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西方智库在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中的基本经验
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对抗表面上趋于缓和，似乎国家现实利益已经代替意识形态成为考量一国内外政策与国际关系的主要标尺。其实不然，意识形态之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只是更加隐蔽化。发挥智库作用即是关键一招，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积累了丰富经验：
1.智库与政府紧密配合为国家战略和政策的制定生产和储备思想基础
美国政府决策高度重视智库的作用，政府和右翼智库都自觉地将基础理论研究作为智库建设的根基，以期用权威的思想理论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保驾护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在全球影响力空前提高，资本主义影响力岌岌可危。1947年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主办的《外交事务》主动出击，发表了时任美国驻苏联代办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苏联的行为根源》一文，提出“遏制”苏联的主张，成为美国冷战时期“遏制战略”的思想基础。1962年，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出版了代表作《资本主义与自由》，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成为影响美国20世纪下半叶社思潮与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表性著作。借此东风，1976年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次年加入“右翼思潮的智库”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继续为美国政府的意识形态建设贡献力量。面对苏东剧变后西方思想界和政界失去对手的迷茫,1993年《外交事务》刊登了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一文，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美国霸权主义思想重新凝聚美国官方共识，确立了后冷战时代美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指针。
2.政府与智库通过“旋转门”机制构筑政治精英与学术精英紧密的思想联盟
美国是运用“旋转门”机制的代表，“每次换届选举后，政府部长等高级阁员不是由议会党团产生，也极少来自公务员，而是来自群英荟萃的思想库。这一点与欧洲国家和中国都很不相同。每隔4年，卸任的官员很多会到思想库从事政策研究，而思想库的研究者有不少到政府担任要职，从研究者变为执政者，这种学者和官员之间的流通就是美国的‘旋转门’。‘旋转门’机制使得思想库的舆论影响力渗透到政策制定的方方面面。”以致许多智库被称为“影子内阁”、“美国的大脑”。基辛格原是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教授，以提出“均势”理论闻名，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并担任卡特政府的国务卿，卸任后在乔治敦大学任客座教授，兼任全国广播公司顾问。以“软实力”、“巧实力”理论著称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1964年获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后来重回哈佛，任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现为该院教授。
3.善用媒体、高等教育机构和学术活动平台传播主流价值观
西方智库在传播方面的主要做法有：一是自办杂志。例如美国对外关系协会的《外交事务》，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外交政策》，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华盛顿季刊》，尼克松中心的《国家利益》，都是国际上著名的学术期刊，经常针对重大政策问题发表文章引导舆论和政策。二是出版研究报告。日本在小泉执政期间，为打破中日外交僵局，“日本国际论坛”与“日本和平与安全保障研究所”两家智库曾分别发表了《变化中的亚洲与日本对华关系》和《日本的对华综合战略》两篇政策报告。2006年，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联合出版的《中国:决算表》一书，是其“账本中国”研究项目成果之一，旨在应对中国崛起。三是在著名报刊开辟专栏。在诸如美国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英国金融时报等大报上发表文章，阐述对于某些政策问题的看法、观点。四是利用电视和网站积极发声。智库成员经常出现在电视时事评论节目中，甚至智库自设演播室录制电视节目，放到自己的官方网站上引导公众舆论走向。五是利用教育机构和学术平台。每年都会举办大大小小的研讨会、讨论会、学术论坛，这些活动经常邀请现任或前任政府官员、社会各界精英、新闻记者等参与主题讨论，根据时政热点设置辩论议题。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一直为美国新当选议员进行任职前培训，灌输美国官方意识形态，使其在内政外交工作中始终贯彻统一的思想指导和行为约束。
4.通过海外分支机构和跨国智库影响他国意识形态和舆论导向
以编著《简氏防务周刊》而闻名于世的英国简氏情报集团不但在美、日、法、澳等发达国家建立分支机构，也在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成立地区情报机构，其成员往往深入跟踪所在国家和地区重大事务和舆论焦点，以权威军事安全信息报道为基础，在全球吸引了大批忠实读者。同时，它与英国政府军情五处联系密切，为五处提供大量秘密情报，并承担扩大英国文化影响力和宣扬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任。日本以“西方国家”自居，其野村研究所也在香港、巴西甚至中国大陆设置分支机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北京成立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与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和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建立了长期合作项目，致力于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改革研究。在诸多研究项目中，有一些是涉及国民思想、社会信仰等意识形态建构的课题，往往以理性探讨的面目出现，却得出“普世价值”色彩的倾向性结论，充斥着教导、教化的意味，自觉地充当西方政府意识形态渗透的“马前卒”。甚至在国际事务中，由智库充当政府替身，以“协调人”身份处理政府之间一些难以达成共识的议题，这一方式开辟了正规外交以外的第二种外交渠道，被称为“第二管道”或“二轨外交”。如果把官方外交称为“硬外交”，那么，“二轨外交”就是“软外交”，它通过“理性的”或“善意的”专家互动，更多地体现在影响国际社会舆论和提供价值索材这些“软实力”方面，是对官方外交在思想价值领域的有益补充，也是在保证自身安全基础上进行的意识形态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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