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20世纪末期以来，富士康与地方政府结成联盟，在中国大陆狂飙猛进，以惊人的速度进行资本扩张。一方面得益于政府帮助其建厂招工，另一方面也与在父权家长制压迫下的无处可去的农村女性紧密相关。在资本、政府与社会三者结成新的同盟的背景下，农民向农民工的转型，新兴打工者群体出现。然而，在这个新主体是否形成尚未可知的情况下，就已经面临着多重力量的压迫与摧残。这时候，消费梦被建构起来，成为这个新联盟的一种统治策略，新兴打工群体淹没在一个又一个的物质的、异化的消费梦想中，并藉此建构了自己的人生意义。然后，冲突正在向深处延伸……
欧阳是一个富士康女工, 她努力工作，渴望得到一部iPhone手机。当全球消费者在琳琅满目的电子产品前眼花缭乱时，这些产品的中国生产者也渴望像西方人那样随心所欲地购物。欧阳才十九岁，她跟我们聊起了未来。她一边想一边说：“有一天，我要开着全新的本田，衣着光鲜地回家”。这是欧阳的远期理想，现在她渴望得到一部iPhone手机，为了实现这一梦想她竭尽全力工作。
欧阳生于湖北的一个传统村庄。对于村里的各家各户来说，生男孩是头等大事。有了男孩，全家才抬得起头;没有男孩，全家都会遭到嘲笑，甚至饱受欺凌。当年欧阳的妈妈再度怀孕时，全家都充满了期待;但当发现生下的是女儿后，全家人都失望了。爸爸整天生闷气，奶奶因为抱孙子的愿望落空，甚至拒绝给刚出生的小孙女起名。后来，欧阳妈妈又生了两个女儿，喜得贵子的愿望被击得粉碎。
妈妈年轻的时候非常漂亮，所以爸爸娶了她。刚结婚那会，爸爸凡事都听妈妈的。但是生了四个女儿后，妈妈在家里就没地位了。爸爸掌控了全家，在家里爸爸说了算。后来爸爸对妈妈很不好，甚至经常打她。
欧阳因此形成了一种很强的叛逆性格。她说：“我要让全村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女孩有多优秀!”。欧阳对独立和自由的渴望，集中体现在她买部iPhone手机的梦想上。能来富士康工作在欧阳看来是离美梦成真又近了一步。
中学毕业后，欧阳本希望能进入武汉的职业学校学习摄影，但是父母不同意，因为家里没钱。那时父亲虽然做着建材生意，但是赚的并不多。四个姐妹同时上学给全家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每当欧阳想跟父母要钱时，就会感到羞愧，“就好像欠父母的一样”。
一怒之下，欧阳决定独立，于是离家出走来到城市打工。那时的她稚气未消，背着一个大书包，就出现在了上海一家服装厂的门前。因为一个表亲也在这里工作，欧阳便留了下来。她先从学徒干起，前三个月的月工资只有400元。那是2008年夏天的事。
欧阳在服装厂工作了一年。她说：“我每天都在生产线和宿舍、工厂、食堂这三点之间来回，生活单纯简单”。终于有一天，欧阳感到了厌烦。她觉得这里的生活，“除了窗外的四季，剩下的啥都不变”。
但是就好像不满之情已经深入骨髓，欧阳开始渴望改变自己的生活。她离开了服装厂，来到了昆山富士康。刚来的时候欧阳穿着低腰及膝裙，她的这身装扮比其他大多数工人都要时髦。欧阳通过跳槽努力提高着自己的收入和技能。
欧阳打算将来在武汉定居，一旦住下来，第一件事就是把妈妈接过来：
我们可以早上六点起床，手拉手去公园散步，七八点再回来吃早饭，吃完饭便坐在摇椅上，扇着扇子，聊着天。晚上我们可以吃西瓜，看电视。妈妈说过，只要过上几天这样的日子就知足了。妈妈只有两个愿望，一个是像这样悠闲地生活，一个就是去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我不觉得这有多难。我会帮妈妈实现梦想的。
跟很多其他工人一样，欧阳的梦想就是让全家人过上好日子，回家时兜里能揣着一部iPhone手机。为了实现这些梦想，欧阳不得不把自己交给富士康，而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富士康就这样榨取了千千万万工人的劳动力，他们跟欧阳一样有着自己的梦想。欧阳的经历是富士康在大陆发展的缩影。富士康在劳动力大小、厂区规模、工厂数量等方面步入了资本扩张的新阶段。富士康在大陆拥有一百多万劳动力，并已成为世界级的巨型工厂，富士康每个厂区的工人数量都十分巨大，从几万人到三十万人不等。富士康已经成了一种垄断资本，并通过生产全球50%的电子产品主导整个市场。
富士康：世界电子工厂
如果说“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些陌生的话，读者对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富士康”肯定耳熟能详。富士康1974年在台北成立，英文名“Foxconn”暗示公司生产能像狐狸一样敏捷。目前，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合约制造商，主要负责6C产品的制造，包括电脑(笔记本、台式机、平板电脑等)，通讯设备(iPhone手机)，消费产品(数码音乐播放器、相机、游戏机、电视)，汽车周边(车载电子设备)，电子书阅读器和保健产品。富士康2010年达到全盛期，年收益高达约952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了53%。
富士康成长为全球电子制造行业的领军企业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响应大陆的沿海发展政策，向内地进军。深圳经济特区毗邻香港，从1980年开始这里就对西方和亚洲资本投资敞开了大门。当地政府为海外投资提供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免税、低廉的土地成本和出口快速线性审批等。1988年，富士康在深圳开设了第一个离岸工厂，雇佣了来自广东农村的150名农民工，其中100人为女工。当时，深圳分厂采用了生产与住宿一体化的解决方案，大楼一楼是食堂，二楼至五楼是生产区，六楼是工人集体宿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台湾外派人员住在小镇上租来的公寓里。早期富士康的中层和高层管理主要由台湾人把控。
到了九十年代，富士康扩张进入了第二阶段。就在富士康需要更多人力时候，内地提供了大量农民工，富士康获得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并因此受益匪浅。在这一阶段，富士康需要专业化的劳动力和多样化的生产线，并在中低管理层雇佣了更多经验丰富的大陆人。2000年之前，富士康就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巩固了自己的生产集群。两地的政府，比如深圳、上海和昆山政府，为富士康提供了优惠的税收政策、廉价的土地、完备的工业基础设施和大量的劳动力。
在扩张的第三阶段，富士康通过在全国合并工厂和进行改迁，成功实现了资本垄断。从世纪初开始，富士康就着手利用中国北部、中部和西部廉价的劳动力和基础设施。早在2002年，富士康总裁郭台铭就被《商业周刊》称为“外包之王”，那时富士康的行业排名仍位居旭电和伟创力之后。2008年12月，富士康实现了全球销售收入618亿美元。随着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开始复苏，消费者对电子产品的需求也开始不断提高。在2014年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上，富士康从去年的第60位一跃升至第30位，收入实现了60.5%的惊人增长，达到了1320亿美元这一历史新高。
中国政府为富士康做了什么?
随着垄断资本的进一步扩张，资本在垂直方向上的集中导致了生产在水平方向上的空间扩张。随着生产成本不断上涨，通货膨胀不断加剧，沿海地区劳动力短缺，中央政府不断出台政策开放内陆，富士康沿海工厂开始向内陆迁移。国务院正式批复《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成渝”即成都和重庆)，以连接成都和重庆，进一步推动西部经济发展。有了中央政府的支持和鼓励，地方政府一方面通过建设商业友好型社会，来促进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地方就业，来扭转由来已久的劳动力外迁被动局面。同时，更多的年轻工人和已婚农民工则抓住了家乡的工作机会，不再去遥远的地方打工。根据2013年的政府数据，虽然东部仍是农民工的打工首选地，因为这里的工资更高，但是中西部已经缩小了同东部之间的差距：东部地区的农民工总数达到了4936万，中部地区6424万，西部地区5250万人。
总之，跟很多其他投资者一样，富士康积极内迁，前往中西部地区建设新的生产基地，以利用内地更低的工资和政府提供的便利条件。富士康在中国大陆拥有30多个工厂。
内地政府在其管辖的行政区域内，通过提供土地、公路、铁路、银行贷款、劳动力资源等优惠政策，同富士康建立商业伙伴关系。四川政府领导非常重视富士康成都园区的建设，将其称之为“四川省1号工程”。2010年夏天，德源镇对14个村庄进行了拆迁，来为15平方千米总规划面积的富士康综合园区腾地方(富士康成都园区的面积是富士康深圳龙华园区面积的五倍)。镇政府和村政府更加为富士康提供免费的招聘服务。一位四川工人给出了生动的描述：
富士康一招工，全市都疯了。当地官员抓住人便问来不来富士康上班。地方政府还把招聘当成了一种任务。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招工配额。这不是疯了吗?
例如，在红光和郫筒的镇政府办公楼里，人力资源部的负责人直接帮助到访的应聘者安排富士康面试。政府从成都富士康2010年第三季度投入生产时就开始提供招聘服务了，这极大地降低了富士康的招聘成本。
位于成都出口加工区的富士康“北区”是在以前园区的基础上翻修的，位于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富士康“南区”仍在建设中，政府向富士康收取的租金“远远低于市场平均水平”。怪不得富士康总裁郭台铭对政府的合作大加赞扬：
四川政府高效地启动了项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富士康将在成都追加投资，让成都园区成为全球重要的富士康生产基地。
我们在武汉、成都、重庆、深圳、昆山、廊坊和太原调查时发现，职业学校竟然向富士康“派遣”学生实习，并由当地政府的教育部门从中接洽。参加过富士康面试的学生们向我们透露，教育部门和政府工作人员“要求”学校安排学生到富士康实习。我们发现，由学校组织集体前来富士康进行实习的学生工，已经成为富士康各地工厂中的一个庞大的劳动群体。在我们接触的实习生中，大多数是在校二年级或三年级的学生，年龄在16岁到18岁之间。根据《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办法》的规定，实习单位不得安排学生每天顶岗实习超过 8小时。但是在富士康，实习生经常需要超时加班。学生们对此怨声载道：
我觉得专业学习一点用都没有;在这里一点都用不上。
不管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富士康需要什么你就得做什么，工作跟你在学校里学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在富士康学不到任何技能，每天只是在不断地重复一到两个简单的动作，就像机器人一样。
“学生实习”实际上是“学生劳动力”的一种形式，有助于富士康在生产高峰季，通过支付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提高产量和利润。富士康利用了无需跟学生工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法律漏洞，大规模使用学生工。因为学生工跟农民工不同，所以富士康无需为学生工缴纳社保(因为学生不是劳动法律法规的保护对象)，劳动成本进一步降低。就这样，富士康通过采用严格控制工人、对学生进行超级剥削为特征的劳动体制，实现了资本的快速积累。
企业文化
富士康的创办人和总裁郭台铭曾经说过：“ 不管高科技还是低科技，会赚钱的就是好科技”。这句话来自于《郭语录》，一本公司经理需要阅读和背诵的书。这一务实的格言跟邓小平“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名言有着惊人的相似。在富士康中，每当员工参加升职考试时，都会遇到一些要求默写“郭语录”的考题。例如：
逆境才是真正学习成长的机会
成长，你的名字就叫痛苦
走出实验室，就沒有高科技，只有执行的紀律。
“非公莫入”，富士康的每座工厂和每栋宿舍楼都设有安检，二十四小时有人站岗。工人必须通过多扇电子门和检查系统，才能进入工作场所。工人们不断表示，这套准入系统让他们感觉好像完全失去了自由：
我们不准将包括手机在内的任何金属物品带入车间，否则就会被没收。如果戴着项链或衣服上有金属扣，就必须拿掉，否则不许进入车间。他们(安全人员)有时甚至会直接把金属扣剪掉。
在生产线开始工作前，工人们需要进行准备活动。管理人员会问：“过得怎么样?”。工人们必须齐声回答：“好!非常好!非常非常好!”。据说这种军训式的练习能将工人训练成顺从的劳动者。生产配额和质量标准从上至下地传到金字塔的最底层，传到一线生产工人那里。
线长身上也有压力，因此他们严格对待工人，以完成生产目标。管理的底线是日产出量，而不是工人的感受。在日常生活中，工人们反过来也会打趣线长，开玩笑说富士康的“人性化管理”其实是“人训话管理”。一位男性工人激动地说：
如果富士康有人出了错，底下的人就要负责。如果出现了问题，就完蛋了，一级跟着一级……上级会将怒火洒向下级，但是底层工人怎么办?这就是为什么富士康一线工人要跳楼。
在工作日开始和结束时，经理和课长经常给生产工人训话。在连续工作10至12个小时(加了四个小时的班)后，尽管讲话内容往往是重复的，工人还是得花十五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时间站在那里听完。管理人员通常会对上一班生产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评估，提醒工人生产中的注意事项，重申工作纪律。工人们心里很清楚这些电子产品非常昂贵，没有犯错的余地。几位手机装配工说：
他们不断冲我们大喊大叫。这里的管理非常严格。我们就像被关进了劳动“集中营”，富士康通过“服从，服从，绝对服从”的原则来管理我们。我们必须要牺牲自己的尊严来保证生产效率吗?
尽管富士康试图对生产工人进行全景式的控制，我们还是发现愤怒的工人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进行反抗，包括日常反抗和集体反抗，手段包括：偷窃产品、怠工、终止生产、小规模罢工、甚至搞破坏。这些行为严重地影响了工厂的生产。在研究中，富士康的工人一再告诉我们，如果他们受不了生产线的管理，就会采取一致行动，放慢生产，让线长难堪。有一次，因为线长实在太严苛了，于是工人们采取了行动，最终通过迫使线长做出改变赢得了胜利;还有一次，生产订单一次来的太多了，最终每位工人都停下了手中的活，迫使管理层妥协。总之，尽管富士康宣传的是和谐，是“相亲相爱”，但是在高压体制下，工厂中还是无可避免地出现了冲突和抵抗。
结论
富士康代表了垄断工业资本的最新发展形式，它形成了一个无比巨大的全球工厂，主导着中国新一代农民工的生活，带来了前辈未曾经历过的磨难和苦楚。拥有数百万员工的富士康，通过中国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通过与地方政府深化商业合作伙伴关系，在市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富士康通过与地方政府结成联盟，在地理空间上以惊人的速度进行着资本扩张。为了吸引富士康到地方开办新厂，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各地政府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甚至到了忽视法律执行和劳动保护的地步。富士康的发展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资助，后者提供了大量土地和基础设施支持，保证了劳动力的供应，帮助富士康形成了独特的管理模式和全球工厂体制，而正是这种模式和体制为中国工人带来了悲痛和绝望。
富士康这种新型跨国资本的出现，生成了一种“逐底竞争”的全球工厂体制，形成了一种极度依赖农民工的压迫性管理模式。农民工构成了富士康的劳动力，却被富士康粉碎了希望、梦想和未来。在富士康的围城中，工厂规训要求工人不断提高生产力，而工人为了提高生活水平只能拼命地工作。由于地方政府不能切实落实劳动法律，类似富士康这样的用人单位才能堂而皇之地忽视超时加班等规定，从而满足全球即时生产体系的需要。在富士康，“科学”的生产方式和非人性化的管理模式，给工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劳动异化，社会支持缺乏，这些都普遍存在。当这些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年轻农民工身处于“一流”的富士康车间和宿舍时，他们却更加孤单、焦虑，更有异化感。自杀只是农民工众多经历中最极端的表达。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冲突在生产和日常再生产的节点上不断累积，最终导致了大规模劳动控诉和抗争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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