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日前一篇《中国十大可能的“颠覆性错误”》引起舆论关注。文章例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八十年代末那样的重大错误”为“颠覆性错误”作注解。那么何谓“颠覆性错误”，一般认为，如果把中国现代化进程比作在轨道上奔驰的列车，颠覆意味着列车脱轨翻覆，国家发展进程被迫中断。
1.中国近代不可逆转的颠覆性错误
慈禧镇压清末维新改革、在面临外敌虎视眈眈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却挪用巨额军费修颐和园供自己享乐，导致中国长期积贫积弱、被动挨打，其本人也被洋人追打得如丧家之犬，致使中国因此失去现代化的最好时机;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拱手把东北让给了日本，助长日本侵略中国，进而称霸世界的野心，这些都算得上是当时政府所犯的，招致国破家亡的“颠覆性错误”。
“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八十年代末那样的重大错误”是“颠覆性错误”吗?显然言重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八十年代末那样的重大错误应该算是中国在现代化探索的道路中摔了个头破血流的大跟头而已。拍打掉灰尘，擦干血迹，中国仍然在现有体制框架内继续前行，并因此为后来的快速崛起积累了丰富可贵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民族更加成熟，因而避免了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那样政治上的幼稚而导致不可逆转，造成民族灾难的“颠覆性错误”。
苏联土崩瓦解后形成的15个国家，以及14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西方“休克疗法”的顶层设计下，集体实现了所谓宪政及私有化革命。转眼1/4世纪过去了，苏东加上蒙古多达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日子过的怎么样呢?他们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是改革良策还是“颠覆性错误”，应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经验教训，是一个足以令当前深化改革借鉴的大课题，然而苏东的改革成效在中国似乎却是许多高喊政治体制改革者们刻意回避的话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顶层设计理论绕不过“休克疗法”所用过的手段。
要避免犯“颠覆性错误”，中国深化改革首当其冲的是，把中国和世界改革实践“摸着石头过河”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加以梳理，充分借鉴自己和他人改革的经验教训，才能避免重蹈自己和他人的覆辙，犯颠覆性错误。中国顶层设计及政治经济学者们出于对民族和社稷负责、对历史和人类未来负责的态度，应该而且必须深刻探究苏东那场变革对人类历史正面和反面的深远影响，而不是再次盲目地迷信西方经典理论，像苏东那30国当年一样，轻率地相信和推进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所谓顶端设计，造成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普京语)。
研究美国、模仿美国的结果最大的可能不是变成了美国，而是变成俄国或乌克兰，因为后者和我们有过类似的国情。
2.中国“市场换技术”旗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反思
当前中国改革最需要防范的是为改革而改革的急躁症，摸着石头改革就是要扬长避短，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特别因该重视痛定思痛、认真反思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从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比如避免再犯像汽车“市场换技术”这样颠覆性错误。
上世纪80年代共和国长子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以及二汽、上汽等大型国有企业，打着“市场换技术”旗号开始史无前例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些企业挟国企的雄厚实力，长期技术积累，无限的市场资源，开风气之先，大胆与国际接轨，按照新自由主义原则率先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造。30多年下来，可悲的是整个汽车行业技术没换来，市场却丢失殆尽。曾经实力强大的国有汽车制造企业，白白给外企打了30年工，至今一款像样自主品牌的汽车都没有，这是典型的产业政策和改革的“颠覆性错误”。
改革出现失误在所难免，是中国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用实践检验真理不可或缺的过程。重要的是要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错误。然而中国汽车行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带来的严重问题无人反思，纠正，倒是不少人把矛头对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论，声言中国的改革开始进入“攻坚”阶段，以往30年“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模式已经过时，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摸着摸着，摸不着石头了，嘲笑中国改革缺少理论。其目的就是要为他们“理论”指导下的顶层设计改革扫清障碍。其中就包括改革“攻坚”的矛头之一，把那些还没有股份化私有化的国企，像汽车企业一样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造。在他们看来，尽管汽车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没有达到市场换技术的目的，但是它符合西方经济学理论，所以不仅没错，还要在其它国企改革中推广。却对把中国带入高铁时代，创造人类技术进步的奇迹的的中国国企，一而再再二三地抹黑、妖魔化。一位著名经济学“权威”不惜用《高铁危言》这样耸人听闻、歪曲事实的理论打击国有企业，罔顾火车票十几年不涨价，为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稳定物价承担巨大基础作用，却抹黑铁路高额债务，靠投资拉动，粗放发展难以为继，攻击中国铁路国企垄断没有活力。却视而不见被他们认为“充满活力”的美国私营铁路事故不断，效率低下，仅2015新年以来短短不到两月已经发生数起重大交通事故，更对苏东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落现状充耳不闻。
其实他们不敢面对的现实是，曾经比中国经济技术水平高许多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家，经过私有化、股份化改革1/4世纪过去了，那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中没有一家“充满活力”的私企可以和中国高铁比肩，没有一国产业能像中国众多产业一样实现令人瞩目的技术飞跃，没有一国创造出类似中国崛起这样的辉煌。相反他们的工、商、金融业大都被西方跨国公司所控制，传统产业严重萎缩。
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像美国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这些世界最大的企业，经过08年金融风暴破产重组后，仍然积习难改，许多从中国移民美国在三大汽车工作的人的最大感受就是，美国三大汽车(以及美国许多大型企业)就像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国企大锅饭一样没有生机和活力、人浮于事、管理混乱、质量低下，缺乏竞争力。然而凭借着“大到不能倒”，凭借相对垄断地位，即使面临08年那样的经济危机，在政府的救助下仍然能活下去。事实上，任何形式的企业都有好坏优劣之分，都可扬长避短，都有提升管理水平的空间，绝不应该厚此薄彼，不给国企成长的机会。当下中国许多盲目崇拜西方的经济学家眼里，公有制就是原罪，在他们的理论价值体系里，即使苟活在破产边缘的美国三大汽车仍然是中国国企改革的样板。全然不顾大部分中国国企比美国三大汽车管理好多了的事实。
3.贬低“摸着石头过河”为推动西方理论控制的顶层设计扫清障碍
中国的某些经济学家、改革的顶层设计者们，不是动脑筋如何从实际出发通过改善管理和创新机制，提高国企的管理水平，而是迷信私有化、股份化是医治百病的良方。他们嘲笑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论已经过时，潜台词是只有西方教科书中的经典理论永不过时，认为理论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并且是所谓“顶层设计”不二的理论依据。
长期以来通过高等教育和不断制造一种压倒性舆论氛围，并且越来越被大众传媒和决策机构所接受的理论是公有制必然效率低下，国企垄断市场、阻碍了资源的合理配置，甚至雾霾也是国企之罪。妖魔化中国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是以“高投资，高能耗，低效率，低技术进步”为特征，靠投资驱动的粗放型增长，已经难以为继。因此中国必须通过顶层设计回过头来走苏东国家20年前走过的股份化、私有化、市场化的道路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高铁危言》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代表作。
有幸的是历史再次眷顾中国，苏东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股份化、私有化、市场化改革为中国的改革做了大样本，多样化的实验，中国只要继续秉承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论，实事求是地考察研究评估这三十国25年的实践成果，看清这些国家在西方理论顶层设计指导下是走上了一条振兴之路，还是没摸着石头就直接翻到沟里去了，汲取经验教训，从而有助于中国深化改革扬长避短，避免犯“颠覆性错误”。
4.“休克疗法”始作俑者为后社会主义国家失败改革的无力辩白
回首当年柏林墙倒塌，无数人曾欣喜若狂，从东柏林到乌兰巴托，人民洋溢在幸福的憧憬之中，西方民主和繁荣似乎近在咫尺。然而这项人类历史上范围最广、最宏大的社会实践结果却出乎几乎所有人预料，严重背离了西方经济学原理的预期，不仅没有释放出改革巨大的活力和生命力，反而不久就开始给改革设计者和参与者迎头泼了一盆冷水。25年的痛苦经历，使得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普通百姓都不得不面对的严峻现实是，除了诸如爱沙尼亚和波兰这样的少数国家可以称得上有所进步外，后社会主义国家普遍被认为是失败的，经济停止、倒退，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福利缩水，寡头政治和新兴独裁者乌烟瘴气的民主政治使百姓丧失了原有的民主激情，从前南斯拉夫到车臣以及如今的乌克兰东部，战争打破了欧洲大陆四十多年的脆弱和平局面，那里的人民饱尝民族自决、民主自由的恶果。曾经的波兰报纸编辑及反共异见人士亚当·米奇尼克(AdamMichnik)嘲讽说，“关于共产主义的最糟糕事情”，“都是随后发生的”。
一心想在中国推动股份化、私有化、市场化改革的专家学者们自然对苏东国家令人失望的改革没有兴趣，甚至有意忽视他们的失败，只强调、夸大和营造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成功的虚幻氛围，目的就是要让中国人再现柏林墙倒塌时期前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迎接西方民主和繁荣的心态，让中国人在幻觉中认定中国只要推动他们顶层设计的改革，中国就将像美国一样富有。但从来不敢告诉人民，他们实际上采用当年苏东改革类似的方法，这种顶层设计的改革也有把中国带到同乌克兰一样糟糕困境的可能。
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经验教训，中国没有进行过大规模地、系统深入地调查研究和总结，但西方人一直在做，作为“休克疗法”顶层设计参与者，美国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教授，1991年到1997年间担任俄罗斯政府经济顾问的安德烈?施莱弗不久前在美国《外交事务》发表了一篇《正常国家——东欧后社会主义国家25周年回眸》的文章，从维护和辩解其顶层设计改革的角度整理了这些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发展的脉络，力图为那场失败的变革找回点面子。施莱弗教授认为包括15个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继承国家、14个前东欧共产党国家和前苏联卫星国蒙古在内的后共产党国家的改革贬斥为失败是一个错误，关于后共产主义世界，广泛流传的悲观描述大都是不正确的(显然并没有在中国广泛流传)。施莱弗教授的研究表明在整个前东欧阵营，人们的生活已有极大改善。自从体制转型以来，这些后共产党国家增长迅速，今天，它们的国民生活得更加富裕、更长寿，也更愉快。在大多数方面，这些国家现在看上去只是非常像其他任何经济发展水平相仿的国家。它们已经成为正常国家——并且，在某些方面表现更加优异。
尽管施莱弗教授极力反驳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失败论，然而他例举的数据却是苍白的。即使他选择苏东动荡GDP严重下跌的1990年作为基准，“1990年到2011年间，就增长而言，处在中位的后共产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的扩张要稍快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中位国家(挪威)。这些年间，挪威的人均GDP增加了45%，而乌兹别克斯坦上升了47%。波斯尼亚的国民收入增加了450%以上，其增长率在那一时期排名世界第三;阿尔巴尼亚排名第16，其国民收入增加了134%;波兰排名第20，其国民收入增加了119%”。然而，施莱弗教授所例举的30国中表现最好国家的改革红利，充其量达到和西方国家相当的“正常国家”，其它大部分则是他不忍言及的非正常国家，而中国以及效仿中国改革的越南所释放出来的改革红利才是惊人的。1990年中国GDP总量1.866万亿，2010年GDP增至39.798万亿，GDP为1990年21.33倍(>2100%)。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的经济总量曾达到中国的10倍，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约为日本的两倍。中国在航天、卫星导航、超级计算机、高铁、网络技术、信息技术、造船、军工、工程设备、核能、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产业七大产业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等等，众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正全面赶上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绝非所谓“投资拉动，粗放发展难以为继”所能歪曲的。反观曾经领先中国很多的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过25年的西化改造，如今除了受西方封锁的军工产业还在吃传统市场的老本外，其它产业除了卖资源外，几乎都成了西方现代产业的附属殖民地。曾经享誉世界的俄国、波兰重工业如今自主知识品牌产品已萎缩的无影无踪，专利发明、文化事业、高等教育更是一落千丈，这都是施莱弗教授研究报告故意回避的领域。
令人费解的是中国理论界盛行自我妖魔化、自我贬低的歪风，不顾中国和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成败对比铁一般的事实，无视中国几乎所有行业技术水平和盈利能力快速提升，技术进步水平举世无双的现实，硬要把健康发展的中国经济丑化成中国经济单纯靠投资拉动粗放式发展，极力否定有中国模式的存在，抹黑公有制，妖魔化国企，打击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民族自信、制度自信，并通过他们控制的教育、理论研究和舆论平台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改革的进程。
自我妖魔化理论正极大影响国企的股份化、私有化改革，并且不择手段地推进农村土地的私有化或变相私有化进程，鼓吹只有土地私有化才能释放农村改革的红利。可悲的是在这种理论风气的影响下，不少人迷信西方经济学理论，不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放不下身段去河里摸摸石头，真实地考察、探讨一下那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私有化的经历。中国人不愿做的事很久以前美国的教授已经捷足先登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俄罗斯、东欧问题专家，杰西卡阿丽娜-皮萨诺撰写的《后苏联时代的波将金村：黑土政治与产权》从一个侧面揭示俄国和乌克兰土地私有化的灾难。从1997年到2006年，杰西卡花费十年时间考察由著名苏联中央黑土带经济区分割而来的俄国黑土地区和乌克兰黑土地区的土地私有化问题，其中俄国部分面积大到有澳大利亚国土面积那么大，乌克兰部分则相当于德国的面积。十年间杰西卡无数次考察、采访、收集各种报刊资料和统计数据，挖掘改革背后的内幕。结论是不管两国在改革的时程上，两国私有化形式，权利架构，以及集体农场遗存的内涵或外延有多大不同，可以确定的是两国农民所面临同样的厄运是既没有成为土地的拥有者，也没有成为假定产权的受益人。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我们才知道，改革20多年过去了，拥有如此广阔肥沃私有化黑土地的俄罗斯每年还要进口大量农产品，梦想中的改革红利到哪里去了呢?
宗教般的迷信西方理论，自欺欺人般地罔顾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现实，中国理论界不去总结弘扬光大中国自己改革积累下的宝贵财富和经验，却有一批有很大影响力的专家学者一再推动模仿西方，走苏东后社会主义国家失败的老路，实在是一件发人深思的问题。
呼吁中国政府在做出重大改革决策前，应该认真研究苏东国家的经验教训，而不是被一味研究西方和美国的所谓专家、权威的“理论”所忽悠。毕竟和我们的国情类似的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如果我们却视而不见，不去借鉴，这也是不能原谅的颠覆性错误。
5.深化改革必须维护宪法的严肃性，以确保改革的大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国企已经焕发了活力，同时不可否认也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继续深化改革解决旧的和新出现问题。客观地讲，绝不能因为出现问题就全盘否定国企和以往的国企改革，甚至借机把一切问题都推到体制上，要把国企改革推到重来，走后社会主义国家曾经走过的失败道路。国企有国企的难处、私企有私企的困境，都需要在改革中进步。中国私企大都是家族传承式，一旦创业一代离去，家族还能够富几代是个未知数，而国企选贤、选能任期制相对更加稳定。特别是从社会公平公正的立场出发，国企承当更大的社会责任，特别是国家出现重大危机时政府有权直接调动国企的资源。而私企，即使老板把在国内赚来的不义之财成亿地捐给外国大学，最需得到救助的中国贫困学生也无缘置喙，因为一旦变为私有财产就神圣不可侵犯，但要是国企要把利润捐给外国就是绝对不可以的。
近些年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许多日本大企业不约而同的衰落，难道它们也都是公有制吗?显然不是，妖魔化使得中国国企处在一个极为不公正的舆论气氛里。事实上除极少数国家外，世界其它国家的企业绝大多数都是股份制或纯私有制，包括日本、欧洲国家、印度的企业近年来普遍比中国公有制企业更有生机和活力吗?这些私人企业主导的国民经济就比中国发展的更好，社会更公平和谐吗?花点力气考察一下，互联网上搜索对比一下不难得出答案。
事实上无论中国的投资效率还是国企的管理水平不仅大大高于那些后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均高于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认为股份化、私有化才是解决国企“困境”唯一途径，土地私有化才能解决13亿人的吃饭问题，恐怕不止是幼稚。
令人担忧的是谎言重复一千遍，在许多人、甚至决策层那里便变成“真理”和共识。由于多年来西方经济学理论在学界和理论界“圣经”般的灌输，一大批受过专业训练，包括政界、工商界、学界在内的许多人下意识地认为，中国的现行“体制”必须“转方式、调结构”，不加思索地张口就是中国投资拉动的粗放经济难以为继，潜意识里埋下的是只有私有化才是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唯一出路，他们骨子里的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理念正在自觉不自觉地把中国深化改革引入歧途，这无疑可能成为中国重蹈苏东国家“休克疗法”改革的覆辙，犯下伤及中华民族根本利益，难以逆转的“颠覆性错误”。
参考资料：
《中国十大可能的“颠覆性错误”》，郑永年
《高铁危言》，吴敬琏
《正常国家——东欧后社会主义国家25年回眸》，安德烈?施莱弗、丹尼尔?特瑞斯曼
世界GDP增速(年%)，世界银行
波兰GDP–真实的增长速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世界经济展望
《后苏联时代的波将金村：黑土政治与产权》，杰西卡阿丽娜-皮萨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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