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毅，女，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香港理工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办的中国社 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毅主要研究中国劳工、性别及文化政治、全球化等。潘于1979年由汕头移居香港，1992年与1994年分别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与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系毕业。1998年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完成人类学博士学位。
潘毅的研究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她的《中国制造：全球化工厂下的女工》2005年获得米尔斯奖，为首次获此奖的亚洲学者。
正文
我们想利用这一个星期的时间重点探讨中国一个新的工人阶级形成的过程。当然大家都知道，中国新工人阶级的形成不只包含农民工，还包含国营下岗工人，也包含了国营转制工人，但我们此次将重点放在探讨这一过程中的农民工问题。
先讲讲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工人阶级。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在一个历史的笑话里面，或者说一个比较荒谬的状态下，当阶级话语在中国几乎是过时的、落后的时候，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讲阶级的问题?记得我二十几岁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时，校园里经常会有这种讲法：20 岁讲马克思，你是个好学的人;30 岁讲马克思，你是个激进的人;40 岁还讲马克思，你是个没头脑的人。我现在年近四十，已经是没头脑的白痴一族了。可是，我还是要讲马克思。我在40 岁这个人生交叉点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回过头来看阶级、看马克思呢?20 岁该看的时候我没有看，30 岁我在看尼采、福柯，40岁我才开始往马克思的理论上面走。其实，我是白走了一圈，这一圈我一直带着两个大的历史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会有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我们激起了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可是今天，它改变得非常快。而我们现在要建立的这种制度，我认为是一个问题。这就进入了第二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会进入这样的历史的发展阶段，而这种发展阶段比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描述的资本主义还要来得更粗暴。所以我要问的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走进这样一个年代？我自己就是在这两个大问题下来思考农民工的问题，或者说新工人阶级形成的问题。而我们现在一直在讲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而和谐社会就是取消阶级。我们现在研究阶级，很清楚，是为了到达一个无阶级的状态。所以，我们其实也是为了促进和谐社会而做出一点努力。
一个工人阶级的形成，我们首先要问到底是谁，为什么，以及怎么样形成?我一直有这种观点，中国经过30 年的磨砺、30 年的改革，创造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群，叫做农民工。农民工是改革的产物，也是改革的创造者。可是我们对这段历史的书写还远远不够。
研究农民工其实是解构农民工，而解构农民工的前提是我们要颠覆这个身份的形成。农民工作为一个人群，作为一种身份认同，是外在于工人之上的。要记住，我们研究农民工是要解体农民工，让农民工可以真正转化变成工人。所谓我们理解的工人阶级的形成，或者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就是让农民变成工人的历史发展过程。
我一直认为，过去30 年中国变成世界工厂的过程并没有特殊性。我们看历史，看其他国家的发展经历可以知道，所谓世界工厂其实是工业化以及城市化的一种潜藏物、一种结果。中国的经验特殊在何处呢?我们的无产阶级化特殊在何处呢?其实就是农民在转化为工人时并没有完成转化任务。为什么农民工已经是一个新的工人阶级，它的前提是什么?我认为，过去30 年的改革已经创造了一种物质条件，工人阶级的形成已经有足够的条件。那么我们要问，这种形成以什么方式来进行?国内这种新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经验，跟其他国家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我们这一代人跑到西方去读书的时候(我去的时候是90 年代中期)，几乎没有一个人讲马克思，也没有人讲阶级，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刚好是要告别马克思的年代。告别马克思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已经到达中产社会的状态，他们认为他们没有工人，认为消费者替代了劳动者，他们在处理社会内部问题的时候越来越感到马克思理论的不足。所以，他们走向后现代、后结构的理论中去了。我的那本《中国女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成的，所以你们会看到有福柯等很时髦的理论。但是，我认为这本书没有把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处理好就跑得远远的。比如，我当时没有处理好中国社会结构的问题，没有处理好中国的社会关系的问题。我在没有处理好中国宏观的结构性问题的时候，就跑到非常微观的层面去了。我不是认为我原来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而是认为这种做法非常不足够，我没有在中国变成世界工厂这个比较宏观的层面下来看中国的问题，也就造成我整本书没有处理阶级形成的问题，而是把阶级问题边缘化了。这是我那本书最严重的缺点。
我回国后开始回到马克思，是因为我走进了一个“女工关怀”的NGO，让我能自觉地对应到权力和资本，让我感觉到在对抗状态下一个工人的压力有多大。这时我发现，我原来把权力放到个体及身体这种微观层面去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一个大的环境、一个大的空间，而这时的权力还来得更加赤裸裸。我这次走进工业区，想推动工人做一点小事情的时候，才使我整个人开始改变，让我开始认真回到马克思的理论上去，也让我认识到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许多问题是可以对应我们今天的问题的。
我最近在看建筑工人的问题时，我认为今天的工人所面对的问题比马克思《资本论》中的问题更加残酷。在《资本论》中，我们看不到工人打一年工拿不到一分钱的情况，也找不到频频出现工伤的情况，《资本论》中根本没有谈论这些问题。我不认为是马克思故意忽视这些问题，我不认为有工人打一年工拿不到工钱的情况而马克思不把它写进去，也不认为有很严重的工伤而马克思不写进去。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面临的情况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时面临的情况还来得更加猛烈。
让我们回到马克思的基本概念上去，马克思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概念，比如生产方式、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不同的历史阶段会有不同的生产方式，不同的生产方式会创造不同的生产关系，比如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会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用一生的时间来揭示资本的秘密，他认为资本的秘密其实就是资本的累积过程，他一直追问，资本凭什么达到资本的累积?马克思主要贡献就是阐述劳动、劳动力、劳动价值等方面，他认为资本在使用劳动力的过程中产出的剩余价值制造了大量的私有财产，而这些私有财产并不像以前那样是由社会分享的，而是累积在一小部分人的身上，这一小部分人就是我们理解的资产阶级。资本使用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由于与工人无关，所以创造了异化过程。而这种异化过程又创造了工人与资本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无法处理，于是最后产生了阶级和阶级斗争。这马克思比较经典的一些概念。
马克思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在处理这样一个问题：资本主义到底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会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到底是一种进步的社会力量还是一种落后的社会力量?他认为在16 世纪就孕育了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因素，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现代工业的发展，世界工厂的扩张，特别是美洲的开发，这些过程有助于达到资本累积的过程。而刚才谈到，资本累积是资本主义最核心的概念。这样就造成了两个阶级分化的过程。
马克思经常讲，资本跟雇佣劳工是一个互相制造对方存在的关系，所以，没有资本就没有雇佣劳工，没有雇佣劳工也不会有资本。资本累积的过程是这样的，一个拥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资本家跑到市场上去，寻找自由劳动者。马克思说，等你一无所有只能变卖你的身体的时候，你作为自由者，作为一个个体把自己的身体作为一种商品来自由买卖。在我们还没有进入工业化的过程时，我们都是农民，都是一些小农，看起来，小农比工人生活更悲惨。其实按马克思的理解，他拥有土地，起码一小块土地，他自己能掌握生产工具，他可以决定产出什么。但是当小农变成雇佣工人时，他便失去了生产工具，失去了生产材料，也无法决定生产什么，无法掌握劳动成果。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制度就是不停地创造这种自由劳动者的历史过程，而这种过程是一种暴力的过程。这种暴力过程是通过一种圈地运动形成的。
当小农变得一无所有，成为自由劳动者之后，进入了劳动过程，其产出便是剩余价值，是私有产权，而这种私有产权高度集中在一小部分人身上。所以，资本和雇佣劳工之间的对立状态是无法避免的。虽然我们会偶尔听工友说某老板人很好，有工伤会立即送去医院，对工人很关心，但是资本和雇佣劳工的这种对立跟资本家作为个体是黑心老板还是良心老板无关。良心老板同样要榨取劳动剩余价值，他也需要资本的累积。
马克思理解的资本是一种集体的成果，而劳动也远远不是个体化的劳动，劳动也是一种相互合作的社会劳动，也就是说，资本需要把一个个孤立的工人安排在一起，用这种高度的合作性来推动生产。所以，管理在资本主义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通过管理把个体联合起来，达到一种合作的状态。在马克思看来，一个管理者其实是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所以，我们现在所谓工商管理绝对是一个资本的代言人。
马克思一直在研究劳动的异化，他看上去在讲工人的异化，其实他是在讲人类的异化问题，而工人异化问题是一个典型。他认为在劳动过程中工人经历了两个异化的过程，一个是人自身的异化，一个是人与自然的异化。我们稍作解释，第一点，劳动跟工人是外在化的，是外化的过程，在劳动过程中，工人不是在实践自己，而是在否定自己，找不到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何在。换句话说，劳动的时间不是属于我的，是卖给了工厂的，而下班的时间才是我的。这就是说，劳动过程中工人是一个异化的过程，工人掌握不了劳动过程。第二点，刚才说的是工人的劳动过程是不属于工人的，现在讲的是工人的劳动成果也不是属于他的，也是外在于他的。而且劳动成果还与工人站在对立面，成为一种对立的关系，这样就造成一种劳动的对象化过程。举例来说，当一个工人在Disney(迪士尼)的现代化工厂里面生产出精美的公仔时，按理说她应该感到骄傲，但是当她发现她没有能力为自己的孩子买一个她生产的公仔时，这个公仔，这种劳动就站在了她的对立面。又比如建筑工人，去年我们与北大学生一起在工地上做研究。在这些工人想不到更好的办法来追讨工资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告诉我们，他们想去破坏自己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别墅。
刚才说到，马克思所讲的异化是整个人类的异化，而这种异化其实是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才更加极端化的。马克思强调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私有财产的问题。而解决私有财产这么重大的问题交给谁解决?马克思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工人阶级，这看上去很天真。他之所以交给工人阶级是，因为他认为工人阶级的劳动是整个资本主义最核心的问题，所以，只有借着工人阶级的解放来解放人类，来解放社会。
如何解放呢？马克思在1844 年就问过这个问题，德国那时已经相当资本主义化了，他问，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可能性来解放我们的国家。当时他的答案是这样的，一个阶级必须形成，而这个阶级需要有激进的手段，这个阶级的历史任务是解体阶级。他认为工人阶级的苦难其实是整体社会的苦难，这种苦难是具有普遍性的。那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在哪里呢?答案是，工人阶级不但是在处理单一阶级的问题，还是在处理整体社会的问题。所以，马克思说社会的瓦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瓦解，而谁能扛起这一重任呢?那就是无产阶级。马克思认为，当无产阶级宣称当今这个社会的制度是有问题的，是需要瓦解的时候，无产阶级也就讲出了无产阶级存在的秘密。无产阶级的存在就是他创造了剩余价值，可是这些东西又被拿走了，他经历了异化的过程，所以，无产阶级具有极大的动力来改变自己，挑战现在的权力结构或者说资本的支配状态。
马克思认为，当无产阶级否定私有资产时，无产阶级其实已经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最大前提。这么重大的历史任务交给了无产阶级，但是无产阶级不是一天就形成的。在文本上，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形成梳理了四个部分。他认为这种抗争首先在小规模上进行，是个体的不满造成的，个体可能因为拿不到工资，工资太少，或受了工伤。由工人个人不满工厂对他的操控扩大到整个工厂，扩散到一个行业，慢慢地把个体变成集体。个体在与资本的角力中如果不团结起来是不能成功的，所以，工人会先慢慢地解决工人内部的矛盾与竞争。第二点，大工业的发展是要求工人数量不断扩大的，这让工人非常集中于工业区，集中于工业城镇。因为数量更由于集中，让他们感觉他们是有力量的，是可以共同来对抗资本的。他们越来越知道，资本内部会有竞争，过几年便会有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是因为过度生产而制造的资本内在矛盾。工人知道，每次经济危机都会影响他们的工资，同样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力量。当他们需要保护自己的工资时，他们感觉到需要一种集体的阶级力量。所以资本与劳工的对抗不是个人的过程，而是一种阶级化的过程。最后一点，工人迟早会感觉需要建立集体的基础，这种集体的基础可能是工会，也可能不是。而且工人也认识到，资本本身其实也日益联合起来了，所以工人不联合起来便不会有对抗成功的机会。工人的抗争其实是一种政治抗争，工人必须知道他们是一个阶级，然后走到一起，形成一种阶级力量，这便走向成熟。
马克思在著作里给我们比较清楚地梳理了阶级存在的物质条件、经济条件。可是，虽然我们说农民工作为一种阶级的外在条件早已成立，但这不代表他们从自在走到了自为，这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
(本文节选自潘毅、卢晖临、严海蓉、陈佩华、萧裕钧、蔡禾，2009：《农民工：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开放时代》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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