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达到改革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况是很有必要的。”“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结果平等是不应该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弘扬一种来自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式公平观念。好比一个大家庭，家长指定老二上大学，老大做苦力供养老二。但由于他们对大家都有‘群体认同感，’就不会认为有什么不公平!”——厉以宁(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1957年划右派时，厉以宁属于北京大学右派边缘人物，1958年下放到北京门头沟劳动锻炼，文革期间下放到江西农村劳动。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后翻身得势，人称“厉股份”。】
什么叫私有化?弗里德曼88年来中国，他在上海就讲私有化，到了北京，大概是快要离开的那次宴会上他就讲，"我想来想去，彻底的公有化就是私有化，彻底的私有化就是公有化。"所以这种概念讨论我不认为有太大的意义。我还是坚持我97年给中央的那封信里的意见，社会主义与否跟国有不国有没什么关系。为此我去查过《邓小平文选》，《邓小平文选》里就没有这个国有这个词。——吴敬琏(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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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吴敬琏的父母均打成右派分子，27岁的吴敬琏与父母划清界限，并揭发批判。1964年批判经济学家孙冶方（中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34岁的吴敬琏积极参与批判。直至1983年中共十二大闭幕后，吴敬琏还是市场经济的反对者。岂知其后来以积极鼓吹市场经济闻名，人称“吴市场”。】
“国家需要由精英而不是由劳苦大众治理。”“我们反对穷人当家作主(除非是精英)，赞成精英管理国家。”——茅于轼(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著名经济学家)
【1950年，21岁的茅于轼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分配到齐齐哈尔铁路局，从火车司机做到工程师。1958年被打成右派分子，1960年下放到山东藤县庄里东村公社改造，文革中遭到群众批斗。1978年改革开放后翻身得势。1993年茅于轼和盛洪等经济学家，共同创建了由美国基金会以及私人资本资助的民间智库“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网罗一批经济学人，倡导自由市场经济。茅于轼等人长期散布言论咒骂毛泽东，咒骂社会主义，公开为资本主义吹鼓呐喊。】
假如日本当年真的统治了中国，最终的结果也不过使中国的民族从56个变为57个。——文怀沙(著名国学大师、上海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
【1963年12月，北京东单青艺剧场，举行逮捕文怀沙的宣判大会，罪名为“诈骗、流氓罪”，判处劳教一年。其罪详情为:自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顾问，称与周恩来、陈毅很熟，与毛主席谈过话，以此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1964年5月，文怀沙被正式拘留，后长期在天津茶淀农场劳教，劳教号码:23900。直至1980年4月解除劳改。但他的年表如今却写为:“1978年，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被释放。”】
“中国至少需要被殖民三百年”、“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刘晓波(2009年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依法逮捕。2010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1955年刘晓波生于吉林长春，1969-1973年随父母下乡到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大石寨公社。1974年7月作为知青插队到吉林省农安县三岗公社。1976年11月长春市建筑公司当工人。1977-1982年在吉林大学中文系学习。1982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89年3月-5月应邀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后因回国参加XX事件而中断，犯下“反革命”罪被捕，并开除公职。】
“国家进口一总理，或者干脆让美国人来打理”、“只要民主制度健全，即使统治者是外国人，主权仍然在民”。——袁裕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
在全球化条件下，安全的概念要重新考量。什么叫安全?我从来不认为粮食是个安全问题。如果真打起仗来，粮食到处可以种，北大校园都可以种粮食。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包括资本、人力的流动，依存度高了以后，大家不愿意动干戈，我觉得没有经济安全问题。——张维迎(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
“为了日中关系，我同意删除狼牙山五壮士”、“岳飞、文天祥根本不是民族英雄”。——余桂圆(国家中小学教材组编写组长)
要老百姓学习“笑眯眯的印度乞丐”、“武训传”——南方周末
“我有很多汉奸理论，例如早在1997年，我就曾经与现已故法学界重要学者谢怀轼谢老，争论过抗日战争问题，我曾说，以历史的后见之明，当年要是日本占领中国就好了。”——萧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财经》法律顾问)
“做亡国奴嘛，呵呵，不错的选择!沦为殖民地嘛，哈哈，很好的归宿!”“日本军队又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你猜我何以自处?我就会学习汪精卫先生和周作人先生，做千夫指的汉奸!”“如果有一天我执掌了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我一分钱就把她卖给美国作它的第五十一个州。”——焦国标(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报刊言论作家，杂文家)
“学习日本，让美国保护中国;国家可以不要，但必须要人权”。(清华大学国际问题所研究员庞中英)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皇帝换了又换，朝代换了又换，唯一没换的是文人“公知”当权治国。中国文人“公知”当权治国的体制最悠久、最彻底、最系统、最全面，结果就是中国朝代更迭最频繁，内乱内战外患最多，大规模自相残杀死人最多，科学技术发展最缓慢。文人“公知”跟任何政权都没有不可割裂的关系，随时随地可以投靠别人，不需要顾忌政权的灭亡，是名副其实的亡国动乱专业户，几千年来亡了一朝又一朝，败了一家又一家，已经亡国亡惯了，败家败惯了，根本不在乎再来一次亡国、再来一次“顺天应时”、“良禽择木而栖”——说是“社会必须由精英管理”，几千年来给谁管谁破产，还要继续管，还要“社会必须由精英管理”。而敢于对文人集团下刀子的皇帝，无不被文人集团咒骂为“暴君独夫”。
毛泽东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文人公知，不过是说了窃国者们想说，而又不能公开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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