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兆佳、玛雅：香港“占中”行动全景观察与深层剖析
——专访香港特区政府前中央政策顾问刘兆佳
内容提要:只有中国共产党的一国两制方针，才能为香港带来清晰的未来和广阔的发展前景。目前围绕香港政改问题的纷争和由此引发的非法“占中”行动，实质是管治权之争。中国政府对来自香港的威胁不会置之不理。任何试图以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所享有的自由、权利和特殊条件来改变内地体制的行为，只会贻害香港，是置广大香港人的利益和命运于不顾。
回归17年只是很短的时间。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建立一种适当的中央和香港特区的关系、香港人与内地同胞的关系，以及香港内部不同力量之间的关系。香港大多数人是理性的，主流意见是要和内地继续发展经济合作。香港未来的发展离不开中央的对港政策，离不开香港和内地的良好关系。要在这个基础上，去思考香港未来的民主道路。
玛雅：香港政改纷争发展为非法“占中”行动，严重损害了香港的社会、经济和民生，引起国内外密切关注。在内地民众看来，香港人放着好日子不过，瞎折腾什么?但是不难想见，“占中”背后的原因颇为复杂。你在新著《香港的独特民主路》中分析，过去30多年香港走了一条独特的民主化道路。从香港民主发展的角度来看，怎样认识这场政治风波?
刘兆佳：我一向主张从香港的独特性思考香港的政治现象，包括香港的民主发展。认识香港的民主发展不但要着眼现实，还要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分析香港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和英国的关系、香港的历史背景和香港内部政治势力的对比。这样才能比较清楚地辨析香港的民主化道路，认识它的独特性;也才能了解，为什么西方民主政治理论不能解释香港的民主化现象，其他社会的民主发展经验也不能生搬硬套于香港。
玛雅：香港回归前在英国统治下一个半世纪，与西方世界紧密接轨，成为一个高度自由化、法治化、商业化的社会，可以说是一个“西方的”华人社会。为什么香港没有走上西式民主道路，而走了一条独特的路?
刘兆佳，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香港特区政府前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
刘兆佳：纵观香港数十年的民主化道路，其民主发展来源于一些独特的因素和动力，是在一个特殊的国际环境中发生，拥有它独一无二的变化规律，所以呈现具有本身特色的民主形态与运作模式。
香港的民主进程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起因是香港前途问题的出现。当时中英两国政府就香港在1997年后的政治安排展开谈判，香港将面对从英国殖民地到中国特别行政区的政治身份巨变，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社会和心理变迁。在此之前，英国人在香港一方面实施开明的怀柔管治，包括尊重法治、人权和自由，保护私有产权，有限职能政府，自由市场和公平竞争等，另一方面将政治权力牢牢掌握在殖民政府手中。在回归问题出现前，英国人因为没有“撤退”的需要，从未在香港启动民主化计划，反而尽可能隐瞒真相。在这样的环境中，不论是出于反对殖民主义或是为了争取政治权力，香港都没有出现过强大的民主运动。在香港，政治学关于经济发展促进民主发展的理论完全不适用，民主化没有伴随自由化而发生。
上世纪80年代初，香港前途问题乍现，香港的民主化进程也随之启动。但由于缺乏强大的政治组织和公民团体来推动民主，香港人虽然民主诉求上升，香港的民主进程却只能由中英两国来主导。英国人为了稳定香港人对殖民政府的支持，从而实现“光荣撤退”，在回归前十几年加大了怀柔管治的开明度，包括开启所谓民主改革。中国政府认为，香港在结束殖民统治、回归祖国后，能有一个民主程度更高的政治体制，将是香港人和内地同胞乐见的事，同时也彰显香港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新的政治权利和当家做主的地位。但另一方面，民主化只能配合和促进一国两制下香港政治、社会、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有利于香港与内地的融洽相处，特别是要建构良好的中央与特区的关系。显然，中国政府的这个目标是英国人不能认同和接受的，中英双方对香港民主化的内涵、目标、规模和速度有着严重且不可弥合的分歧。
在香港人中，基于对中国共产党和“九七”回归的恐惧和忧虑，无论是反对派还是建制派，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从两国政府手中夺取政治权力上。在声称为香港争取最大的“高度自治权”的同时，两派势力之间展开了权力争夺。
玛雅：争夺对香港的执政权?
刘兆佳：是。他们的权力争夺以及与中英政府复杂的政治互动，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香港的民主化过程。这个过程迄今尚未完结，还在跌宕起伏中持续，不断造成社会的分化和内耗，损害香港的稳定与发展。
玛雅：由此观之，眼前发生的“占中”行动是一次权力角逐，是管治权之争?
刘兆佳：直观的看，这场政治风波，是各方政治势力就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展开的激烈政治较量。背后的问题，关涉香港未来民主发展的路向选择、香港的长治久安和长远发展，以及一国两制下国家和香港的政治、经济利益。
玛雅：用内地的话说，是方向道路问题。
刘兆佳：香港学界很多人，尤其年轻一辈，早已服膺西方民主政治。他们想在香港建立西方民主政体，实行一人一票选举、政党轮替执政。他们甚至希望，香港的西式民主实践能够拉动中国的民主发展，使香港成为中国走向和平演变的桥头堡。即便西方民主最终只能在香港植根，也至少可以让香港发展为独立政治实体，达到完全自治，在一国两制下发挥“民主抗共”的作用。
这样的立场是中央和香港的建制势力坚决反对的。中央和建制派基本上从落实一国两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角度来看香港的民主改革，强调要服从大局，民主政治只是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达致其目标的手段。即便作为目标，民主化发展也不能凌驾于其他重要目标之上，不能损害香港的繁荣稳定，破坏中央和特区的关系。尤其重要的是，香港不能蜕变为“反共基地”或“颠覆基地”，让境外反华势力有机可乘。以此为故，香港特区政权绝不能落入与中央对抗的人手中。
玛雅：这对反对派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既然他们想要香港成为独立政治实体，就一定要将中央政府置于特区门外，以免干预香港事务，那香港的管治权就必须由他们来执掌。
刘兆佳：反对派中有些人相信，香港回归并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香港推行民主政治一个难得的机会。在这种急迫感的驱使下，这些人在接受香港回归的同时，要求中国政府承诺在香港实行全面民主。在他们“民主回归”大旗背后，当然是想成为回归后香港管治者的“雄心”，希望“九七”能为他们带来执掌政权的机会。
反对派民主改革的立场甚为具体，争取的决心也很大。但是在推动民主化和香港的经济社会改革上，他们的主张却颇为空泛和模糊。毕竟，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事比夺取管治权更重要;唯有权力在手，其他政治、社会和经济目标才可能实现。为此，他们视中央政府为对手，集中力量向其施压，同时与建制派争夺权力，形成尖锐对立。
基本立场南辕北辙，使香港不同的政治势力难以在共同接受的政治框架中共存，香港社会各界在回归后没有形成一个“政治命运共同体”，以致政治冲突连续不断。各方争斗不休的一个后果，是一套颇为复杂和臃肿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在这种恶劣、紧张的政治环境中，不但特区的管治效能被削弱，稳定和发展受损，香港的民主化道路也崎岖不平、前景不明。
玛雅：“占中”行动失控，使得香港的民主之路雪上加霜，这对香港长远的民主发展意味着什么?
刘兆佳：不论“占中”最终结果如何，香港的民主化进程远未完结，与其相关的政治冲突会延续不断。这意味着，香港在其独特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下，探求民主的道路注定是艰辛和曲折的，而其“终点”也是模糊不清的。因此，对于追求民主政治的人来说，维持理性、耐心和包容共济的精神十分重要。事实上，香港政治的未来，必须通过中央与香港人的共同探讨，来找寻在一国两制下对国家和香港都有利的民主发展路向，找到一种切合香港实际的民主改革方案。这种探索过程将是漫长的，甚至是相当痛苦的，最后结局未必对所有人都是最理想的，但却对减少分歧和摩擦，以至香港的长治久安和长远发展有正面意义。
一国两制在香港基本成功
玛雅：有观点认为，香港在回归17年后出现政治动荡，表明一国两制的实施不成功。你有何评价?
刘兆佳：我认为，一国两制基本成功。一国两制方针是中国政府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原本是用来处理台湾问题。由于香港回归问题出现，就把这个构思稍加改变，用于香港。当时中国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这与中华民族的荣辱息息相关。按照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到1997年6月30日，英国对新界为期99年的租约到期，就要把新界交还中国。而交还新界，就意味着交还整个香港，因为离开了新界，香港和九龙也难以为继。中国政府认为，1997年是合适的时机。那个时候不收回香港，往后恐怕更困难。如果不能收回香港，照邓小平的说法，他就成了“李鸿章第二”，无法向中国人民交代。所以，中国决定收回香港。
但是怎么处理香港问题?中国提出了一国两制方针，以期和平地与英国解决这个历史遗留的重大问题。当时来看，要达到几个目的：首先，要让中国恢复在香港行使主权后能够保持香港人的信心，尤其是投资者对香港前途的信心。中国政府深知香港的资本家和专业精英对共产党和“九七”回归的恐惧，为此，作出“保持香港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的承诺至为重要。同时，要维护香港长远的繁荣稳定，保持国际社会对香港的信心，使香港在回归后能够继续发挥对国家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及通过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施，发挥推动台湾与大陆统一的战略效用。
玛雅：也就是说，一国两制是从现实出发，理性作出的符合国家和香港利益的战略选择。
刘兆佳：一国两制方针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同时照顾并促进国家和香港的利益。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正处于国家发展战略重大转变之时，从阶级斗争转向改革开放，推动现代化发展。在这个历史时刻，香港回归问题出现，国家和香港之间产生重大的利益重叠。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国策下，香港对国家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冷战时期，在西方围堵封锁的情况下，中国利用香港独特的地位，还能保持一定的外交和经济的主动性。中苏交恶之后，香港成为中国和西方接触的一个桥梁。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政府认为，香港能够在新时期为国家的发展继续发挥价值。特别是经济价值，利用它独有的各种优势——自由市场经济体系，高度现代化和与国际接轨的各行各业，作为世界贸易、服务、金融、资讯中心的地位，等等，为国家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刘兆佳
本质上，一国两制方针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的延续，是为在香港回归后使国家发展与香港发展能够有机融合。所以，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和香港人在这一关键历史时刻“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基于彼此的实际需要而制定的，因此是“互利共赢”的安排。一国两制让香港得以保持繁荣稳定，而一个繁荣稳定的香港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也会让共产党得以通过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来提升管治权威，巩固执政地位。既然一国两制方针是建筑在重大实际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坚固基础之上，则其生命力和持续力无可置疑。
玛雅：从实施情况来看，一国两制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
刘兆佳：整体来说，一国两制是一个对各方——中国政府和内地同胞、大部分香港人、西方国家以及国际社会，都比较合适的安排。中国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同时保留了一个对国家发展有价值的特区。香港得以保持繁荣稳定，在新时期继续为国家现代化事业发挥作用。
一国两制也保持了国际社会对香港的信心。满足了西方人，特别是英国人的需要，使他们能够体面地从香港撤退。同时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香港的利益也得到了照顾。美国国会在1992年通过了《美国香港政策法》(US Hong Kong Policy Act)。这表明，美国接受香港回归中国这一现实，愿意继续支持香港。
最后一条涉及台湾问题，我反而觉得不是那么重要。
玛雅：为什么?一国两制最初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设计的，如果在香港成功，不是可以起到示范作用?
刘兆佳：台湾在上世纪90年代建立了西方民主体制，在政治发展方面比香港走得快得多。无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如何成功，都不会对台湾有太大的示范作用，不会增强台湾人对实现统一的愿望。反而它的重要性在哪呢?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可以让西方以及国际社会看到，中国政府有诚意、有能力履行国际协议。香港回归后能保持繁荣稳定，西方对台湾的将来就会增加一份信心，减少支持台湾独立的动机。西方原来就不想因为台湾独立跟中国过不去，既然中国提出一国两制来实现两岸统一，既然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西方对台湾不论是政治责任还是道义责任都会有所下降。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减少了西方介入中国统一进程的可能性。
玛雅：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实施情况评价如何?
刘兆佳：香港人大体上持正面评价，当然不是所有人。到目前为止，虽然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和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时高时低、起伏不定，总体来说，还没有哪一股力量想要放弃一国两制，或者说认为还有更好的对香港前途的安排。有极少数人提出所谓本土主义或“港独”意识，但只是一种情绪宣泄，而不是针对现实的政治纲领，在社会上也没有得到共鸣。
回归之前，很多香港人惶惶不可终日，担心香港原有的“好东西”——自由、人权、法治等会失去，几十万人移民走了。回归后，香港人惊喜地发现，不但香港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保留了下来，而且繁荣稳定超乎想象。很多外国人来香港，也觉得回归后发展不错，与他们国家相比并不逊色。但是慢慢的，香港社会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令很多香港人产生不满。这种局面的出现恰恰说明，香港人已大体上认可一国两制，回归前最大的担忧已不存在，所以开始有新的期许。现在人们关注的是新问题，比如国际竞争力、特区政府的管治能力、贫富悬殊等。这些问题在回归前根本顾不上多想，也不是重点。
总体来说，虽然碰到不少问题，一国两制基本是成功的。它是适合香港的一种安排，也是适合国家的一种安排。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其他更好的安排，能够取代一国两制。
玛雅：有分析认为，香港政治风波表明，“爱国爱港”理念没有被香港人接受，国家认同没有树立。香港回归，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一个协议，就在1997年实现了。但由于长期在英国统治下，香港与内地社会制度不同，香港人与内地人社会文化交往甚少，没有相互理解、尊重和包容的感情基础。在这种形同路人的情况下履行一个两国间的政治协议，香港虽然回归了，人心却没有回归。现在出现问题，意味着需要回过头去构建思想基础，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身份认同和观念的转变远比一个政治安排的落实困难得多。
刘兆佳：假如是这样的话，它所带来的问题，应该在回归后马上出现，而不是十六、七年后才出现。根据香港的民意调查，回归以后，即使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很多人，特别是中等阶层，承受了资产大幅贬值的痛苦，又遭遇了非典冲击，香港人对一国两制都没有动摇。2003年发生《基本法》23条立法风波，几十万人上街，但事件平息后，中央政府推出一系列优惠香港政策——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旅客赴港“自由行”、内地企业来香港投资或上市，以及人民币业务的开拓等，帮助香港渡过经济难关。这反而让香港人更加感到一国两制对香港的重要，对中央的信任度有所提升。假如还是在英国统治下，中国政府会不会这么积极帮助香港恐怕也有疑问。
香港现在的问题是最近两年出现的，需要具体分析，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央政府和部分港人——不是全部港人，多了一些矛盾。你说的情况的确存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大部分香港人跟内地同胞处于一种隔绝状态，彼此在社会、文化、制度、价值观上形成了分歧。这个分歧现在还在困扰着香港人跟内地同胞之间的关系。再加上发展水平不同，物质条件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这种隔膜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化解的。但话说回来，一国两制正是针对这种差异的情况提出的，就是要让香港保留原有的制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让香港人可以放心回归。所以，尽管在回归之后经历了不少挫折，也有对中央不满的情况出现，但总体来说，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没有动摇。
中国崛起改变了香港人的心理预期
玛雅：那么你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一部分香港人的不满情绪，让反对派可以呼风唤雨，有这么大的煽动力?
刘兆佳：首先我要说，第一，还没有太多香港人说一国两制对香港不好，还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安排。第二，现在出现问题，不是因为一国两制本身，而是发生了一些变化，使部分香港人对香港的未来多了一份忧虑。这方面的大前提是，因为中国崛起太快，对香港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一些港人害怕自己原有的“好东西”保不住，会逐步消失。
一路以来香港人有一种看法，就是在一国两制下，内地长期依靠香港，香港源源不断向内地输出各种各样的影响力，经济上的、金融上的、价值观和制度上的。的确这种看法也不完全错误，香港有不少法律、制度可以让内地一些城市参考，来改善它们的法律和制度环境。
玛雅：尤其是广东地区。近水楼台先得月，深圳魔幻般崛起，无疑得益于它特殊的地理优势。
刘兆佳：香港一些城市管理经验或民间团体参与公共服务的经验，都可供内地参考。香港现在仍然是重要的内地吸收外资的地方。香港金融机构对内地的金融改革，特别是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基地，还在继续发挥影响力。
但问题是，回归以后，中国崛起太快了，中国作为经济体相对于香港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内地企业到香港投资，现在香港股票市场超过一半的市值来自内地企业。内地人才来香港工作越来越多，内地学生来香港念书越来越多，内地游客来香港旅游购物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香港人原来的心理预期改变了，一部分人开始感到忧虑。
以前香港人的心理预期是，香港单向对内地的影响和内地单向对香港的依赖，以及这种想象连带出来的优越感。现在随着中国崛起，香港对内地经济依赖越来越多，内地同胞来香港就业、念书、旅游购物越来越多，香港人跟内地同胞接触也越来越多。本来大家的社会背景和价值观不同，产生碰撞是难免的，香港人对这种情况并不担忧，觉得香港比内地优越，不怕跟内地接触，更不怕竞争。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香港人开始忧虑，觉得自己的制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可能不保。与内地往来越来越密切，内地不好的东西会不会传到香港来?比如贪污腐化、不按程序办事、经济垄断，以及一些不文明的行为。还有，内地人才济济来香港发展，不可避免挤压了一些香港人的发展空间。比如我们中文大学，本地学生面对内地优秀生的竞争，越来越多的奖学金或者是出去交流、进修的机会让内地学生拿走了。
对于国家崛起，香港人喜忧参半。一方面产生了民族自豪感，一些过去有成见的人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不断提高。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忧虑，越来越怕来自内地的竞争，怕失去自己原有的优势，所以对自己的信心有所下降，同时对中央政府和内地同胞产生了一种抵触情绪。
玛雅：香港人出现这种失落感，是因为觉得自己作为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受到了影响?
刘兆佳：这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怕失去香港人的身份认同，这关系到什么是香港人的问题。一路以来，香港人都认为自己是一种独特的中国人。独特在哪呢?根据我的研究，就是对内地同胞有一种很简单、同一、典型化的看法，觉得内地同胞差不多都一样。见到一个内地同胞的典型，一个心态就是把这个典型跟香港人的典型进行比较，来建立香港人独特的身份认同。在这个过程中就夸大了香港人优越的方面，也夸大了内地同胞落后的方面。比如说，内地同胞没有拼搏精神，我们有拼搏精神;内地同胞过分依靠政府，我们讲个人奋斗;内地同胞没有法治，我们有法治;内地同胞没有自由，我们有自由;内地同胞没有公德心，我们有公德心……
这种对比的问题在哪呢?就是认为香港人之所以是香港人，是因为我们具备了一系列现代社会的特征，而这些很多来源于西方。所以，香港人一方面跟内地同胞比，把自己当成另类的特别优秀的中国人。同时跟西方人比，用西方标准来建构自己的社会认同。香港人没有办法把自己跟西方人分开，因为相比西方人他没有独特性。没有独特性他无所谓，觉得被当成西方人更好，这突出了他相对于内地同胞的所谓自豪感。
玛雅：香港人在英国统治下一个半世纪，难免被“同化”。
刘兆佳：香港人的西方身份认同跟殖民统治是联在一起的。英国人对香港的管治一路以来都是怀柔政策，这使得香港和其他殖民地非常不同。英国人想在这个荒岛上建立一个商埠，需要各方面的人来这里开发。所以使用比较文明的怀柔管治，通过法律手段建构一个稳定的投资发展环境，吸引人来香港做生意、做劳工，特别是内地中国人。
英国人也不担心香港独立，因为跑来香港的人都是为了发家致富，不是推翻殖民统治。有些人是来逃避内战或政治动乱，或者逃避政治迫害。这些人不愿意任何一个中国政府来统治香港，无论是满清政府、国民党政府，还是共产党政府。可以说，在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管治中，英国人其实得到了来自中国政府，特别是共产党政府的“政治补贴”，很容易实行怀柔统治。所以，虽然是殖民地，没有民主政体，香港所拥有的自由、人权、法治和善治，相比西方国家绝不逊色。
玛雅：1997年我在美国留学。香港回归那天，有位教授对我说，“香港回归中国，殖民统治结束了，你一定感到非常自豪。”我当时不知道，对于香港人来说，结束殖民统治并不是一件自豪的事。
刘兆佳：从香港人的角度来看，殖民统治不是一件难受的事。他不是因为中国不行才被迫接受殖民统治，他是自愿接受殖民统治。香港人知道，中国要收回香港很容易，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所以不收回，是因为保留香港为殖民地对中国有好处，所以他不觉得继续成为殖民地是一件丢脸的事。加之在英国统治下，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商埠，吸收了很多来自西方的思想，香港人觉得殖民统治是西方向香港传送价值观的一个纽带。所以殖民政府在香港的认受性很大，是香港人习以为常、安身立命的一种统治。这也是香港人抗拒回归的原因，觉得殖民统治是好事，换一种统治还有不确定性。之所以香港人感到比内地人优越，这也是一个原因。
从内地人来看，特别是近十几年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对香港人缅怀殖民统治的心态很不以为然。这也是两地同胞，尤其年轻人，产生矛盾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认为，香港现在出现问题，主要是部分港人多了一些担忧，怕原来的“好东西”保不住，而原来的“好东西”又跟殖民统治有关。为什么有些人回归后很多年没有提港英政府，最近两三年却突然缅怀殖民统治，有些年轻人还把港英时期的旗子拿出来飘扬一番?为什么有些人产生了所谓本土主义，甚至“港独”意识?我想，一定程度上也是害怕失去原有的东西，失去他赖以感到自豪的身份认同。
玛雅：近几年香港人与内地游客多次发生摩擦，是不是与这种既优越又失落的心态有关系?
刘兆佳：有关系。在这种心态下，一部分香港人对内地同胞产生了抵触情绪。在大家面对面接触时，这种抵触情绪演化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一些小事情都可能爆发言语间的伤害。甚至容许西方人做的事情，比如一些不文明的行为，他不容许内地同胞做，采取一种比较严苛的态度。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把对内地同胞的抵触情绪转向中央政府。
实际上，中国国力越来越强，在国际上影响力越来越大，使香港人产生了一种自豪感。但同时，有些港人，特别是年轻一辈就觉得，既然中国国力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就更不能容忍内地出现违反法治、人权的事。内地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贪污腐化、贫富悬殊、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香港人看到也不高兴。这些问题经过媒体广泛报道，引起一些港人尤其是年轻人对中央和内地的负面情绪，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中国崛起带来的对国家的向心力。
玛雅：香港人对内地不满的一个原因是，回归后，内地一些贪腐现象侵入香港，破坏了法治和廉政。十八大以来，中共加强廉政建设，反腐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这对香港人改变对中央的看法应该有积极作用。
刘兆佳：这肯定。一些大老虎被抓，对香港人改变对中央的看法有正面作用。更重要的是，如果香港人到内地工作、跟内地做生意，越来越能按明文规定办事，而不需要潜规则，肯定对改善香港人跟中央的关系有好处，对改善香港人跟内地同胞的关系有好处。
国民教育的目标是“不要跟中央对抗”
玛雅：此次风波，经济原因占多大成分?众多普通市民和青年学生上街，但是真正追求民主的人并不占多数。1992年克林顿和老布什竞选美国总统时，克林顿阵营打出一个口号：“It’s the economy，stupid!”我最近在网上也看到这句话，说香港问题“是经济，蠢货!”
刘兆佳：其实从经济来看，回归这些年来在中央的“惠港”政策下，在香港与内地经济紧密联系下，香港的发展是不错的。假如你回归前在香港居住，现在的繁荣超乎当时想象。香港过去5年平均增长3%-4%，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是高的。而且就业情况理想，几乎全民就业。当然，香港人对经济情况肯定也有不满。第一是贫富悬殊，第二房价太高，第三年轻人就业和发展机会不比从前，第四就是在中国崛起的情况下，香港的国际竞争力下降，特别是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玛雅：一方面“惠港”政策和两地合作带来香港经济发展，一方面贫富悬殊加剧引发不满情绪，这是否意味着，回归给香港带来的红利没有被普通民众共享?
刘兆佳：这的确是个问题。中央2003年后的各种“惠港”措施产生了不错的效果，促进了两地之间、香港人与中央之间的良性互动，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效果正在逐步减退。此外，两地经济合作带来的好处没有能够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平均分配，而是集中在一些既得利益者——商界、金融界、旅游和高端服务提供者的手上。部分香港人感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居住环境受到破坏，原来相对于内地的“优越感”受挫，对中央政府和内地同胞的怨气也油然而生。
但是据我看，经济层面的不满并不是抗争行动的主要原因，抗争行动的核心不是经济目标，是政治目标。你很少看到什么行动是针对大财团，或者针对贫富悬殊，主要是针对特区政府的一些政策和处理问题的手法，比如国民教育。2003年之前，“七一”游行很少人参加，就几千人。只是2003年反对23条立法，再加上对特区政府管治的不满，才引发大规模游行。这两年游行参加人数有所增加，而且年轻人比较多，主要还是针对一些政治问题。年轻人受西方政治理念影响更大，对香港殖民地的过去往往从正面看，因为他的成长过程是在英国人怀柔统治达到高峰的时期。年轻人也有向往民主的一面，不满意政府被大资本家控制。经济上，楼价太高他们买不起，也产生了怨气。所以他们渴望通过争取民主来改变社会经济状况，认为改变选举办法是一条出路。当然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玛雅：有观点认为，香港回归后有一个必要的工作没做，就是去殖民化教育。而且只讲“两制”，不讲“一国”，造成香港人“我行我素”，对国家缺乏认同感。你怎么看?
刘兆佳：坦白说，无论是西方价值观，还是反共意识，在香港教育界都十分明显，很多老师、教授都有这种心态。但另一方面，从一国两制的构思来说，就没有一个明确的教育方面的要求。没有说要改变香港人对共产党的态度和对中华民族的态度，或是放弃他们原来的政治观点。基本是说，你只要不搞颠覆内地政权的活动、不做危害国家利益的事情就可以。回归以来，在中央长时间“不干预”的情况下，香港的反对派得到了广阔的政治空间，把他们那套观念通过学校和媒体向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进行宣传，造成一部分港人对国家和中央政府的负面看法越来越多。
问题是，在香港推动国民教育，要说服香港人也不容易。从他的角度来说，你允许我保持原来的政治立场。即使改变也不是通过教育，而是通过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强大了，香港人对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态度自然会越来越正面。这方面的确有效应。中国经济发展了，香港对内地经济上的依靠越来越多，这让香港人改变了原来跟中央对抗的立场，知道对抗中央对自己不利。但是香港人还没有到主动、积极照顾国家利益的地步，只是从愿意对抗到不愿意对抗。
搞国民教育，目标应该放在哪?假如是使香港人改变对共产党的态度，恐怕在短时期内很难做到，毕竟很多人在政治立场上跟共产党差距很大。通过学校教育，你找不到老师跟你配合，还会引起香港人的反感。他会觉得，为什么突然我要爱国，我要考虑国家的利益?一国两制没有这个要求啊。而且他会把国民教育当成是爱国教育，爱国教育又等于是爱党教育。这种情况下，你要在这方面推动，要香港人支持共产党、支持中央政府，短时期内没有这个政治条件。
玛雅：比较切合实际的目标是什么呢?
刘兆佳：我觉得有两个。第一，不要跟中央对抗，对抗对香港没好处。特别是两地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跟中央对抗对香港经济发展没好处。要有一些国情教育，让香港人认识到，香港和内地都需要发展，香港的发展机会跟内地的发展关系十分密切。要让香港人多了解一些国家的情况，问题在哪里，在发展过程中面对什么困难，在国际上又遇到什么挑战。而且要让他们知道，这和香港日后的发展有实际联系。
第二是增强历史教育。要让学生多了解一点中国古代历史，这可以产生民族向心力。而且也不会触动一些老师的神经，以为要把他变成共产党的宣传工具。
总之需要一步步走，不要以马上就使香港人拥护共产党为目的。要用事实加深香港人对国家发展的了解，让他们更加意识到自己是中华民族一分子，减少跟中央对抗的意愿。坦白说，在13亿人口中，有几百万人不太爱国也没什么关系。由于香港殖民地的历史，又是一个国际商埠，香港人的国家观念和民族观念淡薄，这也是很自然的事。重要的是，你要让他知道跟中央政府对抗无益。能做到这一点，已经是很大的成绩了。
玛雅：要对他晓之以理。
刘兆佳：晓之以理，某种程度上也动之以情。的确回归以来，中央给香港的支持不少，所以才有香港人的民族自豪感上升，跟中央对抗的意愿下降。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年轻人在学校、在社会上，特别是从媒体上，得到反对中央、丑化内地的信息还是不少。怎么把这种情况改变过来，应该说是一个长期的政治斗争，需要用一些比较务实和有效的方法去逐步改变。
在我看来，由于西方目前所遇到的困难，不少国家在走下坡路，以及西方在很多事情上双重标准，西方价值观在香港人当中的影响力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大。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兴起，也迫使香港知识界重新思考，究竟香港将来往哪走?哪个发展模式才是最有利于香港的?香港怎么处理与中央和内地的关系?所有这些问题，其实通过政改争论，也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带出来了，让大家重新去思考。
西式民主不是香港的明智选择
玛雅：反对派既然把西式民主视为香港政治的未来，就应该“遵守游戏规则”。以破坏法治的“占中”行动向中央施压、逼迫梁振英下台，以损害香港的社会、经济和民生为代价，来达到极少数人的政治目的，这不是民主，是亵渎民主。据一些已经退出“占中”的学生说，很多学生示威者是被硬拉进去的，并没有所谓“民主诉求”。这让人不能不质疑：假如反对派得到特区的管治权，香港真的会有他们想要的西式民主吗?即便有，西式民主真的有利于香港的长治久安吗?
刘兆佳：不少香港人认为，在原有的法治、自由、人权、廉政和善治的基础上，民主政治能让香港与西方世界完全接轨，至于如此的话，会对香港和国家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则不在他们考虑之列。特别是反对派和有“本土”、“港独”意识的人，认为只有中国结束“一党专政”，变成西方式民主国家，香港的前途才有保障。香港如果能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起到先锋作用，这不但是香港的光荣，也是香港人的“历史使命”。我认为，这是背离现实政治发展的幼稚观点。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教训表明：结束“一党专政”不可能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必然经历艰辛痛苦，国家和人民付出沉重代价，能否“成功”也未可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中国一旦出现政局动荡，香港能否经受得起没有人能说得准，但香港人珍而重之的繁荣稳定必将告吹。
退一步说，就算中国变成一个西方式民主国家，姑且不论是否真的对中华民族有利，这个“民主国家”的政府能否取得全国人民同意，给予香港人特殊优厚的待遇呢?事实上，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人作为中国公民所得到的权力和利益远比内地同胞多，但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却少得多。况且，中国国内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不是短期内可以改变的，在“民选”的中国政府不能不制定财富“再分配”和“平等化”的政策下，香港人能否保有自身的利益也是未知数。因此，从任何角度来看，只有中国共产党的一国两制方针才能为香港带来清晰的未来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漠视共产党和香港的“共同利益”，意图改变中共在中国执政的现实只能是“搬石头砸自己脚”。
从香港的根本利益和最大利益出发，一国两制的成功落实至关重要，关系香港的存亡续绝。任何试图以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所享有的自由、权利和特殊条件来改变内地体制和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地位的行为，只会贻害香港，是置广大香港人的利益和命运于不顾。事实上，中国政府早已发出严正警告，对来自香港的威胁不会置之不理，必然采取果断措施保护共产党政权和国家利益。早在回归前多年邓小平就说过，“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有些事情，比如1997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
玛雅：很多人认为，“占中”行动的实质，是极少数香港人依托西方势力、以政改为借口煽动民众闹事，挑战中国政府，反对共产党。他们意图搞乱香港，以搞乱香港来搞乱中国，遏制中国崛起。据报道，美国一些智库和非政府组织与“占中”不无干系。香港立法会已发起动议，对“占中”的幕后策划和资金来源展开调查。你对这个问题如何分析?
刘兆佳：香港回归时，西方人和香港的反对派一样，把民主化和政制改革作为一国两制的主要目标，并把这一目标的实现作为检验一国两制成败的试金石。他们坚持香港走西方民主道路，希望香港保持繁荣稳定，对内地产生政治、经济影响，推动中国走向和平演变。
现在不一样了，西方人越来越把香港当成中国的一部分，不像以前当成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对香港的动机恐怕也会转变，在遏制中国的意图下，是不是有意让香港成为中国的麻烦制造者?起码是叽哩哇啦。最近的政改方案，美国人、英国人、日本人都出来发声，给予香港反对派道义上的支持。这代表什么?是不是在他们的对华政策中，香港的角色有变?是不是在他们和中国的大国博弈中，香港不需要再是稳定制造者，而是麻烦制造者?
玛雅：西方人把香港当成一颗棋子，由他们来操控，与中国博弈。
刘兆佳：从遏制中国这整个一盘棋来说，大棋子有大棋子的作用，小棋子有小棋子的作用。在这方面，西方人也不是什么阴谋，他是阳谋。香港回归时，西方人说得很清楚，香港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会对内地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逐步把中国跟西方拉近，使中国效仿西方发展模式，成为西方的追随者或附庸国。
问题是，这么多年过去，中国没有走亲西方的路，中国崛起反而对西方模式构成挑战。我最近看了很多分析中美关系的书，美国的主流看法是，中国不会走西方的路。一个崛起的中国在国际上影响力越来越大，更加维护自己的利益，蓄意改变现行国际秩序，挑战美国霸权。特别是东海、南海争端，中国想把美国从西太平洋赶出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重返亚洲，建构美日军事同盟，恢复和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合作，建立TPP……这些在中国人看来，肯定是要遏制中国。所以整个来看，香港在西方对华政策中是什么角色?西方对香港究竟是什么盘算?值得留意和思考。
当然，西方不会图谋香港独立，也不会指望反对派成为香港特首，因为没这个可能。但西方目的何在?是不是让香港产生不稳定因素，给国家带来麻烦，削弱中国国力?同时使香港失去对台湾的示范作用，拖慢中国统一的进程?又或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中国金融改革、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成为威胁中国金融安全的地方?
玛雅：这使得香港局势更加复杂，更具变数，给中央政府解决香港问题增加了难度。
刘兆佳：中央把目前的问题视为管治权之争，所以要考虑一系列问题：假如反对派当权，会不会把香港变成反共基地?会不会跟西方势力勾结，推动中国和平演变?会不会使一国两制走向另外的方向?而这个方向对香港不利，对国家也不利。从这个角度来说，在政改问题上，中央和部分港人之间有无法调和的矛盾。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特区政府权威薄弱，中央政府为了保护国家利益，同时保护特区政府不受太多冲击，采取了主动积极的态度，先把这个球接过来，主导整个政改。
另外，香港回归这十多年，不断有人挑战中央权威，策动对抗中央的行动，试图搞坏特区的环境。所以在过去几年，中央越来越积极地使用它的权力，希望能够拨乱反正。过去中央和内地学者很少就香港事务发言，现在要夺回话语权，改正一些偏离《基本法》、不符合一国两制方针的情况，重新树立中央权威。《白皮书》的发表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这肯定会让一部分港人，特别是争取民主的人，对中央更加不满，导致冲突步步升级。
从中央来说，必然更加从保险的一面来处理香港问题，从国家主权和安全方面来考虑。是不是在某些方面减少对香港的依赖?比如人民币离岸中心，以前只有香港一个，现在新加坡、伦敦、纽约、法兰克福，越来越多。这是不是减少对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依赖的一个部署?所以，不管西方的图谋是什么，中国政府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对香港产生了新的担忧，并采取相应对策。
在这种种情况下，政改方案不可能有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结果，只能由中央说了算。未来一段时间，反对派的对抗情绪可能还会增加，矛头不光是中央政府，还有特区政府。中央和一些港人之间、特区政府和一些港人之间，建制派和反对派之间，主流精英和传统爱国力量之间，各种矛盾还会继续发酵，在某种程度上影响香港的稳定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现实。
中央政府与反对派的政治角力
玛雅：中央自始至终态度都很明确，特区政权不能由对抗中央的人来掌握。邓小平说得很清楚，香港的事，必要时“中央就要干预”。可是为什么，过去30多年香港的反对派势力发展到这么大?能与中央支持的建制派和“爱国爱港”力量分庭抗礼?
刘兆佳：这起因于英国人的“光荣撤退”大计。香港的反对派主要是公共服务、自由职业、媒体、教育、社会服务等行业的精英，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不少人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作为新兴力量，他们需要借助殖民政府开放政治空间在政治上冒起，所以希望英国人在回归前实施最大限度的民主改革。英国人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怀疑和厌恶，对香港人的“同情”，希望在殖民管治结束前“还政于民”，在香港建立完全自治的政治体制，从而保持香港原有的制度和价值观，以及延续英国的影响力，让中国政府的权力徒具空文。于是，他们扶持新的政治势力，主要是认同西方政治理念和怀抱反共意识的反对派，与他们结为“非神圣同盟”，共同对付中国政府、建制派和“爱国爱港”力量。
由于香港人普遍对“九七”回归感到忧虑，对内地同胞怀有政治优越感，认为民主政治可以维护香港的法治、自由和善治，这使反对派势力及其主张颇有市场。尽管在中国的反制下，英国人不能完全按照他们的意愿落实“光荣撤退”大计，但却为香港后来的管治和长远发展制造了障碍，留下诸多后患。尽管在英国人离开后，反对派失去了“靠山”，但在部分香港人挥之不去的“恐共”情绪阴霾下，仍然具有相当的政治能量。相对于“爱国爱港”力量而言，在民意、舆论和选举等方面仍占优势。
回归十多年的大部分时间，很多挑战中央权力、不符合《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事，反倒成了是反对派指责中央。比如香港法律界老是说，人大释法就是破坏香港法治，就是破坏香港司法独立，有些事情法院的判决不符合《基本法》，也不做什么。
十八大报告说，要在香港问题上更积极、更进取、更有所作为。从中央角度来说，这是要把香港拉回正轨。但是对部分港人来说，特别是反对派，中央政府要改变对香港的政策，破坏香港高度自治，减少香港人所拥有的政治空间和权利。这种情况下，中央处理香港问题的手法出现变化，自然会与一部分港人产生摩擦。虽然在我看来，《白皮书》没有改变一国两制的内涵，只是肯定中央在一国两制发展中的角色。但要把这个情况扭转过来，当然引起香港人一些疑惑。
玛雅：反对派得以兴起是拜港英政府所赐，英国人走后“靠山”就没了，却在17年后掀起这么大的风浪。而中央一直扶持的建制派却没能起来，这是为什么?
刘兆佳：我的看法是，由于过去的一些做法，让反对派及其支持者产生了一些现在看来是不切实际的期望，助长了反对派里的激进势力。因为反对派老是提出自己的主张，并且觉得中央在最后关头可能做出让步，这纵容了反对派里的激进势力，让相对温和的务实势力抬不起头。
玛雅：反对派屡试不爽，每每逼迫中央让步，这次“占中”也是打的这个算盘。
刘兆佳：可这次不同了，他们错误估计了中央可能作出的强硬反应。过去两年来，中央政府高调表明立场，认为这种情况非得扭转不可。这肯定会引起香港人反弹，因为香港人已经习惯了反对派的说法。现在突然说，你们的看法不是中央的看法，那他肯定不满意。最不幸的是，这种冲突随着特首普选这一政权争夺的过程出现，必然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这种局面很不理想，但是这个坎儿恐怕绕不过去，只能慎重去面对，逐步把冲突一一化解，起码约束在一个可以接受的程度。
总的来说，很多问题都是过去两三年发生的，不是源于一国两制，而是源于内地的变化、香港的变化，以及国际上的变化。但是从一国两制的角度来看，必须面对这些变化，积极妥善把问题处理好，理顺香港和内地的关系。
我不认为中央政府希望改变香港原有的制度和价值观，那样一来，香港对国家的价值就没了。中央政府要改变的是一些港人在回归这么多年后还不接受共产党在中国执政这个事实，还要挑战中央权威，还要在《基本法》和一国两制之外搞对抗性行动。这些根本不是一国两制之下想见到的。一国两制没有说要把香港搞成独立政治实体，没有说要不断挑战中央权威、否定国家现行制度的合法性。
所以对反对派来说，必须接受共产党在中国执政这个现实，不要妄图冲击中央的权威和权力;要在《宪法》和《基本法》的框架下进行活动，把政治目标和行动都局限在香港;不要妄图让香港扮演它不应该扮演的角色，把香港变成一个“反共基地”或“颠覆基地”，让香港来左右内地政治发展，推动中国和平演变。反对派及其支持者在经过一连串斗争、冷静下来后要想清楚，究竟是要在《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框架下来运作，争取自己的权益，还是不断挑起风波，试图改变一国两制的安排。这就是目前斗争的核心所在，也是香港将来走哪条道路的关键时刻。
香港不会成为动乱之都
玛雅：分析认为，“占中”的最大危害是撕裂了香港社会，造成支持者和反对者尖锐对立。同时，短期内对香港经济造成严重伤害;若长期持续，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国际信用评级都会受损。你对香港的前景担忧吗?
刘兆佳：我不太担忧，香港不会成为动乱之都。大部分香港人不热衷于民主斗争，主流民意希望保持繁荣稳定。这次“占中”行动风起云涌，但你看过去数十年，虽然民主化和政改争议闹得沸沸扬扬，香港社会基本是安定的，经济也取得了一定发展。一般而言，政治与社会、经济的联系相当紧密，但在香港，政治纷乱并没有完全渗透到社会和经济领域。
这与香港人的政治文化尤其是“矛盾民主观”不无相关。香港人的民主观又与殖民统治的历史不无相关。政治学讲“路径依赖”，香港独特的殖民地经历“限定”了香港的民主发展。
首先，对大多数香港人来说，既然香港的繁荣、稳定、自由、人权、法治、廉政、平等机会等“好东西”都来自威权型的殖民管治，则民主改革便不重要。不但不重要，人们甚至担心民主化会对这些“好东西”产生负面影响。第二，既然大多数人在殖民管治下或多或少都得到了实际利益，成为既得利益者，除非有足够强大的理由，变更现状就不是选项。第三，在对殖民管治颇为满意的情况下，香港难以孕育反对力量和反对派领袖，民主运动纵然有规模也有限。第四，在英国人怀柔管治下，香港出现了一个势力庞大的华人精英阶层。这些人是香港的中流砥柱，是维护既有权力和利益格局的保守力量。既然民主化会让民众力量抬头，危及主流精英的利益，他们自然对民主改革持反对或保留的态度。
玛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主流精英大多是建制派，是一国两制“天然”的支持者。
刘兆佳：主流精英已经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和照顾，不需要动员香港人来维护他们的利益。事实上，发动群众对他们不利，因为他们必须愿意牺牲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满足群众的诉求，才有可能取得民意的支持。因此，香港人因“九七”问题而上升的民主诉求，以及随之而来的福利诉求和民粹情绪，对主流精英来说是严重的政治威胁。香港日益严重的贫富悬殊和隐约出现的要求政府实行财富和收入再分配的声音，更让主流精英感到如芒在背，促使他们对民主改革采取更谨慎的态度。民主化同时也意味着“反共”势力抬头，以及由此衍生的香港人与中央政府的冲突和对抗，这对香港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绝对不利。所以，主流精英选择与中央政府合作，作为应对香港政治环境变化的策略，对民主改革则主张渐进和缓进的步伐。
玛雅：这也就是说，香港的民主运动没有群众基础，更没有主流精英的支持，民主派在香港很难成大气候。
刘兆佳：所以我们看到，回归十几年来，香港人民主诉求的升与降往往是实用或功利思想驱动的。当人们对时下一些社会经济情况不满、对特区政府的施政不认同、对中央政府的对港政策有意见、对内地侵犯人权的事件感到义愤、对财团的巧取豪夺表达愤怒的时候，社会上要求民主的呼声便会骤然响起，激烈的抗议行为也会突然爆发，但往往冲动过后便无以为继。当真的有人提出政制改革时，人们的热情往往开始冷却，无法支撑一场经久不息的运动。
所以，尽管在中央和建制派眼里，反对派所领导的民主运动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战绩”，但对于大多数反对派来说，香港的“民主”发展步子太慢，全面民主化的目标甚为遥远。这种急切感使得反对派内部怨毒不平之气不断走高，斗争手法也愈发走向偏激。在这个过程中，反对派里的激进势力冒起，与相对缓和的务实派产生了分化。群龙无首和激进趋势导致他们与中央和建制派的斗争不断升级，香港的政治斗争没完没了。这种紧张局面窒碍了特区的有效管治和香港的长远发展，加剧了香港人对政治的厌恶和疏离感，越来越不信任连同反对派和建制派在内的所有政治势力。尤其是高度依赖群众支持的反对派，明显损失了推动民主运动的政治能量和动员能力。
玛雅：“占中”行动渐失民心，遭到香港社会强烈反弹。有市民说，“占中”是违法行为，不是民主。参与者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民主，他们“没有资格争取民主”。
刘兆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占中”会被年轻人的激烈行动劫持，而主要的民主派政党失去了领导力，反而被年轻人牵着鼻子走?其实这正揭示了香港民主运动的危机所在。香港的抗争行动越来越由年轻人主导，说明反对派的主要政党失去了社会支持，其领导力被更激进的反对势力所取代。而年轻人比较偏激，政治现实感不足，在情绪化的情况下容易引发更激烈的对抗行动，必然导致主流社会越来越不接受他们的行动。根据政治学理论，当一个运动或行动出现年轻人主导和激烈化趋势，就表示正在走向衰落。衰落过程中，也是社会冲突甚至暴力行为最容易出现的时候。“占中”行动也一样。但这并不表示香港的反对力量越来越强大，反而凸现其走向衰败的颓势。
玛雅：所以你不太担心香港目前局面和未来发展，因为民意希望尽快结束混乱，社会恢复理性和正常?所谓“阳光总在风雨后”。
刘兆佳：一路以来香港人习惯了平静的政治生活，不习惯冲突和对抗。香港是个商业社会，香港人总体来说很理性，注重稳定与发展。当社会冲突超出一定范围，演化为激烈对抗，人们会担心破坏社会稳定，影响经济和民生，打击投资者信心，损害香港与中央和内地的关系。这个时候，主流民意会出现保守主义的反弹，对这种行为进行阻止。换句话说，香港社会具有自我调控能力，不会成为动乱之都。
我不太担忧香港未来发展。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矛盾冲突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将潜在的问题暴露出来，有助于双方看清对方的底线，了解对方的关切，减少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找到重新调整各方关系的契机，从而建立比较合适的关系。
毋庸讳言，现在的情况不乐观。即便如此，我还是认为一国两制是有效的，不需要放弃或改变。相比155年的殖民统治历史，回归17年只是很短的时间，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建立一种适当的中央和香港特区的关系、香港人与内地同胞的关系，以及香港内部不同力量之间的关系。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来处理一些具体问题?总的来说，国家还会不断发展，还会为香港的发展带来很多机会。而香港大多数人是理性的，主流意见是要和内地继续发展经济合作。从这个角度来说，香港的民主派只能在政治现实的夹缝中找出路，量力而为，不可抱有不切实际的理想，勉强争取，走向对抗。要知道，香港回归中国后，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必然出现重大变化。而且西方很难再成为推动香港经济发展的动力，因为西方自身难保、自顾不暇。香港未来的发展离不开中央的对港政策，离不开香港和内地的良好关系，因此香港人必须要与中央政府合作，与内地同胞和睦相处。在这个基础上去思考，香港未来往哪走?走一条什么样的民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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