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日报》发表《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这篇文章后(后文简称此事为“辽宁冲锋号”)，遭致极右翼反共公知的强烈围攻，标志着引爆高校意识形态斗争，被港媒视为意识形态斗争进入第二波高潮，从互联网媒体发展到了高校。11月23日，在京举办高校意识形态问题研讨会。应邀请，京津两地众多知名学者、资深文艺人士、新媒体管理层齐聚一堂，就目前的意识形态工作展开了深入讨论。
北京大学法学院巩献田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摩罗先生，原北京市城郊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文茂先生，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郝贵生教授，北京科技大学青年教师左鹏教授，天津理工大学朱宝刚教授，华远集团原党委书记马绿波同志，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祝东力先生，天农网总编司马平邦先生，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国家一级导演艾辛女士，《国企》杂志社研究部主任郭松民先生，自由学者许玉杰先生、知名网络时评家云淡水暖等人参会发言。会议由总经理范景刚先生主持。
“辽宁冲锋号”，勇敢地撞向教育战线的“深海冰山”
“辽宁冲锋号”，如同上一个甲午海战中的中山舰，勇敢地撞到了长期潜伏在教育海洋深处的一座“巨大的冰山”。参会学者谈到，在人民群众心中，大学是神圣的、老师是高尚的，高等教育这座“宙斯的神庙”是不准被批评、被质疑的。但是，“辽宁冲锋号”拨开了这烟雾缭绕的神圣。这篇文章警醒了我们：圣殿，不一定真的神圣;传教士，不一定传播真理;输入西方知识理论，随时会演变为“圣战”!
巩献田教授在一开场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辽宁日报》发表的公开信只揭露了大学问题中的“冰山一角”，实际情况远比记者报道的要严重的多。当前，高校党组织对意识形态问题“无所适从、无能为力、无所作为”，导致了“无为而乱”的糟糕现状。很多高校领导和教员，对社会主义理想淡漠，缺乏共产主义理想，重业务轻政治。大学校园中西化、自由化、崇洋媚外、拜金主义、名利思想、个人奋斗非常严重，缺乏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团结互助的精神品质和道德风格。
有学者认为，高等院校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阵地，大学教师是塑造青年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灵魂工程师，高校传授的知识理论是国家政策的制定依据，所以，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做得好不好，将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中国有没有前途。
有学者指出，《辽宁日报》作为省委党报，发出了这样一篇文章，是非常有意义的，它将揭开长期无人问津、存在着严重问题的高校意识形态乱象。虽然这篇文章仅揭露了一少部分问题，分量还不够大、力度还不够猛，文风还不够尖锐，但已经是多年来所未有过的一件“破天荒”的事情了。不少与会学者都认为，这将成为共产党狠抓意识形态工作由整治互联网舆论乱象推向整治高校意识形态乱象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冰山露角，我们更要挖教育战线的“整个冰山”
参会专家学者、文艺与媒体人士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大学教育提出了一些看法和意见。
马克思主义学者郝贵生教授指出，当今大学校园里西方知识理论肆意泛滥，各学科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很多马克思主义的教授、思政教师，自己不信马列，却每天给学生们讲着马列。他们早已由一个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传播者，蜕变成了一个举着马克思主义旗帜混名利、混地位、混饭碗的功利份子。在经济学、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等领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全部被否定，而那些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理论反倒成了“圣经”。从人的层面来看，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早已不再是真理和正义的卫道士、传播者，而彻底蜕变成了市侩的小市民，甚至一部分人充当着商人、政客的角色。更令人担忧的是，其中一部分人对对社会主义、共产党、毛泽东充满仇恨，他们不仅在课堂大肆发表反党、反华、反毛言论，而且在文章中、交往中也一贯如此。
青年思政教师左鹏从思想政治课的角度谈到了意识形态的“漂浮问题”。他谈到两个问题。一是当前思想政治课教学过程中“以形式花样掩盖内容缺失”课的问题;二是思政教师本身缺乏党的政治立场，不信马克思主义、不信自己所讲的东西。左鹏老师进一步谈到，这和高校用人、评人体制有着密切关系。在聘用、选拔思政教师时，应把“信”放在首位，而不能跟风似的用什么“SSCI”、“211、985出身”来作为聘任、用人的依据。
著名文化学者摩罗先生提出了“不能怪老师”的观点。他认为，高校老师是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来的，要反思我们自己的教育工作。他提出了两个看法，第一是教育内容中本土文化资源的缺失问题。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教育内容中，主要是西方的思想、西方的文化、西方的知识理论，而缺乏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内容;第二是大学老师知识结构单一性的问题。摩罗先生认为，我们的大学老师知识结构太过单一、社会阅历较少，极其单纯幼稚，丧失了对复杂社会的判断能力。
著名导演艾辛女士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教育的定义、美国1958年“牛屎教育”的教育转型切入，提出了这些人所鼓吹的，都是些西方的糟粕，而不是什么正经货色。她认为，西方教育也强调大学培养普通劳动者的问题，这和毛泽东的教育路线是存有一些相似的。而那些“呲必中国”、“赞必西方”的知识分子，背弃了党的教育路线，一步步篡改了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政策，将大学变成了“精英教育”，进一步变成了“功利教育”，后来竟扭曲成了“势力教育、市侩教育”，这不仅是违反社会主义教育原则的，也是违背人类教育的基本底线的。艾辛女士认为，我们的教育要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观点为底线，以毛泽东教育路线方针为奋斗目标。
司马平邦以诙谐的语气讲到，现在的很多大学老师，已不再是中国的老师，已不再是我们党的老师，更不再是人民群众的老师。当今的很多“大学老师”，实际上早已成了一群为西方国家、为利益集团叫喊的走狗文人。他们靠贩卖自己的一张破嘴赢得学生的掌声、换取领导的提拔。而高校党委领导，则对这些事情视而不见，不管不问，反倒对拥护共产党、支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人进行打压、排挤，这是一种很变异的现象。
大家发言中谈到，近些年来，信仰马克思主义、坚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会被扣上“极左”、“文革余孽”、“走狗”、“危险分子”的帽子，在工作、生活、职业晋升上遇到很多外在阻力和内心压力。与会学者中不少人谈到了他们因此遭受到来自朋友、同学、家人、领导个人的回避、嘲笑、挖苦讽刺，甚至是远离和打压的事例。
会上，与会学者共同呼吁，共产党领导的高校不能培养社会主义的掘墓人。我们必须拿出愚公移山的精神，将这座潜伏在教育战线多年已久的冰山挖出来。
“教育的冰山”是怎么形成的？
在与会同志们的热烈讨论中，会议召集人范景刚同志对座谈内容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综合同志们的讨论内容，会议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这座“教育冰山”的形成原因。
从历史层面来看，以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开端，党的教育路线、教育方针被不断地修歪、篡改。毛主席的教育路线被全面否定，教育已不再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普通劳动者的育人摇篮，而被特色成了培养为资本利益集团说话的“精英教育”、为“洋大人”骂中国、贬损中华民族服务的“走狗教育”、“汉奸教育”。“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这个教育基本立场的转变，是导致教育一步步功利化、势利化、西方化、反华反共化的根本原因。说白了，我们的教育，不再培养有文化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普通劳动者，而是培养人上人的“精英”。这势必导致走狗、汉奸的大量涌现。
从现实情况来看，意识形态问题的根子在经济政治上。改革开放以来，有些人打着改革的旗号搞“(白色)革命”。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体制演变成了市场说了算、私有制独霸南天门、经济来管共产党的“邪体制”。经济利益集团建立了邪体制，就必然需要一大批假和尚跳出来念歪经。这种情况下，绑架教育部、篡改党的教育路线，培养资本利益集团的吹鼓手是必然的事情。加之这些年党内出现了严重腐败，社会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确实存在，因此也就导致了一些幼稚的老师盲目崇洋媚外、呲必中国。甚至，其中一些人当了走狗、汉奸，拿着国外的钱反过来谩骂攻击自己的祖国。
就教育界内部来看，可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方面，教育部这个“大鳌头”逐级地、次第性地往下面“放毒素”。第一，教育部选人用人方式的独特变异性，导致了教育战线整体上“都换成了对方的人”。实际扶植了大量思想反动、言论西化的“去中国化”践行者。这些人实际占领了学术界、教育界的权威地位，而且一代代、一级级的繁殖下去，导致教育战线整体上“被占中”。第二，教育部筛选出来的这些反动权威们长期、到处鼓吹歪知识、邪理论，毒害青年学子。第三，他们掌握着学术水平的评价权利、握有攻读学位、晋升职称、分赃科研经费等大量实际权力，他们让知识教育界起什么风，知识教育界就得起什么风。近年来，这些学术权威要么因道德低下起邪风、要么拿着国外的经费吹西风、要么附庸资本集团煽歪疯、要么因没当上贪官儿羡慕嫉妒恨仇恨吓抽疯，这必然导致知识教育界妖风乱刮、西风肆虐。
另一方面，高校党委成了一个个的“软鳖头”，全都缩到壳子里不动弹。党的领导首先是思想政治的领导，这一点在知识教育战线尤为重要。然而，多年以来高校党委、党组织软弱涣散、各级党委领导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高校里不抓思想、不管言论，对意识形态问题“绕着走”、“不摘刺”、“爱惜羽毛”，做所谓“开明绅士”，甚至很多党委完全迷失方向，将一些带有反华性质、渗透目的的国外奖项、国际合作、海外捐助当作“政绩”拿出来炫耀。更有甚者，一些党委领导自己反过来骂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打压排挤党内的健康势力。很多高校党组织领导干部，拿着国外的走狗当宝贝，却将爱国主义、认真讲政治、汇报思想的同志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进行歧视、排挤、隐性打压。
如何凝结我们自己的“教育冰山”？
科学家研究心理治疗、邪教洗脑的过程时曾打过一个比喻，“一个人的思想人格好比一个‘冰块’，要促进一个人思想、态度、语言、行为的整体改变，就要先将这个‘冰块’融化掉，之后再根据操纵者的意图进行重新‘凝结’”。
那么，我们如何“融化他们的冰山”，又如何“凝结我们的冰山”呢?对此，与会的同志们积极地献计献策。马绿波同志在会上发言指出，对这一事件(“辽宁冲锋号”)，中宣部、教育部等中央机关应做明确表态。张文茂先生发言强调，党中央应该代表国家意志明确表态，如中央不表态，下面不好办。几位同志也谈到了同样的忧患，认为党中央、各级中央机关必须自上而下的“亮剑”。司马平邦谈到，共产党必须“内紧外松”。大家一致认为，当前的教育问题，责任不在普通老师，而在高校党委。祸根，在教育部。因此，解决“呲必中国”的问题，要从党内开始。
首先，在教育战线开展激烈的党内斗争，教育部要带头“涅槃”。教育部负责执行贯彻党的教育路线、教育方针，教育部党委、教育部党员干部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传播者。绝不准许反对马列主义的人霸占教育部的领导岗位，指挥我们的教育界。对教育部的党委领导、主要党政干部，有必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摸底调查，分清你我、锁定对象。关键岗位上，存有严重错误思想、政治立场上不坚定的领导，要调离工作岗位;长期以来存有一贯的错误言行的，要开除党籍，必要的开除公职。对于思想理论上有西化、自由化、去中国化、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倾向的专家学者、一般公务人员，要调整岗位，收回权力。另一方面，要出重拳在教育部深入开展反腐斗争，先将教育系统的腐败源头清理干净。向教育部砸第一锤子，重在形成震慑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扭转风气。
第二，对教育系统进行全面整党、逐级清党换血，促使高校党委逐个“涅槃”。高校出问题，是领导干部、学术权力出了问题，主要责任在党委、在校长、在学术权力机构。要彻底解决高校问题，首先要在各高校进行反腐斗争，捉出党内的蛀虫，把自己清理干净，共产党做事才会硬气、党委说话才有底气、广大师生才会信任。进一步，根据客观行为对高校党委主要领导干部、重要领导岗位的党员干部进行政治评估。存有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直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背弃中国立场、群众立场、党员立场的，要调离关键领导岗位;对意识形态、思想政治问题“绕着走”，怕担责任、包庇纵容、姑息养奸、以形式主义来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要给予党内处分并降级使用。对行政上崇洋媚外、交往上攀附权贵的党委领导，要取消其行政级别。曾排挤打压过敢于斗争的进步同志的，更要严惩。另一方面，清党是为了换血。全面清整高校党委、党组织的同时，更要注重培养新的党委领导干部。要让具有坚定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信念，为老百姓讲话、有品德、有血性、敢于站出来的新一代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充实到高校领导岗位。逐步占据我们曾丢掉的“党委、党支部”。总之，光说不干不行。光谈思想、写稿子不行，人要必须换。要不然，领导刮什么风都是好领导，最终倒霉的还是好老师、老实人。
第三，要目标明确、奖惩分明，树立正反面典型，扭转知识教育界的整体风气。司马平邦表示，党报应对报道的对象进行公开点名。有针对性的依据事实对目标高校、教员展开公开批评。同志们认为，党的各级宣传机关与教育部门要公开处理一些负面典型，形成震慑作用。同时，对长期以来敢于同西化势力作斗争、在各种压力下依旧站稳中国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理论战士”、“文化斗士”进行表彰和宣传。各高校党委，也要严肃处理那些“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的人，更要对保护过“共产党的锅”的人给予表彰奖励、提拔重用。如各级教育部门、宣传机关、各校党委依旧空话连篇，坐在一边看笑话，那就干脆滚下台!
第四，开展“新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恢复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重新评价真理。郝贵生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么多年来教育界的祸根，在于抛弃了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教育方针。在新的历史时期，有必要再来一次新的真理标准大讨论，重新探讨“什么是真理”的问题，举起毛泽东教育思想的伟大旗帜，恢复马克思主义在科教文战线的指导地位，利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评价西方知识理论体系、科学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复归社会主义的革命的教育路线。逐步建立我们自己的知识理论体系、价值评价标准，创造我们自己的教育内容、文化资源。
警惕利益集团借此转移矛盾，拿善良的老师们当替罪羊
参会同志们多次提醒，意识形态问题的根源在政治经济，深入开展反腐锄奸斗争才是工作的中心任务，摧毁资本利益集团、铲除贪官污吏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思想的问题应主要靠思想斗争的方式来解决。对于言论、行为长期存有问题、一以贯之的教员，要依据党章党纪、行政规章、法律法规进行严肃处理。
但处理、斗争的首要对象，是高校里的主要领导干部、学术机构的实权人物。务必切忌和严格防止扩大化，切忌有人浑水摸鱼，搞乱队伍，借此转移矛盾拿我们善良的老师们开刀！
黎 声
201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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