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毛主席最早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战略构想。此前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从政策和技术层面强调节制生育，而毛主席则是从人口战略的高度，运用辩证思维，试图建立一套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人口红利与人口控制、人口目标与节育途径相协调、相统一的长远良性机制。
然而，在“特别是”时代，弃置毛主席的充满人文关怀的计划生育战略不说，还凭空冒出了一个“错批了马寅初，多生了三亿五”的指责。于是，计划生育这辆多轮驱动的国策之车，在只求人口降下来、不管采取何种手段的“猫论”哲学指引下，开始向另一条道上疾驰狂奔。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其所造成的恶果，世人有目共睹。
首先，运用行政强力手段强制推行“一胎化”，造成新生代人口的断崖式锐减，导致延续二十多年的人口红利骤然转变成人口危机，中国社会陷入了未富先老的尴尬境地。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政府已经在农村人口中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当时的政策是“鼓励一胎、允许二胎、限制三胎”，对已经多胎生育的育龄妇女，则动员、组织结扎绝育。改开以来，计生政策由原来的柔性、弹性转变成刚性、硬性。改开当局肆意扩充计生队伍、强化计生机构，并不惜动用国家专政机器，在城市乡村全面推行“一胎化”生育。这种政策推行三十年来，造成的结果是：
一、适龄劳动人口锐减。“一胎化”政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执行，这意味着三十岁以下的青壮劳动力将有一个明显的断层，也意味着在今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我国将面临着严重的人力资源短缺。众所周知，三十年来的所谓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人口红利。在中国人口的“毛泽东阶跃”中，六十年代是一个重要的生育高峰。这批六十年代生人，在毛泽东时代普遍接受了初、中等的国民义务教育，文化素质普遍高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同龄人。价廉质优的劳动力资源，成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最厚实的资本，也是中国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最大优势。由此，我们就不必惊讶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内地招商引资的天文数字。不是改开当局特有魅力吸引了海外资本，也不是海外资本家对中国内地有着特殊的感情，吸引他们的是中国内地人力资源这块特大特鲜美的蛋糕!而三十年后的今天，原来的适龄劳动力逐渐进入老年阶段。上世纪一刀切的“一胎化”政策，使新的适龄劳动力断崖式锐减，人力资源的断层没有任何缓冲的坡度，这势必对国家经济发展造成硬着陆式的强烈冲击，导致跨世纪的正常发展在半途便戛然而止。
二、人口结构成倒三角畸形。“一胎化”推行三十多年来，已经历了整整两代人。那么，假定一对三十岁的男女结合组织家庭，他俩的上面是双方父母共四人，而他们的下面正常情况是一个孩子。这样就成了“4——2——1”的倒三角形结构。这里面临着的突出问题是，在我们的人均收入只有日本五分之一的时候，已进入了与日本一样的老龄化社会。这种未富先老的现象，不仅加重国家社保负担和个人生活压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也将面临极其严峻的局面。
三、“一胎化”还将带来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包括独生子女的心理健康问题、失独问题、兵源问题以及军队战斗力问题等。还有一种怪现象是，一胎化后的养育成本不但不降，反而大幅提升。这与独生子女的珍贵程度有关。有关各方利用这一卖点大作生意，大赚其钱。以致推波助澜、水涨船高，在社会保障远没跟进的情况下，导致养育成本不断攀升，人民大众苦不堪言。
其次，三十年来的野蛮计生、暴力计生，严重伤害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并把国家置于国际人权被告的可悲境地。
毛主席有一个基本原则，只要是面对人民群众的、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就必须在工作中坚持贯穿群众路线、必须做和风细雨的思想工作，无论任何情况，决不能动粗，决不能强制，哪怕造成损失耽误。在计划生育问题上，一以贯之的就是：鼓励为主、劝说为主、批评为主。毛主席的底线是，人民的权益决不能受侵害。
不幸的是，三十多年来，中国计生工作所因袭的却是野蛮粗暴、无视民瘼的“邓式作风”，所实行的是一条行政强制的反人民、非人道路线。强制堕胎、强制引产、强制绝育成了基层计生工作的目标三部曲，深夜潜入村庄抓人搬东西成了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常态。要想知道这种工作的野蛮粗暴程度，我们不妨摘录几条中国农村墙上迄今仍保留的计划生育标语：“一人超生，全村结扎”、“该流不流，扒房牵牛”、“谁强行超生，谁就倾家荡产”、“今日逃避计生政策外出，明日回家一切财产全无”、“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打出来!堕出来!流出来!就是不能生出来!”······够了!够怵目惊心了。这就难怪广大群众把深夜行动的基层干部比作日本鬼子进村，认为共产党比国民党还要坏。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受到了无法修补的损害。
这种计生政策势必引起国际反响。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一直占据人权的道义制高点，在国际上大力倡扬反种族歧视、反性别歧视的黑人解放和妇女解放等运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凛然正义面前，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世事难料，想不到三十年后乾坤倒转，天天嚷着与国际接轨的所谓开放的中国则由国际人权原告着着实实地变成了人权被告。西方反华势力则紧紧揪住中国计生这块人权软肋不放，一次次把中国政府置于极为难堪的境地，国家形象严重受损。一个曾令第三世界国家扬眉吐气的带头大哥，居然变成吞声饮气天天挨克的小媳妇。
再者，超生罚款的做法严重助长了社会工作领域的拜金主义风气，同时导致法治环境愈加恶化、生育公平问题日益突出。
曾几何时，超生罚款成了农村基层计划生育的主要处罚手段，以罚代法的方式成为三十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工作常态。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罚款的价位水涨船高，不断加码。这直接导致三个不良后果：
一、以罚代法普遍实施后，计划生育工作便陷入了空前的执法困境。鉴于计划生育的普泛涉及面，国家的法制建设受到了全面而深刻的冲击，法治体系被这种半途杀出的法外处罚手段所严重摧毁。
二、由于超生罚款属于额外收入，基层各级机构按比例分成，干部个人按比例提成。在超生罚款的利益导向驱使下，农村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把其他工作挂在一边，在抓超生、捞罚款这件“美差”上全力以赴、趋之如骛。由于超生罚款按对象家庭的经济状况分等论价，基层干部就千方百计揭人家底、“看菜下饭”，同时讨价还价、威逼恐吓，无所不用其极!活生生地把农村基层工作变成了“刮地皮”、“吃大户”的敲诈勒索生意场。
三、经济处罚成了控制超生的主要手段，那就意味着有钱就可以任性，可以多胎生育;那就意味着平民百姓只能生一胎，大款、大腕们则可以想生多少就生多少。这就牵涉到一个更沉重的话题，那就是生育公平问题。即便按照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生育权与生存权的平等也是最基本、最根本的平等，遑论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
最后，三十年的暴力计生，还导致计生机构队伍的庞大臃肿、流动人口管理的难度增大，最终大幅推高行政成本。
为了应付计生工作中抓人、扣人、搬运计生对象家的家具什物，以及为了应对农民暴力对抗等不测事件的发生，农村基层乡镇三十年来不断强化计划生育机构的职能、扩大机构规模、扩充计生队伍。县级一般都设置了人口管理大队、各乡镇设置人口管理中队，同时配置车辆、器械、办公用具，俨然一个抗暴执法别动队，成了城管之外政府的另一只强力队伍。当然，声名狼藉、民愤极大是这两支队伍的共同特点。
另外，在暴力计生和金钱计生的双重压迫下，无钱无势的超生对象一般都采用外出躲避的方式，来摆脱所面临的处罚，这就是曾在春节晚会上亮过相的所谓超生游击队。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大，地方政府的计划生育工作又面临着一个新的课题，那就是外来人口管理。这无疑又增加了计划生育工作的管理难度，导致计划生育的行政成本一再攀升。
三十年前，彻底抛弃毛泽东思想、全面否定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治国理政路线，已使社会陷入全面的危机。计划生育工作，只是这种社会矛盾的一个方面。但窥一斑而见全豹，透过计生危机，我们能够痛切地感受到资改路线的邪恶，真切地认识到其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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