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阳：文人“公知”必谋乱世

　　目录：

　　一.文人“公知”利在乱世

　　二.文人“公知”热爱乱世、赞美乱世的例证

　　三.文人“公知”根本不在乎乱世祸国殃民

　　四.文人“公知”如何以文乱世

　　一.文人“公知”利在乱世

　　文人“公知”必图大事。不图大事，不当“公知”。大事者，得势也。文人“公知”得势即得志。得志必不可一世，不得志必谋乱世：乱世才可得势——乱世才有军阀割据，有军阀割据才亟需邀买人心，亟需邀买人心才不得不“礼贤下士”，才不敢在整体上得罪善于呼风唤雨制造舆论的文人“公知”。乱世才有纵横捭阂;乱世才有“周游列国”;乱世才有苏秦张仪;乱世才有“三顾茅庐”;乱世才有“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仕”。“天下统一、强国富民”对文人“公知”没什么好处——天下统一，“读书做官”面临的是“买方市场”：止此一家，别无分店，想往上爬就得歌功颂德。只有乱世才是“卖方市场”：“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强国富民，实干能干兢兢业业创造财富的工农兵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吃香，舞文弄墨搬嘴弄舌巧取豪夺空手套白狼卖嘴吃白食的文人“公知”吃瘪。天下大治，创造财富的吃香;天下大乱，掠夺财富的吃香。天下不乱，“公知”不赚。浑水才能摸鱼，趁火才能打劫，乱世才能让文人“公知”如鱼得水左右逢源进退自如。这一切决定文人“公知”的私利在天下大乱而不在天下大治，在军阀割据而不在国家统一。

　　中国的文人“公知”从来就没有满意的时候。稍不如意即不得志，一不得志即谋乱世，因此文人“公知”或迟或早必谋乱世。

　　二.文人“公知”热爱乱世、赞美乱世的例证

　　1.乱世有自由，有自由就有一切，因此乱世的人活得滋润、活得人模人样：

　　——“民国是个乱世，但这个乱世有自由”、“这样的自由，不仅让文化人得意，其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活泛起来。军阀、流氓、土匪、商人、掮客、买办，无论人坏人好，都很有性格，随便拎出一个来，就都有故事，个性鲜明。一句话，活得人模人样的。”(人大张鸣)

　　——“的确，民国没什么了不起，国家穷，政府乱，还受外国人的欺负。但是，民国有自由，知识人，尤其是姜文这样的电影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搞创作。”(人大张鸣)

　　——“民国是战乱频仍的时期、军阀割据的时期、国家力量不强的时期，但是文化还不错，教育还不错”、“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还是说文化艺术，民国都是很可观的，我们后来称之为大师的人都是民国产生的，1949年以后是大师的人，观点很正确的人，也是民国产生的，没有一个不是”、“民国政府其实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经济、军事上都有一些准备，都做了一些事情”(人大张鸣)

　　2.乱世是文人“公知”扬眉吐气的黄金时代：

　　——“中国‘士’的黄金时期在春秋战国，真正的‘百家争鸣’发源于此时”、“自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专制制度，到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一家之后，思想开始受到禁锢。”(资中筠)

　　——“民国是个乱世，但这个乱世有自由。因此，教育和文化都很有起色”、“逛胡同成为常态，放言无忌”、“读书人精神和肉体，无比舒泰，创造力陡然增加”、“文化艺术和教育领域，人才辈出”、“现在民国很让我们怀念的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对政府保有很强的批判精神”、“民国给了他们创造的空间，也给了他们批评的空间，他们就用这个空间去骂给他们空间的政府。面对这样的批评和骂街，北洋政府没脾气，国民党政府想要干涉一下，但基本上也没脾气。他们没这个胆量，去给文人们的嘴上贴封条”、“军警不仅不敢再抓捕学生，而且极力苦劝学生不要外出演讲，甚至于有跪地哀求的”。(人大张鸣)

　　——“这是一个文化人牛皮哄哄的年代”、“无论牛人还是不牛的人，大多保持了行动的自由，和则干，不和则散，没有人为了权势低三下四”、“那时候知识分子的力量大，《大公报》一篇社论就是能左右国内舆论”、“一个媒体人耸动天下的时代”、“一支笔，任你总统还是总理，都得掂量掂量”、“社论一出，天下景从”。(人大张鸣)

　　3.乱世无碍中国民族产业打下天下蓬勃发展：

　　——“民国的企业家，是在乱世打天下，而且打下天下的经营奇才”、“在几乎没有国家保护的条件下，开创出一条中国民族产业的新路。”(人大张鸣)

　　——“除了教育以外，民国的实业也办得很好，”、“民国时期的关税还不自主，那时的企业家都能做出成绩”。(人大张鸣)

　　4.乱世的三教九流土匪流氓黑社会很精彩很可爱：

　　——“连民国的武人，江湖人物，都各具特色。有的骄横，有的谦恭，有的快意恩仇，有的阴险狡诈，有的老谋深算，有的鲁莽裂灭。但个个都个性鲜明，你就是你，他就是他”。(人大张鸣)

　　——“那个时候流氓土匪好像也想很精彩，干了一些事，像杜月笙这样的都很精彩”、“连帮会中人，也有杜月笙和范哈儿这样的可人，令学商各界翘楚，称道不已。国学大师章太炎总统和主席都不放在眼里，偏偏要给杜月笙的家谱作序”、“在国民党政府控制下的黄色工会，不再替工人说话或者组织罢工时，杜月笙和他的门徒就承担了这个惹事的买卖”、“为了支持这些罢工，杜月笙甚至不惜冒跟政府当局搞翻的危险”、“黑社会也自然会以下层社会的执法者面目出现，在很多场合充当裁判”。(人大张鸣)

　　5.窃国大盗并不坏，军阀割据并不坏，军阀混战既文明又好玩：

　　——“袁世凯是一个雄才大略之人”、“找不到皇帝了，只好就袁世凯去当了。袁世凯其实不太情愿”、“袁世凯死了，中国也跟着输了”、“倒袁正中日本的下怀，日本当时弄《二十一条》，就是要把袁世凯搞臭，现在看来就是一场得逞的阴谋。”、“袁世凯是不是罪人?段祺瑞是不是罪人?我觉得都不好说，很难下一个断言说肯定是罪人。”(人大张鸣)

　　——“清末民初的中国有自由，军阀战争相当文明”、“当年这些老军阀打得还是比较文明，他们有老道德，毒气弹打得也不是你死我活”、“他们是尽可能不伤及无辜，现在回过来看是相当文明的。那时候战争力度不大，真有人愿意看热闹。成都第一次巷战，这些老百姓搬板凳出来坐着，像看足球一样地看。”(人大张鸣)

　　——“新式军阀很多都是绅士变的”、“不能说军阀是外国的走狗，国内军阀接受外国支持很正常，因为中国是弱国，接受别国支持，不等于说就是它的走狗和提线木偶。中国历史研究，受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极易把问题的分析简单化，很难说明历史真相”、“军阀混战。当然有些军阀是比较不错”、“民国也有建设，很多小军阀比如刘文辉，在那么偏僻的地方搞建设，做好事，建学校，老师也有板有眼的”(人大张鸣)

　　——“过去说北洋军阀，多少带有污名化的意味。其实，北洋军人，曾经是中国的精英，他们是中国近代军事现代化的产物”、“尽管他们中很多人成了割据自雄的军人统治者，但也在各地的统治中，做了很多的事情”、“在各自区域，都有很多贡献，很多建设”、“就个人品质而言，大多数军阀都还可以，至少对当地老百姓，他们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糟”、“吴佩孚就比较好，不花钱，阎锡山也是，他把山西当成国家来建，自己却不怎么用钱，把山西建得很棒”、“好客的张宗昌”、“段祺瑞不爱钱”、“一点积蓄也没有”、“段祺瑞就很好，不抽大烟，也不赌博、贪污，他也不需要钱，甚至不买房子、不置地、不搞产业”、“孙传芳，待人接物，极其绅士，他治下的江南父老，对他个个称道。满口五常八德的吴佩孚，偏偏要声援五四学生。执意复辟清朝的张勋，对他的家乡人，好得不得了。满嘴粗话的张作霖，进了他拿钱办的学堂见先生，却一个劲儿地鞠躬作揖。用水龙头给部下洗礼的冯玉祥，掌兵十万，自己却总是穿着士兵的粗布衣裳”。(人大张鸣)

　　6.无政府的乱世比有政府的治世好：

　　——“政府不干什么比干什么更重要”、“没有强有力中央政府给索马里带来的无政府状态，既给予了索马里人经济自由，也塑造着未来的索马里国家形态：联邦制、地方分权与自治，这已经改变了并还将继续改变索马里人的生活。”“在武装势力控制地区，大多数情况下是有秩序的”、“当各武装派别为了保存地盘而对经济无暇管制时，索马里人享受了在非洲国家还不普遍的经济自由。”“在缺乏政府介入的情况下”“医疗卫生和教育能稳步提升”、“认为无政府就是天天打仗、就是混乱的观点，忽略了这种无政府包含着相当的经济自由的事实”、“经济自由，哪怕是产生于各武装势力忙于争权夺利而无暇顾及民间的隙缝，也可以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南方周末：“索马里：民众生活不太坏”)

　　——“一个社会发育完善的国家，即使没有政府，也能运转良好”、“有没有政府，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一个县有点警察维持一下社会治安就可以了。如果地方自治有规模，连警察都可以省了。”(人大张鸣)

　　7.动荡的乱世丰富多彩，又有意思又好玩：

　　——“民国时代虽是社会政治上的动荡乱世，却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色彩斑斓的时代”、“民主受尊重的时代”……(“民国范儿”)

　　——“民国很不幸，国家很弱，又赶上一个丛林时代，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总是惦记着欺负我们，近邻日本，还老是打算把我们灭掉。所以，难怪文人们老是骂街，老是抱怨。幸好，在抱怨和骂声中，民国给我们留下了好些好玩的故事，记录下来，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可，作为更深层的思考，也可。”“这就是民国，一个说不完、也说不清的时代，一个有故事，有个性的时代。”(人大张鸣)

　　——“民国时代国家很弱，总是挨列强，尤其是日本的欺负。但民国却是一个充满了生机，也充满了色彩的时代”、“有特别的‘范儿’，属于自己的‘范儿’，有意思，好玩。”(人大张鸣)

　　8.乱世不会导致中国灭亡：

　　——“列强一时半会儿，又没有吃下中国自己来管的意思”、“压力仅仅来自西方列强的国内。毕竟，20世纪了，西方国家的民主人道的思潮今非昔比。对列强落后国家过于放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比较不那么费事的话，西方也不是不想瓜分这个古老的大国。但是，这种欲望，显然要低于驯化这个国家，将之纳入西方世界的愿望”。(人大张鸣)

　　9.根本不用怕乱世饿死老百姓——只要稳住“精英”，老百姓饿死都不会造反：

　　——“在历史上，农民活不下去了，真的会造反吗?未必。一般来说，农民活不下去的时候，首先的选择，是逃荒，携家带口逃离活不起的家乡，到别的地方去。其次，就是等死，逃不走，就待在家里，活活饿死，或者自尽。其三，如果有领头的，去吃大户，一般来说都是和平地吃，不是把大户抢了，把人杀掉。即使到了这一地步，离造反还远着呢”、“即使有了活不下去的情形，只要民众相信，导致饥荒的是天灾，是不可抗拒的理由，他们就会认命;只要民众没有感到其中有特别的人为的因素，或者即使感觉到了这种因素，也没有力量去抵抗，他们也会认命;只要不存在抗争的文化和风习，他们也会认命;只要没有反抗的种子，没有领头的人，也没有社会组织资源，他们也只能认命。有的时候，即使所有导致造反的因素都在，没有即时发生的巨大而且难以克服的恐惧，而且导致集体的恐慌的情况下，也未必会有造反”、“有心造反的火种，几乎在任何时代不缺乏，但火能不能烧起来，还要有干柴和煤油。即使三者皆备，还要看社会精英的态度，如果精英都无心力撑，甚至要倒戈了，那么统治者也就到寿了。在所有的革命机制里，只有革命跟进性的民众，其实并不是决定性因素”、“革命的共性，是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社会的精英阶层”。(人大张鸣)

　　10.中国不该结束乱世，需要回到乱世重新补课：

　　——“不能一言蔽之说民国没有搞好就否定它，这是不对的，可能中国早晚还是要走民主共和的路。”(人大张鸣)

　　——“今天来看，当时唯一正确的途径是慢慢把民国办好，而不是急于再改变”、“慢慢走下去的话，也许这个夹生饭是可以煮熟的”、“中国后来走上共产主义革命的道路，可能具有某种偶然性”、“民国的课题是今天我们的课题”、“现在看来我们还得重新翻这一页。”(人大张鸣)

　　三.文人“公知”根本不在乎乱世祸国殃民

　　天下大乱、军阀混战，遭殃的是国家和人民而不是文人“公知”。文人“公知”的利益与人民和国家完全对立，当然不在乎乱世会祸国殃民。

　　1.文人“公知”根本不在乎老百姓遭殃

　　文人“公知”自命“精英”。“精英”意味着“优等”，“优等”意味着“优胜劣汰”，“优胜劣态”意味着“淘汰垃圾人口”——茅于轼说：“劳动不创造财富”。这就是说，创造财富的不是劳动人民而是“精英”：“精英”创造财富，“精英”创造历史，“精英”养活劳动人民。劳动人民既然靠“精英”养活，那人家可以养，也可以不养;用得着就养，用不着就不养;高兴就养，不高兴就不养，跟家畜没什么两样，不是人而是“会说话的工具”。既然不是人，那就不配享受人的待遇，不配被当人看——“劳动不创造财富”意味着劳动一文不值，劳动一文不值意味着劳动多余，劳动多余意味着劳动人民多余。既然多余，自然可以消灭——“淘汰垃圾人口”。从文人“公知”自命“精英”、宣布“精英创造历史”的那一瞬间，“淘汰垃圾人口”的结论就不可避免了。

　　(文人“公知”禁提“阶级斗争”，却鼓吹“优胜劣汰”。他们说“阶级斗争”残酷，却不说“优胜劣汰”更残酷——毛泽东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专政少数人，文人“公知”坚持的“优胜劣汰”是少数人消灭多数人——“优等人”淘汰“劣等人”、“消灭垃圾人口”。毛泽东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否认专政对象是人，不否认其生存权，所以有“给出路”。文人“公知”坚持的“优胜劣汰”不承认对方是人，不承认对方的生存权——“顶层设计”了“改革代价”、“下岗三千万”还不算，还要指着鼻子喝斥下岗工人“你就不配活着!”——斩尽杀绝连活路都不给，更谈不上“给出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给出路”与“你就不配活者!”哪个残酷?哪个灭绝人性?)

　　人大“公知”张鸣说，乱世好，乱世有自由。“这样的自由，不仅让文化人得意，其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活泛起来。军阀、流氓、土匪、商人、掮客、买办，无论人坏人好，都很有性格，随便拎出一个来，就都有故事，个性鲜明。一句话，活得人模人样的”——被列入这个“人模人样”清单的有“文化人”、“军阀、流氓、土匪、商人、掮客、买办”……“三教九流”面面俱到，唯独没有人民群众。这决不是疏忽和无知——人民群众在文人“公知”心目中不是人，当然不在“人模人样”之列，同样也不在文人“公知”的“人性”、“人道”、“以人为本”中的“人”之列。

　　人民群众既然不在文人“公知”的“人模人样”范围，那自然杀了白杀。张鸣赞美“乱世有自由”时“真话不全说”，不肯说的正是最要害的：张鸣们那美妙的“乱世自由”中最大最核心的“自由”是“杀人自由”——“高等人”草菅人命滥杀百姓的自由。“乱世人命不如狗”。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说：“土豪劣绅势盛时，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长沙新康镇团防局长何迈泉，办团十年，在他手里杀死的贫苦农民将近一千人，美其名曰‘杀匪’。我的家乡湘潭县银田镇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二人，民国二年以来十四年间，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被杀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杀的两人是完全无罪的乞丐。汤峻岩说：‘杀两个叫化子开张!’这两个叫化子就是这样一命呜呼了。”蒋介石下令花园口决堤，秘而不宣，根本不许组织百姓转移，毫无准备的老百姓突如其来遭到灭顶之灾，直接淹死和饿死多达八十九万人，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所杀中国军民的三倍——这是不是不折不扣的“杀人自由”?这乱世中国的“杀人自由”有多凶狠?新中国1953年人口普查6亿，50年代人口每年增长至少1300万。1949年前无官方人口普查(既然不把老百姓当人，当然不屑在全国搞“人口普查”)。既然如此，那就只能假定人口无增长。这意味着1949年之前的乱世中国每年“非正常死亡”人口至少1300万。(有人拍脑袋一口咬定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人口5亿。就算如此，那也意味着中国人口从1900年的4亿增长到1949年的5亿用了50年，即平均每年增长200万——这仍然说明1949年前的乱世中国平均每年“非正常死亡”人口至少1100万。)对如此骇人听闻的“杀人自由”，整天满口“人性”、“人道”、“以人为本”的文人“公知”从来无动于衷置若罔闻——俞可平说没有了这种杀人自由的“1949年之后”没有了“以人为本”。换句话说每年“非正常死亡”人口至少1300万的1949年之前的乱世中国是“以人为本”的时代。这并不奇怪，因为文人“公知”心目中老百姓不是人，不管死多少也仅仅是个数字，毫不足惜，更不是罪恶，所以即使每年“非正常死亡”1300万老百姓也仍然属于“以人为本”。

　　文人“公知”既然自命“精英”、认定人民群众是“劣等”、“垃圾人口”，当然不会在乎老百姓的死活，当然不会在乎乱世必使老百姓遭殃。

　　2.文人“公知” 根本不在乎国家灭亡

　　创造财富的需要国家保护，掠夺财富的需要权力保护——国家的存在是长远的，必须深谋远虑持久打算，必须保护创造财富;权力的存在是暂时的，只能只顾眼前，为此不惜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掠夺财富。文人“公知”只掠夺财富不创造财富，需要的是权力而不是国家。天下大乱崩溃的是国家而不是权力。即便中国被侵略被瓜分被灭亡，消失的也是国家而不是权力，不会从根本上损害文人“公知”的利益——所以才会有“三百年殖地”。

　　文人“公知”的唯一能耐是舞文弄墨搬嘴弄舌。他们只认同靠舞文弄墨搬嘴弄舌就能获得一切的体制，只认同靠舞文弄墨搬嘴弄舌就能获得权力的国家——资中筠、张千帆说“打出来的天下谈出来的国家”，明确宣布只有文人“公知”通过舞文弄墨搬嘴弄舌“谈出来的”政权才是国家，而共产党“打出来的”政权不是国家。既然他们说不是国家就不是，那自然可以随意推翻，包括制造乱世来推翻。

　　文人“公知”说，历史是文人“公知”创造的，财富是文人“公知”创造的，国家靠文人“公知”治理。不是文人“公知”靠人民存在，而是人民靠文人“公知”存在;不是文人“公知”靠民族存在，而是民族靠文人“公知”存在;不是文人“公知”靠国家存在，而是国家靠文人“公知”存在——人大“公知”张鸣说：“祖国没了我们这些一个个的人，也什么都不是”——既然张鸣早把人民群众排除在“人模人样”之外，那“我们这些一个个的人”当然只包括“文化人”、“军阀、流氓、土匪、商人、掮客、买办”。这跟陈有西说的“先有家才有国，没有家哪有国”、“只有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满”都是一个意思：“国家靠文人‘公知’存在”。既然国家靠文人“公知”存在，那文人“公知”不高兴就可以不让国家存在。

　　既然文人“公知”自认为可以不靠民族生存、不靠百姓生存、不靠国家生存，那他们又怎么可能在乎百姓的生死、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存亡?所以他们会“顶层设计”出“改革代价”、“下岗三千万”、“腐败有理”、“腐败不是最优也是次优”、“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带血的GDP”、“牺牲环境保发展”、“牺牲健康保发展”、“任凭假冒伪劣泛滥”、“银行私有化”、“允许外资控制中国金融”、“强制推广转基因主粮”、“销毁核武装取信美国”、“学习日本，让美国保护中国;国家可以不要，但必须要人权”、“你就不配活着!”……

　　认同“人民创造历史”的结论是“为人民服务”;认同“‘精英’创造历史”的结论是“优胜劣汰”。在文人“公知”看来，天下大乱不过是大规模的“优胜劣汰”，虽祸国殃民但不伤文人“公知”，反而使文人“公知”如鱼得水、“无比舒泰，创造力陡然增加”、“活得人模人样的”。国家民族和老百姓的命在文人“公知”心目中根本一文不值——那么多文人“公知”一天到晚那么多连篇累牍，说过中国几句好话?说过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中国老百姓几句好话?只要一提就是鄙夷不屑冷嘲热讽阴阳怪气，连汶川大地震都要说成“天谴”，变着方地幸灾乐祸挖苦老百姓死了活该。所有这一切都证明，文人“公知”的利益与人民和国家完全对立。文人“公知”不但根本不在乎天下大乱，而且欢迎天下大乱——为了文人“公知”高高在上，天下必须大乱，国家必须分裂，社会必须动荡，老百姓必须家破人亡

　　四.文人“公知”如何以文乱世

　　文人“公知”孜孜不倦告诉人们：

　　——国家不可爱，何必要爱国，尤其不能爱中国——希特勒讲爱国，所以谁爱国谁就是希特勒，就是纳粹，就是爱国贼。“当年要是日本占领中国就好了”，袁世凯雄才大略，汪精卫完美无缺，秦桧应该站起来，爱国可耻，卖国英雄，汉奸可爱，带路党光荣。是不是国家得我说了算，“打出来的天下谈出来的国家”，不符合我定义的“谈出来的国家”就不是国家，就可以不爱，就可以背叛，这不叫叛国而叫“爱国不爱党”。中国正道是“大规模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普世价值”、“夫妻关系”、“中美国”、“救美国就是救中国”、“量中华之物力，结美国之欢心”、“假如广东是一个独立经济体”、“广东共和国”、“三百年殖民地”、“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为了民主分裂就分裂”、“为民主而分裂不过是一时的代价”、“民主的获得往往必须经过阵痛、甚至经过暴力”、“民主的到来，几乎都多少伴随着某种程度的暴力”、“人民最终看来还是不得不使用暴力”、“颜色革命”、“猎鹰计划”……

　　——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中国人民统统劣等——“语言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实，自石器开始，文明历便远远落后于西方文明”、“中国人从肉体到精神统统阳痿!”、“中国人缺乏创造力”、“中国人有什么?中国只有一堆非驴非马的大杂烩”、“对传统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四大发明对中国今天惟一的意义，就是遮羞布!”“上海女人是为外国男人而生的”、“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为什么要崇拜它?”、“龙在西方形象不好”、“在西方世界被认为是一种充满霸气和攻击性的庞然大物”、“中国文化的危机不仅是民族性的问题，我甚至感到是与人种不无关系”、“汉族才是劣等种族”“怎么看都是个劣等民族”、“中国人出了毛泽东，不但不反省还无休无止地颂扬他，那这个民族也是劣等民族”、“这样的民族难道不是奴才民族?——连做奴隶都不够格”、“这民这族确是彻底死逑”、“中国人可能是地球上多余的人”、“中国人对全世界的贡献约等于0”、“流氓无产者的卑劣，是建筑在自己的没出息之上的。他知道自己这辈子都竞争不过人家”、“这个国家的人种不好，没有膝盖的人太多”、“有的残种是吓出来的，有的残种是残羹喂出来的”、“除了垬这恶魔，这国还有一大问题是储存着一群数量惊人、永远骂不醒的自甘奴贱货”、“‘群众’永远是一些没有身份与人格的工具，是一些从来也不要负责、不需要脑子，只需要听从号令、遵守指挥的冲锋队员。‘群众’并非个体的‘人’，就算是在网络这样的公共空间，‘群众’也是作为一股威胁力量，供‘领袖们’驱遣、挥耍、消耗与储存。它(而不是他们)不是一种可以对话、需要对话的理性个体，而是永远只作为一种压力、一股污秽物，一种语言巫术出现”、“毛主义和毛党之下的群众都是一群没有姓名、没有人格、不顾忌任何道德底线与法律的群氓，一群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群氓”、“你就不配活着!”……

　　——中共非法，中共政权非法——贺卫方说，共产党从来没有注册登记，“本身就是一个法律之外的机构”、“整个权力架构的反宪政”，“人大本身的反议会性质”，共产党行使的权利“是法外权利”、“是严重的违法”，必须“图穷匕首现”、“党和议会之间的关系，党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大学里面有没有必要成立党组织的问题”、“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宗教自由”、“多党制度”、“台湾现在的模式”……“这个问题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了”。陈有西说，“国民政府当时还是一个合法政府，后来被共产党推翻了”，“我们的制度设计有那么多的原罪”，所以共产党政权非法。如今讲法制讲宪政，共产党就应该交权，“不要把政权都垄断在红色后代手中”，必须“‘继绝世、举逸民”，吸收各类社会精英到体制内做事”、“法院与法律人应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是“法律至高无上”，而是“法律人至高无上”;由“法律人”来领导共产党。

　　——中国历史漆黑一团，共产党一无是处，毛泽东一无是处，中国革命一无是处罪大恶极——“党史从头起就应该改写”、“错、错、错!1.朝鲜战争打错了，不该打;2.对越战争打错了;3.解放战争(国共战争)打错了，千万军民的死亡，换来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原来却没有道理，被改革开放否定了;4.抗日战争，不打又如何?让日本人管理中国，满族人入主中原，中华文明依旧，满族没有了;日本和族未必不是这个下场;5.土地战争，打土豪分田地，有什么道理?符合什么原理?什么法理?6.辛亥革命，不革又如何?君主立宪，未尝不可。苦难深重的中国啊，一直在错、错、错!仍然错、继续错、尤其错!”、“饿死三千万”、“杀人X千万”……

　　——世上只有“公知”好，好得身上不长屁眼肚脐眼，半点暇疵没有——“有理想、有激情、有耐心，想干大事”、“有思想、有知识、有责任心、能被委以重任”、“有科学批判精神、能理性思考问题、有能力引领社会往正确方向前进”、“知书达礼、能承担起传承人类文明传统重任”、“有恻隐之心、辞让之心、廉耻之心和是非之心”、“社会楷模”、“社会的良心”、“民族的脊梁”、“国家的栋梁”、“社会和时代的眼睛和代言人”、“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有文化有学历”、“有学识有坚持”、“重名节讲骨气”、“有自己独立的价值体系和判断标准”、“最有见识的中国知识分子”、“无愧于‘公知’称号的社会精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帝王师”、“以致君尧舜为己任”、“真理在握”、“追求生命的意义、最终的价值、跟宇宙世界的接触”、“求真的灵魂”、“宣说常识、激浊扬清、忠于真理”、“丰富知识、自由思想、独立人格”、“反精英者皆脑残”、“上尊下卑”、“上智下愚”、“生而知之者，上也”、“唯上智下愚不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最优秀的人在干什么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让最优秀的人来治国”、“国家需要由精英而不是由劳苦大众治理”、“工程师都是造机器的，造机器的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文人的思维特征是瞧不起工匠式技术思维，有问题喜欢向上走，走向云端，引出一个统摄一切的本源，然后再俯瞰下来，向下作哲学的批判或文学的抒情……而工匠式的经验性思维就比较笨拙，总是贴着地面步行，就事论事，局部问题局部解决，甚至是技术性地解决，轻易不敢把很多不相关的问题搅在一个大局里，然后发一通宏观议论了事”……总而言之世界是“公知”造的，历史是“公知”造的，财富是“公知”造的，社会是“公知”造的，老百姓是“公知”养的，社会必须由文人“公知”统治。

　　——“普世价值”高于一切，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自私是人的天性。人权高于主权，人权中自由为先。“自由先于法律，自由也先于制度”、“和自由相比，强奸算得了什么呢?”舍己为公破坏人权。局部服从整体破坏人权。为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破坏人权，“当螺丝钉”破坏人权。个人利益、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只顾自己天经地义……

　　文人“公知”云山雾罩罗唆了这么多，其实绕来绕就围着一个核心打转：在中国当权坐天下者非文人“公知”不可，文人“公知”不当权乃万恶之源——中国一塌糊涂，末日将至，大难临头，不是因为文人“公知”们“顶层设计”了“腐败有理”、“腐败不是最好也是次优”、“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创造价值的腐败”、“腐败和贿赂是人们的一种理性行为”、“对贪官实行大赦和豁免鼓励官员财产公开”、“宁要腐败也不要毛泽东”之类，而是因为没让文人“公知”们至高无上——中国是个烂摊子：文化劣等，民族劣等，人民劣等，共产党坏，中国革命坏……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只有一个：把共产党赶下台，请文人“公知”这些救世主活神仙来主宰一切——归根到底是推销自己。为推销自己而抹黑别人，商业推销如此，政治推销也如此。只是直截了当伸着手抢权说“把一切权力交给我文人‘公知’”未免太蠢了点，所以得设计出一套游戏规则，让人人都以为很公平而实际上只有文人“公知”能赢。这套游戏规则就叫“民主”——“自由选举”、“一人一票”、“多党制”、“政党轮替”……只要上了这条道，文人“公知”必胜无疑：“自由选举”、“一人一票”的游戏规则说白了就是比舞文弄墨搬嘴弄舌，而要玩舞文弄墨搬嘴弄舌谁比得过文人“公知”?中国古代寓言里不乏这类玩弄游戏规则的把戏——哥哥用游戏规则耍弟弟：种玉米就规定地上长的全归自己，种土豆就规定地下长的全归自己。狐狸用游戏规则耍仙鹤：共同吃饭，但只许用浅盘子装食物，长嘴的仙鹤什么都啄不着，狐狸舌头一卷全部独吞还算“公平进餐，机会均等”。文人“公知”的“民主化”不过是照葫芦画瓢，也用游戏规则耍老百姓：谁能说会道嗓门大谁坐天下——建立一个“凭舞文弄墨搬嘴弄舌获得一切”的机制，游戏规则完全按文人“公知”量身打造。按赌场老板的游戏规则玩钱一定是赌场老板赢，按文人“公知”的游戏规则玩权一定是文人“公知”赢。而文人“公知”稳操胜劵还要得了便宜又卖乖：“自由民主”、“规则面前人人平等”。

　　文人“公知”利用“文凭主义”篡夺了若干政权机器的话语大权之后，他们的自我推销就不再是局部的个人行为，而是某种政府行为——依仗国家机器的力量把文人“公知”上述神化自己、妖魔化别人、美化乱世的孜孜不倦编织成一张信息狂潮的天罗地网，把全体中国人团团围住一网打尽，有条不紊、全天候、全方位、持续不断、花样百出地借古非今，借洋非中，借法非共——从“中国式过马路”、“中国式离婚”到“毛泽东的稿费”、“毛泽东的身高”、“毛泽东的食谱”、“毛泽东的‘行宫’”、“毛泽东的儿子”、“毛泽东的孙子”、“毛泽东的亲戚”、“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的卫士长”、“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毛泽东的医生”、“毛泽东的护士”、“毛泽东的陪读”、“揭开毛泽东用兵如神之谜”、“《沁园春.雪》的真正”、“《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的真正”、“毛泽东诗词真相”、“毛泽东选集真相”、“‘论持久战’是谁提出的”、“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毛泽东整肃AB团”……无奇不有无孔不入，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铺天盖地，不计工本不厌其烦，“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造谣”。这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有目标的系统性大规模软暴力。对这种大规模软暴力，无组织的个人力量无法持久抵御，因为这是力量完全不对称的一边倒——个体对系统，人力对机器，支离破碎对组织严密;明的对暗的;有限对无限;消极被动对积极主动，个人思维、个人毅力的单打独斗孤军奋战对千军万马有组织、有目的、大规模排山倒海的倾向性舆论狂潮。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抗衡。个人对抗不了组织;个人的毅力对抗不了权力机器成系统的大规模有组织的软暴力。被灌输者毅力再强、再聪明睿智也只能被动挨打穷于应付，时间一久总有坚持不住的时候。即便这一代人顶得住，下一代人也顶不住。

　　“三人成虎”、“众口铄金”、“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是心理规律。处于大规模软暴力的长期包围中的人很难不被潜移默化——中国妇女裹小脚的陋习是哪里来的?文人“公知”用大规模软暴力造出来的。这种中国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惨无人道，不折不扣是文人“公知”的“发明创造”。没有文人“公知”制造的邪恶舆论环境的毒害，哪个妇女肯把自己好端端的脚变成残废?哪个父母舍得摧残自己的女儿?而历史事实是一代又一代的妇女自己被摧残之后还心甘情愿地摧残自己的女儿，而且还视为天经地义，而且这种野蛮摧残不是一家两家、一代两代，而是举国普及、持续千年之久，满清皇帝下令禁都禁不掉。而受到权力机器支持的系统性大规模软暴力更非普通老百姓所能抵御——希特勒说：“当一个反对者说，‘我不会投向你那边的’，我就平静他说，‘你的子女已经属于我们了。你算什么?你是要死的。但是，你的后代现在站在新阵营里。在一个短时期后，他们就将不知道别的，而只知道这个新社会’”。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处于纳粹思潮包围中的德国青年不由自主接受了纳粹思想，连种族灭绝的理论都认同了。

　　如今中国的文人“公知”不是正在干同样的事吗?他们的有组织的系统性大规模软暴力不是正在使中国年轻一代“不知道别的”，而只知道文人“公知”鼓吹的一切吗?只要大趋势不发生根本性扭转，今天中国文人“公知”很快同样可以说：“你的子女已经属于我们了。你算什么?你是要死的。但是，你的后代现在站在新阵营里。在一个短时期后，他们就将不知道别的”——不但不知道别的，而且只知道反共：如今说是共产党执政，但在文人“公知”成堆势力庞大的地方实际上是共产党被专政——“共产党‘非法’”、“共产党政权‘非法’”、 “中国革命‘非法’”、“毛泽东‘有罪’”成了文人“公知”的“常识”;爱国成了“爱国贼”，爱人民成了“民粹”、“极左”;拥护共产党是“五毛”、“余孽”;狼牙山五壮士退出课本，反共干将张灵甫则成了“烈士”，专门修了“烈士陵园”，还由共青团专门组织青年学生向这位剿共将军凭吊致敬;连张辉赞都被共青团组织搬出来悼念;一贯草菅人命的蒋介石被“理论创新”成了大英雄：“蒋介石，一个凭借自信和勇气，凭借权谋和激情，凭借意志响彻整个中国和世界的名字;一个曾在中国翻天覆地，掀起滔天巨浪，令世人敬畏和诅咒的名字;一个在历史的空间震古烁今、空前绝后的名字”;唱“英雄组歌”的小姑娘王芳遭到铺天盖地的漫骂和谣言;力主保卫钓鱼岛的军人遭到“群殴式围攻”，被辱骂为“无知狂徒”、“不仅是国贼，还是人类公敌”、“应该法办”——“猎鹰计划在行动”;为了《南方周末》的新年特刊，公然大闹并勒令共产党罢免广东省宣传部部长;央视报道东莞扫黄，马上掀起疯狂支持东莞的“南娼起义”：“央视无情，人间有爱，众志成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东莞挺住!东莞不哭!今天，我们都是东莞人!”;教育部长说了“三个决不允许”，马上遭到“公知”大V的群起围攻;围攻《辽宁日报》、围攻徐岚……处处针锋相对气势汹汹，对习近平照样不例外：习近平说要依法办事，文人“公知”马上说共产党本身就非法、依法必依“宪政”、“宪政”必须“一人一票”、“政党轮替”。习近平说：“革命理想高于天”，人大张鸣马上说“革命的理想……它已经崩塌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崩塌了。如果有人觉得可以在市场条件下重建这个理想，这样的人，不是出土文物，就是在梦游”、“到了这个地步，还想整顿，不想更新，想靠学习革命理想，重建革命精神。我才知道，什么中国梦，就是一场春梦”。习近平强调党风廉政，张鸣马上说：“党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一个不好的字眼。君子不党，结党营私，党跟帮派，在人们眼里没有多少区别。人一旦结成了党，多半不干好事。”习近平提出整顿党风，禁止铺张浪费，张鸣马上说：“对于病入膏肓的腐败，开的药方居然是节俭。好吧，少花点钱，多往瑞士银行里存点。”习近平提出加强中国软实力，吴祚来马上指槡骂槐说“软实力”是两口子被窝里的东西……这一切证明如今中国实际是两个政权：名义上是共产党当政，实际上上层建筑主流领域是共产党被文人“公知”专政，共产党简直成了“地下党”，爱国爱党爱人民反得有勇气。

　　满清皇帝下令禁止妇女裹小脚，但毫无用处。民国时期提倡文明抨击妇女裹小脚，仍然不解决问题。解放后新中国一方面严令禁止摧残妇女，一方面大张旗鼓反封建破四旧，利用国家机器在全国城乡掀起了大规模舆论风潮，双管齐下，这才根本杜绝了妇女裹小脚——以前人们习惯说“小脚女人”，我们小时候习惯说“小脚老太太”，如今“妇女裹小脚”彻底成了历史名词。这证明系统性大规模软暴力只有同样的系统性的大规模软暴力才能抗衡，普通老百姓的自发抵制和个别政府官员甚至是最高级官员的单项禁令不能解决问题。没有政权机器制造出针锋相对、大张旗鼓的系统性大规模软暴力的抗衡，确保文人“公知”篡夺政权的“宪政民主”、“自由选举”、“一人一票”的游戏规则被确立是早晚的事。而文人“公知”当权则中国必乱，从此必成乱世。

　　国家生存必须有凝聚。社会生存必须有凝聚。没有凝聚，分崩离析。而文人“公知”毫无凝聚。

　　知识分子都没什么凝聚——否则何必当诸葛亮给别人打工?自己那么大本事，直接当刘备做老大不好吗?文人“公知”不但没有凝聚，而且专门破坏凝聚。首先文人“公知”自己就“文人相轻”，一个不尿一个——陈有西都承认他们这帮文人“公知”是“各自为战，老是自己内斗”、“都很有独立性”、“我们今天讲一句话，100句里有一句不好，不对的，我的‘战友’就会来批判我，因为是不讲联合战线的”。海外“民运人士”之间的恶斗不休就更不用说了。文人“公知”不能凝聚文人“公知”，那能凝聚别人吗?你能指望老百姓会拥护满口“改革代价”、“你就不配活着!”、“屁民”、“淘汰垃圾人口”、“对待刁民不能手软”、“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经济学家就是不讲道德”人吗?你能指望军人会拥护对誓言保卫国土的军人破口大骂“无知狂徒”、“好战鹰派”、“军人干政”、“不仅是国贼，还是人类公敌”、“应该法办”的人吗?靠唇枪舌剑雄辩滔天尽可以把人骂得狗血淋头，但可以靠这个聚拢人心、让人们心甘情愿追随你吗?

　　文人“公知”否定了共产党，否定了毛泽东，否定了爱国主义，否定了为人民服务，否定了中华文明，否定了集体主义，否定了“甘当罗螺丝钉”……凡能凝聚人心的东西都被文人“公知”否定了。剩下的只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个人自由高于一切，个人利益高于一切……既然个人自由高于一切，决不为集体委屈自己，那除了乌合之众一盘散沙还能得到什么?

　　文人“公知”说“打出来的天下谈出来的国家”，意思是可以用嘴巴制造政权。这是弥天大谎。政权不可能用嘴巴制造，任何权威都不可能用嘴巴制造。俾斯麦说：“当代的重大政治问题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人大张鸣说：“人活在世上，要讲规矩。但首先是有权有枪的人要讲规矩”——说得轻巧。靠什么使有权有枪的人讲规矩?哪个军阀兵痞土匪流氓是被文人“公知”用三寸不烂之舌一通卖嘴驯服的?

　　真闹“一人一票”，文人“公知”不可能靠凝聚赢得选票，只能靠煽动仇恨赢得选票，就当年南斯拉夫一样：“一个人口只比上海多一些的南斯拉夫一下子出现了2百多个政党，而赢得最多选票的都是高举民粹主义大旗的政党，他们的口号就是‘斯洛文尼亚属于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属于克罗地亚人’、‘科索沃属于科索沃人’，口号越激烈、越极端，越能赢得选票。1991年，从斯洛文尼亚开始，一个接一个的共和国宣布独立，脱离联邦，南斯拉夫‘内战’随即全面爆发。”“在铁托时代，我们大家都相处得很好，但是后来政客一煽动，人的民族情绪和宗族情绪就被调动起来了，人就成了失去理性的动物，互相厮杀起来。昨天还是朋友，今天就是仇人。”——类似苗头不是同样在中国萌芽了吗?“河南人如何如何”、“新疆人如何如何”、“东北人如何如何”……文人“公知”还没当政已然如此，一旦当政可想而知。

　　文人“公知”自认为“民主选举、一人一票”能确保自己当权，不惜一切制造系统性大规模软暴力强行“民主化”。明知自己的“民主化”必成乱世，他们也不在乎——他们自己利在乱世，热爱乱世，赞美乱世，不在乎乱世，更不管乱世对别人的后果——大流氓花言巧语只要把小姑娘骗上床就成，后果是不在乎的;骗子花言巧语只要把钱骗到手就成，后果是不在乎的;纳粹花言巧语只要把犹太人骗进毒气室就成，后果是不在乎的;文人“公知”花言巧语只要“一人一票”就成，后果是不在乎的——当年拼命鼓吹“普世价值”、“多党制”、“新思维”、“人道社会主义”、“休克疗法”、“阿拉伯之春”、“颜色革命”、“人权高于主权”的文人“公知”们在乎前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分裂、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打得血流成河等等后果吗?

　　文人“公知”必谋乱世。对此中国人只有两条选择：要么用有组织的系统性大规模软暴力严厉惩罚制造乱世的文人“公知”，要么受到文人“公知”制造的乱世的严厉惩罚。至于中国人能否在天下大乱中侥幸大难不死、然后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更加严厉地惩罚制造了乱世的文人“公知”，那就不敢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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