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解开这样一个悖论：在中国正努力将自己变为“世界工厂”的时代，我们却发现一种仿效阶级失语的趋势，其代价便是压制那些在全球化生产中遭受剥夺的打工妹或打工仔这一新阶级的兴起。我们力图探索新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所推动的“追捧全球化”霸权计划的微妙之处。这一悖谬的过程还体现在“阶级与革命”的历史性之中，一种源自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特殊的阶级斗争实践。对阶级斗争的谴责为全球化时代阶级话语的消逝铺平了道路，因此，我们发现了中国阶级形成的一种双重异化（如果不是创伤的话）。首先，是毛泽东时代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自上而下的表述；其次，是改革时代阶级话语的突然消逝。这种双重异化既是政治力量发挥作用的结果，也是社会结构制约力失灵的体现——它否定了快速变迁的中国社会中已经产生的关系。近年来有关社会分层和不平等的讨论取代了阶级话语，实际上是对“阶级斗争”概念的否定，同时也是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阶级分析终结论的呼应。韦伯式的分析看似不偏不倚，合乎逻辑，既意识到现有政治体制内在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紧张”，又肯定了解决问题的改革体制。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到韦伯式的社会分层研究，这一“自然的”转变背后，是对于退回到中国式社会主义（被视为“同等贫穷、政治动荡和极权主义”的同义词）的真正恐慌。新兴的中国工人阶级，在出生的那一刻便像一个到处飘荡的幽灵，没有声音、没有身份、没有栖身之所。
阶级的掏空
“阶级”的语言已经被悖谬地淘空，它像过去的一个亡灵，虽已死去，却盼望复活。我们困惑于这样一个奇怪而又残酷的生活经验：对于中国工人来说，阶级的生活经验非常明显，然而阶级话语却被严重地压抑。阶级话语不但被新自由主义的霸权计划所取代，并且同样遭到许多普通民众的反感和厌恶，后者不仅是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有时竟包括工人阶级自身。原本有可能表述阶级认同和集体性的阶级话语，被阶级主体自身的自我谴责进一步窒息。
这里我们观察到从毛泽东时期到后社会主义时期中国阶级的简要谱系，我们进一步对照城市工业区农民工的斗争，以理解全球化时代中国工人阶级“消解”的含义，以及自我形成中的斗争。我们认为，在对中国人口和劳动问题进行政策和制度控制方面，阶级话语缺失症(discursive dyslexia)发挥着重大作用，它不仅限制了劳动力流动、工作机会、居住地，而且阻碍了工人阶级自身的形成。“未完成的”阶级由那些被称作为农民工的新工人主体所构成，它体现了一个在当今中国不可能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当阶级语言已经消逝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新的中国工人阶级正破茧欲出。当代中国新工人阶级的形成，受到这些话语和制度性因素的结构性约束。
毛泽东时代“无产阶级化”过程的独特之处在于，是政治力量而非市场力量控制着整个进程。首先，毛主义对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做了重新解释，将农村的阶级斗争提高到和城市同等重要的地位。早在1926年，毛泽东就在他著名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提到，在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分析的目的是要区分共产主义革命的敌人和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是工业无产阶级。”然而，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为数不过二百万左右，“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尽管毛泽东对工业无产阶级的革命参与寄予厚望，但他非常清楚这个阶级规模太小。实际上，后来的革命及抗日、解放战争所依靠的主要是农民，毛泽东将他们划定为“半无产阶级”，看作是无产阶级的最坚定同盟。
然而解放之后，不是广大的农民，而是城市中的工人被称作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并因此成为新中国的主人。新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之一，就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革命而坚持阶级斗争。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初生状态不同，在毛泽东时代国家命令经济的背景之下，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只用了很短时间;相比之下，英国或其它欧洲国家的工人阶级，则是在市场经济下经历了至少半个世纪才形成。国有和集体企业迅速建立，出于抵御西方入侵的考虑，重工业获得优先发展。国有和集体企业还被塑造成“大而全”的“单位”，为新工人阶级提供就业、住房、教育和医疗等多重保障。国家无所不在，干预生产、再生产、消费等各个环节。当计划经济实现之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无产阶级化过程也随之完成。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消除阶级，而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先制造出一个工人阶级从而使其政治权力合法化，每个中国人都被安置一个“阶级成份”。表述政治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它不费吹灰之力就制造了一个显而易见的误识，将自在阶级演绎成自为阶级。
正如汪晖正确指出的，阶级概念在毛泽东的意识形态里体现了双重含义：一方面作为一个激进的图像，在永不停息的阶级斗争中重新激活(reactivating)一个社会主义乌托邦;另一方面作为一个阶级地位的标志，去为每一个中国人定位，结果产生了一个去政治化的过程。对毛泽东阶级概念的这一政治表述，导致一个“阶级认同的本质主义论述，它证明激发自下而上的政治转型是不可能的。相反，它成为最具压制性的权力逻辑，构成随后发生的派性斗争的基础。随着阶级话语单一性范围的不断扩展，‘出身论’或‘血统论’成为对作为中国革命核心的主观主义和能动主义世界观的否定和背叛。”因此，1949年中国解放之后，全国人民都被强加一个阶级身份，其分类根据是解放前的“阶级”背景：在农村地区是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在城市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专业人员、工人、商店售货员、小资产阶级、工商业资本家、小商人、手工业者、贫民、流浪者等等。1955年和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城市里的这些阶级类别很快地简化为两大阶级：干部和工人。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只有两大类官方的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级和阶层的含义已经不能够清楚地界定。
对于许多中国人，尤其是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而言，是阶级概念的“激进”一面——发展为1957年反右运动和随后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不断的阶级斗争——引发了一场名为“阶级斗争”实为派系斗争的难以想象、难以控制的混乱。阶级斗争的“激进”一面源于通过自我改造来践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信念，它是激进的社会转型的主观基础。阶级概念“保守”的一面则以僵化的阶级分类进一步限制阶级斗争的受害者，配合出身论和血统论的单一性话语，创造出阶级决定一切的宿命论。对“阶级”概念的双重阐释，不管是在“阶级斗争”还是在“阶级身份”意义上，都导致阶级的结构性脉落完全被剥离，换言之，自在的阶级被当作自为的阶级，阶级的实存性被否定。“阶级”在中国变成了一个幽灵，被剥离了自身的“斗争”，反而把“政治”作为自己的代言人和归宿。能指和所指之间的鸿沟太大了。阶级的幽灵，没有自身的化身(embodiment)，连顾影自怜都不可能。
当中国于1980年代初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时，毛泽东所建构的“阶级”语境在改革时期的中国被迅速击得粉碎。中国的无产阶级，先是被“政治”制造出来，然后被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工作和阶级位置填充结构性内容，现在到了要被赶走的时候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城市中产阶级和政府官员一起，转向新自由主义的现代性话语，毛泽东式的“阶级斗争”话语被永远地抛弃，中国工人阶级的特权地位亦被否定。中国阶级历史的悖谬是，正当阶级宣告消逝的时候，一支由涌进新兴工业区和开发区的农民工构成的劳动力大军正在快速形成。这些地区成为想利用中国庞大数量的廉价劳动力的全球资本的基地。因此，一个由来自中国农村的数量庞大的农民工构成的新兴的工人阶级呼之欲出。然而，这一新形成的中国工人阶级，当其作为一种阶级力量要诞生的时刻，却遇到重重障碍。当自在的阶级正在结构性地萌芽时，精英集团不但对工人阶级没有半点同情，反而试图通过各种权力技术对它进行扼制。在“自为阶级”的形成中，阶级斗争被再次提了出来。
阶级的幽灵
如果说是毛泽东的革命理想在中国引发了“阶级斗争”以及“阶级”的话，那么，可以说是改革宣告了阶级的死亡，取而代之的是现代性话语。1980年代早期的“伤痕文学”，起初只是受到迫害的右派知识分子对“文化大革命罪恶”的揭露，结果却演变成对“阶级斗争”论的谴责，并迅速成为新精英政治意识形态的共识。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整个知识界被一项取代阶级分析的、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的研究搞得不知所措。这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团队执行的题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及其演变”的庞大研究计划，将构造关于社会结构的新的社会话语作为政治上的责任。这项研究以韦伯的“社会阶层结构”分析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认为“‘阶级’这个词常常指涉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也就是，那些根据是否拥有生产资料而划分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利益上拥有多方面的冲突，彼此通过对抗和斗争产生联系。这个词使人们想起激烈的社会冲突、动荡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一些学者和群众对这个词怀有敌意，希望抛弃它。”这项研究的结论是当前中国社会分化为十大社会阶层——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失业和待业人员阶层。所有人都高兴的是，现代社会结构已经形成，“不同于传统的社会，现代社会的阶层结构不是金字塔型的，而是橄榄型的，其中大多数社会成员位于中层和中上层的位置，一少部分群体位于上层或者相对靠上，另一少部分群体属于最底层。”
“阶级”这个词在报告中一次也没有出现，相反，中国社会被描述为一个橄榄型的富裕社会，完全无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所创造的不断成长的工人阶级。并不是所有的中国社会学家都同意这样的结论，即中国社会已经成为橄榄型社会，达到富裕和谐的状态。在社会分层的理论框架下，更多人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型的，大规模的中产阶层在中国并没有出现。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紧张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因为至今还没有被称作中间阶层的政治安全阀，可以去平衡随着新兴工人阶级而来的高度分层的社会。正像社会学家李强所指出的，“因为长期缺少中产阶级，‘社会紧张’ 在一段时间内不能被轻易消解。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积极地为中产阶级的成长培育社会环境。”李强的终极关怀是为中国的改革制造一个社会稳定的局面，使改革进程不会被任何社会冲突，尤其是阶级冲突所打乱。
二十世纪后期，当西方再次和东方相遇时，阶级的死亡过程被复制。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始，社会科学领域的西方学者专注于宣告“阶级”分析的死亡，很快并且很自然地转向韦伯的社会分层分析。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不但在后社会主义的中国，而且同时在后工业社会的西方社会死亡了。西方社会的学术界宣称消费、闲暇、运动、性别、种族等等应该成为新的社会研究的焦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英美学术圈，关于阶级和劳工的研究变得过时;研究这一问题的人无法逃脱被描述为死硬的(die-hard)马克思主义者的命运，意思是他/她只知道埋头研究而搞错了历史的进展。一个缺少批判性的产业工人群体的西方社会，似乎意味着一个没有阶级和劳工的社会。阶级从来不是一个值得关切的社会问题。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转向进一步将关注的焦点从生产关系领域移到公民社会和消费领域，至多是对于中产阶级和消费的研究。说后结构主义研究无助于我们对阶级和劳工的理解，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尤其是涉及到行动者和主体性等问题时更是如此。然而，在西方“阶级分析”死亡的论述充斥各个角落。关于阶级和劳工的研究发表得越来越少。历史系、社会学系和政治科学系曾经把阶级当作关注的焦点领域，但到二十世纪末，已经找不到一个阶级和劳工研究的课程。当然，悲伤并不管用。主流的中国学者对于这一“事实”反而感到高兴，并且寻求把西方阶级分析的死亡这一宣称作为自己的庇护所。
受西方学者极大的影响，新千年之后，尤其是在社会学家中间，对于中国社会的社会分层和不平等的研究迅速增多。由于阶级在东方和西方的双重死亡，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分层这两个词被用来取代“阶级”概念。四个代表性的话语是孙立平的断裂社会、陆学艺的中产阶级社会、李强和李培林的中国社会碎片化趋势，以及李路路的结构化理论。陆学艺在题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的研究项目中，以中产阶级社会话语为社会和谐和社会流动提供了概念性指导，除此之外的其他三个人的研究都试图说明改革社会的结构性缺陷、断裂或是碎片化使贫富之间社会分化成为无解的难题。表面上看是渐进的话语，这些争论所围绕的中心是市场改革以及它如何产生出财富分配和社会冲突问题。然而，所有这些话语反过来又向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尤其是将焦点放在国家在解决社会冲突中的作用，因为国家依然是能够监控市场的最有力的政治机制。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市场需要法律和政治来规范。
在《远东经济评论》的一篇访谈中，被西方记者称作中国左派学者代表人物的著名政治学家王绍光谈到：“我把它(改革)称作‘大转型’。除了经济政策外，中国现在第一次出现了社会政策……在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和社会是嵌入在一起的，然后开始分开，现在又重新聚合。这尤其体现在医疗和教育方面。”王很高兴看到中央政府重新介入社会领域，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急切的经济改革中，国家从诸如医疗和教育等领域退出，遗留下巨大的不平等，现在开始被弥补。”
上述论述都涉及市场经济所产生的“问题丛生”的社会，但在这些论述中，“社会”和“社会反抗”概念却近乎缺失。在中国社会学家和知识分子那里，社会政策是用来平衡经济改革的东西。这些话语所包含的针对社会不平等的声音，在最近这些年导致了一门所谓的公共社会学的出现。在我们看来，这正是中国社会学历史内在的一部分。公共社会学实际上是中国社会学的特点，当国家要求社会学家参与改革的时候，这一特点就被创生出来。{14}事实的悖谬之处在于，这是没有社会的“公共”。在“公共”的名义下，大部分社会学家或知识分子在经济改革和全球化背景下仅仅能够谈论权力，期望出现好的政府(甚至不是好的治理)。当然，“阶级”概念常常被公共社会学关于社会不平等话语的论述实践所压制。
然而，正是在这一矛盾的历史时刻，用德里达的话来说，马克思的幽灵回来了。它必须回来。正如德里达所言，“反对意见似乎是无可辩驳，但是无可辩驳本身就表明：这个正义获得了新生，它超越当下生命或其实际存在、超越其经验的或本体论的实在性：不是朝向死亡，而是朝向一种生命的延续。”{16}这有一种“视觉效应：我们无法看到谁在注视我们”，但“这个幽灵般的存在的确在注视着我们”。正当“阶级”被剥夺了语言无法发声的时刻，一个新的中国工人阶级正在挣扎欲出。这个幽灵般的他者萦绕着、凝视着它自身，却不想被任何人看到。
以一种历史性力量？
社会两极分化问题引发的怨恨情绪，农村和城市出口加工区急速增加的集体行动，成为不和谐的杂音，使得人们不能再继续依赖新自由主义的话语去推动不顾社会成本的经济发展政策，平衡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成为一项政治决策。“和谐社会”建设需要一种关于城市社会和农村社区的新的“想象”，并且需要将工人阶级(包括数量已经萎缩的城市工人和广大农民工)重新团结起来。
正是在统治话语发生新转变之处，我们观察到阶级话语的回归。这又制造出另一个讽刺：国家宣称数量庞大的农民工是产业工人队伍的一部分，在2003年和2004年的官方话语中第一次承认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2004年之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题为“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的“一号文件”，公开声称“农民工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受到国家的保护和享受基本的公民权。和谐社会和对新工人阶级的承认看起来似乎是自相矛盾，但国家现在试图用国家保护和公民权的自由话语坚决地规避(circumvent)这个问题。有意思的是，与这一统治转向相伴随，出现了一些期待已久的中国学者关于新工人阶级形成的学术研究。吴清军2006年的论文“西方工人阶级形成理论评述：立足中国转型时期的思考”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处于转型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否形成像十九和二十世纪的英国法国那样的新工人阶级?如果新工人阶级形成了，它对中国社会的长期影响将会是什么?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沈原为当今中国社会两种类型的工人阶级形成模式提供了宏观的话语——一种是沿着博兰尼的关于脱域的市场对社会的专横以及劳动力商品化的循环过程这一论述归纳出的，另一种被马克思的资本主义阶级理论所型塑，即资本主义通过对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的剥夺，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劳动剥削。前一个用来理解国有企业工人的劳动斗争，这些工人的生活正经历着不断脱域的(disembedded)市场和中国社会快速的劳动力商品化过程的沉重打击。后者用来理解那些在沿海地区外资或私人企业中工作的农民工，作为正在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他们的生活被新集体宿舍式的工厂体制所控制，除了向资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
2006年标志着中国大陆阶级研究的再现。当吴和沈忙于阐释当今中国新工人阶级的兴起的时候，另一些人却倾向于消解这一新生的工人阶级。最有代表性的是于建嵘在2006年出版的著作，《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认为历史和政治地形成的中国工人阶级是“迷失”的。以对安源工人长达四年多的历史和民族志研究为基础，于激动地宣布，安源煤矿工人的集体行动不是沿着阶级路线组织起来的，因此那些工人的行动只能被界定为“非阶级的集体行动”。{20}
虽然于建嵘同情地呼唤中国工人的政治合法性，鼓励他们合法地组织起来，形成他们的阶级意识，依靠自身完成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但他从根本上低估了中国工人阶级理解他们在与资本、国家、新兴中产阶级和城市精英的关系中形成的自身阶级处境的能力。“迷失”的阶级是于建嵘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描述，并将其看作是来自他对于安源煤矿工人斗争深入和实证研究的一个科学结论。他的良好愿望是保护中国工人阶级的成果，使之免遭一些乌托邦知识分子计划的绑架，这却使他误入一个理论和经验的死胡同，以至于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在本体论上就是“迷失”的，当前的斗争本质上是非阶级取向的。这种去政治化过程的意外后果可能不是于建嵘的初衷，因为他急于保护工人阶级自主形成的“可靠性”。
另外两位大陆学者，许叶萍和石秀印则认为，如果工人的集体行动和劳动组织能够被吸纳入现有的政治体系，中国新工人阶级可能会被消解。他们说：“工人阶级可能会形成，也可能不会形成。它是否形成取决于社会能否把工人吸纳进现有的体制，通过对现有体制的调节，让工人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获得相对的公正。如果工人不能够被纳入既存的体制，或者如果他们仅仅在形式上而非实质上达到他们所认为的公正，那么马克思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的形成就是不可避免的。”
表面上是同情工人的需要，认可他们合法组织起来的权利，然而许和石保护工人权利的迂回路线却导致对现有体制的公正化，剥夺了工人阶级形成自己的阶级的权利。
一个新阶级主体？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考察了中国阶级政治和阶级话语中的一些历史性悖论。我们首先见证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新工人阶级结构性地形成时阶级话语的失语。阶级概念被限制在小范围的学术界。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新千年开始流行的社会分层概念完全取代了阶级概念，导致当今中国不可避免的去政治过程。我们还试图还原阶级话语消逝的历史过程，发掘根源于毛泽东“阶级和革命”时代的阶级连续和断裂的结构的奥秘。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代实践和他们关于社会分层与社会不平等的研究进一步扼杀了阶级话语，抵消了在快速变迁的中国社会中形成的对阶级冲突的新理解。中国对“阶级”概念的谴责伴随着西方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对阶级分析死亡的宣称，服务了改革的意识形态。现在对阶级分析的重现，除了一小部分之外，同样延长了一个去政治化的话语，消解了对中国向全球资本主义转型的可能的批评。
社会主义时期的毛泽东理论极为重视人类行动者及其创造性，并因此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社会的分析相对立。阶级概念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无疑是陌生的。中国农民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基础，然而共产党坚持声称自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政治象征与阶级主体之间关系的恣意性如此明显，使得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看上去倒像是一场“后现代工程”，远远早于后现代主义进入社会分析领域。能指和所指的差异如此巨大，既维持了“阶级”话语(这套语言对中国人地位的构造产生了持续而巨大的影响)，又同时使得“阶级”话语不再具有实质意义。难怪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符号需要不时地借助群众运动来弥合这种差异性。因此，不能将以“阶级”为身份的中国人看作是一种扭曲，而是对主体位置的一种质询，它需要比经济或者物质更加强大的一种力量。
中国新工人主体(打工妹或打工仔)的形成，他们的斗争、独特的色彩和活力、多重的场所，不再能被描述为或者政治化为单纯的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因为在当代中国，打工主体经历着、理解着、行动着并且规划着他们的人生轨迹。在追求全球化的中国，国家和资本的霸权话语稀释着阶级话语的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分析已经过时。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对于中国社会中的资本家和新兴精英来说，重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是一个当代工程。阶级分析的消逝可以隐藏阶级地位和社会特权，因而是新霸权的政治策略。为了给强调个体主义、专业主义、机会平等和开放市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话语扫清道路，阶级话语被彻底压制。因此，“阶级”的历史在中国被双重取代，首先是被国家，其次是被市场。阶级作为一个“符号”的幻觉是非常具有政治意味的，它使得在急剧变革的当代中国社会，阶级实践的意义无法呈现出来。
只有扎根于底层阶级的经验，譬如通过分析宿舍劳动体制下(中国打工者们亲身抵抗资本和市场的地方)的日常微观政治，阶级分析才可能作为一种社会斗争的武器重获活力。新的中国打工主体必须活出自身的阶级经验，作为其具体的生活斗争的一部分。如果中国人曾经被自上而下地强加一套陌生的阶级语言的话，那么，在全球资本主义和中国现代性工程的交汇处出现的新型主体(打工妹/打工仔)，正急盼着“阶级分析”的归来。如果“阶级分析”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一套死亡了的话语，在后社会主义中国重新凸显新的“打工”主体，就是一项及时的工程。我们希望工人的集体宿舍，作为控制和反抗的微观空间，同样能够为这一新的工人阶级开创一个改变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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