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必须治本，这个“本”究竟是什么
中国药科大学 张志坤
中国的反腐败事业正在向纵深发展，治本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这大概是当代中国罕有的几个共识之一，即反腐败必须标本兼治，首先要治标，因为如果不能很好地治标，所谓的治本就无从谈起，但治标只是第一步，只是反腐败的起点，最根本的还要治本，这是反腐败的最终落脚点，只有确实解决了治本的问题，才能真正赢得反腐败的胜利，可以说，是否治本，这是反腐败成败与否的根本标志。
但是，究竟什么是反腐败所治之“本”呢?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要治本首先就得知道什么是“本”，不把什么是反腐败所治的 “本”搞清楚，所谓治本就无从谈起。
有人说，这个所谓的“本“其实就是制度。对于这个制度，狭义上讲，就是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各项具体办法，不给权力留有任何寻租的空间，使人不能腐、不敢腐。这大致上是机制层面的;广义上讲就是民主制度，有人说，民主制度有选票，有监督，民主国家一般都没有腐败问题。这大致上是体制层面上的。
坚持上述意见的很多都是专家、学者，他们认为，腐败在中国之所以蔓延泛滥到今天这般严重的程度，核心问题是制度问题。对于这种意见，我们不妨将其形容为制度决定论。
还有人认为思想意识是根本。人们经常可以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场景：被揪出来的腐败分子面对镜头侃侃而谈，什么辜负了党的培养教育，放松了党性修养与思想改造，世界观人生观出了差错云云，于是乎人生连同官位就一并悲剧、呜呼哀哉了。确实，在人们所接触到的廉政与反腐败惩防体系中，思想教育是重要的一环。
从这个角度出发，腐败就成了思想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即只要正确的思想意识坍塌了，腐败就不可避免。
坚持这种意见的很多都是身体力行从事反腐败的官方人士，特别是各级领导，他们在反腐败的有关讲话报告中，往往要浓墨重彩地强调加强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对于这种意见，我们不妨将其形容为意识形态决定论。
还有人认为，中国腐败问题之所以发生发展，这是现阶段中国特定经济、文化及历史背景下的必然产物。他们认为，中国快速发展，经济规模迅猛膨胀，市场竞争无孔不入，利润最大化是全社会的总目标总追求，在这种情况下，腐败难以避免，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经历这样一个阶段，更何况中国传统上所固有的人情社会，伦理文化，都会助长中国的腐败具有全般、全面与全社会的突出特征，甚至说，当代中国并不只是官员与权力腐败，而是整个社会集体腐败，腐败的思想、意识、行为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中国的腐败问题只有在超越功利主义金钱至上的这个历史阶段，并在扬弃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这种说法由来已久，特别是前几年反腐败雷声大、雨点稀的时候，一些人在教导老百姓全面看、辩证看的时候，这一说法甚为流行。
这种意见，显然是站在历史文化的高度挖腐败的根子，对此，我们不妨将其形容为历史文化决定论。
三种意见谈及了腐败问题三个方面的“本”，应该说，上述三种说法各有各的道理。但这样一来，有关反腐之本的问题就更加突出了，因为按照人们惯常的思维逻辑，所谓“本”只能一元而非多元，这就如同靶标的靶心只能是一个而不能是多个一样。但问题是，反腐败治本，究竟应该瞄准其中的哪一个定的为本呢?
以制度为本，优势明显，一是可以按需制订，缺什么补什么。二是可望立竿见影，直接拿来施用;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制度说到底还是他律，而世界上任何他律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百分百地有效，人类社会的一切制度无非都是一种契约，要靠大家从内心里认可认同并自觉地遵守，如果有人要刻意钻制度的空子，没有哪个制度不能钻开。形象一点说，所谓制度反腐，就像是小偷与警察之间的博弈，也譬如老婆看管丈夫的外遇，所以，制度灵不灵，关键不在于制度本身，而在制度下的人。在当今中国，无数制度成为可怜的摆设，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以思想意识为本，问题直指信仰信念，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宗旨问题，的确切中要害，因为当今中国的腐败如此炽烈，就是人的私心欲望汹涌澎湃的结果，如果把腐败比作一口大锅，市场经济所主导的社会架构比作炉灶，则“一切向钱看”的无尽私欲就是熊熊燃烧的底火，正是在私欲澎湃的蒸熏中，无数的人才丢掉了基本的信仰与人生的正确指南。在这种情况下，不去规范束缚人们的欲望，而想遏制腐败，是典型的扬汤止沸，缘木求鱼。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历史课题。中国改革开放一个重大的结构性缺陷就是顾此失彼，物欲的潘多拉盒子一经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结果就是当代中国社会一方面是经济上的全般崛起，而另一方面则是精神上整体性的坍塌。时至今日，坦率地说，如今的中国在规范约束人心欲望上可用的资源实在贫瘠。西方有宗教传统，在相当程度上支撑着人们的信念，教堂为净化灵魂而忏悔。与此相对应，中国则是有迷信没信仰，寺庙香火鼎盛，大多为升官发财而跪拜;传统的伦理文化本来在天理人欲上积淀深厚，但先有“五四运动”的彻底打倒，后有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的洗刷，以至于到现在仍然灰头土脸，上不得台面;而正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遭遇了普世价值的强烈冲击，至今还处在艰难的恢复期。凡此种种，都使任何一个经略体国的人面对当今中国人欲横流的现实心有余而力不足，也使得攻心为上的治世要诀(反腐败也是如此)找不到切实有效的抓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境界至高无上，但臻于这等思想水平无异于圣人之列，古往今来鲜有其人!)，令人望而却步。
至于第三种历史文化决定论的说法，理论上不无道里，但没有任何实践意义。中国不能因为历史文化的原因就对腐败现象有所容忍，也不可因为市场经济就对腐败予以适当都放纵。这种历史文化决定论的说法等于是把问题往后拖，把任务交给未来。这不仅仅是政治偷懒，而且还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社会态度，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看，这差不多构成了一个历史流氓的现实标本。
比较上述三种反腐败治本之说，可以看出，反腐败所治之本不是制度，而是人心，人心代表自律，制度只能他律，没有自律，他律靠得住吗;人心是灵魂，制度是外衣，没有灵魂，外衣再怎样包装也无济于事。
当然，做思想文章，抓灵魂所止，历来是最艰难最深层次的治理任务，从来都只有那些体元立极、德化天下的人才敢于问津，对大多数人而言，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所以也就只好孜孜于功利上的得失了。但是，历史发展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现如今的中国已经把这样一个历史任务突出了起来，不管收治人心这项工作有多难多艰险，中国的执政者都要责无旁贷地担当下来，这是中国改革转型的重要内涵，也是中国社会发展转型的重要内涵，是一项相当艰巨的历史任务。正因其难，方为其本，便宜便捷或者唾手可得的“本”从来都不存在。
这充分说明，反腐败治本必须政治挂帅。
“政治挂帅”是一个很久不见的词句，在很多人看来，这个词是“文革”的符号，是“左”的代称。自从改开以来，人们避之唯恐不及，世俗以只讲经济不谈政治为尚，说“政治挂帅”可能要被当做怪物。这其实是偏见与短视。事实上，政治仍然是社会生活中决定一切的东西，一切社会生活的对错是非，最终还是要归咎于政治上的取舍，所谓万变不离其宗。反腐败也不例外。在反腐败这个问题上，追本溯源，思想信仰仍然是一切问题的核心，如果对内心的私欲之魔无能为力，以为外在的制度约束可以包打天下，注定要归于失败。
所以，面向未来，反腐败的基础是必须重塑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并依靠这一信仰将我们的民族从物欲横流的苦海中解脱出来，所谓“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是也。不解决这个问题，不管多么好的制度，也要最后沦为虚设。
这还说明，反腐败在中国还必须大力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今中国，究竟需要资本主义精神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这曾经是一个很有争议的命题。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世事沧桑，现在这个问题已经非常清楚，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自己如今都陷入危机中而不能自拔，资本主义精神更无法带领中国走向未来。在肃清腐败还中国以清廉这一点上也是这样。资本以及由资本而来的资本主义在给中国带来繁荣的同时，也造成中国惊人的堕落，而腐败就是诸多堕落中的一种，可以干脆地说，腐败是当代中国资本主义化的直接产物。因此，继续资本主义化对只能是饮鸩止渴，要挽救中国的腐败堕落，必须借助于优秀的传统文化，把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中所固有的忠节文化发扬光大，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新的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成为规范中国人生存伦理的具有宗教意义的价值规范。中国只能自救而不能他救，指望资本主义那里有什么可治中国腐败的疫苗，要么是天真幼稚，要么就是别有用心。
这还说明，反腐败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不可能孤立进行，必须与其它一系列重大社会与政治设计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当今中国的执政者而言，没有全面深入的执政党建设为背景为基础，反腐败就是孤魂野鬼，不会获取应有的政治合法性;它是重塑精神世界的基础性工作，因为如果不想用金钱填补人的内心世界，那么就得寻扎另外的替代品，这就是一个精神再造的过程，而反腐败就是这一过程的重要抓手;它也还是中国社会与历史再觉醒的砥石，中国社会必须经过一场反腐败暴风雨的洗礼才能轻装上路，而如果不经过这样一场洗礼，所谓的“中国道路”就将泥泞不堪，而在这条路上所做的“中国梦”，也一定是不干净的。
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想起了苏轼评价韩愈的话来：“文起八代之衰， 道济天下之溺”。当今中国的反腐败大致上也是这样，反腐败不是为反腐而反，说到底还是为了寻求一种“道”，这个“道”应该能够“济”当今中国的“天下之溺”，为此必须找到真正的“本”之所在，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反腐败只有把正确的“本”鲜明地树立起来，其所追寻的“道”才能光芒灿烂地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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