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翼少帅“曹中青”最近有一件事比较吸引眼球，那就是他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没有对基本事实的认同，就无法对话》的文章，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第一次在官媒上提出“极左和极右都是不得人心、没有市场的。”
作为右翼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能够在媒体上公开把极右和极左一起作为否定的对象，是他的文章的最大亮点。
我曾经在自己的网文中多次评论过，他与某些自由派精英和右翼媒体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并不完全是站队，也有时候中庸，有时候辩证，有时候会也说两句公道话。比如薛蛮子事件，在自由派一边倒力挺薛蛮子的情况下，他认为薛蛮子违法了就应该被追究法律责任。
尽管他的文章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是作为他，能够公开把极右和极左一起反对，对于他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了。
此事传递出什么信息呢?
一、“曹中青”转向?
二、发现风向不对，实行“战略退却”?以屈求伸?
三、提醒战友审时度势，适当收敛，暂时按兵不动，以保存实力?
四、他所在的媒体对他的发言的随意性的约束促使他对以往的立场有所修正?
五、觉得并且提出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实现原来的目标?
第一种可能性不大。
第二、第三种可能性不小，由于他供职于国家级的媒体，接近上层，消息灵通，或者嗅觉比其他人灵敏，感觉到最近某些人的做法已经过分或者踩了底线，估计会引起对于某些人不利的后果，于是在自己首先撤退的同时推倒“消息树”。
第四种可能性也存在，作为国家级媒体，中青报如果与高层的大致走向总是拧着来，对该媒体以及曹本人来说未必是好事。
第五种可能性也不小，并且并非没有先例。比如茅老先生作为自由派的精神领袖说过很多出格的话，博得右翼一片喝彩，但是他前不久又说了一些肯定当局的话，结果挨了自己人不少砖头。还有“媚日教授”冯某，多次发表“汉奸言论”，但是前不久破天荒地批评“占街”。身居高处的曹也许比某些人更加明白物极必反的道理，于是身体力行并且提醒某些人不要一味对抗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他作为有影响的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发表这种观点，在客观上有利于消解“舆论场中那种非此即彼、非友即敌、非红即黑的极端主义思维方式”。即使不可能使“本就稀薄的共识”靠近，起码在客观上对不进一步撕裂有利。
但是，他的文章的观点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是他对“极左”和“极右”的定义有问题。
他对“极左”是这样定义的：
“前段时间一个体制内的朋友跟我传授他的当官心得和体制内的生存之道，其中一条是“越左越安全”。他认为有些事情，不管对不对，不管理解不理解，跟着喊口号就是，永远不会错。对一些事情，宁愿上纲上线，宁愿走过头和扩大化，宁愿走到极端、走到让人反感的地步，也不能让上级感到有任何一点儿不到位的地方。对一些理论和教条，明知道已经脱离时代脱离现实，但只要有“革命”的外衣，生搬硬套就是了，这样最安全。这样的观点还常与民粹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以‘打倒权贵’和‘替弱势群体代言’自居，加大了这种姿态的迷惑性。”
他对“极右”是这样定义的：
“与体制内部分人秉持‘越左越安全’对应的是，网络舆论场中流行着一种对立的态度，就是‘越右越正义’。对国家和政府越表现出激烈的批判姿态，逢中必反对，逢美必叫好，越是站到政府的对立面，在自由放任和无政府上走得越彻底，越会喊自由民主的口号，越容易被打扮成正义的‘斗士’，受到部分网民的追捧和欢呼。在这种‘越右越正义’的氛围中，甚至连杀警察的杨佳都被捧成了斗士。”
他对“极左”的理解就是完全跟着上级走，哪怕“一些理论和教条”“已经脱离时代脱离现实”，并且在执行上“宁愿上纲上线，宁愿走过头和扩大化，宁愿走到极端、走到让人反感的地步。”
他对“极右”的理解就是“对国家和政府越表现出激烈的批判姿态，逢中必反对，逢美必叫好，越是站到政府的对立面，在自由放任和无政府上走得越彻底。”
他下的定义有问题。
其实，对“极左”和“极右”，连续两届党中央领导班子强调的“两个不走”中就有对当代中国的“极左”和“极右”的最精练的概括：“极左”就是“走老路”;“极右”就是“走邪路”。
根据本人的肤浅理解，“极左”具体表现在，主张完全恢复改革开放前的做法，完全否定改革开放，用僵化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不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分析现在的中国和世界的实际情况，并且拿出切实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急于求成，把一些虽然正确但是目前尚未具备马上实行的条件的东西要求马上实行。当然，“曹中青”所说的少部分人的“民粹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也包含在里面。
而“极右”则是从理论上以否毛作为突破口，否定中共和新中国的全部历史，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从行动上配合境外敌对势力，破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在各种冠冕堂皇的旗号下，推动“改旗易帜”。
曹对“极左”的概括不全面，对“极右”的概括避重就轻。
再看看带有他个人感情色彩的“极左”和“极右”：
他心目中的“极左”是“越左越安全”。与“越右越正义”中的褒义词“正义”相对，“安全”在这里是一个中性词。他在这里使用了春秋笔法——为什么越左会越安全呢?因为上面左，所以跟着左就不会丢乌纱帽。他在这里非常巧妙而又不动声色地指责高层“左转”，认为下面只不过为了安全而跟着走而已。另外，他所说的也不符合事实，他们心目中的这方面的最典型的人物恰恰是遭受了政治生命的灭顶之灾;而他们心目中的相反方向的最典型的人物起码现在还活得很滋润。
所以，他对“极左”的概括既有政治上的不全面，也有思想认识上的错误。
他心目中的“极右”是“越右越正义”。他貌似公允的评价中一开头就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右”从动机到效果上都是正义的，只不过由于“正义”过了头，所以变成“极右”。虽然他或多或少也批评到一些真正属于“右”的现象，但是那些都是轻的，或者皮毛的东西，本质上的东西他没有触及，估计也不会触及。比如大癞蛤蟆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行为属于“正义”吗?轮子、颜革属于“正义”吗?
所以，以他的立场，他不可能真正反对“极右”，他反对的是“极右”这个抽象的概念，或者是他自己定义的“极右”。如果按照他定义的区别“极右”的标准，用于某些“极左派”身上同样合适，比如某些左派也“对国家和政府表现出激烈的批判姿态”，他们除了不会“逢中必反对，逢美必叫好”以外，也“是站到政府的对立面，在自由放任和无政府上走得很彻底。”当然这些现象的确应该反对，但是并不是真正的“极右”。当然，对于作为右翼“少帅”的曹中青来说，以他的立场，能够批评到这种程度已经好不容易，甚至能够让某些人不舒服并且误以为他“叛变”了。
再看看他对两种思潮的分析和评价：
“这两种极端的思潮不仅自说自话，在舆论场上还互相强化——站在极左那一边的，把极右当成敌人，以那些极右观点为敌，论证自身存在的正当性和正统性。反之，极右也把极左当成敌人，那边的面孔越左，越刺激着一些人充满正义地朝着越右的方面狂奔。两种极端声音的喧嚣和交锋，使本就稀薄的共识更加模糊，也使舆论场充满混乱。显然，两种极端取向都与中国的发展和改革轨道背道而驰，我们的改革需要一种务实的、客观的、尊重现实国情的理性态度，谨守常识，避免极端主义。《人民日报》也曾经批评过舆论场中那种非此即彼、非友即敌、非红即黑的这种极端主义思维方式：因为有消极腐败现象，就把国家说得一无是处;因为有为富不仁，就对所有富人怨、恨、怒;小悦悦事件发生了，就断言世风日下已至道德末日;“最美”出现了，又认定道德滑坡根本不存在。”
平心而论，他这段话基本上是正确的，他举人们对“小悦悦事件”的反应就很典型。当时人大的“张大忽悠”就以偏概全，由“小悦悦事件”的发生断言是由于中国不接受所谓“普世价值”所致，而与此同时发生的其他助人为乐的事情他就视而不见了。这种“极端主义思维方式”撕裂共识，“使舆论场充满混乱”，“两种极端取向都与中国的发展和改革轨道背道而驰。”曹提出的“我们的改革需要一种务实的、客观的、尊重现实国情的理性态度，谨守常识，避免极端主义。”的观点既符合大多数人的愿望，也与高层的走向相吻合。
他又是怎么样评价“极左”和“极右”和分析他们产生的原因的呢?他认为：
“无论是某些地方官场流行的“越左越安全”，还是网络舆论场上的“越右越正义”，都无视基本的事实和逻辑，把姿态摆在比事实更高的位置。其实，很多时候人们对一些问题的基本看法并没有差别，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这些都有基本的社会共识——人与人最大的问题不在价值观差异，而在看到的事实不一样。不同的人选择性地看到了不同的事实，就得出了不同的价值判断。”
在这里有必要首先纠正他的一个说法，他把“极左”定义为官场流行的“越左越安全”不全面也不准确，因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官场“越左越安全”，原因前面已经说过。另外，左派大多数与官场不搭界，连右派都常常嘲笑左派是些既没有钱也没有权的人，曹不应该不知道这一点。而真正意义上的“极左”如果有权力，就不会跟右派一样，“对国家和政府表现出激烈的批判姿态”了;同样，他将右派定义为“网络舆论场上的‘越右越正义’”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右派并不与官场绝缘，那些外逃贪官一到了国外，往往都是以抨击中国政府和谎称自己受到所谓“政治迫害”来求得所谓“政治庇护”的，只不过他们中的持右派立场的人往往披着马甲，别人不了解他们的真面目而已。或者还有这么一种右派，他们尤其是公务员身份的人在公开场合和在网络中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立场。
所以说左派与官场有关，右派与网络有关的说法既不科学又不符合事实。
最后，至于他对这种认识上的对立和撕裂的原因进行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是也不完全对，他认为：
“极左”和“极右”“都无视基本的事实和逻辑，把姿态摆在比事实更高的位置。其实，很多时候人们对一些问题的基本看法并没有差别，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这些都有基本的社会共识——人与人最大的问题不在价值观差异，而在看到的事实不一样。不同的人选择性地看到了不同的事实，就得出了不同的价值判断。”
“关键事实被忽略，理性和中立声音被淹没，彼此的情绪被几个标签在哄抬。”
“没有对基本事实的认同，就没有对话的可能，双方都停留在各自编织和想象的“事实”空间中越走越偏执。”
首先，在作为判断的依据的事实方面，客观、中立的人会全面收集事实材料，尤其会注重对那些完全不一致的说法进行对比。如果观点对立双方都认同的，肯定是事实;如果一方面这样说，另外一方面保持沉默，也基本上是事实;如果双方的说法完全矛盾，其中必有一假，就需要相关人员出于寻求真相的目的而不是出于站队的目的去进行去伪存真的分析判断，自己得出正确的结论。而为了站队的人，往往是先有结论，然后从跟自己立场一致这方面的人中寻找“事实”材料作为证明，并且把对方提供的材料一律称之为“谣言”，这种争论根本得不出任何结果;还有一种人，他们认为只要目的正确(他们自己认为的正确)就可以为实现目标不择手段，包括造谣等，这些年来某些人不但对历史人物造谣，而且对活着的观点对立的人也造谣诬蔑，甚至将造谣产业化。与这种人“没有对基本事实的认同，就没有对话的可能”，是不可能达成任何共识的。
另外，即使面对大家都认同的事实，如果出于不同的立场，也不可能达成共识，曹的“很多时候人们对一些问题的基本看法并没有差别，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这些都有基本的社会共识”说法并不符合事实。最典型的就是“昆明3.01恐怖事件”，明明是丧尽天良的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偏偏某些人出于特定的立场，一边倒地拼命为恐怖分子开脱，或者对他们表示同情和理解，直到美国也表态认为这也是恐怖事件才闭嘴。至于网络上对制造恐怖事件造成大批人员死亡的陈水总表示理解和曹自己文章中提供的杀警察的杨佳都被捧成了斗士也都是非常典型的事例。
对事实的认定各取所需，甚至为了论证观点无中生有或者观点先行再选择“事实”材料证明。在价值观上自认为正确，并且强加于人。这种现象的存在才是不可能达成任何共识的最根本原因。
所有这些，以曹中青的认识水平，不应该看不到，更大的可能是他不愿意这样说，所以我在文章的题目中说他有点滑头。
不过，以他的特定身份，他能够公开将“极右”和“极左”一起批已实属不易。
他的“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各方面都正常的现代国家，社会的主流和基本面都是力挺改革的：爱国，支持现有的改革方向和渐进策略，认同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想回到可怕的‘文革’，厌恶人治追求法治，信奉市场而又警惕市场化局限，也觉得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无法把西方那一套照搬过来。”的说法也是基本上正确的。冲这一点，值得給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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