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四年，我们终于回国了。
不少朋友问：你们为什么要回来啊？
在美期间，有朋友好心相劝：“我身边的同事、领导去美国的都不回来了，你们有这机会出去，就别犹豫要回来了，赶紧申请绿卡啊！”
刚到美国的时候，美国这边的领导和朋友也提醒我们尽快申请绿卡。
美国绿卡
我们一开始就拒绝了，现在回国也是一以贯之，并且与疫情毫无关系。
在我们看来，这是无比正常、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在一些朋友看来，我们这样做似乎不正确，甚至难以理解。
这篇文章我就简单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未曾想过留在美国，为什么坚持一定要回国，并在此分享学习一百年前留学美国的胡适先生的《非留学篇》（节选）。
我们不想留美国与来美国之本意是根本相关的。我们来美是为了进修、学习，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并非为了移民的目的。目的达到了，自然要回去。
从大处说，我们从中国农村走出来，以贫寒家境、上进之心一路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读下来，国家给了我们莫大的支持和帮助。且不说众多奖学金和助学金的鼓励，就从中国每一位大学生的读书成本来说，我们交的学费只是极少一部分，大部分的费用是国家补贴的。
这一点很多人并不清楚，就算是读过大学、读过博士的人，也不一定清楚。不少人认为自己读大学交了四五千块的学费，就是购买了大学的教育资源。
实际上，以当下来说，公立大学本科生每年的学费大概是五六千块，但国家每年在每个大学生身上的投入有几万至几十万之多。这么大的国家投入，我们需要有所感恩。
国家培养了我们，我们自当回报国家和社会，更不用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有的担当。学成文武艺，回报我国家，这是自然天理，其实不用讲多少道理的，但现在流行的观念却以跑到国外享一己之清福（到国外是否真能享福尚且不论）为“应然”，这明显是被带了节奏。
胡适先生出国那会儿，正值清末民初，中国之落后、混乱与美国之先进、欣欣向荣形成鲜明对比，但在那一代人眼里，留学之后回国改造我们的国家与社会才具有最大之正确性。（胡适本人后来的作为本文不予置评）
钱学森、李四光当年在国外都有很好的待遇和发展前景，但他们毅然决然且历经坎坷回到新中国，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彪炳史册的巨大贡献。此时，在道德层面，回国仍是“应然”。
钱学森与家人辗转回国
近几十年，舆论导向不同于前，能留在西方，尤其能留在美国的人，成了国内“求之而不得”的人们追捧的对象。于是乎，我们这种自始至终都没想留在美国的，就成了“另类”和“奇葩”。
不过，统计数据比舆论“诚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自费出国留学的超过90%都留在了国外，近些年完全反过来了，留在国外不归的已经不足15%，这还是疫情之前的数据。
大家都回来了，留在国外却仍然作为一种“舆论正确性”存在，这是值得反思的一个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讲“忠孝节义”，“忠”字当头。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与自己有共同基因、共同文化的社会共同体，这不是什么封建迷信，这是自然赋予我们的本能，这是祖先刻入我们基因的生物信息。爱国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我们的基本感情和根本利益之所在。
在有朋友谈到中国诸种不好的时候，我太太曾说：“正是因为她有不好的地方，所以才需要我们回去建设啊！你走了，你是轻松了，可别的人呢？”太太这里的“别的人”，近则父母兄弟，稍远，亲戚友朋，再远，即是十四万万的同胞。
西方文化的核心关键词是“自由”，而我们中华文化的核心关键词是“责任”。我们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对自己的责任，也是对家庭、家族，对国家和整个世界的责任。
这个责任不是只有帝王将相才能担当，我们每个人都“万有引力”，都与自己、家人、国家以至整个世界有着普遍的联系，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都是在履行这份责任，践行这份担当。
从家庭层面来讲，我们虽然也认同现代核心家庭（由父母和其未成年的子女组成）应当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我们并不完全排斥传统的家族观念。事实上，在美国，也只是中下层普通老百姓的家庭是我们一般印象中的核心家庭，大资本家们是非常注重其大家族的。
洛克菲勒家族
我们深爱我们的三口之家，但我们也爱我们的父母、祖父母，爱我们的兄弟姐妹，爱我们的“七大姑八大姨”。这种血缘与交往凝结成的温情，令我们陶醉，让我们永远不觉得孤单。
我们爱他们，亦要为他们做点儿什么，与他们休戚与共，而不是一味只追求自己狭隘的“幸福”。真正的幸福是不会局限在自己的小家庭里面的。
中国历朝历代以“孝”治天下，这是又需厘清不是封建糟粕的文化传统。秉持孝道，我们就不可能像西方普通人那样只管自己的小家庭。我们需要为双方的长辈尽孝，需要为他们养老送终。这不是每年从美国寄回去点儿钱就能做到的，也不是偶尔的回国探亲能代替的。接他们都来美国，这更不现实。
从个人层面来讲，我们并不喜欢美国这清淡如水的生活。生活的丰富、有趣，还是在国内。
2014年中国按购买力评价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专家预计，2027年中国在一般GDP方面也将超过美国；另外，前两年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中国又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发展机会远多于美国。
二十多年前我听过一个故事，讲的是外国记者刁难周恩来总理的事儿。记者问：周总理，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走路都是低着头而我们美国人走路都是昂着头？总理答：因为中国人走的是上坡路，美国人走的是下坡路啊。
周总理这话放在今天也是非常合适的。中国人埋头苦干，向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向着曾经属于自己的世界中心位置努力奋进，而当下的美国，虽然仍不失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但走下坡路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谁如果看不懂这一点，那他真就是糊涂虫！
待在美国的巨大风险在于，你不知道它沿着下坡路会滑到何等地步。若能像英国一样，做个二流的发达国家也还不错。但美国复杂的种族矛盾、阶级矛盾、地域矛盾、党派矛盾叠加在一起，未来失去“老大”地位后会怎么样，不敢想象。无论如何，没人愿意待在这种不确定性中。对于中国人，更没必要削尖脑袋去美国承担这种风险。
以下是胡适先生《非留学篇》（节选）：
胡 适
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
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
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功半者也；
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
何以言留学为吾国大耻也？当吾国文明全盛之时，泱泱国风，为东洋诸国所表则……
磋夫！茫茫沧海，竟作桑田；骇浪蓬莱，今都清浅。以数千年之古国，东亚文明之领袖，曾几何时，乃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天下之大耻，孰有过于此者乎！吾故曰：留学者我国之大耻也。
吾所谓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者，何也？吾国今日所处，为旧文明与新文明过渡之时代。旧文明非不可宝贵也，不适时耳……
留学者，过渡之舟楫也；留学生者，篙师也，舵工也。乘风而来，张帆而渡。及于彼岸，乃采三山之神药，乞医国之金丹，然后扬帆而归，载宝而返。其责任所在，将令携来甘露，遍洒神州；海外灵芝，遍栽祖国；以他人之所长，被我所不足，庶令吾国古文明，得新生机而益发扬光大，为神州造一新旧泯合之新文明，此过渡时代人物之天职也。
吾所谓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又何也？请先言废时。留学者，不可无预备。以其所受学者，将在异言之国，则不得不习其语言文字。而西方语言文字与吾国大异，骤习之不易收效。即如习英文者，至少亦须四五年，始能读书会语。所习科学，又不得不用西文课本，事倍功半，更不待言此数年之时力，仅预备一留学之资格。
既来异国，风俗之异，听讲之艰，在在困人。彼本国学子，可以一小时肄习之课，在我国学子，须以一二倍工夫为之，始克有济。夫以倍蓰之日力，乃与其国子习同等之课，其所成就，或可相等，而所暴殄之日力，何可胜计！废时之弊，何待言矣。
次请论伤财……以吾一年留学之费，可养八人在上海读书之资。其为伤财，更何待言。
吾所谓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者，何也吾国文化中滞，科学不进，此无可讳者也。留学之目的，在于植才异国，输入文明，以为吾国造新文明之张本，所谓过渡者是也。以己所无有，故不得不求于人；吾今日之求于人，正所以为他日吾自有之预备也。
上所言四端，留学之性质，略具于是矣。夫诚知留学为国家之大耻，则不可不思一雪之。诚知留学为过渡之舟，则不可不思过渡后之建设。诚知留学为废时伤财之下策，则不可不思所以补救之。诚知留学为可暂而不可久，则尤不可不思长久之计果何在。
要而言之，则一国之派遣留学，当以输入新思想为己国造新文明为目的。浅而言之，则留学之目的在于使后来学子可不必留学，而可收留学之效。是故留学之政策，必以不留学为目的。此目的一日未达，则留学之政策，一日不得而收效也。
吾作《非留学篇》乃成万言。冗长芜杂之咎，吾何敢辞！今欲提拮纲领，为国人重言以申明之，曰：吾国今日处新旧过渡青黄不接之秋，第一急务，在于为中国造新文明。
然徒恃留学，决不能达此目的也。必也一面亟兴国内之高等教育，俾固有之文明，得有所积聚而保存，而输入之文明，亦有所依归而同化；一面慎选留学生，痛革其速成浅尝之弊，期于造成高深之学者，致用之人才，与夫传播文明之教师。
以国内教育为主，而以国外留学为振兴国内教育之预备，然后吾国文明乃可急起直追，有与世界各国并驾齐驱之一日，吾所谓“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者是也。
若徒知留学之益，乃恃为百年长久之计，则吾堂堂大国，将永永北面受学称弟子国，而输入之文明者如入口之货，扞格不适于吾民，而神州新文明之梦，终成虚愿耳！
《非留学篇》作于1912年（时年21岁），原载《留美学生年报》（1914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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