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对于中国的实体经济持比较乐观的态度的，并不认为中国马上将要面临硬着陆的问题，不过还是要保持充分的警惕的。
1月10日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第二十二期“新常态下的中国与世界”在清华经管学院伟伦楼报告厅举行。会议邀请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张晓强、世界银行中国、蒙古和韩国局首席经济学家Chorching Goh、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余永定、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财政部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刘克崮、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邢广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袁钢明、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雷鼎鸣等嘉宾参加。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前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主持。
余永定
余永定博士作为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有着长期的研究。在新常态下金融领域应该怎么改革的问题上，他认为中国现在确实进入了一种新常态，而这种新常态有一系列的基本特点：首先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了，第二是中国需要改变自身的经济增长方式，第三是中国需要改变自身的经济结构，第四是中国需要改变自身的资源配置方式。他认为在做到后面三点后，经济增长速度是必然会下降的，但是这种下降需要控制在一定得范围内。他本人对于中国的实体经济还是持比较乐观的态度的，并不认为中国马上将要面临硬着陆的问题，不过对于这种可能还是要保持充分的警惕的。
余永定在发言中就产能过剩的问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中国钢产量的产能是10亿吨，但是实际上只能用掉百分之七十几，因此就会有两亿多吨的钢被剩余下来。日本是世界上的钢产量大国，产能占全球8%，中国则是钢产量第一大国，占全球占48%~49%，中国过剩的产能基本超过了所有重要国家的钢产能总量。在这样情况下是通过采取刺激钢铁需求的方法，还是通过把钢铁厂关掉的方法，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事实上关厂和去产能都是不可避免，但是去产能的时候，GDP肯定会下降的，而这个下降的GDP实际上是黑色的GDP，而绿色GDP是没有下降的。
余永定说从12年开始，中国适龄劳动人口就开始下降了，仅12年一年就减少了230多万。从国际通行的标准上看，中国的总体杠杆率在250%左右，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数字了，但这并不是最令人担心的。中国的企业债务是14亿美元，而美国的企业债务是13亿美元，中国在企业债务上已经超过了美国，这意味着负债与还债能力上差距太大，这样一种企业的杠杆率是全球都没有的，是非常危险的。
余永定认为中国经济存在着三大风险，企业风险，地方债的风险，房地产风险，另外资本外逃也需要关注的。对于企业债务而言，影响企业债务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一是资本的效率，这个能够通过资本产出率来衡量;二是企业的付期之前的利润率;三是银行给企业贷款的利息率;最后再加上我国的资本化程度。而直接融资方面则不用担心，但是这个所占的比重相对较低。对于地方债来说，需要考虑的是地方政府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意愿偿还债务。对于房地产风险，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房地产价格的下降，会不会造成一种房地产市场的崩溃。至于资本外逃，余永定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先例。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余永定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从长远来讲，是一条可以说是自然的发展道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不能是人为的，因为通过各种各样的额外政策进行刺激，很可能会造成一系列的风险。同时，人民币国际化跟资本外逃不是一个概念，人民币国际化给企业提供了大量的套汇的机会，造成热钱流入的很厉害，因此人民币的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中国要尽量放松资本管制，否则国际化的进展不会很快，或者很顺利的，因为这两者之间是存在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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