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高校的一些教师公开宣讲资产阶级自由化、历史虚无主义，丑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与建设的历史，丑化党和人民的领袖，对西方国家不加分析地美化、神圣化，干着“端着共产党的饭碗，砸共产党的锅”的事。出现这种现象根本原因，是在贯彻落实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过程出现了失误。
一、 党的思想路线未能贯彻到底
30多年来的实践表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虽被重新提出，但在实践中并没有被全面贯彻。只讲主观目标，不顾实际、不顾国情的主观主义，只讲一点论的形而上学，在改革、开放、发展中有许多表现，导致严重的后果，至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更没有进行总结，吸取教训。
这种违背实事求是的主观主义有许多表现：
根据某一时期、某一地区改革的成功经验，片面地认为普遍适用，用行政命令强制推行，甚至不惜采用组织措施，导致很多不良后果。 在农村改革中，强调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强调了发展农业和农民增收，却忽视了把农民“组织起来”，发展和巩固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性，从而削弱了农村的基层政权。
对于经济增长，不顾各地条件的不同，自上而下设定增长指标、不分部门地分配招商引资指标，层层分解下压，甚至搞末位淘汰，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报数据掺水，统计数据失真，在国家资源、环境、土地利用、工人和农民权益保护等方面造成诸多问题;
在城市化建设上，不顾客观条件，贪大求洋，搞大拆大建，城市建设中普遍出现城市的规划、建成区面积大大超过本身的经济体量和常住人口规模，造成大量的房地产泡沫。
在指导思想上，主观主义表现为强调“现代化”而忽视“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这两个前提;强调生产力的发展，而不分析生产关系，不分析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对上层建筑尤其是意识形态形成的冲击。这种主观主义和片面性不仅出现在决策层，也在各级地方政府的执行过程中泛滥。
主观主义之所以泛滥，最重要的原因是还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意识形态领域，由于强调了“现代化”而忽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学习就被片面化为对西方经验的照搬照抄，甚至把新自由主义作为指导我们搞现代化的理论，完全忽视了两种基本社会制度、两种国情的不同，陷入了洋教条主义。
这种洋教条主义对高校办学产生了深刻影响。自上世纪80年代起，经济学在突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同时，走向了全盘引进西方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新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也几乎都经历了全盘从西方引进的过程。于是，全盘西化变成时尚的潮流。到20世纪90年代，高校的社会科学理论已基本西化，而马克思主义公共课则被边缘化。在办学方针上，学术规范与标准是西方的，教学和科研所使用的分析概念、分析方法是西方的，社会科学的评价标准是西方的，甚至研究的议题设置也是模仿西方的。许多985、211高校把建设“一流国际研究性大学”作为目标。在大学办学的评价体系上，上海交大参照西方评价标准所设立的亚洲大学的评价体系，客观上成为我国高校办学的指挥棒。985、211高校几乎都把在国外杂志上发表论文作为提供巨额奖励和优先晋升职称的条件，把用英语开课作为教授的基本能力。有的高校还规定，只有在西方国家进修过半年以上，才能晋升教授或副教授。许多高校把引进“洋博士”作为招聘人材的基本条件，个别高校国际关系学科的系主任竟由美国人来担任。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量引进，到培训出的第二代、第三代已熟练掌握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高校教师，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在高校中的主流地位已经确立，向国际一流研究性大学看齐已成为高校的办学方向。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对高校大量的投入，包括千人计划、长江计划以及各种项目和基地的建设，客观上对高校文科的西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是在阶级社会中人们对以现实物质生产为基础的各种社会知识在理论上的概括。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一方面反映了现代化进程的一般经验，需要我们学习;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带有自己的阶级立场和价值，需要我们警惕和鉴别。一旦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在高校的科研和教学中占据主导地位，就不能不深刻地影响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影响高校培养的青年学生，从目前一些党和国家高级干部的身上也能明显地看到这种痕迹。组织部门一度盛行高级干部的提拔必须先到美国培训的做法，就是这种洋教条主义在组织路线上的反映。
党的历史证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党的生命线，但是要坚持始终却不容易。对主观主义的危害以及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性，至今还没有清楚的认识。这个问题不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就难以找到根治的办法。
二、 党的政治路线也没有全面贯彻
党的政治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成果。这条路线虽然提出了，但并没有被很好地贯彻，突出表现在没有把两个基本点相互贯通，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长期以来，改革开放的一手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一手软。特别是在涉及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问题上，出现了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动摇以至否定。这方面的失误，是当今意识形态领域失守的政治原因。
在四项基本原则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核心。30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发展、扶贫、就业、民生、社会保障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很大，但同时社会分化也很快。截止2012年，全国最富有的10%的家庭所占有的资产，占所有家庭资产的84.6%，其中占所有家庭金融总资产的61.01%，占非金融总资产的88.70%，基尼系数实际为0.61。(西南财经大学家庭金融分析与研究中心尹之超：《中国家庭金融行为分析》)这与皮凯迪在《21世纪资本论》中对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分化趋势的分析是一致的，但中国分化的速度更快。它的后果是导致社会主义理论由实而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与人们实际生活脱节的套话。
在农村改革中，给个体农民经营上的自主权利，提倡工业反哺农业，给农民资助、补贴或社会保障等都是对的，但这并不能代替对于农民的教育，更不能代替走组织起来的道路。以防止村干部贪污为由，彻底废除村级组织提留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看似保护农民利益，实际上取消了农民对村集体的义务与责任，从而抽掉了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思想基础;以追求效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对乡镇企业进行的改革，导致大部分地区贱卖土地和集体资产，挖掉了农村基层组织的经济基础。这样一来，新中国30年来建立的集体经济基础瓦解了，建立在集体经济基础上的共同体没有了，农民的集体意识也没有了，总之，在农村实现共同富裕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条件都没有了。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一方面是被市场所分隔的小农(如在征地失地过程中利益受损的农民，被抛到市场经济中去自谋生路的弱势群体，拼命打工也无法富裕且合法权益时常受损的农民工)，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是从党的组织、党的主张而是从宗教中获得精神寄托;另一方面，他们又被市场经济所引发的欲望和政府实行的惠农政策吊大了胃口，习惯于向上伸手要，只讲权利不要责任。在这种条件下，农业可以增产，农民可以增收，但无法在农村建成社会主义。
在公有制企业改制中，迷信市场和产权理论，片面强调只有产权明晰才可能有效率，而看不到市场除了有调动人们积极性和对资源配置有效性的一面之外，还是个人主义和无限欲望的经济基础，对党的队伍具有极大的腐蚀作用;看不到私有制的确立对整个经济基础乃至上层建筑的改造作用;在强化私有产权的正当性、合法性的同时，大大地削弱了发展公有制经济的正当性、必要性。在对外开放中，片面强调引进外资，在许多时候、很多方面抛弃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在经济发展中，突出GDP、税收指标，使政府高度依赖资本，在很多情况下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了劳工群众的对立面。
30多年来，改革开放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并没有实现相互贯通，统一于实践之中。社会主义从经济基础到意识形态、社会组织方式都在逐步地退出、淡化，或被有意无意地放弃。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基本原则，并不只是一句口号。“建国以来的历史问题决议”对毛泽东思想概括出三个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但没有充分强调毛主席的最大贡献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寻找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来，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进行了艰难而伟大的探索，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建立起铁的纪律和优良作风，这是党的战斗力的保证。即使是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长期以来，也没有认真地坚持。对群众路线，也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才在全党重新开展学习和教育活动。对坚持独立自主，在对外政策和经济发展中都有值得总结的教训。因此，不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以来走了一些弯路，以至意识形态领域失守的根本原因之一。
坚持人民民专政的基本原则也遇到了很大的问题。人民民主专政是由宪法规定下来的我们国家的国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从而对人民本身无法进行客观分析、做出科学结论，从而不能形成正确处理阶级关系、劳资两利的方针。如果共产党抛弃了阶级分析的方法，脱离或回避了阶级分化的事实，客观上就会偏袒强势的国内外资本，从而也就谈不上发展人民民主。现有的人大与政协中，一线工人和农民的比例到底有多大?又有多少代表资本的比例?从第十二届全国人大河南代表团的成员结构中可以看出，171名代表中，按照公布的代表界别构成，其中⑴ 中直机关代表13名(占全部代表总数的7.60%);⑵ 工人代表10名(占全部代表总数的5.85%;⑶ 农民代表18名(占全部代表总数的10.53%);⑷ 党政领导干部代表60名(占全部代表总数的35.09%);⑸ 专业技术人员代表34名(占全部代表总数的19.88%);⑹ 企业负责人代表35名(占全部代表总数的20.47%);⑺ 归侨代表1名 (占全部代表总数的0.58%)。但是，在10名工人代表中，真正的一线工人仅1名(郑州铁路局马寨车站站长)，专业技术人员5名，企业负责人3名，私企老板1人。在18名农民代表中，根据不完全的信息披露大致可以看出，其中村干部兼(集体)工商企业负责人10人;私企老板5人;街道办事处公务员兼(集体)工商企业负责人2人;村医1人。这样的结构表明，即使不发生湖南衡阳贿选那样的违法违纪问题，这样的全国人大代表的结构组成，也很难代表广大工农群众，更难形成监督、制约党政官员和资本的政治力量。离开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就分不清敌我友，讲人民民主专政也就变得理不直、气不壮。在这种情况下，要运用专政的力量来保卫人民的利益，特别是要去改变不合理的分配结构，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
在中国的阶级结构、价值观念发生深刻变化的条件下，如果不能很好地坚持上述三项基本原则，即使坚持了党的领导，也很难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长期以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始终不坚决，关键在于认识不清，理不直、气不壮。如此一来，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就只能处在为维护政权打防御战的被动状态。高校出问题只是具体阵地的沦陷。
三、 解决高校文科问题的根本在于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
高校是一个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各种现象、具体经验、社会情绪进行理论化、价值化，并面对青年学生及社会进行教育传播的机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镇。因此，必须强调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要求教育部和高校领导讲政治，必须制订严格的制度和政治纪律，违纪必处。但也要看到，高校在意识形态上所出现的问题，有现实的经济基础和系统化的西方理论作为支撑，有着广泛的社会情绪作为市场，甚至还有党内力量的同情与支持。这些主张自由化的学者与境内外媒体和敌对势力又有着广泛的联系，不是几个文件、处理几个人就能解决得了的。
解决高校文科的问题必须强调治本。这个本就是要解决好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治党上开了一个很好的局，取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应当在这个良好开局的基础上，在党内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然后形成党的建设、意识形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线图。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不否定前后30年历史的认识上，更重要的是要从总结执行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经验教训中把这两段历史统一起来，形成正确理论和党内共识，以此来统一全党思想，凝聚全国人民。
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但无论在革命、建设还是改革的进程中，都会犯错误，有时候是很严重的错误。但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不同之处在于善于发现、认识和改正错误，不断聪明起来，把事业胜利地向前推进。如今，历史又到了一个重要的关节点。从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高度来认真总结建党以来、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和教训，是治党和建党的牛鼻子，是解决好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的前提，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能否实现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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