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周，证监会对许家印等恒大高管财务造假行为的处罚陆续出炉，相信对于他们其他违法甚至犯罪行为的处罚还在路上。我们号已经多次批判过恒大、恒大代表的房地产发展模式及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既然这周证监会的处罚与财务相关，我们就再从财务、现代公司制度的角度，分析恒大等民企在公司治理方面的巨大问题。
在我们前几天《TikTok的厄难，中国资本家的成人礼》一文中，我们提到“中国现代公司制度贯彻最不好的企业群体就是民企”，今天的文章就是对这句话的展开说明。
因为我们国家自纯粹由国企和集体组成的计划经济体转型成为市场经济，“国企”、“私企”的称呼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吃瓜群众的固有印象，“私企的钱就是私人的”听起来仿佛无懈可击，也是企业主们乐见的一种舆论基调。
另一方面，因为“建立现代公司制度”是国企改革的主旋律，绝大多数非专业人士对这一提法的理解与政企分开、完善管理监督制度等国企改革任务捆绑在一起，仿佛民营公司天然自带完善的公司管理架构。
然而，现代公司制度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私企的钱不是私人的”，为此设计了大量公司治理规则，防止实际控制公司的个人把股东、债权人的钱偷渡到自己名下。
公司的钱绝不是老板的，是公司的
现代公司制度起源自资本主义对集中社会资源进行大生产的需要，无论贸易殖民还是后来的工业化投资，所需资本规模远超农业时代个体地主、权贵或商人的剩余积累。为了降低投资风险、吸引更多人加入资本募集，这些聪明人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公司拟人化”。
一旦股东完成注资，公司就变成了一个法律上独立的个体，无论亏损还是欠债，公司的欠款不会无限连坐，出资人最多赔光股本，自己则隔离于公司的一切偿债责任。这就是现代公司制度的基石——有限责任和公司法人。
想象一种非人的主体独立运行、参与社会经济生活，与西方的宗教思维倒是一脉相承，法学人崇拜“法的统治”如是，经济学人鼓吹“看不见的手”亦如是。但在办公司这件涉及真金白银的事情上，资本主义很快发现了不对头的地方。
最先发现问题的肯定是债权人群体，毕竟他们是被有限责任制度盯防的一方。为了防止股东恶意破产逃避偿债义务，债权人优先清偿权等一系列制度被建立起来，也包括“揭开公司面纱”这一最后大招，我们会在后文展开细讲。
然后是中小股东，在按出资决定票数的规定下，中小股东无力反抗控股股东的决定；如果控股股东本身还控制公司日常经营，那中小股东利益保护只能祈祷大股东有良心了。尤其是股票二级市场扩大了中小股东的出资总量，却加剧了中小股东的分散程度，剥离股东和经营者角色的要求愈发强烈，才出现了所有者-经营者分离的种种制度，包括董事会和独立董事、内控内审、外部审计等等。
上述种种行为的核心只有一条：隔离债务责任就必须隔离财产，公司财产只能姓“公司”不能姓“私”，保护中小股东和债权人利益，从而保护他们为公司提供融资的积极性。这才是现代公司制度“产权明晰”的最基本要求，可惜国内理论和舆论中所谓的产权明晰都在搞所谓“政府-私有财产”的夷夏大防，或者批判国企产权“不够明晰”。
跳出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等直接利益相关方的视角，从社会资源调度的高度出发，私企的钱也绝不是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社会管不着的“私人财产”，反而具有极高的公共属性。
还从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两个角度来解释：
股权融资的公共性主要体现在公开上市之后，公开上市的流动性让公司的融资人从特定股东变成了不确定的社会公众，相当于公司从社会整体获得了巨量融资。英语中上市公司（listed company)也叫公共公司（public company），对公司治理和社会责任的要求也远较非上市公司严格，与中文语境中灌输的“私企”导向大相径庭。
债权融资的公共性更为广泛。但凡不是个体户、夫妻店等极小微经营体，现代公司几乎没有不负债经营的，而公司债权人本质上就是全体净储蓄者。
表面上，公司向银行或者债券购买人借钱，向下追溯，现代信用体系所提供的融资，全部来自金融业对居民储蓄进行放大后产生的信用货币。虽然你我个体储户没有直接借给公司钱，但我们的存款早已被加上信用创造的杠杆，进入了公司的生产经营当中。
图片引自知乎，具体原理读者不用细究，只要知道你往银行里存1块钱，银行能放出的贷款不止1块钱就行
继续深挖，虽然金融号称“把未来的钱融通到现在”，但物质资源可不会时空穿越，贷款者占有或使用的社会资源必然来自储蓄者当下减少占有或使用的资源，承诺未来返还（本金）并附带分享部分生产成果（利息）。所以借贷的本质就是对社会公共资源的占有，决不能因进入民营企业而被赋予“私”的属性。
信贷资金浪费或滥用造成的违约看似不会对储户产生直接损失，然而积累在金融系统的坏账终将侵蚀我们的存款，要么是大萧条那种全民倾家荡产的激烈爆发，要么是放水补窟窿货币贬值的缓慢缩水。我们普通储户要求强调信贷融资的公共性，是保护自己产权的天经地义的诉求，却只收到了与保护企业主产权相比微不足道的关注。
笔者唠叨了这么多，都不如导师两百年前的总结更精辟：“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公司千方百计动员社会公共积累进入其主导的生产，资本家却希望将生产资料和相应的收益划归私人所有、私人控制，怎么可能不在信用体系和分配体系中戳出无数的大窟窿呢？
规模越大的企业，占用的社会融资越大、使用的社会资源越多，越需要严格完善的现代公司制度“威逼利诱”公司控制人，按照最符合股东、债权人乃至社会公众利益的模式行事。一百多年前的翻译家将company这一源于英文“伙伴”的商业组织形式翻译为“公”司，真是抓住了社会生产的精髓。
许老板们想把民企坐实为“私企”
“望文懂义”是汉语的一大优势，但也容易让字面意思混淆词语背后的概念。“私企”的叫法既模糊了社会公众对现代公司制度产权的认识，倒也符合了许老板们把公共资金汇聚而成的公司资产，转化为私人财富或者挥霍消费的需要。
上面是券商研究总结的一些股东侵占公司财产案例，如果说在相对严格的公司制度和监管环境中，西方的类似行为必须走复杂技术路线瞒天过海，那国内民企的操作可谓“天然去雕饰”，突出一个粗暴露骨。为了避免被扣上“中伤”、“否定”、“极左”的大帽子，我们就以被定性了的许家印为线索，看看什么才叫现代公司制度下的“产权不明晰”。
现在许家印被处罚的事由是财务造假，这是掏空公司的必然表现之一。当然，财务造假本身也能够带来足够的利益，比如防止公司连续亏损退市，比如拉高股价方便大股东管理层套现，比如营造光鲜前景加速上市融资等等。从獐子岛扇贝屡屡跑路，到瑞幸光速上市再光速爆雷退市，太多民企甚至不愿意对投资人爸爸说实话，还能指望他们对消费者诚信以待吗？
农业企业造假的说辞都比较“质朴”，所以比复杂高端的造假更能吸引眼球
那么许老板财务造假的目的是什么呢？证监会披露在19、20年虚增巨量营收和利润，彼时的明面上，恒大一方面最后一搏试图借壳回A股上市，另一方面加大海内外债券发行，都需要光鲜亮丽的经营数据让股权债权投资者心甘情愿交出资金，来堵恒大暗处深不见底的债务窟窿。
当然除了“替公司着想”，许老板虚增利润还可以给自己带来最直接的好处。企业财报利润越高，大股东分红的空间越高。没有19、20年恒大虚增将近1000亿利润，许家印有什么理由自己分100亿的现金红利呢？10年-20年，许家印从恒大拿走500亿分红，整合不是努力工作的业绩奖励，而是套走了供应商和购房者注入恒大公司的血汗钱。
其他股东配姓许吗？
财务造假是违法行为，而一些薅公司羊毛的行为不仅难以判定合法性，甚至已经成为了“合情合理”的普遍现象。社会舆论喜欢关注公开披露的大企业高管薪酬，但也不会深入思考相关薪酬水平是否涉及掏空公司。
大多数情况下，学者和财经媒体等肉喇叭鼓吹“企业家精神”多么辛苦伟大，这些高薪是尽职努力合理回报，只有公司被高管搞垮了，批判高薪的声音才会短暂地占据舆论上峰。所以搞垮企业、浪费公共资金的“企业家精神”获得高回报无法根绝，金融危机后华尔街高管马照跑舞照跳，到硅谷银行倒闭前一天突击发奖金，再到恒大，从来没有变过。
比高薪更具隐蔽性也更具危害的，是高管对公司的挂账消费。在“私企的钱是老板私人的”错误导向浸染下，社会没有对企业公款私用行为的危害性有足够的认识：这不仅同时为公司和高管避税，更是把社会为生产募集的资金花在了私人享受上。大家批判恒大高管的奢侈浪费和恒大歌舞团，却不知道公司为“董事长孩子招家教”的现象天天都在身边发生。
有人辩解说，高管只有身心愉悦了，才能更好地为股东和社会创造财富，而且很多奢侈消费是公司公关业务活动。那怎么不让打工人身心愉悦地为公司创造价值呢，怎么不让打工人承担高档酒楼、高尔夫、夜店的业务重担呢？花公司的钱满足私人消费需求，本质上和官员公款消费一样性质恶劣，区别只在于公司高管有权把私人消费定义为公事而已。
上梁不正下梁歪，治理大股东和高管的公司制度缺失，我国民企管理中下层的内控制度往往也大幅落后于公司成长阶段。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私人企业无腐败高效率”，只有掩耳盗铃的观察者偏差。无论从公司大佬痛心疾首的自述，还是自媒体的业内爆料，都揭示出民企内部严重的腐败浪费。
许老板们能一边享受有限责任盾牌的便利，一边大大方方搬运公司财产的根本原因在于民营企业现代公司制度的极度缺失。我国大型民营企业享受时代红利，只用短短十几年甚至几年的时间成长为庞然大物，创始团队、大股东、高管往往高度重合，完全掌握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日常经营的全部公司权力机构。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话在中文语境被特化为警惕公权力的论据，实际上它适用于一切组织形式。现代公司制度的一大要求是所有权-经营权分离，职业经理人制度固然不能完全避免种种掏空公司弊病，但起码分割了大股东和经营控制者的利益立场，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分权制衡作用，但在国内民企的三合一现象中，实控人的权力是无限的。
独立董事、外部审计等用来制衡监督董事会的机制，也被实控人驯服了。现代公司制度的构想中，董事会必须包含一些不参与公司日常决策的“独立董事”（甚至要求独董占多数），高管任免和薪酬、外部审计的选择和重大经营决策，独董都有极大的话语权。但独董在民企演化为旋转门（13年禁令出台前）或者拉关系的福利花瓶岗位。康美造假败诉独董被追究连带责任后，大批独董选择拍拍屁股走也，独留投资人风中凌乱。
外部审计亦然，恒大财务造假事件中，第二大责任方就是审计恒大财报的普华永道。当年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入华被视为与国际“高标准”接轨的重要举措，人家是来帮助我们建立现代公司制度、提高财务质量的，哪怕多收点钱咱还得谢谢他们呢！可这么长时间下来，四大光顾着赚甲方的钱，也没教会或倒逼甲方现代公司制度，所谓学费不过是获得欧美赏你市场进入权的孝敬罢了。
讽刺的是，民营企业现代公司制度建设不尽人意的方面，国企反而是国内做得相对较好的一批。国企的所有权绝不可能归属于其经营者（国企官员），国企管理人员的经营方针和薪酬待遇受到出资者控制，消费行为受到八项规定管理，有国资财政、纪委、审计署等层层监督。当然，国企内部的腐败浪费现象没有因此杜绝，但起码有警察局但犯罪率不为0，强过因为没有警察局而犯罪率为0。
划好楚河汉界，揭开公司“面纱”
每每民营企业出现丑闻，一定有声音跳出来“围公救私”：就算恒大有错，你监管部门都干什么去了？笔者一直不满国内监管力度太小，为了各种其他考虑妥协监管，也坚决支持全面加严监管重罚狠罚。但看到这种言论还是气不打一处来：车撞墙了你知道拐了，公司出事你才想起来监管了？
我们必须看看监管部门长期面临什么样的舆论和决策环境：
不论出于对西方制度的迷信还是购买言论的威力，我国经济学术界和财经舆论界向来帮亲不帮理，对民营企业无条件支持，对政府无条件怀疑。任何对民营企业的合理批评都会被扣上夸张的大帽子，任何远不及国际惯例力度的监管都会被指责为扼杀活力、伤害信心，优化营商环境的唯一标准，是民营企业不负任何责任地顺心安心放心。
甚至为了营造呵护巨婴式的民营企业环境，他们不惜篡改一些最基本的市场经济概念，现代公司制度就是其中之一。现代公司制度的产权明晰要求明确区分公司财产和老板财产，保护产权要求企业主、公司法人、中小股东、债权人和公众储蓄的产权得到平等保护，在简中变成了一条：无条件保护企业主任何产权，哪怕从公司和公众偷来的财产。
不要低估舆论和各种专业建言渠道对政策的影响力。试想，决策者接触的理论概念从一开始就是被篡改的伪概念，而任何监管措施都会遭到学界和企业主的强烈抵制甚至谩骂，怎么可能有切中本质、力度充分的监管措施？现在才问“监管哪去了”，站着说话不腰疼。
回头看，20年起国家不允许恒大借壳回A股、房地产融资三条红线限制恒大继续举债，都有效防止了恒大风险的扩大和扩散。可财经舆论早就忘了他们当时是怎么批评、恶意解读这些措施的，房地产三条红线在这几年始终是专家学者攻击的对象，甚至变成了房地产萧条的罪魁祸首。吸毒者不埋怨贩毒者和他自己，却仇恨不给他钱买毒品的家人，什么人间真实啊。
11年指出恒大问题的香橼现在被捧为未卜先知，成为攻击监管不作为的工具，但他们不敢写出香橼的结局：花旗、摩根大通等九大投行发文怒批香橼缺乏证据、缺乏常识，恒大在香港报警并起诉。16年，“实践先进自由的西方商法理念”的香港法院裁定香橼败诉，被罚巨款、禁入香港市场5年，历史开了个无情的玩笑：香橼禁令解除的21年，恰恰是恒大塌房元年。
顺带一提，英语中“吹哨人”本意指向公众揭露企业侵犯公共利益的告密者，西方法律大力鼓励和保护吹哨人维护公众利益的义举。到了中国，举报批评企业是暴民、是反对改革开放，攻击体制反倒成了吹哨人。天天哭企业家寒蝉效应，我们普通储户才是被舆论和法务捂嘴的寒蝉。
他们的目的实现了，如果只论大企业的监管力度和社会责任要求，没有比国内大型民营企业的更优越的营商环境，以至于连最基本的现代公司制度都不必建立，仿佛一群体量成年、神经系统萎缩的巨婴。
巨婴搞不好生产创新，只会吮吸社会储蓄池的奶水。在过去二十年里，国内好企业的标准不是产品越做越好、技术越做越强，而是规模越做越大。公司控制人不在乎社会因质量和技术而给予他的报偿，只要公司能从社会储蓄池抽取更多的水，其本人的自留地就越滋润。为什么敲钟上市是很多企业主的梦想？因为这赋予了他们急速扩张实控资源和快速变现的能力。
只要依托公司的壳子切割偿付责任，欠钱就是就快的赚钱，甚至上市、举债等传统手段都不能餍足这种商业模式创造的贪欲，押金、预付款、集资等手段花样创新。
非法集资是这种商业模式的终点，路程上的各种模式也多少沾点
公司及其实控人抽出的水远远大于注入的水，储蓄池已经干瘪，从来不是因为大环境不好连累企业经营出问题，而是企业经营问题的不断累积搞坏了大环境。现在社会要求这些巨婴下地自己刨食，巨婴往地上一躺嚎啕大哭：“都怪家长搞穷了家”、“下地干活还让不让我活了”、“再打击我的信心我就投奔隔壁家”，可惜隔壁家反手就告诉他们投奔过去的下场。
好在这两年国家坚定了加强监管的方向，“有棱有角长牙带刺”将成为监管主旋律。除了针对风险存量倒溯处罚，还必须对很多概念拨乱反正，严格落实现代公司制度无疑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公司集中的社会资源只能用于生产目的，社会只包容生产过程中的失败责任，而非企业主攫取社会资源和收益的冲动。
公司财产和老板财产之间必须划出一道鸿沟，让公司的独立财产权真正明晰。恒大的钱决不能姓许，而是属于恒大公司，归于全体股东、债权人、购房人，并向公众储户负责。老板只能在公司治理的框架下影响公司决策，从公司的生产成果中分享属于自己的一份，而不是肆意支配中小股东、债权人和公众储户的利益。
如果老板主动越过鸿沟，滥用控制权侵犯公司财产和公众利益，英美也早就有了对应办法：“揭开公司面纱”，否定公司有限责任法人资格，揪出幕后黑手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是现代公司制度的兜底大招，国内专家念经只挑对金主有利的经文，导致该制度的讨论热度极低。是时候强化这一监管处罚工具，从根本上威慑侵犯产权的老板们了。
举例来说，本次证监会对恒大公司罚款41亿元，对许家印等高管仅处罚几百几千万元，根本没有反映真正的责任分配。一票恒大高管早已通过分红套现、天价薪酬和挂账奢靡消费等手段，将恒大资产偷渡为私人资产，重罚的铁拳应该直接砸在这些高管头上，否则不能发挥真正的追责和震慑作用。而恒大保交楼和后续的处罚决定，也理应继续穿透公司面纱，强制许老板们承担无限责任。
从最基本的现代公司制度入手，结束民企可笑可悲的人为性治理低能，才能塑造生产创造价值的企业生态。纯正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能认识到弥合公司社会化生产本质和资本家私有化欲望之间矛盾的重要性，国内肉喇叭还在无脑狂吹“私有产权”，既然你们想在市场经济中维护资本利益，那好歹完整学点资本主义搞出来的完善制度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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