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言“公”，害莫大焉!
——从聂圣哲看商人“公知”群体的道德缺陷与政治危害
在当下的中国，不少商人、尤其是私人资本企业家对社会、政治等公共话题的热衷，已成为中国社会的舆情的重要现象。用一句网络语言概括，就是企业家成为了公知的重要组织部分。薛蛮子、王功权等投行、地产、互联网人士成为了其中的代表，并且，这个群体不仅异常活跃，而且呈现不断扩大之势头。
例如，最近一年多被网络和自媒体热炒的德胜洋楼的总监聂圣哲，正在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公知之星。而他最近“荣登”《南方人物周刊》封面人物，则被圈内视为了一种正式的“加冕”。
根据百度百科对公知的评价：公知群体针砭时弊，对社会净化、反腐倡廉等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其对政府和体制的盲目逆反，对符合自己意识形态的观点不加辨别的盲从，甚至故意捏造虚假信息攻击官方主流或持不同意见者的行为，也受到广泛诟病。
搜狐网曾做的专题《是谁搞臭了“公知”》认为，公知群体有以下特征：宣传“自由、民主、人权、体制、宪政、选票、普世价值”;贬低对手;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更换体制是解决问题的万能钥匙。
2012年9月28日，人民日报更是发表评论指出：“他们(公共知识分子)的基本言论价值立场就是反对，唱反调，而不论是非曲直。基本价值结论最终都是政府‘失德、无信、作恶’，而不管事实真相如何，不分个别和一般。基本言论载体就是故意捏造、剪辑一些所谓的历史阴暗面、领袖人物丑闻，而不辨真假。如此貌似为公共、公众呐喊，实则煽动、鼓惑，惟恐天下不乱。”
应该说，某些被打上“公知”标签的商界人士，或多或少都具备以上这些特征。而通过对聂圣哲近几年言论的观察，同样能发现许多与这些特征相符合的表现：
在一篇微博中认为国家官员穿汉服出席仪式是“破坏民族团结”，称“穿汉服就代表政权的民族取向，本质上是破坏民族平等、团结”。有网友因此反驳“穿汉服是破坏民族团结，那穿少数民族的衣服就不是破坏民族团结吗，穿西服岂不是有卖国之嫌了?”
在另一条微博中，借一名学生之口，称想把“教育部、文化部、广电总局”都炸了，并也认为中国是一个“弱大”的国家。
反对嫦娥二号升空，认为这只不过是美、俄四五十年前的技术，应把这种钱花在民生上，(这和茅于轼基本是同一个观点)。
此外，他曾在微博上批李鹏是千古罪人，因为修了三峡;骂政府为“谁想当官谁就是狗娘养的”;他还认为，一个国家搞过社会主义，就像一个婊子想从良一样。
从聂圣哲的日常言论中，经常可以看到这类反党，反社会主义，贬低中国的观点。因此被网友赐予“公知”的贬称并无不当。
应该说，公共知识分子本是中性词甚至于褒义词，但在最近几年在中国却逐渐变成贬义。读书人一般在公众中的形象一直高于绝大多数行业，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怎么到今天就变成这样了呢?事实上，公共知识分子沦为贬义词，在国外同样曾经发生，不过我们只是刚刚并在正在发生。这从理查德·波斯纳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本书中可见一斑。
波斯纳是一个法官，但是当年克林顿绯闻事件，美国的很多社会精英、知识分子或者经常在媒体露面的专家学者都在谈论这个话题。但他发现，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在胡说八道，根本不了解美国的法律，但是公众听不出来。于是波斯纳开始研究，这些经常在媒体上高谈阔论的人都是些什么人，他们除了不懂法律之外，还不懂什么?
他研究了后发现，只要是在公共媒体上指指点点、胡言乱语的人，都有一个共性——某个行业的专家，背景至少都是大学的教授。他很好奇，这些人胡说八道怎么没人管呢?他就写了《公共知识分子》，这本书里他将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特点归纳为：“身段灵活，见风使舵，随机应变，能迅速转移目标;多半倾向采取极端立场(或者说，惯于提出偏激主张的人士，更容易被公共知识分子这门行业所吸引)，……他们最常做的事情，是针对眼前的社会争议性事件高谈阔论，就社会发展方向或健全与否进行反省与回应。他们反省的基调或许带有几丝乌托邦的色彩，企图引领社会迈向全新的思维;或是充满强烈的攻击性，因为他们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远远超越提出改革计划的动力;对于事实，他们却常常掉以轻心，但又鲁莽地急于发表预言。……总而言之，公共知识分子以社会公众可以亲近的方式表述自我，并且专注于政治或意识形态中会引起一般大众关注的议题”——这些描述与当下中国的某个群体何其相似!
同样非常相似的，是中美公知的构成。波斯纳为书中指出： 他们可能依附于大学之内，也可能与大学毫不相干;可能是全职的学术人员，也可能是兼差性质;可能是新闻从业人员，也可能是出版界人士;可能是作家，也可能是艺术家;可能是政治人物，也可能是行政官员;可能为智库写作……
但非常相似不等于完全相同。对比中国和西方(美国)的公知全体的构成，可以发现一个明显而耐人寻味的区别：在美国的公知群体中，几乎看不到律师和商人这两个在中国公知圈中“星光灿烂”的群体。
为何没有这两个群体?其实原因并不复杂。首先在西方国家，律师和商人都是社会精英群体，是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否定社会，而且他们的时间的含金量很高，也没必要为公共话题浪费巨大的时间成本;更重要的是，在西方国家律师和商人都被认为是最为唯利是图、最善于利用规则为自己谋利益的群体，因为天然缺乏在公共话题上的公信力，这就媒体人、大学教授、行政管理者这些“公器”群体的形象有着本质的区别。
中国有位知名的公知律师曾言：“在西方国家，律师本来是道德和正义感最低的群体，但在中国，却反而要靠律师来声张正义”。这句话的主观目的固然是为批判中国社会，但客观上却也承认了律师这个群体的道德低下与逐利性。显然，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商人这个群体。
诚然，无论是商人还是律师，其学识、思辨能力均远远超过社会平均水平，从客观素质上不可谓不是社会的精英群体。但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于职业决定的逐利性，商人的政治，社会主张必然更多以自身、本行业，本集团利益为中心;尤其是，资本权力与国家机器具有天然权力，资源争夺的矛盾性。这使得资本的发言必然会以削弱代表更大多数人民群众利益的公权力为目的。
此外商人除了阶级性，本位主义的限制，其个人道德也往往有着致命或者严重的缺陷。不可否认，下海经商者确实拥有超人的胆识与开拓精神，但这些人对财富、权力的追求也超过常人;另外，这些人对规则的蔑视与玩弄也超过常人。此外，这些人的对权力的欲望也往往更强，甚至达到狂热偏执的程度，如薛蛮子一边鼓吹民主自由，一边也却自称很享受“当皇帝的感觉”，便是对商人这一精神割裂的巨大的嘲讽。而且，商人由于在家庭、组织内的强势，缺乏更多的外部道德约束，这从商人群体的黄赌毒参与程度便可见一斑。由于这些道德的先天、后天缺失，他们的政治观点必然很难光明正大。
而且，由于商人拥有的巨大组织能力，物质资源、对青年人的号召力以及他们与政治力量的勾结，他们参与公共事务和对公共事务的观点，一旦存在政治或者道德错误，危害会更大!在实践中，那些越是有效控制资本权力的国家，越容易实现社会的和谐，如北欧诸国便是证明。反例则是，在东欧尤其是俄罗斯转型过程中，由于私人资本，商业寡头起到了极大的社会，经济，政治破坏作用，导致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实力急剧下滑，普京上台后大力打击寡头才使得国家逐渐稳定，国力迅速恢复。一个对比鲜明的反例，则是寡头横行的乌克兰的混乱，贫穷与衰落。
事实上，我们抛开聂胜哲那些政治观点本身的谬误不谈，也抛开他是否做过方舟子“恩师”的争议不论。仅仅从他的一些人生细节上，也能发现作为一个商人的道德缺陷。
在他那篇《方舟子为什么对恩师聂圣哲撒谎》的公开信中，可以看到两个有趣的细节。
一个是他承认，自己考研时就不准备读研。“考研究生的目的是因为川大当时鼓励报考研究生，有一个政策，凡拿到复式通知的学生可以获得学校支付的复试差旅费补助和一笔可观的营养补助费，我凭着南京大学的研究生复式通知到学校领完钱，就达到我的目的了，当然不会去读研究生”。
第二个，是他承认自己曾经帮别的老师“代笔”写论文，以帮助他们评职称。“因为那时只要在一级杂志有两篇文章就可以提副教授，我的论文实在太多，评几个正教授都够了，也就把署名都当礼物赠送给需要署名的人”。
聂圣哲在谈论这些事时，不仅毫无羞愧，甚至还带有明显的沾沾自喜和炫耀。他丝毫没考虑到：国家为了培养一个研究生的投出成本多大?也没有想到靠弄虚作假评上教授而因此担当更重要教学任务的老师，在教育质量上会有多大影响?而他仅仅为了几十元钱就导致国家白白损失几万，为了个人私情而影响整个职称的公平性和诚信!
这两个例子再次证明了聂圣哲先天拥有商人的只顾小利不顾大局，玩弄规则而不顾道德的劣根性——这也应该是他最后离开学术圈儿转行经商的性格道德因素。这也再次说明，商人作为一个群体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是奇怪而危害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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