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把别人概念照搬来了就是新概念、新表述、新范畴，而是中国能为世界社会科学体系提供什么样来自中国的新概念、新表述、新范畴。
一
最近，《辽宁日报》策划了一版关于高校课堂的文章(见《辽宁日报》2014年11月14日“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这篇文章一石激起几层浪。我认为这版文章的意义不在于揭示了所说的现象，这版文章也没有否定高校教师这个群体，而是鼓励我们教师如何站稳、站好、站直三尺讲台，更好地将自己的课上好，真正起到传道授业解惑的效果。
不过，我也注意到网上针对《辽宁日报》的一些批评意见太极端，有的甚至充满着话语暴力，我认为这种批评方式盛行只会助长社会的乖戾之气和对立情绪，违背了我们倡导的协商民主价值观。因此，有必要学会如何将这种情绪性意见引导到建设性轨道上来。
二
多年来，我为学校一年级本科生开设的课程是《国际关系导论》。我这门课没有给学生提供统一的教材。学校不会干涉我一定要用什么教材，但是不干涉并不意味着我可以随便选择教材。根据我多年研究国际政治的体会，我在比较和研究了各类国际关系教材后，决定按照自己对这门课的理解来上。我并不赞成完全用美国翻译过来的国际关系教材，即使要用，也必须中外多种教材配套用。我曾经碰到一个留学生，这个留学生说如果来中国学社会科学，用的都是美国的教材，那他还不如到美国去留学，这话给我印象很深。我研究过美国高校国际政治课的不少流行教材，大同小异，形成了其自身的体系，当然也有不少缺陷，主要是按照美国对世界的理解来写的，带有美国特色。我的教案尽量克服这些缺陷，坚持在中国的世界观、价值观为主的前提下，兼顾他国，讲授国际关系的一般原理和知识。
三
我上这门课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知识的平衡：我认为老师有责任引导学生平衡地接受知识，扩大学生的眼界，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有的时候，中外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道会有很大差别，我在评论部分就要告诉学生不同报道背后的价值和国家利益观所在。平衡并不意味着没有原则，例如，学生们有时会不自觉地跟着英语媒体把一些国家称为专制、集权、独裁、威权、邪恶国家时，我则必须予以纠正。这种平衡、比较中接受知识的方式，不仅有助于开阔知识面，了解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判断能力和联想生成能力。
知识的鉴别：教师所了解的信息和知识不一定比学生多。现在教师上课如果照本宣科，已经很难胜任现在时代对教师职业的要求。我觉得引导学生对信息和知识的鉴别对教学环节很重要。人生有涯，早学会鉴别，教会其鉴别，而不是让学生自己在摸索中去鉴别，可能更有必要。我个人认为那种放任地让学生在自己读书过程中自己做鉴别，并认为这才是尊重学生自由的教学方法是不负责任的。有的时候，社会领域的许多现象和知识很难鉴别出真和假、对和错、是和非，因为“真”的对立面不一定是“假”，“对”的对立面不一定是“错”，“是”的对立面不一定是“非”，这个时候，往往树立自己看问题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对鉴别能力就很关键了。
知识的转化：概念是人思维的关键环节，用什么样的概念，就可能出现什么样的结论。有个研究生用一个外来概念回答问题，有位教授就反问这个学生，“你如何用中国概念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件事给我触动很大。我们现在的社会科学，基本用的都是英美特色社会科学的概念，我不反对用这些概念，但是假设我们的思维全被这些概念覆盖以后，无异于大脑被外来概念彻底格式化了一遍，操作系统与社会实践出现很大不兼容，最后被这些概念牵引着走，很难有创新，即使有创新，那也是在别人体系下创新。
现在流行一句话，就是要构建融通中外的哲学社会科学新概念，新表述，新范畴，对此，我的理解并不是把别人概念照搬来了就是新概念、新表述、新范畴，而是中国能为世界社会科学体系提供什么样来自中国的新概念、新表述、新范畴。这个工作很艰巨，也很持久。一旦明了概念的转化效应以后，对一些问题的表述会收到不同的效果。
四
我最深的感受就是讲好一门社会科学基础课。这么多年来，严格来说，我国在大规模引进外国社会科学知识后，目前还没有完成概念转化工作，形成自己的教材体系。这种状况主观上导致动辄用别人的概念和话语研究和讲解社会问题的现象，这样往往讲不通，甚至还会误导。窃以为，我们学者面临着在中外交流互鉴中构建自己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历史性机遇。学者们如果还认为条条框框束缚太多，没有条条框框就可以写出大部头经典作品来，这种认识确实落后当今中国活力迸发的时代。作为一名普通的高校教师，我和我周围的同事都觉得不是学术自由不够，而是值得研究的议题太多。所以，与其在“西化”中打转，不如肩负“化西”的责任来。●(苏长和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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