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旗帜和道路自信

　　社会主义旗帜和道路自信

　　——“问题中国，进步中国”研讨会发言摘录

　　共和国从建立到今天取得的辉煌成就。然而，中国政府却总是受到无端的指责，问题根源就在于“体制”，西方制度和民主则成了包治百病的“良方”。但没有实行西方制度的中国在飞速发展，“民主”的西方国家却在停滞不前。这反映出一个重要问题：目前中国社会主义亟须理论创新，亟需建立自己的有解释力的话语体系。

　　原编者按：共和国从建立到今天取得的辉煌成就，举世瞩目。然而，中国政府却总是受到无端的指责与诟病，大到贪污腐败，小到中国游客在国外随地吐痰，只要是出现了不好的东西，一定有人会跳出来指摘“政府干嘛去了”，问题根源就在于“体制”;而与此同时，西方制度和民主则成了包治百病的“良方”。事实却是，没有实行西方制度的中国在飞速发展，“民主”的西方国家却在停滞不前。这反映出一个重要问题：目前中国社会主义亟须理论创新，亟需建立自己的有解释力的话语体系。

　　伟大的理论源于伟大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是党和人民将近一个世纪不断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如何创新我们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不走“老路”和“邪路”的中国道路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在《经济导刊》举办的“问题中国，进步中国”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就这些问题展开研讨。本期摘要刊登三位与会者的发言。

　　潘维：话语系统的进步和体制的再认识

　　我谈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意识形态。

　　我国当前的民间意识形态出现了很强的西化倾向，表现为对西方政治、经济与社会思想的全盘接受。这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是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严重落后于现实的发展状况。其次是因为迄今为止我国依然是落后国家，7000美元的人均收入仅仅是发达国家的六分之一,甚至七分之一。

　　在“21世纪理事会”于北京召开的会议上，与我同组的福山认为，对中国政权合法性的挑战主要不是来自于西式的选举政治，而是来自于中共意识形态话语系统陈旧，落后于现实，落后于世界的发展。

　　葛兰西和列宁都表达过类似的想法：资产阶级的统治严重依赖一套话语系统;推翻其统治首先要击破这个话语系统的霸权。这个观点让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学家都对话语系统的进步很敏感，重视意识形态的创新。

　　由于表达我国意识形态的官方话语系统严重滞后于现实，越来越无法获得青年一代人的接受。在大学必修的公共政治课上，教师为了保持学生出勤率和喝彩，越来越倾向于公开质疑官方意识形态。

　　因此，我们确实需要立足中国的现实，重新审视我们的意识形态和表达这套意识形态的话语系统。我认为主要包含以下几项核心内容的创新。

　　第一，要简明真实地叙述马克思的基本观点，讲授《共产党宣言》，不能再断章取义，量体裁衣。全世界的大学都讲授马克思主义，却同我国官方所称的马克思主义不同。在全球化的时代，断章取义马克思的思想反而会损害政府的信誉。

　　第二，要考虑按照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重新定义社会主义，不能按照失败的原苏联的模式做狭隘定义。拒绝资本利益至上，要求社会利益至上，以平等求团结的思想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而且自古至今都有。比如《礼记》中的《礼运篇》，宋代以社区为基础扶危救困的祠堂和祠堂田。今天的累进税、遗产税、不动产税，以及男女平等、种族平等、民族平等观念，都是以平等求团结的思想和实践，是当代社会主义思想的成果。

　　第三，要考虑重新定义我国的社会核心价值观。首先，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功能是凝聚贫富尊卑，让大家认同社会团结。其次，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表达应当简洁，单一“核心”体现社会团结。再次，社会核心价值观应当立足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否则就站不住脚。因为我们的社会与国家是“家国同构”，从小家到大家，所以历朝历代都强调“以孝治天下”，所以读书人要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分远近亲疏的“大家庭”，小到社区，大到国家，还可以扩展到全世界。亲兄弟明算账，但我们的“大家庭”里不仅有市场，还有一家人互帮互助的义务，还有大家长照顾所有子女的责任，手心手背都是肉。“大家庭”继承了中国历朝历代“以孝治天下”的政治传统，更发扬了现代社会主义的精神。

　　第四，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基本任务是无私地带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走向社会主义。我们不是挂羊头卖狗肉，我们在努力实践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本土化的世界楷模，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创新的实践。

　　第二，关于“体制”。

　　冷战后兴起了“制度决定论”，或称制度主义，企图说明西式政治体制优越，能解决所有国家存在的所有重大问题，号称一个仅包含民主、法治两个制度概念的药方能包治百病。

　　制度决定论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历史唯心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制度来自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历史唯心主义认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来自“顶层设计”的政治制度。

　　中华体制非常特殊，与西方世界流行的政体不一样，因为中国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很特殊，同时中国的社会构成和历史经历很特殊。对西方主导的“世界主流”思想舆论而言，中国不像其他欠发达国家那样模仿西制，这一现实是令他们难以接受的。中国不采用西制，不仅意味着西方没能完全统治世界，而且意味着西方制度文明遭遇了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严峻挑战，遑论这个大国还有可能在几十年后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在这个流行制度决定论的时代，所谓“一党专制”的“威权”政体下发生了经济奇迹，令人非常烦恼。于是，中国奇迹与对中国政体的围剿同时发生。国内外的西化派群起围攻中国现行体制，把一切坏现象都归结为“体制问题”，寄希望于中国进行“根本的”体制改革。然而，如果一切坏的、落后的现象来自“体制”，中国奇迹归结于什么?

　　与神的世界不同，人的世界没有完美的政府体制。每种现存政体都有其优势和缺陷，更有其存在的原因。不顾及地理条件和历史经历的差异，不顾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制度决定论不仅属于唯心主义，还是文化偏见和种族主义在今天的主要载体。

　　人类不可能有永动机式的、一劳永逸、包治百病的政府制度。制度不可能自动保障国家兴衰。活人很容易绕过死制度，制度会被由俭入奢的人腐蚀而失效。秦立郡县、隋立科举、民国立宪政，这三大重要制度被后代继承，但三个创制朝代却都短命，分别仅存活了14、37和38年。罗马制度再好也阻止不了罗马帝国的衰落。美国制度再好也没能阻止19世纪的大内战和21世纪走向衰败。换言之，建“治本制度”的思想不仅懒惰而且肤浅。

　　我们要警惕唯心主义的制度决定论，不能陷入别人或自己的制度陷阱。今天很多人声称国家治理的结果来自好制度或坏制度，体制落后被说成是社会弊端的总根子，体制变革则被说成一切成就或动力的来源。西方体制被说成是“好东西”，千方百计塞给欠发达国家。世界上有免费送的“好东西”吗?好东西，比如高科技，要高价才能转让，甚至高价也不肯转让，还要禁运。千方百计要对方接受，甚至用飞机导弹不惜杀上百万人也要强迫对方接受的东西，能是“好东西”?通过引发社会动荡来实现分而治之，有助于维持西方统治世界的地位。有政治稳定不一定有经济发展，但没有政治稳定就肯定没有经济发展。

　　国家出了问题，不应像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那样照经书里的抽象概念“改制”，而应针对问题检讨大政方针、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毛泽东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国家兴衰不取决于政制，取决于政策。在当代中国话语里，决定国家兴衰的政策分为四种：大政方针、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抗战时延安胜过西安，我们归结为三条“延安经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我国政体没有根本变化，但有了改革开放政策就有了21世纪的中国发展奇迹。近四十年前，我国的大政方针从“无产阶级专政”变为“改革开放”;政治路线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路线从“无产阶级革命”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任用干部的组织路线标准从能办批判会的本领变为能发展经济的本领。政体未变，我国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我并非看不到国家出现的问题，但我旗帜鲜明地反对把问题归结为“体制”，归结为所谓“威权”体制，归结为所谓“一党专制”。是政策而非体制决定成败。

　　体制决定论不对，但“拆”体制就是大问题了。“拆”体制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导致天下大乱。拆易建难，拆故宫与建白宫是两码事。即便在北京建了白宫，也是假白宫，甚至伪白宫——白宫的附庸。法国热衷改制，英国和美国却以不改制而自豪。制度保守主义比制度改革主义深刻得多。西汉末王莽照着抽象的书本概念义无反顾地大搞“改制”，他的悲惨下场成了千古笑料。

　　古今中外的所有国家都需要为解决新问题而不断调整政策，在政策调整中走向进步和文明。这个看法引发了我要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政策。

　　第三，关于大政方针。

　　我们在讨论社会治理时，首先需要警惕神秘主义。比如说同人均GDP水平挂钩的所谓“深水区”论，完全没有历史和逻辑根据。再比如社会变迁的“利益多元化”论，也完全没有历史和逻辑根据。人类利益从来都是多元的，多元的利益未必导致社会不稳定。还有所谓“转型论”，往哪里转?我们的体制、道路、目标是非常成熟和清楚的。

　　社会稳定与否与社会治理的质量有关系。治理国家的主体是政府，治理社会的主体不能没有社会。社会组织成各种社区和会社，有了社会组织才可能有社会治理。古今中外没有任何官僚科层系统能够单独治国。

　　我国依然有很多落后现象，其根子是相对的贫穷。我国而今不到7千美元的人均GDP仅是发达国家4-5万美元的六分之一乃至七分之一。因此，所有欠发达国家的所有落后现象我国都有，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根本原因。高速发展经济，每十年翻一番，是我国解决落后问题的根本，是在人民共和国百年诞辰时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是中华复兴大业的根本。

　　然而，在30多年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需要回答以下的六大新问题。

　　(1)为什么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正确关系”总也说不清?

　　(2)为什么群众生活质量越来越高，群众的生活却越来越艰难?

　　(3)为什么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劳动大众的文明素质却越来越低?

　　(4)为什么政府官员的学位越来越高，政府的质量却越来越低——拿百姓的钱不当钱，胡作非为、奢侈浪费、贪污腐败?

　　(5)为什么我国建设事业突飞猛进，但群众与党和政府却日渐离心离德?

　　(6)为什么我国经济水准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却骤然失去高速发展动力?

　　在经济政策上强调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抽象两分，却忽略了第三方，即百姓的要求。忽略了经济是“经世济民”就说不清市场与政府的“两分”关系。在公共政策上，我们与医疗和教育均等化的世界文明进步趋势背道而驰，“一流”的大学和医院越来越多，生活起点的公平却越来越少，生命终点的公正也越来越少，10亿人养2亿小孩、送2亿老人的生活就越来越艰难。在社会政策上我们强调个人主义的“以人为本”而非传统的“以民为本”;还强调行政体系机械的网格化“覆盖”而非把群众组织起来“参与”。人民没有了自己的、有机的自然社区组织，还被行政“覆盖”，人民当家作主也就成了空中楼阁。从此，群众变成了以钱为本的“屌丝”，不仅成为“治理对象”，还成为无法治理的一盘散沙。

　　人民在自己居住和工作的社区无法当家作主，导致了四个严重后果。(1)有组织的科层体系面对无组织、无权力的群众，政府官员就胆大妄为甚至贪污腐败。(2)日常生活里缺少自组织、缺少公正，群众就被迫个人自保，自私自利，彼此占彼此和公家的小便宜。于是，公德沦丧，人人不满。(3)现代化惠及的人越来越少，文化和体育日渐属于少数人，高素质属于少数人，群众就不再信任政府，不再与政府同心同德，对各种反党言论听之任之。(4)群众的“小事”办不好，转而无赖化，同情和效仿“钉子户”，就让政府疲于维稳，让建设“大事”办不成。

　　出现六大新问题的核心其实只有一个：共产党搞革命需要“人民”，但搞建设是否只需要亲近资本?搞建设还需要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组织起来才会有的“人民”，依靠人民的权力和维护人民的权益吗?

　　载舟覆舟，广大群众支持共产党执政，不是因为抽象的利益，不是因为过去获得的和将来可能获得的利益，而是因为具体的、眼下的利益。改革政策如果仅惠及少数人，要啃的“骨头”就越来越硬，路也就会越走越窄。

　　在今天全球的激烈竞争中，若要北京不被华盛顿吞噬，我们仍需延安战胜西安的法宝，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张维为：对中国民主和西方民主的看法

　　现在在国际上，仍然是西方主导着民主话语体系，我们应该进行一种新的民主话语建构。最近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和牛津大学的中国中心搞了一次中国模式研讨会，我在会上的发言就是有关这个问题的。

　　我先从一个小故事讲起。今年3月我去德国柏林，晚上看电视看到BBC播出一个叫“自由2014年”的节目，一个加拿大退役宇航员，拿着一张冷战时期从外空拍的柏林夜景的照片，对观众说，明亮的地方是西柏林，黯淡的地方是东柏林，这说明了什么?一个是自由的、繁荣的、民主的发达国家，另一个是落后的、封闭的、专制的国家。所以说，现在西方的主流话语还是这种“民主还是专制”的话语，而“民主”又是西方一家界定的程序民主、形式民主，基本上就是多党制加一人一票。

　　我们去德国，大家都感觉柏林明显比上海落后很多，我们各个省会的机场都比柏林的机场漂亮，德国的城市也空空荡荡，夜景恐怕比上海要落后20年。如果一定要用那位宇航员这么简单粗糙的逻辑的话，那今天中国一定是繁荣富强的民主国家，德国一定是落后封闭的专制国家。换句话说，这种民主与专制的范式是一种冷战思维的后遗症，已经不能说明今天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太精彩了，我们可以随意找出50、100个例子来证明，西方制度没有搞好，采用西方民主制度而失败的国家太多了。

　　所以，我们要谈民主问题，首先要突破民主与专制这个分析框架。这不是特别难，我很早以前就提出过：如果一定要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两类的话，那么只能是良政和劣政。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例如新加坡的治理。中国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是总体上要比可比的发展中国家好很多，比转型经济国家也好，甚至与一些发达国家比也不差。同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的制度，西方制度下没有治理好的国家太多了，非西方国家采用西方政治模式的结果基本上是两种：从希望到失望，或从希望到绝望，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实际上，我的这个观点开始越来越获得接受。

　　那么，良政善治和民主是什么关系?中西方民主最大的差别是，西方把民主定位在一种形式民主和程序民主，认为由此会自动地产生正义。但这种看法是相当荒谬的。中国的定位则是实质民主，即民主首先要达到特定的目标，我们是在追求良政，追求实质民主的过程中来探索最好的民主形式。

　　邓小平在1980年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要建立比西方更高的、更切实的民主，其核心就是要能够体现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和整体利益，而不是空谈的形式民主。实际上中国在这方面做了不少探索，这是可以跟老百姓说清楚的，中国这个民主模式是可以跟西方民主模式竞争的。

　　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说明西方模式的不成功。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创伤超过文革对中国的创伤。从经济方面看，斯蒂格利茨认为现在美国的中等收入水平低于25年前(1989年)的水平，大部分家庭的资产也贬值了，这对西方社会造成了巨大心理冲击。另外，“颜色革命”的负面例子接连出现，这些都可以说明问题。这也意味着现在是我们建构中国话语权的大好时机。

　　邓小平讲政治体制质量的三条标准：一是能不能保持政治稳定;二是人民生活水平能不能提高，人民能不能团结;三是能不能保障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中国是从这样的目标出发，从实现实质民主的目的出发，来探索民主的具体形式。十八大报告也明确提出，我们主要的民主表现形式是协商民主，这是有道理的，它表明中国民主有自己的文化基因，这是大量实践后的合理产物。

　　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13亿人口。在任何一个小国家里，如果一个决定10%的人不同意，90%的人同意，那这个决定一定是非常好的决定;而在中国，10%的人不同意也有1.3亿人，所以还是要协商，尽量把他们的反对程度降低一点。正是在这个实践过程中，协商民主的传统逐渐形成了。

　　曾经有美国学者对我说，你们人民代表的选举很不民主。我告诉他，我们的选举制度是有改进的余地，但是美国的国会代表选举也要好好改革。美国今天的参选比率一般不超过55%，而当选者大都是微弱多数当选，比如52%就当选了;这意味着那100个人当中，只有55个人参加投票，52%的当选率意味着当选者只获得了20几个人的赞成票，这也叫民主，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实际上，这无非是你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程序，认为这就叫民主。坦率地讲，中美双方在民主程序方面，都有很多改进的余地。但是从实质民主，也就是民主的实质内容来看，美国国会对美国老百姓问题的回应，远远不如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对老百姓的回应。高度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已经完全绑架了美国国会讨论的议题。事实上，西方民主在西方国家内部已经遇到了巨大的困难：第一个困难就是金钱政治。美国现在的公司捐款和个人捐款都取消了上额限制，这种金钱政治甚至连一些右翼政客都开始担心。另一个困难是治理失灵，也就是福山讲的否决政治，共和党否决民主党，民主党否决共和党，其结果就没法真正地进行有效的国家治理，美国的整体国力也因此走衰。第三个困难就是腐败问题。这里我顺便讲讲德国柏林机场，自2006年投资12亿欧元，至今尚未建成，但今天的预算已经是42亿欧元了，现在的柏林机场还非常原始，像我们一个地级市的机场。为什么没有建成?各种各样的腐败，各种各样的官司。

　　所以，中国的民主探索可以概括为从实质民主出发来探索形式民主，包括协商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选贤任能制度，组织制度，这些都是富有成效的探索与创新。十八大形成的新一代领导团队，连西方也认为确实相当优秀，一般的西方政客远远比不上这些经过实践锻炼的领导人。我们国家新型的民主集中制，是真的民主决策。一个五年计划制定基本上要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上上下下无数次的咨询、磋商，最后拿出的东西就具有很强的可行性。而美国则是小圈子决定，然后出售给公民。我们的决策做得比较好，执行过程中还要强调因地制宜，这在中国已经形成的一套传统。当然，我们的基层民主，包括村民委员会等等基层选举，不是很成功。恐怕政治文化中也有一个比较优势，英美主要族群的自治传统比较强，中国则是考核选拔的传统比较强。只要我们发挥好自己的比较优势，我们就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

　　所以，尽管中国现有的制度还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它已经可以跟西方的制度，包括跟美国制度相竞争;因为美国制度在过去几十年间没有提高，大部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甚至出现了下降。西方是形式民主决定论，我觉得这是简陋的、粗糙的、低智商的;而我们的目标则是实质民主，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实现实质民主的具体形式，这个过程是不断展开的，这条道路越走越宽广。

　　我的新书《中国超越》里谈到了几个对美国的超越。其中经济总量的超越不用多说，还有一个是中产阶级人数的超越。我估计十年之后，我们的中产阶级人数将是美国人口的两倍。还有一个我称之为政治制度的超越，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代表尽可能广泛的人群，而不代表特定的利益群体。直白地讲，就是美国最富的20个人、30个人、50个人可以左右白宫，而中国最富的100个人是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从所有的社会民意调查(包括皮尤中心和零点公司所做的民意调查)看，中国中央政府的威信一直是非常高的，最低也是百分之七八十以上，这跟西方国家完全不一样。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传统，多数地方上的危机和问题，甚至不用中央政府出面，一个省委书记甚至县委书记出面就解决了。

　　关于今天我们讲的话语体系问题。我们要逐步调整和完善共产党自己的话语体系，从而实现社会主义话语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有机结合。在我看来，平等是我们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东西，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与社会主义传统是吻合的，所以中国的大部分群众也很容易接受社会主义。还有就是爱国主义，现在西方想污名中国人的爱国主义，但这是徒劳之举。爱国主义一定是大多数中国人的价值选择，西方或者自由派挑战这个东西是愚蠢的，因为中国人的爱国主义不是简单的西方狭隘的爱国主义，而是爱一个文明，唐诗、宋词，黄山、峨眉山，都是爱国主义的一部分，这远远超过西方的范畴。

　　中国是有很多问题，但总的思路应该是在总体肯定的基础上谋求改进，而不是彻底否定。以腐败问题为例，要有全球的国际比较。西方是合法化的腐败，我们现在最多的是官员腐败，特别是在招商引资中的官员腐败。政府参与经济活动在中国有数千年的传统，老百姓对政府的期待跟一般国家是不一样的。在上海，菜市场价格稍微涨一点，老百姓就开骂了，政府怎么不来管管呢?而西方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与西方通过社会中介来实现经济发展的模式比较，中国通过地方政府谋求经济发展的模式，虽不完美，但交易成本相对更低。在西方，企业需要付出很大的交易成本，支付各种社会中介组织、游说组织，其中不少情况属于“腐败合法化”。中国需要自己想办法解套，我们不应该盲目照搬西方的做法，而应该结合中国的传统进行制度创新，从而更好地解决腐败问题。

　　曹锦清：从“西学东渐”到“再造语词”

　　关于问题中国，我想谈两点。第一点是“名实”问题。社会大转型时期会出现“名实的分离”，名找不到实，实找不到名。老子在《道德经》的开篇就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孔子提出“必也正名乎”，因为那个时代出现了“名实相怨”社会现象。名与实的关系在先秦诸子的辩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诸子百家中的名家专门研究这个问题。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带来了新名词大爆炸。据有人研究，白话文当中运用较多的术语大概有627个属于译语，我们的政治、经济、哲学、法学等学科的关键词，概无例外的源自英语、法语、德语的翻译，许多还是借道日本转运而来。共产党、进步、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等词皆属此类。在中西交汇之初，我们还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来发现在“体”与“用”的关系上不得不继续让步。1905年，晚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它针对的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支撑这种教育体系的知识分类体系。就此而言，1905年以后我们就开始全盘西化了。现在想在我们的高等学校里设立国学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传统的国学是按照价值高低来分类的，共有经、史、子、集四大类。西学则是按照学科来分类的，二者无法互嵌。我们的“新学”是按照西方的知识分类和学科分类来组建的，把中国的经典看成是资料、材料或史料，根据西学的分类系统加以重新梳理，由此形成了中国哲学史、中国经济学史和中国法学史等。这实际上是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当我们讨论现代和传统的关系时，并没有跳出西体中用的框架，这一点千万要重视。

　　这些西方语词被引进以后，不仅成为分析和认识中国的工具，还要执行价值规定的功能，以西方为标准，把中国经验作为改造的对象，罢免了中国经验申诉自己存在理由的合法性。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做的相对比较好。他坚持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强调中国经验的重要性。在《矛盾论》中，毛泽东突出的是矛盾的特殊性，而不是矛盾的普遍性。1938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42年，提出研究中共党史要“以中国为中心，研究中国问题”。

　　我们当前面临的悖论是，不借助于译语，完全依赖中国的传统语言根本无法有效思考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但利用这些语言，又往往会让我们胡乱思考，进而乱开药方。

　　第二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这两大核心概念的变动直接关系到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中共十四大指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解释了“什么叫社会主义”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想要回答“如何建设党”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从而实现党的第二次建设。在当代中国共产党的官方意识形态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三个核心观念。

　　先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原来的历史观，我们次第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有其理论贡献，它指出我们过去高估了自己所处的发展阶段，执行了一系列“极左”政策。初级阶段中心任务就是发展经济。这个结论有它的道理，但是没有回答和原有史观的关系，实际上，它对原有的史观根据实用主义原则进行了调整。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没有回答社会主义有没有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共产党是否将继续引领中华民族通向共产主义。

　　再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邓小平看来，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社会性质无涉，公有制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两大核心。但是有人提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根本无法兼容，只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才能兼容。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被提出以后，相关单位才组织人员来研究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否兼容的问题。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得到明确回答。

　　1996年以后，中央明确接受了苏南模式的失败和温州模式的胜利，集体所有制企业全面改制。现在的很多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相当一部分是从原来乡镇集体企业转化而来的。有人说，我们明明在搞资本主义，为什么还要讲社会主义。这种情况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如果承认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兼容，那么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必然就会演变成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轨。现在的国有企业和原来的国营企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国有企业里，劳动者是被雇佣的，比如江南造船厂现有各类职工3万人，其中2.4万人是农民工。在一些所谓的乡镇集体企业里，只有村集体才拥有对利润的追溯权，庞大的底层员工不过是打工者。有人说全国还有200多个村在实行集体经济，我去过其中的十多个，概无例外的都有个别德才兼备的人在支撑着村集体经济，一旦这些人不在了呢?恐怕这些集体经济难以避免被瓦解的命运。市场经济具有多重效应，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我们只能够用政策来消除市场经济过度的负面效应，但无法解决贫富分化问题。

　　最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一种稳定且有效的经济形态，如果拒绝回答社会主义是否存在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最终是否通向共产主义，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什么?

　　总之，如果共产党要长期执政，就必须保留社会主义和共产党这两个概念。现在的问题是，语词令人想到“封闭僵化的老路”，实践令人想到“改旗易帜的邪路”。新自由主义承认改旗易帜，但不接受“邪路”一说，党内有一部分人也认同这个观点。“左翼”承认“老路”指的是社会主义，但不承认这条道路是封闭僵化的。现在，“左翼”和“右翼”有结合的趋势，他们在民主选举上寻找到了结合点。

　　我建议，一个进步的中国需要在语词方面对这两个概念进行重新解释。要让百姓觉得，我们现在是这样的社会主义，是这样的共产党，并且觉得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党执政的合法性也就有了，而且可以有效应对来自“左”和“右”的过度攻击。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是1.0版本，邓小平时代的是2.0版本。我们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的3.0版本。李玲提出了“计算社会主义”，崔之元提出了“共有资源的增值部分让集体或者全民来分享”。

　　除了对语词进行再定义，传统文化里有很多语词可以被重新利用，这就是古为今用。我们可以用传统的语言，但内容必须是当代的。小康、大同、和而不同、中庸和人民等概念都值得重视。“人民”这个概念奠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却成为毛泽东时代的核心价值观念，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政府、人民政协、人民检察院、人民内部矛盾和为人民服务等。马克思的著作里只有阶级没有人民，列宁谈到过民族但没有谈人民。虽然市场经济把谁是“人民”也高度模糊起来，但这个概念仍然是可以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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