不能买来的东西,才是真正珍贵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不能用价值来衡量的。
中华文化对人的社会行为讲的是人的道行与德行,仁与义的观念是超越价值的无价之宝.
仁的思想不是自私,也不是无私。。“仁”是处理自己与他人关系的一种态度。
仁的思想不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是个人利益的合理部分.不能自私自利。
利取中道则为义。每个人在处理面对的利益分配问题时以仁.义思想来相接。所以说利者义之和也。
有德之人的行为是对利益追的的舍弃,对利益的不得精神才是德。
如果用价值的说法就是有德总是放弃看似有价值的东西,他们的行为不是得价值,而是得人心。
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所以才有《冯谖客孟尝君》中薛地市义的故事。
中华文化对人在人类社会的活动不以什么价值来界定。不是以什么有价值无价值来指导决定人的行为。
相反只有利益小人的行为才总是用价值来衡量。
少了公天下,哪有真仁义。但是传承中华文化不能因为假仁义就不要仁义思想。
儒家的立家之本是仁义思想。但旧仁义思想是当人类失道失德之后产生的。
所以说能够纠正旧儒家思想的错误还需要有道有德之人。
复兴中华文化的思想革命应该是——抛弃旧道德而重建新道德。抛弃旧仁义重建新仁义。
西方人权思想是从个人利益出发要着权要那权也即争取自己利益。
所以有些主张人权思想的人动不动就说要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追求价值。
而以中华文化来思考这种说法不公道,也很缺德。
因为人面对各种利益由不得的精神才是德。所以说人权思想是种无道的思想。无德的思想。
胡石英同志指出:真正对某一个思想达到崇拜的地步,且号称是忠实学生的,
往往最后是这个学说的叛徒!对任何一个学说的宗教化,都是对这个学说的背叛!
一些人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号,大谈阶级性和人性的时候,他忘了阶级也是有人组成的。没有不是人的阶级。
所以说任何阶级在考虑自身阶级利益的时候,如果没了人性与道德都是不行的。
如果无产阶级是那样,只能是马克思说的流氓无产者。
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主张人类无德。
因为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以其自身的解放从而解放了全人类。
这就是德之精神。相反如果没有德之精神,就不是无产阶级以其自身的解放从而解放了全人类。
而如果去的肃反于文革当中极“左”行为的人就是缺德。
他们口中的无产阶级利益已成了个人私利,只为私利而没有道义。
而是如同过去的社会奴隶造奴隶主的反而成为新的奴隶主。
臣民造帝王的反,打倒了旧皇帝又出了新皇帝。被剥削阶级造剥削阶级的反,自己又成了新的剥削阶级。
法的思想产生就更是在人类思想失道失德,不仁不义之后才出现的。
法的思想总想以一种外在的,人为的强制束缚去规制人的行为。
以道御人,人皆有道。以德御人,人皆有德。
依法御人,人皆知法而未必守法。此时人皆无道又无德。
为了满足私利变着法的钻法律的空子,法还管什么用?
无道无德之人也编不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法律之网——他们追求的法的笼子去束缚住人的行为。
如果在失道失德,不仁不义法的社会再鼓吹人们追求价值,什么正确的价值观也不可能有。
今天中国来讲守住公道比守住维护私德的法律更重要。
复兴中华就是要实现公道对霸道,以有道伐无道,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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