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对“和平时期”的重新审视

　　身处非物理战时期远未居安

　　——对“和平时期”的重新审视

　　刘戟锋

　　和平时期的概念所指，似乎早已约定俗成，不言自明。但是，科技在进步，时代在变化，相应的概念也必然发生变化，正如习主席所说，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形势，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在新形势下，我们有必要对和平时期进行重新审视。

　　从军事力量的构成上看和平时期

　　战争的基本目的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但无论是敌人还是自己，都有依次进化和叠加的三种存在状态，这就是作为物理存在的人、作为生物存在的人和作为精神存在的人。相应地，军事力量针对人的存在，其构成也有三类，即物理战力量、生理战力量和心理战力量。

　　物理存在是人的最简单直观的外显性存在，物理战力量的运用即形成物理战，其目的就是摧毁人的物理存在，它具有硝烟弥漫、刀光剑影等立竿见影的感性表现，是消灭敌人的一种最原始的方式。

　　但是，历史表明，人类战争伊始，就存在物理战和心理战两种基本的作战样式。心理战不但发生于物理战前，而且贯穿于物理战始终，物理战则是心理战失效后的无奈选择。或可曰，世有物理战则必有心理战，心理战常有而物理战不常有。至于生理战，乃是人类在战争进化的过程中，发现使用化学、生物学的办法也可造成人的生理机能伤害时，所谓的生理战力量才登上集体搏斗的舞台。

　　如果说，物理战的发生历来具有明确的时段和空间，心理战、生理战则不然，它们具有全维度、无间歇、易攻难守、效果滞后的特点。也就是说，生理战、心理战力量的运用既不会狼烟滚滚，也不会杀声震天，而且具有一段时期甚至相当长的潜伏期。

　　我们因为太热爱和平、向往和平、珍惜和平，往往会将历史上某一段相对安宁的日子迫不及待地贴上和平时期的标签，而不管它是类似美国珍珠港遭袭前的日子，还是类似苏联解体前或颜色革命前的日子。只有事后才会发现，无论是苏联解体前或者颜色革命前，它们恰恰都是属于心理战力量运用的那个潜伏期。

　　这样来看，我们过去指称的所谓和平时期，其实只是尚未动用物理战力量的时期罢了，但并不能指认人家对我的生理战力量运用，尤其是心理战力量不动声色地运用。在装备发展和相应的力量建设上，特别津津乐道于人家物理战手段的进步，热衷于在物理战装备上东施效颦，追尾巴、照镜子，却因生理战、心理战装备不能产生直观效应，对其发展漠不关心、麻木不仁，必然影响到装备体系及其力量建设。

　　从国家利益的拓展上看和平时期

　　国家利益伴随着国家的诞生而形成，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农业社会的国家利益，主要限于领土和领海，国家之间无需往来沟通，只要没有领土领海争端，便大体相安无事。中国古人设想的小国寡民社会，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正是当时对和平时期的一种消极构想。

　　但是，近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将人类社会迅速推进到工业文明时期，国家利益被空前激活，扩张的欲望被无限激发。在早先限于领土领海的自然关系之上，衍生出经济关系，自由贸易乃至殖民贸易、黑奴贸易频发，而贸易难免产生摩擦，一旦摩擦大了，就会武力相向。因此，这一阶段的和平时期降临与否，其实取决于受害一方忍耐力的高低。

　　特别是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信息化浪潮的兴起，国际关系被叠加了技术关系，国家利益被添加了技术要素。知识产权、太空探索、网络空间、基因图谱、物种安全，都已成为国家利益的有机构成。此时的国家利益边界实际上已变动不居，模糊不清，传统的不同主权国家之间，其利益的交叉、重叠和冲突在所难免。美国人说，知识产权对美国而言，如同台湾问题对于中国一样重要。甚至声称，任何针对美国的网络攻击，都可视同对美国本土的攻击。此种思想观念，正反映了在技术进步条件下，对战争与和平关系的一种新认识。

　　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家利益也在急剧扩张。但和平时期的假想和隐喻，已无法有效指导国家利益拓展所必然要求的军事力量的相应崛起。如我们的海外利益已大大延伸，军事力量却不能提供安全支撑，每当海外风吹草动，哪怕小小的局部战争，也使我们深受其害。更不用说，我国尚处在分裂状态，台独、疆独、藏独势力依然蠢蠢欲动。可见，盲目乐观地固守和平时期的概念，只会导致对国家利益受损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从战略防御的指导上看和平时期

　　和平时期的概念，来自防御性战略思维的单向推导，即只有被动挨打时，才是战争时期，否则就是和平时期。中国在传统上是一个以农耕为主业的国家，黄河文明孕育的中华民族，因为腹地广大，土壤肥沃，风调雨顺，民风淳朴，大汉民族的一贯思维方式就是文治至上，知足常乐，小富即安，用不着对外主动发兵。

　　春秋战国是中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各种思想激烈交锋，相互竞芳，但在对待军事问题上，这些思想却显得惊人的一致。道家主张的是无为而治的思想，儒家主张的是仁者爱人的思想，墨家主张的是非攻思想，即使兵家，强调的也是慎战思想。

　　由诸子百家完成的思想启蒙，种下中华民族重文轻武的文化基因，它注定在军事上不可能采取积极进攻的战略。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现象很奇特，就是凡有朝代更替，口号主张必定改弦更张，但唯独防御性的战略指导，历经几千年却依然故我。

　　什么是和平时期?只有在国家利益没有受到损害，或至少没有受到大规模损害的时期，才能称作和平时期。显然，相对奉行进攻或扩张战略的国家，坚持防御为主的国家更倾向于使用和平概念，因为在所谓的和平时期，大家可以心安理得地歌舞升平，纵情于声色犬马，而不知祸之将至。

　　回头来看，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对于楚国、韩国、燕国、齐国、魏国、赵国等国家而言，可能都时间不等地出现过和平时期，但对奉行远交近攻之策的秦国而言，却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战争。对谁作战?既对首当其冲的抵抗国，同时也对其他暂时偏安一隅的旁观国。对抵抗国是物理战，对旁观国则敲山震虎、杀鸡儆猴，何尝不是一种心理战?

　　由此可见，奉行防御性战略，很容易自我陶醉于和平时期，而其结果是，在武器装备发展上不可能主动作为，在军队作战方式上不可能革故鼎新，仿佛一切都要等待兵临城下的敌人提供现实版的教材和教案。美国人最近提出战略安抚的概念，正是满足这种战略自慰的倾向。

　　中华民族的祖先早就有过告诫，要居安思危。居安者且要思危，我们今天恐怕还远远没有达到居安的地步，就更要思危了。不顾现实变化，轻率地使用和平的标签，只能说明我们尚在居危思安。有鉴于此，我们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和平时期，应改称非物理战时期，这样做，比较客观科学，更有利于我们保持警醒的头脑，加紧推进军事创新。

　　(《光明日报》2015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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